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1-9 出版社:白山出版社 作者:张正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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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打铁的”梁兴初
儒将李天佑
旗官丁盛
“好战分子”钟伟
虎将胡奇才
“旋风部队”司令韩先楚
战将刘震
文武邓华
威猛贺晋年
黄永胜获赠“免死牌”
“林罗刘”——刘亚楼
参谋长解方
“苏静能当十万兵”
吴克华机断专行
李作鹏当机立断
徐国夫抢得先机
“攻坚老虎”龙书金
作者简介
张正隆,1947年出生,辽宁本溪县草河口镇人。著名军旅作家。中共党员。1966年高中毕业,1968年赴本溪县小市公社插队务农,1969年应征入伍参加解放军,历任81065部队战士、排长、新闻干事、宣传干事、沈阳军区文化部创作室专业作家。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有长篇报告文学《雪白血红》、《枪杆子1949》、《解放》、《西部神话》、《战将》、《战争记忆》,中篇报告文学《大寨在人间》等。长篇报告文学《血情》获第三届解放军文艺奖及中国报告文学505杯奖,另有10余部长、中、短篇报告文学获军内外省军级以上报刊优秀作品奖。
书籍目录
《一将难求—四野名将录(上册)》
第一章 “打铁的”梁兴初
1.一身伤疤打上来
2.把刘志丹根据地“抓”回来了
3.“兔子吃鸡”
4.节骨眼上的胜仗
5.“宁当鸡头,不做牛尾”
6.黑山阻击战
7.“万岁军”
附: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战斗序列表
第二章 儒将李天佑
1.一手大刀,一手驳壳枪
2.一个团打掉一个团
3.平型关战斗主攻团长
4.拿下哈尔滨
5.攻坚战
6.眼力
附:四平攻坚战战斗序列表
第三章 旗官丁盛
1.“丁大胆”
2.“游击师”出手不凡
3.打烂的军旗
4.点了白崇禧的死穴
5.常挂在嘴上的是“作风”
附:衡宝战役战斗序列表
第四章 “好战分子”钟伟
1.成名战
2.打违抗命令的胜仗
3.头等主力师
4.雷霆万钧克沈阳
5.青树坪失利
6.性格决定命运
附:靠山屯战斗战斗序列表
第五章 虎将胡奇才
1.大别山中放牛娃
2.恶战连连
3.撤职与擢升
4.土门突围
5.围点打援
6.歼灭“千里驹”
7.虎啸塔山
附:塔山狙击战战斗序列表
第六章 “旋风部队”司令韩先楚
1.第一次战斗
2.别样的勇敢
3.出关第一仗
4.“他不知道我的厉害”
5.一个师打掉一个师
6.战争之神
7.战争中最有效的打击是出奇不意
8.运气
9.跨海之战
10.追赶战争
11.“从未做过政治工作”
附:海南岛战役战斗序列表
《一将难求—四野名将录(下册)》
第七章 战将刘震
1.“勇敢分子”
2.用脑子打仗
3.“连战连捷”
4.能啃硬骨头
5.志愿军空军司令员
6.战争大学
附:锦州攻坚战战斗序列表
第八章 文武邓华
1.书香门第
2.“文人和武士”
3.说“不”
4.指挥海南岛战役
5.预见到美军可能在半岛中腰部登陆
6.再说“不”
7.用胜利打开他们的嘴巴
8.天赐的宝贝
第九章 威猛贺晋年
1.投笔从戎
2.猛将
3.剿匪专家
4.攻取隆化
5.赣西南再显身手
6.将军竹
第十章 黄永胜获赠“免死牌”
1.跟着毛泽东上井冈
2.党代表罗荣恒
3.红星奖章
4.一直是军事干部
5.三战三捷
6.“这个黄永胜,真有一手”
7.浮沉
附:秋季攻势三战三捷战斗序列表
第十一章 “林罗刘”——刘亚楼
1.又是政工干部
2.在伏龙芝军事学院
3.名将之恋
4.司令部正规化
5.极具个性魅力
6.天津战役前线总指挥
7.空军司令员
附:天津攻坚战战斗序列表
第十二章 参谋长解方
1.大医医国
2.没想到学生打老师打的这么狠
3.忧国救国
4.韩解组合
5.志愿军参谋长
6.“主要对手是解方”
7.“外圆内方”
第十三章 “苏静能当十万兵”
1.学生兵
2.“坐机关”
3.“抓人容易放人难啊!”
