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小説史
出版时间：1991 出版社：傳記文學社 作者：夏志清 译者：劉紹銘,李歐梵,林燿福,思果,國雄,潘銘燊,舒明,丁福祥,陳真愛,譚松壽,莊信正,水晶,夏濟安,董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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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2013年12月29日仙逝的美籍华裔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先生，虽然自上世纪40年代即进入美国耶鲁大学求学并长期任教，但很多人都还是习惯称呼他为“中国文学评论家”。我想，这里有双重含义:一是他的专业主攻是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其二，他本身就是中国人。老先生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早期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后随其兄到北京大学任助教。
夏先生著述颇多，但为其赢得赫赫声名的就是那部带有开创性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钱锺书在给夏的信中称，“尊著早拜读，文笔之雅，识力之定，迥异点鬼簿、户口册之伦，足以开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传世。不才得附骐骥尾，何其幸也。”记得吾辈刚刚走出大学校门不久，读到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如痴如醉，大有茅塞顿开、醍醐灌顶的感觉。读大学的文学史教科书，枯燥乏味，类同嚼蜡。本来谈文学史的著作，应该充满文学的趣味，偏偏这类教科书，把一部文学史弄得跟木头人似的呆滞无趣。因此读夏著的第一感觉是非常吸引人，拿起来就不忍释卷。这一点与读唐德刚先生的史学著作有同样的感觉，一部史学著作同时也可视作一部文学著作。其中，不仅新见迭出，而且充满性情，每一个字似乎都浸透生命汁液，“笔跃句舞”，张力十足。
这么说，并不等于我个人以及学界就认为，夏先生的这部代表作就一言九鼎，无懈可击。实际上，夏先生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自问世之日起，就一直伴随着各种争议。或者说这是一部既有真知灼见，也不乏“偏见”的学术著作。由于这部著作的影响力，夏先生把中国现代文学推上了世界文学的版图，可以说居功至伟。他从纯文学的角度，高度评价了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张天翼的文学成就，把原本被遮蔽掉的作家作品挖掘出来，被人们重新认识并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他的许多观点，由于是从细读文本出发，吸收了西方的一些美学营养，然后作出自己的独立评判，新颖而独到。但说他的某些观点有偏颇，有“偏见”，也是一个客观存在。比如，他认为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在鲁迅之上，就过分抬高了张的文学成就，而低估了鲁迅的文学成就。在夏先生的眼中，张爱玲几乎成了神话般的文学天才，对此，我觉得是因他强烈的个人趣味使然，大概很难被更多的人所认同。且撇开张爱玲与汉奸胡兰成的那层关系，在民族大节上给她带来的人格“污点”不谈，单从纯文学角度说，她的文学成就也远不能跟鲁迅比肩。她的中篇小说《金锁记》，虽对人性有深刻的洞察，艺术感觉和语言也有非凡之处，但跟鲁迅的《阿Q正传》比也显然不在一个层面上。读完《金锁记》，在我们的脑子里，不会留下什么;但鲁迅《阿Q正传》中对人物形象的成功刻画，以及具有更普遍意义的对国民性弱点的反思和批判，已经深深烙在一代代中国读者的脑幕上。类似的“偏见”，可能还存在于对张天翼的评价上。夏先生的“挖掘”之功，成功地体现在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身上，但他同样极为推崇的张天翼，却始终未能在读者中“热”起来。
当我们在批评夏先生的著作中有“偏见”时，其实，我们也要反思中国大陆学界在书写现代文学史时曾存在的严重“偏见”。上世纪50年代一直到文革结束，学界在评价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成就时，始终戴着“极左”的有色眼镜，过分抬高了带有左翼政治色彩的作家，而遮蔽掉了一些文学成就很高、不该遗忘的作家。一部文学史被严重地扭曲。诸如胡适、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和地位就未能得到应有的肯定。当“偏见”与“偏见”撞击后，或许会产生“矫枉过正”的作用，使得我们对现代文学史的认知“回落”到客观史实上来。
有人指责夏先生看待左翼作家有政治“偏见”，夏先生坚持认为，作家只有好坏两派，没有其他派别。一部现代文学史正在被不断地“重写”，这里面应该说也有夏先生“偏见”的一份功劳……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4-03-10，作者：陈歆耕。标题为转者所拟。 - 其言者夏
志吾之清
钟书公允
私语爱玲
挽夏志清
二十志于学，司业西方古典文学科，不下胡适之
四十清于艺，扬名中国现代小说史，独尊钱默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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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读过几本文学史，总体感觉是：虽然作者不同，文章却些千篇一律；说话前言不搭后语，遮遮掩掩，对于我这种好奇心比较强，想问“后来呢……”的读者来说，书中的内容传达显得虎头蛇尾。
夏志清先生的这本小说史，我是极力推荐的，原因很简单：我看到了真实或者说起码是一种真实的态度。这本书的争议很大，因为它打破了以左翼作为文学批判潜在标准的规则，以一种自由知识分子的真实而态度和文学至上的原则表达了个人对现代小说的一些看法。其中的个人喜好因素必然存在，然而我却认为，这是每一位真诚的读者不可避免的。好批评家首先是好读者。所以这本书是活的、有灵性的，阅读的过程同时也是与作者交流的过程。
我就这本书中最大的争议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有人说，夏志清是以西方小说的标准来评判中国现代小说。我们在书中经常能看到这种痕迹。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中国现代小说虽然有许多对传统潜在的继承，但是其开端是旨在学习西方，其中许多的心理描写等手法，没有办法以传统儒道两家的美学原则来批判，所以作者实际上是用比较文学的手法来写这部小说史。
不管这本书有什么样的缺点，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瑕不掩瑜。一名评论家要想编一部小说史，最有意义的应该是在多如牛毛的文学作品中挑出经典的或者优秀的呈现给读者。这一点，夏志清做到了。这部小说史也是在读书阶段最能打开我思维的书之一。 - 小李飞刀在排行榜里一骑绝尘？到底是真的假的，还是百晓生吹出来的？我们现在可找不到当事人的古龙先生了对证了；
羽泉在《我是歌手》夺冠，是黑幕还是黑幕，我们估计也会永远不知道答案了。
但是，对于这本书的评价，我们似乎，可能，大概的猜出那么一点点东西。为什么加入这么多的不肯定词呢？原因很简单：人文学科是自由的，没有任何规则，唯一的规则就是你可以喜欢，也可以喜欢，但是，你不喜欢，你不能让喜欢的人不喜欢
当然我说的是这本书的原版的，其实，很多人有读故事和听故事的习惯：故事有开始，就后一定有结尾；有死亡，就要有婚礼一样的对称和完整，或许，不完整的故事，很可能就是成就所谓名著的最大的诱惑和他们故意露底却欲遮还羞的原因。
什么兵器是好兵器？这个问题放到现在，答案一定是核武器，要不小金同志干嘛那么的牛气？放在过去呢？是你什么的小李飞刀还是什么九阳神功的，其实无所谓！为什么？其实，兵器能杀人就好了，你有再聪明的大脑，如果没有人赏识，例如说你不行你行也不行的传奇，不就再我们日常的喜剧不断的上映么？
百晓生的兵器谱？我们可以给一个答案：没有最好的武器，只要能杀人的并能保护主人的武器就是好武器，而不是什么审美下的利器。。百晓生的兵器谱不过是笼子的耳朵摆设罢了
同理类推，其实套用一个评委的一句话“音乐本来不是用来比赛的”顾名思义，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许是你这个仁的水平比较高，喜欢阳春白雪，但是一定不能否认有人比你更加稀罕下里巴人。
总结陈辞一下，就是所谓的武器还有所谓的歌曲比赛，都是因人而异的，没有一个好或者更好，只有你，喜欢或者不爱。。。
“审美无关价值，利益，无关大众”------康德
这本书本身就是非常依赖意识形态的东西很多，这很不让我喜欢，对了，这是我的，可以不是你的。。。我不强求。。。
小说本身不能代表作者的意见，或者是小说故意的映射不能作为研究者的重心，这是读小说的大忌，而夏志清不断的违背；而小说不仅仅是外部的研究，研究小说不能成为作家的私人史了，而应该是内部研究的《文学理论。韦勒克》，这让我对于夏的水平深深的质疑！
不是因为你是哥伦比亚的什么教授，你说的话就是金科玉律，不是那几本英国小说作家就是别的所有文学的参照物《小说面面观。福特》“英国的小说不过是，俄罗斯的小说是。。。”特别喜欢以英国文学为参照物的人去查查吧，不要因为自己的专业的原因而使得自己的眼睛被雾遮住！
关于史，这个东西，我一向喜欢钱穆的那个伟大的开头“温情和敬意”
就用这个词组来做这篇不是评论的评论的结尾吧 - 大半夜的，拿着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摆个舒服的睡姿，准备一会被催眠了就直接睡着。可是，夏志清1999、2004年写的《大陆版新序》和1978年写的《中译本序》总共18页，我一气读完， 看着看着我竟然不自觉地坐直了身子，根本一点困意都没有。期间他只在后一篇中提到自己曾读过“新批评”派的小说评论，其他没有什么地方再提到什么文学理论。一篇序言写得灵动而真诚，动情而含蓄。比起我中午读的那个序和我们大陆“学者”治书所写的序真是令我要替他们汗颜了，不是互捧互赞就是自吹自擂，一大套一大套文艺理论文学评论的名词能把我这本来就反应慢的脑袋绕晕了。什么时候能像夏志清这样的，好好说话，文风朴实点。哎。大陆似乎话语形态还有硬伤没有好，即便伤好了，可是还有丑陋的疤痕存在。港台则常见夏志清这样亲切喜人的文风。好好说话，不张不厉，扎扎实实的文章在那，没人会不承认你是大家的，不用自己卖弄理论。
夏志清特别提到英国大批评家李维斯F.R.Leavis专论英国小说的《大传统》The Great Rradition中 最推崇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康拉德这四位大家。奥斯汀的六本小说他全读了，对李氏评审小说之眼力叹服不止……我想起张爱玲被称为“东方的简·奥斯汀”，想来夏志清“发现”张爱玲的审美渊源在此已见端倪了。
