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8年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章玉政 页数: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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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国内第一本关于刘文典的传记。刘文典是一位长期被历史忽略的国学大师,他“二十岁就名满大江南北”,极具传统士大夫的傲骨,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总是一副“狂生”模样。他师承刘师培、章太炎,结交胡适、陈寅恪,瞧不起闻一多、沈从文,追随过孙中山,营救过陈独秀,驱赶过章士钊,痛斥过蒋介石。刘文典曾为学人气节而坚守,也曾因时代弄人而无奈妥协,在他坚守与妥协的背后,正潜藏着对于整个社会命运的痛苦思考与深切悲鸣。作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之一,刘文典内心追逐的永远是独立与尊严。本书作者历经三年多时间,搜集大量一手资料,为读者展现一个个看似平淡的历史片段,实则寄寓对当今知识分子命运的观照与叩问。
作者简介
章玉政,1978年生,安徽枞阳人,《新安晚报》社首席记者。先后发表新闻、随笔、论文等三百余万字。近年来,致力于探寻新闻与历史的真相复归,并重点关注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新闻人)的思想史与心灵史。文章被收入Ⅸ科举百年祭》、《我们在民间》等。
书籍目录
序篇 被忽略的“国学狂人”第一章 缘起陈独秀第二章 两位“疯”老师第三章 追随孙中山第四章 变身新青年第五章 五四“守夜犬”第六章 朋友胡适之第七章 中西沟通家第八章 痛斥蒋介石第九章 风雨清华园第十章 千里走联大第十一章 偶像陈寅恪第十二章 恩怨闻一多第十三章 国宝级教授第十四章 “骂鲁迅”风波第十五章 “握手”毛泽东第十六章 “眼睛在头顶”结篇 并非尾声的尾声附录一 刘文典年表附录二 参考书目后记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缘起陈独秀1906年,刘文典的命运与一条河流紧密联系起来。那就是皖江。“皖江”并不是一条河流正式的名字。浩浩长江,流经安徽域内大约四百一十六公里,因而被人们略显张扬地称为“八百里皖江”。清代安庆府人朱书将皖江的地理范围圈定为安庆府六邑,但民国至今,当地人更愿意将之延伸理解为马鞍山、芜湖、安庆、铜陵、池州,以及滁州、宣城的部分地区。从人文地理的意义上看,皖江文化的核心地带大略应在安庆、芜湖两地。刘文典的生平,就与这个文化核心地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他的人生走向基本是在这里定格的。“叛逆”陈独秀说到刘文典与皖江的关系,就不能不提到陈独秀:他们的祖籍都是安徽怀宁,算是同乡。刘文典早年的许多人生轨迹,与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休戚相关。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舞台上,陈独秀一登场就是以“叛逆”的角色出现的,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想到,这个角色伴随了他的一生,并且影响了无数人,包括刘文典。且说这位十七岁便考取晚清秀才的年轻人,从小就不安分,家里人本指望他娶妻成家后会“老实”些,没想到他刚当了父亲,就盘算着自费去日本留学。1901年10月,陈独秀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日语。