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8-3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作者:马振犊 页数: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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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关国民党特务组织及其活动的历史,是中华民国历史上隐晦最深的一页内容,在南京国民政府执政的二十余年间, 以中统与军统为代表的国民党特务组织急速发展膨胀并堂而皇之地登上政治、军事舞台。在复杂纷乱的时代背景下,特务组织由于其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与作用,在内政外交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的一些活动甚至于直接影响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于是成为民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 《国民党特务活动史》一书,是作者历时十余年,在广泛搜集了国内外档案馆所保藏的开放档案和资料的基础上,悉心写成的一部关于中统与军统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专著,其所具备的特点和其学术价值在于学术上的补白性、观点上的新颖性和内容上的开拓性。 虽然近十几年来,坊间关于民国特务活动特别是诸如戴笠生平生活的野史传记类的书刊充斥市面,但其中多数出版品都是以“内幕”、“揭密”、“艳闻”、“暗杀”等标题招徕读者的野史传奇类读物,以刺激读者感官为目的,不追求历史的真实,严重缺乏真实性和科学性,其中张冠李戴、胡编乱造乃至凭空捏造等恶劣现象比比皆是,这些出版物搞乱了历史。因此,针对民国历史上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活动,进行全面真实科学的研究,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并对其进行科学的分析,不仅对于进一步拓展民国史的学术研究范围,而且对于破解民国历史上的许多历史之谜,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民党特务活动史》是目前我们见到第一本以国民党特务组织与活动为整体研究对象的具有相当篇幅的著述,举凡民国特务史上的大小历史事件及其有关人物,在本书中都能找到详略不同的记载,其中许多内容是以来自海峡两岸及英、美等国的有关档案资料做依据的,这一点在有关研究论著中是难能可贵的,作者为此前往台湾及英、美查档,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书中所引的回忆资料也是有关当事人的第一手的叙述,加上作者的分析研究,因此其内容是具有实证性与说服力的。
作者简介
马振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出版过《惨胜—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等学术专著十二部,发表论文六十余篇。主要研究领域为民国档案与民国史,近年研究方向为国民党史、国民党特工组织史、抗日战争史。
书籍目录
这本书的特点/张宪文 第一章 国民党特务组织之产生背景 第一节 “特务”的定义辨析及其历史回顾 第二节 孙中山对特务工作的态度 第三节 蒋介石对特务活动的认识及亲身实践 蒋介石特务观的形成 蒋介石的初次特工体验 蒋介石的性格特点 蒋介石对特务的要求 第四节 蒋介石组建特务组织的历史原因 出访苏俄的负面效应 对德意法西斯特务政治的欣赏与效仿 第五节 蒋介石系统情报特工组织之产生 戴笠的出现 黄埔同学联络小组的活动 戴笠“密查组”的成立第二章 国民党特务组织之源起 第一节 中统组织的建立及其向特务机构的演变 第二节 复兴社、力行社、蓝衣社及其关系 复兴社——中国的法西斯特务团体 力行社、蓝衣社与复兴社的关系 康泽的“别动队” 复兴社的消亡 第三节 国民党内反对法西斯特务组织的呼声 第四节 以中统为中心的表面整合时代第三章 抗战前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及其活动(上) 第一节 密战中原,平息反蒋之乱 第二节 戴笠成立特务处,放手发展特工组织 第三节 国共在上海的特工战 中共党员钱壮飞潜入中统高层 