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异的凸目

出版时间：2003-9  出版社：巴蜀书社  作者：罗泰 编  页数：373  字数：2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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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星堆遗址是四川最早发现和发掘的遗址，也是迄今为止四川盆地所发现的规模最大、历时最长、遗存最丰富的先秦遗址，以三星堆器物坑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是四川古代奉化中最辉煌的文化，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古代王国是四川古代最强大的王国，三星堆文明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1999年是引人注目的三星堆器物坑的考古发掘报告正式出版之年，是三星堆遗址发现70周年，也是20世纪最后一年，在这个时刻，认真回顾这些年来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和以之为代表的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的研究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分析，就新公布材料所反映的新问题进行探讨，这不仅是应当的，也是很有必要的。有鉴于此，我在参加四川大学主办的纪念徐中舒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暨古文字学术研讨会时，向巴蜀书社的总编辑段志洪博士建议，组织几位曾经致力于三星堆文明研究的学者编写一套“三星堆文明丛书”，由巴蜀书社出版。段志洪非常赞同我的建议，但却将此事的组织联系工作委托给我，希望由我出面组织国内外有关学者编写这套丛书。我因为学校的教学和行政工作十分繁忙，抽不出多少时间来做这项额外的工作，况且我自己在丛书中还有一本书要撰写，本想推辞，又考虑到编辑这套丛书的事由我而起，国外学者的书稿还需要组织人手翻译，如果我不出面联系和组织，有可能不能按时完成这套丛书。因此，我承担下了这件耗费精力的组织工作，并将这项工作向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的袁行沛教授和吴同瑞教授作了汇报，决定将编写这套丛书作为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研究丛书中的一部。我在联系完这些工作后，立即着手开始撰写丛书编写体例和确定全套书结构的工作。我的“三星堆文明丛书编写体例”是这样写的：    “一、本丛书是一本全面而集中反映目前世界范围内三星堆文化研究成果的学术著作，丛书的编写首先强调的是它的学术性，为了充分调动作者的积极性，突出中国和世界不同地区各自的学术传统，使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鲜明的特点和个性，本丛书要求各书尽量全面、准确反映本区域学术界对三星堆文明的研究状况和存在问题，基于新公布的考古材料，从不同的层次和不同角度来审视三星堆文明，提出自己新的认识。    二、本书所说的三星堆文明不仅仅指三星堆器物坑、三星堆遗址、甚至三星堆文化，它是以三星堆器物坑和三星堆遗址作为最耀眼的闪光点，以三星堆文化作为最主要的研究对象，对三星堆文化的产生、发展、转化和对四川盆地青铜文化和历史的影响进行全面的考察，对中原及邻近文化对三星堆文化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探索，对三星堆文明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作恰如其分的评估。    三、本丛书共5册，由四川、北京、 日本、欧美的作者编写，分别从三星堆文明在四川古代文化、在中国青铜文化体系、在世界文明史不同的层面上来反映三星堆文明所在地区、与三星堆文明关系密切的邻近地区、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术传统的作者对于三星堆文明的认识。