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一代

出版时间:2008-12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作者:潘鳴嘯  译者:歐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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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66年中國掀起文化大革命,學校停課,城鎮中學生先「鬧革命」,當紅衛兵,後被遣送到農村去。統計1968至1980年間,大約有一千七百萬人。這場有組織的重要人口遷移,是一場徹底的政治運動,名為「上山下鄉運動」。在世界或在中國來看,都是史無前例的。這場運動對整整這一代城鎮青年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僅打亂了他們的生活秩序,使他們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而且影響到他們的家庭,以及整個城市社會,甚至農村社會。因此,這整一代人可以被稱作「失落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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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揭示發起這場運動的領導人的公開或隱蔽的動機,與他們為達到目的所使用的手法,同時分析他們的這些決定在整個社會上引致的後果。此外,本書探討了下鄉運動進行了二十多年,包括文革前小規模的運動,為何會在1980年突然壽終正寢,並且研究這場運動在中國社會、政治及經濟上留下了什麽印記,以及它在中國當代歷史上應該佔一個什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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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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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對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作了全方位研究,指出其動因不僅在經濟人口方面,也在政治方面,論述之廣泛,分析之深入,構成了當代中國史研究重要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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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漁,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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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以翔實的資料及充分的論據闡釋了當年發生的令人心寒的歷史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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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é Laliberté, China 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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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雖為一重要事件,但卻遠不如紅衛兵造反那樣廣為人知。如今,潘鳴嘯終於為我們完成了一本含有確鑿證據的學術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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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ien Bianco, China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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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這部巨作匯集了與經歷過那悲慘時期的各路英雄的面談紀錄,對紛繁雜陳的中國資料抽絲剝繭尋根究底,經過長期醞釀,最終給我們清晰地勾畫出毛的文化革命的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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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e-Claire Bergère, Vingtième Siècle

作者简介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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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鳴嘯(Michel Bonnin),法國漢學家,先後在巴黎獲哲學學士學位、中國語言與文化碩士學位及歷史博士學位,現於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中國當代史,主要研究範圍為當代中國社會的各種問題:民主運動、就業、民工等,並對中國政治制度進行探討。九十年代初,潘氏出任在香港成立並由法國政府資助的法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創辦雜誌《神州展望》法語版及英語版。早在七十年代他就開始進行有關中國知青下鄉運動的研究,在多種法文或中文刊物上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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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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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因(Annie Au-Yeung),早年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後獲法國語言學博士學位。長年從事法漢雙語教學、翻譯及語言研究工作,1998年榮獲法國政府為表彰她的貢獻而授予的國家一級教育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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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47条)

 
 

  •     文学不同于历史,而糟糕的文学却每每与流行历史叙述暗通款曲。子曰:文胜质则史。缺少了诚质的文学近似于粉饰太平的策祝史述,如果文学作者不能从裹胁时代的历史观中挣脱出来,如果他不能对历史有诚实自省的洞见,就必然成为流行历史叙述的奴仆,而随后唯一的差异只在于,他是顺从的奴仆还是反抗的奴仆。
      
      从这个意义上,法国学者潘鸣啸的史著《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在清理一个时代的历史叙述的同时,也无意中就知青文学乃至更广阔意义上的中国当代文学,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审视的角度。作者在《引言》部分交代资料来源,其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直接资料来源,便是海内外公开发表过的涉及这段历史的文学作品,“当然,想在社会科学上利用文学材料,必须将真实与文学手法分得一清二楚。在中国还得分辨是否属于宣传。即使在1978年之后,‘为了说出一句真话,有时候只好用一句假话来铺垫啊’(刘心武语),其实,当熟悉了中国革命时期文学的那老一套陈词滥调的时候,就很容易从作品中剔出为迎合某些不得已的公式套话而写的那些篇章或段落……总体上,我认为那些作品中描绘的下乡运动和从采访中得到的印象大致吻合,因而就肯定了我已经获知的确实是无有虚假”。这似乎让我想起切斯特顿的妙语,“一本书作为书籍越不诚实,那它作为公开的纪实小说就越诚实”。
      
      作为一个浸淫于法国史学传统的历史学者,潘鸣啸的志向并非在于揭示历史的所谓真相,而是重新构拟和理解这场运动发生的动机、发展的逻辑,以及其欲达到效果与实际后果的偏离。他最终和盘托给我们的,是一个深渊,一个绝大多数亲身经历过这场运动的当代文学作者都无力正视的深渊。
      
      这深渊首先是属名的。
      
      从常识的观点来看,言辞的发明,是为先于它存在的思维和事实提供了表达方法,但现代语言学开始质疑这种常识,他们认为,言辞不仅是用来命名的,它也一直在生成自己的范畴,决定那些言辞使用者的思维,并悄悄改变着它所指代的名。
      
      在作者看来,类似“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十年文革”之类的流行历史表述,多少都是与历史原貌不相符合的,但这种不相符合,其实正是刻意为之的,是一种深谙言辞力量的政治诉求。“上山下乡”的原始表述,是“下乡上山”,是“指把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地区去”,日后,“将两个词语掉过来说,并不真的意味着要把下乡发展到高山上去,可能政府当局想借此突出运动的光荣高尚的英雄性质,同时也可以让那既不好听又不得人心的‘下’不那么刺耳。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都是使用‘下乡运动’”;至于“知识青年”,实际意味也没有这个名词本身那么光鲜,它“根据中国官方规定的标准翻译,英文是‘educated youth’,法文是有点儿别扭的‘jeunes instruits’。这已经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专用词语,非指有知识的青年总体,仅指那些去了农村安家落户的,或者即将成行的。这是一个多么绝妙的言辞生硬的政治宣传术语实例”;更关键的“十年文革”的说法,按照作者的论证,也是不能成立的,“假使说‘文化大革命’有所指,那只能是从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这一大约三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暴力斗争导致了政府体系的部分崩溃,最后在中共九大上重新建立了一个新政府,这次大会正式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就是说结束了)……20世纪70年代,老百姓未曾认可这种偷天换日的转义。受访者们主动跟我说他们是‘文化大革命’后下乡的,这显然不是指‘1976年之后’,而是‘从1968年底起’”。
      
      种种言辞的戏法,可以被权力用来重构历史,这并不奇怪,因为历史叙述原本就和权力息息相关,但奇怪的是,几代以言辞为生的文学写作者竟然也默默接受此种历史对于文学的殖民,他们抛弃了文学的一个最重要职责,即利用言辞,对旧有言辞所生成的大众思维习惯乃至意识形态范畴进行消解和重建。通过历史叙述,权力希望最终交付给大众的思想尽可能地简单、清晰而有条理,而文学一直在企图恢复这个世界原本的多样性、可能性、复杂性以及困难性,这不意味着文学作者要首先成为智者或哲人,只意味着他要诚实,只要他足够诚实,他就自然会在亨利•詹姆斯所谓“未经整理的生活”中与这些多样性、可能性、复杂性以及困难性相遇。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知青文学的大多数作者都不足够诚实,当然,或许唯有不足够诚实的人才得以被赐予在这个时代公开写作的空间。
      
      其次,潘鸣啸交付给我们的深渊,是属人的。
      
      在书的第一部分,他探讨这场运动的动机。“为什么1968年底再度大张旗鼓地推行贯彻下放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政策?为什么采取群众运动的形式并涉及绝大多数十五岁以上还未参加社会工作的城镇青年?由此出现了众多问题之后为什么这场运动依然持续了十几年?”这些追问让人隐约想起福尔摩斯,对于犯罪动机的执拗考察帮助他圈定最终的罪犯。但相较于一场自上发起的席卷一千七百万人的政治运动,小说中的连环杀人案至少在动机层面,显得相当之小儿科。
      
      按照潘鸣啸的研究,“这场运动主要有四个动机,又可分为三大类: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消除社会分工和三大差别);政治动机(降伏红卫兵以恢复秩序及强化毛泽东的领袖魅力);社会经济动机,一为积极的(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另一为消极的(限制城市人口增长和解决失业问题)”。这些动机,有的在当时就被公开表述,有的则长期不为人所知,目睹作者对那些隐匿动机的搜抉辨析,会令人有毛骨悚然之感,但其实人类社会一直便是如此,一直都是通过讲述一部分真实来隐瞒其他的真实。一个普通人做一件小事的动机,和一个庞大集体发起剧烈运动的动机,可以拥有同等程度的复杂和暧昧,一滴水的深度并不亚于一个海洋,理解了这一点,才算是理解何谓文学,文学就是要正视和理解这种人性共有的复杂与暧昧,无论它来自一个卑微者抑或一个强大的集体,而并非以某种势利的姿态在受欺、自欺与欺人之间左冲右突。
      
      以这本史著呈现出来的、对复杂人类境遇的洞见,来衡量当代中国文学相关的表达,会令人觉得无比沮丧。在十七年文学乃至其后很多年的文学作品中,世界一般是由好坏两种人组成的,偶尔由三种人组成,好人、坏人以及好坏参半的人。好人知道自己是好人,坏人也知道自己是坏人,都无趣得很,所谓小说表现人性,重点就是表现第三种好坏参半的人。这种人很纠结,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完成向着好人的那一跃,所以就需要小说家设置一些极端情节,比如亲爱者的死亡,来逼迫他们做出选择,这种选择,被称作人性。这种对人性的认识,虽然看似复杂辩证,但依旧不自觉地深深依附于旧有的革命战争文学的二元对立模式,战胜一方的权力机构通过这种二元对立模式先验地确立好和坏的标准,文学的作用只是为了将这种标准形象化地推行给民众,只是慢慢地,民众也许会产生一些怀疑,世界真的是这样二元对立、非黑即白吗,有没有更复杂真实的人性?我记得当年在黑白电视和彩色电视的交替时期,会有聪明的厂家生产一种廉价的电视彩膜,蒙在电视屏幕上,产生一种红红绿绿的彩电效果,很是流行过一阵子。那第三种好坏参半的人,就好比廉价的彩膜,它看似通向彩色电视的世界,事实上依旧是黑白电视时代的附庸,用虚假僵化的彩色来产生一种自欺欺人的幻觉,只不过,倘若一直看不到真实的彩色,多数人似乎也的确会愿意,暂时选择这样的代用品。
      
