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後再無大師

出版时间：2010  出版社：八旗文化  作者：岳南  页数：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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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師之後再無大師。　　一代知識份子的恩怨情仇和家國命運。　　民國時代，大師輩出。　　那是個充滿啟蒙創新、星光璀璨的時代，也是個風雨如晦、個體命運交織著家國恩怨、飄零如葉的時代，那個時代留給後人無窮盡的想像，遂成絕響。　　之後，再無大師。　　我們耳熟能詳的大師，蔡元培、傅斯年、陶孟和、陳寅恪、李濟、董作賓、梁思永、梁思成、林徽因、吳金鼎、胡適等，這些中研院的大師們在亂離之世，萬里流亡，輾轉於途，在本書裡，我們不僅看到了大師們為學術的自由和進步所付出的辛勤汗水與不懈努力。本書也披露了不為外人所知的內幕，歷史進程中的人事糾葛、學術爭端，湮沒日久的是非恩怨，作者深入歷史的角落，檢視文獻，以當代獨特視角調查分析，以鮮活的形象再度凸現。　　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這一代知識分子之間的恩怨情仇和家國命運，為何如此令人唏噓感嘆？如煙往事，其實沉重不堪。歷史上從無此種場景，以後也不會再現！在喧囂而浮躁的年代裡，讓我們一起感念大師們的學術人格、體驗他們的淚笑人生。面對前輩大師風範，我們在敬仰感念的同時，也對他們各自的坎坷命運與悲壯人生，生出幾分浩歎。　　這部著作具有文學家文筆的優美，最大的特點就是對史料的稽考鉤沉，將鱗爪綴成珠串，使湮沒於歷史泥沙中的真相層層剝出，使今天的讀者看到了一個個有血有肉的鮮活生命，讀之令人回味無窮。　　《之後再無大師》附有稀有珍貴插圖三十張。如病中的林徽因、傅斯年和他弟弟的合影、梁思永伯希和等在殷墟挖掘現場合影、顧頡剛、李濟等珍貴照片。

作者简介

　  岳南　　山東諸城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華考古文學協會理事。自20世紀80年代始，著力對民國、特別是抗戰時期中國自由知識份子生存狀態、思想脈絡、道德精神與學術成就進行調查研究，有《李莊往事》、《陳寅恪與傅斯年》等作品問世，同時著有《風雪定陵》（合撰）、《復活的軍團》、《天賜王國》等考古文學系列作品十部。已有數部作品被譯為日、韓、英、法、德等多種文字在海外出版，被譽為全球最有影響的考古紀實文學作家。現居北京。

书籍目录

生前身後蔡元培跨過時代的門檻病逝港島群英會陪都行都燈火春寒夕最後的博弈？群星燦爛山坳裡山坳裡的身影世間已無梁啟超梁思永東北之行殷墟發掘的光芒醉別清溪閣苦難的李莊歲月傅斯年與梁家兄弟林徽因的感恩信梁思永之死花落春仍在？尷尬人生陶孟和北大校園與毛澤東結緣自立山頭的甘苦山行復悠悠吳文藻與費孝通“西南自立”進軍西北之夢決裂一代名媛沈性仁多情最數金岳霖張家祠言和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考古星河兩隻鼎吳金鼎的清華時代城子崖遺址橫空出世夏鼐與吳金鼎的交往發掘彭山漢墓打開前蜀皇帝陵墓吳金鼎參軍內幕盟軍招待所的悲苦日子夏鼐的西北之行夏鼐為郭沫若斗膽進言吳金鼎之死書劍飄零一介眉閩東才女游壽走進山門反出“忠義堂”遙知北國有姮娥？冤案陳情何以堪總幹事葉企孫霧都遙念陳寅恪重返清華離奇的C.C.特務案日夕涼風至？舊業已隨征戰盡“搶救”學人計劃傅斯年夜赴台灣在台大校長任上歸骨於田橫之島？夢裡不知身是客胡適的流亡生活身死演講台郭沫若與董作賓的恩怨遠去的甲骨學大師李濟的舊夢新愁第一代考古學家乘鶴遠去

章节摘录

