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中的文化抉择

出版时间：2007-3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作者：叶瑞昕  页数：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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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虽然只是研究辛亥革命时期这十年间国人的中西文化观问题，但也涉及是按人物的思想来撰写，还是按思想派别来撰写。读了书稿后，你将会发现它既不是以代表性人物的思想依序论述，也不是以派别分类阐发，而是理出这十年间时人对中西文化不同认识和取向所形成的问题来加以探究。 在本书中，作者对辛亥革命时期时人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取向归纳了四个问题，即“貌袭西学，以旧化新”、“输入文明，顺应时势”、“保存国粹，国有与立”、“新旧调和，以求会通”。这一归纳是否准确、全面，自可进一步探讨，但作者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实属当时所存在而需要阐明的。

作者简介

　　作者叶瑞昕为历史学博士，现任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

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 19世纪后半期国人中西文化观的演进 　第一节 甲午战前的艰难认知历程　　一、“师夷长技”说与“夷夏大防”说的较量　　二、“西学中源”说与“中体西用”论的二重奏　第二节 甲午战后的文化反省思潮　　一、“天下”势已殊，“夷”“夏”无定名 　　二、“泯界限”与“立门户”：中西会通乍暖还寒 　小结第二章 貌袭西学以旧化新 　第一节 中体西用论与“新政”变法观　　一、“不易者”与“可变者”　　二、“严禁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　第二节 中体西用论与“新政”教育改革　　一、学堂包科举：吐故纳新之渐径　　二、经学与西学：学堂功课之次第　　三、“存国粹而息乱源”　小结第三章 输入文明顺应时势 　第一节 中西文化地位的重估　　一、从“创造文明”到“因袭文明”　　二、以“民权”之西学，破“伪新”之西学　第二节 文明进化的内在理路　　一、从法“公器”到习“公理” 　　二、以西方新价值观为标准，敦促中国政教之进步 　第三节 文明进化的顿渐之争 　　一、“人事进化”压倒“天然进化”的理据　　二、文明的直线上升：进化论中的极端倾向　小结第四章 保存国粹国有与立　第一节 国学保存的微旨　　一、从“中学”到“国学”　　二、国学含义的内界和外界　第二节 国学复兴之路　　一、以西方学理为烛，照亮传统文化之精义　　二、力抗社会潮流，以存国学之特性　第三节 国魂熔铸之运思　　一、“道德革命”抑或“道德保存”　　二、传统道德之古为今用　小结第五章 新旧调和 以求会通　第一节 文化调和的探索与局限　　一、即新即旧：文化调和的暧昧取向　　二、“统新故而观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　　三、陈义过高的尴尬处境　第二节 中西会通的新典型　　一、无用之大用：社会进步的动力之源　　二、文化无畛域学术惟求真　　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小结结语 附录从曾国藩新理学到梁启超崇心学——清末儒家伦理思想演变的内在理路参考文献后记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史学界似乎已习惯了辛亥政治运动—五四文化运动的历史演进逻辑，岂不知，辛亥革命不仅是一次政治革命，同时也是一次文化革新。研究“五四”文化变革，如不回溯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变动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文化经历过两次大规模的外来文化的洗礼，一次是佛教的传入，另一次就是西学的东来。佛教的传入，使得中国文化原有的文化范型发生结构性重组，由原来汉代经学独尊，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道教、玄学（道家）与经学的交织共融发展，至宋代孕育出一种天命与人性同源、本体与工夫交融的较为成熟的综合思想体系——理学。此后历经元、明、清，保持了一个整体上相对稳定的文化范型。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文化挟其坚船利炮登陆神州，中国原有的文化范型不能发挥历史上对待蛮夷文化时屡见成效的同化作用，其文化示范和引领功能失灵了。中国知识界逐渐出现严重的思想分歧：一部分人越来越倾向向西方寻求真理，并越来越批判本国文化传统，直至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有一部分人虽然在理性上承认西方文化的价值，但在情感上却难以割舍对传统文化的依恋，直至发生了民国初年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近代国人中西文化观剧烈演变的过程中，辛亥革命时期（1901—1911）可说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段。这个时段有一个非常鲜明的时代主题，就是救亡图存。这个主题像块大石头，沉甸甸地压在每个国人的心头，由此影响着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的走向，也左右着朝野各界在思想文化上的变动。如果说在此时代主题影响下，辛亥革命时期在社会政治领域的直接成果是推翻了在中国存在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那么辛亥革命时期思想文化论争的结果就是开辟了“道”、“器”分立的旧文化观日薄西山而“道”、“器”合一的新文化观冉冉升起的新局面。比较此前的历史时期可知，辛亥革命时期的学界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思维模式上，远远突破了洋务运动乃至戊戌维新时期流行的夷夏大防、西学中源、中体西用等诸种中西二元对立的思想形态，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较前大大深入了一步，不仅认识到西方文化中器用、技艺、制度方面的优势，而且认识到西方文化中思想观念上的先进；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相应也发生了重大调整，由原来相信传统文化在技术层面上不如西方但在精神价值上占有优势，变成全面怀疑传统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和价值。由此导致西方文化向中国的传播，由物质技艺层面扩大到精神价值层面，同时也引起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全面信仰危机：如果西方文化不论在“器”还是在“道”上都比中国传统文化先进，那么在救亡图存的实用动机下，传统文化也就失去了继续发挥作用的理由和根据。可以说，正是这种社会政治形势驱迫下发生的空前文化危机，引发了中国知识界前所未有的严重分裂：具有强烈功利主义倾向的文明论者决心与传统决裂，彻底走学习西方的道路；而对传统文化心存敬意的国粹论者坚持强调传统文化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并尝试敦促传统文化走上再造和复兴之路；自居于新旧之间的调和论者，试图突破文明论者和国粹论者各执一端的偏至，尝试以文化无新旧、学术惟求真的理性精神创建融合中西的新学问体系。对照此后的历史时期可知，辛亥革命时期文明论、国粹论及调和论等不同文化取向间的论争，直接影响了“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如果认真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五四”文化论争所提出的几乎所有问题，在辛亥革命时期差不多都已经做过重要的探索。其中，文明论者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发动了以西方新价值观为标准，敦促中国政教进步的思潮。他们勇于挑战为历代帝王尊崇的“至圣先师”孔子的权威，提出“欲支那人之进于幸福，必先以孔丘之革命”的激进主张，可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先声。以上是就思想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而言，考虑到辛亥革命时期如此突出的政治形势的催迫，不能不看到朝野双方政治立场的差异投射到文化观念上的影响。就当时国人在中西文化观上流行的三种取向——学习西方、保存国粹、新旧调和而言，每种取向的背后，多能看到朝野双方不同立场在其中的烙印。如同样讲学习西方，官方主要想在维系封建伦理纲常不坠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器物、制度层面的“富强之术”，以解救清廷迫在眉睫的统治危机；新学界具有革命思想的人士则提出学习西方富强之路，关键不在于其“术”——器物、制度层面，而在于其“道”——民主政治理想及其制度安排。同样讲保存国粹，官方国粹论者主要是想借保卫文化的大旗，吸引国民死守清廷统治秩序；民间国粹论者则主要从加强国家民族认同的需要，提出国学的自我更新之道，其中也有一些人将“国粹”作为排满革命的利器。同样讲新旧调和，官方主要立足于用中国原有的伦理思想同化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以此达到消减西方学说威胁其统治的效果，而民间调和论者中则有人站在官方的对立面，从破除保守的“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