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年鉴2008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作者：法国更新治理研究院  页数：243  译者：金俊华,林晓轩,王忠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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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次贷危机、饥饿导致的骚乱、石油价格创下新高、外交领域出现新的国际紧张局势，说重大危机伴随2008年而至一点也不为过。许多观察家会说这些危机不出所料。但还是有不少观察家为之感到震惊和不安。面对重重危机，人们不得不“重新”做很多事情：重新审视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政治体制，重新使政权合法化，重新找到调节的道路……新一期的《治理年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些呼声的回应。《年鉴》在更新治理研究院的出版活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融合了科学杂志与普通杂志的特性，希望达到以下两个目的：其一，从上一年度发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件出发，向读者推荐一种独特的视角，观察治理的实践和思想的演变或裂变。《年鉴》希望在时事新闻与它们释放的或强或弱的信息之间，在出现的新思想和新的参与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此外，读完《年鉴》中杰弗里·普莱耶关于另类全球化运动之未来的文章后。我们发现治理参与者的变化基本上没有得到媒体的报导——至少在法国是这样。鉴于《年鉴》的目的是有助于理解，而不是批评或喝彩，因此在本期所有作者中，科研人员的地位比政界要人、记者以及公民社会的代表更为重要。其二．展示治理思考素材的多样性。更新治理研究院作为不同文化和不同学科的辩论场所十分重视这一多样性。更新治理研究院自创办以来针对治理的一系列主要进程开展了研究活动，并组织了各项交流以及大学间的合作。《治理年鉴》便是这些活动的反映．但它不可能做到全面完整。

内容概要

如何管理游说集团？全球化是否对社会权利构成威胁？面对地方居民对国际刑法的不信任，如何拉近国际刑法与地方居民的关系？…… 这些都是《治理年鉴2008》中探讨的问题。《治理年鉴2008》收集了研究人员、记者以及公民社会和政界的代表撰写的文章，其中既有未曾发表过的新作，也有已刊载在法国或国际性杂志中的文章。《治理年鉴2008》旨在阐明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公共辩论所涉及的主要社会和经济问题，使科学学科与文化视野有所交集，并向读者展现观点的多样性。这是一本集体著作。

作者简介

2006年，法国更新治理研究院在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的倡议下成立，其使命是推动治理问题的辩论，并在学界与研究领域、公职部门或国际组织以及企业与公民社会组织之间建立联系。更新治理研究院希望通过这期新的《治理年鉴》促进人们思考民主的变革、公民社会的作用、政权的合法性以及体制改革等治理方面的问题。

