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盛與危機

出版时间：1992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  作者：金觀濤,劉青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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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1992年增訂本）
The Cycle of Growth and Decline: On the Ultrastable Structure of Chinese Society
金觀濤、劉青峰
By Jin Guantao and Liu Qingfeng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專刊（十二）
1992　21×15厘米　平裝本　379頁
國際統一書號：962-201-541-7
定價：HK$95／US$14.50
《興盛與危機》的作者大膽地將系統整體研究方法運用到歷史研究中，從中國封建社會延續兩千餘年與每兩三百年爆發一次大動亂之間的關係入手分析，提出中國社會是一個超穩定系統的假說，並用這一套模式去解釋中國社會、文化兩千年來的宏觀結構變遷及其基本特點。由於本書觀點在中國產生很大的影響，在海內外學術界也普遍受到關注，一般認為是中國十年改革時期重新詮釋中國歷史的最重要理論著作之一。

用户评论 (总计166条)

•   　　从没写过书评。
  　　刚刚看了一篇批评这本书的书评，分析的很到位，而且大量内容都和我不谋而合。
  　　然后，这哥们儿给了一星。
  　　我想说，呵呵~
  　　这本书的学术价值的确糟糕透顶，我没有像那篇文章那样写的那样详细，我只说一点，作者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理解就并不准确，而这个词基本每页都要出现。
  　　但我也必须肯定，关于对土地买卖和商业的控制的那个理论，颇有见地。
  　　这都不是我想说的，我只是认为，无论这本书的内容是多么谬误，但我们都不应该彻底的贬低它。
  　　中国依然需要启蒙。
  　　对于这样的著作，我们真的应该再宽容一些。
  　　作为一个九零后，看到今日中国民主之“幼稚”，我心痛。
  　　这本书也许的确伤不了学术的台面，但作为一本大众性的读本，远远地够了。
  　　好了，就这些吧。
•   　　这本书已经存放了半年有余，近来一阅，为之震撼。本书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为何中国的政治组织体系能有如此强的生命力存活两千余年，在这个过程中生而亡，亡而活，并且生命力不减，这本书的解释角度很好。
  　　社会力量=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构成，而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的一体化是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结构生命力旺盛的根源。在百家争鸣的各种流派中意识形态选择了儒家，是因为其一它的逻辑结构最完善缜密和交圈，其二是它的主导思想可以为政治服务，如家国天下、君臣克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这些都是其他思想流派所不具备的。当然在王朝的发展过程中，因为是社会组织必然需要层级和具体的执行者去维护这个体系，就会有权利的代理人和必然产生腐败，这就是“非组织力量”，非组织力量其自身具有不可逆性和不断膨胀性，就造成了王朝更迭，社会破坏的越彻底，下一个王朝的兴起越少阻力，当王朝的兴盛顶点也是腐败的顶峰和非组织力量的兴起土壤，一轮轮的螺旋前进。
  　　无论国家机器、社会组织、公司，他们的存在和发展意识形态远比实体组织形式重要。国家机器因为有了意识形态的支持，才会有其强大有效低成本的动员方式，从而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和粮草资源。公司的文化是一个公司发展的DNA，没有这个DNA，外在的结构即使再结实，在一波波的交接时必然会机体散架，湮灭于大潮之中。
  　　上述只是一个点，书中还有好多妙处，初读不能完全吸收，作为经典级别的历史书，常读常新。
•   　　按照系统科学的角度，去进行社会结构的分析，这需要两方面的知识，一方面是严格的科学思维和系统思维的训练，另一方面是在社会学、历史学方面的沉淀。这对任何一个学者或者研究者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金、刘二位老师做到了，所以才有此书。
  　　
  　　所以本书极为难得，而且思维之深刻，思考方法之完整，对历史诠释之透彻都是仅仅研究社会、历史的书所无法企及的。
•   　　“贵族”成了“贵州”，第200页
  　　“食货志”成了“良货志”，第204页
  　　“这些新因素”成了“这此新因素”，第208页
  　　“施坚雅”成了“施雅坚”，第210页
  　　“火箭弹”成了“火箭强”，第215页
  　　“《后汉书》第十二册”成了“第十二期”，第230页
  　　“贵族”又成了“贵州”，第231页
  　　“经学考据为主导”成了“经学考为主导”，第233页
  　　“竟陵王”成了“竟陵工”，第250页
  　　“使得鲜卑贵族和汉族士族完全结合在一起”成了“鲜卑贵族的汉族士族”，第253页
  　　同样在这一页，“设立国子监、太学、小学”成了“设立国子、太学、小学”
  　　“睡虎地”成了“睡地虎”，第256页
  　　《儒家伦理研讨会》成了《家伦理研讨会》，第272页
  　　“日益增多”成了“门益增多”，第300页
  　　“宗法一体化”成了“宋法一体化”，第303页
  　　区区一百页，就有十五个错字漏字，让人错愕至极！！
  　　
•   　　一体化结构、无组织力量、家族和儒家的两块社会修复模板等概念很吸引人。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展望未来，当传统宗族和儒家理念（真龙天子）在全球化和科学与民主（当然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_^）的冲击下基本丧失影响力的情况下，一旦无组织力量将一体化结构破坏殆尽，未来会如何重建，新的乱世？！很难想象。。。
  　　
  　　接着读金老师的书，也许就有答案。
•   　　按：对于当代中国思想史、学术史来说，金观涛或许算是个有一点久违了的名字，他与刘青峰的夫妻档算是八十年代学界的风云人物。
  　　其论著在大陆销声匿迹许多年后，在2005年左右特别在2011年年初，重新杀回了大陆出版市场，我觉得公开我的这个论文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贡献于此，请大家批评指正。
  　　原发布于：http://www.fyjs.cn/bbs/read.php?tid=313888，转载请附连接。
•   　　【摘引自亚马逊tigerdh1980网友】
  　　 曾经的历史课本都是骗子，后来看了无数有趣的故事以及各种各样似是而非的猜测理论，如《明朝的那些事》、《狼图腾》等。
  　　 《剑桥中国史》、《黄仁宇系列》等下了苦功夫的专业研究，也难以让我信服。
  　　 金观涛，是我至今为止感觉最深刻、最准确的科学历史学家。
  　　 看到此书是80年代出版，可叹我到21世纪才在网上看到，现在才第一次买到实体书。中国科学的种种阻力，可见一斑。
  　　 金观涛在历史方面的代表作有三部：《盛世与危机》、《开放中的变迁》、《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
  　　 对非专业读者来说，前2本比较容易阅读，而且见解极为精炼，足以评6星！可惜卓越没有啊O(∩_∩)O~——第三本的主题对普通人相对陌生，加上专业性的术语比较多，看起来挺费力，也就5星吧。
  　　建议先买前2本，逐渐理解“系统历史学”的思维方式之后，再买第3本。
•   　　P27 第二行“家民”——是否为“农民”
  　　P28第四行“有闲”——是否为“有利”
  　　P35第七行“等部在”——是否为“等都在”
  　　P58第十一行“农忙时上”
  　　P58第十五行“是看上地”
  　　P64第十四行“上室宗亲”——三处的“上”有问题
  　　P71第十五行“防御史”——是否为“防御使”
  　　P92第一行“地组织力量”——是否为“无组织力量”
  　　P93第九行“上地兼并”——是否为“土地兼并”
  　　P110第十八行“引人数学工具”——是否为“引入数学工具”
  　　P115第七行“无组织力最”——是否为“无组织力量”
  　　P124第二行“可以是说”——是否为“可以说是”
  　　P142 第九行“表示在”——是否为“表现在”
  　　P156第八行“周世宗、柴荣”——“本为同一人，用顿号，似不妥”
  　　P163第十四行“小地主官史”——是否为“小地主官吏”
  　　P166第五行“封建天国”——是否为“封建大国”
  　　P202第七行“敌对陆营”——是否为“敌对阵营”
  　　P207最末行“广八股”——是否为“废八股”
  　　P215第十四行“火箭强”——是否为“火箭弹”
  　　P232第十四行“构成了以”——是否为“构成了对”
  　　P233最末行“亮等人”——人为赘字
  　　P235第二行“上屋社会”——是否为“上层社会”
  　　P250第十七行“竟陵工”——是否为“竟陵王”
  　　P256第十五行“睡地虎”——是否为“睡虎地”
  　　P256第十行“少数同族”——是否为“少数民族”
  　　P269最末行“为成为”——为为赘字
  　　P285第二十一行“正宗法”——是否为“在宗法”
  　　P305第四行“世就是”——世为赘字
  　　P327第七行“和两方”——是否为“和西方”
  　　P331第三行“庖丁解生”——是否为“庖丁解牛”
  　　P335第二十三行“大人感应”——是否为“天人感应”
  　　P341第十四行“复杂件”——是否为“复杂性”
  　　
•   　　两千多年来，传统中国始终纠结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兴盛与危机的周期性循环交替中。但无论怎样折腾，传统中国的政治运作、经济模式和意识形态结构却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的确是当之无愧的“超稳定”。
  　　“超稳定”的根源何在？无疑是一个宏大而又艰深的话题。也许最真实、准确的答案我们穷极一生也不能尽。但我们的探索并不能因此却步。在众多探索者的足迹中，《兴盛与危机》就属于让人为之侧目的那种。