每册字数控制在150-200千宇间，并随文附以一定数量的墨线图(数量控制在五十幅左右为宜)。    四、本丛书是由中外作者分别编写，由于国外学术界对于三星堆文明的研究成果在中国传统不广，许多人或受条件的限制或受语言的障碍不能看到或读懂国外原著，因此本丛书对国内国外分别对待：国内作者负责的3册全由作者自己重新撰写，不收录任何研究论文，量在书末应当附上该地区天星堆文明研究书目和论言语目录以供读者查找；国外作者负责的2册，每册分两部分，每部分为作者综合论述地区者对三星堆文明研究的论文。    五、本丛书应具有广泛的读者队伍，因此要求作者在首先考虑学术性的基础上，尽可能照顾到可读笥。力争做到全书结构合理，行文明白晓畅，语言优美雅致。

作者简介

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博士，1988年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毕业，现为洛杉矶加利佛尽可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艺术史系教授。四川盆地区及其邻近地区盐业考古与景观考古项目负责人，东亚考古杂志主编之一和创始人。主要研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研究评述及编者观点  三星堆遗址的新认识(罗泰)    一、前 言    二、遗 址    三、祭祀坑    四、仪式背景    五、各种比较材料    六、讨论    七、历史脉络    八、结语第二部分 代表性研究文章举例    一、四川广汉市三星堆的商代祭祀坑(贝格莱1988)    二、四川境内的一座商代城址(贝格莱1990)    三、三星堆——中国西南一处新的青铜时代遗址(葛严、林嘉琳1990)    四、长江流域的铜器与商代考古(贝格莱1992)    五、对广汉埋葬坑青铜器及其他器物意义的初步认识(巴纳1992)    六、古老的中国——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220年之中国的人与神(Roger Goepper 1995)    七、三星堆祭祀坑之谜(罗森1996)    八、一切都牵涉到眼睛——三星堆文化的两组雕像(巫鸿1997)    九、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杜朴1999)第三部分 相关问题的研究  竹瓦街——一个考古学之谜(罗泰)英文提要作者简介后记

章节摘录

书摘    与西周的考古资料有关的一个令人困惑的器物是一件由一号坑出、土的玉质短剑(或匕首)。如同两个坑中都出土的大量石戈一样，它应源自于同类金属器物的原型。如果《三星堆祭祀坑》对两个坑的定年是正确的话，这件朴素的器物(目前就笔者所知，很少有人注意)可能是东亚最早的剑。目前所知最早的青铜标本，有些带有装饰华丽的鞘，出现在周领域的北及西缘的西周墓中。学术界通常认为它们起源于中国以北或西北的地方，但笔者并不确定这样的起源论点是否已获得支持。三星堆的发现可以让我们重新去思考这个问题。或许四川地区早期与超越商及周文化圈北界的青铜生产区域有所接触，或者这种型式的短剑就起源于四川。关于这一点，我们很难再多加着墨，因为我们并不希望依据一件单一且在考古学上孤立的标本来做推论。    在公元前1世纪后期的四川地区，带鞘短剑是“巴蜀文化”众多武器中最突出的一种。目前发现时代或许最早的“巴蜀”的例子来自于正好处于巴蜀文化范围的茂县牟托的青铜器组合。短剑则不见于定年在西周时期彭县竹瓦街遗址的窖藏中。在未知三星堆这件玉器的存在时，笔者认为缺少这短剑可能可作为较早的定年指标。这个推论现在看来是错误的。                                  （八）    四川地区公元前一千年纪左右的武器及工具的装饰也可以用来作为三星堆风格传统延续的指标。笔者在竹瓦街一文中，从这些可能较早的组合里强调数件标本与三星堆青铜器风格的关联性。定年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以后的牟托一号墓中出土了一件青铜鸟。笔者在文章中尝试将其与三星堆的鸟雕像做比较。基于《三星堆祭祀坑》中有关“神树”的完整记录，笔者又进一步确定了牟托遗址铜鸟是三星堆文化的产物。    除了这些由三星堆发展下来的“巴蜀文化”(及竹瓦街和牟托)的青铜器组合外，我们也应该对双耳器皿多加注意，这也是笔者在竹瓦街一文中着墨的话题。