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晚年文集

出版时间：2003-01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作者：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页数：307  译者：方在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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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爱因斯坦和他的作品中“总是带着令人惊讶的纯真，像儿童般的天真，而又桀骜不驯”。这本书收录了爱因斯坦晚年的文章60余篇，书中文字让人感觉这位科学家其实是很忧郁的。他关心一切发生在人类中间的东西，他不在乎美国或欧洲高兴不高兴，他发　　表自己对美国或欧洲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爱因斯坦是自由的、独立的。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论文选集第二卷的时间跨度从1934到1950年。论文选集的第一卷曾以《我所见的世界》（The World As I See It）为名出版，所含材料是从1922年至1934年。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不属于那种不关心周围的世界，一心只做自己的研究工作，生活在“象牙塔”里面的人。恰恰相反，他作为一个敏锐的、持批评态度的观察者，关注着他的时代的趋势和需求。事实上，他常常通过写作和口头呼吁来进行干预。而且必须强调的是，他这样做总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　　从这种意义上说，《晚年文集》（Out of My Later Years）反映了本书作者的哲学以及政治和社会态度。书中各章是由目前尚未出版的讲演、论文、书信、呼吁以及各种不同类型的文章构成。　　我们感到有必要不作任何编辑加工而把它们呈现给大众。这是一份令人感动的文献，它记载了一位有良知的、影响深远的、具有深刻的高尚精神的人的活动。　　　“对于一个人自身的存在。何者是有意义的，他自己并不知晓，并且，这一点肯定也不应该打扰其他人。一条鱼能对它终生畅游其中的水知道些什么？苦难也罢，甜蜜也罢，都来自外界。而坚毅却来自内部，来自一个人自身的努力。我孤寂地生活着，年轻时痛苦万分，而在成熟之年里却甘之如饴。”这就是爱因斯坦真实的写照。

书籍目录

中文版序1．出版者前言信念与信仰2．自画像（1936）3．决定命运的十年（1939）4．道德的衰败（1937）5．留给后世的话（1938）6．论自由（1940）7．道德与情感（1938）8．科学与宗教（I—1939； II—1941）9．论教育（1936）科学10．相对论（1949）11．E＝mc2（1946）12．什么是相对论？（1919）13．物理学与实在（1936）关于科学方法的一般性思考科学体系的层次结构力学及把全部物理学基于其上的尝试场的概念相对论量子理论与物理学的基础相对论与微粒概述14．理论物理学的基础（1940）15．科学的共同语言（1941）16．科学定律与伦理准则（1950）17．质能互等式的一个初步推导（1946）公共事务18．为什么社会主义？（1949）19．黑人问题（1946）20．科学与社会（1935）21．迈向一个世界政府（1946）22．出路（1946）23．在接受一个世界奖的颁奖会上的演讲（1948）24．科学与文明（1933）25．给知识分子的信（1948）26．致联合国大会的公开信（1947）27．爱因斯坦博士的错误观点——瓦维罗夫、弗鲁姆金、约飞与谢苗诺夫的一封公开信（1947）给苏联科学家的回信（1948）科学与生活28．关于知识分子的组织（1945）29．“欧洲是成功的一例吗？”（1934）30．在捍卫言论自由集会上的讲话（1936）31．原子战争，还是和平（I—1945；1II—1947）32．战争赢了，和平却没有（1945）33．大规模毁灭的威胁（1947）34．学校与和平问题（1934）35．论兵役（1934）36．科学中的军事介入（1947）军事主义的精神状态37．国际安全（1933）伟大人物38．艾萨克·牛顿（1942）39．约翰内斯·开普勒（1949）4D．悼念玛丽·居里（1935）41．悼念马克斯·普朗克（1948）42．悼念保耳·郎之万（1947）43．悼念瓦尔特·能斯脱（1942）44．悼念保耳·埃伦菲斯特（1934）45．圣雄甘地（1939）46．悼念卡尔·冯。奥西厄茨基（1946）我的人民47他们为何憎恨犹太人？（1938）犹太人究竟是什么？存在压迫是一种刺激48．离散异邦的欧洲犹太人（1948）49．让我们牢记（1934）50．就一本黑书而写的未发表的序言（1945）51．人类生存的目标（1943）52．我们对犹太复国主义欠下的债（1938）53．献给华沙犹太隔都抵抗战中的英雄们（1944）54．在华沙犹太隔都抵抗战中殉难烈士纪念碑前的讲话（1948）55．犹太人的天职（1936）56．摩西·迈蒙尼德O935）57．斯蒂芬·瓦伊斯（1949）58．致耶路撒冷大学的信（1949）59．美国犹太人委员会（1945）60．以色列的犹太人（1949）61．爱因斯坦与以色列的总统职位（1952）62．爱因斯坦的最后讲稿（1955）注释文章来源人名索引译后记

章节摘录

　　战争赢了，和平却没有　　物理学家们发现自己的处境极类似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发明了到他那个时代为止最具威力的炸药——一种极强的破坏手段。为对此有所补偿，也为了减轻良心上的负担，他为促进和平和实现和平设立了奖项。今天，这些参与制造有史以来最可怕、最危险武器的物理学家们也被同样的责任感——如果不说是罪恶感的话——折磨着。我们不能不一次又一次地发出警告，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放弃我们的努力，我们要使世界各国，尤其是其政府明白他们必将引起不可形容的灾难，除非他们改变了彼此共处的态度，改变形成未来任务的态度。我们帮助制造新式武器的目的在于防止人类的敌人先制成它。倘若纳粹得到这样的武器的话，他们必会奴役世界，必会给世界带来不可设想的破坏。我们把此武器交到美国和英国人手上，是因为我们把他们看成为全人类的受托人，看成是和平与自由的战士。但至今为止，我们从未看到任何和平的保证，也没有看到任何《大西洋宪章》中所承诺的自由的保证。战争是赢了，和平并没有。战时联合起来的强国在和平解决问题时分道扬镳了。世界曾得到摆脱恐惧的承诺，但战争结束后，恐惧却与日俱增；世界也曾得到免于匮乏的承诺，但在一部分人生活富足的同时，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仍面临着饥饿。国家也同样得到了解放和正义的诺言，但我们已目睹，甚至正在目睹着“解放”部队向着谋求独立和社会平等的人们开火，而以武力支持那些国家里似乎最适合于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党派和个人。领土问题和权力之争，尽管已经过时，却依然压倒了共同的幸福和正义的基本要求。请允许我详细阐述一个例子，它仅是普遍状况的一个症状而已。这例子便是关于我自己的民族，犹太民族的。　　只要纳粹的暴行仅仅是，或主要是针对犹太人的，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漠然地观望着，有的甚至同公然犯罪的第三帝国政府达成条约和协议。后来，当希特勒正要攻取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时，当麦达内克（Maidanek）和奥斯威辛落在同盟国手中，毒气室已为世界所知时，所有解救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两国犹太人的努力却落空了。英国政府向犹太人移民关闭了巴勒斯坦之门，没有国家接纳那些被遗弃的人们。他们被抛进了像在被占领国的兄弟姐妹们一样灭亡的命运。　　我们永不能忘记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荷兰、瑞士联邦这些小国的英雄行为，不能忘记欧洲被占领地区里竭尽全力保护犹太人的人们。我们也忘不了苏联的人道主义态度，当纳粹军队挺进波兰时，她是强国中惟一为数十万的犹太人敞开大门的国家。但是，当所有这些不受阻止的一切发生之后，今天的状况又如何呢？在不考虑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欧洲领土正被瓜分。与此同时，残余的仅有战前五分之一人口的欧洲犹太人，又被拒绝接近巴勒斯坦的避难所，又被抛进饥寒交迫的边缘并受到持续的敌视。