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国家形成

出版时间：2009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美]许田波  页数：293  译者：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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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什么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能由分裂走向统一，而欧洲自中世纪起就一直保持分裂（也就是多国体系）状态？为什么在中国国家权力始终占有绝对优势，社会却极度萎缩，而欧洲国家却能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达成平衡，从而最终发育出公民社会以及宪政结构？这两个问题是既有国际关系理论和比较政治学理论所无法解决的问题。许田波的《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试图通过一个理论——世界政治的动态理论（a dynamic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来解决这两个未解之谜。l世界政治的动态理论认为，支配逻辑（logic of dominnation）与制衡逻辑（10gic of balancing）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相互竞争，其结果既将导致国际体系的变化，也将导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

内容概要

　　《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东方编译所译丛)》通过比较东西方两个相似历史时段，即秦国统一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和拿破仑征服欧洲失败前的时期，提出了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动态理论，分别利用古代中国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历史检验了动态理论，集中关注了该理论对国家形成的意义，强调了国际关系学与比较政治学的不可分割，并从动态理论的角度对世界政治转型进行了思考。

作者简介

　　许田波，现为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她2000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获博士学位，并曾先后获得哈佛大学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圣母大学海伦·凯洛格国际研究所、哈里·弗兰克·古根海姆基金会和世界政治研究所的研究资助。　　译者简介：　　徐进男，1972年生。1994年、2000年和2008年分别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清华大学，分别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曾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政治科学》、《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论坛》等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数篇。与阎学通合编《中国先秦国家问政治思想选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书籍目录

译者序中文版前言致谢第一章 世界政治的动态理论案例研究方法世界政治的动态理论的基本架构国际政治的动力学国家形成的动力学自强型改革对自弱型权宜措施“替代性”解释第二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政治动力学制衡逻辑的早期胜利（公元前656-前284年）秦国的崛起及统一（公元前356-前221年）超越均势克服扩张成本的上升发动最后的统一战争为什么秦国能制定更明智的策略小结第三章 反思近代早期欧洲的国际政治动力学两弱的平衡：自弱的法国与自弱的哈布斯堡帝国（1495——1659年）强弱的竞争：自弱的法国与自强的英国（1661-1715年）霸业在望：大革命及拿破仑时期自强的法国初始状况与客观环境近代早期欧洲的自强型改革诸模式比较战争的强度哪个体系更霍布斯化和马基雅弗利化“替代性”解释小结第四章 国家形成和转型的动力学国家形成的制衡逻辑自强型改革、国家形成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强制型政府自弱型权宜措施、国家畸形化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宪政政府初始状况与客观环境国家形成与国家力量的差异秦朝的崩溃和汉朝国家一社会关系的转型第五章 结论与意义国际政治和国家形成动力学的再结合后拿破仑时代世界政治的转型附录一 近代早期欧洲(1495-1815年)有大国卷入的战争一览表附录二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656-前221年)有大国卷入的战争一览表附录三 有大国卷入的战争一览表的操作标准有大国卷入的战争的计入与排除对有大国卷入的战争的确认大国地位的确认参战国的确定战争发动者、胜利者和失败者的确定附录四 中国历史年表参考文献

章节摘录

　　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多国体系中，诸侯国互相征战，视情形缔结或解散联盟，并设立专门处理战争与和平事务的外交官员。在这种环境下，中国不论是兵法的编写还是领土主权的界定均早于西欧。20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或者说“中原诸国”像欧洲国家一样：它们都是领土国家，因为君主们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清晰界定的领土范围内的排他性权威”之上；它们也是主权国家，因为君主们“要求人民承认他们是国家的最终权威，以及不承认其上有更高的司法权力之源”。21虽然各诸侯国最初只是沿黄河流域零散分布的城邦，但随着一些强国平定周边地域并吞并弱小邻国，诸侯国变成领土规模越来越大的政治实体。在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缓冲区被逐渐蚕食殆尽，领土中不相连的部分不时被以和平方式交换。由于诸侯国边界日益连接起来，边境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检查站，边界因此日趋固定。需要借道去第三国的使节必须得到借道国政府的批准，否则就会被捕甚至有丧命之虞。在战国时期，各国“在边境设立了一连串的观察哨，在战略要地建设要塞，并最终沿边境修起了用于防御的大型城墙”，这使主权国家的领土特点变得更加鲜明。22在多国体系的最后阶段，出国旅行的人甚至被要求携带证明文件，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护照。23　　春秋战国时期不仅在国家间关系上类似于近代早期欧洲，而且两者在国家～社会关系上也很相似。春秋战国时代的主权国家建立了各自的中央政府，拥有官僚化的行政机构，垄断了国内暴力的使用，并在全国范围内征税。一般认为，中央集权化的官僚机构是近代欧洲国家建立的。但是，顾立雅指出：“当我们拿两千年前的中国政府机构和近代国家高度中央集权化的官僚机构相比较时，就会发现两者间拥有最令人惊叹且可能是最具有启发性的相似之处。”24要论国家与统治者的区别，官职与官员的分离，根据客观和贤能标准来选拔和晋升官员的科层制，公开颁布的法律所具有的普适性和公平性，人口的调查和登记，中央岁入与支出的预算，统计与报告的汇集，直接统治的能力，以及其他行政技术，中国均先于欧洲两千年就发展起来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就法律权利、思想自由和福利政策的谈判在中国大地上的出现时间要远早于欧洲。简言之，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在许多关键的层面上具有显著的相似性。

媒体关注与评论

　　许田波博士对中国和欧洲的国家形成进行了大胆的和富有原创性的比较研究，并据此引人深思地重新解释了欧洲近代史。她在研究过程中挑战了一些国家形成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导理论。研究方法的大胆固然会引起争议，但其实这对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在比较的视野中理解欧洲历史更有价值。这项非同寻常的工作不仅会引起研究欧洲和中国历史的学生和学者的高度兴趣，对那些致力于理解当代全球政治的人亦是如此。　　——迈克尔·弗里曼 埃塞克斯大学　　许田波博士可能是国际关系学界仅有的能够写出如此深奥的中国和欧洲国家体系比较历史著作的学者。这部作品开创性地把亚洲带入世界政治的宏观历史变迁研究之中。她能够很好地驾驭中国和欧洲的文献资料、国际关系理论和社会科学研究设计。她对战略的非道德性和残酷性、国家建设中的资源动员，以及对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为何能在上述领域胜过欧洲国家提出了引人入胜的观点。　　——江忆恩 哈佛大学　　许田波博士成功地进行了一项宏观历史比较研究，其大胆程度令人惊叹。她同时还阐明了一个令人着迷的国际体系的运作过程。研究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和近代欧洲的国家形成和体系转型的学者，以及研究其他国际体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学者，都必须直面应对她的论点和论据。　　——威廉·沃尔福斯 达特茅斯学院

用户评论 (总计84条)

•   　　许小姐的这本书显然不是写给我等无知平民看的，因为七零八落的充斥着各种学科的高深术语。许其实主要想说，近代欧洲没有成为大一统的帝国是因为诸侯太矬；古代中国没有建立近代欧式对等的国际政治体系是因为华夏人（其实主要是秦人）太牛逼。先不说许的逻辑推理过程，这个论点是那么的悦耳动听。不过，在我飘上云端之前，被最后一丝理智拉回来——等等不对啊，如果读春秋左传，各国诸侯也是矬的不行。整天打打杀杀，对内对外对爹对子对君对臣都是这样，动不动就兴兵攻打临近的小国去索要贿赂。灭国的事情时有发生——但是这个灭国只得仅仅是绝祀，过一阵子找到个后裔占个城邑一个国家就又兴起了。似乎开始大家都没有存了要统一中国的心。由于这段时间是中国国家形成的重要来源，春秋战国历来最不缺乏研究。今天许田波又放了胆子提出新的看法——说是新其实也就是把旧的看法用了新的词汇包装了一下——当然比较政治学最不讲究这个，这实在是勇气可嘉，从书里我们居然依稀能看到Theda Skocpol的眉目。
  　　
  　　最近发现的清华竹简里面有一节写商亡的历史。周人认为，商朝灭亡是因为他们不祭祀上帝。据说因为商朝人理解的上帝是不可以通过祭祀来贿赂的（周人则将上帝跟祖宗一起来祭祀）。周人的理解在今天看来可能令人莞尔，但在几千年前周人可是认认真真地把这个放在史书里作为后人的教训。这使我想起，关于社会学到底靠不靠谱、谁的方法更靠谱的争论。无疑，许的这本书又在这些争议里增添了新的话题，只不过其实说到底，读历史学历史和用历史的人根本不在乎。
•   　　Merton 何其幸运。
  　　
  　　用“正确”这个词当然太绝对了，当然看完默大的Bio之后不得不感叹：在正确的时间进入了正确的学校、遇到了正确的老师、写出了正确的Ph.D dissertation与papers、结了正确的婚、选了正确的工作，甚至生了正确的儿子。。。。。。
  　　
  　　不是每个学生这么幸运的。
  　　不是每个学生都会成为Aristotle或者Merton，尤其是在过度耕翻的学术田里。
  　　
  　　作者没有像Aris或者Mer一样众人皆知。尽管很努力。
•   　　春秋戰國體系相對封閉，而歐洲體系自形成之初就開始向世界其他地方擴展。新世界的發現使金銀大量流入歐洲，從而加速了貨幣化進程并弱化了改革動機。而且，歐洲衝突的規模日益全球化，從而推動了擴張成本的上升。另外，海外殖民地為領土競爭提供了出路，從而使歐陸的國際競爭少具靈和性。……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國沒有殖民地的出路，相對狹小的體系規模和較高的人地比例又進一步增加了領土征服的收益。（p131）
•   　　赵鼎新的评论：
  　　
  　　http://book.douban.com/review/1998311/
  　　
  　　联系赵鼎新的评论，粗略说几点感受。
