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信仰与政治

出版时间：2008年6月  出版社：三联书店  作者：[美]魏因伯格  页数：453  译者：张新樟  
Tag标签：无  

内容概要

这套“西学源流”丛书的选题大体比较偏重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西文学界对西文经典著作和经典作家的细读诠释，二是西文学界对西文文明史上某些重要问题之历史演变的辨析疏理，三是所谓“学科史”方面的研究，即对当代各种学科形成过程及其问题考察和反思，这套丛书没有一本会提供中国总是的现在答案，国为这些作者关注讨论的是西方本身的问题。     对培根早期著作《学问的进步》的一个文本细读性的诠释，旨在阐明“最为紧迫的一个现代问题”，即“技术问题”。尽管培根是现代事业的主要创立者，但他并没有深陷其中，理所当然地接受现代事业的观点，而是比后来的德国批判哲学更清楚其局限性和问题。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魏因伯格 译者：张新樟 丛书主编：甘阳 刘小枫

书籍目录

前言缩略语导言  古代乌托邦与现代世界第一部分  培根的辩护　第一章  题献书信：论完美的基督教君王　第二章  针对神学家的辩护：仁爱是骄傲之源　第三章  针对政治家的辩护：希腊的美德与罗马的荣誉　第四章  针对学者们自己的辩护：学问的历史任务　第五章  学问的坏脾气：创新与古人的真正伟大　第六章  知识的真正的尊严：创造主神的召唤与道路第二部分  科学的分科　第七章  引言：神明的复仇与政治科学的问题　第八章  自然哲学：第一哲学、政治与奇迹　第九章  人的哲学：仁爱的知识与政治科学的可能性　第十章  欲望、身体、私人之善与公共之善：善恶的真正根源　第十一章  社会知识与政治：天真的乌托邦与现实的乌托邦结语　现代世界的乌托邦根源译后记索引