  　　与传统史学研究侧重于史实的考据、梳理，力图在剖析大量史实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治乱兴衰之道（即所谓“以史为鉴”）不同，《兴盛与危机》更具有实证研究的范儿。在借鉴现代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老三论”）的基础上，综合之前的一些研究成果，作者提出了一个解释传统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假说——宗法一体化结构。然后引用各种统计数据与实例，大致按照封建王朝从兴起，继而鼎盛，直至衰落的整个生命周期围绕这一假设展开了实证分析。整个研究的架构近似于现代社会科学中盛行的案例研究。
  　　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两千多年长盛不衰的学术作品其实并不鲜见，但《兴盛与危机》之所以非同凡响，并不在于其研究结论多么惊为天人。事实上，笔者甚至认为，某些结论可以说是老生常谈。比如，如果对科技哲学和科技史稍有涉猎，就绝不会对书中所指出的中国古代科技的种种问题感到惊讶。
  　　《兴盛与危机》的略胜一筹，更多地在于其研究范式的创新。在今天的社会科学领域，实证研究范式的应用已经并不那么让人感到新奇。但在二十多年前，这一研究方法论层面的创新是毋庸置疑的。
  　　首先，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颇具新意，将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引入到历史研究当中，从演化机制的视角入手分析超稳定结构的创立、发展到成熟，无疑极大地开阔了历史研究的视野，也为宗法一体化结构这一假说的提出构建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兴盛与危机》对传统中国社会的解构也大胆地跳出了唯物史观的某些条框，指出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类子系统的高度耦合才是中国传统社会超稳定的根源所在。其次，传统中国社会无疑是一个封闭系统，当这个封闭系统的熵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其原有的平衡状态就必然会被打破。用无组织力量来比较。还是传统中国社会自身所孕育滋养的。至于系统的稳定，信息的流通至关重要。
  　　但说实话，笔者也认为《兴盛与危机》中引用的某些数据和实例可能失之偏颇。研究结论能否让人信服，固然是评判学术贡献的重要刻度，但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刻度。人人都想更上一层楼，但上楼得有梯子。研究范式或者说方法论就是研究中上楼的梯子。所以评价一个人的学术功力，并不能只孤立地看待他现时的成绩，更应该着眼于他将来能够走多远。
  　　其实这一评判标准又何尝不适用于传统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为华夏文明制造了空前的和谐与繁荣，但到底它又能带我们走多远呢？
•   　　还没读两天就发现数处错误，仅92-93页就连续出现两处。这么好一本书，编校的水平真是低劣。
  　　评论一定要长篇大论么，什么垃圾逻辑？
  　　评论一定要长篇大论么，什么垃圾逻辑？
  　　评论一定要长篇大论么，什么垃圾逻辑？
•   　　描写历史规律的书很多，本书看起来似曾相识，原来写法和“枪炮、病菌与钢铁”、吴思的书有结构上的近似，就是由问题导入，梳理结构来解释问题。看来做历史研究的方法这样用起来比较科学易懂。
  　　作者名字有点耳熟，网上查询才想起是80年代的牛人。他从经济、政法、意识形态这三体系统来分析兴盛与危机。
  　　在宗法一体化已消失的社会中，超稳定结构转为普通稳定结构，一旦无组织力量积累到结构无法承受时，会是什么样的新结构取代呢？90年代至今，应该是通过经济改革来使现有的一体化加强了，未来呢？是继续深化经济改革还是柔性更替？
•   　　3月19日新京报《一种对历史的解说》全文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1-03/19/content_212178.htm?div=-1
  　　
  　　 于变中求不变，或在流动不居的经验世界里寻找稳固的支撑，恐怕是人之常态。我们总是倾向于认定，我们所能感知的现象必有某种简单规律，或曰法则。荀子讲“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董仲舒讲“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将社会法则寄之于不可违的“天”；张养浩唱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罗贯中则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开篇，这是阅尽沧桑后道出的恒久。在面对着纷乱杂多的历史事件、现象之时，希冀从中发现人类社会演化的某种规律，这几乎是每位历史学家的夙愿。金观涛与刘青峰贤伉俪写作《兴盛与危机》，大约也怀有如此的愿景。对他们而言，“任何一种思想，只有将它贯彻到底，获得清晰而又简洁的美感，才有可能接近科学的门槛。”（p425）
  　　 中国社会形态何以自秦始皇一统六国以迄晚清大体相似？这是近代中外诸多学者都试图解答的一个问题，即中国封建社会有无延续两千年之久的“停滞”。不同于已有的种种单因素决定论，金与刘并不打算从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种种要素中抽取出一二种，再经一番有别于人的包装后作为答案，又或者以“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或“中国没有历史，只有轮回”之类的理由搪塞过去。二位别开生面地引入了系统论、控制论等1980年代盛行一时的科学方法，又定义了一些新概念，以此来对中国这段历史重做有益的解读。按其自己的说法，“问题是旧的，方法是新的。”（《问题与方法集》序）以新法证旧题，其结论便是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存在一个“超稳定结构”（Ultra-stable Structure，又称“超稳定系统”）。
  　　 在《兴盛与危机》一书中，所谓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有着几方面的特征：一个独立的社会大系统有着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子系统，三者能够相互耦合、同步调节以达成某种稳态；其中，政治系统与文化系统又常交叉互渗，形成具有脆性和强控制特征的一体化力量；除社会的子系统之间存在平衡外，每个子系统内部又自有相互制衡的次级结构。金与刘发现，“超稳定结构”的三个子系统在维系自身稳定的调节过程中，会释放出瓦解原有结构的非意图性力量，乃至异化子系统的功能，但这些力量又无法耦合出某种新的社会结构，故而被定义为“无组织力量”。“无组织力量”的不可逆性和自繁殖性，使得大系统不得不采取周期性振荡的机制来调整，以保证本社会的自我延续。周期性振荡的后果便是“超稳定结构”每隔一段时间就需全部推倒重建，然后在废墟上复刻出原先的结构出来。因此，这种社会中的稳定并非静态的不变，而是有规律的循环运动。概而言之，“超稳定结构”容易重组，但难被改造。
  　　 全书正是基于此种“超稳定结构”来讨论中国秦汉至明清的历史演变的。具而言之，中国历史上发达的地主经济、大一统的官僚政治和儒家意识形态分别对应着“超稳定结构”中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子系统。一体化力量主要指“官于朝、绅于乡”的士大夫群体，他们共同持守着儒家道统，这种官绅一体化结构，也使得原本分散的小农相互联系起来成为可能。至于外戚与宦官，只能算是宗法一体化结构之外的势力，因其是“由皇权的放大而带入一体化结构的”（p87）。儒家学说是文化系统中的主导性思想，其哲学观、社会观和价值观最为切合“超稳定结构”中的另两个子系统，故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而汉晋时期的道家与唐以后的佛教只作为儒家的补结构而存在。官僚结构的膨胀与腐败、农村土地兼并的加剧及社会思想的日益混乱，正是中国“超稳定结构”释放出来的无组织力量。在经历农民战争或改朝换代之后，宗法家庭结构、儒家国家学说成为“超稳定结构”自我修复的两块模板；而作为一体化力量自救方式的“变法”，其效果会呈现一种递减的规律，即随王朝的延续而日渐失效，甚至是会好心办坏事。
  　　 至此，《兴盛与危机》完成了能够对中国历史自圆其说的框架建构，无论王朝江山如何更迭、农工商如何兴衰成败、儒释道如何此消彼长，不过是旧瓶装新酒罢了，支撑中国社会的底座从未变动，王朝的兴盛与危机皆是历史事件因果相承的统一体。中国史学界被称为“五朵金花”的难题，金与刘按照“超稳定结构”套路分别作出了新解。就以农民起义为例，金与刘认为自然灾害与经济衰滞等条件并非决定性因素。大规模农民起义所针对的，多是异化为无组织力量的官绅一体化结构，农民战争不过是“超稳定结构”修复机制中必要的一环而已，因而“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动乱是没有‘立’的‘破’，是没有新果实的耕耘”（p218），更为吊诡的是，“农民起义对旧王朝打击得越彻底，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的寿命也越长”（p150），这恰如一个重感冒之病人，往往需要一场高烧方能清除病菌。关于“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金与刘认为资本主义新生儿之所以没有诞生在中国，盖因其不为宗法一体化结构所支撑的社会容纳。他们列举出了几个不利要素：政权的强控制，城市功能以行政为主，缺乏用于支持资本主义萌芽的政治机构和组织、新知识分子等。即便在王朝晚期有过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因为其无法寻到相应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与之配合，那也只能沦为不可持续的“假资本主义”。（p195）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就如西西弗斯推石头，总在萌芽与凋零间周而复始，长不成大树。形象地说，中国是绕圈子跑，而西方人是直线跑，前者即便初始领先优势明显，假以时日必定是后者跑更远。