书籍目录

序言作者眼中的2007年　世界需要对金融资本主义作出回应 米歇尔·罗卡尔　2007年全球治理中的两大问题 王缉思　非洲应当学会更好地处理冲突 乌斯马纳·西访谈民主，公民性，参与　介于理想与现实的参与　　观察选举，一种特殊的参与形式 克莱尔·络奈　　何谓参与式民主？ 保罗·斯德莫尔/展望周刊　　厄瓜多尔：一个议会对抗另一个议会 胡里奥·艾切维亚　　乌克兰：公民社会到哪里去了？ 安妮·多班东　　中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王嘉让　另类全球化的前途何在？　　另类全球化，一场演变中的运动 杰弗里·普莱耶　　墨西哥：萨帕塔抵抗运动与世界人民相会 杰弗里·普莱耶　　德国：海利根达姆的“反峰会” 杰弗里·普莱耶　游说集团对民主是祸是福？　　“卡拉斯事件”：我们能够管理游说者吗？ 弗洛朗斯·奥特雷　　欧洲游说活动的历史 弗洛朗斯·奥特雷　　美国：游说集团的民主 弗朗索瓦·德·尚塔尔　　气候变暖的问题子虚乌有：怀疑主义者如何游说？夏龙·贝格莱/新闻周刊连接治理的层级　介于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区域　　国际竞争与次国家一体化：地区效果的差距 络朗·达维兹/政治经济报　　中国：地区不平等与移民工 谢扬　　西班牙：国家，地区与区域合作 奥斯卡·德尔阿拉莫·庞斯+ 马克·博乌·伊诺本萨　国际司法面对错综复杂的地方局势　　国际司法与地方法院 迈克尔·约翰逊访谈　　萨格勒布与海牙国际法院赌气 基卡·丘罗维奇/《国际信使》周刊　　倾听司法的需求 里夏尔·彼得里　　卢旺达，法庭的坏名声 安德烈—米歇尔·埃苏古　　当司法阻碍和平 桑德利纳·托洛蒂共同创造公共财富　公共服务与公民社会　　中国：一个农民合作参与的公共卫生政策试验 杨团　　非政府组织分析教育质量 马丁·佩里卡尔 阮文富　　公共服务的评估：公民社会的作用 皮埃尔·博比　　国家应当如何评估社团组织 于连·阿达　全球化与社会权利　　社会民主主义式的全球化是否可能？ 戴维·海德访谈　　“软权利”的智慧：框架协议，对全球化的一种回应 安托万·德·拉维昂　　联合国是否可以规范跨国公司？ 蒂埃里·布律万　　由2007年中国的劳工大事件引发的思考 裴彬权力的合法性与根基　为权力服务的宗教　　福音教会，政治攻势 巴巴拉·塞拉诺　　马来西亚：伊斯兰清教主义抬头 沃泰克·卡利诺维斯基　　教皇本笃十六世与新天主教运动 马西莫·法吉奥利　　当政权确定“俄罗斯人”的身份的时候 阿格涅斯卡·莫尼克-阿左帕迪从治理的角度思考经济　有必要害怕保护主义卷土重来吗？　　从“小范围保护主义”到质疑自由主义 克里斯蒂安·沙瓦涅　　经济民族主义：宽于律己，严于责人 尼古拉·韦隆　　主权基金与世界金融新秩序 奥罗尔·拉吕克　什么样的税制，什么样的民主？　　使税收重新合法化！ 皮埃尔·罗桑瓦龙访谈　　税务转移的威胁 亚历克西·卡努埃　　2007年的税务改革：比自由派更保守 吉尔·拉沃　　妇女为什么应该少缴税？ 阿尔伯托·阿雷西纳 安德列阿·伊契诺/金融时报法国更新治理研究院介绍　非政府外交奖　　社会运动的跨国战略——危地马拉本土运动案例 作者：梅拉尼·康纳利　　 协同治理网站简介