  　　
  　　1 赵纯粹从方法论出发对许的批评，个人以为有问题。在先前书评中有人引用的话里已经很清楚：许的意图在于发掘一套类似的动机（富国强兵的三个面向：增强军力、加强经济能力和发展出巧妙的策略）和原则（国际政治里的权力均势vs大国统治、国内政治里的社会力量制衡vs国家强权统治）在不同空间、时间和结构下所引发的不同后果，因此中国和早期近代欧洲这两个不论在初始条件、时间序列和社会结构上都大大不同的案例，恰恰是很好的对比案例。赵所说的“比较历史学方法”——也就是更类似于Common Foundations Method的方法，是用比较具有许多共同变量和一些不同变量的历史案例去找出哪些变量对案例的终极结果不同产生了影响，进而找出这些变量作用的Mechanisms; 这些Mechanisms在不同历史案例中可能是类似的，也可能是不同的。而许在这本书里所做的恰恰就是将这种方法的逻辑反过来，用具备不同Foundations的案例去对表面上类似的Mechanisms进行检测，看看这些Mechanisms在实际案例中作用的机理，由于初始条件、时间和空间的不同，会造成怎样不同的效果。赵对这一点把握似乎不清楚，而只是念兹在兹地批评他所不喜的比较历史学分析法，导致他在后面论及具体论点的时候，有相当多是重复了许的论点。
  　　
  　　2 赵对于许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错误之批评，不仅在方法上忽略了她继承自精神导师Kenneth Waltz和实际导师Jack Snyder的对于结构之重视，而且几乎在智识上全盘重复了许本人的论点，有些失水准了。
  　　
  　　3 赵的其他批评，有些有一定道理。比如地理位置上欧洲和中国的各自特性对战争和政治发展的影响，几乎已经被说滥了，就不再赘述。比如时间上的差别，许对于先秦战争和早期近代欧洲战争之特性的对比缺乏考虑，特别是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最终没有发展成民族国家，而欧洲的民族国家形成自1644年之后就逐步开始，故自16世纪中叶之后这两者的区别可能比许所假定的要大，如果许真的是如上所述要用“不同Foundations的案例”来对比，那么这个Foundation的变化恐怕要更多地考虑——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中间有一个过程，赵只关注了拿破仑横扫欧陆之后、Nationalism被公认为已经形成的那段时间，中国和西欧战争的区别，可能夸大了特别是在1700年之前的那段时间的区别；随之而来的一个可能很有趣的问题是：诸侯国战争这个共同机制，在中国春秋战国和欧洲近代早期这两个不同的空间和阶段，如何导致了强秦统一和民族国家分立这两种不同的结局？用许本人的方法或许可以对此做一有趣研究。又或者赵鼎新自己在做的东周儒法战争与国家形成，可以对此有更多的借鉴。
  　　
  　　4 我自己对许这本书的评论、批评和不解，主要有下面几点。抛砖引玉。
  　　
  　　首先，如果是具备不同的Foundations的案例作比较，那么Foundations本身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的变化（即“初始状况”随时间流逝的转变），对于案例本身的特性和所比较的特性有什么影响，似乎是个需要很小心处理的问题。毕竟就算两个案例的Foundations不同，但这些Foundations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许在这一点上似乎做得不足。比如上面已经提到她对欧洲民族国家逐步形成、各国之间战争逐步转型所带来的影响，可能估计不足。又比如她多次强调欧洲各国之所以持续依赖向私人商团借债、而不发展出如秦国一般强大税收系统的原因，是因为欧洲在这段时间开拓了不少殖民地，白银的大量涌入使得欧洲经济货币化兴盛，可以很容易地在私人市场上集资，而秦国没有这种殖民地则使其不得不以强力国家机器的形式强制民众从事农业和徭役、从中抽取经济资源，这么看来殖民地的开拓，是一个重大的Foundation转变：原本中国和西欧都没有殖民地，都是封闭式的内部竞争，现在西欧开拓了殖民地，不仅导致了结构的转变，而且直接影响了agency的策略选择，进而也就影响了Mechanism所结合的条件。这样的影响，似乎不能简单地作为一个外生变量突然“介入”来一笔带过。许的方法，可以涵盖根本的初始条件的不同（据她自己说），但有没有考虑到这种根本条件在时间中的变化呢？抑或说她将这个纯粹作为一个“客观环境”的变化来考虑，这样合理吗？
  　　
  　　其次，许在书中（英文版52页脚注268）雄心勃勃地提出自己是兼顾国际关系三大学派和“结合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和政治理论”的学者，而这本书也确实大量引用了这多方面的资源。不过实际做起来，许在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结合方面，似乎有重复前人成果之嫌。许试图将均势和社会力量制衡、大国统治和国家权力加强建立起对应关系，并用一个“自强”（Self-strengthening）策略串联之。这一论点至少在国家形成和国家间关系跟Charles Tilly的“Wars Make States and States Make Wars”似乎无多大差别，不过是比Tilly更直接宣称自己结合了国际关系理论中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的生存逻辑和战略选择，以及比较国内政治中国家—社会关系对比的逻辑而已。不过许的论述或有一点新意，是指出了这种对内对外双重的“自强”策略如何反复加强了这一时期国际关系之根本结构（无政府和国家对国家的战争），进而顺流而下在全书结尾指出了liberal democracy政体对改善国际关系结构的作用。而对均势逻辑和大国统治逻辑两者之间的关系，许的论述也显得含混不清。
  　　
  　　最后，许在描述西欧时所用的“自衰”（self-weakening）和“国家退化”（State Deformation）这两个概念非常大胆。所谓西欧“自衰”“退化”是许遵循自己“从西欧反照中国、从中国反照西欧”这一逻辑，对比中国皇权朝廷的“自强”和“国家形成”提出的，具体表现为采用雇佣兵导致国家无法垄断暴力工具，过分依赖私人借贷和强行开征税源导致税收国家化和理性化的减退，出卖官僚系统职位导致官僚机构组织动员力低下。这些问题，如许所述，直到拿破仑征服欧洲、英法对抗和英国崛起之前，一直是欧洲各国“自衰”的表现。但如果同Charles Tilly对西欧民族国家形成的理论对照，“自衰”“退化”中似乎也有“自强”“形成”的因子，尤其是像英国这样连许也承认的特例，正是由于国家无法垄断税收财源，所以才引起了一系列内战和革命和妥协，最终形成liberal democracy。也正是因为早期的“自衰”“退化”使得欧洲虽然出现过普鲁士和拿破仑法国这样的强权国家，但国家机器始终无法形成秦国那样相对于社会的强大力量，也使得西欧国家出现了如许所说的“自主性”（autonomy）可能很强，但“能力”（capacity）偏弱，更需要嵌入于社会的现象，间接使得liberal democracy多少有一点成长的土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衰”和“退化”似乎是另一种“自强”和“国家形成”。
  　　
•   　　 个人以为本书最大的价值还不是作者的副标题——关于中欧春秋战国时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国际政治之比较，更大的意义在于探讨在一定程度类似的情形下，春秋战国的中国和近代早期的欧洲为什么会走向截然相反的不同道路？仅仅是因为历史的偶然还是宿命的悲剧？
  　　 中外学者作中国和欧洲的历史比较的时候往往会拿春秋战国时期与欧洲启蒙和浪漫时代早期作为比较，其中固然有双方都一定类似希腊城邦的政制和思想状态，更重要的是双方都处于一种旧秩序行将崩溃新秩序尚未建立的大变革时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政治的黄昏”也是如此），而就此申论无疑有着强烈的现实意味——历史何以至此？
  　　 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结果不同的事物它们的变化成因和过程也应不同，而具体到本书之中即被作者解释为“自强型改革”和“自弱型改革”两条不同的道路选择，而为何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大多选择短期而言更为艰难的“自强型改革”，而非欧洲式的“自弱型改革”呢？在这一点上作者似乎就有点用结果来回答原因，而这可能出自学术严谨的顾虑，正是本文试图做出澄清之处。
  　　 为什么中国政治能在秦代即形成相对现代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相对合理的官员选拔机制、直接的中央税收和国民义务兵役制度，却又长期没有形成黄仁宇所说的数字化管理的资本主义管理模式呢？
  　　 我以为，恰恰是中国政治的过早成熟成为了中国变革的最大阻力和死结。春秋战国的多元文化和政治是建立在独立的封建制度和经济之上的。独立的封建制度，在国际，由于多国的竞争，加强了改革国内政治的紧迫感和人民用脚投票的权利；在国内，由于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分封属国的相对独立性，国君的权力受到较大的局限，贵族、知识人、平民、城市人和商人可以不完全依赖国家的给予而自足，拥有较大的意愿和能力表达自我，而由此结成的社会团体无疑是更为强健的，重要的是这样的社会团体并不是完全体现国家的意志，甚至还有制约国家的意愿（这也是为什么秦国必欲置商人于破产之地的部分原因）。这在欧洲具体化为议会对国家预算审批的制度化，国君对国民公民权的承认和封建制度习惯的尊重。而在秦一统中原后，在政治上废除分封置郡县，摧毁相对国家独立的经济政治实体；在经济上鼓励农耕，歧视商业经济，把商置于士农工之下，成为贱民；在思想意识上，焚书坑儒试图统一国家意识，以打击私斗的名义，压制异质于国家意识的侠义精神和民间团体；规范以史学为代表的官方书写扼制民间的记述。总之利用中央集权的权力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消除多元文化和经济的影响，使之成为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帝国。反观欧洲，贵族、教士和商人阶级的相互制衡和利用，不但多元的经济被允许甚至鼓励，更重要的是异质的思想能够在不同的资助人和国家、教会权力交错的缝隙中生存下来，成为国家制衡逻辑强大过支配逻辑重要的支柱。
  　　 中国政治过早的实现了统一和成熟，其中固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我们也要看到，国际政治中的制衡逻辑和支配逻辑能够平衡的发展更具有某种偶然性：“恐怖平衡”或者纳什平衡的微妙之处在于，一旦有国家在霍布斯式的自然国家状态下，试图利用马基雅维利式的国家政策，其他国家几乎必然要选择同样的规则和手段应对，而长期维持贵族式的谦让和道德反而是更令人不可思议的状态，这样的国际政治称作核恐怖平衡也好，黑暗森林体系也好，结果就是形成秦帝国似的国家可能性较大，而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维持的可能性较小（欧洲也有拿破仑和威廉皇帝的试图统一的努力）。而在战争成本较低的前现代时期里，这种诱惑如果没有强大的制衡力量，几乎必然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
  　　 中国的不幸在于在这个时间窗里，并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强大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力量，在外部国际压力消失后（边患比较特殊，边患主要的压力还是军事层面的），君主必然利用被垄断的国家暴力打击多元的经济和文化，而没有任何意愿允许甚至扶助能制衡自己权力的势力的强大，被传统社会长期称颂的刘备诸葛亮式的王相合作和制衡，至多是一种无任何制度保障的给予式的残余习惯，到宋明也被碾杀殆尽。
  　　 秦帝国的统一使得中国在民间力量尚未成熟强大之际，就被迫直接面临国家权力的压迫和诱惑（缺乏贵族与宗教势力的制衡），形成了国家独大、社会萎缩、个体消失的死局，社会自治长期受到国家管理机构的压抑和指导，弱化了社会在国家和个人层面上的交流和协调作用，并且中国帝制获取的庞大资源，成功的改造了“宗族”和“江湖”等的伦理和结构，形成组织间的同构关系，社会与国家之间更多的体现一种支撑合作关系，缺乏对抗和冲突的紧张，这种强大的帝制文化的行为路径依赖直接导致传统中国政治长期停滞，在这一点上我是同意作者秦帝国历史偶然的解释的。
  　　 中国早熟政治的悲剧是仲永式的悲剧，而这样的悲剧在1949年以后重新改头换面的上演，这又是什么样的悲剧呢？
  　　
•   　　中国和欧洲历史的区别最大之处在于,中国是大国家,小社会.而欧洲往往是小国家,大社会.这个国家指中央极权力量.这从两地历史源起和发展的不同就开始了,而没有社会力量的制约,极权主义和独裁力量往往就能在中国最终获得胜利,而且由于没有社会力量的制约,其极权力量的渗透和膨胀总是越加厉害.