      “于是当我们以教育、提高别人为幌子进行着话语的蒙骗时,我们先已不自觉地蒙骗着自己,对那些更为聪明的人来说,事实上也就是先要伪装自己——用自己笔下的好人把自己伪装成好人。当国家权力一再以自身为目的而采取行动时,我们也就以国家利益的名义伪装着自己,在国家利益与自己的利益完全一致的幌子下采取着以自身为目的的行动”(陈家琪《沉默的视野》)。
      
      在书末的“总结”部分中,潘鸣啸谈到“思想改造”乃至“以德甄选”制度对整整一代人的心性的毁坏,这是比肉身的伤害更为可怕,因为它会波及随后的好几代人身上。“根据马克思•韦伯,在战争及革命的非常时期里,个人行为的意义和真诚是比较容易判断的。除了这种情况,魅力领袖的专制制度(建立在‘道德’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出身和能力基础上)智慧鼓励人们虚伪、保守、告密……大多数情况下全都是心口不一的两面派……事实就证明了那些起带头作用的最先进的积极分子通常是最早离开农村的,因此这项以德甄选的政策只能导致全面感染愤世嫉俗的犬儒病……”
      
      潘鸣啸用“失落的一代”来指称这一代经历过上山下山运动的知青,这个词更流行的译法是“迷惘的一代”,被格鲁泰德•斯坦因用来称呼海明威那一代经历过一战的青年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失落的一代”的译法,似乎更侧重他们丢失掉的,而非强调他们对于未来的诉求。“这失落的一代已经完全失去了幻想,也不再信守。他们曾经被美丽的言词所欺骗,又为自己的天真轻信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现在他们得亲眼见到才会相信,当然还得要他们愿意去相信。”
      
      在这个意义上,“失落的一代”的称谓倒算名副其实,他们失落的,不仅仅是理想和青春。在“沉默的大多数”之外,他们中间最终只剩下两种人长久地活跃,伪善者和愤世者。
      
      (原刊于《上海文化》2013年十一月号)
  •     知青上山下乡,就像现在的农民工进城,都是一场剩余劳动力的大转移,但为什么当下农民工进城能够创造理想效果,而知青上山下乡却效果不理想?
      一、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互作用,但对两个世界的改造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主观世界虽然存在一种顿悟的可能,但真正让主观世界作用于客观世界,并达到期望的目标,需要制度的配合,提供合适的环境,需要主观世界能够自由发挥积极作用,针对特定的客观世界而去学习和掌握改造客观世界的知识和方法。知青运动效果的不理想,有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制度和环境支持知青们去达成真正改造客观世界的目标。缺乏制度和环境,片面的强调主观和客观的互动和相互改造,只能是一场表演式的胡闹。
      二、劳动创造财富,但财富的创造存在生产可能性边界和边际成本的问题。在产业结构中,农业比之工业是一种低效和边际成本较高的产业,放弃工业,而将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到农业中无疑是一种资源配置的错误,和对资源的极大浪费。
      
  •      与书中的一代相比,LOSER我很庆幸没有被强奸意志。
       中国贵族的意志从来没有强奸过,一直都是走后门。可怜的便是屌丝,包括中产的屌丝。
       第九章写到知青女青年的父母打倒流落外地,自己下乡下嫁于农民。这就是太年轻,对于世界的残暴黑暗认识不清。“活着”里以前中国谈恋爱真是看看眼,男人肯补个瓦便是极好的了。“当国外还在思考怎么取得男女之间的竞争平等,我国却是人权问题。”呵呵,什么泡妞守则,情感来信,在我国只是玩笑。我国的男女还在私人财产上费尽心力。
       我国的农民么,男人爱赌爱打麻将,不求上进。“他们心胸狭窄,斤斤计较,老想自己得到什么好处”,屌丝男是不会把女人看做人,女人只是私有财产,结婚生孩子一万年不变,最好还是几房几室等着被艹,请看大红灯笼高高挂。这样的男人,高中听着等你有钱了,几吨的处女膜等你艹,长大后便变成衣冠禽兽。苦过头的中年壮男么,等到花花世界一出现,就像“千与千寻”的爸妈变成了猪。
       书里写到腊肉就是药家鑫他爸。陶瓷锅是不会把别人当人看。GAY娶女人结婚传代,女人只有艹与孩子,文革做牛棚给知青住——总之别人就不是人,不把他人当生命尊重。 我们不会给乞丐一杯水,没赶出门就不错了。却YY资本家的丑恶嘴脸,深怕自己不得权。
      
       少女啊,记住这个世界的幻象强奸你的肉体,肾上腺素的年轻,但强奸不了真金白银和真相。
  •     本书确实给读者提供了知青一代人的生存状况,这是一个国家的悲剧,造成了人才的断层也泯灭了一代人的青春。粗俗的讲法,当时所谓的消灭三大差别就等于一开始有人吃屎有人吃饭,然后强行让吃饭的人吃屎,造成所谓的平等真的显得非常廉价。所谓的政治挂帅,事实不过是为了满足某个人对于权力的欲望。集体化运动,反右XXX,以致于XX十年,对于满腔狂热的乌合之众被别有用心的利用,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后果。
      然而,就本书而言,作者所引用的材料多来源于文学作品,作品所具有的说服力并不强。而作者对于文革的界定,也并不敢苟同,因为作者仅就简单几句领导人的话语就此界定,难免有失偏颇。
      也许对于华人以至国外学者对于中国的研究来说,由于其并没有深处其境,虽然有时独到,但是也要保留一种对于“望文生义”的怀疑。
  •      这是一篇迟到的书评,但还是要感谢@法星社陈烨的赠书活动。法星社网络读书会让更多爱读书的学生读到了更多的好书,是特别有意义的活动。
       法国汉学家潘鸣啸先生所著的《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是一本对中国上山下乡运动进行比较全方位研究的论著。作者首先分析了上山下乡的动机,以三大动机概论:意识形态动机、政治动机和社会经济动机。意识形态动机,具体指改造青年及消除社会分工;政治动机,主要是指恢复秩序及强化毛泽东的领袖魅力;社会经济动机,则是强调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的同时,要限制城市人口的增长和解决失业问题。
       阅读完这本书,我思考着上山下乡运动的阴魂是否还在神州大地的上空远远徘徊着?上山下乡运动虽然过去了三十多年,但我国政权组织未变,政党统治意识也未发生实质变化,那上山下乡运动是否没有完全消失,可能正在以一种更隐蔽更为大众所易接受的形式开展着?从动机来说,上山下乡运动开展的意识形态动机和政治动机是那个时代所特有,时过境迁,具有不可复制性,而社会经济动机则是到现在也有其存在的理由,因为农村和边疆的经济发展依然落后,城市化进程还比较缓慢,贫富差距的出现,使得城乡差距进一步加大;另一方面,城市人口的增长和失业问题依然严重,甚至比三十几年前更为严峻。那么,国家为了解决这种类似的问题,会采取什么措施呢?在三十几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酝酿了一场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运动,解决了两个问题 :一是城市人口过于集中或城市里人对于机遇的追求与可得的机会不成比例的问题;二是乡村远远落后于城市的现实的问题。因为如果将城市过剩的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输往农村转变为“有文化的新农民”。既解决了人口分布的失衡又缓解了人力资源配置的失衡,同时也改变了农村落后的境况。可谓一举多得。
       而将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输往农村,这一举措,到现在也正在实施着,但早已不是打着上山下乡的旗号,而换之“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等等。与上山下乡最具可对比性的要数“三支一扶”计划,该计划是2006年2月25日,各部门联合组织开展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三支一扶”计划的口号是“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上山下乡的口号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运动,不一样的口号,而其出发点和精神确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仔细对比,这两者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也有着很多不一样的内容。
       一样的广阔天地,不一样的大有作为。
       首先,在计划落实方面,上山下乡要求所有适龄青年除了当兵以外,基本上都属于征召范围,而且从1968年开始采取的是强制性的,在原则上成为固定不变的政策;“三支一扶”计划采取的是公开招募、自愿报名、组织选拔、统一派遣的方式,从2006年起连续5年,每年招募2万名左右高校毕业生,主要安排到乡镇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
       其次,在服务时限方面的规定,上山下乡提倡的是永远扎根,要求“插队落户”成为“社会主义新型农民”;“三支一扶”计划工作时间一般为2年,工作期间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工作期满后,自主择业,择业期间享受一定的政策优惠。
       最后,最大的不同是在就业服务及政策方面,上山下乡期初是要求落户扎根,只是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后来慢慢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但大部分知青则永远失去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他们在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中更是首当其冲,由于被工作单位裁减而失业;而现今是将着眼点放到了大学毕业生的身上,并颁布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大学生毕业生支援农村建设。据调查,大学生村官最吸引大学生的一点当属考公务员加分的优惠政策了。而“三支一扶”计划对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大学生,颁发由人事部统一印制的《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服务证书》,作为服务期满后享受相关就业优惠政策的依据。例如:①相关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应拿出不低于40%的比例,聘用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高校毕业生,在同等条件下要优先聘用“三支一扶”大学生。②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三支一扶”大学生,根据本人意愿可以回到原籍或到其他地区工作,凡落实了接收单位的,接收单位所在地区应准予落户。③进入国有企事业单位时,由接收单位按照所任职务比照同等条件人员确定其职务工资标准,其服务期限计算为工龄,在今后晋升中高级职称时,同等条件下优先评定等。
       这样的优惠政策使得“三支一扶”计划在社会分层差距加大的情境下,少数贫寒子弟想通过这样“曲线救国”的方式增加自身向上层级流动的砝码,而等到他们完成了“三支一扶”计划,想得到优惠政策的庇佑时(例如,2010年起取消了对“三支一扶”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大学生考研加分优惠政策),才会茫然的发现国家政策不稳定性,使得贫寒子弟向上阶层流动的追求永远赶不上社会层级的差距扩大化。就像当年的上山下乡一样,有背景有后台的可以通过各种关系先上山下乡,先选择下乡地点,先回城,先上大学,先稳定工作……
       一样的广阔天地,不一样的大有作为,而结局似乎回到了原点。
       (这本书对上山下乡运动做了比较详尽的论述,对这一运动也花了颇多心思研究,但全书在编排上有些许不合理,洋洋洒洒通篇论述,印刷排版文字也过于密集,阅读起来略显疲惫。对上山下乡运动需要进一步了解的爱好者,也可参看托马斯·伯恩斯坦的《上山下乡:中国青年从城市到农村的转移》或托马斯·沙平的《中国青年的下乡运动:1955-1980》,同样精彩。)
      