至今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或能够为其提供和平、安全生活的场所。事实上，许多人依然被同盟国拘留在集中营之中，此等卑劣丢脸的状况足以证实现状的可耻与无望。他们被冠以民主的原则禁止进人巴勒斯坦，而事实上是握着白皮书禁令的西方强国屈服于来自五个广阔而人口稀少的阿拉伯国家的威胁和压力。英国外交大臣告诉可怜的一小部分欧洲犹太人，他们应留在欧洲，因为那里需要他们的智慧；在另一方面，他又建议他们不要试图站在队伍的最前列，以兔招致新的仇视和迫害。这真是最绝妙的嘲讽。嘿，我担心他们帮不了什么忙。与其意愿大相违背的是，与六百万的死难同胞一起，他们被推到前列，推到了纳粹受害者的前列。　　战后的世界景象并不光明。对于我们物理学家而言，我们不是政客，也决不想试图干涉政治；但我们知道一些不为政客所知的事情。我们觉得有责任宣告并且提醒那些负责的人注意，不存在逃避责任，进人从容舒适状态的办法；我们不能再一点点前进而把必要的改变拖至不确定的未来，我们已没有时间作微不足道的讨价还价；形势要求我们做出不懈的努力，要求我们在整个政治概念上的态度作根本性的转变。但愿那种促使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设立其伟大奖项的精神，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自信、慷慨和兄弟情谊能在一些决定我们的命运的人的头脑之中占据优势。否则，人类文明便会毁灭无疑。　　科 学 与 文 明 （1933）　　正是在像我们当今所普遍经历着的经济困难的时代，人们才会清楚地认识到存在于一个民族心中的道德力量的强大。让我们憧憬，在未来的某一时候，欧洲在政治上与经济上实现了统一，那时的历史学家就会做出论断：在我们所处的时代，这个大陆的自由与荣誉因西欧各国而获得拯救，它们在艰难的日子里坚决地抵制仇恨与压迫的诱惑；西欧成功地保卫了为我们带来知识与发明的每一点进步的个人自由－－没有了这种自由，一个自尊的人就会觉得没有必要活下去。　　对多年来一直认为我是它的公民的那个国家的行为做出评判，不可能是我的任务。也许在一个唯有实际行动才有意义的时代，对别人的行为进行评判简直是不务正业。　　今天，与我们密切相关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拯救人类及其精神财富，怎样使欧洲免于一场新的灾难。　　毫无疑问，世界危机以及人们因此遭受的痛苦与匮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那些我们亲眼所见的危险的动乱。在这样的日子里，不满酿成了仇恨，仇恨又引起了暴力与革命行动，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是战争。于是，痛苦与不幸又创造出新的痛苦与不幸。处于领导地位的政治家们又要与二十年前一样，再次担负起重大的责任来。但愿他们能够通过及时达成协议，在欧洲创建一个具有统一而且明确的国际义务的环境，使得所有国家都看到，从事战争冒险行为是毫无希望的。然而，政治家的事业只有得到人民真诚而坚决的意志作为支持才能获得成功。　　我们关心的不仅是确保与维护和平的技术问题，而且包括教育与启蒙这一重要使命。如果我们想抵制那些扬言要压制学术与个人自由的强权，我们就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在我们面前，是什么正处于危险之中，以及我们从祖先们经过艰苦斗争而赢得的自由中究竟获得了什么。　　没有这种自由，就不会有莎士比亚、歌德、牛顿、法拉第、巴斯德与李斯特，就不会有广大人民舒适的住宅，不会有铁路，不会有无线电，不会有防治流行病的措施，不会有廉价书籍，不会有文化，不会有普遍的艺术享受，也不会有使人们从制造生活的基本必需品所需要的繁重劳动中解脱出来的机器。大多数人将过着一种奴隶般的单调生活，如同在古代亚洲专制统治下的情况一样。对我们这些现代人来讲，正是那些自由的，可以取得各种发明与理智成果的人们才使生活变得有意义。　　毫无疑问，当前的经济困难最终将使我们实现由法律推行的劳动力供求之间，以及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平衡。但是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应确保自己的自由，不能为此而被陷入最终将导致任何健康发展都停滞不前的奴隶制。　　在这方面，我还想谈谈我最近产生的一个念头。当我孤独地生活在这个国家时，我注意到安静的生活所具有的那种单调性是如何激发创造性思维的。在我们的现代组织中，就有一些职业需要过这种无须付出很大体力与脑力劳动的孤独生活。我认为灯塔与灯塔船上的工作就属这类职业。难道这类职业不可能由那些愿意思考科学问题，特别是思考带有数学或哲学性质问题的年轻人来做吗？这些人当中极少有人能够在一生中最富创造力的阶段不受干扰地（哪非是片刻）全力解决科学问题。一个年轻人即使幸运地获得了短期奖学金，他也必须全力以赴尽快得出确定的结论。这种做法在对纯科学的追求中是毫无益处的。相比之下，那些从事普通实际工作而足以糊口的年轻科学家们则处于一种远为有利的境况--当然必须假定这个职业能够使他拥有足够的业余时间与精力。通过这种方式，也许使许多富有创造性的人们比现在更可能被赋予寻求理智发展的机会。在这个经济萧条与政治动乱的时代，这种认识很值得重视。　　我们是否应该对生活在一个危险与匮乏的时代而倍感忧虑？我想没有必要。人类与所有其他动物一样，天性中就有懒惰的一面。如果不受到外界刺激，他几乎不可能主动思考问题，而只会像机械人那样完全凭习惯行事。我已经不再年轻，因此有资格说，在童年与青年时代，我也曾经历过这个阶段--在那段时间，年轻人只想到个人生活的细枝末节，并模仿他们同伴的言谈举止。人们如果想看清这个传统面具后面究竟隐藏了什么东西，需要花费很大力气，因为，他真正的人格由于习惯与语言的影响仿佛被包裹在棉絮中。　　今天的情况是多么不同！在这个暴风雨的时代，明亮的闪电不时使所有人与物都赤裸裸地暴露在人们的眼前。每个国家，每一个人都清楚地展现出各自的目标、过人之处及弱点，以及热情。习惯面对环境的迅速改变已变得毫无意义，传统则像干枯的外壳一样脱落了。　　人们在困境中开始考虑经济实践遭受的失败以及超国家政治联合的必要性。只有经历危险与动乱，各国才能走向进一步的发展。但愿当今的动乱会带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在对我们所处的时代做出这种评价后，我们还远不能就此停滞不前。我们还有深层次的义务：关注我们拥有的财富中那些永恒而至高无上的东西，关注那些使生活富有意义的东西，我们还希望，当我们把它传给我们的子孙时，它能够比我们从祖先手中获得它时更加纯洁，更加丰富。

媒体关注与评论

　　人类共有的财富　　在翻译并校改完这本《爱因斯坦晚年文集》之后，我有太多的感想。　　爱因斯坦的生前好友菲立普·弗兰克曾在一篇题为《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一文中讲过两个逸闻趣事。　　当弗兰克问爱因斯坦为什么如此之多不同宗教派别的牧师对相对论感兴趣时，爱因斯坦风趣地说，据他的估计，对相对论感兴趣的牧师多于对相对论感兴趣的物理学家。　　弗兰克问爱因斯坦何以解释这一奇怪的事实，爱因斯坦微笑地答道：“因为牧师们更关心一般的自然规律，而物理学家却常常不是这样。”　　另一天，他们谈到了某位默默无闻的物理学家，他在所从事的研究方面，没有做出任何可以称道的东西。他所研究的题目，常常问题很多，非常困难，他通过深入地分析之后，发现比他一开始研究时问题更多。他的大部分同事对他评价不高。然而，爱因斯坦说他“赞赏这种类型的人”。他并不欣赏那种专找容易问题去做的物理学家，他对那种“拿出一块木板，专找最薄的地方，钻一大堆孔的物理学家缺乏耐心，因为钻孔是很容易的事。”　　这难道仅仅只是两个传闻吗？不！从这两个传闻的背后，我们至少看到了以下两点。　　1．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如果忽视了对“基本问题”的关注，往往只能成为工匠型的专才，对于人类进步的贡献只能停留在某些技术的层面。人们以前在谈论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器”时，常常从负面的角度来谈。如果我们从正面的角度来谈，“君子不器”应该指的是人的一种“宽阔的胸襟”，不拘于某一学说，敏感于新的观念。从现代意义下解说孔子，我们发现，“君子不器”也可以解释为现代科学精神。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瘤疾之一就是缺乏批判精神，而这正是现代科学的精髓。　　2．任何科学上的发现，一旦公之于世，就属于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它不一定专属于某一科学团体，比如说，物理学家共同体。相反，它可以为人类社会的各阶层人士所共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本《爱因斯坦晚年文集》自出版以来，就一直受到欧美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喜爱。　　