戴笠系统特务在上海的组织与活动 第四节 “顾顺章案”的发生与中统的发展 “牛兰事件” 顾顺章的下场 第五节 厉行反共迫害民主人士 杨杏佛被刺案 史量才被刺案 徐恩曾诱降陈独秀的失败第四章 抗战前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及其活动(下) 第一节 中统“特工总部”在上海的活动 徐恩曾与中统的历史性发展 徐恩曾对中统的控制手段 中统在中共内部培植“内线” 中共“红队”被“细胞”出卖 野火烧不尽革命的火种 第二节 “安 内” 中统刺探中共苏区情报失误 江西前线的国共情报战 应付“闽变”为蒋立功 策动空军叛逃平定两广事变 刺杀王亚樵 捕杀抗日英雄吉鸿昌 第三节 “攘 外” 运用特务手段应付日本挑衅 粉碎日本“分离内蒙”阴谋 策反伪冀东保安队 协助建立空防情报网 刺杀汉奸张敬尧 行刺准备投日的石友三 第四节 内斗 庐山刺蒋案 杨永泰被刺案 第五节 两统应对“西安事变”第五章 抗战初期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急剧发展 第一节 军统与中统组织的正式成立 戴笠的“军统局”正式挂牌 戴笠的特工观及其人格弱点 戴笠对军统内部的严密控制 军统局的“临澧特别训练班” 军统内部的中共地下党 第二节 投入抗日作战 侦破黄浚父子间谍案捕杀南云造子 “八一三”战役前后的情报特务工作 成立“忠义救国军” 北方抗日特工战 协助惩办韩复榘 开辟“孤岛”战场 第三节 李士群叛逃与中统组织的分裂 第四节 血战上海滩第六章 抗日杀奸 第一节 军统的对日情报、破坏与反谍活动 军统制定相持阶段的情报与民众工作指导方针 武汉会战前后的军统对日特工情报战 第二节 刺杀汉奸头目,打击日本扶植的伪政权 日本扶植“南唐北吴”计划破产 行刺王克敏 枪杀张啸林 刀劈傅筱庵 第三节 河内连续刺汪行动的失败 第四节 蒋汪上海特工战 第五节 军统上海区的活动与崩溃 第六节 “抗日杀奸团”活跃于南北敌后第七章 对日伪的斗争和利用勾结 第一节 “两统”在宁沪地区重建地下组织及其活动 中统重建国民党南京地下市党部的活动 军统策动南京日本领事馆投毒案 南京沦陷后军统组织的重建与活动 第二节 “两统”与日汪的特工战 “派进唐生明”与“拉出周佛海” 在南京继续部署刺汪行动 狙击群奸“青岛会议”行动胎死腹中 中统刺杀汪伪特务头目丁默 军统策反周佛海掌握伪军暗杀李士群 在广东、江浙刺杀伪政权头目 李香兰其人其事 第三节 军统特务“宋子良”与“港澳会谈” 第八章 抗战中期的国民党特务工作(上) 第一节 “特种工作会报”始末 第二节 军统组织的进一步发展 军统局的组织扩充 军统的工作检讨与部署 军统的经费来源 军统组织“忠救军”、“奋勇队”及其对日作战情况 第三节 军统势力的大扩张 掌握交通检查权 控制对沦陷区的贸易 争得航邮检查权 插手缉私 渗入军队及军运系统 第四节 对日情报密码破译工作 密码破译工作的“四国五方” 池步洲与日本密电破译工作 神秘又神奇的译电专家杨肆 国共合作破译日密 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的成立与工作 军统局抢夺军技室的努力与失败 军技室内的中共情报线 军技室的工作改革 池步洲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电 军技室情报使山本五十六命归黄泉 军技室破译日本情报的重要成绩 抗战中的防空情报工作 第五节 “三面间谍”袁殊传奇第九章 抗战中期的国民党特务工作(下) 第一节 军统与中统的矛盾与火并 第二节 戴笠及其军统与国民党内各方的关系 戴笠与国民党要员阶层的关系 戴笠军统与地方派系首领的关系 戴笠与陈立夫的复杂关系 军统与陈仪的交恶 第三节 “两统”在大后方的活动 军统局重庆大本营的活动 “四川抢米案”与迫害《新华日报》 中统插手蒋介石家事暗杀章亚若 第四节 “两统”对延安的渗透活动及其失败 军统局西北区的活动 中统延安工作小组的终结 “肤施县长”与“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军统在延安的活动与沈之岳的冒险经历 军统晋东南站的活动 利用张国焘反共计谋破产第十章 中统对中共南方地下党的大破坏 第一节 江西省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整合马家洲集中营真相 第二节 破坏中共江西省委 第三节 破坏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 第四节 在偶然之中捕获廖承志 第五节 破坏中共南委及广西工委 第六节 历史的教训第十一章 “两统”组织的对苏对英合作 第一节 抗战初期的中苏情报合作 第二节 中统与英国情报组织合作的开始 第三节 中统助英训练中国留印海员 第四节 中英合作建立缅甸情报网 第五节 