夏志清时刻记得自己作为一个文学史家，首要的工作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他一再强调自己至今仍抱定这个宗旨不放。所以，他的成绩是举世共睹的。
夏志清指出中国文学缺少西方那样一种宗教情绪、宗教感的传统，缺少探索人生终极之谜的思考惯性，而容易流于浅显表现和。所以我们难以出现像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世界级人类文学大师，产出逗人深思的作品。其实，我们的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界存在类似的困境。没有长篇大论，没有晦涩繁冗的理论堆砌，夏志清凭借这本文学史足以跻身同代最杰出的的文学评论家之列。鄙人陋见，我们许多治文学史，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大专家、大学者们，想使自己的大著不成为受众的催眠物，当务之急应该是擦亮自己的眼睛，使之成为能发现赤裸裸的文学之美缪斯之目。而不是让文学史的论述一次次沦为理论的奴隶，缠着又长又臭的裹脚布。
- 《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著·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部传奇之书，名声显赫，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发掘并论证了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师陀等重要作家的文学史地位，使此书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之作，影响深远；但中国大陆很长时间未见芳踪。直到2005年7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才推出了删节版。北来京城，从同事小北兄那里借来港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通读一遍，才知删节之缘故。在序言里，我们可以知道夏志清写这部论著的缘由，出于反共立场的需要（起码从这个动机才有这部论著的问世）。这种不无偏见的立场，可能才有这部不同流俗的现代文学史，恰如刘若愚先生所云：“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偏见，就等于没有文学的趣味。”夏志清在这部书里，高度评价了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张天翼、师陀等作家，而这些作家在共产党的御用文学史家里几乎是被忽视不见的。现在阅读夏志清当年的论断，让人震惊，几乎是预言性的结论，如老吏断狱，不得不服。不过全书读下来，也发现一些问题。譬如《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第一章谈及陈独秀、钱玄同、李大钊等人激进的反传统主张，有这么一句话：“由此看来，他们后来大半投向共产党，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个就有点过啦，对作家作品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偏见，都可以理解，但直接以政治方式加以议论，未免对学术论著有所损害。尤其是夏志清自己在书里不断说到共产党对文艺的政治压迫与侵害，如今论人论文，却也露出政治的评判视角，令人失望。另外一个问题乃是夏志清常常喜欢以西方小说的创作手法与人物来比照中国的小说家，固然有比较文学的优点，但亦突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小说如何能够摆脱西方的观照物而自成一派，所谓的西方中心论的阴影何时能够驱散？这个问题牵涉甚广，中国文学如何不被西方视为社会学上的意义，恐怕在莫言获奖之后，未必会有多少改观。复旦大学的删节本，我查看了一下，罗列如下。复旦删节本以1979年香港友联版本为底本，删去了《1958年来中国大陆的文学》和《姜贵的两部小说》两篇附录，其他个别章节和字句也有大量删节；同时增加了夏志清与普实克论战而著的《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和夏志清先生新写的四篇论文《小论陈衡哲》、《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英译〈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导言》、《中文小说与华人的英文小说》为附录。看过此书，正好去国家图书馆，顺便翻阅了几本现代文学史，譬如黄曼君、朱寿桐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武汉大学2012年第一版），对钱锺书的介绍仅一页，何其吝啬笔墨也，与钱锺书并列介绍的作家居然是姚雪垠。同样这本书，对赵树理的介绍则有二十页。至于张炯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九卷“现代文学下册”对钱锺书的创作不置一词，倒是提到杨绛的创作，把《围城》遗忘到地球之外，不知是何意思。
- 读完王德威的《历史与怪兽》后，接着将他的老师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也拿来翻阅一过，除了夏先生得意门生在序言和导读中将六十年代初版的《小说史》的革命性突破——如将张爱玲和钱钟书列举出来，成为现代小说史中创举，至于其它的部分也就与其它的小说史相当了。我不禁在想，为何这部出版在五十年前的小说史，今天依旧受到人们的欢迎？
谈到这里，我们还是回到夏先生对这部小说史的回忆中，在五十年代初他来到美国，参与了一项中国反华小册子的编纂工作，在此基础上他发现自己对于民国以来小说的兴趣，继而向基金会申请研究民国小说项目，从此一个英文文学博士开始半个世纪的中国文学的研究工作。说起来也是阴差阳错，不过为何夏先生会谈起这件事呢？这还是要将其反华的小册子和反共的文学史联到一起才好说明白，夏先生作为欧美文学的博士，对于中国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都有一些轻视，认为其缺乏文学的艺术性，因此不能与欧美经典媲美。不过，他又谈到中国文学特有的政治情怀，认为这成就了中国文学中的重要特质。
由此，他开始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进行梳理，从五四运动后胡适提倡白话文，到二十年代开始新文学的创作，从鲁迅到茅盾，左翼政治与文学似乎结下了不解之缘。对此，夏志清先生的评价认为这些小说的创作与当时的政治苦闷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从留学归来的鲁迅，本来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僚，在五四运动后，一跃成为现代文学创作的大师，这就不能不从当时的政治现实去寻找理由了。鲁迅的笔下，将传统社会与当时的民国政治的百无聊赖，用黑色的笔法描绘出来。这种创作引发了年轻人对于现实性的关注，这当然是现代文学的重要起点。同样，本身就是投身于大革命的茅盾，更是通过小说对于革命现实进行素描。尽管，这一方面是对于现实的真是刻划，但是他还是通过一种几乎于政治的意识，将其提升到鼓吹革命的高度。不过，夏志清先生虽然对于革命没有什么好印象，但是他还是对于茅盾的文学创作给予高度的评价。
当郭沫若、郁达夫从日本归来后，开始了新的文学创作的热潮，这种写作将浪漫主义和颓废气息引入到中国文学的创作中来，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些文学创作，很快就转向政治议题。书中专门引用了郭沫若与成仿吾的一封书信，其中郭沫若将其如何研习马克思主义以及改良文学的想法告诉了后者。这种转变背后，透露出文学虽然能够一度超越政治性的视野，比如浪漫主义文学的提出，但很快就转入到更加激烈的革命文学的写作之中。对此，我们必须说政治对于文学作者的吸引，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命题，更是一种时代的气息。
四十年代作为抗日战争期间的孤岛文学，夏志清先生将张爱玲和钱钟书从众多文学作者中挑了出来，作为这一时期的文学的代表。虽然，他在撰写张爱玲的时候，是以五十年张氏撰写的反共小说《秧歌》作为开场，但是他着重分析的却非张氏的政治倾向，而是转入了对《金锁记》的分析和评判上。这一再显示出他其实回避政治写作中的倾向，而是趋于自然写作的追求。换句话说，张氏的作品优点在于女性视野的开掘和对于时代命题的挖掘，而不在于她的政治性写作。对于这一点，钱锺书的小说更显显示出脱离政治的倾向，其在小说中对于当代的知识分子冷嘲热讽，拥有因阅读英美文学而保留的写作经验，从这个角度出发夏志清先生会更加欣赏这种学院派的写作。
在附录中，夏志清补充了三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是对于姜贵小说的分析和评论。我们看到这里，就能感觉到夏志清先生的文学评判标准一直在艺术和政治中不断游移。这是这部小说的特色所在，就像他在自序中提到小说史的写作过程中提到写作反共小册子和文学史是一个连续性的工作，因此政治标准纳入到夏先生对于小说文学的评判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同样，文学的艺术手段也是夏先生对于现代文学写作评判的另一个关键性的标准。他一再表彰张爱玲和钱锺书的文学创作，并将其与西方文学创作媲美，就充分显示出他对于超越政治艺术的由衷赞美。正因如此，夏先生的小说史写作就必定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小说与现实相关，因此小说应该有现实政治关怀的一面，因此他对于茅盾的文学创作给予高度评价，但是话锋一转又就将艺术标准来衡量茅盾，认为其有很多的不足。这种双重的判断标准一方面是对于现代小说中政治与文学主题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夏志清深受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学传统双重影响的结果。
附论
因为先看的是王德威先生的著作，所以感觉到这是一种新鲜的写作方式，但是再重新看完夏志清先生的小说史后，突然感觉到王德威深受夏志清先生的启发，在文学史写作上是有一种内在的承接关系。特别是对于二十年代革命与爱情文学的评价上，王德威所选取的三位典型人物茅盾、白薇和蒋光慈，在小说史中均有提到。而王德威在《历史与怪兽》这篇文章着重分析的姜贵，正是夏先生附论中有再三关照。这就不禁让我想到余英时先生对于钱穆先生著作的隐秘的继承关系，这也算是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案例吧！
- 夏老作论至性，以思想史和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主流文学史？）上来说其见多有主观之论，精彩处亦出于此，本无可说。