  　　　　
  　　　　中国最关键的是要建立社会力量,基础的就是启民智,培养国民的公民意识和民主精神,没有社会力量的壮大崛起和觉醒,任何美好的蓝图都只能为独裁者所利用,培养盲从的愚民,暴民和为独裁者服务的奴隶而已.中国近代转型至公民社会没有成功,希望这次不要在走向历史怪圈,重复失败,那将是中国的灾难
  　　
  　　
  　　
  　　
  　　
•   　　许田波的回應： “构建‘中国学派’必須正視中国历史”, 《世界经济与政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2010 年第5 期,第124-138页.
•   　　超越中國中心與歐洲中心─
  　　評許田波《先秦中國與前近代歐洲中戰爭與國家形成》
  　　
  　　刊載於《政治科學季評》，2007年，第15期，頁29-32。
  　　
  　　
  　　政治科學家許田波(Victoria Tin-bor Hui)教授的《先秦中國與前近代歐洲中戰爭與國家形成》(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是一部帶有豐富歷史、理論與政策意涵的先驅之作。同為多國體系(multi-states system)的先秦中國與前近代歐洲，為什麼西元前656至221年間先秦中國由分裂走向一，而西元1495至1815年間前近代歐洲卻維持著多國平衡的局面？透過歷史發展軌跡的比較，本書解答了一個過去中外歷史學者與政治科學家未曾處理過的經驗問題。然而，本書的旨趣並不僅止於回答經驗問題。更重要的是，本書還反省了一個政治科學與漢學之間知識論立場相對的問題：「為什麼政治科學家與歐洲人都把歐洲政治中的分權制衡(check and balance)視為理所當然，而中國人與漢學家則都把在中國的大一統帝國視為理所當然？」(p.1)
  　　
  　　本書認為政治科學的歐洲中心觀與漢學的中國中心論都是不完備的。為超越中國中心與歐洲中心的認識論，許教授在第一章以政治科學的語言發展出來「世界政治的動態理論」(dynamic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動態理論以為，國家形成與國際體系轉變是相生相伴的歷史過程，國家在此過程中的內外大戰略會對歷史軌跡的發展形成兩套不同的因果機制，進而在初始條件相近的狀況下也能產生相異的歷史結果。於是，國家的對內對外大戰略與國際歷史發展的因果機制是相互構成的。如果國家在過程初始採取「自強型改革」(Self-strengthening Reforms)大戰略來應對戰爭的壓力，則國際政治中的「宰制邏輯」(Logic of Domination)會得到強化，就像先秦中國一樣從分裂走向統一；反之，如果國家在過程初始即傾向以「自弱型權宜」(Self-weakening Expedients)來處理戰爭的壓力，則「宰制邏輯」會受到弱化，反倒是國際政治中的「平衡邏輯」(Logic of Balancing)盛行，而產生如前近代歐洲般維持多國平衡的格局。藉著肯認「宰制」與「平衡」這兩種不同的政治邏輯可以並存於同以競爭為起始狀態之國際政治演變，動態理論既避免了大多數政治科學家從歐洲中心的「平衡邏輯」片面向中國歷史提出質問的問題，動態理論也跳脫了大多數漢學家從中國中心的「宰制邏輯」在厲行批判時落入被動回答歐洲中心論發問的陷阱。進而，世界政治中，「權力平衡與宰制勝出(coercive triumph)都是可能的結果。」(p. 225)。不論是歐洲中心的分權制衡、或中國中心的大一統帝國，都是國家大戰略與國際政治環境策略互動在歷史中生成的偶然。如此，將國際政治留給歷史自身路徑依循(Path Dependence)而未被任一政治邏輯斷然決定的動態理論，也就超越了歐洲中心與中國中心的認識論。換言之，值得關注的現象並非為中國沒有服膺權力平衡或歐洲沒有出現宰制勝出，而是中國和歐洲過去都有過近似權力平衡和宰制勝出的歷史經驗。
  　　
  　　超越歐洲中心與中國中心的歷史分析，在本書第二、三、四章的經驗研究中完成。本書第二、三章分別說明了西元前656至221年間先秦中國與西元1495至1815年間前近代歐洲各自的國際政治歷史動態。第四章則從國家形成的角度比較秦國終結多國平衡的大一統和拿破崙幾近大一統的霸業又回到多國平衡格局的國際政治動力何在。可以說，透過歷史的重建，這三章反省了政治科學家及漢學家分別視權力平衡為普遍規律與宰制勝出為中國獨有的誤解。然而，必須指出的是，由於本書否認權力平衡是普遍規律或宰制勝出是中國獨有，本書自然也就不採用一般社會科學作品的研究假設進行驗證。相反地，本書是用對稱性的比較歷史方法，先指出中國和歐洲的過去同樣都有近似權力平衡和宰制勝出的歷史過程，再以先秦中國與前近代歐洲互為相反的事實解答兩者路徑發展的分歧，進而並呈平衡與宰制這兩種政治邏輯在先秦中國與前近代歐洲的動態關係。
  　　
  　　這個對稱性的動態比較歷史是這樣進行的：從西元前七世紀一直到前四世紀中葉，先秦中國一直維持類似前近代歐洲的多國平衡格局；而從十八世紀末開始，前近代歐洲也首度由法國進行類似於秦國在西元前四世紀中葉厲行「自強型改革」而在歐陸一度建立霸業。這就是先秦中國與近代歐洲在歷史動態中出現的相似情境。然而，當十八世紀末之前三百年間的歐洲封建秩序還盛行著「自弱型權宜」時，西元前四世紀中葉前三百年間的先秦中國封建秩序已經在各國「自強型改革」的氛圍中崩解。於是，秦國崛起前三百年先秦中國體系已經開始克服權力平衡與擴張的成本，而蘊釀出盛及一時的「宰制邏輯」。秦國的「自強型改革」也就在體系已有的「宰制邏輯」中形成正反饋(positive feedback)加速大一統帝國的形成。相反地，拿破崙法國開始厲行「自強型改革」前的三百年歐陸國際政治則業已生成出偏愛「自弱型權宜」的「平衡邏輯」。一旦法國首度採取「自強型改革」，尋求宰制的「自強性改革」也就與體系原有的「平衡邏輯」形成負反饋(negative feedback)而易在既有的歷史路徑依賴中夭折。從反事實(Counter-factual)推理來說，如果當時法國革除舉債的陋習更全面地達成「自強型改革」，如果法國當時占領土地後像秦國一樣地對敵軍加以趕盡殺絕，如果當時法國對外聯盟採取分化再征服的戰略，徹底遂行馬基維里結合獅子力量與狐狸機智的外交謀略，那麼1815年發生在歐洲大陸上的歐洲協調不是沒有可能被一個類似西元前221年秦帝國的大一統所取代。當然，反事實的比較歷史思考終究無法改變已經發生的歷史事實。先秦中國與前近代歐洲兩種不同的歷史軌跡說明歷史在過去就一直是不確定與不可預測的，這也正是動態理論的核心論旨。然而，政治科學家勢必想進一步追問：本書提出的動態理論對於當代乃至未來的世界政治有什麼意義？
  　　
  　　只要謹記「歷史是過去的政治，現在的政治亦呈現著歷史」，讀者將從本書的動態理論中預見政策意涵。值得注意的是，本書寫作的歷史並沒有終止於先秦中國與前近代歐洲的比較。本書在最末章指出，當拿破崙法國在歐洲國際體系的「平衡邏輯」中厲行自強型改革後，英國、普魯士與後來的德國也都模仿了這種改革：以徵兵制建立常備軍來增強軍事能力，在提高經濟生產力的同時也對社會徵收直接和間接稅來加強經濟能力，採功蹟制取代貴族政治以達成聰明的謀略。「自強型改革」一度加強了歐洲大陸上的「宰制邏輯」，「宰制邏輯」更在溝通與行政技術提升的催化下被用於歐洲列強的海外殖民，然而，「自強型改革」在歐洲大陸上的散播終究沒有翻轉「平衡邏輯」。本書給的答案是資本主義開啟了貿易的國際競爭，也讓最強大的英國不再以領土整倂為目標進行國際戰爭。一旦奉行自由民主意識型態的英國傾向與歐洲列強的互動自我制限，即使近代歐洲大陸上「宰制邏輯」盛行，單一普遍的帝國也就無法在歐洲大陸上形成。之後，雖然美國承接英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霸權地位，但不論是在威爾遜主義還是杜魯門主義，變得更主動介入歐洲大陸事務的美國與奉行自由民主的英國一樣，都不以領土吞併作為回應國際競爭的目標。美國的政治領導似乎相信「在內部有分權制衡的國家是比較可能在外部追求分權制衡而非宰制強迫」(p.235)。於是，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更傾向以自由民主體制的輸出來發揚分權制衡的優越。「宰制邏輯」便在德國、日本，乃至第三世界國家接受體制改造之後，受到全面抑制。過去五十年來，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的「平衡邏輯」一直處於正反饋。然而，如先秦中國與前近代歐洲的經驗所示，過去兩世紀來普及於世界歷史軌跡的自由民主秩序—「平衡邏輯」非不可能轉變。換言之，世界政治的未來尚未被預先決定，而端視這一代政治領導如何在國家─社會關係及國家─國家之間，展開雙重策略互動。
  　　
  　　藉著將歷史帶回國際政治學，許教授的動態理論賦予當代世界政治更多元的遠景，而非單一壟斷的目的論思考。在本書的註腳中，雖然許教授寫道：「許多國際政治學的同行會好奇我是一個現實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或是建構主義者。在強調權力集中的意義上，我是個現實主義者。在強調國家─社會關係的意義上，我是個自由主義者。在強調國際競爭與國家─社會關係相互構成的意義上，我是個建構主義者。總而言之，我是一個整合國際關係、比較政治與政治理論的政治科學家」(p.52 fn.168)然而，相較於跨越政治學次領域的藩籬，我認為本書其實對於國際政治科學在超越中國中心與歐洲中心的認識論爭辯上作出了更大貢獻，因為本書所使用的對稱性比較歷史法為進行相關中國研究的政治科學家提供了一個方法學的中庸之道。這是說，當研究中國的政治科學家今後再度辯論到普遍社會科學理論在中國的適用性，對稱性比較歷史為論辯雙方在知識上提供了一個衡量紛爭的嘗試性方案：概念化普遍理論適用中國經驗時所產生的異例，再到中國以外的歷史土壤去尋找來自中國經驗的理論預期。換言之，即透過探索中國的經驗是否能發展成另一種普遍理論來回應回答兩個問題：一，使中國經驗特殊化的既有社會科學理論是不是普遍的？二，中國特殊經驗在既有社會科學理論普遍法則中是否僅為一個極端值？如果在既有社會科學理論下的中國特殊經驗還可以在中國之外的歷史經驗中普遍化，則意味既有社會科學理論的邏輯並未臻於普遍；反之，如果中國特殊的經驗無法進一步普遍化，則意味著中國經驗確實是普遍社會科學理論下的一個極端值，中國的經驗是特殊的，但原有的普遍社會科學理論效度不一定受到影響。
  　　
  　　《先秦中國與前近代歐洲中戰爭與國家形成》出版後，相信更多出色的中國研究作品，也能在國際政治學之外的其他領域，引薦這種超越中國中心與歐洲中心的方法學中庸之道，為超越中國中心與歐洲中心的認識論努力。
  　　
•   　　下面这篇英文短评发表在2007第一期英国《国际事务》期刊上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 has long been Western-dominated and Eurocentric. This, coupled with greater academic interest in understanding “non-Western IR” in recent years, has led scholars to “bring Asia in” to the IR field. Victoria Tin-bor Hui’s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is a very interesting and perhaps rare contribution to this process.