4.“密息”
5.高参
6.“联络员”
7.“我与林彪关系最密切”
第十四章 群像:吴克华及其他
1.吴克华机断专行
2.李作鹏当机立断
3.徐国夫抢得先机
4.“攻坚老虎”龙书金
参考书目
关于采访(代后记)
特别鸣谢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军职简历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4军班长、排长、连长、营长,红一军团2师2团团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营长、副团长,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山东军区教导5旅旅长,新四军独立旅旅长,山东军区1师师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1师师长,6纵副司令员兼16师师长,10纵司令员,38军军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38军军长,20兵团代司令员,西海岸指挥所代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一身伤疤打上来 梁兴初,高个,长脸,浓眉下一双眼睛不大,却动不动就瞪得老大。最惹眼的是那张大嘴,上颚门齿前突,张不张口,都显一口大牙,早在红军长征时就得名“梁大牙”。 从山东到东北,好多人不知道梁兴初这个大号,倒晓得打铁的、铁打的“梁大牙”——包括战场上的那些对手。 1912年出生,1930年参军,家乡江西省吉安县陂头街,千余户人家都姓梁。梁家祠堂叫永慕堂,红4军总部曾设在永慕堂,毛泽东和贺子珍就在堂内成的亲。 小镇青山绿水好风光,那也只能是富人的目光。梁兴初的父亲是个篾匠,苦劳苦作,供他读了3年书,一病不起。这个家要塌天了,12岁的少年就成了顶梁柱,去到一家铁匠铺。五六斤重的大锤,一抡就是几个小时,直到3年后红军来了。 通红的炉火,铁锤砸在铁砧上的响亮,火星四溅中挥汗如雨。比那把大锤高不了多少的稚嫩身材,比风箱还沉重的喘息,脖子、太阳穴鼓突的青筋,好像随时可能爆裂开来。火星子溅在脸上,溅在赤裸、黝黑的瘦巴巴的肩背胳膊上。汗水甩进炉火里,在被锤打得通红的铁活上哧啦哧啦地溅起轻烟。 在后来打仗、不打仗的日子,在行军也能睡着的梦里,那个少年铁匠的影像,应不会不在梁兴初的脑幕上映现。那稍显的驼背,就是那时留下的印记,也锤炼了强韧的筋骨和打铁的性格。 从通常被称为战士的士兵,到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红军时期的梁兴初一步一个台阶,都是军事主官。 1932年冬,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梁兴初荣获“模范连长”称号,并被授予红星奖章。 红星奖章是红军时期一种非常高的荣誉,获得者少之又少,只是今天我们已经说不出他这枚奖章的具体来历了。 之后不久,在于都河附近的一次遭遇战中,红一军团2师5团9连连长梁兴初,率连猛打猛冲,将敌击溃,并顺势抢占制高点。激战中,一颗子弹从左腮打入,从头上穿出。毫无疑问,这是致命伤,可他仍在呼喊着指挥战斗。没人说得清这是一种什么力量,这是个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血从头上、腮上流着,随着喊叫声从口中喷溅着,血人似的。直至打退敌人的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进攻,才不支倒地,昏死过去。 官兵都说:咱们连长是铁打的。 铁打的也不行了,棺材都做好了,就放在后方医院的院子里。第三天夜里,有人听他喊饿了,要吃饭,大呼小叫说诈尸了。医生跑来一看,也吓了一跳。 个把月就出院了,他说谢谢医生,救我一命。 医生说:不是我救的,是你这人真是铁打的呀。枪伤,刀伤,手榴弹、炮弹、炸弹炸的,从头到脚,梁兴初身上伤痕累累,坑坑洼洼。 仅红军时期就负伤7次。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梁兴初和像他一样的开国将军,那时没这话。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为了解决肚子问题投身革命的,用枪杆子去揍那个不平的世界。 本书写到的四野名将,大都是一身伤疤打上来的。
后记
年轻时,诗歌、散文、小说什么都写,这20多年来基本就写报告文学了。 所以,这里谈的是关于报告文学的采访,苦辣酸甜都是实践中的体会。 1.弄虚作假就没命了 置身于作家行列,难免让写报告文学的人感到不伦不类,却也明白宣示这种文学样式除了虚构外,所有的文学手段都可运用。 《阿Q正传》中的阿Q,鲁迅先生说他是未庄人。未庄在何省何县?没人知道,是虚构的。没有未庄,何来阿Q?可不同时期的读者,多少都能在自己身边看到阿Q的影子。生活中并没有这个阿Q,他是阿Q式人物的集合体、典型形象——这就是小说与小说的真实。 报告文学就不行了。你写个什么人,说他住在什么地方,去到那座城市,找到街道小区门牌号,按响门铃,开门的、或进屋看到的,就得是他,确有其人,确有其事。 时间、地点、人物、故事,从情节到细节,以及心理活动,都是具体存在着的、真实的。 1989年秋,我开始采访关于东北抗联的长篇,开篇就是“九一八”之夜。1931年的这一天,是农历8月初7,为上弦月。这天晚上是阴是晴,有没有星星和那弯痛苦地佝偻着的月亮?查阅档案资料,只在时任驻北大营7旅260团3营9连上尉连长姜明文的一篇文章中,见到“夜暗无光”4个字。2000年春在黑龙江东宁县绥阳镇采访,见到一位93岁的7旅老兵陈广忠,他也说记不准了,只记得“那天晚上挺黑的”。 “九一八”之夜阴晴雨雾,军事上并无多少意义。但作为文学作品,有时免不了要写写夜色什么的。 