  •       很感谢法星社让我接触到了《失落的一代》这本书,让我这个90后透过这本书中的文字更深刻地去了解上山下乡的那一代人的生活以及那个时代那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当拿到这本书时,我惊诧于这本书的作者居然是一位法国人,他对于中国那段历史的了解真的很深刻,这不禁也给予我一个很大的冲击,让我在不敢去亵渎这一切。
        《失落的一代》主要是关于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资料的整理记录,作者通过对中国“知青学”的研究之后而作成此书。在我的心灵和脑海中,提及上山下乡,也只是与阿姨舅舅曾经参加过此次运动,他们曾被参加农村劳动,在其中度过几年这样肤浅的想法和记忆罢了。《失落的一代》便向我们讲解了当时的人为什么会去参加上山下乡运动,参加运动期间主要做些什么,这场运动对于当时的社会以及现在的社会的后果及影响等等。在苏联出现修正主义以后,毛泽东同志认为:要严格的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以及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复辟,捍卫初生的新中国的文化,于是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上山下乡运动就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毛主席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中国政府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据统计,自 1968年至1980年期间,大约1700万城镇中学生被下放到农村,他们曾被最高领袖誉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在一个“归根到底属于你们”的世界里,浩浩荡荡的脱离学业,走向农业。
        通过阅读,我了解到作者提出这场运动的动机有:一是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及消除社会分工;二是政治动机,恢复秩序及强化毛泽东的领袖魅力;三是社会经济动机,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的同时,限制城市人口的增长和解决失业问题。 从这场运动的结果来看,一些知青的确是给农村带去新的发展模式,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出了自己的一份力,因为知青大量涌入农村,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和减缓了人口增长的趋势。同时,许多知青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一些成就,如史铁生、梁晓声、叶辛等都成为了作家,以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作品,但是,其中也有大量知青回归城市之后出现就业困难,因为缺少了教育而使他们的就业也丧失了竞争力,同时在知青们下乡期间,官场政治的一些潜规则不得不给某些人设置了门槛,让大家太早接触了社会,深受条条框框的限制,影响了社会的风气。与此同时,知青涌入农村,城市缺乏劳动力,发展速度大大减缓,贫瘠的农村在前所未有的户籍制度和统购统销制度下更加度日艰难,整个国家发展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远,从而影响了整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提高。
        虽然一些知青在那次运动后会有所成就,并时刻在“忆苦思甜”,可是在那个年代里,他们的青春时光与受教育的好时光被虚抛于那片泥土地上,失去受高等教育,提升修养与个人才能的机会的同时,也让自己的年轻资本被耗尽,无法充分利用,同时祖国的发展也受限,城市进程的缓慢给国家的繁荣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挠。失落的一代在所谓的“乌托邦思想”的实现进程中成长着,可最终却得在失落中度过余生,承受着这场运动所带来的“影响”。
        
  •     春节假期中很无意发现此书,封面很淳朴,五六十年代很常见的革命招贴画形式,内容是文革,按理说也不是新题材,国内有大量文革伤痕文学的存在,但是这本书有两点比较吸引我,一是作者是个法国老学究,通过一个老外的眼睛来看中国土生土长的文化大革命,可能会有点不同的东西。二是通过目录发现本书更像是报告文学或者研究性论文,而不是小说,从这个角度看国内研究性文章很少,所以就花了一天半的时间将此书看完,受益匪浅。
      国内至今对文革基本就是用十年浩劫来定论,至于怎么引起的,怎么发展和结束的,已经未来怎么来避免,至少我接触的比较少。这本书从动机以及发展轨迹上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脉络,无论是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对文革动机的分析,还是对其演变进行的分析以及对文革中各个侧面尤其是知青面对的各种困难和社会对上山下乡的反应和逃避所引起的种种现象作了全方位的阐述,逻辑上严谨,观点上犀利,是本好书。
      - 2013.2.17@西安
  •     以史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都不希望这种悲剧再发生,而怎样才能避免呢?提高思想只能通过教育及实践思考,通过一代代的教育让迷惑的人们学会独立思考,而教育这种国民教育只有制度保障才能实行,于是制度才是最关键的。其实一切问题归根都是制度问题,制度不提高,一切都枉然,幸好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制度改革。
       但本书的出版很令我欣喜,尤其是看到最后一段那些字的时候,让我对以后有着信心,我是全力支持改革的人,不希望有任何人的生命因为一些缘由而逝去,比叛国罪更严重的是杀人罪。
       任何一个伟大的建筑都是由一石一木堆积而成,为了美好的未来,我们又何妨做那一石一木呢?
       最后感谢法新社免费提高书籍,好人一生平安^_^
  •     《失落的一代》让我失落了一个礼拜,一方面是强大的信息量,一方面是我了解到了历史的残酷和人的无奈。
      我认真看了的部分是【引言】、【第三部分:上山下乡生活实录】、【总结:历史上的“运动”】,提纲挈领的目录只是大致了解了。
      身为一个标准的文艺青年,我对当年的知青们的精神世界很感兴趣,因为我喜欢的一些作家正是经历了那个时代的知青:他们有着揭露现实的悲怆语调,但最后的姿态总会是积极的。我想了解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以及他们是怎样锤炼出自己强大的内心。
      
      因为我文青特质明显,生性敏感容易受人影响,虽然在人们面前斗志昂扬积极阳光,但同时也比较情绪化。由于高考失利,我进入大学后有点妄自菲薄和自怨自艾,总害怕担心自己的抱负限制在了这个学习氛围不太够(但是在其专业领域很不错)的学校。于是我一方面积极抓住机会表现自己,期待优秀的自己能出类拔萃,另一面感觉自己与四周无法融合,有意无意地保持了距离。
      每每在我情绪低潮,怀疑自己,动摇信念的时候,我总会幸运地遇到能让我振作,打通我经脉,排清淤血的书籍、电影或者话语。于是,重新认识了自己,再次上路。然后某天,我遇到了舒婷,遇到了“朦胧诗派”,以及那群有着特殊体悟的知青们。
      
      我视“朦胧诗人”为 窝心的知己和心灵的榜样。
      
      知青的故事发生在我爸妈出生的那段年月。知青们当时正是与我现在差不多的年纪,二十左右,满腔热血,对生活充满理想主义的热情,希望通过一己之力为社会进步做贡献。
      书中提到了许多政策上的黑暗和欺骗,以及让我痛心的“当革命热情面对残酷的现实”。“多少年轻人在地球的这一小块地方,徒然地刻着无用的人工痕迹。”“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那种被放逐的失望和恐惧感,光是通过文字都足以让我好几次落下泪来,满是心疼。
      我不在这里不去探究当时的历史决策细节,历史只是历史,我关注历史中的人和他们留下的。
      
      舒婷在文革后,1982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双桅船》中,回忆知青生活说:“我凝视着远山的轮廓,心想,十二月革命党人在走向流放地时一定不哭的。我要在那里上完高尔基的《大学》。生活不断教训我的天真。然而这人间大学给予我的知识远远胜过任何挂匾的学院。……我曾经发誓要写一部艾芜的《南行记》那样的东西,为被牺牲的整整一代人作证。”于是,舒婷在插队期间认真地记日记,摘抄各种中外诗人的作品,有意识地去寻找各种各样的书来读。
      
      舒婷的作品我都有读过,现分享两首诗。
      《悼——纪念一位被迫害致死的老诗人》:
      请你把没走完的路,指给我
      让我从你的终点出发
      请你把刚写完的歌,交给我
      我要一路播种火花
      你已渐次埋葬了破碎的梦
      受伤的心和被损害的年华
      但你为自由所充实的声音,决不会
      因生命的消亡而喑哑
      在你长逝的地方,泥土掩埋的
      不是一副锁着镣铐的骨架
      就像可怜的大地母亲,她含泪收容的
      那无数屈辱和谋杀
      从这里要长出一棵大树
      一座高耸的路标
      朝你渴望的方向
      朝你追求的远方伸展枝丫
      
      《这也是一切》(完整)  
      不是一切大树
      都被风暴折断;
      不是一切种子
      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
      不是一切真情
      都流失在人心的沙漠里;
      不是一切梦想
      都甘愿被折掉翅膀。
      不,不是一切
      都像你说的那样,
      不是一切火焰
      都只燃烧自己
      而不把别人照亮;
      不是一切星星
      都仅指示黑暗
      而不报告曙光;
      不是一切歌声
      都只掠过耳旁
      而不留在心上。
      不,不是一切
      都像你说的那样!
      不是一切呼吁都没有回响;
      不是一切失却都无法补偿;
      不是一切深渊都是灭亡;
      不是一切灭亡都覆盖在弱者头上;
      不是一切心灵
      都可以踩在脚下,烂在泥里;
      不是一切后果都是眼泪血印,
      而不展现欢容。
      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
      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 
      希望,而且为它斗争,  
      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
      
      你可以感受到“朦胧诗派”的主要特征:找寻个我生命经验和群体情愫的契合,现实感伤,情志追怀,理想诉求,结尾总是一个给人以希望的姿势。
      
      
      和舒婷一样,我很注重我的精神世界,一直摘抄好的观点和句子,有意识地寻找和邂逅各种类型的书,并从高中开始坚持写日记,让自己有所记录有所期待。
      
      张承志也是一个我欣赏的作家,书中有引用他的一句话:“无论我们曾有过怎样触目惊心的创伤,怎样被打乱了生活的步伐和秩序,怎样不得不时至今日还感叹青春;我仍然认为,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一代,我们是幸福的人。”
      我一边叹息一边羡慕知青们的经历,知青们在动荡的年代,学会了区分幻想和现实,学会了辩证看待事物,了解了现实,找回了真实的自我。
      
      他们是失落的一代,他们是迷惘的一代,他们是思考的一代,我称呼知青们为自省的一代。
      他们更是值得我们珍惜和反思的一代,他们身上沉淀下来的许多宝贵精神和体悟永远不会过时,那些诗歌、小说、文字不正是激励了像我这样的人吗?
      