  　　
  　　The book seeks to solve a puzzle. Why did ancient China manage to achieve a universal empire after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hile Europe after its early modern period developed into a system of many competing sovereign and independent states? The author contends that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in fact shared similar processes of interstate and state-society relations. So it’s not destined that China should somehow have an empire while Europe can only hope for a 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 That is, China may continue to have balance-of-power politics after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Europe may well have had an empire. Something important must have happened in these two periods to make China and Europe what they later were.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uzzle, the author develops “a dynam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re “processes of strategic interaction between domination-seekers and targets of domination.” Within it there are two competing logics – “the logic of balancing” and “the logic of domination”. The logic of balancing includes balance of power or resistance and rising costs of expansion or administration. The logic of domination includes counterbalancing strategies (divide-and-rule or divide-and-conquer), ruthless stratagems and self-strengthening reforms.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se two logics fundamentally determines the outcom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f the logic of balancing is stronger than the logic of domination, a 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 will follow; otherwise, domination will overweigh balance of power. But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se two logics is first and foremost shaped by “the mechanism of self-strengthening reforms”, which are measures taken by states to increase their military strength and economic capability, and develop clever strategies.
  　　
  　　While the notion of “the logic of balancing” is nothing new in IR, “the logic of domination” is. In fact, one contribution of this book is precisely the argument of “the logic of domination.” As the author reminds us, “……we have to examine not just what power seekers cannot do, but also what they can do”. “States may use their higher economic capabilities, increased military strength, and clever strategies to establish domination”.
  　　
  　　Thus,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because Qin successfully pursued the logic of domination by combining self-strengthening reforms, divide-and-conquer strategies, and ruthless tactics, it eventually achieved unification in China. In Europe, by contrast, no universal empire emerged either because domination-seekers adopted “self-weakening expedients” instead of self-strengthening reforms and did not pursue ruthless strategies and tactics as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did, or because when they did take these measures, it was already too late.
  　　
  　　The author uses comparisons of initial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iming, and path dependence to answer the natural follow-up question of why the logic of domination prevailed in China but not in Europe. There are also observations on whether geography, technology and culture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na and Europe’s different trajectories. Certainly these are needed because one often hears, for example, the argument that vast plains and a unifying Confucian ideology in China facilitated its unification by a single power, and that Europe’s geographical diversity and cultural heterogeneity virtually made another Roman Empire in Europe impossible. Contrary to this “conventional wisdom”,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ll these factors are actually not necessarily in favor of Qin’s unification or Europe’s balance of power. More important is whether states can devise clear strategies and ruthless tactics to overcome barriers to unification. On this score, China’s Qin clearly outperformed European states.
  　　
  　　Another aspect of the book puts itself in line with Alastair Iain Johnston’s Cultural Realism in that both seem to deconstruct the “peace-loving nature” of the Chinese state and culture. At one point, this book argues that the ancient Chinese system was “more nasty and brutish”, pursuing “dirty stratagems and brutal tactics”, and in fact “was more Hobbesian and more Machiavellian than the early modern European system.” At another point, it argues that Confucian moral restraints had only shaky foundations in ancient and imperial China. Confronted with this kind of Western academic understanding and even some sort of consensus on the nature of China’s past conduc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y have to change its public diplomacy of constantly reassuring other countries of its peaceful intention by excessively referring to the “peace-loving nature” of the Chinese culture.
  　　
  　　In all, this book is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IR field in general and the study of China’s IR in particular. Although its theory and the linkages between different parts of this theory may sometimes seem complex, its boldness to make a macrohistorical comparison and its sophisticated analyses of the workings of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an states system are very impressive. It should be able to encourage scholars to make further inquiries into different aspects of IR in Asia and China from what is commonly assumed in the West.
  　　
•   　　其實赵鼎新指出來的所謂問題， 作者都有一一論及。
  　　
  　　赵鼎新可能沒有看清楚, 也可能他用有色眼鏡來看書，認定任何的中西比較都不行。
  　　
  　　關於“西方比较历史方法的阴影，” 作者在第一章這樣寫的：
  　　
  　　如果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在国际和国内政治方面都有这么多相似性的话，那为什么中国最终出现了一个强制性的普世帝国，而欧洲却可以一直保持多国均势状态。这仅仅是因为两者不可比较吗？毕竟，这两个体系在文化上代表了东、西方的两极，在地理上分别坐落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在时间上相隔两千年。因此，中欧两大体系的比较研究不能遵循主流的“共同基础”比较法（common foundations method），这种方法要求研究者根据共性最大化原则，通过比较两个只有一个变量变化、其他变量完全相同的案例来检验命题的有效性。 然而，研究历史的社会科学家们观察到，其他条件相同假定（ceteris paribus assumption）几乎无法应用在历史比较研究中。 如果学者们严格遵循这条原则，那么比较研究就只能限定在邻国范围之内。
  　　为了打破这种不必要的限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抛弃普适性理论转而集中关注因果机制，因为前者的目的是建立永恒不变的定律，而后者则研究偶然性的变化如何导致不同的结果。 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指出，“机制的显著特征不在于它是否能广泛地适用于预测和控制社会事件，而在于它所蕴含的因果链是否具有普遍性和精确性，以使我们能够在迥然不同的环境下确定相似的因果机制”。 道格拉斯·麦克亚当（Douglas McAdam）、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和查尔斯·蒂利甚至毫不含糊地放弃了“共同基础”研究法（common foundations method），并提倡“非共同基础”研究法（uncommon foundations method）。 他们使用“不同案例进行成对比较”，以期发现反复出现的因果机制如何能够与变动的初始状况和客观环境以不同方式结合起来，从而产生差异极大的后果。 我在本书中采用这种名为历史－制度主义的方法，并对初始状况、客观环境、时间选择和路径依赖给予特别关注。 同时，我还根据国际政治的结构主义方法来检验战争的压力如何在不同时空下导致相似的因果机制。蒂利巧妙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他说：“欧洲与中国在政治过程方面有很多相似性，但因为这些相似的过程出现在不同的时序、不同的组合和不同的环境当中，因而产生迥异的结果。”
  　　当我们关注因果机制而不是普世法则时，就可以不用欧洲的视角来透视春秋战国。埃德加·凯泽（Edgar Kiser）和蔡泳（Yong Cai）在研究官僚理论时就将秦朝视为“经验上的局外之物和理论上的反常之物”。 许多国际关系学界的同僚同样也希望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即为什么均势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体系中失败了？ 王国斌观察到，当我们视欧洲经验为规范而非西方经验为异常时，我们便会错误地“寻找世界其他地方走错路的原因”。 这个“为什么不这样”的研究问题还假定社会发展的单向性（unidirectonality），因此导致我们难以理解不同的发展轨迹。 查尔斯·蒂利建议我们应该考虑“西方经验或许只是幸运的尝试，一种失常的发展，一个死胡同，或者仅是许多可能的路径中的一种”。 因此，我视春秋战国为“任何合理理论必须能够圆满解释的重要案例”，而非一个偏离了欧洲范围的“反常案例”。
  　　与此同时，我不认为欧洲中心论必然不能应用于非欧洲环境。 正如王国斌所指出的那样，“欧洲中心论的世界观虽然片面，但它并不一定比从其他角度的研究更错（或对）。” 中国中心论认为中国是一个独特的个案。虽然欧洲中心论者错误地认定制衡是普世的规律，但中国中心论者也错误地假定普世帝国和专制传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这两种观点所犯的错误都是以回顾的方式来研究历史，即从现代政治现象出发，回头向历史中寻找原因。这种研究方法造就了所谓“事后诸葛亮式的确定性”，它会蒙蔽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不到种种“被压制的历史可能性”和未经尝试的历史路径。 它还埋葬了“数百个曾经盛极一时但后来消失的国家”。 更好的研究方法是从历史形成阶段往前探寻曾经可能的路径及其结果。
  　　为了追寻中国和欧洲所展现出来的历史，我还根据王国斌提出的“对称的观点”，从欧洲的视角来评估中国和从中国的视角来评估欧洲。 这种方法相当于将近代早期欧洲当作一个“反事实的中国”，以及将春秋战国当作一个“反事实的欧洲”。标准的反事实思想试验（counterfactual thought experiment）要求分析者追问如果假设的原因不存在会发生什么事。 但这种假想的反事实推理方法对于系统分析和宏观历史研究用处不大，因为相互联系的现象“无法每次只改变一个变量”。 然而，这个困难可以解决，办法就是使用真实的案例来“锁定”（anchor）反事实推理。 在本书的历史分析中，我首先以欧洲中心论来检验春秋战国，再用春秋战国的经验来检验近代早期欧洲。
  　　
  　　In the English version:
  　　
  　　Method
  　　If ancient China resembled early modern Europe in both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n why is it that a coercive universal empire triumphed in the former but checks and balances predominated in the latter? Is it simply because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are not comparable cases? After all, the two systems represent extreme ends of East and West in terms of culture; they are located on opposite sides of the Eurasian continent in terms of space; and they are separated by more than two millennia in terms of time. As such, these two systems are not amenable to the principle of maximizing underlying commonalities, which requires the researcher to “test the validity of propositions by making comparisons between two situations that are identical except for one variable.” However, historically-grounded social scientists have observed that the ceteris paribus assumption almost never holds in comparative history. If scholars strictly follow this principle, then comparative studies would be confined to mostly neighboring countries.