我观众论，都称赞夏老的文学史突破了老范式，给学人以新视野，但有个别高才说什么“黄河浊流引清流”之类的奇葩比喻，倒是让我发笑，先不说这浊流浊不浊，这种论调所说的“从形式到内容完全不同的另一股‘清流’”，说白了不就是当时流行的英美新批评嘛，照这种论法，那西方的“清流主义”“清流方法”海了去了，干脆把黄河变成“密西西比”“泰晤士”之类的不更好？我认为要想说夏老的方法好，亦或是中国的传统文学研究方法不好，还是想论学界不敢正视新方法，就直说，不要掩掩藏藏的，而且时至今日，不得不说，夏老的这套判断早已流行于学院之中了，很多评价早已不新鲜了。
没人批评的书不是好书，说点我最不满意的地方，夏老写这本书根据自己的审美判断和价值观随意的对作家品格下判断（不是作品，是作者品格），我不能接受，作为一个在美国生活无忧的人（连打工都不需要，比现在好多留学生生活水平高多了），夏老没有那种生活在当时中国的作家们的生活经历和心理结构，怎么敢随意说别人没有“智慧”？又何谈理解。
老听别人在为夏老的《小说史》辩解说它不带意识形态或偏见，我想这点必须说清楚，在他回应普实克教授的《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这篇文章中，夏老说过这么一段话为自己的小说史定性：“作为介绍现代中国小说的开创性著作，我认为它的最主要任务是辨别与评价”。话很明白，《小说史》是夏老写给外国人主要是美国人的介绍中国现代小说的一本评价性的著作，打点不敬的比喻就像是今天我们书店里摆着的那些叫“你不得不知道的西方经典xx本”那样的书，当然我在这里不是想诋毁《小说史》的价值，而是想还原它本来的价值。
作为这么一本“把读者设定为是那些对现代中国知之甚少而又对其文学感兴趣的人”的“介绍性”作品，针对60年代的美国读者，我认为夏老早已有了态度趋向，更何况他在自序里说全书目的之一是检讨“现代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共产理念”，当然也有人说这不能算是意识形态的佐证。哈哈，这里吊诡的是最大的证据就是我们这本复旦版删掉的内容，为什么要删？正是里面充满了“反共”的敏感内容，正是这些内容证明了夏老《小说史》的意识形态色彩，对于这方面有兴趣的朋友请参阅《版本学视野中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或英文原著以及香港友联版、港台版。
个人认为要想理解《小说史》，那普实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及夏志清的《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是不得不看的。
嗯，首创之功不可毁，好书，鉴定完毕~~~ - 这本《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于1961年，那时，沈从文正被看成是鸳鸯蝴蝶派，张爱玲正被看成是小资产阶级情调，而钱钟书基本不被承认为小说家……然而，夏志清却发现了他们，60年后，我们不能不佩服夏志清的眼光独到，在一个纷繁的时代中，他是小说的真正知音。
文艺的麻烦，在于它有宣传性，有太多半通不通的人靠它来指点，靠它来滋养，靠它来娱乐，他们不想自己面对生命的困惑，他们希望写小说的人能痛痛快快地告诉他。
如果是一个好时代，读者有足够的耐心，局面勉强还过得去，比如《红楼梦》，为了讲清“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能敷衍成那样的大文章，能绕那么多圈子，铺陈那么多故事。然而，如果是一个坏时代，局面就完全不同。
人们不再关注形而上，他们只需要答案，所以，作家不断被追问：你写这个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作家真的想明白了人生，他又何必写作呢？如果现实真给他开了无数道路，他又何必操持文字这份辛苦生意。其实，写作就是一个饭碗，作家的义务在于写得更职业，他本不应被读者所劫持。
但，现实远没有那么宽容，作家们往往因没有获得影响力，而被迫变成劳动者的一员，因拥有影响力，而被迫变成统治者的一员。检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白话文学中弥漫的烟火气，我们不能不感慨：实在是太草率，太浅薄了……
好在，夏志清没有被流俗所左右，他坚持了小说的审美特性，尤为难得的是，他看到现代文学在阶级理论发展的脉络之外，还别有一条发展脉络，即现代性的道路，从最早的模仿，到中期的贴合，再到后来的交融，中国小说其实与世界文学发展是同步的，我们在追逐世界潮流的同时，自身传统的审美个性反而得到了张扬。
如果没有传统参照，沈从文几乎不可解读，他笔下的故事情节太简单，几乎没有叙事激情，然而，在随意的点染中，却有一种独特的境界，它阐释了对生命孤独与现实无奈的体验，这不仅能打动中国读者，也能打动所有读者。同样，张爱玲对人性的那种深刻的绝望，与她淡到无味的笔调，具有独特的雕刻感，她的语言很古典，她的认知很现代，两者之间构成了巨大的张力……凡此种种，都被夏志清准确地捕捉到了。
现代小说的困境，在于始终面对一个“目的感”过于强烈的现实，而小说因为失去自己，被迫垃圾化。难得的是，那么多的饱学宿儒都没能看到这层风险，夏志清却预见到了，他的这本划时代的巨著为中国小说保留了一份清单，多少年后，我们按图索骥，才明白：原来前辈们的创作竟达到了这样的高度！
重读此书，可为小说的不幸哀叹。
- 严格来说这篇不算书评，好吧其实我到现在连书评怎么写都不知道，只能算是个人又臭又长回忆流水账。
读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时，总感觉好像又重新回忆了一下我童年的阅读史。小时候我就挺喜欢看书的，这点当然令爸妈十分欣慰，然后也不遗余力地往家里搬书。我那时不懂得挑书，也没有挑书的权利，书都是我妈从学校的图书馆借来的。爸妈属于一颗红心向太阳的那种，思想，嗯，比较传统。直到我高中离家之前，言情小说甚至武侠小说是不能在我家出现的，否则下场可悲。哦，还必须提到一点，我妈尤其叮咛我不准看张爱玲的作品，到今天为止我也不太清楚具体原因。所以这么一限定，我能看的书，就只剩下儿童文学，还有中外名著，当然，是青少年缩减版。有些在初中时又重新读了厚厚的原著。
儿童文学就不提了。中外名著，那时候比较喜欢看外国的名著，因为故事情节生动精彩，对比之下中国名著，其实《西游记》那本书快被我翻烂了，只是一读到中国近代著名文学家的作品，我就老感觉读不下去。倒不是说小说写得不好，那个时候我还没那么高的鉴赏能力，应该还是语言问题，那个时候白话文刚刚普及，许多文法跟我们现在惯用的不太一样，所以读来有些拗口，一读不顺畅就没兴趣读下去。
《中国现代小说史》里提到的作家，我略略数了下，读过他们作品的有百分之七八十吧，剩下的至少也听闻过大名，知道他们的作品大概写了啥。下面一一说下。
鲁迅，唉，当年挺不喜欢他。我想很多人在读书的时候都不太喜欢他，因为都不知道他的文章在写什么，考阅读最怕考到他。后来长大了渐渐知道了他的文章中隐含的深意，也对他佩服有加。当然，现在我也感觉他被捧得高了些，。他的《朝花夕拾》我比较喜欢，《呐喊》糊里糊涂地看过去了。我也觉得夏志清说得对，鲁迅的作品灵感，都来自于滋养他的故乡。
茅盾。《子夜》《虹》《春蚕》都看过，《子夜》和《虹》只记得基本情节，具体内容都忘得差不多了。倒是《春蚕》，还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春蚕》很仔细地描写了江浙一带人家养蚕时的风俗习惯，很讲究，读来很新鲜。
巴金。回想了下，这些作家中我看的作品最多的居然是巴金。虽然夏志清对《家》的评价不高，但是我最喜欢的巴金作品是就是《家》。觉慧就是我当年的白马王子之一啊，热血向上的青年，为了理想与旧封建家庭决裂，读来真是让人热血沸腾啊。而且也觉得《家》的故事情节很丰富，除了觉慧的热血，还有与鸣凤朦胧的感情，觉新和梅表姐，瑞珏之间的纠结。《春》就是《家》的翻版。到了《秋》，大家庭就凋敝了，幸好，我所喜爱的人物，都过上了比较好的生活。我对激流三部曲感情挺深的，有时候回家还会拿出来翻翻，看看喜欢的情节。至于夏志清评价比较高的《寒夜》，我真的不喜欢，感觉很压抑，读了之后，现在回想起来也没记住什么。
冰心。好吧，我就读过冰心奶奶的几首小诗，几篇散文。买过散文集，没什么读下去的兴趣。作品只记得《小桔灯》，比较喜欢做小桔灯的那段。《寄小读者》没读过，我一向不太喜欢书信体的作品，包括《少年维特之烦恼》，因为是书信体所以我也没读下去。现在也不太明白为什么冰心奶奶名气这么大。
老舍。读书的时候好喜欢他选在语文课本里的散文，写的很好，很有生活气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慈祥的老伯伯。《骆驼祥子》读的时候觉得好悲惨好压抑，有一种命运弄人的感觉。他写的那么多中短篇，比较遗憾只看过一两篇，不过印象深刻。大概是初中才知道老舍在文革时的遭遇，那时听了好难过。
沈从文。特别喜欢他的《边城》，喜欢他描写那种淡淡的，宁静悠远的感觉。赶集时嘈杂有人烟，而平常的日子就像流水一样，偶尔也那么点响动。湘西江上摆渡的老人，情窦初开的少女，热情勇武的少年。翠翠与两个少年之间纠结的感情，看得我也纠结。至今我还记得故事的结尾，“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我当时读完盯着这句话盯了好久，他到底回不回来，回不回来，这让我惆怅了好一阵子。
剩下的，郭沫若不提，他不过是以文学为工具追求政治地位，我也没看过他的作品。凌叔华，读过《绣枕》，虽然是很简单的故事，但写得很好，到现在都记得那小姐光荷叶就用了十八色丝线。郁达夫，读过《春风沉醉的晚上》，小市民的普通生活，简单但也动人心。张天翼，只读过他的《大林和小林》，《有老鼠牌铅笔吗》，只想说想象力太丰富了，第一次发现他是清末出生时我都不敢相信。钱钟书的《围城》，老实说没看过，只记得他关于母鸡和蛋的那个妙谈。
读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夏志清是用西方文学理论来评价中国的现代小说。西方的小说一般来说比较重视个人经历感受，从个体感受出发，注重心理描写。这些都是优点，我回忆了一下，也发现我记忆深刻和喜欢的小说或作品，大多是这一类。而中国的现代文学，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以及刚刚起步，并没有很好地达到这一点。但是，我也不认为，这种评判标准就一定是对的。中国文学自有中国文学的笔法，又何苦委曲求全于西方。当然，现在中国用作家的革命性来排定各位作家的座次，我也不认同。夏志清很反感共产主义小说的“假大空”，塑造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都千篇一律。其实这类小说我也看了不少，怎么说呢，作为不是专业的文学理论家，学者，我看的还是挺乐呵的。赵树理在现在很多人看来就是党的宣传家，但是他的《小二黑结婚》我就很喜欢，故事情节生动，又有民俗特色。还有一位作家叫浩然，他写了很多反映人民公社时期的正面短篇小说，套路都是一样的，可是我读着感觉也不错。所以这还是学者和读者之间的差别吧。