      没有人能帮助你,尤其是在现实环境恶劣失望,并且这种糟糕的日子还不知何时会结束之时,人需要盼头,华丽的说法是信仰。
      阅读和写作对知青们来说是一种寄托和自我救赎,因为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是不会受到玷污的,是能让人熬下去的一片净土,同时这些文字能记录下自己的心路历程,可待日后回味这时光酿造。
      
      你还记不记得,中学时背诵过的一首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这也是上大学后对我有帮助的“振作剂”,上个月在给爸妈的家书中有抄写下来,现与你分享: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   
      一切都将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   
      就会成为亲切的怀念。
      
      那些坚持到最后的你们,那些在中途放弃了的他们,以及现在或迷惘或沮丧的我们,听好了:“那些让你痛苦的事情,总有一天,你会笑着说出来。”
      
      时间自会过去,熬至滴水成珠。
      
  •     首先感谢 @法星社陈烨 的赠书,以下是我一点浅薄的理解,算不上书评。
      
      《失落的一代》,这个书名来概括上山下乡那一代十分精妙。这些知青们丧失了继续求学的机会,很多人也许一辈子都背井离乡生活在农村再也回不去了。如标题一样,上山下乡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不曾了解的,在它之前有大跃进,之间有文革,似乎都令我忽略这一段历史,当然光靠学校的历史书你是不可能如实了解的。
      
       之前对知青没什么理解,昨天和菜头一个微博,大约是他和朋友吃饭,谈起各自家乡的知青,都觉得他们打小孩子打的特别凶残,根本不像是从上海这种大城市过来的人,突然明白了,他们其实并不高兴跟在他们一起。的确,至1980年底,还有10%的知青滞留在农村,他们并不是不想回去,政府拒绝给他们安排城市户口,又不安排工作,他们迫不得已。
      
      说起来作者总结上山下乡的动机,他说意识形态动机和政治动机,其实无非是洗脑愚民(还有我始终搞不懂毛泽东为什么对于知识分子有一种敌对的情绪),加强毛泽东“魅力领袖”式的威权而已(可参考朝鲜),同时也想摆脱了那些如定时炸弹般的红卫兵。。当然还有发展农村及边疆,解决城市人口过剩这些动机。但是可笑的是,在浩浩荡荡下乡之后,城市缺少劳动力,所以大量农民同时也迁入城市,作者调查在1966-1976年迁入的农民几等于下乡的知青。
      
      读了这本书,对于知青,感到很沉重,我无法想象被逼着离开父母,到千里之外,陌生贫瘠的地方生活,即便他们大多人之中被洗了脑,满怀各种抱负,可是到了农村,看到落后的条件,或许也会害怕吧(其实知青的悲惨远不止我写的这样)。王小波曾这样说过:“假如要我举出一生最善良的时刻,那我就要举出我刚当知青时,当时我一心要解放全人类,丝毫也没有想到我自己。同时我也要承认,当时我也蠢的很。”
      
      无法去细说这场运动背后各种政治因素,可是就是因为这些因素耽误了一代人,你根本发现不了这场运动带来什么利益,有的,只是那一代人的集体回忆罢了。
      
      关于这本书,其实作者收集的材料非常多,内容很详实,但是说实话很枯燥,似乎作者的的编排也有些杂乱。
      还有作为一个学平面的,封面用的是插画,构图排版是没问题,但是为什么插画左下的麦田要处理成黑白的?书名旁,插画明显被切的一半有点突兀。
  •      机缘巧合,这学期来,在微博上结识了@法星社陈烨 ,了解到法星社这个平台,很进步,很强大,给了我很大启发。这一期网络读书会,读的书是法国汉学家潘鸣啸(Michel Bonnin)的《失落的一代》。看到书名就很感兴趣,随手转发后居然惊喜地获得了赠书。因此,在动笔写读书小感之前,先要谢谢潘鸣啸老师和@法星社陈烨 。
      
      
      
       “美丽的西双版纳/留不住我的爸爸/上海那么大/有没有我的家/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剩下我自己/好像是多余的。”这是一首歌的歌词,歌名叫做《哪里有我的家》,是1994年依据叶辛同名小说改编的大陆电视剧《孽债》的主题曲。记得小学时候,母亲常看这部电视剧。我也偶尔凑到一旁,什么都看不懂,却记下了“知青”这个词,和不断重复的主题曲。
       大概初中时候,在一次和父母的谈话中,无意得知,父亲曾在1969年下乡插队(父亲生于1952年)。我问什么是“上山下乡”,父亲说,就是去农村和农民一起种地。母亲说,你阿娘(第三声,上海话奶奶的意思)知道你爸要下乡的那天一整夜没睡。当时的我没理解阿娘为什么一夜没睡,也没多问。聊着聊着,就聊到其他话题了。
       大学教世界现代史的老师姓王,喜欢比上课时间提早很多到教室里跟我们拉呱(聊天)。王老师常说,那几年上山下乡,在农田里干活,特别辛苦。当地农民干活干一会儿,就停下来,抽颗烟。喔,原来会抽烟的话就有借口可以休息,于是也学着抽烟,一抽就是几十年。
       以上就是曾经的我,对于“上山下乡”,对于“知青”,仅有的印象。这段历史距离我们这一辈人尚不遥远,却已经太过陌生。
      
      
      
       除去引言,全书共分作五个部分:动机、上山下乡运动的始与终、上山下乡生活实录、社会上的抵制、总结。书中对发起运动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牵引出运动发展始与终这条宏大却清晰的线索,有对于知青生活的具体描述,也为整个运动作出了全方位总结。可以说,全书是对1968-1980年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作出的全面的描述与解释。我将不赘述每个部分的主体内容,只谈让我感受特别深刻的几点。
      
       他是一个法国学者。
       我一直坚信,只有在了解历史真相的基础上,民众才能逐步觉醒,而民众觉醒,对于此刻我们的祖国,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但令人悲哀的是,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当代史,尤其是建国至今的这段历史,很多真相并未公开。不仅民众缺失了解真相的渠道,就连学者也较少触碰这部分课题。如潘鸣啸老师在书中引言部分提到“对这类课题进行研究的困难不仅仅因为它是多面的跨学科的,同时也因为到手资料的可靠性存疑极大。”资料可信度极低,且由于课题较为敏感,使得这段历史研究者少,从而近乎无法被了解。但是,潘鸣啸老师作为一名法国学者,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接触知青以来,锲而不舍地进行这项研究,一晃就是三十年。我们都知道,著史必以史料为重。潘鸣啸老师亲身采访,查阅国家或地方统计资料、省志,运用大量文学作品并多方考证,将全部资料与官方报刊杂志上的文章作对照,可见功夫下的深。我学世界历史,略知中国学者研究世界历史的困难与障碍。而这位法国学者却能够做到克服语言上的障碍,花费半生时光,去还原一段他国历史,怎不令人深深敬佩?
      
       著史应当“眼睛向下”。
       新史学早已告诉我们,应当“眼睛向下”去接地气。这些年学史,渐渐也有了一些自己对于历史的看法。我认为历史洪流下的每一个个体,才应当是主旋律。我极不愿看那些只见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帝王将相精英人物,而不见社会不见民众的历史。《失落的一代》在分析上山下乡运动背后重重动因,梳理运动发展始终后,专门列出“山上下乡生活实录”这一部分,直接还原最真实的知青生活。他/她们的启程,“载歌载舞伴以哭天抹地”; 他/她们在各个方面难以适应农村生活条件,难以融入农村社会,身体和心里上双重的落差无法均衡;他/她们的个人发展与前途看不到希望,当梦想成为泡影,回不了城市又不想待在农村这样无法消解的矛盾……是潘鸣啸老师让我们看到了 “上山下乡运动”这样一个宏大而抽象的概念下,每一个真实存在的个体,他/她们的一切。而只有当历史研究是以每个底层人民为关怀对象,历史才是在为人类记述其走过的痕迹,而在非为政治服务。
      
       我们曾经这样对待知识,对待教育。
       这是最令我痛心的一个部分。我们的“伟大舵手”,对于知识,对于教育的态度与手段,令人背脊发寒。原来我们曾经,这样对待知识,对待教育。我们停课,让中学生不是考大学继续深造,而是在“缩小三大差别”的口号下,强行将一个个拥有大好年华的青年人丢进了农村。他们是潘鸣啸老师笔下“失落的一代”, 他/她们被迫远离知识,放弃教育。但他/她们心有不甘,他/她们不愿一辈子面向黄土。他/她们珍惜每一本书,每一个阅读的机会。正是在那样艰难恶劣的环境中,走出来了后来最具代表性的一批作家。若无教育,则无启蒙,若无启蒙,国将亡之。希望这样残暴地对待知识和教育的过去,能给予现在这个功利浮躁社会一些启示。
      
       多学科综合研究。
       不得不感叹的是,潘鸣啸老师《失落的一代》着实是一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著作。“上山下乡运动”作为那个年代中国内部人口的迁徙,交换,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人口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可以说超出了狭义的历史学范畴,却仍包含在总体史这个概念之下广义的历史学领域之中。我在学习国际移民史,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除历史学以外的学科功底,如社会学、人口学、民族学等。现在许多作品多号称是“综合研究”、“跨学科研究”,但真正读起来却让人感到是十分牵强附会地套上一些其他学科的概念。而《失落的一代》却将多学科结合地近乎完美。也只有这般,才能做到将整个错综复杂的上山下乡运动完整地置于读者面前。还是佩服潘鸣啸老师扎实的功底和广阔的视野。
      
      
      