1991年夏,在哈尔滨某集团军采访关于苏宁的长篇《血情》,赶上八一电影制片厂携影片《大决战之辽沈战役》,到那儿慰问参加拍摄演出的部队。听说我在那儿,摄制组的几个同志让我谈谈,我说感觉挺好,真的挺好,又让我谈谈缺点、毛病。 辽沈战役9月12日开始,这时田里庄稼是种收割与待收割状态,影片里的大地光溜溜的,连根庄稼毛也没有。 俗话说“二八月乱穿衣”,如今气候变暖,那时要冷些。可再冷,再乱穿衣,也不能像影片中那人那样穿棉衣、戴狗皮帽子呀?那是奔袭北宁线,别说白天“秋老虎”多毒了,就是晚上行军,那裤裆也一会儿就“抓蛤蟆”了。 还有攻打锦州外围据点配水池,墙上标语“配水池是第二凡尔登”的“尔”,应该是繁体字的“□”。1987年夏,我实地采访时,还能隐约见到这个“雨”字。 我第一次被指为“失实”,是1981年发表在《解放军文艺》第5期上的《力量》。那时发篇东西不容易呀,高兴劲儿还没过去,杂志社来信了,说有读者来信,指出几处事实是“捏造”的。看信,对照作品,翻看采访笔记,想着采访时的情形,怎么也搞不懂哪儿是假的,那心里也怦怦直跳呀。赶紧报告领导,领导派人调查,结论是事实并无出入,有人对作品主人公(一位副连长)有意见,写了匿名信。 谈到我的某部作品,有人说:你要是弄虚作假,有几处硬伤,坐地就完蛋了。 其实,我也曾“弄虚作假”。 那时我在某集团军宣传处当干事已经11年了,集团军树的先进典型,我大都写过报告文学,所作所为都是事实,问题出在心理活动上。我是“文革”后期开始写作的,那时有句著名的“八字真言”,叫“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事情没假,可先进人物心里怎么想的呀?有时就拔高了、弄假了。有些话也确是采访对象说的,任何人都难免时代的局限,那时报刊也不能不迎合“潮流”。而我为了发表作品上稿子,有时觉得不够劲,也弄出些不着边际的“高大全”的大话、空话。 夸大事实,编造事实,作者心知肚明,主人公也一样。看事迹挺动人,心理活动就悬天悬地腾空了。这属“高于生活”的说好话,主人公一般说不出“不”来,可读者的感觉呢?感觉好像挺虚空,不是硬伤,可文学就是一种感觉,总让人感觉不舒服,那还能读得下去吗? 今天弄虚作假,还可能成被告,肯定败诉。 比之其他的文学样式,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和魅力所在,弄虚作假就没命了。2.“怀孕”——采访自己 决定写个什么东西了,立刻把她揣进心里,我称之为“怀孕”。 记得是1985年兴安岭大山火前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来封电报,要我到西藏采写篇东西,待下一封电报立即动身,直接到成都军区报到,再转赴西藏。 如今电话方便,家里放的,随身带的,天南地北全球通。那时不行。那时常拍电报的是上海《文汇月刊》,约个稿子,稿子准备发表在几月号上,也发个电报。我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打交道最多,这辈子就接到这么一封电报,感觉是十万火急。妻子给我收拾行装,我就把有关资料收集起来,往包里装,往脑子里吃,赶紧“怀孕”呀?结果等来的是军区转来的电话,不去了——刚怀上就“流产”了。 鲁迅先生说他把喝茶、聊天的时间,都用来写作了。鲁迅是天才。我熟悉的作家中,有些人在我眼里也是天才。我不能说我。多么笨,一点悟性没有,但我确实没他们聪明、精灵。笨鸟先飞。我的办法是接受任务,或是决定写个什么东西,立即进入情况,从“怀孕”到“分娩”都全力以赴,一点儿也不敢懈怠。 1984年初,我在北京改完一个中篇,《解放军文艺》编辑部主任陶泰忠,让我去山西写大寨。我说怎么写,他说实事求是。 如今50岁以上的人,谁不知道大寨呀?自上世纪60年代成为农业战线的典型,到“文革”结束,报纸、电台哪天不宣传学大寨呀?彻底否定“文革”,又批大寨。我觉得这个题材重大、敏感,有点拿不动,又有一种激动、兴奋,令人身不由己,就说试试吧。 他说,大寨当年被捧到天上,后来又被踹到地下,这两年销声匿迹,不知哪去了。所以,这个东西的题目中,最好能有“大寨”两个字。 我脱口而出:就叫《大寨在人间》。 他略一思忖:好,就这个题目。 刚“怀孕”,孩子的名字就起好了。 2000年春,黑龙江省东宁县武装部、宣传部,要我去写当年日本关东军修筑的“东方马其诺防线”。我和妻子乘车前往,脑子里那个车轱辘转哪转哪,写个什么东西呢?突然,想起日本国歌叫《君之代》,日本国旗叫“日之丸”——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完蛋一次了,如果他不认真反省历史,悔过自新,重走老路,还得完蛋。 我一拍大腿:有了! 妻子说:什么“有了”? 我说:书名有了,就叫《日之完》。 书名、题目,目者,眼睛也。文章的题目、书名,常常是画龙点睛、概括内容、表现主题的。没个好书名,有时拿起笔来就像射击找不到靶子、目标,不能三点成一线,会把子弹打丢了、打散了。 好名字来之不易,有个好书名,文章就活了,老高兴了。 是不是主题先行了? 采访前从未去过大寨,可“文革”前就读过孙谦的《大寨英雄谱》。后来对大寨的上天入地,平时也不能说一点了解、认识都没有,只是没想过要写东西而刻意地“怀孕”而已。《日之完》也是一样,之前采访抗联,已经占有许多与之有关的素材、资料了。就是说,还未动身,就可以调动、发掘过去的积累、库存,已经开始搜肠刮肚地采访自己了。 任何人写任何东西,或多或少,都有个采访自己的过程。 作家常说“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原因之一是有丰富的库存,可以大量地采访自己。 3.一听二问三闲唠 写一个人,要采访许多与之相关的人,写许多人就更不用说了。但是,谁也不能代替将要成为笔下人物的采访对象的讲述。 对于一个一无所知的人,开头那是只能听他讲的。即便不是如此,我觉得仍宜先听他讲,而且尽量听他讲完、尽兴。