　　世間已無梁啟超梁思永進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得益於清華國學研究院五位導師之一李濟的引薦。清華學校自一九一一年建立後，在最初十幾年中，其體制是作為一所普通的留美預備學校設置。學生進入清華園，主要學習英文和一些歐美文化知識，中國的傳統文化則相對薄弱。一九二四年初，清華學校在各方呼籲和社會大潮湧動中，正式啟動“改辦大學”程式。這年十月，根據清華大學籌備委員會草擬的組織綱要，決定在籌建大學部的同時，籌備創建研究院，“以備清華大學或他校之畢業生，對特種問題為高深之研究”。由於財力、人力、研究方向等諸方面限制，籌備人員多次研究，最終決定研究院先設國學門一科，也就是後來被社會廣泛稱讚的國學研究院。　　一九二五年二月，在校長曹雲祥主持下，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籌備處成立。此前，因提倡白話文而暴得大名的胡適建議曹校長採用宋元書院的導師制，並吸取外國大學研究生院以學術論文為專題研究法來辦研究院，曹校長深以為然。在胡適的建議下，曹校長首先聘請清華出身、美國哈佛大學學成歸國的一代名士、年僅三十二歲的吳宓（字雨僧）主持研究院籌備處事宜，並讓吳聘請足以堪當學術重任的導師來校任教。未久，在學界聲名顯赫的王國維、梁啟超與在國外的趙元任、陳寅恪相繼被聘為教授。——這就是當年令天下學界為之震動，被後世廣為流傳並影響深遠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教授”或“四大導師”。　　　　繼“四大導師”之後，美國哈佛大學歸國的博士李濟（字濟之），又加入了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行列。　　一九二三年，年僅二十七歲的湖北鐘祥人李濟榮獲哈佛大學哲學（人類學）博士學位後歸國，受天津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之聘，擔任人類學、社會學兼礦科教授，第二年兼任文科主任。其間，由於礦科專業的關係，結識了聲名赫赫的礦物學家、地質學家翁文灝，並通過翁結識了在李濟人生旅途上具有重要轉折意義的著名地質學家丁文江（字在君），二人很快成為無話不談的好友。一九二四年，美國華盛頓史密森研究院弗利爾藝術館（The Freer Gallery of Art），派畢士博（C.W.Bishop）率領一個代表團到中國進行考古發掘和研究，鑒於李濟在學術界日漸興隆的名聲及其在中國近代考古學史上所做出的成果和貢獻，畢士博寫信至南開大學，邀請李濟加入他們在北京的考古工作隊。在丁文江鼓勵下，李濟決定與對方合作，未久即辭去教職，於一九二五年初加入畢士博的隊伍，從而開創了“既維護主權，又公平合作”，利用外資搞科研的先河，為後來著名的“殷墟第二、三次發掘的資金問題的解決”（李濟語）打下了基礎。　　就在李濟加入畢士博考古工作隊不久，清華國學研究院鳴鑼開張，作為清華大學籌備處顧問的丁文江，意識到清華未來的光輝前景，建議李濟去研究院一邊任教，一邊做研究工作，並把情況介紹給老朋友梁啟超，二人共同出面向曹雲祥推薦。曹氏一聽李濟的經歷和名聲，立即決定聘請。於是，時年二十九歲的李濟，以講師的身份出任國學研究院導師。在清華的日子，李濟與王、梁、陳、趙“四大導師”關係融洽，但最為投機、走得最近者，是比自己大二十三歲的梁啟超。這一關係的形成，自是與梁對李有推薦、保舉之恩有關，但更重要的是二人在對待近代田野考古這門新興學科的看法上，具有相同的眼光和熱情。梁啟超是最早介紹西方考古學理論、方法，並系統總結中國傳統金石學成果、極富遠見卓識的史學大師，也是一位非常重視遺址搜尋和田野發掘的學者。在清華任教時的梁啟超還擔任著中國考古學會會長，而這個時候的李濟正是一位血氣方剛、朝氣蓬勃、滿身透著西方科學知識與理念的青年才俊，用他自己的話說，像“剛出籠的包子”，熱氣騰騰，許多想法與梁啟超一拍即合，二人遂成為亦師亦友的莫逆之交。　　由於梁、李都極為重視田野考古發掘所取得的第一手材料，李濟進入研究院後，在梁啟超鼓勵和畢士博支持下，開始著手讓考古人類學這門新興學科突破厚重的清華園圍牆，把教研課堂搬到田野之間，從而催生了在中國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質和深遠意義的山西考古之行。