在那里,他接触到了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自由平等学说,接触到了一部分主张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的“励志会”会员。革命的火种,在青年陈独秀的胸中愈燃愈旺。这把火,很快就在当时作为安徽省会的安庆燃成熊熊烈焰。陈独秀选择的突破点,一是演说,一是办报。1903年5月17日这一天,大雨滂沱,但雨水并未能阻止陈独秀内心激荡的革命豪情。在安庆北门拐角的藏书楼内,他当仁不让,第一个登上讲台,开始了洋洋洒洒的“安徽爱国会演说”,逐一批驳俄国关于东三省的七项新要求,并大声发出呼喊:“全国人既如上沉梦不醒,我等既稍育一知半解,再委弃不顾,则神州四百兆人岂非无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之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庶使后世读中国亡国史者,勿谓此时中国无一人也。”三天后的《苏报》,报道了这一次演说会的盛况:因“书楼甚窄”,参加大会的人“多立门外而听”,虽被雨淋而不顾,大会始终“众情踊跃,气象万千”。各学堂的爱国学生更是“纷纷告假,多有不上课者”,并准备联合起来要求巡抚“电阻俄约”。这个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一转眼又成了通缉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无论晚清政府采取怎样的查禁手段,皖江文化核心地带的精魂,已经维系在革故鼎新之中。演说革命的道路走不通了,避走他乡的陈独秀却并不泄气,他想到了自己一直心仪的办报革命。其实早在1902年,他就计划创办《爱国新报》,“其宗旨在探讨本国致弱之源,及对外国争强之道,依时立论,务求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1904年年初,陈独秀悄悄潜回安庆,与桐城学堂的学长房秩五、吴守一商筹决定创办《安徽俗话报》。后来的现实证明,《安徽俗话报》的诞生开创了一个新的思想传播阵地,开启了一个新的精神拯救时代。刘文典走向皖江求学的道路,就与这份报纸的影响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说说《安徽俗话报》的概况吧。《安徽俗话报》其实是一本全部以白话文行文的半月刊,三十二开本,每期四十页左右,在安庆创刊,后来迁到芜湖,发行业务主要委托绩溪人汪孟邹的芜湖科学图书社承担。由于芜湖没有印刷厂,所有稿件编好后,寄往上海东大陆书局印刷,然后再寄回芜湖向全国发行。陈独秀自然成为《安徽俗话报》的“大拿”,既是主编,也是主要撰稿人。在创刊号上,陈以“三爱”为笔名,写了篇《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阐述办报的宗旨是“教大家好通达学问,明白时事”。陈独秀后来回忆说:“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的情感所驱使,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在陈的主持下,“呼号爱国救亡”作为《安徽俗话报》的第一要旨,得到了较好地贯彻与执行,用蔡元培先生的话说,“表面普及知识,暗中鼓吹革命”。创刊仅半年的时间,发行量就由最初的每期一千份激增至三千份。更为重要的是,《安徽俗话报》“为安徽地区要求进步的青年所欢迎,思想前进的教师,也把《安徽俗话报》作为开化学生思想的教本”。《安徽俗话报》从创刊到停刊,历时一年半,对安徽青年的思想转变,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在合肥读书学习的刘文典,或多或少受到了这种新思想潮流的冲击与熏陶,逐渐立志要讲洋务。“陈独秀等人创办领导的《安徽俗话报》、岳王会,以及曾活跃于芜湖的光复会、华兴会等,都对刘文典萌发反帝反清、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产生积极的影响。”两年后,刘文典毅然踏上了前往芜湖安徽公学求学的道路。