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拉第与晚清中俄关系

出版时间：2008-07  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作者：陈开科  页数：559  字数：5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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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清一代，中俄关系是一对极其重要的双边关系，为朝野所共识。按清朝“夷务”体制，俄罗斯为北地陆路通商之国，类乎“朝贡藩属”，因而比西方海运国家较受礼遇，享有在北京设馆驻使的优先权。体现这个优先权的，就是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俄罗斯馆）。它集商务、外交和文化功能于一身，虽无使馆之名，而有使馆之实，在历史上产生过一种绝不限于外交事务的影响。俄罗斯馆史作为俄罗斯对华关系特定时期的缩影，是非常值得回顾的。陈开科博士的专著，以巴拉第与晚清中俄关系为研究对象，堪称缩影中的缩影，微而显，窄而深，大有裨于知人论世。巴拉第从修士辅祭到修士大司祭的升迁，与道、咸、同、光四朝的中俄关系连成一体。面对清朝的边疆危机和统治危机，他随时随地都是唯沙皇政府马首是瞻，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巴拉第毕竟非同凡响，“老僧脚底从来阔，未必骷髅就此埋”。作为一名有教养的“达喇嘛”，他以北京俄罗斯馆为基地，辛勤而又持久地研究儒、释、道的经典和满、蒙、藏的文化，卓有建树，终于成为介乎俾丘林与王西里之间的一代宗师，获得国际性的学术声誉。开科博士负笈莫斯科多年，拥有双语优势。他的专著，根据丰富的档案材料和文献资料，实事求是地为巴拉第写真，展示其政治生涯和学术生涯的时代特征，对其矛盾性的历史地位作出同情的理解，体现了“实事求是”与“知人论世”的统一。这种理性化的历史思维，学识兼备，史论结合，绝非灵机一动所能达到。

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研究“巴拉第与晚清中俄关系”的专著，全书分为三个大部分：“巴拉第与晚清中俄文化关系”叙述了作为当时中俄文化交流中最重要内容汉字一的巴拉第的汉学研究成就；“巴拉第与晚清中俄经济贸易关系”叙述了1860年前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特别是巴拉第以身居清朝心脏的有利地位；“巴拉第与晚清中俄外交关系”叙述了卡法罗夫在任第13届布道团大司祭的时期内，接受俄罗斯外交部和东西伯利亚总督的指示，不但直接提供大量情报，而且身体力行，亲自参与中俄外交事务，为《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的提前签订起了一定作用。

作者简介

陈开科，1965年生于湖南省汩罗市，历史学博士。2002年毕业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2002年至2005年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做博士后研究，师从蔡鸿生教授。2005年始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研究室，现任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早期中俄关系史、中国近代史研究。