  　　 对于是“李约瑟问题”，金与刘同样将之纳入“超稳定结构”来回答。他们认为中国早期的科技主要指的是器物及其运用上的改良，多用于服务大一统的政治结构，并非真正的科学，其也难以累积，否则同一技术与设备便无需重复发明；况且儒家遵循伦理中心主义，而“伦理一旦成为文化的核心，科学和真理再重要，它们就只能占据作为技能和手段的较次要的地位。”（p336）魏晋南北时期的中国社会或算一个特例，金与刘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亚稳态结构”。此段时期固然未按照“超稳定结构”来组织社会，却也为重建一体化提供了新的材料和场所，也见证了“超稳定结构”对外来冲击的反应。
  　　 目前，除却意识形态上的诘难，学界对《兴盛与危机》一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研究方法上，认为其科学主义过浓，以系统论、控制论加上数学模型来分析历史并不妥当。既然作者有“在社会结构演化分析中，一切都是整体起作用的”（p224）的断言，那么其在面对历史中非典型事件及整体演化与个体行动之间的关系上，就颇为棘手了。幸而，本书作为增订本，作者在新增内容中都有或多或少的回应。应当说，《兴盛与危机》扼要地展现了中国近两千余年历史的整体图景，其宏大的历史叙事，对结构的有机想象，乃至对社会演化方式的分类，都堪比肩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只不过汤因比选择了二十六个案例，而本书几乎完全建基于中国经验。当然，样本的多寡并不必然与其理论适用性挂钩。
  　　 相比于社会科学家根据近代西方经验归纳出的“国家-市场-社会”三分法，金与刘所采用的这种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三系统说，无疑更具中国色彩，也更易从中国历史中找出对应的内容。但也是这种方便给予了作者最大能动来阐释史实，只要能被纳入“超稳定结构”这个大筐即可，就如一位年轻勇士向部落智者请教如何成为百发百中的神箭手时，那位智者回答的那样，“年轻的孩子，我所知道的能够让你从不失手的诀窍就是，先射出你的箭然后再画上箭靶。”具而言之，儒家未必真是历代多数士大夫阶层真实信仰的意识形态，它更像是用来“缘经术以饰吏治”，否则为何一位饱读诗书的儒家学子一旦主事，行的却是法家之政。而为了论证儒家在文化结构中的主流地位，但凡对儒学赞佩之士，皆被金与刘视为儒家代表。同样，金与刘精心设计“超稳定结构”几乎可以看作是为中国量身定做的，用以具体化说明此结构运作的例证完全来自中国的历史经验，从而大大削弱了其欲推及他国的雄心。
  　　
  　　
  　　 且不去争论本书的结论是否正确，姑妄承认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结构”事实，那么，时人又会是何样的观感呢？记得一位哲人说过：“历史是倒思正写”。史学家们总是带着所处时代的问题往前去追溯源头、发掘历史，然后如其本来的顺序来叙述、解读。两位作者就坦承，“我们是为了解决近现代社会变迁之谜才去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开放中的变迁，导言p5）1980年代初就完稿、出版的《兴盛与危机》，毫无疑问深刻地打上了八零年代的烙印。那一代的学人经历过中国千年来最为惊心动魄的激变，目睹了世上天国与人间地狱的百态，最后参与打碎了围绕革命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万花筒。在痛定思痛后，八零年代的学人们不得不抛弃被灌输已久的知识结构，重新开始理解中国过去和现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我们不仅为生者所苦，而且也为死者所苦。死者抓住活者！”对于1980年代初期刚刚得以呼吸自由的思想气息的年轻人来说，“真理必须是前进的。”（p63）而要前进，首先得抓住“封建”这个“死者”，因为，“只要从睡梦中醒来，黑夜本身是不足畏惧的。”（开放中的变迁，p1）让他们惊异和愤懑的是，中国历史的巨轮是如此迟缓且周而复始，而“封建主义”总是死灰复燃、甚至越反越凶。当时的学者亦曾反思：为何中国的统治者更迭往往需要血腥的斗争和毁灭后方可达成，以至于我们可以清晰地断代分期；而在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首脑或者议会继替并不带来明显的破坏作用，至少无需重建社会结构。再到历史中追根溯源，自秦始皇创制大一统的王朝体制起，多数的改朝换代大体花费上十至三十年时间，整个社会系统就能够自我修复而无甚改动。自古及今，中国历史似乎都在一个封闭的容器内生长。《兴盛与危机》将这些感受透过“超稳定结构”概念揭示出来，它认为中国封建王朝的崩溃是一种“脆性瓦解”，其根源就在于政治结构与文化结构一体化了，只能是一荣俱荣、一辱俱辱。“脆性瓦解”的毁灭性后果也中断了王朝后期刚刚露出的新社会结构枝芽，社会不得不复归于早期状态。
  　　 在怀有“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冲动的年轻人看来，他们读出了“超稳定结构”的负面作用远大于正面价值：“压制创造性的协调会造成长久的僵化，依靠强控制得来的暂时繁荣会造成长期的停滞；在小农经济上组织起来的官僚网带来了毁灭性的动乱；以扼杀个性为代价实现了个人、家庭与国家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的思想；虽抵制了宗教的滋生，却可以变为保守的思想体系。”（p221-222）他们急切地想要摆脱这个无处不在的结构，声言“一个可以不断改进自己的社会结构，哪怕它不那么十全十美，甚至有重大的毛病，也比一个看来没有毛病，但不能改进自己、不能进步的社会优越。”（p63）。因消解了咄咄逼人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论和经济基础论，《兴盛与危机》被迫延迟三年并特意加上“出版说明”方才面世，但它成了当时轰开被意识形态禁锢的中国史研究的一颗重磅炸弹，继之而起的，是更加波澜壮观的新启蒙运动和“文化热”。
  　　 在确认当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社会中都存在“超稳定结构”后，人们必然要发问：它们如何做到历经百年动荡而依然衔续的？又有何异同？由此，两位作者自然地跳转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上去，探讨中国近现代社会中的“超稳定结构”，这也是其续篇《开放中的变迁》的主题。他们认为，二者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超稳定结构”运作的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前者是在开放背景下，而后者是在封闭环境中；二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子系统的内容虽有不同，但形式及耦合方式仍是一致。此项研究进一步完善了“超稳定结构”假说，亦更加地关切到现实。
  　　光阴荏苒，作者在距离《兴盛与危机》写作年代逾三十年之际重版此书，就是要借旧题而与今时之人对话。两位作者在新序言中也事先声明，“增订本代表了我们目前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观点”（序言p5）相比于初版，除标题删去了“封建”二字、内容多出八万余字外，增订版在论证过程中也加入了新材料、新论题，但结论与方法基本未变。只是处在今时今日的读者，恐怕再难体会《兴盛与危机》初版时书里书外的激情，关注点也将发生位移，很可能是文本依旧，而心境却两别了。
  　　 金与刘在《开放中的变迁》中写道，“二十年恰是历史变迁中可以显示出那些长程动力的时间尺度。”（开放中的变迁，p183）假如这一判断正确的话，那些一度晦暗不明的稳定结构已然重新浮显。今时今日，“国朝”、“天朝”或者“红朝”之类说法无论在学界还是在民间不绝于耳，我以为值此关于共和国的王朝想象再次泛滥之时，要使人接受“超稳定结构”学说并不困难，困难的倒是如何评价这一结构。在金与刘的近年新著《观念史研究》中，他们就意识到这一状况，“意识形态的解体，使得对某种观念在当下的价值评判（重要性）可能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变，但对该观念的核心意义和功能的理解并没有随之而大变。”（观念史研究，p2）换而言之，即便前后两代青年们对“超稳定结构”的理解无异，二者在态度上也会褒贬不一。
  　　 198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政治实力持续加强，国人的自信也随之略有增长，总算不必仰西方之鼻息而重提“全盘性反传统”了。我们可以大方地讨论起有无“中国模式”而无需囿于西方的发展经验，因为，“作为超稳定系统的中国传统社会演化史，有着不同于西方社会变迁的历史经验。”（书与人生p3）我们还可以看的更远，“以资本主义为特征的开放社会和社会主义一样并不是人类社会演化之终极。人类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至今尚未完成。”（p18）新政权继承被视为“封建糟粕”的官本位社会，亦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新一体化结构顺应着抗拒西方工业文明冲击的历史需要成长，而既可实现内部整合，又能抗拒西方列强的新一体化结构，只能是一个超级官僚社会。”（开放中的变迁，p373）至于《兴盛与危机》全书未曾明确回答的一个问题，即“超稳定结构”下的中国为何始终追求“大一统”的国家形式，我们或可用建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来作为答案：大一统的“超稳定结构”确立之初，会产生一个普惠大众的“秩序红利”（或称“稳定红利”），而不管在位者如何“折腾”或“不折腾”，这包括生命安全、财富增加和寿命延长等内容。我们同样可以经由中国近几十年所能取得的成就，来臆想历代王朝初年国泰民安的盛世之景。
  　　 而若是一位亲儒家之人，其对“超稳定结构”假说更是趋之若鹜了。金与刘在分析现代中国的“超稳定结构”时，认为“马列主义虽是外来的，但亲和于它的势力却都是中国文化变构中的产物。”（开放中的变迁，p227）就连高喊打倒“孔家店”、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新文化运动，其目的也不过是“超稳定结构”用来改造此前所引入的西方观念，进而重建起新的道德意识形态。更何况，信奉儒家学说的一体化力量拥有着巨大的同化和融合能力，两位作者甚至展望道，“西方文化对于近代科学技术结构的容纳，最终可能也会到了自己的极限。•••一旦中华民族认识到现代科学的文化价值，把科学精神纳入她追求统一和谐的文化追求之中，那么毫无疑问，一种代表着人类未来的新文化将出现在地平线上。”（p345）儒学自1895年以来屡遭非议，不得不向西学取经。而“痛苦的融合总有一天会结出宝贵的珍珠”，（p260）儒学复兴大计似乎指日可待。这不，孔圣人的宏伟塑像刚刚立到了象征着中央权威的天安门对面。如此看来，两位作者多半不会再坚持当年那股“真理必须是前进的”信念了。