安徽公学明清以来,芜湖一直是皖江流域的一个重镇。安徽的近代化过程就是从1876年芜湖被辟为通商口岸开始的。1897年的冬天,刚刚乡试落第的陈独秀新婚燕尔,倒也未觉寒意。此时,他刚刚“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正激情万丈,将眼光投放到书窗外的世界,开始了人生第一篇宏文的写作。在这篇《扬子江形势论略》里,陈独秀较早且敏锐地谈到了江城芜湖的重要:“芜湖距金陵一百七十三里又三分里之一,县城距沿江五里,南有青戈直贯皖南,西有裕溪可达皖北,故先主谓孙权日:‘江东形势,先有建业,次有芜湖,盖亦滨江要冲也。”’陈独秀此后的生活,注定要与芜湖产生不可割裂的关联。《安徽俗话报》的创办,就是陈独秀在芜湖投下的一颗“探路石”。在陈独秀的引领下,芜湖的革命风潮汹涌澎湃。但由于演说、办报风险均较大,许多仁人志士开始考虑转变革命宣传的途径,选择了开办学校,从发展教育、启迪民智人手,进行深入的思想传播。在此之中,安徽公学是较为突出的一个。安徽公学的创办人李光炯,名德膏,安徽枞阳人。这位清末举人曾随著名学者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因而萌生一种强烈的革新思维:中国要想转弱为强,局部改良不行,非教育不足以启迪民智,非革命不能改革政治。1904年2月,李光炯在湖南长沙创办安徽旅湘公学,接纳安徽在湘子弟,聘请革命党人黄兴、赵声、张继等人为教员。陈独秀很快关注到了这所学校。1904年4月30日,《安徽俗话报》第二期问世,就有一篇专为安徽旅湘公学刊发的招生消息:“有本省志士李德膏君,在湖南同乡官商中,筹集经费,禀请湖南巡抚,创设安徽旅湘公学,专收安徽人,学习普通各学。前月在省城,遍贴招贴,招收学生。学中学费、伙费,每年只收四十千文,已于本月初一开学。听说学规功课,样样都不错,我想安徽有志求学的青年,狠(很)可以到那里去学习呢。”褒奖之意,溢于言表。不料,好景不长。1904年10月,教员黄兴参与组建华兴会,密谋于慈禧太后七十寿辰行礼之际,引爆炸药,炸死聚集在长沙万寿宫玉皇殿行礼的湖南文武官员。不意起义消息提前走漏,黄兴等人被控“结党谋逆”。因为人事牵连,安徽旅湘公学在长沙举步维艰,李光炯遂有了迁校的动议。陈独秀在安徽旅湘公学迁至芜湖的决策中,到底起到多大的作用,目前说法不一。中共早期党员、陈独秀的“铁杆粉丝”高语罕认为,“这个学校从湖南迁来的,而迁校运动的中心人物,就是陈独秀氏”。不管事实是否如此,1904年年底,安徽旅湘公学正式迁往芜湖,更名为“公立安徽公学堂”,校址设在芜湖二街三圣坊。没多久,《安徽俗话报》第十七期上登出了安徽公学的招生广告:本公学原名旅湘公学。在长沙开办一载.颇著成效。惟本乡人士远道求学,跋涉维艰,兹应本省绅商之劝,改移本省。并禀拨常年巨款,益加扩张,广聘海内名家,教授伦理、国文、英文、算学、理化、历史、地理、体操、唱歌、图画等科。于理化一门尤所注重,已聘日本理科名家来华教授。学额:本省百名,外省二十名。学费:本省人不制取,外省人每月收英洋二元。膳金:无论本省外籍,每月均收制钱二千文。入学年龄自十五岁起,至二十二岁止,三年卒业。兹定于乙巳年(1905年)二月内开学,有志入学者,望于二月初十前偕保人或携介绍信来本公学报名,听候考验。必须身体健康.心地诚朴,志趣远大,国文通顺者,方为合格。安徽公学广聘的“海内名家”,包括陶成章、刘师培、苏曼殊、谢无量、柏文蔚、江彤侯、张伯纯、金天翮、胡渭清、潘赞化等,陈独秀亦于1905年起兼任安徽公学国文教师。一时间,名流汇集。安徽公学,吸引了省内外年轻学子的眼光。“大海里尝了一滴水”该说说刘文典了。关于刘文典早年的生活情况,罕见记载。根据有限的资料综合可知,刘文典出生于安徽合肥一个布商家庭,父亲刘南田,思想相对比较开明。刘文典系父亲填房夫人所生,兄弟排行第三,时人因此偶尔戏称他为“刘三爷”。与他同父同母的还有六弟刘天达,成年后做过贵州省镇远县、云南省昆阳县等地的县长,两兄弟感情甚笃,来往密切。可惜,刘文典的父亲没有亲眼看到这两个儿子后来的成就。在一次去上海购货的途中,突然发病,撒手西去。刘文典兄弟姐妹一共七人,五男两女,全靠母亲一人辛苦拉扯。母亲直到抗战爆发前才去世,晚年长期住在安庆,勤俭度日,当时刘文典已经是国内小有名气的大学教授了。