最后想说说张爱玲。张爱玲现在真火呀，众多小资文艺女青年的必读啊，很多有名惆怅又忧伤的句子啊。当年被老妈禁止接触张爱玲，让我对她有十分强烈的兴趣。可是当我可以光明正大读她的作品时，却发现，我并不喜欢。她的散文不错，写得很细腻生动，可是小说，我就不喜欢，读了几页就没读下去。《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夏志清对张爱玲的溢美之词看到后来我都快受不了了，张爱玲的小说真的有这么优秀吗？对了，这几天我在读的一本书叫《中国新闻社会史》，书里就提到，近年来大陆的“张爱玲热”就是夏志清这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炒起来的。看过夏志清对张爱玲的吹捧，再看这本书对张爱玲的“扒皮”，让我有种看反转剧的感觉。不过，我真的不太喜欢张爱玲小说里的那种颓唐，或许它真的很好地表现了那个时代大众普遍的心理状态，可是我想在那个年代里，还是需要一些令人斗志昂扬的文学作品。
历史永远是复杂的，不是简简单单几行字就能写清楚的。所以其实我认为，这本书，并不能叫《中国现代小说史》。 - 文学表现与探讨人性，而不为世所左右，并且在语言上富有特色。这是夏志清教授的《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一大标准。
作为一位身处大洋彼的学者，夏志清在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时，可以让他正反的查阅国共两边的评论，又可以将中国现代作家及作品置于世界文学史的背景中进行比较的有利位置，本身就决定了他的这部小说史的特质。
文学批评家王德威说：“这本书代表了五十年代一位年轻的、专冶西学的中国学者，如何因为战乱羁留海外，转而关注自己的文学传统，并思考文学、历史与国家间的关系。这本书也叙说一名浸润在西方理论——包括当时最前卫的‘大传统’、‘新批评’等理论——的批评家，如何亟思将一己所学，验证于一极不同的文脉上。”
《中国现代小说史》成书于1961年，共有十九章；其中的十章都以重要作家的姓名为标题，如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张爱玲等。对夏而言，这些作家是现代小说的佼佼者。
可是，夏志清后来在《中文小说与华人的英文小说》一文中说：“中国现代小说史》未提萧红，因为当年我尚未读到她的作品。后来我在中译本《原作者序》里对自己的疏忽大表后悔，并在另一篇文章里对《呼兰河传》予以最高的评价：‘我相信萧红的书，将成为此后世世代代都有人阅读的经典之作。’（原文不这样噜苏：‘Hsiao Hung’s book? I am confident, will be read generations hence as a timeless classic.’）
在专论《大河无声走东海——李劼人文学史地位片论》里，成都民间学者张义奇说：其实，夏志清还漏掉一位中国最重要的现代作家李劼人。
季进在《夏志清先生访谈录》记载：2004年3月27日，夏志清先生在纽约家中接受大陆学者访问时专门谈到了他的疏漏：“最大的遗憾就是几个优秀的作家没有讲，比如李劼人、比如萧红，都没有好好讲。这是全书缺失的方面。我当时一无所凭，什么资料都没有，完全是白手起家啊。“（季进《夏志清先生访谈录》，载苏州大学现代中外文化关系研究所[url]www.zwwhgx.com[/url]）
我注意到，夏著从写作到出版为十年，51年至61年，而61年《大波》根本没出版完。新版的《大波》还没完成，而旧版在抗战时出版，国外不一定看得到，但旧版极可能读到的。这样更可以看出夏志清先生的大意或忽略。美国哈弗东方研究所的朋友和谭心国告诉我的。他们只找到了新版即使分批出版，也不成套，所以他肯定没读到。旧版至今在华盛顿和纽约图书馆都没有。
关于夏志清为什么没有评述肖红，原因已相当清楚了。
季进的访谈记录引述夏志清话：我的评论，其一为恣意率性；其二为文学标准。
对于为什没有评肖红，他说：
当时写端木的时候，我就发现萧红了不起，她受张爱玲影响，张爱玲下来就是萧红的文章好，《生死场》、《呼兰河传》真是好得不得了。有一件事情可以告诉你，柳无忌晓得吧？他妹妹柳无垢在香港跟萧红是好朋友。我认识柳无忌，就写信跟他谈写萧红的事，问他柳无垢在哪里，我想问问关于萧红的情况。他一听，就说好啊，我的学生葛浩文也在研究萧红，我让他跟你通信。以前研究萧红的文章一篇也没有，是我第一个讲她好，我真是伟大。可是葛浩文博士论文也写萧红，如果我一写萧红，他就一点功劳都没有了。所以我干脆就不写了，让年轻人去写。做人品德很重要，有时就是要奖掖后进。有的人不管的，管你什么人在写，我只写我的，甚至老师抢学生的饭碗。我跟葛浩文原来也不认识的，后来通信，我也没跟他说过我本来要写肖红的。
我当年写《小说史》的时候，没有机会读到萧红的小说，后来一看，真是了不起！所以我后来一直要提萧红，她是不朽的作家，几百年都不朽。我就是搞不懂，为什么现在没有人提呢？三十年代的沈从文和张天翼都很有成就，张天翼甚至可能更伟大。沈从文刚出道的时候还是很嫩的，而张天翼一出手就不同凡响，很老练。这个你一定要帮我写清楚，夏志清肯定的不是三个人，是四个人。我在《小说史》的结论里就说，这四个人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佼佼者，他们的作品显示出特有的性格和对道德问题的热情，创造了一个也众不同的世界。
这是季进《夏志清先生访谈录》记录（本文源自苏州大学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 访问地址：http://www.zwwhgx.com/content.asp?id=2728）
然而，夏志清为什么没有评述李劼人，就相当存疑了。
第一个存疑；首先，当时夏志清究竟读过李劼人作品没有？！
夏著在其“第三编抗战期间及胜利以后（1937—1957）”中的“第十三章抗战期间及胜利以后的中国文学”中，在叙及“在段时间，特别值得一提的其他小说家有艾芜、沙汀、端木蕻良和路翎。”时的加了一个四百多字的长注（220页）：
在这里，我不妨提一下曹聚仁在《文坛五十年》续篇中大加赞赏的李劼人（见该书第44—45页）。李劼人留法归来后，在二十代和三十年代，主要以翻译法国小说而著名。译有《包法利夫人》和《萨浪波》（Salammbo），还有莫泊桑、都德、普鲁斯特和龚古尔（Edmond de Goncourt）的小说。但是从1935年—1937年，自己创作自然主义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写自义和团起以迄辛亥革命的四川成都情形。曹聚仁认为这三部长篇小说“其成就还在茅盾、巴金之上”。特别是《大波》，这是扛鼎的大工作……非茅盾的《子夜》所能企及”。因为曹聚仁对茅盾的评价本来极高，所以他的赞赏，实际上使得李劼人成为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小说家。不过，据我所知，除曹以外再没有别的文学史家谈到李劼人的小说了，这三部小说最近都由作家出版社重行出版：《死水微澜》（1955）、《暴风雨前》（1956）、《大波》上下册（1958）。不幸得很，据作者在新版的跋中说，《死水微澜》稍有修改，《暴风雨前》修改得很多，《大波》是重写，较原著缩减了很多。
从这个长注看，夏志清对于李劼人及作品是相当知晓的，或者说他是读到了李劼人的作品了的。他连李在1949年后大幅度修改了其作品一事也了然的。
第二个存疑；可能为夏著选取的标准主要以英美文艺理论为主，而有点忽略法国的自然主义，即大河史诗式的描述。
第三个存疑；夏志清对于李劼人作品，还有因为曹聚仁的评价在前，而让他显然有些“恣意率性”的漫不经心了。
第四个存疑；就是夏志清在小说批评文脉上，如于早期白话诗，他可以参看朱自清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写的导言，同时也参考叶公超发表于1937年的《论新诗》。这在纵坐标上的参照，而在横坐标上，如他对鲁迅的批评，他既有周作人、冯雪峰、许广平、曹聚仁、王士菁等鲁迅亲朋好友的著作，也参阅郑学稼的《鲁迅正传》与他书不同的地方是他的反共立场，对鲁迅有苛刻的批评。他说鲁迅（1881—1936）主要思想来源于尼采与达尔文，小说技巧则得益于果戈里，契诃夫和安德烈耶夫。
去蔽，而带有鲜明的批评家个人喜好。夏志清评价鲁迅说：“没有他本人的声望作基础，中共也不必如此推崇他。”
如此鲜明的好恶评判，可能也导致了夏著的偏执一面而遗漏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最重要的一位长篇小说家李劼人。
2012-3-7于成都北门天开居
- 文学表现与探讨人性，而不为世所左右，并且在语言上富有特色。这是夏志清教授的《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一大标准。
作为一位身处大洋彼的学者，夏志清在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时，可以让他正反的查阅国共两边的评论，又可以将中国现代作家及作品置于世界文学史的背景中进行比较的有利位置，本身就决定了他的这部小说史的特质。
文学批评家王德威说：“这本书代表了五十年代一位年轻的、专冶西学的中国学者，如何因为战乱羁留海外，转而关注自己的文学传统，并思考文学、历史与国家间的关系。这本书也叙说一名浸润在西方理论——包括当时最前卫的‘大传统’、‘新批评’等理论——的批评家，如何亟思将一己所学，验证于一极不同的文脉上。”
《中国现代小说史》成书于1961年，共有十九章；其中的十章都以重要作家的姓名为标题，如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张爱玲等。对夏而言，这些作家是现代小说的佼佼者。
可是，夏志清后来在《中文小说与华人的英文小说》一文中说：“中国现代小说史》未提萧红，因为当年我尚未读到她的作品。后来我在中译本《原作者序》里对自己的疏忽大表后悔，并在另一篇文章里对《呼兰河传》予以最高的评价：‘我相信萧红的书，将成为此后世世代代都有人阅读的经典之作。’（原文不这样噜苏：‘Hsiao Hung’s book? I am confident, will be read generations hence as a timeless classic.’）
在专论《大河无声走东海——李劼人文学史地位片论》里，成都民间学者张义奇说：其实，夏志清还漏掉一位中国最重要的现代作家李劼人。
季进在《夏志清先生访谈录》记载：2004年3月27日，夏志清先生在纽约家中接受大陆学者访问时专门谈到了他的疏漏：“最大的遗憾就是几个优秀的作家没有讲，比如李劼人、比如萧红，都没有好好讲。这是全书缺失的方面。我当时一无所凭，什么资料都没有，完全是白手起家啊。“（季进《夏志清先生访谈录》，载苏州大学现代中外文化关系研究所[url]www.zwwhgx.com[/url]）
我注意到，夏著从写作到出版为十年，51年至61年，而61年《大波》根本没出版完。新版的《大波》还没完成，而旧版在抗战时出版，国外不一定看得到，但旧版极可能读到的。这样更可以看出夏志清先生的大意或忽略。美国哈弗东方研究所的朋友和谭心国告诉我的。他们只找到了新版即使分批出版，也不成套，所以他肯定没读到。旧版至今在华盛顿和纽约图书馆都没有。
关于夏志清为什么没有评述肖红，原因已相当清楚了。
季进的访谈记录引述夏志清话：我的评论，其一为恣意率性；其二为文学标准。
对于为什没有评肖红，他说：
当时写端木的时候，我就发现萧红了不起，她受张爱玲影响，张爱玲下来就是萧红的文章好，《生死场》、《呼兰河传》真是好得不得了。有一件事情可以告诉你，柳无忌晓得吧？他妹妹柳无垢在香港跟萧红是好朋友。我认识柳无忌，就写信跟他谈写萧红的事，问他柳无垢在哪里，我想问问关于萧红的情况。他一听，就说好啊，我的学生葛浩文也在研究萧红，我让他跟你通信。以前研究萧红的文章一篇也没有，是我第一个讲她好，我真是伟大。可是葛浩文博士论文也写萧红，如果我一写萧红，他就一点功劳都没有了。所以我干脆就不写了，让年轻人去写。做人品德很重要，有时就是要奖掖后进。有的人不管的，管你什么人在写，我只写我的，甚至老师抢学生的饭碗。我跟葛浩文原来也不认识的，后来通信，我也没跟他说过我本来要写肖红的。