       以上便是我读潘鸣啸老师《失落的一代》的一些杂感,远称不上是书评。水平不足,让各位见笑了。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合格的历史专业学生。大学四年,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学生工作、应付各类考试和荒废青春上,花在读书上的时间少得可怜。大三后渐渐觉得要多读书,偏又开始准备研究生入学考试,时间颇紧。看的书,也多局限于比较感兴趣的世界历史范畴。因此,对于中国现当代史的了解,仅仅停留在教材上,只是大致知道,某个时候有某一件事发生而已。小研以后,开始慢慢懂得,学史应该古今中外都去触碰,在“博”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专”。因此读的书渐渐多了一些,视野也渐渐打开,才知道,读书与思考,应当时刻在路上。最后还是要在此谢谢潘鸣啸老师,和@法星社陈烨 。
      
  •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在“文化太革命”期间形成席卷全国的高潮,前后持续选25年以上以上,前后共约有1800万左右的城镇知识青年被送往农村“安家落户”,超过当时全国城镇总人口的10%。1966年中国掀起“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城镇中学生先“闹革命”,当红卫兵,后被遣送到农村去。据统计,1968至1980年间的下乡人数,大约有一千七百万。这场有组织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是一场彻底的政治运动,名为“上山下乡运动”,在世界或在中国来看,都是史无前例的。这场运动对整整这一代城镇青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打乱了他们的生活秩序,使他们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影响他们的家庭,以及整个城市社会,甚至农村社会。这整一代人可以被称作“失落的一代”。这场堪称旷日持久且声势浩大的运动不仅改变了一代知识青年的人生道路,牵动了亿万城镇居民的切身利益,而且对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产生了巨大而直接的影响。尽管这一“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早已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趋于沉寂,但它留下的历史震荡还没有完全消失”,而总结这一运动本身的历史教训对于我国现阶段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也将是有意义的。法国学者潘鸣啸的《失落的一代》给我们重新审视这场波涛以一个更加信服、至少更加新颖的视角,文中许多论述都十分独到,启发颇多。
        上山下乡的这一代人大致上是1947~1960年间出生的城镇人,正是这个身份使这场运动让这一代人具有双重特质,正如有的评论所说,他们既是失落的一代又是思考的一代。“像经历过一战的年轻人一样,中国知青失去了很多幻想和童年时期学得的价值观,他们也在适龄期失去了求学的机会。”他们在下乡运动中切身真实地体验到了宣传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也为自己的天真轻信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对于这场运动的根源,潘鸣啸则认为发起这场运动的四个主要动机:“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及消除社会分工),政治动机(恢复秩序强化毛泽东的领袖魅力),社会经济动机:一为积极的(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另一个为消极的(限制城市人口增长和解决失业问题)。”毛泽东发起这场运动的首要动机是摆脱红卫兵,同时让全国继续处于“搞革命而不是种米粮”的动乱局面。“下乡运动与毛泽东的有关教育培养青年的政策不过是不折不扣的愚民政策,目的是防止在新一代中出现知识分子及滋长批判精神。”“毛泽东一向怀疑所有不在大型国营工厂和国家政府部门工作的城镇居民。而认为乡下人的道德精神远高于城市人,故此,将一代城市人的一半送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是完全必要的。"在他看来,运动的一种作用就是加强毛泽东式的权威,以及建立在领袖个人思想及威望基础上的“魅力领袖”式威权制度。事实上,他防止了一批世袭的和专家型的精英的形成;肯定了革命的意识形态目标高于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目标(要求全体知青下乡,就有这个意义);使城市青年接受了她自己年轻时期的理想;仅用他个人一个简单的指示就发起了一场社会运动,把千百万老百姓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而根本无需考虑是否要颁布什么法令规章);毛泽东因而确定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成功强制执行的魅力领袖式威权制度取得了胜利。
        潘的论述是客观的,也是发人深省的。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对于那样一个历史时期的遗留问题同样值得关注。进入60年代后,国家又始终在不触动工业化结构及劳动管理体制、“一大二公”的经济体制的前提下考虑劳动就业问题,这实际上就只能将解决城乡剩余劳动力的出路放在上山下乡这唯一的途径上。其结果,不仅就业问题未能根本解决,反而造成了城市化进程的迟滞。这又是一桩历史的教训,也是我们需要掩卷思量的问题。
  •      迷茫的一代
       ——记《失落的一代》
      不久前,我在网上看到不少人怀念六七十年代,说是怀念那时候,人们眼里不像现在,只有钱,只有权,只有女人,而没有最重要的梦想。
      比之相信他们是狂热的文革分子,我更愿意相信,他们怀念的六七十年代,只是他们幻想出来的乌托邦,一个对现实不满的寄托,并不是真正的六七十年代。
      他一定不知道,那个年代,没有钱,没有权,也没有女人,甚至连自己也没有。那是一个只有集体的年代,一切以集体利益为重的年代。个人利益要完全服从集体利益,一个个美好的梦想都在运动中似鸡蛋般怦然落地,只有心破碎的声音在回荡。而在世上,再也没有比看着自己梦想在眼前破碎残酷的事了。
      北岛在《波兰来客》说“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也是对那个年代的一个无奈的感叹吧。
      处在举国的混乱运动中,没有谁可以独善其身,安稳度日,所有人都被卷进了运动的巨大漩涡中,似一只只海啸中的鱼,随波逐流,无处可逃。而那些处于这个时代的知识青年,正好赶上了这股滚烫的潮流。
      在那个大搞特搞个人崇拜的年代,他们狂热地崇拜着伟大舵手毛泽东。他们奉毛的话为圭臬,发誓要成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所以,当毛以一个崇高的理由号召他们上山下乡时,他们毫不犹豫就加入了这浩浩汤汤的队伍中。
      一开始下乡的知青,他们带着伟大主席毛泽东“到乡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宏伟指示,怀着改造自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到了农村。但随着在农村待的时间日益长久,他们发现自己被导师骗了,愚昧无知的农民压根就没能力教育他们,同时他们的知识在农村又变得无一是处,因为他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知识在这里压根就发挥不了作用,伟大毛主席的指示也不再能对抗农村艰苦的生活和恶劣的环境,他们逐渐发现,自己只是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
      于是后来下乡的知青再也不相信伟大领袖的指示了,他们把下乡看作是最最无奈的妥协,因为他们受着失业、父母单位、街道办事处……的n重压力,政府一个个精心塑造出来的模范下乡青年也压根就不能动摇他们想要留在城市的心,他们尽着一切可能要留在城市,远离那个噩梦。
      父母们也不再想自己的子女上山下乡受苦,尤其是不想自己的女儿下乡,因为他们最担心的还是自己的女儿会被性侵。已经发生的大量女知青被当地干部性侵的事件让他们心有余悸,他们已经不相信居庙堂之高的政府的解决能力。
      而乡下的农民们也不欢迎这些来自城市的细皮嫩肉的知青,因为大量涌入农村的知青们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他们已经有足够的劳动力,不需要更多的人来和他们一起分享本来就不多的粮食。
      国家财政也承受不了早已入不敷出的安置知青的经费,知青在农场的收入远远小于财政的支出,虽然上山下乡运动在初期的确降低了城市的压力,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但继之而来的却是各种无法解决的难题与更大的负担。
      于是这慢慢发展为一个全民反对的运动,虽然支持运动的高层仍在不断塑造一个个模范上山下乡知青,歌颂着模范知青,也在不断地调整上山下乡的政策,不断改善知青在农村的生活环境,试图将运动持续下去,但终究还是改变不了失败的结局。
      1968——1980,在牵系一千多万知青的运动开始整整十三年后,上山下乡运动终于宣告结束。
      一代人的青春,终于在浩浩汤汤的历史洪流中落下帷幕,但人们的创伤并没有随着缓缓落下的帷幕很快愈合,这种难以言说的创伤将永远伴随着知青的生活。
      他们是不幸的,在他们最美好的年华,在他们本应在学校如饥似渴吸取知识营养、享受着老师谆谆教诲的年龄,他们却遇上了这令他们撕心裂肺的运动,一个个荒废学业,满腔热血跑到乡下去搞一场后悔莫及的运动。
      可时间并不是公平的,他们受的创伤,没有什么可以抚平。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还在天安门受着万人敬仰,我们还能奢望什么呢?
      如果说这个运动还有什么意义的话,我认为那是,用运动对人民造成的不可估量的创伤向高层指明,这不是一条可行的路,这是一面南墙,该转弯了。当然,这个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也让更多接受洗脑教育长大的一代学会独立思考、质疑权威,从集体回归自身。
      而伴随着市场经济成长的我们,少了计划经济时那种对政治的狂热,但对生活也没了多大期盼,理想更是不用说,都埋葬在高价的房子下面了。
      GCD一直说的阶级问题,反反复复说的解决阶级矛盾,现在却越来越加严重。虽然我讨厌血统论,但拼爹的时代,我们还怎样驳斥这种实实在在存在的不公平。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还是得在在暗处打洞。
      我们有着满腔热血,可惜都被现实冷却了下来,还要怎样去挥洒?
      继知青这一失落的一代后,我们成了迷茫的一代,浑浑噩噩的一代。
      我想,正是因为现实不如人意,人们才会怀念以前的时光吧。即使那段时光并不怎么光彩。
      