章节摘录

第一章　题献书信：论完美的基督教君王培根著作的开篇是给詹姆斯一世（King James I）的题献书信。“依据律法”，既有“常规仪式”的日常供奉，也有“虔诚欢喜”的自愿奉献；同样，臣仆献给国王的也应当既有出于职责的贡品，也有出于爱戴的礼物。对于前者，培根希望鉴于自己的职责和国王的意愿不要有所欠缺；对于后者，他认为自己的供奉（oblation）要提及国王个人的“秉性和优秀”（propriety and excellency），而不提及陛下的“君国”（crown and state）之事。培根不是要傲慢地去发现圣经宣布为不可思议的东西，而是要以“恭顺和敬仰的目光”观察国王。他把“美德与命运的其他部分”放在一边，而惊叹国王在理智方面的美德和能力：他的才智、记忆力、理解力、判断力以及雄辩的口才。在培根所知道的所有人当中，国王最令人赞同柏拉图的观点：“一切知识都是回忆”，心灵（mind）原本知道万事万物，知识在被肉体遮蔽之后又会重新彰显。如《圣经》所说，最智慧的国王的心灵就像“大海里的沙”，既大又小，所以国王既能够理解最宏大的事，也能理解最细微的事。这乃是神赐的天赋，因为依据自然“同一件工具既适用于大事，也适用于小事”是不可能的。国王的演说天赋就像塔西图（Tacitus）笔下的奥古斯都•恺撒（Augustus Caesar），“流畅而有君王之相”（flowing and prince like）。与那些费劲的、受技艺和规则约束的、或者依某种模式设计出来的卑屈的言谈不同，国王的演说就像泉水喷涌而出，流淌并分化出自然的秩序。在国王的社会事务（civil estate）中，他的美德比得上他的运气，他的运气也足以与他的美德相配：有德性的性情伴随着幸运的政体，对更大财产的合乎德性的期望伴随着丰盛的财富，对于婚姻的有德性的忠诚伴随着幸福的果实，基督徒的和平愿望伴随着善意的四邻。而正如在这些社会事务中那样，在理智的事务上，在国王的自然天赋和他学问的广博与至善之间也极其“相称”。考察罗马的诸位皇帝：包括专制君主恺撒（Caesar the dictator）和马库斯·安东尼（Marcus Antoninus）、“希腊的或者西方的诸位君主”，以及随后的法兰西、西班牙、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各代国君，就可以得出这一论断：自基督以来不曾有过更有学问的国王。许多国王可以显得有学问，或者能够支持有学问的人，但是作为天生的国王（a bom king）能有如此的学问简直就是奇迹。国王融会了神圣的学问与“俗世的与人的”学问，从而享有了归于古代赫耳墨斯（Hermes）的“三合一”（triplicity）：国王的权势与运气、教士的知识与启示，以及哲学家的学问与广博。这样的风范（propriety）不仅应得到现在和未来诸世代的敬仰，而且也应当表现在“可靠的著述、牢固的记忆、不朽的碑文之中，印上国王的权势和这样一位国王的杰出至善的特征或标记”。因此，培根把“一些旨在实现这个目的的著述”作为贡品呈献上来。这些著述的总体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关注“学问和知识的优点，以及学问之进步与繁衍所具有的非凡的价值和真正的光荣”，而第二部分则解释为了学问的进步而已经承担或忽略了的“具体的行为与工作”。培根希望用这样一份贡品鞭策国王推断出学问进步的细节，因为他本人不能够“正面地或肯定地”把“设计好了的细节”建议或者提供给国王。我们首先来回想导言中提出的那个问题。既然培根同意柏拉图的观点，认为最危险的政治问题来源于生产性技艺的必然的盼望，那他为何还是如此强烈地煽动这些盼望呢？苏格拉底是受那些代表城邦的生产性技艺的盼望的人所迫，才给出对于完全正义的城邦的描述的。他的辩护是现实城邦所要求的，他要解释他对这些技艺之盼望与知识的批判，也要解释他的哲学活动，以及为何他自己拒绝实践生产性技艺。培根的议论是支持生产性技艺的，但是正如我们后来会看到的那样，他是被迫的，就像苏格拉底那样。我们需要知道是什么样的必然性促成了培根的议论和辩护，而在题献书信中，他—开始就谈到了他的著作在何种程度上是自愿的，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受到公共职责的约束。他一开始就声明自己的著作只是一件自愿的礼物。但是这个公开的声明经不起细致的审查。培根声明，《旧约》对于出于职责的和出于自愿的供奉之间的区分决定了他自己的自愿的礼物应当提及国王的私事而不是公事。他暗示，《旧约》律法和目前的规矩把常规与职责等同于公事（public matters），而把临时和自愿等同于私事（private mat-ters）。而且，出于职责的严格目光（observant eye），或者出于常规的公事的考虑（public consideration）限制了对国王的私事的提及。遵从所罗门（Solomon）所说的话语，国王的心灵是不可思议的，培根将仅仅提及哲学家所谓的理智的美德（intellectual virtues）。现在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培根所提到的限制并非如培根所说是源于《旧约》。《旧约》确实在常规的供奉与自愿的供奉之间作了区分，认为前者受必要性的约束而后者不然；但是它并没有相应的公与私之间的区分。