像我多年来主要采写历史题材的军事文学,只要是战争年代的事情、感觉,无论怎样海阔天空,都不离题。就算离点题,老人谈性正浓,也不宜打断。谈到激动处,往往语速很快,记不下来,也不宜截住话头,说你再重复一遍。他感情爆发出来,滔滔不绝,是最易出神来之笔的时候。断了兴致,坏了情绪,就得缓一阵子,效果可能差多了。断了话头,很多精彩处可能就出不来了。 采访到一个了解情况,记忆力好,又会讲故事的人,老高兴了。 有人当领导惯了,讲起来跟作报告似的。但是,战争毕竟是最实际的,通常迟早都会进人境界的。 听得差不多了,就问。 时代的进步与发展,时空与职业的差异,使得这个世界我们不懂的事情太多太多,越来越多。笔下人物五花八门,就不能不对他们从事的职业、专业有所了解,起码别弄出笑话来。而那种年代久远的历史题材,对于你还未来到这个世界时的那个世界,则几乎一切都是陌生的。像东北抗联,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和自然环境的恶劣,其斗争的悲壮、惨烈,斗争方式的独特性,别说在中国,就是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舞台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是常人、今人难以想象的。而且那时社会大众的衣食住行,别说和今天不一样了,有很多东西已经消失了,像轨靴、大车店、铁匠炉什么的,还有关东山“三大怪”之类,以及一些方言土语。要把读者带进历史,首先你得“身临其境”。 同样的抗战题材,如果让我这个东北人写新四军江南抗战,要问的就更多了。 在《雪白血红》中,我写刘亚楼在苏联“啃了5年黑面包”,并未说明黑面包是多么粗劣的食品,一个“啃”字已经道白了。新华社一位驻前苏联资深记者写信,告诉我错了,黑面包其实是种挺高档的食品。 不懂的要问,有疑问的当然也要问。 同一个人谈同一件事,这次与上次谈的有时就有出人,通常为细节。几个人谈同一件事,有时出入可能更大,而且不仅是细节。就尽量再找些当事人,或者以多数人的意见为准,或者以主要当事人的记忆为准,或者感觉哪个人讲话更实诚些,记忆力也好,可信度就高。实在搞不清楚拿不准,宁可舍弃。 上世纪80年代有部挺好的电影《归心似箭》,有抗联老人看出毛病、破绽了:那抗联战士在山里睡觉,怎么还盖被子呀?天大房子地大炕,火是生命:森林是故乡。那时就靠火,没火,盖多少被子也冻死了。冬天树皮,夏天野菜,还得打仗,就算有被子,东跑西颠怎么背呀? “文革”前和“文革’’期间,我读过许多散文、特写、报告文学,以及如何写作的理论文章,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无一事无出处”。其实,有出处并不一定是对的。你对你所描写的那段时空不熟悉,缺乏判断力,可能以讹传讹。而这里,睡觉嘛,当然要盖被子了。编导这么想着,观众也看不出破绽,可亲历者能看出来。即便亲历者百年之后,还有专家,还有明白人。 事无巨细,我不敢说我写的都准确无误,而只是经常提醒自己认真、深入,鞭策自己写什么就要成为研究什么的专家。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必须为之努力。 对于可能引起争议的敏感问题,尤其要问个明白,抠得仔细。比如关于一次战斗、战役打不打,怎么打,同级之间,上下级之间,仁仁智智,公公婆婆,实在是正常而又自然的事情,你只是如实地记述了过程。但是,这个对了,那个错了,有人可能会觉得没面子,而过去通常都说是“党委决定”(这样大家都是名将,等于没有名将,也就没有这本书了)。采访时一定要较真,尽量多找些知情人,找到当时的文电资料,务必有理有据,四脚落地。 相信许多报告文学作家会和我一样,有时会有种进了“地雷阵”的感觉,有应对作品发表后各种反响的准备,包括打官司。有的问题敏感而无所谓,就权当它没发生,不存在,从这颗“地雷”旁绕过去就是了。有的就绕不过去,因为舍此历史就断了链子,天地良心也饶不过你。任何职业和行为,都须有一种操守和道德义务。这就要求采访时务必慎之又慎,尽力把来龙去脉,把事实搞清搞细搞准,落地生根。这就等于把“地雷”拆解了,它就变成“臭雷”了。即便踏响了,也伤不了人,起码使伤害降到较低水平。 “啃黑面包”,属不能引大多数读者发笑的笑话,至于观众看到影视上半个世纪前的街道、山野间,飘挂块被称作白色垃圾的塑料布,那就集体吃了苍蝇。而把一些比较大的史实、情节搞错了,那麻烦就大了。 觉得没什么可问的了,最好的办法是问人。一起参军的几个人呀,都叫什么名字,谁健在(可以去采访),谁牺牲了,怎么牺牲的?刚参军时全班几个人,当班长时全班几个人,各自的性格特点,副班长是谁,还有排长、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副指导员,还有当排长、连长时的上下左右的人。不可能都讲得那么清楚,各个时期也总会有几个印象深刻的人,有人就有事,有故事。 觉得实在没什么可问的了,如果条件允许,就跟他闲唠。 任何采访对象,无沦是滔滔不绝的,还是茶壶煮饺子的那种,只要有相当阅历,又有条件,我都会采取这种方式。特别是讲述历史的老军人,几年、十几年的战争生涯,记忆力再好,也不可能没有遗漏。况且一些人几十年来在各种场合,对不同对象讲过多少次了,已经形成一种套路,其中一些东西又是报告文学难以表现,或不需要的。提问可以启发回忆和想象,有时又无从问起。这种唠家常式的采访,意在拾遗补漏,常有意外收获。而且再善于说官话的人,在这样的闲唠中,也会表露出比较真实的内心世界。 这种闲唠式采访,有时半天一无所获,有时让你热血沸腾,惊喜连连。 一听二问三闲唠——我的采访三部曲。 4.什么叫“采访完了”? 某集团军大连干休所有个抗联老人曹曙焰,1935年参加4军,4军西征失利后到7军。我是1998年3月知道的,即去采访,有空就去,一次半天。两年间采访多少次,我没查采访笔记,少说不下30次。每天上午8点前到,进屋坐客厅就唠,12点左右走人。 曹曙焰老人不是很会讲故事的人,但记忆力挺好,而且像绝大多数的战争幸存者一样,对战争年代的经历印象深刻。