  •     
        合上书本的最后一页,感慨良多。夹杂着沉重与感动,沉重是之于那个特定的年代、那个特殊的群体;感动则之于作者治学之严谨与深切。犹记得初见此书之时是两年前的冬天,那时犹在南京,犹在母校,在最爱的先锋书店。起初被吸引是由于封面的插画《农大新学员》,翻开浏览之后便深感本书的重量。各种阴差阳错使得两年间一直未得将本书收入囊中,也未得通览全作。如今幸得法新社读书会之良机得以如尝所愿,由是感激。
        之所以追忆笔者与本书缘起之事,实因《失落的一代》一书某种意义上便是因缘际会之果。正如自序所言,本书作者法国著名汉学家潘鸣啸先生本欲从事当代儒学再评价的研究,却因机缘巧合将原本并未打算作为研究课题的上山下乡定为论文主题。正因如此,我们今日才得以有幸通过这部杰作一窥当年那场运动的全貌。
        作为一名历史学专业出身的年轻学子,这些年来对史学有了自己一些粗浅的理解。史学的主观性与客观性问题一直是学界理论层面探讨的重要问题,抑或两者的界限应在哪里,尺度应当如何把握。笔者看来,一个理想的史学研究者应当是一个既“出戏”又“入戏”的观众,或者说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完美结合。站在线性时间演进制高点的今天的我们,回头去总结思考当年的事件与历史,优势在于冲出“当局者迷”的迷雾,对于事件总体和一段历史有更为宏观和全景的把握。劣势则在于许多重要“临场”信息的缺失,比如社会心理与当事者个人心理这种似乎有些虚无缥缈的存在。
        这种缺失或许无碍于构建出一套宏观庞大的论述,然而对于血肉丰满地还原一段历史却是致命的遗憾。因此笔者坚持认为,凡为史者,一定要具备足够的同感心与同感力。理想状态下,研究者只有对所选课题具有足够强烈的情感与共鸣,才可能真正做出理想而完美的研究。或许客观主义者会反驳说过强的情感带入会导致判断失准与研究主观性过强,然而笔者心目中真正的为史者一定应当具备这种素养:即将主观的情感共鸣与客观的理性思考区格开来,使其并行不悖。或许我的言论过于理想化,与当今这个不求甚解课题只求高速生产文章的时代与国情不甚相合,然而凡著书立说以遗天下者,尽皆如此。
        如此赘述自己不成熟的见解,只为说明为何潘鸣啸先生及这部著作何以给笔者如此感动。在笔者眼中,这部著作几乎臻于完美。全书结构的设计,各部分及各章论述的重点,巧妙而连贯,给人一气呵成之感。字里行间则深深感受到了作者的投入与用心,只有如此用心的书写才会引起读者如此的共鸣吧。正如潘鸣啸先生在自序开篇所介绍的,本书缘起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作者与中国知青朋友的接触与交往。潘先生则戏称自己为“老外老三届”,因为作者本人曾经参加过巴黎1968年的“五月风暴”。这些笔者所珍视的主观要素均在书中隐隐浮现。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失落的一代》是一部过于主观性的著作,该书的思考极其全面而冷静,且常常切中要害。第一部分作者用三个章节全面分析了上山下乡运动发动的意识形态动机、政治动机以及社会经济动机。其中意识形态动机在于培养革命接班人、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以及缩小“三大差别”(工农业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政治动机在于降服红卫兵,以及加强毛泽东的“魅力领袖”式威权。社会经济动机则在于积极与消极两方面,前者为发展农村及边疆地区,后者则为解决城市就业及人口过剩的问题。围绕这三大动机,第二部分作者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大体可分为如下五个阶段:前奏(1955-1966)、插曲(1966-1968)、大规模群众运动(1968-1976)、运动的末日(1977-1980)以及在上山下乡运动阴影下的1980年代。其中论述的重点在于第三及第四两个阶段,正如本书副标题“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所体现的。与此相呼应,作者在第三部分以实录加评论的形式描绘了当年上山下乡生活的图景,第四部分则论述了当时社会对于上山下乡运动的抵制,阐释了运动必然走向末日的命运。第五部分,作者与第一部分的三大动机相呼应,从社会经济、政治及意识形态方面进行了总结,浑然一体。并在结语部分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发人深省。
        阅读本书之时,笔者一直在回忆当年在母系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时的情景。据笔者的记忆,即便是在专业的文革史讲述之中,上山下乡运动也是一个分量相对较轻、易于被忽略的领域。因此,潘鸣啸先生的选题对于国内学界和读者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作为这一选题的杰出成果,本书更是弥足珍贵。正如封底评价所言,本书“构成了当代中国史研究重要的一章”,“给我们清晰地勾画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不可忽略的侧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潘鸣啸先生这部杰出的著作对于我辈年轻后学深入了解共和国那段曾经相对被遮蔽的历史,大有裨益。当然,同时一定要感谢作为译者兼作者好友的欧阳因女士,正是她与潘鸣啸先生的反复雕琢,使得这个译本如此信达流畅,几无译文之感。
        最后,有很多人说这是一本献给我们父辈的书,正如作者在扉页舒婷女士的诗歌《一代人的呼声》背后所写的,“谨以此书献给中国所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于笔者个人经验而言,我的父母都出身于陕西农村,文革结束恢复高考给了父母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进而影响到了我的命运——我得以在城市出生、成长并接受优质的高等教育。父母时常忆及当年的中学老师——来自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知青——对于他们的重要帮助,每逢此时,我时常心怀感恩,对那些不曾相识无缘谋面的人们。在书中他们被称为“失落的一代”,在共和国动荡的时代大潮中被改变了自身的命运,然而他们却用自己的光和热影响了当地的农村孩子,给了他们及他们的后代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或许当年运动发动的动机之中的多数要素均已不复存在,然而城乡差别等问题依然是当今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我们今日以学术的形式和名义追忆他们的历史与生活、他们面临的痛苦与纠结,或许我们也可以期望后辈将来愿意追忆与理解我们今天面临的压力、苦难与抉择。当然,我们首先应该在这个时代之中发挥自己的光和热,给那些或许永远不会认得我们的孩子们改变命运的机会。
        
        
        (笔者:新浪微博Peter_Pan_Artkokoro)
  •      说起读潘鸣啸先生的《失落的一代》一书,我得首先感谢法星社网络读书会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使得这本书走进我的视野,继而使我能读有所获。
       作为一个史部学子,我在研读潘先生此书之前恰巧读了余英时先生的《中国文化史通释》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两本书,后又得以当面请教书中提到的韩少功先生,故而在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政治角色、制度与人事之间的互动及中国社会当前两种价值倾向的历史根源等问题上有一些感悟与体察,然前两者体系宏大驳杂,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事件的关系属于总分的范畴,故在此仅就第三个问题略作阐发。
       关于中国社会当前两种价值倾向的历史根源这一问题,首先是受到韩少功先生关于当前社会由于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倾向导致道德真空这一观点启发的,后来又在本书中得到了更为具象的感知。其实考究中国的民族历史特性,物质主义和自由主义从来就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相反地,在传统的伦理道德影响下,中国人向来更注重操守名节和家国民族利益,甚至直到今天我们的主流宣传仍是着眼于此,即重道德和集体利益。但是现实中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却确确实实主导着大部分人的选择,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问是什么力量导致了这种变化。
       潘鸣啸先生在《失落的一代》中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上世纪下半叶初,浩浩荡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华夏大地上展开,广大城市知识青年或怀着理想或被迫走进农村,踏向农场。无论是否自愿,当他们亲眼见到中国农村与他们想象中不同的实际面貌时,当他们发现他们并不能真正为改善农村面貌发挥作用时,当他们惊觉自己的生命有可能就碌碌消逝在田地间时,他们万分失望,想方设法回城或者找一份非农工作成为他们每一个人的追求。至少在政府放弃继续推行上山下乡运动之前,回城或者找一份非农工作的机会是极其有限的,甚至在运动结束以后知青回城和就业也受到各种限制,但是他们的这个愿望又是如此强烈,因而在这个反差中就孕育了个人主义。在没有合理的制度及严格执行的保障的情况下,为了争取回城的名额,他们中的不少人不得不使用了诸如行贿、走后门、权色交易、装病、假离婚等违反法律或道德的手段,这些就是个人主义的开端,或者说极致的表现。
       或许有人会质疑上山下乡运动的影响是否有如此效果,但是当我们意识到上山下乡运动所涉及的是整整一代青年与他们的家庭以及接待他们的广大农村时,这种质疑便会自觉地消失。并且,我们该想到,消极倾向的传播性是远远甚于积极倾向的,这种个人主义倾向通过知青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和认可,而这种影响波及到了我们今天。
       当然,与上山下乡运动紧紧相连的只是个人主义,尚谈不上物质主义,但是,后来物质主义的涌进是否就与由于运动造成的种种扭曲无关了呢?我们无法置可否。就此而言,我心中甚至产生了对此书书名的怀疑,因为失落的怎仅仅是一代人?
       不过,过分的苛责自然也是不必要的。一方面,个人主义的泛滥并非上山下乡运动独自的过错,其中还涉及许多其他因素;另外一方面,单就个人主义本身来说并不一定会造成道德真空,此一点研究西方便可明晰,问题在于个人主义泛滥的同时物质主义也极尽其能事,导致社会普遍缺乏有约束力的信仰,进而就造成了当前颇为诟病的道德问题。所以,我们苛责的点在于上山下乡运动充当了问题产生的众多合力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史学上有“了解之同情”一说,我想在此处该最能体现。我们要做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必须尽最大可能给予运动中的无数知识青年以及他们的家庭以史学的“同情”,如此方能对整个运动有更深的认识。
       说了这么多,一言以蔽之,这种失落的代价太大。
      