刘文典自幼聪慧,读书过目不忘,因此被父亲刘南田寄予厚望,期盼着这个儿子长大后能继承家业,做个“洋买办”,光宗耀祖。幼年时代,刘文典除了像其他孩子一样被送进当地的私塾攻读“经书”和“古文”外,还跟随本地一家基督教会医院(今安徽省立医院前身)的美国教士学习英文。当时,国内已经逐渐兴起“大谈洋务,讲究新学”的潮流。但对于年幼的刘文典来说,这毕竟是他第一次接触到完全陌生的西方文化,内心的震撼可想而知。十几年后,他在《新中国》杂志周年纪念号上回忆起自己早年的生活,对于这段经历仍然是念念不忘:这是我第一遭和西洋的文化接触,看见他用的器物无一件不十分精美。而且件件都有神妙莫测的作用,心里十分惊异。我这时候的心情,竟和那荒岛里野蛮人初见白人探险家一般。读者诸君想必也都读过欧美探险家的笔记的,那上面所叙的土人初见白人的情形,就是我当年的写照了。我心里细细想看,西洋人真有本事,他的东西件件比中国人的强,难怪我们中国打他不过,又看见他替人治病,真正是“着手成春”,那“剖腹湔肠”的手段,就连书上说的扁鹊、仓公都赶他不上。他又教我用显微镜看微生物,看白血轮,用极简单的器具试验化学给我看,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近世科学的恩惠,就是我现在对于生物学的兴味也还是在那个时候引起来的。我这时候虽然是大海里尝了一滴水,但是总算识得了咸味了。这时候的中国已经进入20世纪初叶,晚清政治的没落,撞击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灵,偌大的校园里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刘文典尽管跟随这位教士学了一些西方的浅显知识,但“英文的只是些羊和狼说话、鹦哥和小孩子问答,汉文的只是些《创世记》、《大卫诗篇》之类。拿他和我们中国的书一比,觉得相差太远了”。刘文典的世界一天天在放大,有限的知识接触空间,让他的内心充满了疑惑与困窘。彷徨,独彷徨,他需要更大的舞台。而对于自己的眼界和学识,他早就感到不满意了:我生在安徽合肥县,这地方交通也很便利,离通商的大埠不远,若以常理说来,文化本不应该十分低下的。无奈这个地方的人,都有一种奇特的性质,不大喜欢读书,到今天莫说西洋的近世文明一些都没有沾得着,就连中国固有的旧文明也是毫无所有。这地方离徽州不过是一江之隔,而徽州的经学只往浙江跑,我们合肥人连戴震、江永、胡培犟、俞正燮的名姓都不知道。离桐城也不过两天的路程.而桐城的文章也不到合肥来,我们“敝县”的那些硕学鸿儒竟没一个配做方苞、姚鼐的云初。我生在这样的地方,是那幼年时代的思想,当然还是“原人思想”,对于宇宙,对于人生,竟没有丝毫的疑惑,以为人生就是人生,世界就是世界罢了。叔本华说“形而上学的观念是人人有的,把人类叫做什么‘形而上学的动物”’,要以我十一二岁时候的思想说来,这句话竟是错了。照这样昏天黑地的活到十二三岁,胡乱读了些“经书”和“古文”,会做些“今夫天下,且夫人。”的文章,心里全是些“扶清灭洋的思想”,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当时竟是一个毫无理性的动物。于是,刘文典选择离开家乡,到了繁华大都市上海。上海是新文化交融、流变的中心,爱国组织“中国教育会”于1902年11月在这里创办爱国学社,由蔡元培任学校总理,聘请黄炎培、章太炎等担任义务教员,向学生传输反清救国的新思想。刘文典所进学校的前身就是上海爱国学社。学校教学思想,依然是过去的“排满反清”那一套。在学校教员的热切灌输下,进校没多久,这个年轻人就抱定了极端的民族主义,以为中国贫弱到这样,全怪那些满洲人作祟,若是把满洲人杀尽了,国家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当时并不完全了解国家、社会形成的原理和改造社会的方法,只是一味地把罪过全推在五百万可怜的满人身上,“天天说排满”,恨不得立马就宰了清朝小皇帝。正当风华正茂的刘文典准备在这所学校里“大展宏图”的时候,不幸的消息传来了:由于过多牵涉政治,学校被勒令解散。初识“狂人”风味无奈的刘文典又回到了安徽。