那是把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生命献给了人类最美好的事业,日里夜里梦牵魂绕的呀。 他是丹东凤城县人,在那儿过不下去了,10岁随父亲逃荒到黑龙江穆棱县,又辗转到密山县,在密山参加抗联。那时的“过不下去了”是个什么概念、状态?我请他谈谈他家的情况,几口人,几间房,几亩地,院子什么样儿,屋里什么样,地上、炕上、墙上摆挂些什么物件。从辽宁到黑龙江,你见过的最富的人家什么样儿,最穷的人家什么样儿。“家徒四壁”,过年了是不是也买几张年画,那时那年画上画的都是什么,等等。 问日本人怎么欺负中国人,问抗联的密营,怎么打鬼子,负伤了怎么办,老人讲得耐心、细致。密营里大都有缝纫机,问是什么牌子,样子与今天有何不同,他就不大理解,说抗联是打鬼子的,这些写书里有什么用呀? 如今80岁以上的老人,称日本、日本人为“日本子”,称日本侵略军为“日本鬼”,管搞矿山的叫“矿山鬼”,做生意的叫“买卖鬼”,开拓团叫“开拓鬼”或“庄稼鬼”。开拓团是从日本来的移民,搞农场,种地。那是民间没有“农民”一说,种地的都叫“庄稼人”,种地的日本人就成了“庄稼鬼”。像曹曙焰这样土生土长的抗联老人,采访中常冒出些方言土语,像我这等年纪的人还能听懂。新中国成立后推广普通话,如今港澳地区也提倡普通话,可我写抗联的长篇,那人物对话也是现代的普通话,岂不假了吗? 采访回来看笔记,什么问题没唠明白,又引出什么新问题。每次采访完预定明天时间,要是隔上一段时间,提前打电话约定一下。有个细节不清楚,在电话中唠上半小时。后来老人耳朵有点背了,电话中听不清,就跑一趟。 曹老不止一次地说:哪有像你这么采访的,都把我榨干了。 这种“榨干战法”,某种意义上就是闲唠式采访。 所谓听问唠三部曲,不可能泾渭分明,特别是进入闲唠阶段。海阔天空,也不是漫无目的,而是心中有数,限定在一定的时空之内。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文革”中的抗联老人,除了被冠上“走资派”及惯常的一些罪名外,比较普遍的还有“胡子”(东北人管土匪叫“胡子”)、“苏修特务”、“×修特务”。提起“文革”,联想这些,就可能再推开一扇、几扇遥远的记忆之门。 如果有读者与我一道采访曹曙焰老人,在曹老貌似平淡的讲述中,相信那体会、感觉只能用“闻所未闻”来形容。而令我兴奋的,则是又发现了抗联的一座富矿,而且这座富矿就在身边。 2005年退休前,我所在的沈阳军区创作室每人每年经费1.500元,乘飞机去趟广州,就得一路打工挣钱回来了。报告文学这个东西,大量的工作是采访,没钱就走不动。采写《雪白血红》,是上级给的任务,有文件,拨专款。抗联原本也是一样的,后来因某种原因,成了个人行为。当年抗联活动的地区有40来个市县,采访散落民间的抗联老人,烈士遗属、后人,当地了解抗联的人,县委党史办人员,每个县应个把月左右,吃住行得多少钱?一直打到底的抗联官兵,辽沈战役后许多人随四野进关、南下,大都身居大城市,从哈尔滨到广州,许多城市都有,这又得多少时间?还有写作、修改,100多万字的东西,也得两年左右呀!有出版社愿预支稿酬,也有公司赞助,可一听得这么多年,待到那时,人家干什么还说不定呢。 从1989年到2005年,16年问,除采访别的题材“搂草打兔子”外,采访抗联多为自费。到乡下采访,为了省钱,大冬天在县城租辆摩的,冻得鼻涕拉耷的。非典时期搬家,妻子划拉一堆各种票据,仅住宿和车票两项就5万多元,且不说还丢了多少。而我10年前每年的工资才多少?还得养活老婆孩子呢? 抗联人本来就少,幸存者更少,像曹曙焰老人这样高寿、又能接受采访的,还要加个更字。我与曹老同居一座城市,换一次公交车就到了,省钱又省时。老人古语讲“丑妻近地家中宝”,而曹老当年是金子般的抗联战士,今天是金子般的采访对象,怎能轻易放过、不把他“榨干”呢? 其实,所谓“榨干”,也就是说说而已。 一个人几年、十几年的战斗经历,在那不行军打仗的日子像节假日一样少的岁月里,就算每天都有日记,能无遗漏?把他榨干,怎么可能呀? 身为军人,常奉命写作。写个中短篇,杂志几月号等米下锅呢,长篇出版社也有时间要求的。编辑打电话问采访完了吗,我说完了,其实什么叫“采访完了”呀?我非常尊崇穷尽一生干好一项事业的人,有些事是绝对值得大投入的。报告文学作品的质量,与采访上投入的大小多少,绝对是成正比的。像东北抗联、东北解放战争、四野进关、南下这样的题材,方方面面的投入倘能再大些,那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可这些条件是很难得的。5.主人公已经去世了 1996年夏,有人约我为原人大副委员长、兰州军区、福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将军写部传记,我说让我考虑一下,没敢立即应允。一个活接不接,有很多因素,首先是能不能写好,有几成把握。我喜欢在历史的硝烟中走笔,对韩先楚将军很是敬仰,对他率部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的历程也了解些,让我犹豫、忧虑的,是采访的难度太大了。 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人,一个与你生活在不同时空的人,一个因其社会地位而让你觉得有种无形的沟壑、墙壁阻隔着的人。这些还在其次,关键在于这个人已经辞世了,已经不能与之沟通、交流了,而且没有留下《自述》之类的佐证。 就是一个鲜活的人坐在面前也难“榨干”,这样一个人怎么“榨”?当然可以采访了解他的人,可那不就像没有黄豆榨豆饼吗? 当时,我正在赶写《西部神话》,主人公是新疆一位部队转业的企业家。这年元旦乘机到乌鲁木齐,他说你有什么要求,我说别让我闲着就行。除他本人从头到尾一一道来外,还找哪些人采访,制定个计划,每天谈到半夜左右,谈了42天。 同样30多万字,写韩先楚的这本《战将》,采访用了两年。 