生活在一个“后现代”泛滥的时代，我们缺乏的恰恰是理性。无疑，爱因斯坦是我们时代的理性之光。如果我们细读他的每一篇文章，都会发现到处闪耀的理性之光。　　由于本文集涉及到诸多方面，为便于读者阅读，我综合了本世纪最畅销的爱因斯坦传记——《上帝难以捉摸……》一书的作者派伊斯以及其他学者的观点，在这里就爱因斯坦关于政治、他与犹太人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做一简短评述。不免会挂一漏万，不周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在本文集中，除了“科学”部分外，在其余的五部分（尤其是“公共事务”与“科学与生活”部分）多处出现了爱因斯坦有关政治，尤其是他关于世界政府的看法。　　爱因斯坦常对政治问题发表看法，总想解决它们，而他的那些看法总被人说成是天真幼稚。奥本海默就写道：“他总是带着令人惊讶的纯真，像儿童般的天真，而又桀骜不驯。”但正如派伊斯指出地那样，爱因斯坦关于政治的看法“不但不幼稚，而且深深地知道人类愁苦和愚昧的天性。他对政治问题的见解并不是立刻可行的，并且我认为它们在总体上也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然而他情愿并且高兴为此付出明智的代价。”　　爱因斯坦从小就有独立思考的强烈愿望，不让任何事情来干扰他的思想，这给他的个人带来一种不同寻常的超然的生活。这并不是说他超乎人世，寂寞孤单，不与人交往。从他在纳粹统治时期和以后对德国的态度，我们还看到他很容易动怒。在他为别人的正义和自由呐喊时，在他呼唤他的犹太兄弟时，在他为华沙犹太隔都的英雄伤心时，他是一个充满感情的人，也同样是一个有着丰富思想的人。他在呐喊和激动以后，常想回到理想世界的纯真和安宁中去，这没有什么奇怪的；而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他回归那个理想世界的天才能力。他用不着将日常的世界从他身边推开，只要他愿意，他随时可以走出这个世界。　　和平主义和超国家主义是爱因斯坦的两个基本的政治理想。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爱因斯坦就公开宣扬和平理想，从那时起，他就一如既往。他认为他自己的和平思想是一种天性，而不是什么理性的结果。　　20年代，他支持全面裁军和建立统一的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极力倡导世界政府的思想，主张和平利用而且只能和平利用原子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那些年，爱因斯坦比任何时候更醉心于政策和政治问题。“战争赢了，和平却没有。”他认为战后的世界是危险和不安定的，他相信，需要一种新型的政府模式。“第一颗原子弹不光摧毁了一座广岛城，也打破了我们固有的、过时的政治观念。”“拯救文明和人类的惟一办法，在于创立一个以法律来保障各国安全的世界政府。”在他看来，应该为这个世界政府赋予约束其成员的决策能力。他怀疑联合国，因为联合国不具备这种能力。　　在他的暮年，世界政府仍然是他一次次以各种形式谈论的话题。“只有创立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超国家体系来消除暴力手段，人类才能得救。”他相信，这才是人类应该为之奋斗的目标，即使环境不能容忍这种思想。正如他在本书最后两篇文章中所敏锐地指出的那样，“没有哪个当权的政治家敢走超国家安全这条惟一有希望的道路，因为这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的结束。”　　他的建议有的也许是不实际的，有的也许不太成熟，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都来自一个清晰的头脑和强烈的道德信念。　　爱因斯坦致力于以色列事业，尽管他有时会公开批评以色列政府。他把以色列说成“我们”，把犹太人说成“我的人民。”爱因斯坦的犹太人本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强。他可能从来没有找到哪个地方是他真正的家，但他确实发现了他所属的部落。　　爱因斯坦对犹太人命运的积极关注是在柏林开始的。对他而言，这种关注绝不能与他的超国家主义理想相矛盾。　　应该说，爱因斯坦个性的最强大的源泉，首先是来自科学，其次就来自他要做一个犹太人。随着岁月流逝，这一点不断加强，然而，这种忠诚没有宗教色彩。　　他对犹太组织的态度是矛盾的。这个矛盾是一个理性的智者所特有的。联想到以色列建国以来的种种表现，我们发现，如果以色列的当权者们能认真对待爱因斯坦的有关言论当中的那怕一小部分，处理好与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东的情形恐怕要比现在好很多。　　如何用最简略的语言来刻划爱因斯坦？在本书第2篇文章“自画像”中，爱因斯坦对自己做了很好的自我描述。除此之外，我个人认为派伊斯的下列看法最为精当。他认为，爱因斯坦是他所认识的最自由的人。“他比我所接触的任何人都更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如果说他有上帝，那么这个上帝就是斯宾诺莎的上帝。爱因斯坦不是革命者，推翻权威从来就不是他的基本动机。他不是叛逆者，因为除了理性的权威，一切权威对他来说都是可笑的，不值得费功夫争斗（人们很难把他对纳粹的反对说成是反叛态度）。他有提出科学问题的自由，有如此经常提出正确问题的天才。除了接受回答，他别无选择。他对命运的深刻理解使他比他的任何前辈都走得更远。他的自信是他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力量源泉。名誉可以偶而使他快乐，但从来不能使他动摇。他超然地对待时间，超然地对待死亡。在他后来对量子理论的态度中，在他探索统一场论的失败中，我没有看到什么悲剧发生，因为，特别是他提出的一些问题，仍然是对今天的挑战——还有，我从来没见过他满脸愁容，一时的悲哀也决不会掩盖他一贯的幽默。”　　评价《爱因斯坦晚年文集》 / 罗伯特·舒尔曼　　有此机会向更多读者呈现爱因斯坦这本重要文选的新版本，令人欣喜。这不仅是因为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和人道主义者的思想和观点，仍在吸引着人们的想象力，而且更特别的是，这本内容丰富且精妙的爱因斯坦文集，至今尚无中文译本。　　在讨论爱因斯坦对知识的贡献时，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认为，尽管爱因斯坦并未低估事实的价值，但他更加强调赋予一系列事实以意义的理论的发展。确实，一个理论若要具有价值，则肯定不能仅仅从仔细收集和整理一些单个的观察中凸现，而是应该以一组不期而至的富有想象力的洞见表现出来，一如诗人或作曲家的灵感。这样说也许忽略了科学家或艺术家坚持不懈的精神，但罗素的评价捕捉到了一般公众对爱因斯坦和其他富于想象的天才（无论是艺术家还是科学家）持久迷恋的原因。　　我们能够接近这位天才的捷径，是通过原始文献来追踪爱因斯坦思想和行动发展的轨迹，在这一点上，我们非常感谢《爱因斯坦晚年文集》新的中文版问世。　　正如爱因斯坦在1923年出版的他的一本选集的序言中所述：在一个最基础的层次上追寻某个理论或思想的发展，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即一种直接性，而如果原始材料被许多当代人的工作系统化地整理之后，这种直接性就会不复存在。　　这个新版本的选集最初以英文发表于1950年，只是在30年之后，才用爱因斯坦的母语德语发表。中文版的出版给中国读者也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自发地站在爱因斯坦的肩上，思考那些始终困扰他的思想的东西。文集的英文版和德语版影响颇深，在讲中文的世界里将产生的同样影响，会是最令人欣慰的。　　作为波士顿大学爱因斯坦全集计划的负责人，来为本文集写一个前言，让我感到特别愉快。在过去的20年中，我们看到，有关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知识激增。部分原因在于，人们获得了有关其科学与生活的有价值的新文献；部分原因是由于一些致力于对这些材料进行评注的研究小组的努力，这其中也包括我们自己的研究小组。然而，自从爱因斯坦1955年辞世以来，有一点是一直未变的，这就是，爱因斯坦的文章以其他科学家难以与之媲美的明晰与睿智，仍然得以传颂。愿中国读者能发现一种欣赏其天才的新方式，找到一种与其人性紧密相连的感受。　　罗伯特·舒尔曼　　波士顿大学历史学教授　　爱因斯坦全集计划负责人　　爱因斯坦：知识分子与人道主义者　　爱因斯坦被称作为一位“孤独的旅行者”，他自己也曾说：“我孤寂地生活着，年轻时痛苦万分，而在成熟之年里却甘之如饴。”