一九二六年二月五日，李濟與地質學家袁復禮同赴山西，沿汾河流域到晉南作考古調查。在此之前，袁氏曾跟隨瑞典著名地質學家安特生調查發掘過聞名於世的仰紹文化遺址，積累了不少經驗。此次李、袁二人到達晉南，發現了幾處新石器時代彩陶遺址，取得了一些標本。在初步確定了幾個可供發掘地點後，於三月底返回清華園。十月，經李濟協調，清華國學研究院和美國弗利爾藝術館共同組織，後者支出大部分經費，由李濟、袁復禮主持，赴山西夏縣西陰村進行田野考古發掘。按照雙方擬定的合同規定，發掘出土的古物永久留在中國，撰寫的研究論文以中英兩種文字分別在中美兩國刊物上發表。——這是中國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正式的近代科學考古發掘嘗試，也是李濟在清華任教幾年間所做成的唯一一次田野考古發掘，後來他雖然又外出過幾次，皆因軍閥混戰而停止。對於此次發掘的意義和評價，許多年後，哈佛大學人類學系主任和著名考古學家、人類學家張光直說道：“這第一個中外考古合作計劃所採取的立場是明確的：學術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當時條件下還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而且是國有的。李濟先生的國際地位與國際眼光並沒有使他在愛國、在維護國家權益上作任何的讓步。這種眼光遠大的愛國精神是李濟先生一生從事學問從事事業的特色。”張氏所言大體不差，在當時的中國能做到這看似簡單、實則不易的一點，的確是要有一番魄力和識見的。　　對李濟與弗利爾藝術館達成的這項合作發掘事宜，梁啟超極感興趣，主動給予大力關懷與支援。他憑藉自己的聲名與龐大的人脈背景，曾兩度寫信給山西省土皇帝閻錫山，請其對這一新興科學事業給予官方支持。為此，李濟後來曾深情地回憶道：“梁啟超教授是非常熱心於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動地把我推薦給山西省模範省長閻錫山。”因為有了“閻老西”的撐腰和關照，使得當地官吏與土匪地痞等黑白人物，皆不敢對李濟一行破壞和搗亂，田野考古發掘非常順利。當此之時，梁啟超的次子梁思永正在大洋彼岸美國哈佛大學就讀，主攻考古人類學專業。這一專業的選擇來自於梁啟超的精心策劃與安排。具有博大學術眼光和強烈民族主義情感的梁任公，眼望世界範圍的考古學迅猛發展，而號稱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境內，從事考古工作的人都是以各種名義來華的外國學者，如瑞典人安特生（J. G. Andersson）、加拿大人步達生（Davidson Black）、 美籍猶太人魏敦瑞（J. F. Weidenreich）、 法國人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日本人鳥居龍藏和水野清一等等。對這一現狀暗懷不滿、外加不服氣的梁啟超，很希望有中國人自己出面做這一工作。一九二六年秋，他在萬國考古學會會長、瑞典皇太子前來中國訪問的一次演講中，曾對這門學問的前景滿懷信心地指出：“以中國地方這樣大，歷史這樣久，蘊藏的古物這樣豐富，努力往下作去，一定能於全世界的考古學上，占極高的位置。” 正是有了這樣一種眼光和魄力，決心以學術薪火傳家的“飲冰室主人”，在兒子思成、思永於清華學校畢業後，讓長子思成與未婚妻林徽因一道，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學建築（按：林到校後改學舞台設計等藝術專業），次子思永入美國哈佛大學攻讀考古專業。這一安排，皆是為了讓當時不受中國學術界重視的冷僻專業，能夠在中國大地生根、發芽、成長、壯大，“為中華民族在這一專業學問領域爭一世界性名譽”。 對於這一安排，梁啟超在致子女的信中曾自豪地說道：“思成和思永同走一條路，將來互得聯絡觀摩之益，真是最好沒有了。”