这个现象可能显示某种程度的仪式延续，但现在的证据还不足以证实。                                    (九)    在三星堆“神殿”及“神坛”镂空纹饰上众多关于仪式活动的题材提供了另一个做跨区域、跨时代比较的方向。如前所提，这种在许多早期文明如埃及、美索不达米亚、迈锡尼及大部分的新大陆文明皆为艺术主流的具象艺术，在商周文化的传统中却不重要。地理上与三星堆最接近的例子是大约在公元前第八到第三世纪之间盛行于云南中部地区的滇文化，它在青铜海贝容器等器物上带有华丽的雕塑。其与三星堆的相似主要是在观念而非风格上。但同时，四川地区也必须被考虑为将由商兴起的青铜铸造技术传人滇文化地区的可能媒介。巴纳观察到三星堆及云南剑川海门口铜器在“铸造棱脊的折叠和锤击”技术上相似。不过与其认为这是三星堆晚期的定年指标，笔者倒宁愿认为这个现象是两个区域早期互动的结果。这种关系在滇文化的各类青铜武器型式上也能找到证据。    笔者在关于牟托的一文中讨论了一号墓出土，具独特风格的“牌饰”可能是滇文化青铜铸造的先驱，但经以上分析，认为它是三星堆及滇文化之间的衔接可能是更好的说法。    在本书中提到的另两个关于三星堆及滇文化的相似性是在青铜雕像上使用金箔以加强人物的面部特征，以及将海贝放置在青铜容器上的习惯。但考虑到这两个文化青铜器上具有较大的差异，如果认为这两个文化之间确实有关联的话，那一定是通过某种目前还未发现的中介阶段。    1986年夏，发掘了第三期上层的两个大坑。他们将此遗存定为与商代晚期都城安阳殷墟第一、二、三期同时。三星堆一号坑出土大约300件器物，二号坑出土约600件。两坑都是长方形，二号坑稍晚。坑中出土有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石器和陶器。青铜器(头像)中残留的范土经鉴定就是三星堆当地的土，证明这些器物都是当地制造。坑中还发现大量有焚烧痕迹的兽骨和海贝。这些骨头在放人坑中以前都经烧烤甚至毁坏。奇怪的是，很多青铜器也有灼烧过的迹象。考古工作者的简报说所有的物品都是有序地放在坑中的。一号坑的最底层有玉器，而在二号坑是灰、小件铜器、玉器和海贝。两坑的第二层都是青铜器和金器。一号坑的第三层是动物骨头的残渣，二号坑的第三层则是象牙也是它的最后一层。一号坑还多一层，有陶器和青铜戈。考古工作者提出所有这些器物都是燎祭的供品，与商代甲骨文所记载山川土地的祭祀有关。    这次发掘的完整报告尚未出版，但是在已发简报以及1989年春笔者亲自参观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三星堆的器物可以分为A、B两组。A组包括了具有商因素或受了商因素影响的器物；而B组则是在中国考古发现中前所未见的一批风格特异的器物。        川西平原时值盛夏，酷热难当并伴有雷阵雨，考古工作者搭起窝棚，每日3班24小时轮流不断地进行发掘。每班发掘工作均由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负责指挥并详细记录发掘情况。26日，发现了一号抗的一条坑道，一号坑平面呈T字形，中部和边上共有三条浅浅的坑道(参见图1—1—1)，土坑及坑道均填以黄褐色粘土，层层夯实。将这些填土一寸一寸艰难地清理完之后，一层混杂有灰烬和粘土经夯实且较填土更为坚硬的动物骨渣呈现出来。30日凌晨2点30分，在200瓦和500瓦电灯的强光照射下，在骨渣灰烬层里出现了一件金器，这是一支长142厘米的木杖外壳，用纯金箔制成。接下来，青铜头像和数百件玉石器、青铜容器、象牙、陶器以及其他金器相继出土。一号坑长4．5～4．64米、宽3．3～3．48米、深至1．4米。发掘工作完毕后的8月14日，砖厂工人在取土时又发现了二号坑，发掘小组随即电告国家文物局并于21日开始二号坑的发掘工作。经过30个日日夜夜的苦干，清理完坑内坚硬的填土后，象牙首先呈现在人们眼前，象牙层下面则是大型青铜立人像、金树叶、金鱼形器、玉器和瞳孔外凸的大型青铜面具(图2—5—1·1、2)以及大型青铜车轮(图2—5—2·1)等器物。       但是，在已发表的几篇有关二号坑的文章之中，均未提到二号坑是否和一号坑一样也填埋有骨渣。鉴于《文物》1987年第10期的一号坑简报对骨渣堆积进行了详细的记述，而且在陈德安和陈显丹后来的两篇文章中又对骨渣堆积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述和分析，因此在有关二号坑的文章中对这一特殊现象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实在令人费解。很显然，对骨渣现象的仔细审查将有利于对其背景的认识。