此前,刘文典已经从陈独秀创办的《安徽俗话报》上了解过安徽公学的情况,现在听说其即将开学招生,这对于正愁无路可走的他来说,无疑是个难得的机会。1906年,刘文典辞别父母,到达江城芜湖,正式进入安徽公学读书。这时候,在李光炯等人的苦心经营下,安徽公学已成为皖江流域最有名望的一所学校,与刘文典早前就读的上海爱国学社声名相当。安徽本省的学堂,如安庆的尚志学堂,桐城的崇实学堂,寿州的蒙养学堂、芍西学堂,怀远的养正学堂、萃华学堂,合肥的城西学堂,定远的储才学堂,还有歙县的新安学堂等,都唯安徽公学马首是瞻。来校任教或教学的教员,尽管不少怀有革命宣教目的,但本质上也都是胸怀真才实学之人。在课堂上,他们敢于突破陈规、大胆发言,冲破了传统教育的藩篱,一边传播文化知识,一边传播进步思想。在这样的课堂上,刘文典第一次感受到“狂人”大师们的风范。刘文典早就听说,在他到芜湖读书之前,安徽公学就聘请过生平坎坷、性情怪异的“惰僧”苏曼殊担任国画教师,据说还是陈独秀推荐的。从小缺少父爱的苏曼殊“性情孤介,足不出户,食宿之余,鲜与人语”,但是他教起书来却有板有眼、个性十足。
后记
终于敲完了书稿的最后一个字。墙上的时钟,滴答滴答,指向又一个冬日的凌晨。再过两三天,新的一年就要来到了。这本小书,从酝酿准备,到动手写作,再到正式出版,已经过去三年多的时光。其间甘苦,唯有心知。其实,写刘文典于我是一件不自量力的事情。他的一生跌宕起伏、纵横千里,但又褒贬不一、非议不断,确实是我的笔力所不能精准把握的。但这是我的一个梦。2005年3月,我作为安徽省第一个申请参与全国“两会”采访的地方都市报记者,跨越重重难关,最终如愿获准赴京采访。忙碌的间隙,闲逛北京大学附近的风入松书店,竟与刘文典先生“不期而遇”。那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名叫《刘文典传闻轶事》,汇编一些出名的人或不出名的人书写刘文典的文章。我毕业于安徽大学,对于“刘文典”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最起码知道他是这所学校的主要创始者之一。但我所知道的,似乎也仅此而已。在大学里,从未听人过多谈到关于这个人的故事。于是,我很有兴趣地买下了那本小册子,没想到却由此走近了一个清高孤傲、倔强独立的灵魂。我将这个灵魂的底色称为“狂”。在中国人的字典里,“狂”是个相当贬义的字眼,似乎总意味着浮躁,意味着无知。其实在这个汉字的深处,是一种对命运的抗争与努力,是一种对权贵的蔑视与逃离,是一种对尊严的坚守与把握。我喜欢这种“狂”,我觉得,它是疗治当下日益严重的“阳痿人格”、“犬儒主义”的最佳药方。刘文典的“狂”,绝不是一种妄自尊大,而是建立在渊博的学识与孤高的人格基础之上的狂傲。只可惜,这位大师级的人物被历史长期地忽略了,甚至连一个相对权威准确的“人物简介”都没有。关于他的,大多是一些道听途说、自相矛盾的传闻轶事,甚至文学虚构。正因为如此,当读完那本薄薄的小册子之后,我开始决定为这个理应得到彰显的灵魂,书写一个真实的人生文本。三年多来,我自费奔波千余里,先后到北京、云南、安徽等地的档案馆、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第一手资料,逐渐厘清刘文典生平中的许多“疑点”,清晰勾勒出刘文典丰富而跌宕的一生。写作的过程紧张而快乐。由于我的本职工作非常繁忙,每天需要处理大量的新闻线索、新闻策划,正常的上班时间基本上无法“占用”,只好利用周末、午休和深夜来进行“一个人的战斗”。如今奉献在各位面前的,是国内第一本关于刘文典的个人传记。正如大家所看到的,在写作态度上,本书尽量坚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史家态度,强调故事性与学术性并存,并大量采用第一手资料,为读者提供重回历史现场的直接途径。在框架搭建上,则采用以人物为明线、以时间为暗线的方法,侧重于寻找刘文典学问、思想的渊源。这也是本书的一个鲜明特点。它没有仅仅落笔于刘文典一个人,而是重点关注刘文典所在的那个时代、所属于的那个群体,还有那个时代、那个群体所集中绽放出的“思想光芒”。在我看来,这与当代人苦苦追寻的“自由精神”是心脉相通的,这也是促使我坚定写作本书的根本动因。