  　　To break out of this unnecessary restraint, more and more scholars have set aside universal theories, which make invariable propositions irrespective of contexts, and focused on causal mechanisms, which have varying effects depending on contexts. As Jon Elster puts it, “[t]he distinctive feature of a mechanism is not that it can be universally applied to predict and control social events, but that it embodies a causal chain that is sufficiently general and precise to enable us to locate it in widely different settings.” Douglas McAdam,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even unambiguously abandon the “common foundations” method and advocate the “uncommon foundations” method. They use “paired comparisons of uncommon cases” to find out how recurrent causal mechanisms combine differently with varying initial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o produce radically different outcomes. I adopt this historical-institutionalist approach an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initial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iming, and path dependence. At the same time, I also follow the structural approach comm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xamine how the pressure of war compelled similar causal mechanisms across time and space. As Tilly neatly captures it, “Europe shared many political processes with China, but put them together in different sequences, combinations, and environments, with dramatically different consequences.”
  　　When we focus on causal mechanisms instead of universal laws, it is also possible to refrain from examining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lenses of the European trajectory. Edgar Kiser and Yong Cai study Qin China as “an empirical outlier and a theoretical anomaly” for theories of bureaucratization. Many colleagu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ve likewise expected me to address the question “Why did the balance of power fail in the ancient Chinese system?” As Bin Wong observes, when we take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as the norm and non-Western experiences as abnormal, we are led “to search for what went wrong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nother problem with the “why not?” question is that it presumes “a unidirectionality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o makes i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alternative trajectories. Charles Tilly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consider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Western experience was a lucky shot, an aberration, a dead end, or simply one among many paths.” Hence, I treat ancient China as “a significant case that must be integrally explained by any theory that is to be considered adequate,” rather than a “deviant case” that diverges from the European norm.
  　　At the same time, I do not think that Eurocentric theories are necessarily inapplicable to non-European contexts. As Wong points out, “Eurocentric views of the world are inadequate, but they are not necessarily more wrong (or right) than comparisons made from other vantage points.” The Sinocentric claim to Chinese uniqueness is particularly problematic. While it is wrong for Europeanists to presume that checks and balance represent the norm, it is also wrong for Sinologists to assume that the universal empire and the authoritarian tradition represent the inevitable course of Chinese history. Both views commit the mistake of studying history retrospectively by looking at political phenomena at the present and working backward for their causes. Such an approach produces a “certainty of hindsight bias” that blinds us to various “suppressed historical alternatives” or paths not taken. It also buries the “hundreds of states that once flourished but then disappeared.” A better approach is to work prospectively by beginning at formative stages in history and searching forward for alternative paths and outcomes.
  　　In tracing Chinese and European histories as they unfold, I also follow Bin Wong’s “symmetric perspectives” by evaluating China from the European perspective and evaluating Europe from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This approach is tantamount to using early modern Europe as a real “counterfactual China” and ancient China as a real “counterfactual Europe.” In the standard counterfactual thought experiment, the analyst asks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if a hypothesized cause had been absent. But this imaginary counterfactual method is of little use to systems analyses or macro-historical studies because interrelated phenomena “cannot change one at a time.” This difficulty, however, can be solved by using real cases to anchor the counterfactual. In the historical analysis, I will first examine ancient China in light of Eurocentric theories and then early modern Europe in light of the ancient Chinese experience.
  　　
  　　
•   　　□ 维舟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西方发展出了现代科技和资本主义，而与此同时，西方学者也在思考另一个侧面：是什么导致中国发展出了独特的文明模式和政治制度？
  　　　　这就是许田波准备面对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几乎和整个欧洲一样大的大国，自秦朝统一后，历代基本保持了政治统一和文明的延续性，这与欧洲自罗马帝国以后分崩离析的政治局面大异其趣，即使拿破仑和希特勒也未能强行统一欧洲。尤其值得深思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和近现代欧洲在很多方面存在相似性：它们都起源于许多封建国家，国际秩序都是频繁战争推动的动态平衡，也都经历了封建制的垮台和官僚科层制的形成，但欧洲最终形成多国平衡的局面，中国却走向了统一。这一切是因为什么？
  　　　　历史上春秋战国和近代欧洲纷扰乱世的外表之下掩盖着深刻的变化：所有国家都在竭力效仿邻国取得的成功，进行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以求避免灭国的命运。这种变革的逻辑要求导致了中国和欧洲某些相似的历史演进路径：比如界定领土主权、边界日趋固定、中央任命的官员逐渐取代地方世袭贵族统治……在这些方面，中国的实践甚至要远远领先于欧洲。例如普鲁士德国的文官考试、统一税制和定期人口普查等行政实践在欧洲非常罕见，但在中国却早已司空见惯——欧洲第一次文官考试的笔试于1693年在柏林进行，而且“这一灵感来自中国”。
