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政教关系研究

出版时间：2010-5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作者：汪圣铎  页数：744  字数：7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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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于当初对困难估计不足，本研究课题的完成已经严重误期了，笔者终于意识到，必须使研究告一段落，不然将产生严重后果。　　五年以前，笔者决心对宋代政教关系作一全面梳理，为此订了一个庞大的计划，找了一些人作助手，投入了巨大的精力。这当中，得到有关方面的支持，研究课题被列入国家社科研究项目。但随后遇到原先未能想到的困难。首先是搜集和消化海内外研究成果的困难，其次还有寻找和消化相关现代理论的困难，最后还有阅读和消化佛经、道藏方面的困难。学识到用时方恨少，我深深地为自己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感到遗憾。　　然而，努力总是有结果的。我相信，五年的艰苦努力不会白费。当我阅读自己的稿子时，一种喜悦的心情使我坚定了上述信念。　　宋朝统治的时空范围内存在过的宗教不只有佛教、道教，但是这两教以外各教（如摩尼教）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所发挥的影响都远远不能同这两教相比。再加上笔者对这些较小宗教的研究很不够，所以，本书的讨论拟只限于宋王朝与佛教、道教的关系。　　从佛教在汉代传人中国、道教在汉代正式成为宗教，封建政权与佛教、道教势力之间就有如何相处的问题，就存在封建政权想要利用佛教、道教巩固自己的统治，佛教、道教试图利用封建政权减少自身发展障碍的问题，存在着彼此的不和谐、冲突与摩擦。经过几百年的调整，到了宋代，政教关系已趋于成熟和理性。佛教、道教中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与国家、社会对立是没有出路的，必须在现实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必须使统治者和广大民众都感到佛教、道教是社会生活切实需要的。在他们的带动下，佛教、道教为迎合这种需要也做出了相应调整，用今天人们习惯的表述，那就是佛教、道教明显地世俗化。与此相应，宋朝较有头脑的统治者，较有头脑的士大夫，也已认识到：完全消灭佛教、道教在当时是根本不现实的。宋人张方平讲：“今天下十室之邑必有一伽蓝焉，衡门之下必有一龛像焉，异巷朋处，喜相祝、怒相诅，一话一言，必以浮屠之言为证。少而习闻，长而习见，如之何其不沦胥以入其流也。

内容概要

　　本书是对宋王朝与佛教、道教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全书分为三大部分：即系统分析宋王朝各时期在政教关系方面采取的各种举措及其成败；考察国家与佛、道教的互动，包括国家的政策引导、管理措施以及给佛教、道教提供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场合和机会等；探讨佛教、道教为社会服务、充当人神中介的形式及效果。书中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努力有所突破，提出了许多新见解。

作者简介

汪圣铎，男，1948年生，现为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宋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钱币丛书编委。曾在北京经济学院古代经济史研究室任助教、讲师，在中华书局任编辑、历史编辑室副主任、副编审、编审。

书籍目录

《河北大学历史学丛书》出版缘起前言第一章 宋太祖、太宗时期的宗教政策第二章 宋真宗的以神道设教第三章 渐变与衡定——宋仁宗时期第四章 相对平稳和低调——宋英宗、神宗、哲宗时期第五章 崇道抑佛——宋徽宗的合一三教第六章 新的平衡——宋高宗、孝宗、光宗时期第七章 理学阴影下的政教关系——宋理宗在位时期第八章 引导与认同——三教调和论占主导位置第九章 宋朝的内道场第十章 祈雨晴、保丰收——为国效忠的重要途径之一第十一章 为皇家祝寿——为国效力的又一重要途径第十二章 为皇家祈冥福、为国家禳灾除祸第十三章 出家僧道的管理第十四章 荣誉与地位的引导——关于紫衣师号的颁给的研究第十五章 宋代敕赐处士号考辨第十六章 南宋御前宫观的高士第十七章 网络的完善与被分割——宋朝僧道官制度第十八章 寺院宫观的管理制度第十九章 宋代的年号寺观与圣节寺观第二十章 佛、道为孝道服务的体现——功德寺观第二十一章 掌控重点占据上游——北宋官方直接经营部分寺院第二十二章 居于主导地位的官宫观第二十三章 宋代的天庆观第二十四章 宋代寺院宫观中的御书阁、本命殿第二十五章 宋王朝与佛教名圣地及名寺院第二十六章 赏赐不广限制不严——僧道寺观田产问题研究第二十七章 与民同负有限减免——关于寺观、僧道的赋役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如果说宋太宗见到相国寺佛牙还只是撰了赞偈，那么他在安置开宝寺舍利一事的种种表现，就有更典型的意义。北宋人田况记：“太宗志奉释老，崇饰宫庙，建开宝灵感塔以藏佛舍利，临瘗为之悲涕。”①即讲埋葬舍利时宋太宗竟流了泪。田况没有记此事发生的时间，宋人高承记：“福圣院，《会要》云：初，吴越王钱俶在杭州建阿育王塔藏佛舍利，归朝，于此建塔云。端拱二年成。加建塔院，咸平二年赐今额。”②又李焘记：“[端拱二年八月]先是，上遣使取杭州释迦佛舍利塔置阙下，度开宝寺西北隅地，造浮图十一级以藏之，上下三百六十尺，所费亿万计，前后逾八年。癸亥，工毕，巨丽精巧，近代所无。知制诰田锡尝上疏谏，其言有切直者，则日：‘众以为金碧荧煌，臣以为涂膏衅血。’上亦不怒。”③关于宋太宗亲自参加安置舍利，上引田况等所记均过简略，杨亿记述稍详：“葬[舍利]日，上肩舁微行，自安置之。有白光由塔一角而出。上雨涕，其外都人万众皆洒泣，燃指焚香于臂掌者无数。内侍数十人，愿出家扫洒塔下，悉度为僧。上谓近臣日：‘我曩世尝亲佛座，但未通宿命，不能了了见之耳。”’④又释文莹记：“开宝塔成，欲撰记，太宗谓近臣日：‘儒人多薄佛典，向西域僧法遇自摩竭随国来表，述本国有金刚坐，乃释迦成道时所踞之坐，求立碑坐侧。朕令苏易简撰文赐之，中有鄙佛为夷人之语，朕甚不喜’词臣中独不见朱昂有讥佛之迹。因诏公撰之。文既成，孰崇严重，太宗深加叹奖。”⑤可知宋太宗为建此塔动用了许多钱财，并曾亲自抬舁舍利，准许（或许实为鼓动）许多内侍出家，还讲自己曾亲佛座，另又亲选词臣撰记文。此事把宋太宗尊崇佛教的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　　宋太宗对佛教表示尊崇的又一举措，是在自己出生地建寺，即启圣院。宋人王明清《挥麈前录》卷一载：“东京启圣院，本晋护圣营，以太宗诞圣之地，太平兴国六年建寺，雍熙二年寺成，赐名。”又《宋太宗皇帝实录》卷三三雍熙二年四月己卯载：“启圣禅院成，诏僧睿齐主之。其地即晋之护圣营也。宣祖时典禁军，天福四年，上诞于其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