我当年写《小说史》的时候，没有机会读到萧红的小说，后来一看，真是了不起！所以我后来一直要提萧红，她是不朽的作家，几百年都不朽。我就是搞不懂，为什么现在没有人提呢？三十年代的沈从文和张天翼都很有成就，张天翼甚至可能更伟大。沈从文刚出道的时候还是很嫩的，而张天翼一出手就不同凡响，很老练。这个你一定要帮我写清楚，夏志清肯定的不是三个人，是四个人。我在《小说史》的结论里就说，这四个人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佼佼者，他们的作品显示出特有的性格和对道德问题的热情，创造了一个也众不同的世界。
这是季进《夏志清先生访谈录》记录（本文源自苏州大学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 访问地址：http://www.zwwhgx.com/content.asp?id=2728）
然而，夏志清为什么没有评述李劼人，就相当存疑了。
第一个存疑；首先，当时夏志清究竟读过李劼人作品没有？！
夏著在其“第三编抗战期间及胜利以后（1937—1957）”中的“第十三章抗战期间及胜利以后的中国文学”中，在叙及“在段时间，特别值得一提的其他小说家有艾芜、沙汀、端木蕻良和路翎。”时的加了一个四百多字的长注（220页）：
在这里，我不妨提一下曹聚仁在《文坛五十年》续篇中大加赞赏的李劼人（见该书第44—45页）。李劼人留法归来后，在二十代和三十年代，主要以翻译法国小说而著名。译有《包法利夫人》和《萨浪波》（Salammbo），还有莫泊桑、都德、普鲁斯特和龚古尔（Edmond de Goncourt）的小说。但是从1935年—1937年，自己创作自然主义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写自义和团起以迄辛亥革命的四川成都情形。曹聚仁认为这三部长篇小说“其成就还在茅盾、巴金之上”。特别是《大波》，这是扛鼎的大工作……非茅盾的《子夜》所能企及”。因为曹聚仁对茅盾的评价本来极高，所以他的赞赏，实际上使得李劼人成为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小说家。不过，据我所知，除曹以外再没有别的文学史家谈到李劼人的小说了，这三部小说最近都由作家出版社重行出版：《死水微澜》（1955）、《暴风雨前》（1956）、《大波》上下册（1958）。不幸得很，据作者在新版的跋中说，《死水微澜》稍有修改，《暴风雨前》修改得很多，《大波》是重写，较原著缩减了很多。
从这个长注看，夏志清对于李劼人及作品是相当知晓的，或者说他是读到了李劼人的作品了的。他连李在1949年后大幅度修改了其作品一事也了然的。
第二个存疑；可能为夏著选取的标准主要以英美文艺理论为主，而有点忽略法国的自然主义，即大河史诗式的描述。
第三个存疑；夏志清对于李劼人作品，还有曹聚仁的评价在前，而让他显然有些“恣意率性”的漫不经心了。
第四个存疑；就是夏志清在小说批评文脉上，如于早期白话诗，他可以参看朱自清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写的导言，同时也参考叶公超发表于1937年的《论新诗》。这在纵坐标上的参照，而在横坐标上，如他对鲁迅的批评，他既有周作人、冯雪峰、许广平、曹聚仁、王士菁等鲁迅亲朋好友的著作，也参阅郑学稼的《鲁迅正传》与他书不同的地方是他的反共立场，对鲁迅有苛刻的批评。他说鲁迅（1881—1936）主要思想来源于尼采与达尔文，小说技巧则得益于果戈里，契诃夫和安德烈耶夫。
去蔽，而带有鲜明的批评家个人喜好。夏志清评价鲁迅说：“没有他本人的声望作基础，中共也不必如此推崇他。”
如此鲜明的好恶评判，可能也导致了夏著的偏执一面而遗漏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最重要的一位长篇小说家李劼人。
2012-3-7于成都北门天开居
- 夏教授当然是有偏见的，但是如果这句话“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偏见就等于没有文学上的趣味”还有一定道理，那么我觉得正是因为“有偏见”才有见地。
整书读完会觉得某些偶像已经走下神坛了。比如说鲁迅，就文学成就和文采而言，的确是同时代的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但他也不是那样的神乎其技，他的狂傲和情绪有时候是比文学本身要多。夏认为“鲁迅的杂文非常有娱乐性，但是他基本的观点不多——即使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杂文给人的总印象是搬弄是非、啰啰嗦嗦”——这样的一个评价，如果我不说是鲁迅，也许某些人就会把当下的某些80后作家对号入座了吧？
可是鲁迅对文学的态度是非常令人激赏的，他在黄埔军校的演讲中说利用文学宣传革命不是好的文艺作品。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厉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鲁迅对待文学的态度是严谨，认真，用心的，令人肃然起敬。
写到矛盾，虽然我觉得他文采不咋的，但是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矛盾说：一个作家应忠于他自己所见的现实，这是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文学作品里任务的思想和感情状况，绝对不能和作者的思想和感情混为一谈。这一点是难能可贵。
谈到冰心，小学就觉得她的文章太肉麻，太敏感，那么多爱，那么多日月星辰要歌颂，这种近乎神经质的感伤式说教实在不适。
郭沫若，无语。
郁达夫，阴郁。
胡风，肃然起敬。
沈从文，田园牧歌。
张爱玲，人情练达，笔锋老辣，观察精当，不过感觉夏有点过誉她了。
钱钟书，我始终认为他的文字近代以来是最绝妙的，夏的评价也很高。
此书实在是文学批评类的杰作。 - 读了夏先生的书，感觉到自由二字的分量。好象你和一个朋友长谈，朋友可以随意地告诉你，最近读了什么书，有什么感想。你可以同意他的观点，也可以驳斥他的观点。但你们享有自由评论的权利。夏志清的观点并不新鲜，只是那种方式方法让我们觉得耳目一新。对于放入大陆文学神坛的作家，夏志清可以毫不忌讳非常自由地评论，那种感觉非常畅快淋漓。他对于郭沫若、郁达夫的评价，甚得我意。
同时这本书颠覆了我们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他不以阶级的立场来评价文学，而是以美文的立场。美文应该不受时代的限制，过了一百年，两百年让仍然能散发光辉。所以文学不应该有阶级性。夏志清欣赏的三位作家，沈从文、张爱玲和钱钟书确实都是和政治不沾边的。但是20世纪中国发生那么大的巨变，政治的影响渗透到人民的生活中，于文学中描写政治或者革命，也正如描写爱情一样，是如空气和水一样须臾不可离的东西。这一点依然令我困惑。纵然如杨朔的“荔枝蜜”一类过于红色的作品显得挢揉造作，但如鲁迅那样辛辣讽刺旧社会遗风遗俗的文风还是令人震动的。
如果有条件，最好读原版未删剪的。如果没有，读复旦的这本也是可以的。我比较了一下两个版本，差别并不是非常大。无非是删掉了一些比较激烈的语言和评论。尤其是评价鲁迅和郭沫若这样的作家。
- 本书面世五十年来不断再版。作者当年对中国作家的观察不幸成为不可思议的先见之明。不随俗称许鲁迅或茅盾，而夏志清颇捧了四个人：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张天翼。在他之前，这四个人被埋没。
书中点滴：
= 五四文人引人注意的是他们以西学来分析中国国情及文学，而并不是他们自己的中国文化造诣。
= 鲁迅博学。。1925-1927年间写的杂文往往有生动不俗的意象或例证，时而有绝妙的语句。也有冷酷狠毒的幽默。但整个来说，使人有小题大作的感觉。鲁迅的狂傲使他根本无法承认错误。对社会和文化的评论又和他的诡辩分不开。。。他十五篇杂文给人的总印象是搬弄是非、啰啰嗦嗦。
=鲁迅攻击显而易见的传统恶习，却纵容、甚至后来主动的鼓励粗暴和非理性势力的猖獗。这些势力。日后已经证明比停滞本身更能破坏文化。大体上说来，鲁迅为其时代所摆布，而不能算是他那个时代的导师。
=温和派，当年留英美学生，激进派，留日生。 - 久闻这本书的大名，在课堂上不止有一位老师也不止是一次的提起，言其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巨大贡献，虽大陆一直未正式出版，但现代文学史的喜爱者和研究者几乎没有不知道的，不读就不可能了。知其在中国大陆刚刚出版，有所增删，不利于我党的相关言论当然要毫不留情地喀嚓掉了。因其价格的昂贵，不曾买，当然也就不曾读到，然而一直是对其心心念念的，此时能在图书馆看到，真是出乎意料，从天而降的惊喜啊。
闻其独到之处在于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大，不似大陆编写的文学史教材，评价作家好坏优劣时，难免受官方意见的影响，更看重的不是其在创作上的成就，不是考察其作品本身内容的高下，而更多的往往是看这个作家的立场是否正确，世界观价值观是否是无产阶级的，作品的思想感情是否是为人民大众的。可知，文学一旦和政治联系过于紧密时，真实性和艺术性难保不会打折扣。
长期以来我们所被告知的现代文学史一直都是正统的、保守的、甚至有些呆板的。对受吹捧的大家们不断地抬高，甚至供奉他们如神祗，而对于角落里的鲜花则掩鼻不闻其香，于是被冷落者更备受冷落，被尘封直至被遗忘，少有人问津，那些作家们可能已入黄泉不管身后事，但对于一代代的读者，对于文学史来说，将会是不小的损失。
如果不是夏志清，有多少人会知道张爱玲和沈从文呢？这两位我喜欢的作家，他们笔下让我无限着迷的文字说不定此时在哪个幽暗向晚的角落里寂寞地躺着，落满灰尘？被打入后宫的妃子一般，即使拥有倾城容颜，然再见天日亦不知要待何时了。
是的，夏志清在他这本原版是用英文写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里，给了沈从文和张爱玲至高的地位，《金锁记》甚至被他评为继《红楼梦》以来中国最优秀的小说。他掀起的“张爱玲热”经久不衰，沈从文也因他的发现而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大家，倒是对于一些我们公认的名气很大的作家，比如鲁迅矛盾曹禺等，他的评价并不十分高，他不客气地指出他们的缺陷所在，当然对于他们应有的成就和地位，他还是公正地予以肯定了的，并没有因为政见的不同而可以贬低和挑刺。
沉甸甸的一册书，拿在手上能觉出它的分量。禁不住想，若是学校发给学生这个当教材，而不是随便找了学校的几个讲师研究生编出来水平实在不敢恭维的书给我们，该多好，带有强制性了都，明摆着赚我们的钱嘛，忿忿，不平……然而现实一点理智一点地想，这本书不如说是夏志清的一篇篇论文的集结，是个人学术研究所得，属一家之言，难免有些地方会偏激，所以也确不适合做教材。作为课外的阅读确实大有裨益的。
而一个真正的学者，真正潜心做学问的学者，当然不可人云亦云，他的可贵往往体现为他的独特，而独特就是能够从一团纷杂中看出清明，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用自己的心去思考，不流俗于众人，排众议而坚守自我。广博的知识、宽阔的视野、阅历的丰富、深刻的思想，又肯下功夫，下笔便是有分量的言之有物的吸引人的文字，也就不足为奇了。