  　　 当然，以上所谈的读法，仅是两种可能，并无具体所指。而对中国历史与现实自有一番体悟的读者您，在翻阅《兴盛与危机》时，又能读出何样的感受呢？
•   　　传统中国社会并非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两者大相径庭，否则难以解释近代中国和欧洲日本的不同命运。皇汉将其归咎于蛮族入侵固然太偏颇，而看不到中西之别，硬拿西方概念套中国古代史特别是明清史也必然闹出“资本主义萌芽”“启蒙思想”之类笑话。若论政治思想之深度，顾黄王唐甄加起来也不及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马吉雅维利于万一，更别提近代英法启蒙运动巨擘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了。
•   　　从一个比较新颖的视角阐述中国超稳定系统的深层次原因，还是很有启发性的，不过不知道是成书太早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感觉里面数学相关的部分还是太粗糙了，而且由于我是用电子书看的txt文件，里面的图例无法看到，非常遗憾，不过感觉如果在能从博弈论或者墒增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可能会更加透彻。书中的论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让人感觉是拿着结论去找论据，然后再推出结论，有点急于证明自己理论的感觉。　　　　不过总体来说，还是很不错的一本书，其实一本书是好是坏，并不一定在于所说的理论有多正确，更多是的看他能不能给读者以启发。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本书做的挺不错的
•   　　先说金观涛和刘青峰的两本新版的旧书：《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和《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前者，在80年代的时候，曾经影响过许多青年，它以狂飙般的自由的理性力量，粉碎了人们习惯了的持久的僵化不变，重构了人们的知识版图。而且告诉了人们，知识的版图是可以被重构的。这在当时，是股巨大的革命性的解放力量。后者，则是作者89年后滞留海外时的工作，虽然早在93年就已在香港出版，但国内读者大多未见过。
  　　
  　　其实学界对观涛和青峰的工作常常有很多误解，这是从后来他们被认作“三论”的倡导者并被贴上“科学主义”的标签开始的。而这误解，则常常来源于大多数人都没弄清，他们所使用的系统哲学的方法其实根本不是西方的，而是他们自己的原创。它更符合中国思想中的辩证思维，但又是现代的、贯通了各种现代知识，同时，又超越于各种现代的知识构架之上。
  　　
  　　观涛差不多是在88年写作《我的哲学探索》时完成这套系统哲学构建的，这本书也因此在05年放到新星出版社重版时，改名为《系统的哲学》。所以，如果说《兴盛与危机》的研究方法中还有一些控制论的痕迹的话，那么《开放中的变迁》的方法论构架则已经完全是观涛和青峰原创的系统哲学了。
  　　
  　　《开放中的变迁》对绝大多数大陆读者来说，完全是陌生的。这部写于九十年代初的著作是一部重构的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一直写到50年代中共放弃新民主主义和开始社会主义改造。观涛和青峰以批判性的思考，缜密地、极有说服力地完成了对这段近代史的重构。这又是一部改变人们知识版图的著作，在近几十年来的近代史研究中，绝无仅有。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一个最大的失职在于没有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对中国的困难和问题给出有力量的知识叙述，并从而完成价值重构。《开放中的变迁》多少改变了这一状况。《开放中的变迁》重构的中国近代史是一套完整的知识叙述，它不仅给出了历史表象下的历史运动的深层逻辑，而且用这逻辑成功解释了中共崛起的力量来源和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书尾的“九宫格”，则几乎可以预言今天甚至中国的下一步。
  　　
  　　观涛和青峰目前正在完成一部更为重要的对当下中国问题的知识论述，初稿已成，也许年尾，也许明年，能以某种方式面世。
  　　
  　　
•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现象上，人们很早就意识到了中国历史这种治乱更替的现象，但是运用社会科学的分析工具来解释这种现象，并试图找出其背后的规律，这部书所反映出的作者的努力是值得敬佩的。这部解释力很强、主题十分宏大的著作，对现实的意义主要仍然在于几条主要的“历史经验教训”。至于“超稳定”、“大一统”结构这一说法，觉得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霸权”很像。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也说明人类历史是自由的，并不存在简单的决定论，这点我同意作者的说法。人类社会不是必然过渡到资本主义的，而西方历史发展的经验也只是一种情况，不是什么必然规律。
  　　 作者还很好地讨论了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基础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且在其中强调了儒家知识分子的作用，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和具有核心意义的问题——哲学家如何改变世界。
  　　 另外，给人印象最深的其实是作者从认识结构的角度解释为什么儒家思想不能像西方哲学一样不断自我否定、自我演进——儒家思想的基于常识和直觉理性的认识结构特点同哲学具有很大区别，儒道之间的互补结构，以及作者后来补写的关于“李约瑟问题”的解释，非常有说服力。
•   　　本书为金观涛、刘青峰在八十年代所著的史学研究经典。 作者大胆地将系统论整体研究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从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两千余年与每两三百年爆发一次大动乱之间的关系入手分析，提出中国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假说，并用这一套模式去解释中国社会、文化两千年来的宏观结构变迁及其基本特点。作者在描述中国社会形态时，提出的“超稳定结构”概念，至今为史学界和思想界所称道。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把系统论和控制论作为历史分析工具引入史学研究之中，其中借取了很多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建立王朝更替的数学模型。作者在二十年前提出的研究范式，至今仍很少有史学研究作品能够超越。
  　　
•   　　这本书20多年后，终于再版了。学校图书馆里有一本老版的，由于去年老师组织讨论金先生的观念史研究，所以就顺便把金先生的前面的几本书给看了一下。
  　　这本书最另人感动的还是包老的话，以及包老去世后，金先生及其夫人写的祷文。
  　　另外，具体到这本书，我感觉还是比较模式化的，和历史有很大的差距。
•   　　金观涛在80年代出版了一本名叫《在历史表象背后——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探索》的书，当时印了很多次，影响了好些年轻人。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正如书名所说的那样——是，中国的封建社会（我们的封建社会是西欧的封建社会么？在相关著作里，作者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没有认真对待，还是迫不及待地朝自己心中的这个大问题奔去了。可是基本问题都没有搞明白，大问题能搞清楚么？）之所以绵延两千多年，是因为它是一个停滞的、周期性的超稳定结构。
  　　
  　　把话说得形象一点就是，每个朝代所做的工作就是把一块大石头推上坡，但石头最终还是要滚下来，下一个朝代从头来过重新推，如是跟替了两千多年。也就是说，在作者心目中，从某个角度而言，两千多年来，中国可以说是没有进步，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于是在西方工业革命后被历史所有抛弃。
  　　
  　　作者从马克思说起。马克思认为，小农的生产方式使农民互相隔离，不能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不能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而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则说过这样一句话：“社会通讯是使社会这个建筑物得以粘合在一起的混凝土”。由此，作者把马克思和控制论搭在一起，并认为找到了解释问题的新理论路径。但我总觉得有些怪，既然马克思的分析和控制论的说法并无二致，如此费尽周章又是何苦来哉？是因为作者自己原来是学化学出身么？
  　　
  　　当然，马克思和控制论用来解释西欧封建庄园经济都是十分顺畅的。每个庄园就是一个经济自给单位，基本要啥有啥，而农民都依附于庄园存在，不存在交往问题。而作为统治者的贵族、骑士和牧师，他们的物质利益、政治权力、封建义务、生活兴趣和爱好，都和所占有的庄园紧密结合在一起，于是就没可能也没必要建立一种超越土地的关系网。
  　　
  　　那么中国为什么不一样？作者不加分析就把马克思关于西欧封建庄园的论述直接套在了中国农民身上（这是一个重大错误，可惜作者把这个错误一路贯彻到底，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西方，基本停留在普及寻常知识的程度）。既然基本经济形态是一样的，那么，如何找到这种关系网呢？商人被长期抑制，只有在皇室、贵族和地主中产生出一个不安寂寞、需求较多的特殊阶层，建立“社会通讯”的关系网，才能把整个社会勾连起来了。
  　　
  　　作者把这个历史重任交给了“儒生”——他们不像西欧封建主那么目光短浅，会“游览名山大川，千里迢迢求教于名师，或在深山书院苦读，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系”，而且他们是靠学问而非土地进入官僚体系，相对摆脱了土地的束缚，从而进行“全国性的广泛交往”。