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天南地北到处跑,去找韩先楚将军的战友、部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秘书、司机、警卫员等等,当然还有家人。再去他的家乡,中国著名的“将军县”湖北红安,采访他的乡亲。谁也不能代替主人公自己,可除此而外,还有别的途径吗? 无论怎样抓紧时间,也像蜗牛在爬。 还像瞎子摸象。任何采访,开头都有个瞎子摸象的过程,只是不像寓言中的几个瞎子摸的那头活大象,而像摸一堆零乱的肢体。因为你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也就不知道能组装个什么东西,只能边摸边琢磨。这是个脑袋,这是脖子,这还有条大腿,又摸到一只象牙,噢,原来是头大象呀。如果摸到的是其他有特征的标识性东西,比如像树权样的角,或是两只毛茸茸的大耳朵,那就是鹿,或是兔子。如果判断有误,本来是梅花鹿,却当成狼了,那就彻底毁了。 回顾“阶级斗争”年代,为了“紧跟时代潮流”,有时硬把先进人物往“纲”上“线”上拉,像把食草动物写成食肉动物,把人糟蹋了。 判断正确,组装无误,还需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人物才能生动鲜活起来。如果把故事、情节,包括细节,比作一部作品的硬件的话,那么最难搞懂搞准的就是软件,即人物的心灵世界。这是一种字里行间的东西,无形,又无处不在。而对于一个已经不能与之交流、沟通的人,一定要找到曾经最亲近的、甚至可以与他无话不谈的人,并尽力将其“榨干”。 其实,就是主人公在你面前,也要仔细分辨他说的话,哪些是那种特定年代通用的套话,哪些是用今天的意识替代了当年的思维、观念,哪些确实属于他个人的、个性的。对于已经离世的主人公,这无疑更难。但你必须竭尽全力地逼近他,才能比较准确地将其呈现在读者面前。 终于走进了、逼近了,那感觉就像在漫长的隧洞中看到了前方的光亮,会立刻激动、亢奋起来,整个身心都沉浸于一种快感之中。 有时又想扭头就跑。 6.陌生的题材 1986年,解放军出版社让我写部关于辽沈战役的长篇(即后来的《雪白血红》),我蒙了。一是之前从未写过长篇,就像赶辆毛驴车,一下子让开大解放,能驾驭得了吗?二是和平年代的军人,不了解战争,除在报刊、小说、电影上了解点外,有关积累近乎零。待到接受任务了,想“怀孕”,又不知“洞房”在哪里。过去采访,就是一个人,一个单位,径直去了。这回过去40来年了,当年的亲历者天南地北哪都有,出门都不知找谁去、往哪走。 1992年夏,正是中国房地产热时,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邀我为建设部写部关于中国房地产业的长篇。 我知道这种题材对我有多难。我的原则是,对于完全陌生的题材,轻易不要碰。但由于某种不便道白的原因,我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 结果,不光是瞎子摸象,还成了鸭子听雷。 我是炮兵出身,对步兵、装甲兵、通信兵、防化兵、工兵等等,都不大熟悉,更不用说还有空军、海军、第二炮兵了。可对于有20多年军龄的军人,军旅中自有许多融会贯通之处。就像采访《雪白血红》,无论什么样的时空阻隔,毕竟也是军人与军人对话。而这次,接受任务前,我甚至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个建设部。采访伊始,赶上全国房地产业会议,在会前记者招待会上,问答者口中不时出现“楼花”两个字,我怎么也搞不懂这是两个什么字,旁边一位新华社记者给我写下了。“楼”与“花”,楼还有花?这两个字怎么还能连在一起呀?我望着他大惑不解,就觉得他跟我一样是个二百五。 真蒙啊。 中学时代,即得知“文学是人学”,报告文学也是写人的。 可对他(们)从事的职业、行当,总得明白个六七八呀? 半年多跑了6个省市自治区,采访几十位房地产企业家和官 员,采访笔记40多万字,后来写出副题为“中国房地产业纪实” 的《解放》,不到20万字。 一路买、收集有关资料,拿不动,一批批往家寄。从来都是写什么就收集什么资料,妻子、孩子上街见了也买,20多年了。 还要采访有关专家。这在许多时候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次这么干,是采访《雪白血红》,快结束了,有些问题不大懂,特别是些敏感问题拿不准,就去了军事科学院。这回请教的是建设部和清华大学的专家。在他们帮助下,赖在脑子里的那些个“蒙”字,好歹算请走了些。 采访《大寨在人间》时,就想给此前的大寨画上个句号。采访描写苏宁的长篇《血情》时,给自己定下个目标,写什么就要成为研究什么的专家。我的体会是,采访完了,有点专家的感觉了,这个东西就有点希望了。 采写《解放》,始终没有这种感觉。 四野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天候地理,对手同为国民党军,其主将(杜聿明、陈诚、卫立煌、傅作义、白崇禧、薛岳)的性格、用兵特点,都不断变化,就有个不断熟悉的过程。至于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又跨过鸭绿江,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阵,那变化就更大了。作家也一样,写完这个写那个,要不断地变换战场。现在让我再写四野和东北抗联的东西,就比较容易,处理其他战争,或东北地区的题材,进人也会较快。如果是像房地产业这样的题材,冷丁闯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一切从头学起,那就难了,而且可能费力不讨好。就像一支没有重火器的部队攻坚,伤亡大,又难成功。 在田径场上比拼速度的项目中,人们把金牌连同鲜花、掌声,献给那个跑得最快的人。