法思想录

出版时间：2007-10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作者：李曙光  页数：469  

前言

　　从事高等教育的人都持有如下基本认识：第一，教学工作是所有大学第一位的中心工作，本科教学是高校的立校之本；第二，传道、授业、解惑是教师高于一切的神圣天职。然而，从事高等教育的人也都目睹了这样的事实：在目前的社会转型时期，一些高校在价值取向上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忽略了作为立校之本的本科教学，违背校情与国情，忙于挤进“研究型”，提升“排行榜”；一些教师在行为取向上出现了明显的偏离，他们淡忘了为人师表的基本职责，顺应着功利主义的潮流和导向，重论著数量与成果奖励，轻教学业绩和教书育人。这种顾此失彼的导向和状态与近几年来社会公认的高校学生心智与人文素养的不断下滑，求知兴趣的贫乏与知识结构的普遍褊狭，乃至有文凭却没文化有着很大的关系。　　应然与实然的巨大反差凸现了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如果长此下去，谁来切实关心广大学生的成长？我们何以培养出具有较高的文化品味与道德情操、人格健全的博雅公民，而不仅仅是知识窄化的职业人与为数极少的学科专家？国家何以变成科技大国和教育强国？

内容概要

　　《法思想录》是作者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现在的一些以法的思想为主的思想的记录，文章包括报刊文章、专栏、访谈、案评、演讲、书序等，每个部分又按时间顺序及内容分类排列，集中反映了作者对法律与社会问题的思考、解读、理想与探索。可以说，这是一部中国二十年改革参与者的历程全纪录，由于其思想的敏锐性和视角多元性，许多多年前的思想对现今中国改革仍具指导意义；这也是一部法律学者高度的智慧结晶，展示了法律人透过事实看本质的独有的深邃和洞见：这更是一部为人师者的心得感悟。

作者简介

　　李曙光，江西吉水人，法学博士，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曾参与全国人大财经委新《破产法》、《国有资产法》等多部法律的起草工作。

书籍目录

总序自序思想录——政府的转型与法律的转型社会转型从“身份”到“契约”（外二篇）新的机遇、新的挑战WTO推动“大变法”按市场经济法则办事攻克中国旧体制最后一块堡垒从“经营城市”到“经营制度”海尔发展需要的新战略从法律角度看“郎顾之争”中国改革的三大盲点未来中国面临如何分享改革成果的问题和谐社会与法治法律要成为社会利益平衡器文化转型政治文化与法律意识略谈“法制”与“法治”公民的政治角色略论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中国梦与这一代公权组织行为的道德示范效应法学教育改革的方向弗里德曼与中国法治进程的改革政府转型　政企为何分不开政府转型的目标与动力　执政能力：公共治理需要法治化宏观调控的法律视野　政府的转型与法律的转型用法治精神规划“十一五”　反垄断法：我们期待什么？勿将《反垄断法》理想化反行政垄断，路在何方法律转型宪法权威与修宪着眼于消灭一个个具体的社会罪恶从畸形的市场经济到混乱的市场经济弥补市场经济的法律缺失我们当怎样立法立法背后的博弈中国改革的法律成本立法应该重视成本效益分析……曙光视点——法经专论演讲、序与评论——市场经济的法律解释专访——从政策之治到法律之治守望法大——两种思考的传统

章节摘录

　　新的机遇、新的挑战　　历史往往重演几乎类似的一幕，或许个中原因是许多历史偶然事件的巧合，是由不同时段的政治家们对重大历史性时刻和事件孜孜以求的共同情结所造成的。　　在前一个世纪之交，晚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开启国门，中国人开始“开眼看世界”，西方文化大量涌进中国。中国从“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开始，逐渐意识到要学习西方的“政教文明”，而其中最重要的步骤是学习西方的法治文明。诚如曾率员考察各国政治的法部尚书戴鸿慈所言：“振兴法治，实属当今切要之图，立宪之预备，此为最急”（光绪三十三年修法奏折）。正是在有识见和开放思想的政治精英的推动下，晚清中国涌现了输入西方法治文明的第一次浪潮。遗憾的是，它留给后人的成果不过是译释西方法政名著、设馆编纂法典以及抄袭西方一些法律、法规文件而已。　　历史迅速翻过了一页，一个世纪过去了。在中国改革进入最艰苦、最关键阶段的时刻，中美两国双边协议的签署使中国加入WTO的前景明朗化，这不啻意味着中国又一次大开国门，虚怀拥抱新千年的全球化文明。历史是不是给了我们第二次机会，让我们一点一滴地输入人类先进的法治成果，改造我们的制度文明?　　我欣赏今天这次机会与第一次浪潮相比的不同点：在时空背景上，第一次浪潮时世界尚处在“野蛮其体魄”的“器物”科学时代，今天我们已处在数字网络连接的“知本”信息时代，全球市场已连为一体；在制度背景上，第一次浪潮时传统中国存留一个历阅千载、自成体系、保守拒外、特色鲜明的中华法系，而今天的中国经过20年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洗礼，已初步形成了一套与国际标准对接的法治体系；在接受心态上，晚清政府是在西方几个列强的压迫下被动输入西方文明，而今天，我们是作为一个有12亿人口的大国对135个成员国参与的国际贸易体系规则的主动选择；在输入模式上，上一次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的高压，敷衍以法典化的抄袭，今天中国作为WTO地位平等的成员国着重输入技术条款的执行程序与监督程序……　　正因为有以上的差异，这一次的机会有可能演变成人类新的法治文明大规模输入中国的第二次浪潮。在中国，历次外来制度文明的输入与变革往往遇到内部势力的顽强抵抗与同化整合，我更欣赏这次加入WTO给中国可能带来的“强制”与“约束”效应。　　WTO强调你融人一个全球化统一的开放的市场规则中，而不是以拒斥的心态恪守顽固的本土化的政策与习惯；强制你的法律制度与司法程序增进透明度，与国际标准接轨，而不能藉口“特殊国情”而上下其手有法不依；强制你的国企在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平台上去进行激烈竞争，而不是藉在政府优惠政策的大树底下纳凉；强制成员国民众的观念与意识要跟上知本信息时代的步伐，而不是当闭关锁国、对自身权利义务与法律意识漠视的“群盲”……　　WTO约束你的贸易壁垒、约束你的地方主义、约束你的政府保护与垄断、约束你政策的透明度、约束你的执行程序、约束你随意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约束你在市场经济中许许多多的“黑箱作业”行为……　　这种来自国际社会的“强制”与“约束”效应，是对中国根深蒂固的“人治”、“散漫”、“守成”与“专横”的一种最好的压力与对抗。为确保人类先进的法治文明能得到完整的输入，中国现在需要这样一种压力与对抗。　　（原载于《法制日报》2000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