- 因着身体状况频频恶化的缘故，亦因自己内心意志不够坚定，原本打算跨专业跨学校考P大中文系的计划已经搁浅一半，原本不屑于保研这种事，现在却已经颇为计较了。但对于中文的热爱和残留的考研梦想仍未曾退却，自己便还是一步步地复习，近日读完《中国现代小说史》到底也因为早有耳闻以及读过钱理群、温儒敏等人所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等教材，未觉得夏先生的著作有多少惊喜出现。但平心而论，夏先生到底还算一位颇有文人良心的文艺工作者，他的见解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构建的帮助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
整本书读起来算比较轻松，这和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自身发展的状况有关，毕竟自新文化运动以降，到中共政权巩固，大陆文艺的发展还算繁荣且多元。这比之于当代文学自然是要多姿多彩得多。而夏先生本是学西洋文学出身，故而在著文过程中，常常有一些独特之处，譬如将沈从文与华兹华斯联系起来，抑或将狄更斯与诸多大家的写作加以对比，有一种大气的国际视野，且不论其理论是否真正站得住脚，只论他这一大胆的举动本身，就足以受到读者称赞了。全书自文学革命讲起，一直到无产阶级文艺真正兴起结束，单独提到鲁迅、茅盾等公认的作家，然后挖掘出被大陆文学史雪藏多年的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三人，并颇具慧心地予以左翼作家张天翼以极高的评价，这在当时中国大陆的文艺界是见不到的。所以，后人提起夏老先生，多是肯定他对于中国现代文史名家的重新挖掘。
夏先生并非中国文学专业出身，到底是因着求职缘故而有西洋文学转向这一领域，他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把握并不全面，所以，本来计划写作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他最终选取了小说这一视角来窥探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状况。虽然他大体勾勒出一副图景，比较恰当地点出了当时中国文坛小说史的流变，但他的笔下对于诸多作者如废名、萧红等的忽视，对于鲁迅的《故事新编》等的极端评价也显示了他自身阅读的缺陷。
读完此书，不知怎么还是难以对中国现代小说史有一个更具体的掌握，还是因为自身阅读经验所限罢。这些年来，现代文学作品读的不少，但大抵没有系统地读过，也因为新文化运动起步阶段的作品很多都太幼稚且与时代关系太过紧密之故，难以激发过多的阅读兴味。所以，每每读文学史总会自叹弗如，心中滋生种种惭愧之情，身为中国人，且自诩文学热爱者，竟对于中国文学的认识如此稀疏！或许这真是现代教育体制的弊病，我们受到的正统教育与政治关联太多，难以真正保持一种独立的眼光。
话又说回来，不管是文学史、思想史、战争史也好，和任何历史一样，它们终究记述的是胜利者的故事，很难以保持真正的客观，所谓的接近现实也只是最大程度的不脱离真实而已。殊不知，很多因为政治缘故被历史可刻意冷落的作家，也是有着惊人的才华的。对于这一点，夏先生的精神倒是极其可贵，他对于文学的评价大异于当时中国大陆文艺批评家，而尽量保持思想的客观和独立，从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去肯定真正的优秀作品和作者，做到不因人废文亦不因文废人，这是极可贵的。
我现在的感受大抵就是这些了罢，等一切考研书籍都读过一遍之后，此书必然还得重温，或许到时候会有更多感触也不一定。总之，能沉下心来读一本书，本身就是很可贵的事。 - 在中国古代，小说一直是为主流文坛所不耻的小道，至清末，经由梁启超氏的大力提倡，始成为一种广泛流传的文体。为小说作史自然也就是更为晚近的事情。因此，鲁迅先生在其开创性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序言中说“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做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 如今，不仅独立的小说史写作已不再寂寞，即使综合性的文学史中，小说也占有很重要的比例，现当代文学尤其突出。走过了无史可读的时代，如今更让我们困扰的恐怕是无暇分辨优劣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第一部为现代小说所做的史，由于作者迥异于大陆学者的知识背景和思想立场，往往能发人所未发，在新时期的大陆学界引起重大反响。尽管夏氏之小说史由于反左立场，持论有时未免偏激，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现代小说研究中一部绕不开的作品。这主要得益于他以文学价值为准则的标准和敏锐的艺术感受力。
读夏志清的小说史，在具体作品的分析上，往往能感受到古人评点的影子（当然对夏氏影响更为直接的是“新批评”的方法），论者个性鲜明，而不是如在很多通行文学史中看到的中规中矩的调和之论和罗列史料。此种文学史写作方式一方面能给人以自由施展拳脚的空间，另一方面也需要非凡的鉴赏力。以才力写作，常能独出机杼、横生妙笔，但也因此会导致作者话语太明显，而流于偏颇。《中国现代小说史》自发表以来受到的赞誉和非议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当然，受过严格西方学术训练的夏氏，并不是如古人评点任意挥洒性情，行文中可以看到明显而统一的批评标准。
夏志清用感时忧愤来概括现代文学的特点。这也是在近代建立民族国家、追求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现代文学尤其是小说所秉持的原则。梁启超之最初大力提倡小说，并不是因其认同小说的艺术价值，而是取其唤醒国民的功用，“欲新一国之民，不得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这种民族国家意识到建国后发展到极端。美国新历史主义学者詹姆森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说与第三世界的小说的区别在于：前者把“公与私”、“诗学与政治”、“性欲和潜意识领域与阶级、经济、世俗政治权力的公共世界”明显分裂开来，政治在小说中极不协调；而后者带有“民族寓言”的性质，即使那些讲述个人命运的故事，也“包含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以此，他对《狂人日记》进行了详细的民族寓言式的解读。而这种思路一直以来也是我国批评界的主流思路。夏志清先生却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这种特点表示出不满。在结论部分，他直接点明了其文学史写作的立场：“一部文学史，如果要写得有价值，得有其独到之处，不能因政治或宗教的立场而有任何偏差”，他提倡文学批评要“以文学价值为准则”，优秀的作家要能抗拒“拿文学来做宣传和改造社会的诱惑。” 他最为推崇的是“讽刺和人道的写实主义传统”。至于这些标准的来源，诸多评者早已指出，即李维斯的大传统和新批评理论。
以此为标准，他作出这样大胆的论断：“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大概只有四个人凭着自己特有的性格和对封建道德问题的热情，创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他们是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 而这四位作家在此前文学史中并不是处于主流地位的作家。夏还开辟单章论述作品极少的吴组缃，并把他的成就置于茅盾、张天翼之上，眼光独到可见一斑。即使面对成名作家的成名作品时，他也能发人所未发。他认为鲁迅的《肥皂》是运用讽刺技巧最为成熟的一篇，而《伤逝》、《孤独者》充满感伤的说教，一向被认为其代表作的《阿Q正传》则被夏氏批评为“结构机械，格调近似插科打诨” ；茅盾的《子夜》在技巧上不如《蚀》与《虹》，“作者同情心范围缩小” ，人物被漫画化；巴金的最为成功的作品是《憩园》，而早期的成名作《家》只是青春期写作，充满了温情主义。此种与当时大陆批评界迥异的论断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随处可见。
在具体分析方法上，夏氏除运用新批评的文本细读外，还进行了大量的比较批评，行文中外国文学作品信手拈来，充分体现了其西方文学背景的优势。继承五四以来一直秉持的学习西方的理念，夏志清指出，“现代中国小说源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的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传统。其主要的导师有狄更斯、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莫泊桑、左拉、罗曼罗兰、契诃夫、高尔基以及在十月革命前后，发表过一些作品的二三流作家。” 但他认为，因中国作家过于注重社会国家问题，多关注于这些作家的思想和说教而少对写作技巧的借鉴。且由于中国人无宗教的原罪意识，小说往往缺乏心理开掘的深度。
批评夏氏锋芒毕露的反左立场，质疑其在比较批评中的西方本位意识，这些都很容易，但我认为大可不必。因为夏氏为自己确立的批评标准在那里，它是时代的产物，必然要受到时代的制约。他在批评中国的作品因没有宗教信仰而缺乏心理深度的同时，不也同时流露出对西方现代作品中宗教感的消失而不满吗？我认为一部著作的好坏不在于他能否给我们提供圆满的解答，而在于它能否给我们以启发。纵观夏氏之小说史，其主要价值不在爬梳史料，而在以自己独特的阅读体验发掘那些被埋没了的优秀作品。如果说很多通行文学史是从文学史意义来梳理作品的话，那么夏氏之小说史则更注重从作品的艺术价值、经典性角度进行选择，独具选家的眼光。夏氏之小说史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仅从其对大陆重写文学史的重要影响这一点上，它就足称一部绕不开的经典之作。
- 知道夏志清，是因为他一手捧红了（或者说再次捧红了）张爱玲，此后一切文学史提到港台和大陆的第二次“张爱玲热”，便略不去夏志清这一笔。而夏志清之吸引我，部分原因也是其赤子之心：一般文学评论，极少有这么热情洋溢，带有这么“强烈的偏见”。
这种特点让夏志清的评论少了学究气，多了人情味：“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偏见，就等于没有文学上的趣味”。当然，这些“趣味”也使得夏志清的一些考语（无论是批评还是赞扬）显得有些肉麻，不少批评家就喜欢把这种肉麻当做一种“意识形态偏见”大加鞭笞。要从意识形态上攻击夏志清其实是非常容易的事，中国的三四流网民要完成这项任务也不费吹灰之力。但如果真的读过，哪怕是略读过夏志清的文评，便知道他要说的是另外一些东西：在任何时代，作家都应该以本身的性灵为最高准则（这里的性灵与林语堂的“性灵文学”不是一个概念），不应为了一时的政治宣传而浪费自己的才华。他对巴金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成长过程的评价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说夏志清真的有什么不足之处，也在于他太珍惜自己作为一个“热心读者”的角色，有时无法跳出这个框框。