事實證明，他的這一目的達到了，梁思成與梁思永學成歸國後，分別成為自己專業學科中領一代風騷的宗師。只是天不假年，梁啟超沒能親眼看見這一天的到來。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梁啟超在寫給梁思永的家信中，多次提到李濟的田野考古發掘，“李濟之現在山西鄉下（非陝西）正採掘得興高采烈，我已經寫信給他，告訴以你的志願及條件，大約十日內可有回信。我想他們沒有不願意的，只要能派作實在職務，得有實習機會，盤費、食住費等等都算不了什麼大問題”。此前，梁思永在哈佛學習期間，曾參加了印第安人遺址的發掘，他寫信給父親梁啟超，表示想回國實習並搜集一些中國田野考古資料。梁啟超極其高興地向遠在異國的兒子提供有關統計資料，並為其回國實習機會和條件作了精心安排。從信中可以看出，梁思永一旦回國，可跟隨李濟到廣闊的三晉大地一試身手。　　李濟和袁復禮在山西工作了兩個多月，直到十二月三十日方結束。此次發掘收穫頗豐，共採集七十多箱出土器物，分裝九大車，於次年元月初，歷經幾個晝夜風餐露宿與旅途艱險磨難，總算將全部器物安全無損地押運到清華國學研究院。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的成功發掘，揭開了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序幕，標誌著近代田野考古技術在遠東這塊古老大地上生根發芽。作為人類學家的李濟，也由這次發掘而成功轉到考古學領域的探索與實踐中，從而奠定了他在中國近代考古學發展史上開一代先河的宗師地位。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日，清華國學研究院歡迎李濟、袁復禮二人山西考古發掘所取得重要成果的茶話會，在眾人期待中召開。清華大學教務長兼國學研究院事務主任梅貽琦、國學院全體導師和學生皆出席了會議。梁啟超聽取了李、袁二人所作的長篇發掘報告並觀摩了出土遺物，特別是看到新石器時代的半個經人工切割的蠶繭，欣喜異常。回到寓所，梁啟超以極大的興致連夜給遠在大洋彼岸的梁思永寫了一封長達兩千餘字的長信。信中充滿激情地說道：“他（按：李濟）把那七十六箱成績平平安安運到本校，陸續打開，陳列在我們新設的考古室了。今天晚上他和袁復禮（是他同學地質學的）在研究院茶話會裡頭作長篇的報告演說，雖以我們門外漢聽了，也深感興味。他們演說裡頭還帶著講，他們兩個人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學者（濟之是學人類學的），真正專門研究考古學的人還在美國——梁先生之公子。我聽了替你高興又替你惶恐，你將來如何才能當得起‘中國第一位考古專門學者’這個名譽，總要非常努力才好。”　　梁啟超在信中談到出土器物有銅器、石器、骨器以及複雜的陶器花紋問題時說：“此外，他們最得意的是得著半個蠶繭，證明在石器時代已經會制絲。其中陶器花紋問題最複雜，這幾年來（民國九年以後）瑞典人安迪（特）生在甘肅、奉天發掘的這類花紋的陶器，力倡中國文化西來之說，自經這回的發掘，他們想翻這個案。”他提到李濟曾說：“以考古學家眼光看中國，遍地皆黃金，可惜沒有人會揀，真是不錯。”梁啟超再次建議兒子回國後“跟著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又說，即使因時局動盪而無法外出做田野發掘，在室內跟著李濟整理那七十六箱器物，也“斷不至白費這一年光陰”。淋漓酣暢的筆墨，揮灑著對兒子的殷切期望之情。按梁啟超的打算，梁思永在國內豐富一些古文物方面的知識，多參觀幾個新成立的博物館，然後再去歐美深造幾年，一定會受益更多。　　梁思永接受了父親的建議，於一九二七年六七月間回國並來到清華園。令人扼腕的是，當他在梁啟超的帶領下，於國學研究院一一拜見各位名師巨匠時，“四大導師”之一的王國維早已跳到頤和園昆明湖自沉了。　　