希望我的努力,会被刘文典先生感应到,更希望会给当下的读者提供一点思想飞舞的空间。我曾经说过,倘若这本小书能够让读者在掩卷之余,略有沉思,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写作一本书,看上去只是一个人的努力,其实背后集聚着许多人的关注、支持与付出,有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此,尽管略显俗套,还是有必要在这里表达一些由衷的谢意:感谢刘文典先生的哲嗣刘平章先生。在听说我的写作计划后,他一直给予高度的肯定与鼓励。在我到云南收集资料的几天里,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亲自开车,送我到各个目的地,并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这份信赖与期待,是小书最终顺利写成的强大动力。感谢云南大学校史办主任刘兴育先生。我和他素昧平生,仅仅因为都热衷于刘文典研究,千里文缘一人牵。热情直爽的他,不仅将自己收集多年的资料如数奉赠,而且仔细审阅了本书初稿,提出许多具有创见的修改建议。这本小书,有他的一份汗水。感谢张文勋、陈红映、李作新、蒙树宏、余斌、吴进仁、闻黎明、郑千山等前辈,他们或提供丰富生动的回忆,或提供珍藏多年的手稿,或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为本书承受历史的检验做出了重要贡献。感谢知名学者钱理群、丁东、谢泳、傅国涌,安徽省古籍办诸伟奇,安徽大学刘伯山、曹高峰、疏延祥、刘勇,安徽新华学院方铭、刘秀丽、程庆乐,合肥爱知书店崔正义,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疏利民,中国新闻社安徽分社成展鹏、李君、刘鸿鹤,安徽省图书馆阚华、陈春秀,合肥市政协戴健、《江淮文史》陈劲松、《双语学习报》张锋诸位前辈、好友,还有公共知青沙龙的朋友们。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贝贝特图书出版顾问有限公司,以及尚未谋面的曹凌志主编。没有这个高效率的出版群体,这本小书的书稿或许还要继续待在电脑硬盘里。感谢远在天堂的母亲汪风云女士。就在本书初稿刚刚完成之际,一直在城里帮我照看女儿的母亲不幸遭遇车祸罹难。希望她在另一个世界里能看到儿子写的这本书,她教给我的善良、乐观、自信、坚强,将陪伴我一生。感谢大哥章玉兵。他一直默默关心着我的成长,鼓励着我所有的努力。他为小书题签的书名,是他内心真实的表达。希望他早日实现梦想。感谢妻子陆敏、女儿章陆一杭。因为写作这本书,亏欠她们太多,无法弥补。希望她们永远幸福。感谢我的单位以及所有的领导、同事。正是他们的理解与支持,让我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能够保持相对自由的兴趣空间。感谢他们陪伴我走过生命中最艰难的日子。感谢我的大学,还有所有的大学师长。我始终认为,大学改变了我一生。感谢命运。感谢自己。有时候,我在想:我是一名新闻记者,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书写现实,但是为何却突然对历史情有独钟?佛曰:不可说,不可说。2007年12月27日凌晨2时于淝上躬耕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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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这个特立独行,有棱有角的知识分子,终于有了第一本翔实的传记,青年记者章玉政为此付出的全部努力,告慰的不仅仅是一个已飘逝的灵魂。--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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