这第二个区分是培根自己加上去的，它不是以《旧约》而是以《新约》为基础的，从《新约》当中我们才得知要区分属于恺撒的和属于神的。先知撒母耳（Samuel）连公事与私事之间的区分都未提及，更不用说政治与神圣之间的区分了。他同意大众的要求，任命一位国王来治理以色列，就如同其他民族的国王所做的那样。此举让警惕国王的统治的神和撒母耳都感到不快。但是，神，而不是撒母耳，还是选定了一位国王来治理他特选的人民。依据旧的律法（Old Law），自由和限制是一个民族在其政治范围之内体验到的，这个民族的特定边界是由神选定的。而依据新的律法（New Law），公与私之间的区分乃是特定的或者具体的政治限制与由神应许的私人的、但是普遍的自由之间的区分。可见，培根在一开始就通过模糊旧律法与新律法的区别来描述自己的著述的自由。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著述的自由是由这样一种可能性决定的：耶稣的普遍王国尽管声称公事与私事是不同的，但是它对公事与私事所做的区分并未比犹太人的神圣的但是政治的和特定的王国做得好。因此一点也不奇怪，虽然公事与私事之间的区分要求培根只能自由地讲述国王的理智的美德，但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评论局限于这些美德。就像一个说闲话的人会提及他不想说的东西那样，培根让这些理智的美德与国王在社会事务中运气与美德的和谐对照起来。而且，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这本著作既涉及到国王的私事，也涉及到国王的公事。尽管它也许是自由的和私人的，但作为一个出版物，它是公开的并受到限制的。我们感到惊奇，这是怎样的一位国王，关于他培根居然忽略了公与私之间的区分。我们得知，国王在理智上所达到的美德似乎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依据自然”，同一件工具既适应于大事也适应于小事似乎是不可能的。培根告诉我们，国王的心灵简直就像一件本来不可能的普遍的工具，以至于证明了柏拉图关于“知识就是回忆、心灵原本知道万事万物”这一观点。然而，如果说心灵是一件完美的工具，那它就可能不是一件工具，而只能是对于自然整体的—个完美的反映（reflection）。而且，这也确乎是值得质疑的，即这样的一颗心灵，或者反映在这样一颗心灵当中的自然，是否可能。姑且认为是可能的，培根说国王是“基督的时代以来”最有学问的国王或者世间的君主。但是培根不只是拿国王的三重好（国王的权势和运气、教士的知识与启示，以及哲学家的学问与广博）与基督教时代的统治者所拥有的品质相比照，他甚至大胆地提到了前基督教时代的专制君主恺撒。也就是说，如果自基督的时代以来没有更博学的国王了，那么国王的博学的、工具一样的心灵必定可以与最具野心的恺撒相比，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培根指出这位恺撒只是在运气方面与那位令人厌恶的喀提林（CmMine）有所不同。要是如培根所说，他的著作带着基督教君王的印记，那么这样一位君王有类于一位僭主，根本不关心私人品质与公共品质之间的区分。为了向基督教君王说话，培根效仿了这样一种漠不关心，而且，至少在开头，这样一位君王的在场本身就是限制他的言论的那种力量。因此，尽管国王的工具一样的心灵并非不可思议，培根还是不发表自己的见解，而是通过提及柏拉图来指出这样的心灵是否可能以及谁会渴望这样的心灵。培根说，国王的心灵可以让人相信柏拉图在《美诺篇》（Meno）中的论证。柏拉图的《美诺篇》也许是最为重要的对话，从中可以查究出苏格拉底面对雅典城邦所作的申辩的各种理由。在《美诺篇》中，苏格拉底当着他的未来的指控者阿尼图斯（Anytus）的面：阿尼图斯是城邦艺人和政治家的辩护人：论证说，美德是无法传授的，智术师（sophists）在传授被认为是美德的东西方面要优越于任何一位雅典公民。在这篇对话中，阿尼图斯表现得比他对苏格拉底的无礼的、严厉的威胁更智慧一些。阿尼图斯拒绝在自由的、私人的对话场景中为艺人和政治家辩护。他拒绝指出美德教导的最明显的来源：政治家的和立法者的技艺的产品：律法。阿尼图斯似乎理解苏格拉底的微妙论证，即城邦与智术师之间的共同性胜过它与哲学之间的共同性，因为城邦所赞美的习传的美德乃是一种生产性技艺的结果，是智术师伪称连同其他技艺一起传授的。智术师们宣称自己拥有表演或模仿（appearance OF imitation）的技艺，依靠这种技艺他们伪称掌握了所有这些生产性技艺。阿尼图斯，这位生产性艺人和政治家的代言人：政治家本身也是生产性艺人：预言了城邦之美德的罪恶真相以及苏格拉底拒绝把美德与可传授的生产性技艺等同起来的理由。如果律法不是神圣的，而是人的技艺所造就的，只是对自然的模仿，那么美德连同几种政体的正义就都暴露为智术师和僭主所理解的样子了：也即它们只不过是促成了最强有力者的统治的表演（appearance）而已。培根把国王的心灵比拟成普遍的、生产性的工具，可以包容宏大与微小的万物。如同这样一件完美的工具，国王的心灵只要成就其本然的自足就可以反映自然的整体。根据柏拉图，这种伪称拥有如此绝对把握的技艺就是智术师具有的表演的专制技艺（tyrannical art of seeming），如果说这位国王令我们想起《美诺篇》，那么培根似乎是把这位完美地结合了政治权力和智慧的国王描绘成了完美的智术师。