作为科学大师的爱因斯坦为什么乐于孤独自处并“甘之如饴”？伟大的科学发现有赖于心灵的安宁以助冷静深入的思考，科学研究的逻辑使科学家往往习惯于选择孤独。这当然是一种可信的解释，但对爱因斯坦来说，它却远远没有通达问题的实质。在爱因斯坦的心里，世界并不单纯只是物理意义上的自然世界，与自然世界交相混杂的人类世界，才更是他的本然关切，这个世界的和谐与统一，比起自然世界的和谐与统一，才更值得思考和研究。爱因斯坦始终关注着人类的文明和精神价值，忧怀于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与他对自然世界的独特探索一样，他对人的世界的探索，也是独特的、长时间无人理解和认同，爱因斯坦因此是“孤独”的，常常为人的世界的不和谐而“痛苦万分”，但他却又从来没有丧失希望，仍然不懈为此而思索、而奔走呼号。如果说早年，爱因斯坦对人类的精神价值的注意大多仍停留于理性的自我思考的话，那么在其晚年，他则成为了一个为此实践的社会活动者，他晚年对于人类现状和未来的关切与设计，充盈着光明而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至今看来仍独具匠心、思深虑远，其苦心孤诣足为现在的我们所震撼。　　（一）自由与正义的召唤　　晚年的爱因斯坦不停息地为人类的精神价值而鼓而呼，热切地关注着人类的自由与正义，这对一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并深切地感受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的人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但更关键的是，一颗天然向往自由、渴求正义的心灵，是根本无法对人类的灾祸孰视无睹、漠然置之的，世界在他的心目中——自然世界也好，人类世界也好，本来应该是充满和谐、统一有序的，他又怎么能够容忍人类心灵的和谐惨遭蹂躏、人类精神的秩序横遇漠对呢！当仇恨泛起、当敌对流行、当杀戮被披上神圣的“爱国”外衣的时候，爱因斯坦——这位曾目睹自己的同胞被成千上万地赶出世居的家园并送进纳粹的集中营、并对自己后来所居国家的种族歧视有过感同身受的正直的人道主义者，再也无法独自享有他的愤怒了，严重恶化了的人类生存处境使他忍无可忍，他坚决地走出了安静的书斋，利用一切的可能和机会，大声呼吁起人类应该为自由而战、为正义而战、为消除敌意而战。　　在爱因斯坦的心目中，人类精神的价值至高无上，而人类的文明，正体现在人类的精神价值上，自由、正义、和平、宽容等价值构成了人类文明的核心。文明和传统是人类生存的精神支柱，而对文明和传统的尊重，是世界实现和谐有序的不可或缺的智慧来源，爱因斯坦因此大声疾呼：“关注我们拥有的财富中那些永恒而至高无上的东西，关注那些使生活富有意义的东西，我们还希望，当我们把它传给我们的子孙时，它能够比我们从祖先手中获得它时更加纯洁，更加丰富。”爱因斯坦深知：人类生活秩序的倾塌、人类间相互仇恨心理的产生，正来自于人类文明传统的遭受破坏，当文明和传统被踩倒在地的时候，人类的心灵再也无处依归，而心灵秩序的失范，则必然又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爱因斯坦确信冷静的理智和人类情感具有深厚的伟力，在为玛丽。居里所撰的悼词中，他写道：“杰出人物的道德品质可能比纯粹理智的成果对一个世代以及整个历史进程所具有的意义还要大。”自由、正义、文明、传统、精神价值，等等这些事物，是爱因斯坦心中的上帝，受强烈的宗教情感的支配，爱因斯坦对这些事物的遭遇贱踏，天生就保持着心灵的敏感。然而，令爱因斯坦忧心不已的是，19世纪以来的政治经济冲突到了20世纪上半叶，“已把上个世纪最悲观的人也没有想到的危险带到了我们眼前”，爱因斯坦眼中的人类世界，此刻也正面临着严重的“道德的衰败”，传统的宗教、艺术和科学， 在人类将其统统工具化之后，已毁坏到了几乎无法想象的程度，而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人类的生活趋向高深，使它从单纯的生理存在中升华，并把个人引向自由。”　　伟大的心灵总是倾向于自由和正义，一个具有宗教情怀的人道主义者总是以对世界的关怀作为自己精神的依托。爱因斯坦曾说过：“只有为他人而活着，活着才有意义”，而他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了，对一切不自由、非正义，爱因斯坦都表示出了强烈的反对，他晚年的大部时间，是在美国度过，对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爱因斯坦有深切感受，他指出：“美国人的社会景观中有一个污点。他们的平等与人性尊严的观念主要限于白种人。甚至在白种人中间也存在着偏见。”他因此对黑人在美国社会所遭遇到的不公，深表同情，对美国白人的麻木不仁，深感可耻，并多次提醒美国人应关注黑人问题，改善黑人的生存处境和人权状况。爱因斯坦对社会主义也曾寄托深深的希望，在1949年所作的一次名为“为什么社会主义？”的演讲中，他对自己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弱肉强食、无限制的竞争给予了猛烈批评，认为它是许多罪恶的真正渊薮，相反，只有社会主义经济才能消除资本集中、人道凋零的弊端。　　在爱因斯坦晚年文集中，对自由的论述和强调占据了很多篇幅，“自由”在爱因斯坦看来，属于人类的基本价值。人为什么要追求自由？爱因斯坦认为，这是由人类生存的目标所确定，“这个目标就是要通过内心不断的努力摆脱反社会、具有破坏性的天性，使人类变成一个自由幸福的群体。”那么，什么是自由呢？爱因斯坦认为人类应该享有两类自由：一类是外部自由，一类是内部自由。外部自由首先是言论自由，“我所理解的自由是指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一个人不会因为就知识的一般和特殊方面表达意见和论断，带来危险或严重的不利后果”，爱因斯坦如是说。但为实现人类生存的意义，使所有人的精神发展成为可能，仅有言论自由是远远不够的，爱因斯坦提出还须有第二种外部自由：“人类不应该为了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而不得不工作到既无时间也无体力从事个人活动的程度。没有这第二种外部的自由，言论自由对他就毫无用处。”自由精神的发展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作为支撑，爱因斯坦所说的第二种外部自由，实际上就是罗斯福所说的“免除匮乏（的自由）。”至于内部自由，按照爱因斯坦的理解，是指精神的自由，它“存在于独立的思想中，后者不受权力和社会偏见的限制，也不受一般的未经审视的常规和习惯的羁绊”，是科学发展以及创造性精神活动的驱动力，这种自由的养成，不仅有赖个人的独立特行，也有赖于社会的支持或不予干涉。追求和捍卫自由是人类精神生活得以发展和完善的保证，人类的外在生命和内在生命也籍此才能得到改善，换句话说，自由在爱因斯坦那里，其实就等同于生命。　　爱因斯坦对以自由和正义为核心的人类精神价值的呵护，呼应了大诗人T.S.艾略特的一句名言：“精神的创造物永存。”在罪恶日益增多、人性严重堕落的“极端的年代”（霍布斯鲍姆语），为维护人类精神价值的永恒，捍卫自由与正义，是选择宽容，还是选择敌对？爱因斯坦毫不犹豫选择了前者，这充分袒露了其赤子之心和坦荡胸怀。“以牙还牙，以齿还齿”只能带来恶恶循环，注定不能给人类引来出路，而提倡宽容、反对仇恨，温暖的人间情义虽然不能一劳永逸解决人类的问题，但却明显有助于软化彼此的敌意。爱因斯坦坚信不疑：人类间的距离首先是心灵的距离，当心灵因暖性的情感而拉近的时候，人心秩序才能够建立，社会秩序才能安排。所以，爱因斯坦从不鼓励仇恨，而始终倡导宽容，他从容自如地面对着人间的仇恨：“仇恨之箭也射向了我，但从未伤害我，因为它们从某种程度上属于另一个世界，而我与之没有多少关联。”为人间的自由与正义，爱因斯坦呼吁：要使每个人都能不受惩罚地表达他的观点，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所有人都需要培养宽容精神；要让近现代以来人类社会形成的宽容精神继续得到伸张，保证自由、正义与和平，学校和教育应以传播传统为主要使命；要让全人类能够致力于解决共同性问题而走向合作，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和苏联应该超越意识形态的对立而相互容忍………………　　宽容是一种很难培养、但又值得和应当培养的一种高贵的精神和态度，但宽容却又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斗争。放弃对丑恶的抨击、在偏见和仇恨面前任意妥协，如托尔斯泰所主张的一样“勿抗恶”，在爱因斯坦看来，也是不可取的，为了人类的正义和尊严，所有有理智、有良知的人，都需要克服惰性和懦弱，勇敢地作出斗争，“为了保护正义和人类的尊严，如果战斗是不可避免的，就让我们勇敢地迎上前去，而不要逃避。”