其实,落在最后边的那个人并未偷懒,有的甚至是最累的。 7.听听不同的声音 去大寨采访,开头没人理睬,许多人甚至躲着我。 这是我第一次被人拒绝采访。 如今,记者、作家被拒绝采访,甚至被打,已不算新鲜事了。上世纪80年代前,没听说这事。那时出现在书报和各类媒体上的,几乎都是正面的好人好事。说他好还不高兴吗?孙子表扬爷爷,爷爷也高兴的。而大寨人不理睬我,则是因为我到那里时,“批大寨”高潮刚过,以为我又是去“批大寨”的。 那个年代找不到哪一群农民像大寨人那样,见过那样大的世面,又那样大起大落了,他们受的伤害也最大。这当然不仅是因为“批大寨”,就是在“‘学大寨”热潮中被捧上天去时,绝大多数大寨人又怎么的了?不也照样是土里刨食的农民吗?“阶级斗争”年代,一些“罪该万死”的人,不也就是下放到农村当农民吗? 那之后,在我经历的被拒绝采访中,有的人会说你要采访的那个人已经死了,你要让他活了,我就没法活了。有人这样说着,会情不自禁地讲起来,讲着讲着,猛然醒悟,戛然而止。大寨人不属这种。他们不理睬我,除了误解外,还有太多的东西要倾述,一旦爆发就不可扼止了。 我曾觉得我去的不是时候,其实正是时候。如果不是在那种历史的起落点上,而是在“学大寨”热潮中,听到的不也只能是几近千篇一律的东西吗? 10多年后,我到处跑着采访一部长篇,采访工程近一半时,去见邀请我写作的那个人。他问我都采访了些什么人,我一一道来,被他打断了:你采访他们干什么?还想写吗?这两个人有问题,有问题! 我说:写不写,怎么写,还不好说。人难免有缺点毛病,我想听听各个方面的意见。 写个中短篇,容量有限。一部全景式长篇,就需要全方位展示了。还说东北抗联、东北解放战争和四野进关、南下这样的题材,战略决策、战役指挥有何失误,失利的战斗,意见分歧,“路线斗争”,有的是不是能写?有些时候,有些东西是不能写的,有的叫你写也不能写。生活中有些东西是难以逾越的,有时愈是命运攸关的东西愈得回避,起码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如此。古今中外‘难免。但这并不意味省事了,而是仍要采访,有时甚至更要扎实、深人。因为有些东西不能写,也得心里有数才行。像传记类通常要写写传主的爱情,你只听他和一些人讲,如果他也有另一面的东西,而你木匠斧子一面砍,有知晓内情的人,会骂你捧臭脚。你左顾右盼,心里有数了,再昕到“夫妻恩爱”、“家庭和睦”什么的,写不写,怎么写,下笔就有分寸、底线,不至于写满了。 听听不同的声音,可使作品客观、公允,经得起历史检验。 采访《解放》时,深圳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总已经采访过了,印象挺好,想起件事还要问问,给市国土局打电话。负责安排我采访的那个同志说,我正想找你呢,这个人出事了,你别写他了。《解放》写了一半,山东省建委的同志来信,告诉我在济南采访的一位副区长兼房地产公司老总不能写了,腐败了。2003年夏,我在报纸上看到11年前采访的深圳市长助理、后来事发时为副市长的王炬,被判刑了,也腐败了。 感慨之余,找到《解放》,把写王炬的几页看了看,感觉是被掮了一记耳光。 有时受邀写作,谈条件时就说:我希望能够听听不同的声音。 有些时候,这是不易做到的,有些责任也不是作家能负得起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应尽力,可以不负责任。 8.采访工程过半,作品就要成型了 开头采访听不懂,逐渐明白些了,听进去了,素材在脑子里活起来,就像孕妇感到胎动。 采访工程近半,或过半,作品就该成形了,明确自己要写的是个什么东西了。如果这时仍然心中无数,就意味着接下来的采访仍是被动的,盲人骑瞎马般不知所终,而任何采访都不可能是无限期的。待到回家坐在书桌前,再把主题、构思琢磨出来,会发现采访到的东西,能够用得上的不多,用不着的倒弄了一堆。 主题、构思出来了,听采访对象谈着,就知道这件事应该放在哪章哪节了。这时仍不能自己觉得缺什么就问什么,直奔主题,仍要放开谈,多找些人谈。因为生活太丰富多彩了,在素材占有上,越贪婪越好。打个比方,木匠打个衣柜,需要12根方子,你有24根、48根、96根,可随意选择,挑最好的,打出那衣柜自然美观、耐用。 采访中,思想的轮子一刻不能停歇,始终处于一种紧张、兴奋状态,一种酝酿、孕育的过程。 人不是录音机,只管把声音录下来就行了,耳听手记,眼睛也不能闲着。忙里抽闲,把采访对象的肖像画下来,有特点的部位是什么,习惯动作是什么,激动起来什么样子。客厅墙上一幅条幅,或是别的什么物件,可能引出一个故事。回到住处吃完饭,再翻看采访笔记,想想明天的话题,来回路上也得琢磨。而最根本的是,我到底要写个什么东西呀?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呀?摸到了“大象”的“象牙”没有呀?作品未成形前是最紧张、焦灼的。终于摸到了,悟出来了,应该轻松些了吧?不行,还得不断地否定、逼问自己:你真的逼近了事物的本质的真实了,就是你确认的这一个吗?万一偏了、歪了,甚至错了呢? 谁也不能没有情感、偏见。而同一件事,被搞得面目皆非,或者截然相反,我们这代人是见识过的。 我是把每部作品都当成自己的孩子的。我的感觉是采访工程结束了,就仿佛听到婴儿的啼叫了。 9.“四快一慢” 自1987年以来,我的采访大都是在干休所进行的。 什么时间钓鱼、练书法、打门球、打麻将,身上少有不带伤疤的离休老人,生活挺有规律,有的雷打不动。80岁左右的老人,谈话也累,特别是跟我谈话。回忆战争年代,容易激动,血压升高,失眠。所以,每个老人只谈半天,不能连续作战。到一座城市采访,手头有10个采访对象,彼此串开,才能大体保证上午、下午、晚上都有活干。每天采访3个人,提前排定时间,头天晚上再打电话确定一下。还要有“预备队”,物色一位身体好,又爱谈,且随时可谈的老人,不然有人临时变化,那半天就放空了。 采访、写作,没有8小时工作制,也没有双休日、节假日。作家这个职业,完全是个体劳动,不干活就是罢自己的工。我爱看赵本山的小品,每年春晚该他出场了,妻子就喊开始了、开始了。