王國維奇特、詭異、神秘地離去，在給世界留下一串謎團的同時，也昭示了一個不祥的預兆，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支柱轟然斷裂一根，另外一根也岌岌可危，馬上就要坍塌——這便是學界中號稱泰山北斗，被陳寅恪譽為“清華學院多英傑，其間新會稱耆哲”的梁啟超。（按：梁為廣東新會人，故以“新會”稱之。）盛極一時的清華國學研究院也已漸顯頹態，大有風雨飄搖之勢。　　早在一九二六年初，梁啟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他不顧朋友們的反對，毅然住進北京協和醫院，並於三月十六日做了腎臟切除手術。極其不幸的是，手術中卻被“美帝國主義派出的醫生”、協和醫院院長劉瑞恒與其助手，誤切掉了那個健全的“好腎”（右腎），虛弱的生命之泉只靠殘留的一隻“壞腎”（左腎）來維持。?　 此時西醫在中國立足未穩，大受質疑，而手術主要主持者乃是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的醫學博士、協和醫學校校長兼醫院院長劉瑞恒。劉的副手則是純種的美國人，聲名赫赫的外科醫生。為了維護西醫社會聲譽，以便使這門科學在中國落地生根，對於這一“以人命為兒戲”的事故，作為親身的受害者，在“他已證明手術是協和孟浪錯誤了，割掉的右腎，他已看過，並沒有絲毫病態，他很責備協和疏忽，以人命為兒戲。協和已自承認了。這病根本是內科，不是外科”的情形下，梁啟超不但沒有狀告院方，相反在他的學生陳源、徐志摩等人以“白丟腰子”（徐志摩語）通過媒介向協和醫院進行口誅筆伐、興師問罪之時，他仍把西醫看作科學的代表，認為維護西醫的形象就是維護科學，維護人類文明的進步事業。他禁止徐志摩等人上訴法庭，不求任何賠償，不要任何道歉，並艱難地支撐著病體親自著文為協和醫院開脫。在《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一文中，梁啟超對做了錯事的協和醫院“帶半辯護性質”。文章的最後極為誠懇地講道：“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這是我發表這篇短文章的微意。”　　一九二七年那個溽熱的夏季，剛從美國歸來，跟隨梁啟超在水木清華古月堂漫步的梁思永，當時尚未意識到，其父的人生之旅已是日薄西山，即將走到盡頭。正應了古人“禍不單行”的話，由於時局變幻紛亂，軍閥之間刀兵不息，戰禍連綿，使得李濟精心籌劃，準備與梁思永一道去山西和西北地方的兩次田野考古發掘皆成泡影。心懷焦慮與惆悵的梁思永，只好以清華國學研究院梁啟超助教的名分暫時留了下來，但大多數時間是憋在室內整理、研究李濟於西陰村發掘的陶器。一九二八年八月，梁思永帶著未完成的研究報告和一顆痛苦之心，再度赴美深造。當他剛踏出國門，死神就開始叩擊梁府大門那個怪獸狀的銅環，梁任公的生命之火已是油乾薪盡，回天無術，父子倆這一別竟成永訣。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九日，梁啟超與世長辭，享年五十六歲。噩耗傳出，學界政壇天下同悲，清華師生撫棺慟哭。泰山崩塌，樑柱摧折，一代大師就此遠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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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再無大師》特色　　這部著作具有文學家文筆的優美，最大的特點就是對史料的稽考鉤沉，將鱗爪綴成珠串，使湮沒於歷史泥沙中的真相層層剝出，使今天的讀者看到了一個個有血有肉的鮮活生命，讀之令人回味無窮。　　本書附有稀有珍貴插圖三十張。如病中的林徽因、傅斯年和他弟弟的合影、梁思永伯希和等在殷墟挖掘現場合影、顧頡剛、李濟等珍貴照片。　　◎聯合推薦　　中研院院士、人類學家／李亦園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家／何茲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