  　　
  　　这种分析太缺乏说服力。我们的读书人为什么就天性爱到处跑？真的就比西欧人交游广泛？甚至广泛到了脱离土地的程度？作者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举了海瑞的例子进行补救——
  　　
  　　海瑞是海南人。1552年中举后先是分配到福建南平主持教育工作，四年后调往浙江任淳安县长，1562年削职进京，次年到江西赣州的兴国当县长，1564年又被召回北京在户部管理云南工作，1567年去了南京，之后又到苏州，再后来他辞官回海南岛住了16年，1584年以72岁高龄再次赴南京履职。
  　　
  　　海瑞可能跑得比较夸张，不过在作者看来，这起码说明我国古代的官员的确跑得比较频繁。可百度百科告诉我们，海瑞祖上是从福建晋江垵边迁过去的。如果海瑞祖上不是因为当官，而是以老百姓的身份去的海南，那么，按照作者的逻辑，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海瑞的祖宗会从福建迁到海南，别人的祖宗也会迁，于是我国历史上老百姓迁移也是非常普遍和广泛的呢？
  　　
  　　其实不用逼得这么紧。刚举完海瑞的例子，作者自己就赶紧挖了个坑跳了进去——为方便像海瑞这样占总人口不过0.5%的干部全国到处跑，历朝历代修建了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在作者眼里，在这些路上行走的人们，主要不会是迁徙的农民，不会是做生意的商人，驿站也不会成为商业发展的聚集点（这些都是马克思的西欧论述之外的东西，而马克思是普世的，中国自然也不会有），竟然是那占总人口不过0.5%的政府公务员，这是多么吓人的场景，就算统治者这么死脑筋，老百姓也一点能动性都没有么？
  　　
  　　就算这些路主要是为公务员们修的，那接下来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听话，让他跑就跑？又为什么这么能干，能把皇帝的旨意传到全国各地？作者说，那是因为他们有统一的信仰。信仰很吓人，但也很模糊，作者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信仰是如何建立、怎么贯彻的。作者只是说，在这个模糊信仰的支持下，这个官僚体系能够遏制庄园制的发展。可城堡总是从内部被攻破的，成也儒生，败也儒生，官僚地主就从他们中产生，从而导致了王朝覆灭，作者也没有分析这个信仰崩塌和重建的过程都是如何进行的。总之，一团糊涂。
  　　
  　　即使这个信仰就好像老子所说的“道”，神龙见首不见尾，那为什么我们能够产生这样的信仰，而西方不能？作者给的理由非常惊人，第一，基督教先天就不适合把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整合在一起；第二，当时整个欧洲文化水平低下，当教士真正成为有知识的阶层的时候，资本主义都开始萌芽了。
  　　
  　　这两条理由是在第30页提出的，可就在第28页，作者还问了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是封建社会，具有大致相当的生产力水平，却会出现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呢？”那我不禁想要问作者一个问题：“为什么具有大致相当的生产力水平，中国和西欧却会出现文化水平的巨大差异呢？”
  　　
  　　这样矛盾的例子有不少。比如在第40页，作者说中国封建社会“建立及时下达中央号令和收集各地情况的信息系统”。而在第15-16页，作者却写道：“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一些布政司远在距京都数百里甚至数千里之外。如果重新造册，并盖上原地方衙门的印信，公文一来一回就得几个月”。——到底是及时还是不及时？
  　　
  　　到此我只评述了此书的第一章，但已基本涵盖了作者的核心意思。不难看出，作者的探索还是很粗糙的，论述中存在不少沙石，相互矛盾的论据无法支撑论点，超稳定结构这个提法似乎也称不上观点，只能说是有点想法。可是考虑到这本书是作者先一篇论文、再一篇论文、出了一本专著、引起学界热烈讨论之后再拿出来的情况时，我觉得有点想法的评价恐怕都太高了。
  　　
  　　虽然作者说“这本书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但在我看来，这是一本浮躁的书。为什么研究这么大的问题？作者说，“如果具体去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停滞的一个一个原因，几乎这个问题已经被透彻地研究过了”。即便如此，我想浩如烟海的研究和典籍应该也是作者研究的基石，应该对其有所启发，也该在书中有所体现。但整本书读下来，除了马恩，我似乎没有看到一条超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术引注，而作者对古文的引注、对史料的引用也有投机取巧之嫌：
  　　
  　　第一，该注的不注，比如作者声称东晋的的官员比例超过其他各朝，但不见数据，也不见说法来源，倒是把西汉、东汉、隋、唐、宋、元、明、清列了个遍；
  　　
  　　第二，史料运用比较随意，比如作者把武则天当政认定为导致吏治最腐败、王朝面临全面崩溃的外戚当政的依据，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作者所引用的历史事件基本没有超过现今高中教科书所讲述的范围和模式；
  　　
  　　第三，对历史存在平面化处理的倾向，在作者的论述中，我们看不见前人对相应问题的思考，有的只是我们看到疑问丛生的时候，作者恰到好处放一个历史叙述，告诉我们：你看，史书上有记载和我想的是一样的。
  　　
  　　最后要说的是，我的评述不像当时的多数批评那样，是上纲上线、意识形态的，认为不遵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大逆不道，我只是老实地读了，然后把矛盾的地方指出来，我想应该不存在不理解作者观点的问题。
  　　
  　　* * *
  　　
  　　这篇读后感太长，而且有些小家子气，似乎走上了我所不赞赏的王彬彬评汪晖的套路。其实事情本来很简单，八十年代那些人能出什么东西？现在还能看就不错了，有各种毛病都在所难免，那是时代的局限。
  　　
  　　既然看开了，何必写这么多？原因在于我不欣赏那代人赋予八十年代的意义——启蒙是一个醉心的词汇，反思是一个深刻的态度。可幼儿教育也是启蒙，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思考过，谈何反思呢？确切的说法恐怕是，无知者无畏。
  　　
  　　一边诉说被历史耽误了，一边又来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种态度非常糟糕。对于他们那代人而言，八十年代只是学习的开始，而这个学习的过程将要贯穿他们，我们以及今后的好几代人——学，就得老老实实地学，被自己耽误那才是真的无可挽回的耽误。
  　　
  　　事实上，如果自己不耽误自己，历史也不会耽误任何人。钱钟书的《管锥编》是文革时开始写的；杨绛的《堂吉诃德》译稿虽然被红卫兵收去，但对西班牙语的学习却一直没有中断；季羡林也是在文革时开始偷偷翻译《罗摩衍那》；何美欢问冯象，文革中怎样学外语，冯象答说，不开会，不参加政治学习，就学会了……
  　　
  　　这样的例子很多。可好些人太轻狂。《走向未来》这套书当年影响不小，金观涛事后回忆，“编委会成立时有一个原则，编委只要中青年，不要50岁以上的人。当时老包年龄最大，45岁，编委会就以他的年龄为上限”。抛了老朽，自己瞎搞，再就是贻误后来人。
  　　
  　　老朽们渐渐去了，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即使没那个能耐，也主持起了大局。“话语权是你们的”，于是，虽然只是大而空的少年习作，但八十年代也成了反思的年代，启蒙的年代。
  　　
  　　这是历史的真正悲哀。
  　　
  　　
•   　　很不错的一本小书。金观涛先生在序中首先引出了要解决的问题：中国封建社会何以长期停滞？他不满意前人的答案，认为应该从整体的角度，即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者相互作用的角度重新分析这一问题。他引入了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的知识作为其方法论基础。依此方法论，他认识到，以革命的形式调整社会结构，解决危机，会有两种可能性结果，一是新结构代替旧结构，二是当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这三子系统极不适应时，旧结构会崩溃以消除不适应因素，这样系统又回到原有适应状态。金先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正步入了后一种可能性结果的轨道，从而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结构。
  　　
  　　在第一章中，著者认为“大一统”是中国的特色，而这种特色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了宗法一体化结构。这种结构建立在地主经济之上。商品经济和土地自由买卖保证了地主阶级的贵族化限制在一定程度的可能，避免了西欧式领主经济和割据的出现。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形成有赖两个因素：一是坚持儒家学说的儒生的存在，二是以科举等选拔形式而形成的官僚机构系统。这是一体化的组织力量，保证了流动性。另外，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必然存在两种自发趋势，“一种是由于小农经济的分散性所导致的封建主统治权力和土地所有权的日益紧密的结合，从而出现贵族化和分裂割据地方势力的猖獗；另一种是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联系在一起的生产者，也会因为封建主对土地的管理权变为占有权而造成农奴化”。p19小农经济与地主经济是伴生的，它虽然有贵族化倾向但也是宗法一体化的基础，因此为了避免小农经济所产生的贵族化威胁，就必须稳固一体化的调节作用。“削藩”“限制兼并”就是其表现。一般来说，宗法组织和国家组织是互相对立的，但中国又是一个例外。原因就在于中国封建社会家庭和国家是同构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天地君亲师”即神权（天地）、政权（君）、族权（亲）、教权（师）有着高度的一体化。