  　　　　秦朝一系列举措为以后的中国历史奠定了统一的基本模式，但它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事实上对秦朝政治及其失败统治的反思一直是中国历代政治家和儒家学者不断挖掘的课题。秦朝过于强大的国家力量摧毁了家庭和社会纽带，完全控制了社会，导致了社会结构的相对荒芜，压抑了民间的创造性力量，而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无需再像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统治者为取得民众合作而作出让步。
  　　　　欧洲历史走向与中国春秋战国的反差有着极深刻的历史根源，其中至少有一个重要因素是作者所不幸忽略的：即英国（再后来是美国）作为一个外部平衡者的存在。自1453年英法百年战争结束后，英国不再谋求欧洲大陆的领土，但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每当欧洲大陆发生战争时，它总是会在危急时刻出兵支持较弱的一方。这种平衡作用先后多次确保了欧洲力量的均衡，抑制了欧洲大陆出现一个压倒性的力量——而这个力量一旦出现（比如拿破仑法国和纳粹德国），几乎总是会在支配欧洲大陆后考虑入侵英国。英国的这一作用不容小觑，也保证了它自1066年之后再未遭到过成功的入侵。中国历史上从没出现过这样一支平衡性的外部力量。
  　　　　不过在强调理解中国模式的同时，许田波也许又走得有点过头了：她以一种现代观念去回顾和理解某些中国史上的现象和思想轨迹。例如她将春秋战国视为中国的“启蒙时代”，认为孟子和慎到的“天命学说”是坚持“人民具有最终的主权，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色彩”，这些其实都是一种“创造性误读”。这又启迪我们另外一个思路：要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和欧洲历史发展的差异，仅仅比较其政治和国家模式是不够的，还需要对其文明本质的把握。
•   　　在西方比较历史方法的阴影下
  　　———评许田波《古代中国和近现代欧洲的战争及国家形成》
  　　
  　　
  　　赵鼎新
  　　
  　　
  　　
  　　
  　　　　许田波的《古代中国和近现代欧洲的战争及国家形成》一书运用比较历史学、以国际关系理论和行为主体性(agency)为核心的理论方法,提出了如下核心问题: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和近现代欧洲的历史发展在很多方面有着相似性。比如,它们都起源于一个由许多国家组成的封建社会,都有着频繁的战争,都经历了封建体制的垮台和官僚体制的形成,都有着一个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但是,欧洲在发展中形成了一个多国平衡的局面,而中国却走向了统一。 这是为什么呢?对这一问题许田波的解释是:为了在国际争斗中取得优势,竞争各国就必须采取对策。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国家采取了自强性改革和聪明的军事外交策略(cleaver strategies,指的是法家改革和在《战国策》中所描绘的纵横家的外交手段),而欧洲国家却都采取了自衰性的对应和相对“笨拙”的外交策略。中国的国家力量在自强性改革和聪明的军事外交策略中越来越强大,于是就迎来了秦帝国的统一,而欧洲国家却因为采取了自我弱化的对应和“笨拙”的外交策略而在近现代的发展中失去了武力统一的机会。
  　　 作者书中的推理十分清晰,许多具体论点也不无道理。作为把中国先秦史和近现代欧洲史进行充分比较的第一本专著,该书在西方学术界定会占有相应的地位。但她所运用的比较历史学方法和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虽然均盛行于西方世界,却都在方法论意义上有较大误区。这些方法论上的误区导致该书在提出问题、解释问题、叙事形式和历史材料的运用上都有很大的偏颇。为了理解本书问题的根源,我们首先从比较历史学方法和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弱点谈起。
  　　
  　　一、在比较历史学方法的阴影下
  　　
  　　　　许田波在书中所采用的是西方社会科学中常用的比较历史学方法。这一方法的标准做法是把两个(或数个)不同案例放在对称的位置上加以比较并从中找出一个作者认为是关键性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在现代化过程中俄国和中国走上了共产主义革命道路,日本和德国走了法西斯道路,而英国、法国、美国却走了民主道路[Moore,1966]),作者的任务则是找出导致这些案例之间的不同(或相似)理论或是关键机制。但是,这种比较历史学方法有着以下致命弱点:第一,为了使比较有意义,这些案例就需要有很大的相似性。如果案例之间有许多不同点的话,就很难确证到底是哪一个不同点导致了我们所想解释的历史发展轨迹。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和近现代欧洲处在不同时空及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它们之间的差异多如牛毛,我们因此很难在这两者之间做出有意义的对称性比较。就这点来说,韦伯的问题(即为什么资本主义兴起在19世纪欧洲而不是同时期的中国和其他文明)就要比许田波书中的问题显得有意义,因为韦伯把不同案例放在同一时间背景下,或者说至少在时间这一点上对不同案例进行了控制。
  　　 第二,在对称性比较历史学方法下,研究者提出的问题基本上都具有单一性。比如,许田波所想要解释的是“为什么近现代欧洲形成了一个多国平衡局面,而中国先秦却走向了统一?”而另一个由凯瑟和蔡泳(Kiser&Cai,2003)所作的研究则是要解释“为什么科层制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而不是同时代的其他文明?”这里面有许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如果我们就一个案例提出多个要解答的问题时,我们将会很难为之找出一个合适的对称性案例来。比如,把以上许田波、凯瑟和蔡泳的问题糅合成如下问题“为什么先秦中国不但走向了统一还产生了科层制”的话,我们将会很难为这一复合问题找出一个对称性的案例来。近现代欧洲肯定是不行了,因为近现代欧洲虽然没能统一却形成了韦伯意义上的科层制。古罗马帝国也不行,虽然古罗马帝国造就了当时欧洲的统一,却没有能形成先秦中国式的科层制。
  　　 对称性比较历史学方法在提出问题时就违反了科学方法中的一个最为基本的原则,即一个有效的理论应当是一个能解释更大变异的理论(如果x能解释a不能解释b,但是y不仅能解释a而且能解释b,那么y就是一个更好的理论)。这就是说,所要解释的现象越多,提出不同的能同时解释这些现象的理论的难度就会越大,而对于单一的问题,我们往往能建立许多不同的解答,甚至是与经验事实毫不相干的解答(试想,对于两个路人吵架后打了起来这一事实的原因,你能提出多少在逻辑上合理的解答)。具体到许田波书中所提出的问题,她所想解释的说到底就是为什么秦始皇能统一中国而拿破仑却不能统一欧洲。对于这样单一的问题,提出不同的解答是非常容易的(我在本文的后半部分还会举例说明),并且,只要一个学者有着说得过去的完形能力,他所提供的解答在外行看来也总会有一定道理。一般来说,平衡性比较历史学方法理论所揭示的往往不是某一经验事物发展的真正内在机制,而仅仅是该理论的逻辑结果与该经验事物的结局具有同构性。它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一个形式理论。
  　　 第三,历史叙事的关键在于时空,即一个历史事件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和什么场合,以及以什么方式在时空中发展。只有在这样的叙事手法下,我们才能开始真正理解甚至解释历史动态中一些有意义的规律。但是,受到对称性比较历史学方法一些固有局限的限制,采取这一方法的学者一般重比较而轻历史,或者说他们的历史叙述往往缺乏很强的时间/空间感。在书中,许田波基本上是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下来分析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的。但是我们知道春秋战国的霸主期、转型期和全民战争期都有着各自十分不同的政治和国际关系形态。被她所标记为“聪明”的那种尔虞我诈的国际政治谋略直到全民战争中期才逐渐占据上风。比如,作者在书中强调了早期欧洲一些大国,如法国的瓦卢瓦王朝(公元1328-1589)在与哈普斯堡王朝争霸时,采取的都是自衰性策略(Hui,2005:36)。其实,在中国的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在取得领土后普遍把新占领土分封给贵族和军功贵族(史称二级封建化)。这一过程加强了贵族的势力,削弱了国家的力量,导致了晋国和其他一些中原大国相继垮台。显然,在春秋战国的早期,诸侯国在争霸中所采取的也是典型的自衰性策略。总之,在对称性比较历史学方法的限制下,田波书中的叙史手法缺乏时间感,例子缺乏说服力,因此可能难以得到对时间十分敏感的历史学家的认可。
  　　
  　　二、运用国际关系理论的误区
  　　
  　　 作为一个注重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许田波还犯了个几乎是所有国际关系政治学家都常犯的错误,即轻视社会结构的作用而过分强调行为主体的策略选择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田波的中心论点之一就是战国时中国的政治家采取商鞅式的改革策略而近现代欧洲却没有这么做,因此中国走向了统一而欧洲没有。不同政治策略当然有可能造成不同的历史后果,但是从长时间段来看,历史发展往往是行为主体的非企及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此外,行为主体的策略选择及其有效性是受其他条件约束的。比如说,如果路易十四在建立中央集权国家时碰巧读了商鞅的书并决定采取商鞅的主张来进行改革,这样的改革在法国能成功吗?我想多少了解一些欧洲历史的读者都会给出一个否定的答案。原因是,先秦法家改革所面临的反对力量仅仅是已经在走向没落的贵族势力,而在法国,路易十四所面对的不仅仅是贵族势力,而且还有强大的教会势力和中产阶级力量。先秦中国和欧洲在封建战争趋于激烈初始,国家力量均很微弱且都没有常规军。但在欧洲,独立或半独立的经济城市在欧洲封建战争趋于激烈之前,即在中世纪早期就已经逐渐形成,而先秦中国却不具有此类城市。因此,当中世纪的骑士战争在欧洲趋于式微之时,许多国家由于没有能力像中国战国时期的国家一样在国内采取强制方法建立常规军而不得不依靠雇佣军来打仗。这就使得欧洲战争越来越依靠国家财政甚至是举债来进行。但是,由于欧洲当时的城市经济和金融系统都已十分发达,依赖金钱打仗在一段时间内对许多欧洲国家(特别是那些城市国家)可以说是十分有效的办法,这就更增强了欧洲战争对金钱的依赖。欧洲这种形式的战争给了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城市利益向国家进行讨价还价的砝码。总之,在强大的贵族势力、教会势力和城市经济势力的限制下,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央集权改革都不可能像秦国的商鞅改革那样进行得那么彻底。
  　　
  　　三、从方法局限到经验偏差
  　　
  　　　　理论和方法上的偏颇给许田波的工作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在平衡性比较历史学方法下,我们对于“为什么近现代欧洲不能达成统一,而古代中国却达成了统一”这样一个问题能提出许多不同的、听上去可能更为切合实际的解释。在以上的论述中笔者针对这一问题已举了一些例子。我们还能继续列举出不同的例子,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三例。