书籍目录

前言：巴拉第的生活与学术活动概述  第一节  神学世家的少爷：巴拉第的早年生活  第二节  三十年京华砥砺：巴拉第在北京的生活和学术活动概述  第三节  身后文章合有名：后人对巴拉第在华活动的评价及局限性分析第一章  巴拉第与晚清中俄文化关系  第一节  但开风气：巴拉第的蒙古史研究    一  巴拉第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    二  巴拉第译注《元朝秘史》    三  巴拉第译注《圣武亲征录》”  第二节  科学与政治：巴拉第“科学考察”南乌苏里边区  第三节  心有灵犀：巴拉第对中国宗教历史、文献的研究与翻译    一  俄罗斯馆的一道风景：巴拉第对中国佛教历史与文献的研究、翻译    二  首倡近代化研究：巴拉第对中国伊斯兰教历史、文献的研究    三  “中国中心的范式”：巴拉第对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  第四节  功不可灭：巴拉第首倡编辑《著作集》  第五节  绝笔之作：巴拉第主编《汉俄合璧韵编》第二章  巴拉第与晚清中俄贸易关系  第一节  不解之缘：北京俄罗斯馆与商队  第二节  商务间谍：北京俄罗斯馆注意中国经济活动的传统    一  沙俄政府对北京俄罗斯馆的整顿和改革    二  1850年前北京俄罗斯馆以情报收集为手段干预中俄贸易的情况  第三节  情报高手：巴拉第与中俄贸易    一  巴拉第对中国商路的考察与研究    二  巴拉第极力收集中国茶叶贸易的情报第三章  巴拉第与晚清中俄外交关系  第一节  并非使节的使节：北京俄罗斯馆的外交职能    一  沙俄政府给北京俄罗斯馆的外交指令    二  北京俄罗斯馆成员对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高度重视  第二节  镇压与利用：巴拉第与太平天国时期的沙俄对华外交  第三节  京津道上的神秘客：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巴拉第    一  巴拉第和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的密切交往    二  巴拉第与普提雅廷的“调停”    三  巴拉第与耆英的交往Abstract附录巴拉第年谱简编参考文献  一  俄、英文文献    1.档案    2.手稿    3.杂志    4.巴拉第著作    5.俄罗斯馆成员及教会学者著作    6.俄、英文间接参考资料  二  中文文献    1.档案、史料集    2.古籍    3.一般著述后记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巴拉第与晚清中俄文化关系所谓“晚清中俄文化关系”，大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晚清时期俄罗斯的汉学研究。俄罗斯的汉学研究开始于18世纪，19世纪初始摆脱西欧汉学的影响，19世纪中叶后形成俄罗斯民族汉学学派“瓦西里耶夫学派”。所以，俄罗斯汉学大抵成熟于晚清时期。从内容上看，当时俄罗斯汉学研究涉及面非常广泛，包括中国的宗教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思想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研究、中国的文学艺术及科学技术研究，乃至中国民族边疆历史及地理情况研究等，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从特征上看，俄罗斯汉学研究主要包括初期的游记、日记、报告等萌芽态汉学（16-17世纪），中期的资料译注和初步研究之过渡态汉学（18世纪、19世纪初），以及后期的研究、译注之成熟态汉学（19世纪中叶及以后）。其中，伊?裴特林、费•巴伊可夫、尼?米列斯库等早期俄罗斯使团的报告实为俄罗斯萌芽期汉学的代表，罗索欣、列昂季耶夫、比丘林等人的资料翻译为俄罗斯过渡期汉学的代表，而瓦西里耶夫、巴拉第等则为俄罗斯汉学成熟期的代表。从结构上看，俄罗斯汉学（包括过渡期和成熟期汉学）由俄罗斯馆汉学体系与俄罗斯国内世俗汉学体系相互补充，并行发展。其中，19世纪中叶以前，俄罗斯汉学的中心在北京俄罗斯馆，俄罗斯国内世俗汉学尚缓慢成长。19世纪中叶以后，俄罗斯汉学的中心就转移到俄罗斯国内世俗汉学中心——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而北京俄罗斯馆汉学则缓慢沉寂。

后记

2002年3月，我的博士论文刚刚答辩完，就遇到一个问题：是继续留在俄罗斯，或者转道西方，还是学成回国，颇费思量。流行的观念是继续留在国外发展。这种观念具有一种很强的惯性力，无形中左右很多海外学子的去向，不过，它对我似乎没起很大作用。就我个人来说，心底里总有一个不好宣之于口的想法：与其留在国外传播中国文化，不如回国传播外国文化。因为近代以来中国挨打受气，一个最现实的原因就是很少有人去了解、最终也不了解外国的文化。近代中国之失，首先失在对西方文化的睁眼瞎。而反观近代西方，他们通过传教士的途径收集积累了大量有关中国文化、经贸、政治等情报资料，对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经济情况相对而言有较深的了解。基于这个考虑，我义无反顾，决定回国。同时考虑到我过去所学太杂，一会儿中国史、世界史，一会儿又是哲学史，所以，想做个博士后研究，以便进一步规正今后的学术之路。正巧，一次去莫斯科大学参加老朋友宿丰林先生的博士学位答辩，谈起这事。他建议我，如果想研究早期中俄关系，最好去师从蔡鸿生教授，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先生的尊讳。事后，我赶紧上网查询有关先生的情况，看到先生居然有著作《俄罗斯馆纪事》，吃惊不已。想先生避居南粤，却研究北京的俄罗斯馆。以我的愚见，学术也如谋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要研究俄罗斯馆，也该吃住在北京才是。由此也可见先生学术探索的勇气。于是，我千方百计寻找该书，可是，跑遍莫斯科各大图书馆，一无所获。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碰到研究北京俄罗斯馆的专家伊芭多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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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第与晚清中俄关系》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