中英在马来亚的地下组织及其活动 第六节 军统在东南亚地区的活动 第七节 中美英情报合作会议 第八节 “SOE”在中国第十二章 军统的对美合作——中美合作所 第一节 军统对美合作的起因 第二节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 第三节 中美合作所的组织 第四节 中美合作所开办的各种训练班 第五节 中美合作所的活动 第六节 中美合作所的结束 第七节 对中美合作所的历史评价第十三章 抗战胜利前夕军统组织的活动 第一节 配合“豫湘桂战役”作战 第二节 迎接美军登陆中国沿海地区的准备 第三节 利用伪“黄洲国军”反共 第四节 抗战胜利前夕的作战第十四章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没落 第一节 物极必反 蒋介石下令不准中统抓人 国共重庆谈判 军统被迫保护中共领袖 抗战胜利后国内各界清除特务政治的呼声 第二节 “接收”与“肃奸”中的丑行 抗战胜利后的“抢收”与“劫收” 军统的战后“肃奸”工作 第三节 中共领袖专机坠落之谜 第四节 军统与中国原子弹研制计划 第五节 国特组织在基层的活动——以江苏省暨泰兴县、六合县为例 第六节 蒋介石对“两统”的不满戴笠的野心中统的内斗与徐恩曾下台 第七节 国共内战中“两统”的活动 “一二·一”昆明惨案 “二九”惨案(劝工大楼事件) 镇压“二·二八台湾人民起义”案 《文萃》案 “五·二○”血案 于子三惨案 申九惨案 捣毁重庆《新华日报》案 第十五章 国民党特务组织在大陆活动的结束 第一节 蒋介石决定改组特务组织 第二节 中统改组为党通局 重庆“较场口事件” 南京“下关事件” 第三节 党通局再改为内政部调查局 第四节 戴笠之死与军统改组为保密局 戴笠的应变准备 戴笠之死及其内幕 军统势力的苟延努力 第五节 保密局的内斗与挣扎 对北方中共地下党及民主人士的迫害 对民盟组织的迫害 破获荣德生被绑架案 刺杀李宗仁阴谋未遂 刺杀杨杰与龙云 毛人凤的无奈 轰炸中共首脑机关的阴谋 第六节 保密局的应变准备 在西南的大屠杀与大破坏 第七节 真假保密局的最后闹剧结语后记
章节摘录
插图:第五章 抗战初期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急剧发展戴笠的“军统局”正式挂牌1938年8月,在陈立夫掌握下的军统局第二处升格为军统局,维持原名“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不变。局长授中将衔,由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兼任,以后分别有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钱大钧担任过局长一职,但他们都知道其中挂名的实际含义,一贯以戴笠为主持工作的副局长,实际掌握军统局全权。所以在军统内部,上下人等从来只知道戴笠是他们的最高负责人,习惯上称之为“戴老板”。军统局内设秘书主任一人为幕僚长,先为郑介民,1939年10月郑因调任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该职由毛人凤代理。军统局下设处(室)、科、组三级,共有四室四处一委员会,即:秘书室:主任秘书张严佛,下设文书科、译电科、编制科、总务科;督察室:主任傅胜兰;会计室:主任徐人骥;技术室:主任余乐醒;第一处:处长杨继荣;下设人事科、交通科、训练科、警务科;第二处:处长何芝园;下设军事科、政治科、国际科;第三处:处长刘培初;下设行动反间科、司法科、特务队;第四处:处长魏大铭;下设业务科、工务科、侦收科;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先后由刘启瑞、余乐醒、谢力公担任。担任过各处处长的还有何芝园、魏大铭、赵世端、徐业道、王新衡、阮清源、郑修元、郭斌等人,主任有郭寿华、乔家才等。
后记
童年时代,我居住在南京城南的一条古老巷子里,青砖石路,老井青藤,构成了儿时深刻的记忆。但我还清楚地记得,每天早晨与下午,在上学放学的路上,总能看见一个穿着整洁而破旧中山装的老头,在默默低头清扫街道,他从巷口扫到街尾,既不四顾乱盼,也不与人招呼,仿佛就是一个天生的哑巴。孩子们追着他哄闹,他也不大理睬。听大人们说,他叫梅××,过去是个国民党“中统特务”,还是个“文书”之类,现在接受群众“监督改造”。于是,在我们一帮孩子们的心中,对他产生了巨大的恐惧感——“国民党特务”在那时无异就等同于一个凶神恶魔。但眼前的现象在我心中也产生了一点疑问:一个老实整洁的老头和一个凶恶的“国民党特务”,在形象上怎么也无法重叠到一起。后来,学校组织我们多次观看电影《在烈火中永生》,我从银幕上认识了徐鹏飞等国民党军统特务凶恶的反面形象,当他们用酷刑拷打江姐,以及在杀害许云峰前被老许痛斥得狼狈不堪时,我又在想,这帮特务为什么要做尽坏事而死不改悔?