  　　 1.先秦中国和近现代欧洲处在完全不同的地理(空间)环境下。近现代欧洲的地理环境要比中国复杂得多。田波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可是为了维护她的理论,田波马上就强调中国也有着山脉河川等复杂的地理条件,但这些却不妨碍秦国的统一历程(Hui,2005:90、160)。必须指出的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明的核心地带是在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之间。从秦国的角度看,出函谷关后黄河与伏牛山之间的地形逐渐开阔,至洛阳以东更是一马平川。在秦国占领了四川后,更能顺长江而下从背后对楚国的腹地发起攻击。以山西地域为核心的三晋境内虽然有着太行、吕梁和中条山脉,但是它们对秦国的进攻来说构不成关键天堑,因为三晋的中心地带是在由汾河相联接的运城、临汾和太原三个盆地之间。秦军跨过黄河马上就进入了开阔的运城和临汾平原。更重要的是,许田波还忘记了地形仅仅是战争地理的要素之一。除了地形外,影响战争的地理要素还包括距离、气候和病害等其他因素。田波自己曾经指出从巴黎到莫斯科的距离几乎是从咸阳到临淄的3倍(Hui,2005:160) ,但是她显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距离背后的军事意义:它意味着除去殖民地不算,近现代欧洲的战争舞台比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要大出许多倍。在机械化运输产生之前的拿破仑时代,这距离本身就会给战争带来无穷困难,何况战争舞台的扩大还带来了温差、降水和疾病的多样性。近现代欧洲的战争舞台从北非和西班牙的热带一直跨越到北欧和俄国的极地气候。惨败在俄国的拿破仑军队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冻死而不是战死的。
  　　 2.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和近现代欧洲还处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时间)阶段下。具体地说,在现代民族主义产生之前,一个地方的百姓并不在乎谁是他们的统治者(即“谁给我吃饭,我就喊谁万岁”)。即使对于精英阶层而言,它们与外来民族统治者的矛盾往往也仅是文化上而非民族认同上的矛盾。因此在满人入关接受了汉人文化后,汉人也就逐渐接受了满人的统治。这种现代民族主义产生之前的国际政治条件有着两个直接的后果。首先,只要一个地区的统治集团被异族征服或者与异族统治者达成了妥协之后,百姓阶层几乎不可能发起持续的、有组织的抵抗活动。其次,各国的统治精英和百姓对本国利益并没有一种出于民族主义情感的忠诚,对他们来说在战争时期或者在平时去投靠敌对一方并为对方效力并不会构成重大的心理负担。这就是为什么战国时各国的知识精英会奔走各国待价而沽,为什么秦国能够在各国招募人才为其服务,为什么在抵抗秦国时各国百姓不会自发发起游击战式的抵抗运动。总之,先秦时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今天所讲的内战(civil war),而不是完全的国际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许田波的整个比较研究的合理性就受到了很大的挑战)。相反,在拿破仑试图征服整个欧洲时,欧洲已进入了民族主义时代。现代民族主义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臣民转变成了具有独立意识的公民,公民热爱自己的祖国并有了强烈的认同感,即祖国成了一个“想象共同体”了(Anderson,1991)。这给欧洲的统一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正如许田波自己在书中写道的,拿破仑的垮台始于他在西班牙的战争。而拿破仑之所以垮在西班牙战场上就是因为西班牙人在新兴的民族主义的激励下发起了拿破仑军队根本就无法对付的现代游击战争(Hui,2005:132-133)。可惜的是,田波并没有注意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3.笔者甚至认为,在近现代欧洲,即使我们假设某一个国家成功地进行了中国的法家式改革,它也不见得能统一欧洲。尽管近现代欧洲各国的国家发展道路有一定的相似性,其内部也有着不同程度上的“自强”和“自衰”倾向。问题是,欧洲那些走在“自衰”道路上的国家其实并不弱。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国。路易十四发起了集权性的改革,但法国在此后却屡败于英国,并因此促发了法国革命。拿破仑横行欧洲时,在世界上处于日不落帝国地位的却是英国。为什么呢?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法国的改革不够彻底。英国的君权虽然在光荣革命后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是因为实行了君主立宪制,英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却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一旦英国的统治集团在议会中取得了共识后,英国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往往超过法国。其次,近现代欧洲由于种种原因走了一条靠钱打仗的道路。这类战争的弱点是很容易引起财政危机,但是它同时也刺激了国家对发展经济的兴趣。在资本主义正在兴起的欧洲,这一过程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军事生产和技术的飞快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式的集权道路加强了国家的任意性权力(despotic power)和组织能力(即曼所说的粗放性技术),而英国式的宪政道路则加强了国家对社会的渗透能力(infrastructural power),以及生产和技术创新能力(即曼所说的集约性技术)。而在工业革命即将来临的欧洲,英国的“自衰”道路显然不比法国的道路要来得不成功一些。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发展反而有着朝向英国式“自衰”道路上靠拢的倾向。走了“自衰”道路的近现代欧洲虽然没能统一本土却几乎统治了整个世界。我们谁敢说欧洲的“自衰”道路降低了它们国家的实力?欧洲发展显然与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形成了巨大对比。正是由于当时中国并不存在一种有效的“自衰”路线可与法家的“自强”改革相抗衡,于是各国只能争相进行法家改革以获取战争的胜利。
  　　 许田波的书中还有着不少次级性缺点。比如,大多数汉学家强调中国文化的和平性和内敛性,而她却批判了这种观点并强调了中国文化的好战性(Hui,2005:156-159)。在这里田波显然忘记了汉学家们强调的是汉以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状态,而她分析的却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社会。这完全是两码事。在法国的地域政治地位这一问题上,许田波想当然地把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和战国时代的秦国相比。其实,法国南有西班牙,西有大英帝国,北有普鲁士,东有奥匈帝国和俄国,是一个典型的四敌之国,它的地域政治位置更像魏国而不是秦国。
  　　 在书中,作者还强调了秦国军队打仗勇敢是因为它们的人民有着言论自由、法律公正权力和经济权力(Hui,2005:168-177)。书中经常用许多现代概念来描述古代现象,读后时常会让人产生触目惊心之感。作者在运用这些概念时的诸多不当之处不便一一指出。仅需说明的是,秦国法家改革的基本方法和“成功”之处就在于“胡萝卜加大棒”,它给臣民的好处与现代意义上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上的公民权绝不能等同。秦国的法律以刑法为核心,即意在控制民众、鼓励打仗勇敢者和严惩即使是很微小的“违法”行为,而不是给民众什么权力(这就是为什么陈胜、吴广会被逼造反)。在秦国和战国其他各国有着一定的“言论自由”也是因为思想控制在当时的中国尚未发明。这种“自由”绝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
  　　 当然,我以上的这些批评绝无意否定许田波著作在西方意义上的学术质量。田波为了撰写此书阅读了大量的文献材料,整本书的微观论证逻辑大多具有很强的严密性。这些都是我们国内学者需要加以学习的。虽然田波整本书中的观点和分析思路有失偏颇,但是她的许多具体分析往往不失精辟,读后能给我们不少启发。该书获得了美国政治学学会2006年的国际历史和政治Jervis-Schroeder最佳图书奖。作为一本开创性的著作,她具有自己的意义。
  　　
  　　（参考文献及注释从略，原文载于《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
  　　
•   普魯士的文官考試、統一稅制和定期人口普查等行政實踐在歐洲非常罕見，但在中國則司空見慣。……大選帝侯個人對關於中國的書籍很感興趣，並且資助中國研究。1672年，塞繆爾·普芬道夫出版了《自然法與萬民法》，將中國的科舉制與歐洲國家選拔官員的辦法進行比較。歐洲第一次文官考試的筆試於1693年在柏林進行，顧立雅認為這一靈感來自中國。如果普魯士模式至少部分借鑒自中國，那麼就難怪它最類似於春秋戰國模式。（P136）
•   與自由主義觀點相反，財產不一定是自由的基礎，小規模土地所有制實際上有利於春秋戰國時期的極權主義秩序。此外，秦國雖然揮舞著嚴刑峻法的大棒，但也對有貢獻者提供收益不菲的胡蘿蔔。為了進一步激發民眾支持戰爭，秦國將全體成年男性根據其軍功差別進行分類，授予其相應的社會地位和土地。秦國令人驚歎的軍事勝利繼而有助於證明高強度汲取和個人自由喪失的合理性。（P172）
•   近代早期歐洲的情況正好與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相反。由於實行自弱型權宜措施，當時歐洲國家的政府力量相當有限，而社會和個人力量較為強大。為了解決資源匱乏問題，歐洲的君主不得不與中間資源持有者（指銀行家、貿易商和雇傭兵頭目等）進行交易，以開放政治、經濟權利的方式換取進行戰爭的資源。在這一博弈過程中，雙方更多的是以妥協而告終，公民社會和憲政結構由此產生并發展起來。（P4）
•   很长啊。
•   赵鼎新那篇才真的是长……
•   刚看完2篇。
  有几点。
  第一，把‘中华帝国’和罗马比较似乎不妥。秦汉难说，但明清的中国更接近于中世纪早期的欧洲，是不得已的低成本统治。罗马的统治是毫无疑问高成本的，官僚和法律系统比中国任何一个王朝都复杂。欧洲进入中世纪正是因为无法继续负担起同样的系统。
  第二，赵也好许也好，都没有意识到西欧国家的军事与经济发展在16世纪已经超越了伊斯兰世界。欧洲统治者非常清楚，欧洲外部已经没有威胁了，欧洲的争霸也就是世界的争霸。
•   把唐以后的中国和罗马帝国来比确实不可比了吧……不过我还真的很少见到拿明清来跟罗马比的
•   哦？这本书是拿明清来比的？那要拿来看看了。
•   不，没有啊。比较的是先秦春秋战国vs欧洲中世纪到拿破仑征服这段时间。
•   赵老师暑假要来学校讲课。。打算旁听
•   哦，浙大
•   终于看完了，说下我的理解。
  西欧封建时代的特征是农民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可以间接理解为农民的依附关系（不是农民！）是领主的私产。这是罗马帝国崩溃以后的一种较低成本的统治方法。
  中国的大一统（可以看下编户齐民）也是一种低成本统治方法，问题是如果用这种方法去统一欧洲，势必和领主制发生冲突。中国从更早的周就开始编户齐民（如果要延伸到商，或许也可以，那样就要考虑这种制度的起源是不是来自于中国之外。那样岂不是马克思又正确了？？），在战国末期，贵族阶层是借助官僚统治，而非其中央政权借助贵族统治。
  我觉得更合理的做法有2个，第一是把罗马也拿出来比较，罗马是一种对于家长而言高成本（罗马法），家长对内低成本（家长制、家法）的安排。第二是把汉唐乃至宋以来战争时期封建复辟的情况拿出来，这是当中央政府的低成本统治不奏效时的次优选择，更关键的是，这种次优选择在农业社会中对人口和土地比率有强烈的依赖性。
•   国内研究罗马帝国比较好的学者有哪些？
•   不知道从哪里看出来大一统的中国的低成本的统治方法？
•   2012-08-21 04:39:37 功夫熊猫肥仔
  国内研究罗马帝国比较好的学者有哪些？
  我估计只有找到比较好的译者，邢义田可能算是一个
•   这周有tilly的阅读，搜到你的书评了wwwwww(石
•   我觉得宋朝政治已经演变出来了三权分立的模式，对内对外重道家无为而治。结果造成经济繁荣而军事软弱。不管是君主制或是民主制，国家都有一个统治利益集团。