这个版本是大陆的增删本。“增删本”三字容易让我等读者气结，特别是这些增删并不是为学术上的需要。这个版本算删得高明，但有心人依然能从某些戛然而止的段落中看出蛛丝马迹。
值得一提的是，中文翻译校对工作因为网罗了李欧梵、水晶、王德威等学者，字句典雅，纯熟干净，实属难得。
第一编
二十世纪初的小说界，就影响力论，鲁迅自然是第一人。
夏志清从文学角度并不完全赞成鲁迅，这毋庸置疑；但夏志清算得上鲁迅的知音人，这却也毋庸置疑。第二章对鲁迅两本小说集《呐喊》和《彷徨》的分析非常到位，夏说这是“新文学初期的最佳作品”（从本书的语境来讲，这并不算什么很高的评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夏志清反复提到了几个词：“坦诚”“温情”“困惑”
鲁迅的坦诚处与困惑处，在于他对情感矛盾的明确表达，这在《孔乙己》、《故乡》、《药》等小说里都有表述，近年来众多鲁迅研究者也有类似论述。
而夏志清说鲁迅的“温情主义”与不彻底，却深得我心。鲁迅自言“须听将令”，“凭空在夏瑜的坟上添上花圈”，这事实上等于把他自己对革命的疑惑藏了起来，以失去文章的深度为代价，甚至以违背自己的良知为代价，对中国的青年不加区别地疼惜和鼓励。大陆苦心营造的“战士”形象，其实某种程度上是虚幻的，是鲁迅本人与时代共同构建的幻影。真实的鲁迅远比这个形象复杂得多，深刻得多。
鲁迅是个心软的人，这注定他无法成为一流的杂文家：他不彻底，他袒护着那些需要觉醒的“孩子”，这是他自己也承认的。说鲁迅面冷心冷，一味乱骂的人，实在是没有读懂鲁迅：他必定对中国有极大地慈悲和疼爱，才能瞒下自己的困惑和黑暗处，才能违背本心，鼓励后来的青年；说鲁迅伟大得无所不能纤尘不染的人，也是没有读懂鲁迅：在某种程度上，鲁迅纵容了他那个时期的非理性势力，他对青年的袒护以及后来的左倾，使激进势力缺乏应有的警告。
夏志清对叶圣陶小说的分析在大陆小说史中也是罕见的。我们至多说到《多收了三五斗》和《倪焕之》两篇，而且拘泥于粗暴的“阶级分析”，本书却从个人矛盾、同情和语言讲去，让人豁然开朗。
书内对冰心的评价算是中肯，夏先生显然对此提不起批评或赞美的兴趣。这让我略略有些下作的失望：本人是从来讨厌冰心那种情感泛滥式的表达的。冰心的品位和叙事主题算得上高雅晶莹，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一下笔就搞得跟琼瑶抒情一样（当然冰心比琼瑶高明太多太多），滥情得让人心烦。
最让我惊喜的是对凌淑华的评价：“她一开始就显示出一种较成熟的感性和敏锐的心理观察”，“整个说起来，她的成就高于冰心。”一直以来我都被告知冰心和凌淑华不是一个层次的，冰心有大爱，凌淑华就是一小女人，于是我想自己较为喜欢凌淑华可能是本身趣味不高的缘故。今日读到此处，恨不能击掌叫好，尤其末尾那一句凌淑华“得到一些欣赏力较高的读者的偏爱”，更是极大满足了我这个肤浅读者的虚荣心。
第二个让我大喊“痛快”之处便是本书对郭沫若的评论。以下这段话似乎不应出自一位严肃的文论家之手，但我认为再没有比这个评价更得我心的了：“他（郭沫若）的译作是否可靠，译文是否可读，大有研究的余地。他对古代中国的研究有无价值，也有问题。至于文名所系的创作，实在说来，也不过尔尔。民国以来所有公认的头号作家之间，郭沫若作品传世的希望最微。到后来，大家只会记得，他不过是在他那个时代一个多姿多彩的人物，领导过许多文学与政治的活动而已。”郭沫若文名甚著，而且还是因了文学以外的原因，所以成了大陆文学界一个不能批评的榜样。但在那一堆政治意味极浓的头衔之下，许多资深读者对郭的笔力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疑惑。
至于郁达夫，夏志清更注重的是对他全新写作方式和自我暴露的坦诚。郁达夫对中国文学有特殊的影响。《沉沦》对情欲的露骨描写在当时的青年读者中引起一种极度的痴迷，甚至是模仿的热潮。香港中大徐子东就曾对郁达夫大加赞赏。但从当代读者的角度来看，郁达夫笔下的心理描写并没有到非常了不起的地步，反而因为隔了一个时间段，显出了文字本身的没有节制。“尽管他坦白，他有时也装腔作势……他的自传体主人公花样太多了”。眼花缭乱的心理异态背后的主题有时略显苍白。
第二编（1938-1937）
我们这一代普通读者要面临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如何在质量参差的现代三十年文学中寻找读物。
在经历过一次剧烈的转折以后，那三十年中许多被奉为经典的小说已经被证明是粗制滥造的政治产物，而当时被唾弃的“反动作品”如今也已大行其道。
在这个过程发生了另外一种专制：凡是那三十年流行的文学，都是不好的；凡那时被打入冷宫的文学，都是值得一看的。既然如此，我等读者当然犯不着费脑子在一本一本地检阅，自然而然就把茅盾巴金等人的作品弃置一旁了。当年巴金逝世，报纸铺天盖地都是对这位“说真话”的老人的滥美之词，但那些俗套的赞美和千篇一律的评价无不暗示那些编者与作者根本没有认真阅读过巴金的作品。
与我有同样问题的读者可以从夏志清对这些人的评价中受益：夏并不急于给每个人定性，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他们的文学成长过程中，客观精炼，一针见血。
夏把茅盾这一时期作品的特点概括为“绚烂中有哀伤”。从我模糊的印象中看来，这个评价还是很恳切：茅盾的早期作品的确有一种不属于“革命乐观主义”的，理性的哀伤，兼之爱用女性视角，字句自然也有不同一般的细腻。
写巴金的一篇我最为喜欢，道出了巴金的情感泛滥（以及与此相随的文体稚拙），对无政府主义的推崇，小说的缺乏真实感。这实在是巴金小说的硬伤：“他笼统地描绘了一个有着爱情和革命却缺乏真实感的世界。……作品中找不出一点具体的中国风气和风景……巴金的想象力，完全没有收到官感的滋养：它只是卖弄陈腔滥调”。巴金善于“吟诵”，但他的文笔显然无法支撑这些浮夸的感情。把这篇与第三编中《寒夜》时代的巴金对比起来读，你会更了解这个热情洋溢者的成长历程，并且会对他感到那么一点喜爱之情。
沈从文算是那个时期的一个“另类”，王摩诘一样的山水田园，又带有西方牧歌式文体，同时穿插了一些让人毛骨悚然的原始习俗。他大写砍头和杀人，却丝毫无损小说里那种清洌洌的田园之美。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家。夏志清一言中的：“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清新，宁静，但是忧伤。
当然，夏志清一如既往要给当时的左派小说家定下一个“调调”。许多人大抵一看至此就开始迫不及待地搬出“意识形态偏见”这个词，但无论如何，他定下的这个“调调”我估计无人可以反驳：
“他们在维护人个完整上所做的努力是值得我们同情与钦佩的，但我们没有理由因此就原谅他们早期所写的粗浅宣传著作。不管他们的动机是如何的高尚，他们如此轻易地接受了宣传，就证明他们缺少智慧，而智慧是创作成熟文艺作品不可或缺的条件。”
第三编（1937-1957）
虽说文章憎命达，但在讲究“文以载道”的中国，民族战争时期的文学成就是乏善可陈的。
相对于以前循环往复的王朝更替时那种感时伤怀的诗人式抒情，抗战时期可算是中国现代民族意识真正觉醒之时。随之而来的政治动员则需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在这种情况下，戏剧作为“扫盲”的最有效武器，开始大行其道。
曹禺此时声名鹊起，郭沫若三个月内写了三本大型历史剧。从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些作品很不成熟，同样不成熟的还有矛盾老舍巴金等人的小说。夏志清认为此时的白区或红区文学完全被时势左右，失去了对文艺的追求，只有沦陷区的文学突然绽放出骇人的光彩。
我的文学趣味与夏志清大抵是相似的，也是更喜欢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认为他们当之无愧代表那个年代文学的最高成就。
但窃以为夏对其他抗战文学未免苛刻：中国文人没有“超脱”的传统，而是始终对现实有浓厚的兴趣，甚至不愿意放弃社会主流道德评判。从文学批评角度看，他们的确是做得太差了，但夏字里行间对他们这些稚嫩诚心的嘲讽却让我看得不太舒服。
动机的高尚自然不能成为为其文学作品辩护的理由，但反过来，文学作品的拙劣也不能成为攻击其道德的理由。夏志清在这方面显然缺少必要的“同情”心。
十四章写得最好的我认为还是巴金那一段，巴金《寒夜》时期的作品更为克制，更为真实，因而也更为动人。
然后是张爱玲。我自认为已经是十分典型的“张迷”了，但有些地方还是让我略微感到肉麻，尤其是他将《秧歌》目为“中国小说史上的不朽之作”。据我看去，《秧歌》充其量只能算是张爱玲才气的苟延残喘。我手头没有《秧歌》这篇文章，一时也找不到相关段落，但就我当时阅读的感受来说，张爱玲的确无力驾驭所谓“农村题材”，因为缺乏了解，《秧歌》其实少了夏志清最为珍视的“真实感”。从这一点看，《秧歌》甚至比不上赛珍珠的《大地》等小说。
其余评价是否公允，我想我是有些无力批判了。因为我是太爱张爱玲了，夏加諸她身上的滥美之词可谓句句打到我的心里，我这个“张迷”也只有击节叫好的分了。
下一章同样如此。钱钟书是我喜欢且非常崇拜的一个作家。他的讽刺手法、意象营造和心理刻画，以及这三者的巧妙结合，当时中国找不出第二个，如今的中国也找不到后来者。某种程度上说，钱钟书是不可超越的，甚至是不可被简单消费的（相反，张爱玲小说在浅层次上完全具备“流行小说”的要素），是典型的“书斋文学”。
至于同样受到夏激赏的师陀（芦焚），我是完全只闻其名未见其文，因此无话可说了。
随后夏志清分析了共产主义小说面对的困境：宣传小说不能有太深入的心理分析和太多元的道德面，而这些又是小说必须的元素。塑造“典型人物”的需求更是让小说言不及义不知所云。对这一阶段的宣传小说的苍白拙劣，书中所引Fitzgerald的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如果你从创作一个独特的人物着手，没多久，你就会感觉到，你创造出来的，已经不是一个个别的人物，而是一个典型。如果你从创作典型人物入手，你将会发觉你创造出来的——什么东西也不是。”
当时的小说当然连现在俗套的“青春校园小说”都不如。
结论充分表现了夏志清对作家“为时势左右”感到非常不满，更对大陆文学史家明显的政治立场大为愤慨。
“对大陆文学史家来说，文学价值的优劣，是与作家本身的政治正统性成正比。一位作者的声望，须视他在文坛与政治上的地位，以及他是否能保持对党忠贞不二的清白记录而定。”
这个评价放到今天依然适用。我们喜欢将所有政治不正确的文艺作品都套上“低俗文化”这个帽子，然后一律“狗头铡伺候”。
好在今天的读者和观众越来越高明了（亦即，越来越“低俗”了），任你天翻地覆，这边马照跑，舞照跳。这种情形发展下去似乎要变成一种低劣的（这个词没有打引号）的暴力，促使更多人为了反对而反对，失去了真正的文学趣味。
无论是读者、作者还是“审核者”，其实都应该停止这种小丑乱舞一般的“独角戏”了。