放弃斗争、让强权和罪孽肆意横行，这样的一个世界不是人的世界，人也不值得在这样的世界而生活，爱因斯坦借一位有名的荷兰科学家之口，告诉了人们他对强权的态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人试图说服这位荷兰科学家，权力胜过正义，“我不否认你们的论断的正确性”，这位科学家从容回答道，“但我确实知道，我不愿意活在这样的世界上。”——爱因斯坦正是藉着这种对提升人类精神价值的伟大信仰，而不知疲倦为着自由和正义作着自己最大的努力。　　（二）世界政府与人类安全　　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对人类文明的肆意贱踏，使爱因斯坦备感痛心，爱因斯坦痛定思痛，终于意识到：在他所处的时代，对自由与正义形成最大威胁、对人类文明和精神价值造成最大损害的，正是战争。亲身领受过战争之苦之残酷之泯灭人性的爱因斯坦，因此对战争充满厌恶、对和平极尽期冀。然而，和平又如何才能实现并长久保持呢？显然，爱因斯坦对二战刚刚结束的世界并不抱什么幻想，战后的世界仍是危险和不安全的，只不过是战争的暂时停顿而不是冲突的永久终结，但冲突的依然存在则无疑就表示着仍有发生战争的可能。“战争赢了，和平却没有”，爱因斯坦在1945年说。为什么和平竟至如此脆弱？爱因斯坦的答案如下：“世界曾得到摆脱恐惧的承诺，但战争结束后，恐惧却与日俱增；世界也曾得到免于匮乏的承诺，但在一部分人生活富足的同时，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仍面临着饥饿。国家也同样得到了解放和正义的诺言，但我们已目睹，甚至正在目睹着”解放“部队向着谋求独立和社会平等的人们开火，而以武力支持那些国家里似乎最适合于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党派和个人。领土问题和权力之争，尽管已经过时，却依然压倒了共同的幸福和正义的基本要求。”　　——这种局面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爱因斯坦把它归结为世界无政府状态。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和共同的权威，整个人类世界是分裂的，人类的情感和利益是分裂的，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在为着自身的权力和利益而战，“以邻为壑”、“他人所得即是自己所失”于是成为惯常并支配着每个国家和民族日常行动的思维方式。“贯穿在历史上国际事务中的这种无政府状态让人承受了不可言状的痛苦和毁灭。它一次又一次剥夺了人类及其心灵、福利的发展。在某些时候，它几乎毁灭了整个区域”，爱因斯坦慧眼独具：无政府状态使人类陷入了“囚徒困境”，军事主义因之在全世界迅速漫延，每个国家都经常性处于战争准备之中，“没有一个现代政府不要求一个扩张的军事设施”，“在这一点上，权力被明智地运用的国家一点也不比被残暴专制统治的国家差。”但世界的悲剧性，并不止于此，与战争准备同时发达的，是战争教育，20世纪几经屠杀的人类世界，在总结了战争的经验教训后，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幡然醒悟，“政府认为教育它的居民存在战争的可能性是必要的”. 与这种必要性相同步，爱因斯坦非常精当地描述了由此引发的结果：“这种‘教育’不仅腐化了青年人的心灵，而且反过来也影响了成年人的心理状态。没有一个国家可能避免这种腐化。这种腐化甚至流行到了那些并无侵略意图的公民之中。国家因而变成了一个现代偶像，它的挑动性的权力很少有人能逃脱。”　　正是因为世界无政府状态，人类陷入了军事主义的泥潭中，并因为互相猜疑而使想象的敌对成为事实的敌对，战争和冲突也因此成为“自我证实的预言。”但仅仅因为世界的无政府状态，人类尚不至于面临生存都无法得到保证的窘境，与世界无政府状态相伴而生的20世纪的技术大发展及其在军事上的滥用，则籍着人类“囚徒困境”的推波助澜，使人类的处境雪上加霜。1948年的爱因斯坦满怀伤感：“过去几年里的技术发展创建了一个全新的军事状况。令人恐怖的武器被发明出来，它能在几秒钟内让大量的人灭绝，并让巨大的地区毁灭。由于科学还没有发明防范这些武器的方法，现在国家不再能恰当地保护其居民的安全。”爱因斯坦所说的“令人恐怖的武器”，就是原子弹，1945年广岛和长崎上空飘起的蘑茹云，令整个人类感到震惊，人类也有史以来第一次，面临了“大规模毁灭的威胁”，而这种威胁直到今天仍为现实。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面前，人类该如何相处、作出什么样的生存选择？爱因斯坦以其智者的深思远虑，大声地说出来了：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建立世界政府，因为，人类所面对的生存问题已具共同性，远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单一力量所能解决，现在和过去，情况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他的想法在当时是超前的，而在现在仍有着无穷意义。而这也是他的一贯坚持，早在一战之初，爱因斯坦就开始公开宣扬和平理想；20年代，他则对全面裁军表示完全支持并建议建立统一的欧洲。我们也可以认为爱因斯坦对人类世界的思索与他对物质世界的思考异曲而同工，爱因斯坦始终坚信物质世界具有统一性，可以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他对人类世界的观察和研究，明显受相同的思维所支配。世界怎么会不能和谐呢？人类世界当然也会像物质世界一样服从着宇宙的神秘安排。富有着宗教情怀的爱因斯坦对此毫不置疑，热烈追求建立一个统一而又运转有序的人类世界，也便自然而然。　　“只有一条道路可以通向和平：超国家组织之路”，也就是说，“有必要创造出适宜的环境，以确保各国有权在法律基础上并在国际法的监督下解决与别国的冲突；有必要通过一个具有专属其掌握的军事力量作为支撑的超国家组织防止各国发动战争”，“而目前的绝境存在于这一事实：没有一个能胜任的、可靠的超国家权威。因此，所有政府中负责的领导人被迫以终究要爆发战争这一设想为基础而采取行动。由这种设想而激发的第一步骤都助长了普遍的恐惧和相互不信任，从而加强了最终灾难的降临。无论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如何强大，都不能为任何国家创造出军事安全，也不能保证维持和平。”爱因斯坦不是专业的政治家，然而，爱因斯坦对政治问题的见解，却一点也不比专业的政治家逊色，甚至可以这样来说，他对国际政治事务的一些看法，比专业的政治家来得还要透彻，原因在于：专业的政治家难免常常要为即时的利益所左右，而爱因斯坦只关心真理和价值，因此，他的主张，往往一针见血、直指事物的本质。爱因斯坦对这一点洞若观火：随现代世界新技术发展和人类无政府状态漫延而生长起来的军事主义，是制造战争的最直接祸根，因此，需要“剥夺国家范围内对军事力量的权力并把这种权力转交给超国家的权力机构。”爱因斯坦的世界政府主张，并不只是泛泛而谈，在一个总的方向之下，爱因斯坦同样关注到了建立世界政府的技术操作问题，他提出如下措施和步骤：第一步，各主要军事强国相互检查用于生产进攻性武器的方法与装置，并互相交换彼此的技术与科学发现；第二步，这种非国家化可以通过稳步增加不同国家军队的军事与科技人员的互换来实现，军事科技交流“会进一步减少突然袭击的危险，而为军事资源的国际化奠定心理上的基础”，为此，应设立超国家的安全与仲裁委员会，并规定委员会的选举办法及义务权能；第三步，当各国就上两点达成一致后，有关机构可以马上进入运行，各国残存的军队或者解散，或者置于超国家的权威机构的统帅之下；第四步，最重要的军事强国之间的合作得到保证后，如果可能的话，还应努力使所有国家在自愿决定加入的前提下组成超国家组织。爱因斯坦的这些主张，充分体现了一个人道主义者兼理想主义者的美好心怀，虽然从其现实具体操作来说，并不全都可行，但他的诸多想法，却真切地反映了人类生存中的困境及人类未来应该选择的走向，而时间越是向后推移，就越显示出它的价值和意义。作为一个总的方向，人类无疑应当向互相融合、逐渐统一的方向走去，20世界下半叶以来世界范围内包括联合国在内各种跨国性政府间和民间组织的极大发展，正是对此作出了说明，而欧洲共同体在近几十年来的建立并初具成效，也证实了爱因斯坦在20世纪20年代的希冀并非空穴来风。爱因斯坦是超前的，虽然当时的人经常会对爱因斯坦发生误会，对他的“异想天开”不以为然，但时间却是公正的，时间会证明一个深深洞察人性、对世界有精辟理解的人的正确，20世界下半叶以来的全球化浪潮及在浪潮冲击下对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的怀疑和消解，也应证了爱因斯坦的期望和所言不虚。放弃部分主权、实现人类的某种形式的联合，21世纪的人类还将为此作出努力。　　爱因斯坦对人类的未来怀有崇高的愿望，他的世界政府主张是超越性的，不是站在某一个国家、某一个集团的位置，从某一个国家、某一个集团的利益出发来思考问题，他站在人类的制高点上，他的关怀面向所有人——白种人也好、黑种人也好、黄种人也好；犹太人也好、土耳其人也好、日耳曼人也好；美国人也好、苏联人也好、中国人也好。