  　　中国的封建宗法一体化结构有两个重要性质，一是脆性，或者说缺乏弹性；二是强控制。前者比如，“足够数量的自耕农的存在（通常在60%左右）以及中、小地主的存在，是供养官僚机构及中央皇室的物质条件。一旦——————
  　　
  　　http://blog.163.com/zhendongzd0123@126/blog/static/171296635201092910322195/
•   　　非话不说，直接引文：
  　　
  　　。。。在封建社会后期王朝的末期便会出现一些很奇特的现象。大量破产自耕农流入城市，商业、服务性行业十分繁荣发达，城市畸型发展，与剥削者消费有关的奢侈品生产也高度发达。从事社会主要生产部门——农业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相当小。这种现象很类似资本主义的表面待征。但它只是假象。这不是预示着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而是大动乱来临的前兆。
•   　　在我看过的书中，能够称之为“带来震撼”的书籍不多。板着指头数数，不过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则》和这本书——《兴盛与危机》。
  　　
  　　建议大家都读读，你不会后悔的。
•   民众，不是民主。。。
•   原链接似乎 失效了 。http://www.fyjs.cn/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3888
•   我是历史学专业的学生，我承认我看第一本——《盛世与危机》都感觉费劲！
•   觉得danjiang是被那个评论后面八十年代批判的那一段给气到了。。。果断下了PDF去看。。。
•   呵呵，其实我只是想把隐藏在背后的方法论科普一下……感觉对于人文社科的人来说，那些都是很好的思维方向。
•   金只是一个学化学的，并不是化学家。
  钱穆好像没上过大学，还是小学老师，在当时的学术界来看也是什么都不是，不知道后世看他算不算历史学家？
  看作品吧，不要纠缠于这些东西了。
  他的理论有说服力，是对的，那么就要承认。如果是错的，那历史系毕业的也没用。
•   @因此
  嘻嘻，我是说他父亲是化学家~
  扯这些只是为了证明金“门风”比较好吧……(捂脸，LZ毕竟是俗人，还是有点相信书香门第那档子事儿的……)
•   当代中国社会与历史上的王朝有多大区别呢？很显然的是当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经过了60年的“异化”之后，现在处于什么阶段了呢？是否可以定义一个指数来计算它呢？我们现在面临的三个危机来源：国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环境危机转嫁，国内生态环境破坏而引发的灾难，以及类似于本书提到的社会无组织力量的增长，这三者是互相结合在一起的。在这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下，社会必然会发生巨大变化，但是究竟会面临怎样的结果呢？现在最为迫切是需要一个在正确认识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的理论，不然随波逐流就很危险了。
•   简单看了一下，这篇评论写得非常高明。貌似持中之论，实际却是贬低之意。比如开篇就拿罗贯中等人的话跟金刘二位的理论做对比，这种比较完全没有什么意义。就好像拿中世纪的炼金术来跟现代的化学试验做比较一样，虽然有类似之处，但是其内涵是完全不一样的。最狡猾的是：这种狸猫换太子的手法让人难以反驳。
  贬低其实无所谓，你要评论得好就行，但是这种评论实在不值得一驳。真正有学术水平的自然会去寻找金、刘二位理论的内在矛盾之处或者于史实不相符的地方。
  看得出来肖春平先生熟读金、刘二位老师的书，从早期《兴盛与危机》、《问题与方法集》、《开放中的变迁》到最近的《观念史研究》全部都熟读了好几遍，引用起原文来更是顺手拈来，但是仔细看下去，引用起来却是颠倒作者观点的。比如倒数第二段最后：“两位作者多半不会再坚持当年那股‘真理必须是前进的’信念了。了解金、刘二位的作品的人都知道二位是理想主义者，依然在坚持原来的信念。
  这还不算过分的，这一段：“我们可以大方地讨论起有无“中国模式”而无需囿于西方的发展经验，因为，‘作为超稳定系统的中国传统社会演化史，有着不同于西方社会变迁的历史经验。’（书与人生p3）”。从金观涛在《经济观察报-书评副刊》上的访谈可以看出，他是绝对不同意有“中国模式”的这种理论的。歪曲金、刘的话来论证中国模式的合理性用意何在？
  仔细看下去，原来肖春平原来想说的是这些：“ 198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政治实力持续加强，国人的自信也随之略有增长，总算不必仰西方之鼻息而重提“全盘性反传统”了。我们可以大方地讨论起有无“中国模式”而无需囿于西方的发展经验……”
  原来作者是一位“新左派人士”！其真实目的是赞扬当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树立“中国模式”的正当性。
  还是继续引用原文：“我们或可用建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来作为答案：大一统的“超稳定结构”确立之初，会产生一个普惠大众的‘秩序红利’（或称“稳定红利”），而不管在位者如何“折腾”或“不折腾”，这包括生命安全、财富增加和寿命延长等内容。我们同样可以经由中国近几十年所能取得的成就，来臆想历代王朝初年国泰民安的盛世之景。”
  好了，拜托作者不要用超稳定结构来论证当前中国的“盛世之景”了。歪曲作者的原意跟奸污他们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不会认为现在是盛世，而只会认为现在是危机重重——这也是“兴盛与危机”的其中一个用意所在。我想金、刘二位想必认为：近几十年来的所谓的“成就”其实比不发展更加糟糕。否则根本不会写《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一书——这本书目的是研究清楚：我们的当代中国是现代社会吗？现代社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应该如何做才能成为现代社会？……
  另外，有些话完全是错的，比如这段：“金与刘精心设计“超稳定结构”几乎可以看作是为中国量身定做的，用以具体化说明此结构运作的例证完全来自中国的历史经验，从而大大削弱了其欲推及他国的雄心。”
  熟读金、刘二位作品的人都知道金、刘一直在把系统演化论的社会结构分析方法推广到世界史中去：二十多年前，金观涛就与他人合著了一本研究古埃及社会的书，因为他发现古埃及社会也是超稳定结构。二十多年后，更把这本书重印，表明其原来的想法并没有改变。并写了个三万多字的长序，把系统演化论的社会结构分析方法运用到伊斯兰社会中，最后得到了“伊斯兰教社会飘变结构”的说法。
  推及他国有何困难呢？要推广的话，随便从世界史从翻出一点事实就可以搞出一套东西出来。但是一个严肃的学者是不会这么做的。严谨的讲，一个理论都是有严格的条件作为前提的，不是随便乱用的。就好像1个大气压下100摄氏度的水会变为蒸汽，这个理论是不能直接运用在水银上的，而需要寻找其温度限制。超稳定结构的出现也是有限制的。不是所有的社会都能形成超稳定结构。没有形成超稳定结构的社会强行去应用这套理论，只会是个错误。金、刘在《兴盛与危机》中就说过，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社会之所以明显，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个封闭的国度，没有外来干扰，而且由于有儒家思想作为意识形态根据，所以才形成了超稳定结构。而西方传统社会受到的外来干扰太多，而且没有儒家这样的意识形态作为模板，因此无法形成超稳定结构，所以一直是破碎的小国，无法形成大一统的国家，即使形成了，也无法再次重建。
  虽然超稳定结构无法形成，但是这种社会结构的分析方法是可以运用的，只是运用到西方传统社会看不到效果，所以才会有无法推广的错觉。
•   那这本书还是否值得一读？可有什么书目推荐？？此二人的再论超稳定结构呢
•   值得一读，不过吴思的更深刻。
•   这书读了，泛封建论感觉还是一种对中国古代社会的习惯叫法罢了，但是感觉书中最大的问题是高估了乡绅在古代的作用。
•   乡绅在宋以后取代了门阀士族成为地方的支配势力和皇权统治的末端。你看民国时代，军阀们打来打去，基层不还得靠士绅抽税和维稳？CPC打土豪的结果是把士绅逼到KMT一边去，被迫LONG MARCH到陕北。抗战中的减租减息三三制也有拉拢士绅的成分，而日本人不懂得，士绅因为民族主义也不敢卖身于日本，所以八路才能大扩张。直到内战，CPC才发动土改铲除士绅，全面改造农村社会、
•   这倒是，但乡绅毕竟要服从于皇权，而且所谓的儒家纲常也基本是纸面文章，很难做到像书中引述张仲礼的内部那样，可以与官府的力量抗衡，倒还是《血酬》与《潜规则》里面引的那几个例子更靠谱些，有官方背景或督抚关系的乡绅，通过担当地方组织的民意领袖，借此收取好处，以此来维护潜规则下的二级正义。
  鬼子在关内咋样不详，倒是在东北和乡绅的关系搞的极好，亲戚里面有几位保长一直干到GCD占领安东，并成功转型为“爱国士绅”，通过改写档案等方法成为贫农，现在退休在家安享晚年。
•   东北和台湾的汉人都是移民，跟日本人的差别也就是个先来后到而已，对土地的感情远没有中国内地和朝鲜来得深。日俄战争后，南满就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即使名义上由中国官府或军阀统治，也得时时刻刻看日本人脸色。张作霖全靠日本人支持，才赶走北洋系的段芝贵、鲍贵卿、孟恩远，独霸东三省。所以918后日本接管东北较易。
•   而华北、华东、华中和朝鲜半岛就不一样了，居民都是几百上千年的土著，农村民间社会的生命力甚至强过历代王朝和军阀，日本入侵受损失最大的不是平民百姓，而是士绅，尤其他们的子弟又是深受民族主义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所以日本不能通过笼络士绅集团来巩固对农村的统治。
•   看朝鲜的所谓独立运动家，民族主义者，大都是出身中产家庭，既不像权贵那样能依附日本而保荣华富贵，又不像底层贫民那样为生计奔波，无暇关心国事。安重根就是个典型。我看朝鲜的电影，他家境颇为富裕，所以有钱办学校开启民智，还发动偿还国债运动等，在那个一品大员都只能坐独轮车上朝的时代也算是富豪了。
•   朝鲜人更像中国人，都饱受成猪理学的毒害，自大无能却又处处以已为正统。安家好像挺有钱的，当时能信教留学的人都是家里有点货的。
  日军在华北的统治失败感觉直接和军纪还有政策有关，对东北倒是有建议的味道，而直接把关内当成了物资掠夺地，因为统治太苛才招致反抗。
  我一直想不明白，日本人对于中国史那么了解，为什么不走努尔哈赤或成吉思汗之路，占领整个北方后对内陆进入几面合围夹攻，并以“汉八旗”为主力实现战略构想。