下面让我们复查一下已发表的有关资料。    所有资料都显示骨渣层体积约3立方米，单个骨渣直径约3厘米。骨渣及灰烬在坑内由南向北呈斜坡状堆积；骨渣大多数泛白，极少部分呈蓝黑色，在骨渣里夹杂有大量的竹木灰烬，并发现有“浇铸铜器时用的泥芯”  (这个命名不是欠妥，就是使用不当)，但是坑内不见烟熏痕迹，显然这些骨渣在入坑前就已焚烧砸碎。以上细节描述见于由陈德安与陈显丹执笔的一号坑发掘简报及另外一篇文章当中。他们在一号坑发掘简报中对铸造方面的材料作了进一步的描述“……铜头像、铜‘援’等部分铜器出土时，器物内还存有泥芯。在烧骨渣中亦发现泥芯和铜渣。在坑内填土中发现的经火烧过的‘红砂石’碎块，即是浇铸铜器时用的泥芯。这些现象说明铸造这批铜器的地点就在祭扫坑附近的遗址内”。但是，使用“浇铸铜器时用的泥芯”这样的措辞及其他文章中所用类似用语，表明他们对铸造技术并不十分精通，因此，迫切需要对所说的铸造材料进行权威性的鉴定⑨。    他们在第二篇文章中对骨渣的性质作了更多论述，认为骨渣的骨壁(密质骨骸的外部组织?)都很厚、骨腔亦窄(骨髓的腔？)，说明它们应属较大动物的骨头。但是，如果我对这段文字的理解是正确的——中国同事也将发现这段文字有点不好理解，那么我将对作者所作的解释提出质疑。简单地查看一下I.W.Cornwall的《考古工作者骨骼鉴定手册》和R．E．Chaplin的《考古遗址中的动物骨骼研究》，我们立刻就会知道，单独的一根密质骨的骨壁厚薄和骨腔宽窄在不同部位上是不相同 的。同时，尽管我对骨骼研究是个地道的门外汉，但我仍然认为请有关专家对坑内的骨渣进行权威性的鉴定是至关重要的。在中国，至少有一位从事三星堆遗址研究的学者提出骨渣中可 能有人骨存在的观点，童恩正亦持同样看法，如果这一论点有充分的理由，那么尤其需要对骨渣进行深入的研究。浏览一 下康沃尔关于碎骨的论述对此将有所益。此外，二陈还提到碎骨片发白的迹象表明这些动物被放过血(意味着杀牲祭祀)，真不知道他们的依据是什么?    回顾上面列举的材料，似乎没人会怀疑弄清骨灰层的内涵不仅对推测骨渣填土的年代，而且对阐明选择这些东西作为填土的原因皆有用处，惟一的可能就是杀戮了大量的动物(还有人?)作为牺牲献祭1而且一个稍有想像力的人就会问，到底需要多少只大象才能形成体积约3立方米且经焚烧砸碎的骨渣层?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在所有的可能性之中，铜渣的存在——如果的确如此以及它们存在于坑内夯土中的现象，无疑将具有特殊的意义。二陈可能根据这一合理的思路提出铸造这批铜器的地点就在两个埋葬坑附近的遗址内。然而，其中一些器物明显来自其他文化区域，例如，他们将几件时代较晚的器物(如图2—1—4所示的尊和图2—2—5所示的罍)列入可能属本地铸造的青铜器群中是错误的。更奇怪的是，他们断言铜人头像和其他器物(包括尊和罍)系为某种仪式而就地铸造并立即使用后埋入土的。    二陈认为两座土坑应是祭祀坑，其主要根据有三条：(1)大量玉器的存在，其中有玉琮和玉璋(有1件长达167厘米、宽23厘米)，是对埋葬坑祭祀性质的很好说明；(2)象牙、象骨及构成3立方米的大量动物骨渣反映了杀牲祭扫的事实，只不过与中原文化的祭祖方式有所不同。在中原，埋葬前不要焚烧砸碎，甚至连动物的碎骨片都未曾发现；(3)在商代，将奴隶和战俘杀戮(甚至活埋)作为牺牲的现象常见于墓葬和建筑基址里，被斩掉的“人祭”头颅也时常发现。因此，三星堆的无身青铜人头像代表了这种人祭，而三角形的颈部似乎表明刀从颈部两侧斜砍的现象！发掘者甚至未考虑如甲骨卜辞中所记述的祭祀的术语是否妥当就将其套用于三星堆埋葬坑，因此，似乎没必要对其论点的不精确性进行详考。然而，事实上坑内的绝大部分器物也确有焚烧和烟熏的痕迹，并且有大量的竹木灰烬遍布全坑，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当时曾发生了一场非同寻常的事件，而事实上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所发掘的非墓葬埋葬中前所未有的一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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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对国外学者的概述的集子 不错 它山之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