爱因斯坦是一个地道的世界主义者，他超越了种族、国家、意识形态的界限，宽容地面对着一切人为的猜疑和不信任，并强烈反对在国家和人群之间制造无谓的对立和紧张，强烈反对以敌视的心态来处理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他认为敌人都是想象出来的，而一旦彼此都互设为敌，敌人也就产生了，相互间的敌对被“自我证实”. 晚年的爱因斯坦对美苏两个超极大国都不太满意，对两个国家的孤立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进行了直截了当的批评。二战前的1933年，爱因斯坦告诫美国青年：“美国青年一代应把精力放在这样的目标上，即，美国应积极参与实现国际秩序的努力”，“持续的孤立政策不仅伤害了全人类，也伤害了美国”，因为，“安全是不可分割的”. 爱因斯坦虽没有直接提出“合作安全”的概念，但是，他所持的正是“合作安全”观。爱因斯坦的安全观同样超越了他的时代，迟至20世纪80年代，瑞典前首相帕尔梅和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才在国际社会反复宣传：一个国家不能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他国的不安全的。爱因斯坦早已深明此理，因此他不仅批评美国，说美国因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而刺激起了军事主义的“赤裸裸的权力”（罗素语），也批评另一个军事大国苏联，在1948年给苏联科学家的回信中，他激动地说：“你们在经济领域是如此热烈的反对无政府状态，同时你们又是如此热烈的无政府状态的赞同者，比如，在国际政治领域的无限制的主权个问题上。”批评归批评，他仍然相信世界可以超越差异而进行合作，他不相信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真的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致命，“在世界政府中，不同组成部分中的意识形态差异不会带来严重后果”，爱因斯坦如是说。因此他又主张，美国和苏联——或者推广到全世界的所有国家，都应当超越意识形态和利益上的分歧，彼此相互作出让步，相互取得体谅，以共同为全人类的福祉作出贡献。爱因斯坦因此对联合国的建设投入了极大关心，在1947年致联合国大会的公开信中，他再次阐明了人类所面临的不安全感，表达了自己对联合国的权威未被重视的忧虑，强烈呼吁应该“尽其所能地加强联合国”，并提出了　　一些具体措施。　　爱因斯坦所主张的世界政府、合作安全、大国接触、国家间的军事交流等，今天有许多已成为了现实，或者仍在为另外的一些智者孜孜以求。一个业余政治家的政治主张，具有如此罕见的深度和生命力，其缘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哲人充溢的良知与理智，使哲人的睿智跨越了时间和偏见的局限。　　（三）在科学主义与科学精神之间　　世界无政府状态和技术的滥用，是对人类和平的重大威胁，但战争还是和平，毕竟是由人来选择的，这两种威胁人类和平的事物，因此都还只是外原性的因素。除了世界无政府状态和技术滥用，还有没有其它威胁人类和平的东西？爱因斯坦显然不满意于只从外在来寻找原因，人类在他的心目中，主要是一种精神的存在而不是一种生物的存在，人所碰到的难题和困境，因而也要从人自身的主观性上来发掘，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类行为。爱因斯坦找到了这样的内原性因素：人类自19世纪以来在对待真理、知识、智慧态度上的转变，也深深地参与了严重威胁人类和平的军事主义的培养，是科学主义而不是科学精神占据了人们的头脑，才使人类正在一步步走向极端。　　什么是科学主义？什么是科学精神？爱因斯坦没有明说。然而，这并不影响爱因斯坦对科学的看法，对一个“精神贵族”来说，科学的价值自然更多还是体现在对人的心灵的扩充上，而不是在于其工具性上。爱因斯坦正是如此看待科学技术及其功用的，他对人类政治的现状持批判态度，对科学技术的滥用同样持批判态度，我们将看到，爱因斯坦所反对的，正是科学主义。　　爱因斯坦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包含在他对科学与社会关系的思考中。这也是晚年的爱因斯坦关切得最多的问题之一。他认为，科学通过两种方式影响人类事务：“第一种方式所有人都很熟悉：科学直接地，更多程度上是间接地生产出完全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工具。第二种方式带有教育性质——它作用于人的心灵。”爱因斯坦满怀忧虑地指出：科学对人类事务的前一种影响方式，在给人类带来功利的同时，也更给人类制造了无穷困难，“技术——或者应用科学——却使人类面临极为严重的问题。人类能否继续生存，取决于这些问题的圆满解决。”在他看来，科学技术的破坏性体现在三方面：首先，很大一部分人已不再为商品生产所必需，并因此被排除于经济循环过程之外；其次，技术缩短了距离，并创造出新的具有非凡效力的破坏工具，它们被掌握在主张技术不受限制的、行动自由的国家手中，这就成为人类安全与生存的威胁；最后，通讯工具——印刷文字的复制过程与无线电——在同现代化武器结合起来时，就使肉体与灵魂被置于一个中央权威机构的奴役之下成为可能。爱因斯坦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实践者，对科技的实际应用始终保持戒心，科学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对此作出取舍的是人的心灵。科学的善恶问题本来是不存在的，但科学一旦被应用于人间的功利，就不得不被置于了道德的天平，遗撼的是，爱因斯坦说，人并不是从来和完全都是凭借理性来做着一切，人也喜欢置本能于理性之上，理性的光芒因此常常被遮盖了，科学因此常常被工具化了，而科学一旦被工具化，潘多拉魔盒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打开，科学的魔性一面也就统统显露。　　科学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从其原初来说深深体现了人类心灵的崇高性，人类对科学的探索，在丰富了人类灵魂的同时也一点点切除了人类的自卑感。爱因斯坦所说的科学对社会的第二种影响方式，所阐明的正是科学对人类所起的精神效果，“科学通过作用于人类的心灵，克服了人类在面对自己及面对自然时的不安全感。”科学的这种影响，体现着的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一种求知精神、真理精神，也是一种寻求智慧的精神。真理是独立的，智慧是超凡的，自为的真理和脱俗的智慧拒绝对事物进行实用化审视，知识就是知识，不能单纯为世俗的目的而存在，它可以服务于世俗但绝不应屈从于世俗，它与世俗共处是为了提升世俗，度化世俗。爱因斯坦心目中的科学，是和谐的，统一的，生于人间而不附合于人间的，它要焕起的是人类心灵的崇高与伟大，它可以与凡世共存共处并为之作努力，但这绝不是它的唯一目的，或者说，它与世俗的好合是服从于更高的神、更高的意志，这更高的目的就在于拓展人的精神，使人的灵魂更加充盈。　　爱因斯坦本然地在他的生命中怀有善良的愿望，它的善良使罪恶相形见拙，可是，罪恶却也一直存在，而且有变本加利的可能性。爱因斯坦对此十分悲哀。原子武器被发明之后，目睹大规模毁灭性物质被用于军事目的，爱因斯坦一次次表达了他对原子武器的忧虑：“原子能的释放并没有产生新的问题，它只是使得解决一个现存的问题的需要变得更加迫切起来。”并在广岛、长崎事件发生后警告世界：“原子弹的杀伤力已改变除我们的思想方法以外的一切，这样，我们会逐渐陷入空前的大灾难之中。”——这句话后来广为人知且被人们频频提起，爱因斯坦知道：技术的滥用是来自于我们的思想方法，而它在灾难发生后却并没有改变，世界因此而不得不经受恐惧。这种把科学工具化、夸大科学的功利效果的思维模式，是科学和科学精神的异化，它的致命缺陷，是没有树立起对科学的真正尊重，降低了科学的独立性和精神意义，进一步说，它所造就的技术恐惧反映了人道精神的短缺，实际上也是对人的不尊重，在科学被异化的时候，不幸的是，人也被异化了，人也沦为了工具。　　爱因斯坦所深恶痛绝的军事主义，正是人和科学被异化为工具化的表现，当人和科技被充作了某些目的——譬如国家统一、争夺稀有资源、对外武装恫吓等等时，科学的独立和精神之美不见了，科学单纯被置为了达成某种目的的手段；人的个性自由和美好人性不见了，人只不过作为了大集体中的一个小符号。爱因斯坦因而强烈捍卫科学研究的独立和学术的自由，反对科学中的军事介入，抨击军事主义的精神状态，当军事权力主导科学的发展方向时，他认为结果将是“普遍的政治主张置于文化关怀之上”，而文化被脚踩于地的时候，人的道义、人的精神崇高、人对和谐与美的追求，这些纯真的事物也都将统统遗失。