  •     说心里话,看这本书,我真是下了点决心。
      我不想谈书上已有的东西,只想说说我所看到的这场运动的后遗症。
      虽说我属于70后,但我们的上一辈中却有不少经历了这应当说是不堪回首的运动。母亲的三个妹妹响应号召——到南北彊最边远的乡村,直到今天,还有一个仍在边远小县城。而学习优秀,表现积极,却因出身问题总是低人一等的岳母,初中刚刚毕业,就被动员到了新疆兵团,并扎下根本,一晃数十年。虽说有兄弟姐妹,但“提钱伤感情,提感情伤钱”的今天,上海老辈留下的房产、家产俱无一分一毫,所以说而今蓬勃发展的大上海,与老人已经没有太大关系。还有身边很多父母是上海知青的同学因为八十年代末期有政策,上海可以解决一个子女的户口,回到了上海,却未曾想上海的亲戚们却认为他(她)是来抢财产的。亲情变成了连普通两姓旁人尚且都不如的恨意。曾经上海发生过的真实案例:外甥杀了舅舅,就是这类事情中的一件罢了.......
      对于这一运动,作为普通人,我实在不想多说,只不过想起两句诗:
      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     作为朝气蓬勃的九零后,我们已经被强势的外来文化所包围。我们不像八零后有着对“文化革命”深刻印象的父母,也不会有想人诉说我们是知青的孩子的这种经历。但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近从那寥寥无几的影视资料与文献记载,我却对那段尘封的,甚至几度要被掩盖的历史,萌生出了极大的热情。因此,怀着巨大的热忱,我在摸索这段被我们忽视的曾经。
       《失落的一代》是一位法国老先生在经过数十年对中国“文革”的研究,首先于香港结集出版的。我不得不说以外国人的视角来审视这段严肃的历史,最终还原给我们的景象与事实才是更加趋于真实与客观的,这实在有些讽刺。但是任何有关乎此现象的评论,于我这里当然是不会有的。
       “我绝不申诉
       我个人的遭遇。
       错过的青春,
       变形的灵魂,
       无数失眠之夜
       留下来痛苦的回忆。”○1
       同原书作者一样,我钦佩舒婷正是这段灰色记忆的勇气。我不想去了解隐藏在“文革”背后那些过于宏大的旨意与动机,以及牵扯到的晦涩难懂的字眼,我只想关注那些在这场运动中受难的人们,那些“上山下乡”的知青们,不管他们有没有挺过这场罹难,我都要献上我最诚挚的敬意。
       《鲤 因爱之名》在做他们那一期主题的时候,设计了一个简单的调查问卷,受访者的父母大多经历过“文革”,借以探索知青一代与子代的关系,以及这场运动给他们的父母乃至于他们带来的影响。
       “哪怕是断断续续,哪怕是半遮半掩,哪怕父母们更愿意让那个时代烂在他们的记忆里,我们还是多少都听他们描述过那个时代。他们说红卫兵冲进了隔壁邻居家的屋子,于是他们把门关拢起来不再出声,他们去牛棚探望老师,看到老师正被打驼了背,握着扫帚背对着他们扫地。他们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大概就是:我们都是被时代耽搁了。”○2这些话出自八零后之口,他们或多或少从父辈那里听说着或感受着。但是我们一代的父母大多出生在那个年代的末期,因此他们并没有太多的感受,所以我的父母自身就没有过多的了解,到了我们这一代,就好像这段历史与我们完全脱离了一样。当初次从课本上获知这几个名词的时候,对所发生的事情的认知还停留在只言片语的理解,便惊诧他们的发生与延续。
       筱敏在《成年礼》中写“回顾某个过去的年代似乎需要某种资格,而我没有,事实上我说不出我被什么席卷过,摧残过。”谈论“文革”让人觉得诚惶诚恐,我自问自己的资历、立场、身份都单薄的不堪一击,但同时我又觉得,必须谈论它。“文革”并没有想象的那般遥远。八零后恰巧可以算作“文革”后的初代,他们的父母大多属于五六十年代这一辈。“文革”覆盖了他们的童年和青年时期,“文革”毫无疑问地在他们身上打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同样,“文革”的余烬也穿透了他们。在八零后这代人身上投射下模糊而浓重的半影。○3最终导致的是,我们九零后接受到的就剩下经过严丝合缝掩盖或企图曲改的样子了,几十年代相隔并不久远。但在很多人的脑袋中,这是一段空白的岁月。
       载歌载舞伴以哭天抹泪的启程○4,同时也是悲恸而沉重的启程。这是对“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的描述。最令人痛惜的是那些极富韶华的艺术家们,就像老舍、吴晗、傅雷等等。但是我想不会有人对他们于自己生命的抉择加以批驳。他们即使毅然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在我看来,仍然是对美好、对真理的维护与追逐。
       我试图触碰这块被人遗忘的历史,一是想抚摸这块新中国尚未痊愈的伤疤,而是对经历这段历史的人的体恤,还有或许就是想了解我的祖国那些不为人知的阴暗面毅窥其全貌。
       谨以此文献给中国所有经历“文革”的知识青年。
      
      
      
      注:
      ○1 节选自舒婷《一代人的呼声》, 1980
      ○2 《鲤 因爱之名》,P7 ,2009,主编 张悦然,江苏文艺出版社
      ○3 《鲤 因爱之名》,P37 ,2009,主编 张悦然 江苏文艺出版社,
      《給所有沉没的人》,黄小幻
      ○4 《失落的一代 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 1968~1980》 ,P224,2010,【法】潘鸣啸,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上山下乡,最早起源于1955年至1966年之间, 那期间曾在自愿的基础上小规模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8-1980年间,上山下乡被作为一个运动开展起来,经历了轰轰烈烈到偃旗息鼓,再到终结的过程。期间估计约有1700万城镇中学生被下放到农村。
      
       上山下乡运动最主要的动机应该是政治动机。毛主席一方面为了加强个人的权威,在全国人民,尤其是年轻人心目中建立起对主席的个人崇拜,加强对国民的思想控制;另一方面是为了收服红卫兵,稳住社会秩序。
      
       其次是意识形态动机。这里面包含的就是官方说法。一是为了培养革命接班人;而是为了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毛主席貌似对知识分子存在一定的偏见,他认为学生在学校里待久了,脑子会变笨,思想僵硬,学的知识没有多大用处,他认为里面夹杂着许多资本主义的坏思想,所以需要把知青派去农村改造思想;三是缩小“三大差别”(工业和农业的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城市和乡村的区别)
      
       再就是经济动机。在农村,经济落后,派知青去协助发展农村的经济,那时候全国也在大搞特搞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没有足够的工作职位提供给知青,为了避免知青在城市无所事事变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需要把知青这批人口转移到农村,移出城市。
      
       上山下乡原本描绘的蓝图是大批知青下到农村,担当会计、教师、赤脚医生等角色,和农民和谐相处,共同劳动,促进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经济的增长,缩小三大差别。通过在农村的劳动,知青不仅在思想上大丰收,也在农作物成果上大丰收。而农民从知青身上学到一些先进知识,并运用于农业生产中,精神和物质生活质量均得到提高。是个双赢的局面。但事实上,上山下乡没有达到“缩小三大差别”的目的,意义不大,浪费了1700万知青的宝贵青春年华,耽误了他们后续的人生。用林@彪的话概括上山下乡,就是“变相劳改”。
      虽然当时是个革命时代,社会中有革命热情。但是知青上山下乡,大部分都是被动的,不得已的。也有极少部分确实有思想觉悟的,真心想通过下乡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不管愿不愿意,老主席的最高指示一下达,知青的命运就随着最高指示走,知青对自己的命运没有掌控权。
      
       大批知青下到农村,本质上只是劳改,干农活,只是单向的变化,纯体力。而改造思想的目的却没有达到。知青和农民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对立的方面是因为知青到农村后成为农村的负担,抢了农民的活;统一的方面是农村中确实有些工作诸如会计需要有科学知识的知青来干。既对立又统一的局面造成了知青和农民时常有冲突,但是又夹杂着合作。上山下乡中,知青和农民的融合应该说是不成功的,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知青没有办法完全融入到农村中。在融合过程中,也发生过村干部强奸女知青,农村干部收受知青贿赂,村干部欺凌知青等事件。大部分知青在农村中应该是处于比农民第一等的地位,主席说过,知青是到农村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农民是知青的老师。知青在农村中低农民一等的地位,决定了知青在农村生活中必然受到很多不公正待遇。进而爆发冲突。
      
       知青在农村中过着苦日子,对运动的积极性逐渐消失,开始消极对待农村生活。同时,许多知青作出各种各样的抵抗,想方设法逃离农村。或者逃回城里,或者装病回家,或者逃离中国(去香港、台湾什么的)。
      
       当毛主席在1976年去世后,这个来自于他脑中的运动也开始动摇。经过保守派与开放派的较量,最终开放派胜利,伴随着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上山下乡最终逐步取消。之后的年轻人才免于重蹈覆辙,免于浪费时间。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感谢老邓。
      
  •     在春节假期期间读完的这本书,总体上个人认为很不错。之前虽然对这个年代的事情从书本中和父母口中有粗浅的了解,但这本书的角度全面和细节还是深深触动了我。
      
      最大的两点感触:
      1,政治是一个无情甚至残酷的东西。尤其当没有制衡的制度保障时,其破坏力是可悲的、难以想象的。且不论灌输意识形态和解决就业谁是更重要的原因,这种荒唐行为持续10多年,不止毁坏了一代人,而是上下共3代人,甚至更久。
      
      2,中国广大农民形象的可悲性。这本书有一点说的很好,国家和党为广大青年一代虚构了“先进、勤劳、勇敢的农民阶级”这一形象。中国的农民一直都是一个不光彩的角色(当然这是由很多因素导致的),其思想的封闭、感觉的麻木等让人可气可悲。但这又是一个数目庞大的群体,因此任何企图改变、改造它的力量都很难搅动这滩沉重的水,反而很容易被陷进去。
      
      看了一些评论,褒贬不一。国民需要对这段并不遥远的历史需要集体反思,只有在不同的声音中才能接近真相并汲取教训。但中国这样的声音太小、太少,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对外国人写中国这段往事而有什么成见或苛求。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声音和集体的反思。
      
      来不及更细的整理,待重温。
  •     很早就听说过知青上山下乡,但看此书前,我真的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简单地说,就是政府出于政治原因,从1968年开始到1980年间,约1800万城镇青年被强制下放到农村或者军垦农场做农活。他们当中,多数是小学或者中学毕业生。
      
       看着一个个活生生的知青生活的例子,我相信很多知青的体会就是:绝望、不公与无奈。对将来的前途看不到一线光明,看着有关系的人走后面回到城里做工人或者上大学,感到不公与无奈。大学是由干部来推荐的,不需要考试,很多情况下,干部只推荐那些给自己好处的人,我相信,这是腐败的一种形式,且这种制度性的腐败,比今日的经济腐败更严重,因为它会直接决定你的命运。
      
       知识青年下乡,当我第一次听说时,直接想到的就是有知识的青年,到农村去,可能真会使农业更为先进。但实际的情况则完全相反,首先是多数知青是中小学毕业,且不说是六七十年代的中学毕业生,哪怕是今日的中学高材生到农村,恐怕也没任何发展农村的技术。其次是政策就明着讲是知青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很多农民就认为他们没资格。而当知青想出改善农活的方法时,反倒被认为是懒惰。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量的才智青年,把大把的青春,浪费在没有任何意义的体力劳动中,比如说在盐碱地上种庄稼,毁林种田等。
      