此后,这些疑问一直在我心中存留了二十多年:什么是“国民党特务”?这些“特务”究竟是一伙怎样人?“国民党特务”这一称谓,在“文革”结束以前的中国大陆,就是集反动、毒辣、凶残、恐怖于一体的专有名词,也是在“文革”中导致许多人及其家庭沦入万劫不复之地的最简单明了的罪名,当时连不少国家领导人也被诬陷为“国特”而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宣传机器的大力鼓吹使人们得出一个强烈的印象,提起“国特”,首先想到的是“军统”与中统,墨镜、黑衣、礼帽加驳壳枪,成了中统特务的标准装束,而皮靴、美式军装与左轮手枪,则是军统特务的专指形象,在当时“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背景下,对这伙双手沾满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鲜血的最反动的人实行了严厉的制裁与打击。当然,在“文革”中也因此而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无论如何,时过半个世纪,当一切都回归到理性的时代,对于国民党特务组织及其活动的历史,也应有一个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与实事求是原则的分析与总结,虽然因出版业的繁荣,坊间有关国民党特务的史述或文学类作品出版了很多,但其中比较认真严肃而全面科学的学术论述则几乎未见一二。随着民国历史作为一门科学蓬勃的开展,20世纪90年代,在杨天石先生带领下,在中国社科院精品工程“中国国民党史”项目开展之际,我有机会针对这一课题开展了历时十余年的资料搜集与研究工作,在平时繁忙的工作之余,经历了无数次荧屏前熬夜的努力,现在初成这本小著,在九州出版社大力支持下付梓,得以求教于学界各位专家与广大读者,希望大家就书中所存各种史实漏误以及论述中的偏颇之处,给予指正。这本书稿在写作过程中经历了多次的修改补充,因有关档案阙如,大量口述史料与野史混杂难辨其真伪,我只能依据两岸出版品及海内外能够见到的资料,进行多方对比鉴别,力图求其真相,对其中有明显差异及存疑之处,如实写出,以待今后更多更全面的原始档案之佐证。虽然在这本书稿中,我已经尽可能地引用了两岸及海外能够查找到的档案和第一手资料,相信这也是本书与其他同类书籍相比较的一个明显特点。但因特务工作的隐秘性和档案记录的保密,许多史实因资料的不全与销毁,或将成为永远的历史之谜。但无论如何,这并不是我们放弃或回避这一课题研究的理由。作为民国史与国民党史研究重要的一方面,特务史的研究,也应该并可以在尽可能的基础上开展,以期努力恢复历史的真面目,还原其中的历史真像。民国特务组织及其活动,应当而且需要列入研究范围,这样才能够完善民国历史的研究,存史资政,警示后人。对于国民党特务史研究而言,最难的大概就是有关国民党特务机构和人员从事抗日活动的评价问题了。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对于中统与军统组织性质的根本否定,是不能改变的,因为国民党特务组织对现代中国社会进步的阻碍和反作用,是明确的事实。但历史现象也是十分复杂的,在国民党投入抗战的大背景下,“两统”组织也参加了对日伪的作战,其中有不少人员为抗战卫国而牺牲了,他们为了国家民族牺牲是死得其所的。2005年8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抗日战争这样,民族觉醒如此深刻,动员程度如此广泛,战斗意志如此顽强。军队与老百姓相结合,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相结合,前方斗争与后方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使猖獗一时的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战争锻炼了伟大的人民,人民赢得了伟大的胜利。”10月,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在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馆召开的“纪念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讲话中表示,他赞成中共中央胡总书记这篇讲话中国共合作赢得抗战胜利的观点。在这当中,对于那些浴血奋战在隐蔽斗争战线上的国共两党的特工情报人员而言,他们理应是列入抗日战士行列的,他们把鲜血和生命贡献给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应当得到肯定和纪念。