章节摘录

也是其合法性的源泉。让各国政治家置身事外可能会付出丧失合法性的代价，正如关于欧洲“民主缺欠”的古老争论所显示的那样（但是，人们谈论法国的民主缺欠吗？）。这种损失应当得到补偿。说客们的保证对此有利。他们几乎制度化的职责在于努力掩盖传统意义上的民主表现缺乏问题。同时让利益集团积极参与进来。1992年欧盟委员会秘书处的一份资料中有以下一段话：“欧盟委员会一直是一个向外部贡献开放的机构。欧盟委员会认为这种过程对于其政策发展是很重要的。不论对于欧盟委员会还是对于相关的外部因素来说，这种对话被证实是有效的。欧盟委员会的官员们承认这种贡献的必要性，并对其表示欢迎。”游说。合法性因素考虑到欧盟委员会能够获得认可的条件。能否代表欧洲所特有的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对它来说是一个关系生存的问题。另外，在一个围绕一个大陆组织、拥有5亿人口、生产体制如此复杂、受到严格监督的系统内。我们是否应该为代表制借助于传统议会途径或者国家行政机构媒介之外的其他手段而感到惊奇？说客们以一种新的方式参与到既符合欧洲计划的本质、又符合其经济目标的代表制当中来。人们本以为，欧洲议会作为一个享受全部权益、能够令欧盟委员会的选择与欧盟部长理事会的仲裁协议改变方向的机构。它的兴起会令游说活动丧失信誉，并用一种“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代表方式来代替游说活动有时看不到的多种影响。但欧洲议会并没有做到这一点。相反，它还增加了说客们的工作，因为它延长了决策过程，导致了额外的不确定因素。事实上，随着欧盟各机构巩固其职能、充实其工作安排。欧洲游说活动越来越重要。关于议会代表制无法满足欧洲立法实际的说法不属于原则确认。而是对事实的客观描述。欧盟的机构越多。游说活动就越多。对于欧盟委员会来说，利益代表们是一种不可缺少的鉴定源，或者说，是在欧洲范围内进行调整与规范化行动（欧盟委员会在其中投入了主要力量）的合作伙伴。另外，欧盟委员会还试图通过把良好的管理、系统的咨询以及布鲁塞尔现有利益的多样化置于政策中心，来将说客变成一种合法性因素。这一旨在“更好地制定规则”、欧盟委员会为此要求所有立法法案都需要经过影响研究的举动。不过是最新一次“变形”。另外，这也是回应自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英国、爱尔兰、荷兰对于“过分调整”的批评的一种手段。欧盟委员会还资助许多协会，特别是环境保护和消费者保护方面的协会．这受到了一般为大集团工作的游说顾问们的指责。他们从中看到了欧盟委员会将游说活动工具化的源头，也就是不正当竞争的源头。他们抗议认为，各大集团为了自身的影响付出了沉重代价，而非政府组织却接受津贴。游说活动从共同体经费中筹措资金，如果满足了利益多样化需求，那就没有新颖之处。一直以来，欧洲的工会联盟受到共同体预算的决定性支持。比方说，众所周知，欧共体农业专业组织委员会／欧共体成员国农业合作总委员会既是一个粮食联合会，也是布鲁塞尔现存年代最久远的组织之一，它根据欧盟委员会领导的工作小组的时间安排来制定其内部日程表，借此大量减少差旅费．因为通常这是欧洲所有法定组织中最繁忙的岗位。在这个问题上谈论津贴并不过分，当事人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最后不容置疑的是。欧盟委员会是在欧洲议会（这两个机构保持着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复杂关系）的推动下，才真正开始梳理它与说客们的关系，并且速度要比欧洲议会慢得多。1996年发表的利益集团福特报告，很快引起了一连串的调整。一是公开说客们进入欧洲议会的申请，二是要求欧洲议员们在与说客的关系上更加透明。这种情况最终导致建立了唯一的登记注册制度。虽然还在等待希姆?卡拉斯正式宣布，但这种制度现在已经存在，它包括一个在欧洲议会注册的说客名单，上面还有他们雇主的信息。关于欧盟委员会管理状况的白皮书直到2001年才出版。欧盟委员会在书中开诚布公地表达了它对游说活动的需求。这就促使欧盟官员们必须公平对待利益集团，换言之就是自己注意保持所受到影响的平衡与比例。关于这本白皮书的学术报告《朝着一种加强咨询与对话的文化》在一年半之后发表。“欧洲透明行动”只不过是7年前开始的自我调整、自我合法化工作的一种延续。“法国人，英国人，印度人，美国人或者波兰人等等，坐在桌子周围的是谁并不太重要”欧盟一位高官透露说，“我的目标是制定最好的规章制度，如果可能，希望这种规章制度在世界其他地方也能推行。”这种观点非常能够说明欧盟委员会的政治文化。“善治”——利害关系方或者说当事方（非政府组织，企业。第三国，消费者或者职员的代表）扩大的咨询，理论上当事方是平等的——已经成为一枚欧共体生产商标，欧洲共同权力所特有的本领。但是咨询，或者说非体制谈判，被欧盟委员会当作是对抗其他欧洲机构的力量关系中的一张王牌来对待。咨询也很有可能就是一张王牌。如何看待卡拉斯创举？在这种背景下，如何理解卡拉斯委员要求更多透明度的创举呢？欧盟委员会成了其支持利益代表制政策所取得成功的受害者。它因而试图调整这种政策，以赋予其更多的合法性、可信度以及公平的保证。但是。欧盟委员会的创举却被卷入了布鲁塞尔影响活动的漩涡。非政府组织否认自身属于院外活动集团，至少不愿意被当作经济利益集团或其顾问来看待。“欧洲透明行动”为总部设在阿姆斯特丹的“跨国公司欧洲观察”（与美国的“企业观察”相媲美）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它可以揭露企业的游说行为，从而打造其“反院外活动集团的游说集团”形象。例如，跨国公司欧洲观察发表了一份有趣的布鲁塞尔欧盟区指南，介绍了各工业游说办公室的情况。跨国公司欧洲观察曾经发表过一些持另类全球化论调的有趣著作，它在欧盟政策方面的立场很清晰：欧洲公共决策者受到了工业利益集团的过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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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年鉴2008》由新星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