       当你初中毕业后,发现整个社会中学生升学无望,被下放农村。没有人认真学习,因为学习再好,也不会因此被大学录取。你在农村绝望及无奈而且痛苦地呆了10年后,青年逝去,要参考高考,可能没机会,可能会很艰难地上夜校等。对于个人,是悲哀,可怕的是,那是一代人的悲哀。
      
       此书是法国人所写,引用的研究材料、小说、访谈录等,相应详实和具体,推理非常严谨。难得的一本好书。
      
  •      很早就听说过知青上山下乡,但看此书前,我真的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简单地说,就是政府出于政治原因,从1968年开始到1980年间,约1800万城镇青年被强制下放到农村或者军垦农场做农活。他们当中,多数是小学或者中学毕业生。
      
       看着一个个活生生的知青生活的例子,我相信很多知青的体会就是:绝望、不公与无奈。对将来的前途看不到一线光明,看着有关系的人走后面回到城里做工人或者上大学,感到不公与无奈。大学是由干部来推荐的,不需要考试,很多情况下,干部只推荐那些给自己好处的人,我相信,这是腐败的一种形式,且这种制度性的腐败,比今日的经济腐败更严重,因为它会直接决定你的命运。
      
       知识青年下乡,当我第一次听说时,直接想到的就是有知识的青年,到农村去,可能真会使农业更为先进。但实际的情况则完全相反,首先是多数知青是中小学毕业,且不说是六七十年代的中学毕业生,哪怕是今日的中学高材生到农村,恐怕也没任何发展农村的技术。其次是政策就明着讲是知青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很多农民就认为他们没资格。而当知青想出改善农活的方法时,反倒被认为是懒惰。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量的才智青年,把大把的青春,浪费在没有任何意义的体力劳动中,比如说在盐碱地上种庄稼,毁林种田等。
      
       当你初中毕业后,发现整个社会中学生升学无望,被下放农村。没有人认真学习,因为学习再好,也不会因此被大学录取。你在农村绝望及无奈而且痛苦地呆了10年后,青年逝去,要参考高考,可能没机会,可能会很艰难地上夜校等。对于个人,是悲哀,可怕的是,那是一代人的悲哀。
      
       此书是法国人所写,引用的研究材料、小说、访谈录等,相应详实和具体,推理非常严谨。难得的一本好书。
      
      
  •      是在网上的一位朋友送的书,不知道是不是版本的问题,脚注写的页面数翻过去总是找不到想要说明的问题,所以后来就索性不找了。
       还是花了一点时间看完这本书的,看了大半就觉得这本书没有想象中所期望的那么高吧,有些问题也是老生常谈的,如果想在书中寻找刺激点,大概要失望而归了。文中大段的是对运动过程的描写,以及对知青生活的概括。
       作者提出了上山下乡的主要的动机:意识形态动机,政治动机和社会经济动机。在不同的阶段,这三者的地位也是不同程度上控制着领导的思维。而青年一代在一元化权力(虽然存在严重的权力斗争)之下,毫无自由民主可言,所谓的“社会抵制”只不过是一些非制度化的社会自发行动,如果不是因为政治气候的变化,很少能真的产生什么效果。因此,在外部制度失范的条件下,一切都似乎是听天由命的,就算为数不多的知青们最后很幸运地熬过了最艰难的时期,甚至以后还组织返回参观以前下乡的地方,我想他们也是心有余悸吧。
       不是特别中意于这种题材的书籍,因为往往只是好奇心驱使你去看完这本书,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其实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根源还存在,后果就会无穷演变。
       只是抱着历史的心态,看完了这本书。
      
      
      
      ps:现在的年轻人简直是弱爆了!
      知青们在六七十年代已经认为下乡是“修理地球”...而由于产生的宿命观念,迷信思想复苏,他们在乡下也玩起了“碟仙”之类的游戏。
  •     大部分談到毛澤東發動下鄉運動的動機,不外乎:1.擺脫政治上已成為負擔的紅衛兵。2.解決城市的失業問題。 作者則否認第二的動機,他指出,在上山下鄉運動把城市年輕人下放到鄉村時,也同時吸納了同數甚至更多的農民入城,顯示當時城市並不存在失業問題。作者更著重毛澤東個人的意識型態動機。
      
      作者總結上山下鄉運動的成果,認為該運動幾乎是完全失敗的。下山下鄉最終不是消弭三大差別,而是讓大家更痛恨農村的落後與貧窮。農村也不需要什麼勞動力,甚至有知識的勞動力都不欠缺,這個運動完全是國家人才的浪費。上山下鄉運動當然也沒有造就出什麼社會主義新人,有的只是希望表現良好好能早日脫離農村的普通人。
      
      不僅原先的目標一個都沒達成,上山下鄉運動還給國家財政帶來莫大的負擔。讓許多人骨肉分離,婚姻被延誤。讓上百萬的人白白失去了深造的機會,在農村待上了好幾個沒有希望的年頭,真是"失落的一代"。
      
      由這個運動也可知,當國家的大權完全掌握在一個頭腦發熱的獨裁者中會是什麼後果。即便遭遇莫大的反對,帶給人民多多的痛苦,上山下鄉運動照舊的進行,它的缺點是那麼一望即知,但沒人敢吭一聲。就算毛死了後,後繼者甚至也不敢貿然廢止這個運動。
  •      如果要选择一本有关知青史的研究文章,无疑我会推荐这一本,因为舍此以外没有更好的。
       但这并不能代表不能对这本书发表一些不同的看法或认识。
       优点就不赘述了。
       缺点之一是作者引以为傲的资料来源,特别是直接的资料来源。他真诚地相信资料的可信性,因为是他亲自对偷渡到香港的知青的无导向的录音采访。但作者没有反思的一点,1700万下乡知青中,能偷渡的数目可以说沧海一粟,他们的观点、认识如何能够代表更大多数的知青,特别是内地的知青。此外,作者国内实地采访的知青,绝大多数是作家,他常常铺之以作品为证,如果连描述性的作品都能不加反思的用来做材料,何来公正客观?
       缺点之二是作者预设性非常强的写作目的和意识形态极强的论证过程,有时候看的非常的别扭,甚至有一些非常基础的错误论断。试着举个小例子,港版P485的例子,以《黄土地》为例,认为西双版纳的经历影响了日后成为作家的陈凯歌的电影。 基本的知识都知道,这电影改自柯蓝的《深谷回声》,背景设置是在西北,和西双版纳八竿子没关系。更重要的是,五千年难以变好的农村的封闭落后,农民的困难与命运,才是电影的核心,而如果非要把这些和知青的痛苦经历联系起来,那可以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了。
       吐槽这些不是否定这本书,只是觉得这本书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
      
  •     喜欢这本书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的好看。虽然欧阳因的翻译是非常出色的,但毕竟这是一部很学术的著作,读起来稍嫌枯燥。喜欢这本书是因为它为我们揭示了父辈母辈的历史。那个时代的他们如同一艘艘狂风巨浪中的小船,虽然在那段暴风骤雨的日子里拥有过那么多的激情,却终究扭不过命运的大腿,被吹打到天涯海角,残喘度日。对父母的爱跟随着这本书的记载穿梭至时空的另一端,悲悯之情、怜爱之情不禁开始撕裂心肺。
      
      遗憾的是,在中国当代的史学界没有人有这样的能力或者魄力去重现那一段动荡的历史,而只能靠一个外国人去追寻那些被千万只脚所踏过的足迹。但又庆幸有潘鸣啸这样的学者存在,能够不远千里地来到中国,本着对人的尊重,去寻觅那些足迹。
  •   好文章,受益。
  •   我也写了这本书的书评。确实是本好书,值得看。
  •   评论很长,很佩服楼主耐心。
    我认为下乡运动与当前的种种政策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强制VS自愿”,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的权利意识和发展意识越来越高,难以再来一次强制性的大运动,由此“自愿”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党和国家也学会了用现成的利益来吸引青年学子投身不发达地区(不知道是不是下乡运动中学到的?嘿嘿),但就像你说的,政策多变依然是不稳定的因素,严重影响有志于此的人的积极性,会质疑党和国家的“诚意”
  •   法国老先生?可以把老字去掉
  •   修理地球 - -
  •   书太厚有些枯燥 只好自寻亮点了- -
  •   好心态啊``
  •   咱都做不到像你这样 ` 一般让我乏味了 俺瞬间就丢下了``
  •   会有看完的强迫症== 或者就扫过去
  •   这个强迫症也不算坏事嘛 很的书要看到中间才有意思的``
    所以我错过了很多好书 哈哈``
  •   嗯 不过一般评价不错的书都挺好看的其实
    今天又想败点书 囊中羞涩= =
  •   评价也得看地方啊,有的网站推荐高分的,看得人很蛋疼。
    恩,你这么喜欢看书的,很少了也。
  •   人以群分吧 俺周围都没人看书的。
    就我 偶尔还看点小说- -!
  •   哦,你很内向的吗?
  •   是啊 怎么了
  •   能看出来`` 没怎么``
    你这个怎么着也算内秀吧 `` 乌龟有肉在肚子头
  •   嗯 你还是挺厉害的- -
    但是还是得外向点比较好 不然太孤立了 虽然自己不觉得有问题
  •   嗯 谢谢你的建议了
  •   如果抱着找解决方法的心态看史书当然会失望,历史书本来就不提供解决之道,它的任务是通过史料尽可能呈现,史学家虽然也会有自己的观点,但观点不能凌驾于材料,而是由材料去自然呈现。
  •   谢谢楼上提醒~ 还有我说的那个找不到注解问题是可能是盗版的关系- -
  •   以作者所掌握的资料来源之广播丰富来看,可靠性无须怀疑。作家们也不是事先约定好要一起把下乡运动写成某种样子的。
    有预设性也不是问题,只不过是演绎法的运用罢了,只要没有自相矛盾,能够自圆其说就行。
  •   本来应该是中国人好好研究的课题,现在由一个法国人去做,我们也不能太苛求吧,文化隔膜一定是有的,如果中国人去做,我想头上的紧箍咒更厉害。况且,中国政府对那时代的统计数字从来没有真实过,对研究者也是很有难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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