•   因为华北事变和八一三事变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日本事先并未做过详细规划，只是参谋本部作战计划里设想迅速占领中国大中城市和交通干线，掐住国府经济命脉，迫其投降。没想到完成作战计划后，国府因民众高涨的民族主义，根本不敢答应日本的条件，让日本骑虎难下。
  关内变成物资掠夺地主要还是太平洋战争的需要。
•   中国的传统是县以下乡绅基层自治，到民国更是连地方治安都基本靠民团维持，官府和军阀部队根本不需要深入农村，发个命令下去，靠基层政权派款派粮就可以了。日本在华北把兵力分散到农村，跟乡民直接接触，犯了大忌，军纪不严随意扰民导致乡民怨恨，八路得以发展，皇军围剿，又分不清八路与良民，滥杀无辜，更激化了矛盾，进入恶性循环，让八路不断壮大。在交通要道放哨设卡又限制了民众的行动自由。关键是日军没有掌握士绅集团，事事亲历亲为，变成民众怨府。此乃外国占领军的先天劣势，英美在阿富汗伊拉克也一样，好在还没日军这么深入基层，逐渐把地方治安交给本国安全部队和警察，以后死人也跟英美无关了。
•   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的时代，西方民族主义还没诞生呢，传到中国更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了，特别是甲午以后。古人效忠的对象是一姓王朝，而不是民族国家，所以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征服者亚历山大、成吉思汗等，都是先打下一块地盘，自有被征服者出仕当兵，为新主子冲锋陷阵，以后嫡系子弟兵只要在后面当督战队就可以了，帝国就这样滚雪球般地壮大，最后形成庞大的多民族帝国，统治集团本身就是由各个民族组成，皇室所属的民族当然居于主导，但其他民族出身的也占相当比例。而到了现代，民族主义深入人心，民族国家取代王朝国家，受到民族主义熏陶的人们无法容忍异族统治，更不甘心为异族征服者卖命，这样的好事就慢慢没有了。
•   最典型的是蒙古帝国，从成吉思汗起兵始，你算算前后征服了多少个民族和部落？最后连高丽国王都成了元朝驸马兼行省丞相，马可波罗都成了忽必烈近臣，民族成分之复杂前所未有。如果没有那么多被征服民族的臣民诚心效命，光靠蒙古部那点人能成什么大事？
•   现代的民族主义者对这些难堪的史实当然无法理解，所以要骂效忠异族的先人为“汉奸”，但古人脑里并无现代民族主义观念，硬拿今天的标准去苛求前人，除了为现实服务还有什么意义？
•   多谢谢宪同学指导，但个人感觉清末的所谓国家民族主义对于普通百姓无甚影响，仅成了夺权之后确立自己合法性的一个借口。不管谁统治，粮捐有无变化这才是普通人所关心的问题，所以才有土共的多次土改以求兵源。
  成叶思汗家族兴的快亡的也快，大体上原因无外忽对于对于被统治区实行的仍是传统的部落氏民主，没有实现真正的一体化政权。因为这个联盟型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末，所以现在苏联分出的诸多国家里面，黄种人里仅有几个蒙古国现在实现了初步民主，个人感觉这也与联盟式统治的传统有关。
•   百姓都是文盲，但民族主义的的确确深刻影响了官员、学生、军人等识字群体。他们受民族主义口号感召，再不像古人那样愿为外族征服者效忠了。
  你说的是蒙古帝国对征服地区的间接统治，我着重于蒙古统治集团本身的民族多元性，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元朝还是四大汗国，都是民族万花筒，蒙古人只是占主导而已。众多民族宗教背景迥异的人在蒙古大汗帐下同朝为臣，此乃现代民族主义价值观根本无法理解的奇异景象，蝗汉除了骂这些人都是数典忘祖的奴才，也只能气得干瞪眼了。
  　　一个有意思的史实是，北宋灭亡后，北方汉人一度激烈反抗女真，所以有岳飞王彦韩世忠郭京等抗金名将，但一个世纪后，蒙古灭金时，反倒有很多汉人、契丹人誓死效忠金国，如完颜陈和尚、郭蛤蟆等，组织“忠孝军”抵抗蒙古，当然也有世族大户投靠蒙古，成为所谓汉人世侯，很少有人把南宋当成祖国。张弘范本是元朝蔡国公张柔之子，崖山役后立碑“张弘范灭宋于此”自夸，后人添一宋字，变成“宋张弘范灭宋于此”，这就纯属强奸古人。当时有谁规定过，只要生为汉人，无论籍贯何处都自动成为南宋臣民，必须忠于南宋？比要求中国朝鲜族效忠大韩民国还可笑！
•   已经是2012年了，期待金观涛老先生新作。
•   我还没有鉴别能力，您具体说说。
•   “驿站也不会成为商业发展的聚集点”这分句杂糅了。
•   你说的对，但如今我也忘了这分句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还是从那书里借用过来的了。
•   这是历史的真正悲哀。
  我觉得这就不对。他有局限性，他是猴子还老觉得自己是大王，这悲哀；那现在的人认识到了很多东西，批评他这一点，这种认识本身难道不是从历史里面积累出来的吗？大家都受历史局限，在这方面谁不悲哀？所以即便不完全否认进步的可能性，也别说别人悲哀。存在就合理，大伙都一样
  当然了，道德（比如“学就老老实实地学”）也许能超越历史，那么一些道德很高的人就可以出来点评江山了。但是这种人太少了。一般情况下，人还是超越不了历史，哪那么容易啊
  如果觉得自己没到那个境界，就甭说别人，先管好自己不就得了
•   那现在的人认识到了很多东西，批评他这一点，这种认识本身难道不是从历史里面积累出来的吗？——如果是这样，我就不写这篇了。
•   他认识不到某些东西，他要称大王，是不是历史局限性导致的。你说不是，是他本身道德水准低。他要是道德水准高就能认识到自己的幼稚，就不称大王了。可是道德不是天生的，是人教的。他爸爸水平高（比如钱钟书杨绛等等是他爸爸）那他可能真就能在当时认识到你现在能认识到的问题。但是不是每个人爸爸都这么高明，况且道德这个东西，受太多因素影响，不好说。你现在说这个事，难道你是天生就知道“学就老老实实地学”并且猴子称大王是不好的？你怎么知道你的水平比他高不是因为你比他出生在一个更自由更开明的环境里而已？
  所以如果说由什么东西是悲哀的，那人不能选择自己的环境就是悲哀的。说白点，人活着就是最悲哀的。所以别从道德上挑别人，道德可以自勉，别说别人
•   我没有看懂你要说什么，当然前提是，你没有看懂我要说什么。
•   他爸爸水平高（比如钱钟书杨绛等等是他爸爸）
  我觉得吧，杨绛先生不会成为谁的爸爸……
•   哈哈，不要这样嘛
•   不能怪我。我不能从道德上挑别人，只能从智识上……
•   “话语权是你们的”，挑吧，谁拦的住啊
•   不，这无关于话语权：没有谁打算限制你说话的权力哦亲！
•   你们这样是不对的…………
•   我就特纳闷一件事，在人类社会明明如此不平等，“自由”只是少数人特权的情况下（比如你爸爸是钱钟书，你就很有希望获得这种自由，你爸是没文化的城市贫民，你就很可能没有这种自由），有的人还能真诚的相信“权利”二字，难道不觉得自相矛盾吗？
•   007，我是真的没有看懂你要说什么。。。。。。。。。或者我看不出你要说的和我这篇里面写的，有什么关系。。。。。。。。。。。。
•   圣人之后（《左传》吾闻将有达者孔丘圣人之后）说：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瓮牖绳枢之子（《过秦论》然陈涉瓮牖绳枢之子）说：王侯将相其有种乎。
  看法都差不多嘛~
•   我倒是觉得这本书挺值得看的，至少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做出的一种解释
•   太乙，我这篇东西就是想说他的解释有问题。按你这么讲，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值得看的。当然，我看了以后，做了自己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这本书的确挺值得看。但这值得不是那值得，你说是吧？
•   这书的确有论证不足的问题，图表也比较粗糙，部分原因可能是古代各种数据资料不够。《开放中的变迁》用同样的思路分析近代史就好很多，比较有说服力。
•   LZ說得客氣了。這本書簡直就是垃圾。
•   蒹葭，我是用一种客气的方式在说它是垃圾嘛：）
•   确实，就书而言，LS说的颇有几分道理。我读《兴盛与危机》也感受到作者眼光的狭隘。他探索的方法很好，但历史的史实掌握的有偏颇。
  但，我对LS对80年代探索的评论不敢苟同。80年代是个百废待兴的年代，知识分子希望找出中国落后的文化根源，迸发出很多想法，而且百无禁忌，即使结论有误，但其方法却值得思考，而他们探究本质而不停留在表面的态度，更值得欣赏。
  相比之下，虽然90后也了更多的资料和更开阔的视野，但是却更谈现象，就事论事，而不是去了解大背景的成因。这点恰恰是现在缺乏的。
  个人观点。
•   晕晕虎，我最后说的的确有些过头了，但也不是空洞的。举个例子。
  八十年代到底怎么样呢？法学界的人是这么说的——
  他们在05年左右回忆西南政法的时候，说氛围自由、学习气氛浓厚、感叹现在的教学不如以前了。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如今搞教学的，恰恰就是他们这些人。
  过了几年以后，讲法学三十年，又是这样一些人出来，著书立说，说我国法学在这三十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这些话，都是自相矛盾的。后来我去北大法律图书馆里看，八十年代的论文真的是惨不忍睹。所以，想了一圈之后，我只能说八十年代恐怕还是挺贫乏的。
•   其实，我认为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不过，我认为，80年代正如春秋，百无禁忌，百花齐放。勇于试错，然后才知道对，因为对历史，文化这些形而上的东西，本来就没有绝对真理。
  或许，正是有80年代的尝试，才有现在，因为有这样的发散，才有后来的聚焦。有些时候，正是门外汉开启了历史的转折。
  更进一步，我认为这是必须阶段。呵呵。
  我还是说，我对书中的观点不认可，但我蛮佩服作者的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力却是我们缺乏的。
•   lz不是门外汉，倒是说出个道道来，不要光破不立嘛！
•   在当时的背景下，此文的研究方法绝对是创新的。至于研究结论，本就是见仁见智的。
  或许本人学力有限，在解释中国传统社会稳定性这个问题上，还真没有见过出其右者。
•   楼主，如果您是一位欧美人士，你说这本书是垃圾我可以理解，但你在大陆说这本研究中国历史的书是垃圾，我觉得你未免太吊儿郎当了，在大陆这种多数历史书籍若同小说一般以及各种唯物史观意淫成风的情况下，这本书至少是入门者的好东西。作者虽然胃口太大，但毕竟这不是自然学科。
  我真心的希望您能推荐基本非垃圾历史书籍。