爱因斯坦看到了这样的危险，1947年，他忠言美国人：经历两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美国，正在激起军事主义的“赤裸裸的权力”，在军事主义的阴影下，个人已被降级为单纯的工具，成为“人的材料”，人的欲望和思想置于了无关紧要的位置，而人以外的因素，如各种类型的武器、对原材料的占有，等等被看成至关重要。军事主义所高扬的着是实用理性而非价值理性，当军事主义席卷世界的时候，爱因斯坦悲伤地问：人在哪里？　　晚年的爱因斯坦，他一边在伤心着人类罪恶的升级，一边在反思着人类思维模式的偏谬，这使他从未停止过追问和怀疑。这种怀疑态度是纯正的科学精神的体现，因为科学精神从不放弃对自身的诘难，科学也因为此而长期保持着理性的光辉。但爱因斯坦的怀疑是彻底的，即使是对科学精神所包含着的理性，他也没有把它供上上帝的祭坛，爱因斯坦极其理智地提醒自己以及他人：人间并不存在上帝，上帝永不会现身于人间。在1948年世界知识分子和平会议组委会上，他指出：“通过痛苦的经验我们懂得，理性思考不足以解决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诸多问题。深入的研究和敏捷的科学工作对人类常常具有悲剧性的含义。”理性——以及理性的成果技术，也并不完全是牢靠的，而理性却又是人类文明和精神的象征，在这样一种困难中人类该如何作出选择？是不是需要弃之理性而去？爱因斯坦的天才智慧在这时候又显示了了其超越一般人之处：不会有上帝来帮助人类解决困扼，人类的窘境只能由人自身来解决。理性虽然不万能，但是，丢失理性却万万不能，在对理性也保持着距离不忘审视的基础上，合理地借助理性，人类才能试图去化解困难、走出困境。有鉴于此，爱因斯坦号召人们：要“运用理性和谨慎来解决人的问题，而不是向远祖遗传下来的本能和热情投降。”1948年，在接受一个世界奖的颁奖会上，他在演讲中又说：“所有像我们这样关注和平、关注理性与正义获得胜利的人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理性与诚实善良对政治领域发生的事件具有的影响是多么微不足道。然而，不论这种影响是多么微弱，也不管我们未来的命运会怎样，我们都可以确信：如果没有那些关注整个人类利益的人们所进行的不知疲倦的奋斗，人类的命运比现在还要糟糕。”　　在科学主义与科学精神之间，爱因斯坦毫不迟疑选择了科学精神，的确，这是智者的智慧，这种智慧是具有穿透力的。当时光忽而又去半世纪之久，反思人类的历程，五十年前与五十年后，世界已经发生了什么变化？人类又在面对什么样的生存境遇？科学是比过去富有独立性了还是比过去更不自由？我们的思维模式是与过去相同还是有所改变？当我们对这些问题发问时，让我们再次回味哲人在五十多年前的声音：“对真理和知识的探索与追求是人类最为崇高的品质之一”——我们不断地以此为资作着疑问，我们对所有的问题才能保有“头脑的清明”（马克斯。韦伯语），我们对现世的欢乐或苦难才会有真切的感知。　　（四）对知识分子的寄望　　当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军事主义折磨中，当科学主义大行其道技术的滥用日益升级时，当自由与正义被不屑一顾踩在了愚昧和野蛮的脚下，爱因斯坦所吁求的超国家政府，到底能依靠什么力量才能被推动？谁又有着这样的道德良心和勇敢智慧去献身于世界正义？爱因斯坦——一个充满人道热情和健阔胸怀的哲人和智者，他当然是走在最前列的人，他的无所畏惧和非凡品质无疑也会成为一种感化的力量，但，仅以一人之力，仅以单纯的道德感化，伟大的理想和真诚的希望能够化为现实、理性或理智的光芒能够普照人间吗！爱因斯坦知道理智的局限，在“使人类变成一个自由幸福的群体”的努力过程中，虽然“理智会是最为得力的助手”，但理智“却没有人格。它不能引导，只能服务，而且它选择领袖时并不仔细”，“理智对方法和工具有独到的眼光，但对目的和价值却是盲目的。”一人之力托不起万重乾坤，唯以善意不足以唤醒普遍的理智。温暖的情感是有力量的，但情感却不能决定一切，即使理性和理智被情感唤起了，但理性和理智又该如何控制、由谁控制？爱因斯坦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了知识分子身上。　　爱因斯坦称知识分子为理智的“布道人”. 知识分子在爱因斯坦心目中，是一个带有高尚感的词汇，他曾这样给自己画像和定位：“与其说我是一个科学家，不如说我是一个哲学家”——显然，他是认为做哲学家比做科学家更有意义，而哲学家的品性就是知识分子的品性。如果说科学家是在求道的话，那么这个“道”是自然中的“道”，但哲学家和知识分子所求的“道”，则是人间的“道”，当然在爱因斯坦看来，这两个“道”不过是殊途而同归，体现的是相同的意志，而且可以和谐统一，但他更倾向于或者喜欢以人间之“道”来统摄物理之“道”，而不是以物理之“道”涵盖人间之“道”. 爱因斯坦不是一位纯以科学为务的科学家，他热爱于思索天上的问题，但他却又从未忘记地上，他对天发问，因此经常引来对地上事物的领悟，或者说他孜孜以求于地上之“道”，而天上之物理是作为了其佐证。爱因斯坦的关注，是高度人文化、人间化的，他有时似乎表露出这样的看法：那些纯以科学为务的科学家并不能称作真正的科学家，完全独立于价值判断之外的科学是不存在的，虽然科学应当保持一定程度的自为性，不应该受尘世贪欲之心的驱使，而科学家一旦丧失了价值判断的能力或者根本就没有培养这样的自觉，科学精神就会受到伤害，科学活动的超越性就会被动摇。科学家的职业，是进行科学研究，但科学家思想的资源，却需要超越科学本身的局限，思考天上的事，要有对人间的关注作为底蕴，人间存在不公、非正义，科学家要以科学的真理精神发出自己的呐喊。　　作为科学家的爱因斯坦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的化身。爱因斯坦问：人类从古至今的文明、承传已久的伟大精神传统，在人类千万年的历史中是由谁所创造并被谁所承载？爱因斯坦自己回答：知识分子的作用至关重要。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当社会稳定的时候，需要有知识分子，他们是既存文化传统的捍卫者，社会的人心秩序由他们来维护；当社会处于变革中的时候，也需要有知识分子，他们走在创造新文化的最前沿，为社会的未来探索方向。爱因斯坦的这种观念，是精英式的，它更多来源于经验，是爱因斯坦对社会自我体认的结果，今天的穷于社会文化思辩的人们可能要说：不见得吧，知识分子当真有这么重要，历史运行到现在，诸神皆已各就其位，还需要有人走在所谓“前列”为人类的“前途命运”苦苦求索！不管当时的人是怎么看的，后来的人是怎么想的，爱因斯坦始终服膺于自己心中的神意：知识分子负载着人类的精神价值，对一个社会的健康有序担负着特殊职责。爱因斯坦因此把建立世界政府的建设性力量，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他在1948年“给知识分子的信”中，热切呼吁知识分子应当富有理性与良知，要为结束世界无政府状态作出不懈努力，“我们必须使我们的思考方式革命化，使我们的行动革命化，必须有勇气把世界上国家之间的关系革命化。昨天的陈词滥调不再适合于今天，无疑也将在明天毫无希望地过时。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认识到这一点，是知识分子肩上从未担负的最重要的和最重大的社会职责。他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克服他们自己的国家的联系，来启发世界人民以最激进的方式改变其根深蒂固的民族传统呢？”属于文化和精神方面的病状要用文化和精神的方式来进行医治，世界无政府状态下的军事主义与技术滥用，是人的心灵发生病变的兆侯，当人心秩序被破坏的时候，重建人心、恢复精神价值的崇高性，自然便成为要最先作出的选择。那么，是不是只要知识分子发出了呐喊，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呢？　　爱因斯坦是单纯的，但也有他的现实的一面，对这一点他心知肚明：知识分子不被组织起来，就不可能形成强大的的推动世界政府建设的力量，“我认为知识分子联合起来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是真正迫切的需要。这不仅是为了保障他们的经济地位，一般来讲，也是为了确保他们在政治领域的影响。”有基于此，二战刚刚结束的1945年，爱因斯坦便提出要建立“知识分子联盟”，“与其它职业相比，知识分子由于缺乏组织，便不能保护自己免受欺压和剥削”，但“知识分子联盟”并非只为知识分子服务，“知识分子应该联合起来，不仅是出于他们自身的利益，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出于整个社会的利益”，爱因斯坦如是说。而所谓“整个社会的利益”又是什么呢？主要就是爱因斯坦所反复吁求的自由、正义等精神价值，这些心理和观念层面的东西是软性的，有无穷力量但也分外脆弱，难于建设却又格外容易破坏，必须而且只有知识分子才能对它作出维护和拓展。