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文化纵横谈

出版时间：2010-8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作者：成晓军 编  页数：330  

内容概要

2009年12月10日至11日，由惠州学院发起并举办的首届东江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在全国文明城市惠州隆重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北京、河北、江苏、浙江、湖北、海南、广东等7省市80余位代表；会议收到论文70多篇，内容涉及东江文化研究的方方面面，多家新闻媒体对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从不同侧面作了宣传报道，产生了较好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反响。　　为了巩固和延续这次学术研讨会的学术成果和社会影响，根据惠州学院院长杨海涛教授的意愿，尤其是按照暨南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具体要求，我们自会议结束后即着手编辑这部论文集的工作。起初，我们决定将70多篇文章全部收入论文集，且通知各位作者按照要求作了规范性修改，以示对各位作者的尊重并体现首届东江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的论文之全貌。可是，因篇幅有限，经与出版社编辑反复磋商，最终将与“东江文化”主题较为密切的近50篇文章收入，作为本文集主体。同时，收入领导讲话或致辞3篇。“首届东江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虽已发表于《惠州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但因其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研讨会论点，也一并收入。为了体现首届东江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与会论文全貌，尤其表示对未及收入本论文集20余篇论文作者的尊重，特列首届东江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及论文名录附录于书末。未及收入本论文集的20余篇论文，或因与“东江文化”这个主题关系不紧密，或因学术色彩稍欠明显，关键原因，则在于篇幅有限，只好忍痛割爱，敬乞各位作者谅解，并请接受我们对各位作者的歉疚之意。

书籍目录

杨海涛：在东江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林添好：在东江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李秀峰：在东江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成晓军：“东江文化”名称之辨刘开美：论惠州文化的定位李立德：惠州客家源流与特色初探安贞元：弘扬东江文化的几个要素雷吉来：关于东江文化属性的几点思考曾平辉：惠州精神与东江文化的凝练和发展林振武，张艺馨：苏轼与东江文化的形成及北传陶原珂：苏轼居惠词的情调王启鹏：苏东坡在惠州的三重突围饶淑园：苏东坡寓惠心境和压弹机制探微张小平：宋代惠州谪宦考略冀满红，吕霞：百年挣扎：19世纪惠州丰湖书院的发展与变迁(1802-1901年)纪望平：人文古邹鲁山水小蓬瀛——丰湖书院与惠州学院的历史变迁及发展纵览邹富联：惠州丰湖书院教育历史源流及其办学特色魏明枢：黄遵宪两游丰湖的文化心态——黄遵宪“游丰湖诗”赏析刘灿：关于惠州历史发展几点不成熟的思考叶岱夫：东江河道变迁与东江文化地理形态刘向明：东江在岭南古史演进中的作用——以史前至秦汉时期为例丘立才：广东惠州客家人的江山赵善德，娄欣利：先秦东江流域三组文化遗存的分析与综合杨凤：明代东江学术思想的主要特点及成因龙建春：简论东江文学的客家特质伍毅志，伍毅敏：全球化竞争视野下的惠州旅游视觉品牌形象研究林立：惠东渔歌的文化价值及其保护初探罗晓敏：浅析东江麒麟舞中麒麟的造型特色与装饰意味林慧文：浅论谭公崇拜的东江民间信仰之民俗取向杨子怡：朝云崇拜现象与岭南蓄妾之风高钟：东江文化人的特色与形成张建富，张家唐：海峡两岸客家人的第一次高调合作——论乙未反割台斗争张卫波，王瑞：东江文化与东江革命根据地关系论纲——兼论地域文化与中共革命根据地关系黄金魁：东江抗日根据地群众工作模式论析肖红松，杨学新：深人挖掘东江根据地革命文化内涵，推进东江文化研究段云章：惠州西湖蕴涵深——陈炯明等《修理惠州西湖募捐序》窥探万齐洲：廖仲恺的国家观彭小舟，高永靖：对“三大法宝”的早期探索与实践——论周恩来领导下的东江大革命张菊梅：浅析东江行政文化的内涵与特征彭长明：小论东江革命历史文化资源的魅力和价值李文珊：集聚城市人文边缘效应，促进宜居宜业惠州建设陈广万：试论东江流域山、湖、泉、城、海等风景名胜资源与构建惠港澳三大角生态旅游网庄丽丽：陈裕瑾；唐宋时期官方对罗浮山的开发潘海涛：惠州客家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徐旭阳：开发东江人文旅游资源，促进惠州旅游产业发展康钦春：浅析东江文化对惠州创建特色文化城市的诉求罗向菲：惠州市政府管理创新与城市文化竞争力之间的关系研究申滢：建设企业文化，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惠州TCL企业文化理念的内涵和实践周红炜：东江地方名人文献数字资源建设研究董立山：龙门县蓝田瑶族习惯法初探余彬：海外客家文化的承传与变异张兴汉，张剑峰：东江骄子杨钊与惠州教育成晓军：首届东江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附录：首届东江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及论文名录后记

章节摘录

　　惠州由于僻居岭南，被封建王朝历来视为“南蛮之邦”。故秦汉时，惠州就成为犯人、战俘流放之地；唐宋时更是贬官谪臣之所；历代屯兵军士及其家属大部分留在当地；特别是战乱、灾荒，迫使中原汉族一批又一批，一年复一年地南迁到惠州地域。惠阳区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围屋“南阳世居”，就是从福建迁徙到秋长的叶氏祖先于南宋末年建成的。　　范英、刘权等专家指出：“惠州是重要的客家人居住的腹地。唐末黄巢起义后，中原先民迁入惠州城附近定居的人数达5万之多。南宋之后，大批先民涌入粤东，约有20万人定居惠州境内，由此奠定了惠州客家人居住的格局。”　　刘镇发、谢重光等专家则认为，客家较大规模地迁到东江地域，约在明朝中叶以后。当时赣南、闽西尤其是粤东嘉应州的客家人由于人稠地狭，不得不向西南迁徙，首先迁到与其起源地邻近的河源、惠州一带，刚到时与原住居民发生冲突，后经官方调停，让这批“客民”留下来。他们只能在山区或近山区的地方立足。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为了对付东南沿海及台湾的反清势力，实行海禁、迁界，沿海居民被迫内迁，村庄损坏，田园荒芜。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始解禁复界，鼓励内陆人士前往沿海地区开垦，凡登记为客籍者均有津贴。粤东、赣南、闽西的客家人响应号召，牵动整村或全族，沿着东江水路，从大山走向大海，迁徙到归善（现惠城区、惠阳区、惠东县）、新安（现深圳）、东莞等地，人多势众，自成社区。　　南迁路线可以惠阳区316个姓氏中人口最多的三姓族谱为例。黄姓祖先自河南省潢川，经辗转至福建省邵武、宁化、长亭，后抵广东兴宁，至明末迁至惠阳陈江、永湖等地；张氏祖先自河南省清河郡，经福建宁化、武坪、上杭、永定，再至广东大埔、五华，直至明朝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迁到惠阳沙田、新圩一带；李姓祖先自河南鹿邑，经德州（商丘），至江西石城，再迁至福建上杭、宁化，后至广东梅县、五华、南雄，直至明末迁至惠阳良井、三栋、永湖等地。　　至现代，又因新丰江、枫树镇、青溪、三峡等大型水库移民安置，军人转业复员，学生毕业分配、干部组织调动，许多客家人移居至此；改革开放以来，各省市客家英才纷至沓来，惠州成了他们的第二个故乡。客家人越来越多，客家文化逐渐成为惠州文化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