牺牲在对日伪斗争中的国民党情报特工人员,与那些为反共内战而亡和为独裁者卖命的入是有基本区别的。因为特务史料的难觅和缺乏,在本书中,有不少地方引据了一些相关史实当事人的回忆和某些学者对事件经过状态的论述,其中一些内容因原文没能注明出处,以致无法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核对佐证。但为尽可能地完整史实,对此我采取了注明来源引据保留原文的方法,以求在尊重作者的前提下追求著述内容的全面与完整。例如,本书第八章第四节中,引用了互联网络上所广泛转载的池步洲先生所著《一片丹心破日密——抗战回忆录之一》书中的一些内容,池先生曾说明如要出版他的书须征得他的同意,但本书中只引用了其中片段,并不是整个章节,而且池老先生业已过世,现已无法再征求他的意见。我把池先生的叙述当作史料来引证,以说明和纪念他在抗战时期破译日本密码史上的巨大贡献,想必池老先生对此是不会有异议的。特此说明。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国内外学界同行师友的关注与帮助,两岸民国史界多位同仁为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支援。本馆多位同事与我的学生们也给予了不少实际帮助,在本书出版之际,特别对曾提供过帮助和关心的各位谨致深谢之意。虽然没有一一列出他们的姓名,但深信所有为本书之写作提供过帮助的朋友和同行们,可以明了和接受我的诚挚的谢意!我深知,囿于该课题之特征,这本书稿是无法穷尽国民党特务史之根源和其全部内含的,甚至在某些问题上还不免有挂一漏万或错误之处,但我希望它能成为一个开端,引起更多的学者对此课题的关注和研究,从而在一个重要方面填补民国史研究的一个空白,并由此揭开历史上许多尚悬的未解之谜。让我们由此摘下这批民国史上的神秘人物遮目的墨镜,细细地看清楚他们的真实面目,他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看过这本书后,相信读者们会得出比较客观的看法与结论。作者2007年8月20日于成都
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上个世纪尘封的历史中,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群人? 二三十年代,他们对中共地下党和民主人士血腥镇压、残酷迫害; 三四十年代,他们曾与日伪拼得你死我活; 他们对“领袖”毕恭毕敬,自诩为“革命先锋”: —“长官没有听到、看到、想到的事,我们要为长官听到、看到、想到!” 他们对人民凶神恶煞,毫不留情: —“这样的小孩留着他干什么,等他长大了来为父母报仇么?” 他们追杀巨奸又残害忠良; 他们逮捕汉奸又包庇日伪大员; 他们组织“忠义救国军”,开办“中美合作所”; 他们破译日军密码,预报“珍珠港事件”; 他们曾与英、美及苏联情报组织通力合作,从事抗日活动; 他们参与研制原子弹; 他们重视团体、提倡精神,却贪污腐化、内斗不息。 他们自立于法律之外,似乎无所不能、无所不干, 他们却在延安无法插足、落荒而逃, 他们发明了几十种酷刑,惨杀妇孺, 他们镇压学运,把“政治犯”丢入镪水池, 最后,他们在反共内战中与“党国”天下一起失败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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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国民党特务活动史》针对民国历史上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活动,进行全面真实科学的研究,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并对其进行科学的分析,不仅对于进一步拓展民国史的学术研究范围,而且对于破解民国历史上的许多历史之谜,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虽然近十几年来,坊间关于民国特务活动特别是诸如戴笠生平生活的野史传记类的书刊充斥市面,但其中多数出版品都是以“内幕”、“揭密”、“艳闻”、“暗杀”等标题招徕读者的野史传奇类读物,以刺激读者感官为目的,不追求历史的真实,严重缺乏真实性和科学性,其中张冠李戴、胡编乱造乃至凭空捏造等恶劣现象比比皆是,这些出版物搞乱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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