她有提前量,我得把一句话,或一个自然段写完哪?结果难得有看到头的时候。 2002年7月的一天,有个问题还要请教曹曙焰老人,打电话预约时间。接电话的是曹老的夫人,说他“走了”。几个月前还谈过,挺健朗的,一时间竟没明白“走了”的意思,还问“去哪了”。 同年底,为写《枪杆子:1949》,去广州采访20多位老人,记忆、谈吐都好。不久前,广东电视台为庆祝建国60周年搞台节目,再找这些老人,还能接受采访的只有两位了。 老红军(包括1937年“七七”事变前的抗联)90岁以上,老八路80岁以上,参加解放战争的不应低于75岁——想想自然法则? 抢救历史! 我永远忘不了最先率团冲进广州的两位团长。都是山东人,老八路,一位很健壮,另一位就差多了,肌肉松弛,嘴唇兜不住口水,谈话时口水顺嘴角流。最后一次采访,老将军拄着拐杖,颤巍巍送到大门口道:小张,你回去快点写呀,不然我看不到了。 而天南地北采访抗联,有的抱病跟你谈呀谈呀。最早采访的,距今已整整20年了。有人可能早就想了,这人怎么光采访,不写东西呀? 广州那位让我快点写的老将军,本来应该看到那本书的,因为我一点也没耽搁,很快就写完了。而关于抗联的这本《热雪》,如果不差钱,一口气儿采访几年,也早写完了。 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中,有个“四快一慢”(即“向敌前进要快”,“抓住敌人后进行准备要快”,“突破后扩张战果要快”,敌人溃退了“追击时要快”,“一慢”是“总攻发起时机这一下要慢”,“上级催骂,派通信员左催右催,这就要沉着,反正我要准备好再打。”),我觉得用在采访上也行。一是进入情况要快,赶快“怀孕”。二是腿脚要快,你得到处跑呀。三是记录要快,慢了不行。除重要、敏感、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外,一般我都不录音,就是笔记。不然,采访省事了,回家后还得用相同的时间听录音,谁受得了呀?四是构思要快,尽快明确写个什么东西,搭好架子。当然还可以有五快、六快、七快。一慢,就是在采访上一定要舍得花时间,采访时节奏快,把时间填满,不能慢慢来,把时间放跑了。但在宏观上,一定不能着急,草草收兵。写作报告文学最不能吝啬的,就是花在采访上的时间和气力。 记者下午采访,明天就得见报,新闻嘛。报告文学,特别是历史题材,几十年前的事,你急什么?关键在于掌握素材,看谁走进历史更深,距本质真实最近。 写作报告文学,需要责任感,需要激情,也需要一种平常心。特别是历史题材,由于历史的原因,今天只要采访到位,在某种意义上,能够比较原汁原味地描述下来,甚至不需要刻意地去做什么,即是创作,即能出新了。 1966年高中毕业,然后是红卫兵、下乡知青、参军,再无求学机会。80年代中期兴起自修、函授热,大专、本科、研究生什么的,给同事写了些考试作文,自己却无动于衷。在报告文学创作队伍中,我绝对是个土生土长的土八路,理论根底很浅,以上谈的尽管是些关于采访的ABc,也难免谬误。能够断言不谬的是,报告文学作品的质量,是绝对与采访中下的气力成正比的。 10.关于这本书 一、四野战将如云,本书写了13位名将,在第十四章《群像》里还简要写了4位。当然不止这些。自1987年采访《雪白血红》后,一些将军虽未谋面,也逐渐熟悉些,生动鲜活起来。有的由于各种原因,采访、收集素材、资料较少,难以成章,有机会当会继续采访,再写。 二、本书所写名将,不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而皆在于占有素材、资料的多少。即便篇幅最长的,最能表现其名将风采的情节、细节,有些很精彩的东西,可能也被历史湮没,无从知晓了。 三、前面说过,笔者曾为韩先楚将军写过一部长篇《战将》。他是当之无愧的四野名将,本书少不了的。这是需要说明的,并向买了看了《战将》的读者致歉。 2009年3月27日 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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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民是胜利之本。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09页 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 ——《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62页 有人说,武器是第一,人是第二。我们反过来说,人是第一,武器是第二。武器同机器差不多,都是人手的延长而已。是人拿在武器手里,还是武器拿在人手里?当然是后者,因为武器没有手,哪个武器有手?我打了二十五年仗,包括朝鲜战争三年。我原来是不会打仗的,不知道怎样打,是通过二十五年的战争过程学会打的。我从没有看见过武器有手,只看见人有手,而人用手掌握武器。 ——《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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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念文化•一将难求:四野名将录(套装共2册)》用《史记》列传笔法写就,参考史料文献来源可靠,对传主本人及知情者的采访充分详实。文字通畅优美,细节感人生动。十几个传主看似没有联系,实则全书内在统一,通过对四野名将的书写,达到书写战争、书写历史的高度,是一部难得的军事文学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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