但是这位国王还被比拟成野心勃勃的专制君主恺撒。而且这位国王不只是像恺撒，他的演说就像塔西图笔下的奥古斯都·恺撒，“有君王之相，如同泉水涌动而又包含自然的秩序。”这位国王的演说反映了他的心灵。在第二卷中，培根借塔西图之口告诉我们，奥古斯都直白地宣布他的“不亚于僭主”的欲望其实正是为了掩饰这种欲望，以促成欲望的实现。在这里所提到的是，塔西图拿恺撒、奥古斯都、提比略（Tiberius）、卡利古拉（Caligula）和克劳狄（Claudius）的口才与尼禄（Nero）所需要的“假的口才”（borrowed eloquence）相对照；而后来提到的是，奥古斯都的直率的口才如此地不同于提比略的掩饰，实际上却是更为巧妙的掩饰。塔西图是在古代罗马与当今罗马的对照中作出这个暗示的，在当今罗马，帝国和财富放纵了僭政的野心。像柏拉图那样，培根知道在行动中以技艺征服自然其实与智术师危险地伪称掌握了一切生产性技艺乃是同一回事。像柏拉图那样，培根还知道智术师不只是为他们自己说话，而且也是为城邦之正义本身的危险倾向说话。与苏格拉底不同，就如我们不久会看到的那样，培根的辩护不仅受到这样的城邦的限制，而且也受到代表城邦的这样一种危险的基督教君王的限制。苏格拉底可以为自己的对生产性技艺的批评作辩护，因为他能够赞美哲学，或者至少是正确理解的哲学，而且也因为这样的哲学可以揭示出节制政治野心的理由。而培根则只能为他对生产性技艺的颂扬作辩护。压迫苏格拉底的城邦与培根所面对的君王之间的不同，是否可以解释培根对乌托邦的技艺抱负的回应呢？我们对此感到疑惑。其间的不同之处当然是基督教。正如培根通过巧妙地提及塔西图所暗示的那样，现代与古代的不同就在于一个新的帝国已经兴起。培根所面对的这个帝国是基督教而不是罗马，但是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是联系在一起的；苏格拉底可以权衡政治与哲学的价值，而培根则只能权衡塔西图所描绘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罗马僭主的价值。其中之一，恺撒，乃是一位大胆的僭主，他没有成为皇帝，而且他的残暴创立帝国也这样得到了回报（re-quited）；另一位，奥古斯都，乃是一个掩盖起来的僭主，他成了皇帝并且得到好死。培根的著作是为教育基督教君王所需的，若不混淆公私品性就无法向这样的君王说话。另外，培根的著作乃是对于基督教政治生活的—个回应。在某种程度上，基督教的正义问题要求这本著作提出学问的新任务。随着培根著作的展开，这项任务变得清晰起来，那就是统一理论与实践，并且把实践技艺提升为完美心灵的一个榜样。事实上，这篇著作所呈献给的这位国王就是作为新学问的典范受到颂扬的，这种新学问把完美的心灵等同于完美的生产工具。但是当国王受到培根的礼物的改造之后，就会因此与塔西图所描绘的两类僭主相像，一类是已被证明为合法的，另一类是未被证明为合法的。培根的两类僭主的例子（事实上是写给国王的整篇题献词）不禁让我们想起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科学。这种政治科学妄图通过证明僭主的合法性，通过把僭主的不正义的、非法的野心与公共的善一致起来，从而主宰政治命运。我们已经知道，在培根看来，基督教的君王和人民不能仅靠马基雅维利的原则来塑造，这种原则不足以证明僭主的合法性。新学问超越马基雅维利，似乎是想再次直面僭主之合法性证明的这种失败，并确定公私生活之间的合适界线。完美的基督教君王将同时是两种类型的僭主，一种是已被证明为合法的，另一种是未被证明为合法的。培根将会指出，这两种类型乃是两个极端，现代世界要在这两极端之间绘制出自己的路线。我们最初不是从马基雅维利那里，而是从柏拉图对智术师的批判中获得这个教益的。这两种类型的僭主始终是可能的，在基督教时代，它们构成了政治实践的唯一的视野，但是在古典乌托邦思想家那里，它们却并非政治实践的唯一视野。但是那时候这些思想家对犹太人的历史遗产还一无所知。不足为奇，学问的优点是需要辩护的，因此在培根作为礼物献给国王的文章之外还得写一篇文章。培根一开始向国王许诺要颂扬学问的优点并且解释为增进学问而已经在做的工作。

编辑推荐

《科学、信仰与政治》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用户评论 (总计9条)

•   科学理性是现代世界的乌托邦的根源，在此基础上的信仰和政治，才有坚实的根基。
•   对一个大家和一个重要思想主题的回应
•   三联的经典之作，这个系列的书都很不错，虽然翻译有些晦涩，但是让人都起来很受用
•   甘阳主编的一套书，还可以
•   对培根早期著作《学问的进步》的一个文本细读性的诠释，值得一读
•   我们受了太多的“二元论”教育，把世界活生生弄成了非此即彼的对立世界，而实际上，科学与神学信仰原来不矛盾。
•   仔细地读过这本书，终于买了，爱不释手呀。作者是魏因伯格，德裔美国人，译者张新樟，王晓朝高足，原著和译本都非常专业，学哲学、政治学、历史的，都应该细细地读过来，这是这一套书里的精品。
•   发货很快，谢谢。就是书中内容有些难懂。
•   很好的书，质量上好，这本书解释了社会主义与乌托邦的思想根源，也就解释了现代思想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