•   楼上，如果你是一位欧美人士，说这样的话，我可以理解，因为你可能对中国以及中文书籍一无所知，我也很乐意推荐几本我所知的好的历史书籍给你。如果你在大陆，是中国人，还说这样的话，我觉得你未免太吊儿郎当了。我真心地希望你，第一，不要低估小说，第二，不要无端端地看扁唯物史观。另外，用不唯物的史观，由和金观涛同期，或者比他早的中国人写的好书，真还挺多的。
  另外，我用他书中的话老老实实写读后感，我不认为我吊儿郎当。
•   其实我在看书的过程中就为作者的大胃口感到困惑和怀疑，因为能力有限，我就特别想看到相关的批判性文章。很高兴的看到你的批判，但当看到你淫笑的说出“蒹葭，我是用一种客气的方式在说它是垃圾嘛”时，我就觉得你不怎么靠谱了。你讲法科学者的各种矛盾，其实一点不矛盾，我就是个不合格的法科学生，但你讲的三点东西我都知晓。64之后确有转向，但批判的一直在批判，意淫的一直在意淫，只是猥琐程度不同，你不能单单把意淫的一批人拿出来。再说，大叔们说自己做了贡献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只要我们了解贡献的大小就好。
•   我可没有淫笑啊，我只同意这样的说法：如果把我写的这一大篇简单说成我认为这书垃圾，我可以不表态，我可以糊弄过去，仅此而已。
  另外，你说意淫的和批判的，我不太清楚具体所指，金观涛给我感觉属于意淫的批判，严格的批判，说老实话，我真的没怎么看到，太少太少了。
  另外，你说大叔们说自己做了贡献这句话，我也不同意的，这太不要脸了啊，自己说自己贡献大，多恶心啊
•   要不要脸是价值判断，做没做贡献是事实判断。。。不能一个把另个否定了。
  您真淫笑了，不信你看看你自己上面的留言~（开个玩笑）
  再一次表示很高兴看到你的文章。
•   我的意思是，如果八十年代所谓的启蒙就是比历史教科书好一点或者只是不搞所谓的出口必唯物，那也是很糟糕的。
  我能想到的，比如钱穆，比如王亚南，就都写得很好。八十年代不是一个出口必唯物的年代，在那些人的其他一些文章里，八十年代不还是一个号称比现在自由开放得多的时代么？有各种思潮，各种碰撞，非常活跃。他们的才干建立在把时代说得平庸的基础上，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   好吧，我邪恶的表示，多点如你一样的又反抗精神的人们把大叔们占据的资源和位置夺过来，好让我们年轻人有点出路。。。。
•   我的意思是，从事实上看，也没有什么贡献，不过是把读书做作出来而已，然后方便另外一些更加不读书的人做作。
  八十年代，那些走过文革的老先生许多都还在，他们的东西不比这些三脚猫的东西值得读？我认为值得读得多，但好像不是这样，等到九十年代、新世纪，那些老先生们慢慢都死掉了，哇，跳出来凑热闹感慨，我就想，你们这些当年的年轻人早都干嘛去了？
  你太客气啦，可我真的没有淫笑的！！！
•   你继续你的愤慨吧。。。我杯具的说，我刚大学毕业，而且我的兴趣不在专门搞学术。。我真没觉得着本书和你所谓的老先生的东西比起来是三脚猫。。。你也没必要把老先生推到神坛上去。我搜了一下你告诉我的王亚楠，发现他的一本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应该买来看。
•   从这篇文章看来，楼主比八十年代那帮人狂妄自大多了，为学还是谦虚些，多看看人家创新的东西，不要老盯着人家的错处不放。
•   @不是来看装B的：我还真觉得是三脚猫，比如王亚南的那本，明显比他的这个好太多了。另外，我不是愤慨，我用的可是咆哮体啊。
  @Coase：真的创新我自然是佩服的，而且会谦虚学习，而这种伪创新，我谦虚地读了，然后谈自己的想法，我想没有问题。另外，结尾说八十年代的人，我肯定不是全部都看不上，自然有好的，我也读，但像金观涛的这本书，我实在不认为是好的。你从这篇文章看出我狂妄自大，不晓得是怎么看出来的。
  如果你认为我对他的书理解有不对的地方，我很愿意听。
•   楼主说的挺好的啊，就事论事，金的观点和逻辑是有些粗糙。
  其实80年代的很多书都有这样的毛病。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开放性。
  和90以后的书明显不同。
•   @LC-4ever：但我认为，其实是无章法。九十年代以后的书，从译介的也好，自己写出来的也好，我读到的一些，至少是有嚼头的。
•   切，文章真酸
•   可能我读的书不多，研究中国历史的书，并作概括性论述的，我没找到可出其右的。诚然，作者探讨的是一个大问题，有时会失于考据与空泛，但其方法与治学的精神，却是现今当红学者所缺少的。
•   再读两遍，这事儿说了：
  作者说，那是因为他们有统一的信仰。信仰很吓人，但也很模糊，作者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信仰是如何建立、怎么贯彻的。作者只是说，在这个模糊信仰的支持下，这个官僚体系能够遏制庄园制的发展。可城堡总是从内部被攻破的，成也儒生，败也儒生，官僚地主就从他们中产生，从而导致了王朝覆灭，作者也没有分析这个信仰崩塌和重建的过程都是如何进行的。总之，一团糊涂。
•   楼主看书看得不仔细，理解得不深刻。大家不要被他骗了，应该仔细读读原著。
•   请批评金老师学术的看完他的所有著作在批评，谢谢
•   @liaojiheng：我又没有说他别的书写得如何，只是谈这本小册子的读后感，也谈不上什么批评，凭什么要读他的所有著作才能说呢？讲得不客气一点，这本小册子给我印象很不好，我已没什么兴趣找他别的书来读了。
•   @梁舜翔：都“失于考据与空泛”了，那么“方法与治学的精神”指的有什么呢？现今当红学者指谁？红与不红，我不在意的。
•   楼主，鉴于你的孤陋寡闻，我衷心地奉劝你先了解一下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这样你就会知道你所评论的书的伟大之处了。这样你就或许会知道，批评鲁迅写错字是多么无聊的一件事（我并不是说不应该批评），当别人都在批评他的思想的时候，只有小学生才会幸灾乐祸地指出鲁迅也写错别字……
•   当然，我不相信以楼主的心胸真的会去了解了三论后再来反驳我………
•   @乱箭射我：恶心人的话有什么值得反驳的？
•   楼主啊，你还真被我说中了……何必呢？我只是希望你看问题有所提高，你不想就算了…说我恶心你，俄，反正我主观上是不承认的。总之，视野开阔些总是好的吧？呵呵…
•   金观涛本来就不能算历史学家，他的研究更多近似于政治学.. (当然严格来说也不能被政治学家们认同，有点四不像)。我之所以说他的研究不能称之为历史学，主要还是因为金观涛的历史基础太差了，他的著作里往往是从“结论”到“结论”，一手史料很单薄，用句行话说，叫“以论代史”，这是行内不入流的写法。
  此外金观涛对海外汉学也很不熟悉，经常把人家老外学者的名字写错，经常用人家的英文直译，殊不知其实人家早就有自定汉名了。如在《兴盛与危机》的修订版中，K.A.Wittfogel应被译作大家广为熟知的“魏特夫”，但金观涛却硬是译作“威特弗格”... 还有同书有句“海瑞……1562年调北京任户部云南司主司”(社科文献版第28页)，其实这里的“云南司主司”应该是“云南司主事”。再有Mark Elvin的中文名叫“伊懋可”，但金观涛却依然译成“马克·艾雯”。
  紧接着就金观涛不能接收前沿的学科结论。如在同书中，金观涛依然错误地认为李约瑟当初的“(中国的)水排+风箱=(英国的)蒸汽机”。其实这个观点早就已经被学术界修正，但金观涛依然在引用... 并认为这是对的。
  或者我再一个例子，金观涛在近年的思想史讲座中，不断以汉代丞相翟方进自杀为例来说明。但殊不知台湾的张嘉凤与黄一农两位学者，早就利用现代天文学技术，回测出当初“荧惑守心”是天文官伪造，并对历史上这一重要事件作出全新诠释(参见“中国古代天文对政治的影响”，载台湾《清华学报》)。
  总而言之，如果真要给金观涛的著作或论文挑错，会挑出很来来。
•   接着我楼上的回复，我再赘述几句吧。harechan兄大可不用太介怀人家对你对金观涛的评价有微辞，其实想深一些，那些支持金观涛夫妇的多半都是圈外之人，他们本来就不熟悉正儿八经的史学研究是什么样的，对国内历史研究的印象也多半也停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史论战那时候。所以看到金观涛的书，看到那一句句恢弘的表达，会突然觉得金观涛很NB似的。其实也一切只因为他们读书太少，乃至于不晓得如何分辨好书和坏书。
  当然我并非说金观涛的著作就一点价值也没有，但实际价值肯定没有现在宣传得那么大。就以他的新著《观念史研究》来说吧。这书虽然没有《兴盛与危机》中那么多硬伤，但细究起来问题依然也不少。比如在书中，金观涛靠着有限的史料，却得出远超过它所能承载的结论。具体说来吧，虽然金观涛在书中自豪地说，他为了这项研究，建立了一个多达两亿多字的数据库。但如果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个数据库对于他所做的研究来说，依然太小了、太小了。很多当时重要的报刊，如《申报》，就没有放进数据库之中。试问缺乏《申报》的前提下，这种数据库式分析，结论能站得住脚吗?
  再有就是方法论上的问题。金观涛对当时部分报刊进行词频分析(即特定词汇的出现频率)。这种方法就好比，五十年后，人们拿现在2011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根据上面出现的词频，来判断现在2011年的社会是怎样子的。如果真这样做的话，毫无疑问，“科学发展观”、“H谐社会”将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组。但试问各位，大家真同意说“科学发展观”、“H谐社会”能真正代表现在吗? 金观涛做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研究。
  还有就是金观涛在新著《观念史研究》中，学术史爬梳严重不足，所用方法也带有很大局限。具体说来，比如书中有一章专门谈中国古代的“公”、“私”观念，金观涛就对已有中国“公”、“私”观念的研究不熟悉，连沟口雄三的大作都没有列入参考文献。在具体研究上，仅以流传至今的几部儒家经典上“公”、“私”出现的频率来判断“公”、“私”观的变迁。试问，这和拿《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的“词频变化”来判断中国社会主流观念的变迁有啥区别。连史料的能指和所指都厘清不了，又怎能做好相关研究。所得结论，也只能是张仲民说的“局部真实的观念史研究”。
  对于金观涛，实在是批评无力，因为真要计较起来，他很多著作、论文都是有问题的，这些问题光是列举，三天三夜都写不完。反正harechan你就想明白一点就好了，不是每个人都和你一样，有宽广的视野和批判的思维，有的人就喜欢人云亦云，他们就喜欢新奇的结论和方法。你要让他们和你站在同一水平高度，这有点强人所难。所以更多时候，harechan你只要知道你是对的，其他人是错的，并且有充分的依据，这就够了。别和他们玩了，再讲个三天三夜，他们只会继续觉得他们自己是对的，是harechan你强词夺理了。
  最后，harechan你真的很不容易，作为少数派在多数人的反对中坚持真理，是需要勇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