知识分子是“布道人”，不去“布道”，不从思想观念上影响政府和公众的偏见与无知，知识分子便不成其为知识分子，所以，爱因斯坦认为：“知识分子联盟对于整个社会的最大意义在于通过宣传和教育影响公众的观念”，同时也是为了维护学术自由，“没有学术自由，民主制的健康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世界政府的建立，正有赖于国家间的民主化。　　人们所习以为常的科学家的形象都是不关心政治的，但爱因斯坦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了人们的这种传统印象，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并亲身感受其血腥和残酷，使爱因斯坦备感科学家对社会所负责任的重大。　　既然政治已经渗透进了科学当中，那么科学又怎么能够放弃对政治的追问呢？科学家应当也是知识分子，更要以其足具超越性的良知与理性来怀系社会的善恶美丑，进一步地，作为知识分子的科学家需要对自己的政治态度作出抉择，是赞同此还是赞同彼，必须给出明确回答。晚年的爱因斯坦坦诚而坚定地怀着上面的想法，呼吁知识分子形成联盟，其当前“特别重要的任务是要努力建立一个超国家政治组织，防止新的侵略战争”，而“除了目前这种超国家的组织外，不存在任何其它永久避免灾难的方法。”爱因斯坦看到了知识分子在防止新的战争中的作用，也看到了他们的责任，“在促使和提升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组织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所能担负的最为重要的任务。只有大力地承担起这个任务，像这样一个组织才能获得内部的力量和外部的影响。”知识分子联合起来，组成超国家的组织，这是建立世界政府的第一步，爱因斯坦的这种主张，虽然不乏理想化甚至可能有些不切实际，但爱因斯坦却也同时充分显露了一个科学家兼知识分子的远见卓识，他的思想是超前的，也是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思考过的，没有做过的事是不是真的就不可行，需要实践来给予检验。爱因斯坦一心想建立起来的知识分子联盟，是超国界的，超种族的，他坚信，即使在相互敌对的不同阵营中，也会有足够多具有健全判断力和正义感的人们，他们能够而且渴望一起为现实的困境寻找出路。爱因斯坦因之希望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能够超越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在照顾到本民族本国家利益的同时，又能站到全人类利益的高度，避开彼此国家的敌对，实现全世界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爱因斯坦固执地相信着这一点，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了。1948年，苏联四位科学家——瓦维洛夫、弗鲁姆金、约飞与谢苗诺夫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对他的世界政府主张提出了质疑，认为他的消解国家主权与独立的意见尽管主观愿望良好，但客观上实际是给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提供了理论借口，并不利于国际安全与合作。爱因斯坦对他们的批评立即给予了积极回应，认为他们的抨击是善意的，并言辞恳切地再次详细阐明了自己对世界政府问题的看法。在回信中，他对美苏两国的相互猜疑所导致的两国知识分子间愈加明显的深刻疏远，感到非常惋惜，认为它“是人为隔离的结果”，但他仍对两国知识分子间的合作抱有期望：“如果个人自由的意见交换成为可能，并得到鼓励的话，那么知识分子或许比别的人更能够帮助在两国及他们的问题间建立相互理解的氛围。这种氛围是政治合作有成效的进展所必需的先决条件。”爱因斯坦是善良的，他始终对世界保有一颗赤子之心，　　他对知识分子的寄望是他自身的正义感和道德心自然而不自觉的向外流露，一个信仰人道精神与道德力量的人总是试图运用人道精神与道德力量，也天然倾向于期望所有具有这种信仰和品质的人聚为一体，共同为世界正义作出努力。爱因斯坦因之为他那个时代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设定了一种努力方向：“我们科学家相信，我们及我们的后继者在此后几年中所做的或没有做成的事将决定文明的命运；我们认为，我们的任务便在于不知疲倦地解释真理，帮助人们认识生死攸关的事实，并且为不同观点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而不是迁就），达成最终的共识而努力工作。”　　爱因斯坦是一位科学家，但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在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之间，爱因斯坦作出了超越一般人的选择。这两种角色——和两种精神状态：作为科学家的冰凉的理性和作为知识分子的热烈的人道精神与现实参与感，在一个人身上近乎完美的结合，在说明了科学家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人文操守的同时，也证明了英国科技史家C.P.斯诺笔下的“两种文化”的分裂并非必然和不可避免。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合而为一、填平两者之间的鸿沟，将冷性的科学精神和热性的人间关怀融为一体，爱因斯坦对此作了一个不朽的示范。科学家应当成为关切现实的人，科学家也可能成为关切现实的人，爱因斯坦对人类自由与正义的思考，使我们对科学家也有了一个新型的理解，而他所做出的一切，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越来越凸显出其伟大意义。尤其是在新的、能对人类生活造成巨大改变的科技发现日益增多的今天，如何谨防科技滥用、尽量抑制科学创新的负面效应，这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社会问题，而更是一个科学问题。身处科学发展最前沿的科学家群体，如果普遍匮乏知识分子的淑世情怀，对此不能树立起道德自觉，那么，科学发展的魔性一面将永远无法得到有效治理，科技发展给人类生存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将大大增强。而事实上，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人类社会，正无时不处在这种科技恐惧中，一方面，大量高新技术的发明和发现，使人类更深切地感受到了科学技术改天换地的伟力，另一方面，人类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科技取得极大发展的同时也更加真实地体验到了发生包括人类毁灭在内的技术灾难的现实可能性。近五十年以来，人类一直战战兢生活在原子恐惧的阴影中，但这其实不过是恐惧的开端，90年代克隆技术的大发展，无异于又在人类的伦理道德领域丢下了一堆原子弹，到目前为止，我们仍无法准确预知其危险性到底有多大。与此同时，现代战争据说在一天天提高“信息化”程度，信息战争果真如一些技术乐观主义者所云将使战争不再流血？网络黑客在几秒钟内就可致使无数工厂企业和政府部门陷入瘫痪并造成成千上万资财损失的事情，尚且令我们屡屡胆战心惊，而真的将这种行为应用于战争、使之组织化，其破坏性将有多大，在人类生活已严重依赖于信息网络系统的今天，实已不言自明。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在1941年，曾提出人类应共同享有“四大自由”，其中之一便是“免于恐惧（的自由）”，然而，经历六十年风雨，人类已经“免于恐惧”或者不必再像以往那样“恐惧”了吗？人类面对的局面是令人尴尬的，除了日益深重的科技恐惧，21世纪初的人类社会，仍继续忍受着世界无政府状态和战争的威胁。而我们在用心体会着这种尴尬的时候，我们同时也愈加清晰地感受到了爱因斯坦曾深昧的孤独感，的确，那是智者的孤独，她代表着的是人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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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个人自身的存在，何者是有意义的，他自己并不知晓，并且，这一点肯写也不应该打扰其他人。一条鱼能对它终生畅游其中的水知道些什么？　　苦难也罢，甜蜜也罢，都来自外界，而坚毅却来自内部，来自一个人自身的努力。　　我孤寂地生活着，年轻时痛苦万分，而在成熟之年里却甘之如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