对于文学作品而言，文学价值才是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评价标准。 - “大部份现代中国作家把他们的同情只保留给贫困者和被压迫者；他们完全不知道，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的阶级与地位如何，都值得我们去同情和了解。这一个缺点说明了中国现代文学在道德意识上的肤浅：由于它只顾及国家的与思想上的问题，它便无暇以慈悲的精神去检讨个人的命运。”
- 夏先生以学贯中西的学识、深邃的视野书写中国现代小说史，其抛开政治，以文学论文学的角度可谓是“纯文学”评论。
- “在延安期间，丁玲和彭德怀也有过一段浪漫关系”、“丁玲早期走红的，与其说是文名，不如说是艳名”、“当时延安腐败风气之盛，让很多作家也颇有怨言”……
意识形态教育松动如我，也不由得被轻微的雷了一下。而且我看的还不是什么《XX秘史》、《高层内幕》之类从题目到内容都极尽耸动之事的反正统宣传，而是大大方方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反而也从另外一面说明，共产主义政治和文艺的关系之密切——我看的资料不多，目前还不敢随便用“压迫”，但总隐约的觉得，也差不远了吧。
返回来说夏这本书。夏这本书写得轻快犀利，过分一点的夸奖的话，简直要和《西方正典》去比。但可惜夏本身在理论上也没有明确的建树，而他写这本书，虽然拖拖拉拉折腾了十年，但到底是三十多岁的产物，Harold Bloom则是垂垂暮年才开始动笔，笔端的分量自然是不一样的。
由于远离了政治“压迫”（恩，我到底还是这么写出来啦~），夏的书有很多观点，表面上看起来十分新颖，但我疑心只是因为国内学者不敢写，而不是写不出来。他写鲁迅的一章尤其出众，“创作能力的衰竭”这种问题是从来没有这么轻轻松松的扔到鲁迅身上的。而关于鲁迅的杂文，“娱乐性极强，总体而言，还是搬弄是非、小题大做”。而鲁迅后期和左翼作家联盟的关系，也造成了鲁迅文章中“真诚”的流失，直到回忆几位被杀的青年作家时，“才再一次真情流露”——这指的自然是《为了忘却的记念》。
于鲁迅相比，夏对张爱玲的夸奖就有点肉麻了。强拿艾略特的诗去比《金锁记》，对《连环套》也有点要平反的意思。其实张爱玲最早红起来的时候，傅雷是看得最清楚的，评论的文章写得也漂亮，一句一句都敲在了关节上。夏比张爱玲小半岁，且后来关系很好，有所偏颇也是人之常情。
对于沈从文，本来我已经是努力努力再努力，放弃放弃又放弃了的，但是夏的眼光之锐利，轻轻松松几百字点出来几篇文章就完全扭转了我对沈的成见。至于钱锺书，（我之前一直以为可以写作“钱钟书”），在肯定《围城》和《人·兽·鬼》的同时，对《谈艺录》和《宋诗选注》则颇有点看不起。钱为人为学，其实也一直很遭人议论：“他不屑于从事具体的批评和考证，认为这是大材小用”“而《谈艺录》，除了用文言写出了十几个诗人的文风之外，几乎对于古典的文学批评没有任何突破创新之处”——简而言之，钱有些像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不断进行超链接的数据库。夏好的一点在写钱的时候更是体现出来了：没有这么多“原型考证”。《猫》这么一篇，很多人说他是讽刺林徽因的文章，在夏的书里是没有看到任何的痕迹。反正文人的圈子，什么时候都不消停，活着的时候鸡飞狗跳，死掉了之后一地鸡毛。
最后一个印象深刻的不是别的，而是夏自己的初版序言。在里面夏写了他前半生在美国生存的一系列经过，直到最后拿到tenure，贫困和辛苦是身后挥之不去的长长的阴影。我当时坐在大大的图书馆里，眼睛已经有点发涩，忽然想起来张爱玲写她的小时候，“梦想当钢琴家，后来看了一部关于钢琴家的电影，里面讲他多么的贫困潦倒。看完之后回家哭了一场，决心再也不当钢琴家了”。是在《天才梦》里吗？我有些记不清楚了。而我目前浅薄而单调的体会，简而言之，看书是一种惬意的生活方式，也会是一种要命的谋生方式。 - 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六几年耶鲁大学出版的英文原版书，零伍年由上海复旦大学出的简体中文版，距书初版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了，当我在图书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不经意翻看时喜欢的不得了。在平时里熟读文坛掌故时，我早就对夏志清如雷贯耳了，还有他的哥哥台大的夏志安教授。这两兄弟都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然而对待武侠小说的态度上截然相反，哥哥力推武侠，弟弟厌恶之至。我们知道六几年时白先勇和夏志安他们就在台大办过本很有影响力的杂志《文学评论》，志安先生确实是台湾文坛的耆宿。这本大部头的书之所以经典我觉得有以下几个重要的因素：首先作者本来是研究英美文学的，有很深厚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基本功，写这本书是接到导师任务。其次在美国各个大学的图书馆里珍藏了很多作者手稿、当时报纸和杂志的相关文章、一些国内无法看到的一手资料，同时作者也与其中的一些作者有往来如张爱玲、哈金等。三就是作者在国外研究了很多相当前沿优秀的学术评论方法，再加上国外自由的写作和学术氛围，这就为其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和研究问题的角度。就像美籍华人黄仁宇，我最近在读他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也是本经典的书，角度新颖、立意独特、材料翔实等。最后一些人的帮助也功不可没，哥哥夏志安在对张爱玲的力捧上（如书中提到的《金锁记》是中国百年来最优秀的短篇小说），还有作者导师给予的帮助。上面仅是本人一些浅薄的看法，有不妥之处还请各位指教！！
- 差不多花了两个星期阅读这本书，在床上读、厕所里读、发廊读、车上读，思维不集中的时候都用来翻阅这本书。今天终于翻到最后一章节，读到他最终把较高的评价给了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张天翼等人，就长吁一口气。好像完成了一次较厚重的任务。
总之，很诚实，很踏实。姑且不说意识流的问题，仅文中夏志清对众多大家的评价就足以让人得到慰籍，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从来不看郭沫若、茅盾、冰心、丁铃，甚至巴金……也解释了为什么张爱玲的小说
至今占据销售的排行榜、钱钟书的《围城》会依然会成为“婚姻”的又一说法、沈从文的《边城》使人向往湘西风光、林语堂的散文耐人寻味……也解释了为什么鲁迅的文字那么艰涩……很多问题始终存在，普通人也可以感觉到，只是大家各自的语境不同，生活在被严格管理的国家制度下，质疑往往和巨大的危险伴随。而夏志清脱离了这种意识形态，也脱离了当时的人云亦云，细心阅读那些尘封已久的历史文字，通过独立思考给予这些作品一个新的历史评价，又不失其道理。至少大多数没有被意识形态蒙蔽的人会包容或者接受里面的说法。
还有更值得享受的是，作者在行文中所体现出来的睿智。尽管每一章节的翻译者不同，文字味道各有千秋，但是思想的硕果依然在那里摇弋，闪耀着智者的光芒。这种智慧来自一种更深沉而全面的观察，一种更温柔而宽厚的理解，一种真诚而不失尖锐的态度。读者在其中穿梭时，犹如在一片风土人情极其淳朴的地方行走，偶或出现一两处令人极其留恋的景致，其意义在于使人警醒人生何其广阔，观点的狭隘就显现在眼界的逐渐开阔中。
- 没看过，不知道具体怎样，不过我同意评论艺术不应该夹杂太多的意识形态（其他的东西也不应该夹杂。这是我最近在看木心的《文学回忆录》的感想。我想木心可能受迫害太多了。当然我没有经历过，不好说什么，但我认为艺术的东西还是归于艺术吧。
- 不是说不能有意识形态，只是见笑和见小了就没有意思！
- 很多东西是在历史向前推进中慢慢浮出水面的。
- 苦茶兄居然还有这本书，好想读哇
- 夏志清在本书中的fangong主要是在说他们将文学作为工具，甚至利用文学。而使文学偏离了其本质的意义。
- 现代小说的困境，在于始终面对一个“目的感”过于强烈的现实，而小说因为失去自己，被迫垃圾化。
精辟！ - 单纯不赞同最后两段。
- @陳夏天
多谢这位童鞋的意见~
嗯，因为我并没有看过张爱玲的作品，所以这样做判断也有点武断。所以这篇更多的是我个人的读后感。张爱玲的优秀我不否认，只是认为夏志清对她的评价过高了。
至于历史，读书越多，我越来越觉得历史的真相远比我们想象要复杂得多，这本书在我看来还是带了很多作者个人价值判断在里面的，冠以史之名容易给人误导，以为这就是唯一的正本。 - 张爱玲的走红和如今的商品社会有关吧。
我觉得张爱玲是中国最具现代意识的作家，在她之前有穆时英。说张爱玲是中国都市文学的始祖并不为过，而且至今无人超越。
沈从文和老舍的世界已经逝去了，所以我们怀念，所以有现在的消费凤凰。张爱玲的世界则是“又一次”出现，所以会先后出现台湾香港然后是大陆的张爱玲热。
另外说一句，小团圆的出现才是真的颠覆，想想“Anti-Parents 父母皆祸害 ”小组不是不让人心寒的。
张爱玲的文章是悲观的，也是恐怖的，就因为太真实。我能够想不喜欢她的人士幸福的吧。 - 当时写端木的时候，我就发现萧红了不起，她受张爱玲影响，张爱玲下来就是萧红的文章好，《生死场》、《呼兰河传》真是好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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囧死人哈哈。萧红死时张爱玲还没出道吧。 - 哈哈哈 楼上说得真好！萧红死于1942年，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发表于1943年……
- 《中国现代小说史》也不是完全没有评价萧红。港版233页提到“萧红的长篇《生死场》写东北农村，极具真实感，艺术成就比萧军的长篇《八月的乡村》高。”至少夏志清是看过《生死场》的。
- 这本书全书弥漫着冷战思维。哪里摆脱了阶级立场？
- 夏志清年轻时生活在上海租界一隅，对中国社会及文学了解极为有限，不比张爱更深更广，他也来点评近代各大家，有趣。
- 不過他有外國文學分析的焦點 ，自有其一慣性，至少沒那麼多政治偏見
- 很棒的评论
- 几乎把近现代文学史跑了一遍，忽然想起预科一年自由自在的那些日子，教科书厚厚一本，写的不错，估计是参照这本，当时没写论文，没有收集证据的习惯，连张爱玲凌淑华金庸都有了，也不那么冰心了，后来到底进了中文系，整个一片修正版，害得我以为我净看些没内容只有装饰的东西，最后都闹不明白什么才是文学了。
- 说张爱玲具有强烈的道德感囧到我了哈哈。
- 作者洋洒抒臆，挥遒笔力，我认真拜读，颇有未行之路，指向之感。但是，我认为，小说是为社会服务的，价值是被社会认可的。不同的时代造就不同的观点，如果这个时代不开放，我们依然活在壳里，又如何能明智己见呢？白米养人，馒头饱食，面条爽口。所以仁见仁智，夏老也只是在特定的文化长成中，多变的生活环境下的思想感悟。我一直不能认可一个人好坏的界定，这就像是害虫益虫，生杀由人，但是人家就没有生存的价值？
- 我觉得秧歌是很不错的啊，夏对于张爱玲极为喜爱，我感觉在于张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对于人性十分犀利的洞察，而且有种俯视似的冷静的悲悯的态度，这跟语言风格以及题材没什么关系，这种犀利，在秧歌中体现的也特别明显。
- 我想读~没找到啊
- 电子版啊 我们图书馆有不外借的
- 恩~刚刚下载了个pdf港版……哗哗的繁体字啊~~
- 张爱玲是说画家啦，钢琴家怎么会贫困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