•   宋朝的政治比较特别，它有一些比较现代的国家特征：简单的说1、宋在对辽金蒙古、西夏等政权的斗争和绥靖的过程中，的确逐步发展了一定现代意义的国家形式和意识，2、由于土地的局限和边患军事压力的严重，宋的商业和出口向的经济也未收到太多的限制，财政税收中土地税的比重下降，而商业税流转税营业税等较具有现代特征的税收比例占到大致4到6成之间，这是在帝制中国是空前绝后的，这种状况在清末才再次出现；3、宋对思想文化的管制较少，因言治罪的较少，而遭杀身之祸的更少；4、宋有一定的国家福利政策，赈灾抚恤有较严格的制度化。但宋朝已经演变成三权分立的模式的所谓现代政治模式，我个人持保留态度，秦以后的中国对政治和思想的管控偶尔会有较宽松的时期，但这种宽松不是孙中山所说的“极大地自由”，而是保留制裁权力的施舍式的自由，予取予夺还是君意，这种极大自由裁量权直到近代早期的中西欧诸国家的君主仍是不可想象的。举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南宋后期对抗蒙古时，为满足政权的财政，直接没收江南土地田赋和垄断进出口贸易，这在有独立封建经济和阶层势力的西欧是不可想象的，任何大规模类似的举动只能导致国家的内战和破产，无异于自杀。
  宋具有一定现代意义的政权形式，但不可脱离历史事实，想象宋即为一个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国家，这种康有为式的公羊学说，并不足取。
•   大国分列，将会是历史的必然。
  智者们（知识界）描绘的世界的蓝图，决定着世界格局的样子。
  “统一美好的的周” 的存在，秦前智者们（知识界）没有勾勒出一副世界应该是多个国家相互制衡、国家内部各种力量相互制衡的“力量平衡型世界”的蓝图，智者们一致认为存在某种力量能够使世界更加美好，他们不认为这种力量来自于国民本身，而来自于某个伟大的人。周文王、周武王、以及齐国管仲的个人能力给世界带来的繁荣，使得智者们更加确信自己观点。
  我不能确定春秋战国时期，个人崇拜达到了一个怎样的高度。
  但是秦前智者们的确在探讨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而不是世界本来是什么样子。
  他们看到了他们认为他们眼前看到的世界的样子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无需多加探讨。
  因此秦前智者们的思维，就陷入了一个怪圈。
  他们用那些曾经存在过的繁荣（如因周文武王而繁荣的周朝、因管仲而繁荣的齐国）作为标准/范本，来纠正他们看到的现实。
  他们把世界的繁荣寄托在被降大任的某个人身上？（我不能确定这是否是当时社绘智者们的共识）并且智者努力让自己成为那个人？
  统一和保持分列平衡状态是智者们对比选择的结果。
  周朝完美的统一对比周灭以后的乱世，智者们认为还是回到统一情况下比较好。这也是今天每一个支持统一反对分裂的人的基本观点。人们对社绘对自治充满了不信任感。
  对”乱世“的恐惧是智界们的共识。看来钟古的智者们也是被恐惧统治的人。
•   回楼上，我以为前秦的魅力就在于政治文化等选择的多元性，而先前教科书式的人民对统一的渴望，在赵魏式的全国战争动员机制下也受到一定的置疑。
•   现代学界，只知道秦前有老子论“道”，韩非子的“法家”，还知道百家争鸣。
  却不知道这百家中还有一家叫“名家”
  更少有人知道“道、名、法”是秦前最伟大的哲学体系/框架，用马克思的话叫“方法论”或者叫“哲学方法”。
  秦后人们对“道”的认识，仅仅局限在老子对“道”的论述，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道家”。
  事实上，李耳本人，仅仅是一对“道”略知皮毛的人而已。每个人对“道”都只能是略知皮毛。
  接下来我似乎要说一些废话
  要理解“道、名、法”非常简单，3岁小孩就可以做到
  古人把自己所已知的和未知的一切包括自己本身命名为：道。
  古人又给”道”中的每一个具体事物命名叫：名。
  古人用暴力强制规定（刑）所有人都必须使用统一的命名（名）叫：法。法，即刑名。
  我可以说，不了解”道、名、法“的概念，研究秦前文化会累死人。
  在统一前，秦国聚集了大量名学家，专门从事研究命名的学问。
  春秋第一霸齐国的管仲尖锐地指出：天下有名则治，无名则乱。
  用今天的话来说，名等同于舆论。
  秦前的国君把“法权”（国家暴力机器、财富价值）和“名权”（命名的权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
  谁能同时拥有法和名，谁就操控整个国家。
  当然没人能掌握道。
  法当然都掌握在国君们手里。
  智者们掌握“名”
  智者们用他们掌握的“名”来说服掌握“法”的国君来达到他们影响世界的目的。
  秦前中国个人崇拜极其严重。（这一点我现在非常确定）
  每一个智者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圣人。（希望被崇拜，也是个人崇拜的一种）
  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中古智者，都是希望通过把自己的智慧和君主的权力结合，而达到自己成圣的目的。
•   我以为先秦之名家是正名辨义之流派，像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与苏格拉底辨析词语追求正确定义类似，如果夸张一些说，会类似维特根斯坦（形似，但在逻辑和精确上天差地别）的“语言游戏”，可惜这一流派被掌握话语权的儒家视为奇技淫巧，逐渐没落，后世甚少出现类似的严谨逻辑和追求精确词语解释，最典型的是西哲里最重要的being的概念，中文里都也没有确切的词语对应。
•   如果把名视为主流话语的解释权，就脱离了先秦时代的历史背景不在讨论之列。至于谈到内圣外王的概念，我持保留态度，追求思想的卓越可能有，但谈到“每一个智者都希望”成为圣人，至少墨家和追求个人自适的老庄并不是如此。
•   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秋水篇》
•   儒家本质就是名家。
  儒这个字很奇怪，
  名、舆论、话语权、都属于“名”的范畴。
  掌握话语权的儒家视名家为奇技淫巧，还真是贼喊捉贼，给自己起了个奇怪的名字，就可以头天换日不是以“名”发展出来的一家了。
  我们判断“名”的重要性，也不能以儒家对它的鄙视，以及它最后的没落为依据。
  在集权社会下，桶治者可以凭自己的意志让任何东西没落。
  不用去哪里考证，
  光把“道、名、法”三个字写下摆在你面前，你就可以感受到它给人一种极其强大的力量。这是一个绝对强大完美的哲学体系。
  出土的汉帛书里论述地非常清楚，特别强调了“名”的重要性。
  它是沟通“道”与“法”的唯一重要桥梁，尽管它没落了，秦没人用这一概念了。但是人们依然念念不忘“名实相符”认为来强调名的重要。
  名：命名。它的延伸意义，就是舆论控制、对话语权的掌、一个字概括了整个社绘的舆论。只要你张嘴说话，就是名。
  古代人学习汉字，跟现代人完全不一样。
  一个字代表一个概念。
  很简单的例子：道德经里面的“道、德”二字
  李耳分得很清楚：道经，专门用来讲道；德经，专门用来讲德。
  现在讲的道德完全变味了。
  比如“车技”：汽车、技术，合称车技。人的技术和汽车的关系
  用这种办法理解李耳讲的“道德”就是：道和人的德行的关系。
  这时你才知道，原来老子实在探讨个人德行和道之间的关系。
  而不是百度里面解释的那个：道德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道德往往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起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作用。
  然后你看看《道经》第一篇：道可道，名可名。其中“名”的含义。
  你知道英语，在一个单词后面加上不同的后缀：ing、er、什么的就可以表示不同的时态，人称什么的。汉字却不行。你不可以这样那：名er，表示这是一个专门从事研究名的人，名者、名的人。
  所以“名可名，非常名”你得一个一个去意会，不能像带后缀的英语一样直接看看后缀就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名ed：已经名过了；名er，名者，名的人，名学家；名xx，名学。
  文字有天然缺陷。所以李耳，特别强调：“我说的这个名，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那个名”。文字的缺陷，李耳幸苦了！！！读者们幸苦了！！！
  道ed、道er、道ing、道xx。如果汉字可以这样表达会轻松好几倍。哈哈~不用“非常”来强调。
•   墨子我不怎么了解，
  但庄子我太了解。
  这个人有典型的圣人情结。
  尽管他是主流的叛逆者。
  他只不过是希望做另外一种圣。
  因为他“鄙视人”（但是指他自己以外的一些人）
  这也是个人崇拜的一种变种。
  通过对不同人不同地位(这里的地位不仅指社绘地位，也包括精神地位等等）的对比，来制造人与人之间的等级。
  通过否定一类人的作为努力来提高另一类的地位。
  用对比方法来制造圣人。
•   庄子还是个伪平等主义者，
  他说万物都是平等的，
  却又在《秋水》里讽刺见识短浅的井蛙。
  又用宇宙之大来衬托海若之小，然后来衬托人之更加渺小。
  以此来“微化人格”直逼“奴化人格”
  庄子从理论上把人们口吐“你算什么东西”“你以为你是谁”这个句子正当化，合理化。
  然而上帝却告诉每个人，没有哪个人有资格说”你不算个东西“
  《the help》也告诉每一个孩子“难道你要相信那些蠢货说你的坏话吗？”
  “美是内心的事”
  然而儒家，庄子，等人，却让君子小人论大行其道。
  难道给别人扣上一顶小人的帽子，你就是君子了?
•   我想做君子，然而事实上我心里就是经常戚戚无法自我控制，知道24岁，才摆脱了戚戚，我就要做24年的小人？这不是人种论？希特勒搞的雅利安人？
  它们制定了一个标准：嫉妒的人不是君子
  我非常讨厌嫉妒，大家都说嫉妒不好，可事实上我就是嫉妒，忍不住。我就得给我自己贴个标签：我嫉妒。我小人。
  它们还制定一个标准：看见美女有性冲动的是小人。如被发现重打20大板。
  暴力是法的手段，淫就是性冲动的名字。儒家就要刑名。给叫做淫的符合淫这种名的性冲动上刑。
  现在我可以肯定地说：儒即“法名”的结合体。它有着非常残暴非常不人道的本质。
  它们即获得暴力，又获得话语权，可以从肉体上和精神上消灭你。
  这就是它们无耻地嘲笑名家的理由。
  认为名家死抠字眼，
  可它们却视生命为草芥。
  只要生命不符合它们的理论便动用暴力消灭之！！！
•   儒家只关心世界该怎样，
  不关心世界本来是怎样，
  他们心中有一个理想世界，
  只要现实不符合它们的理想世界它们就出来修理现实，
  而不是根据现实重新修订它们的理论，
  它们的理论说个人见了美女不该有性冲动，
  个人不该有嫉妒心，
  如果表现出来，
  就不问是非，
  斩立决，
  这就是“刑名”的威力！
  儒家通过不断地立贞洁牌坊，寻找社会表率，来支撑它们的理论。
  被它们立了贞节牌坊的女子，是要享受儒家赐予她的禁欲待遇的。要“名”不要“欲”
  当儒家走上极端时它们就要：存天理，灭人欲。
  殊不知人欲也属于天理的一部分。
  它们能容得下贞洁牌坊中的女人享受人欲吗？
•   孔子本人赞美的对象。都是那种没有私欲的人。
  雷锋也是这种思维的产物。
  雷锋根本就不是正常人，
  它有强迫症~
  别人喜欢什么它就做什么，
  是一个没有自我的人。
  钟国文化是儒家文化，
  中国人对他人的要求就是：不要让人讨厌，做别人喜欢的人，做一个有利于他人的人。
  这样的要求看似没问题。
  但却没有明确“别人”、”他人“是谁？
  正确答案是：领导。
  儒家文化，教人做领导喜欢的人。做一个有益于领导的人。有利于统治者的人。
•   我相信孔子不是恶意的，
  他只是逻辑混乱了。
  要求每个人都做别人喜欢的人，所有人的别人又是谁？
  所以孔子就要制造范本。
  制造完人，
  要求世人去效仿。
  这个理论看似完美。
  但它的确是制造个人崇拜。。。
•   所以中国历史的趋势体现在对大一统和专一思想控制的欣赏上,体现在集中上,.而联省自治和多元化的公民社会被认为是分裂主义或某某奸的行为遭到驳斥.而欧洲历史长期以来形成不了专一权力对社会和国家的全面控制,体现出的特征是权力的多元化和分散性,多样性
•   楼主所言，绝对认同！可惜现在的教育，只能培养更多的愤青和奴才，南辕北辙
•   楼主无处不在
•   话不能这么说吧，在春秋战国之际自由民还是有很大自由的，可以自由讨论政治，这在后来洋务运动派出去的官员对于英国人的言论自由而感慨中国错误了2000年，春秋之前，儒家的设想不是一种脱离社会不可实现的制度，儒家礼制是自然存在的，后来秦始皇立法家思想后儒家只是辅助而已，不是自然存在的，他们说人心不古，就是想恢复到小国寡民的周朝，靠小群体的贵族社会来构成社会的基石，而不是官僚地主。所以一旦真正的儒家分子的贵族式儒家思想冒犯了皇帝的君主法家专制的威严就会被咔嚓掉。
•   深感同意，有日心中茫然，随意搜索一哲学群，发现在讨论民主问题，讨论人数众多，群意激昂，却无一人认识到，若无社会基础，谈何民主。然若需社会基础，非教育无以能成，紧要处是开展全民三民教育（民主，民权，民生），尤其当列入中学教育课程，非如此而不得。却不知可能有一真真人民代表能言，唉
•   为什么将极权主义=失败国家呢，你这也是先入为主直接套入西方国家的框架导致的无病呻吟了
•   请教楼上，极权主义国家至今有成功的吗？还剩下个北朝鲜，如果觉得那里是王道乐土，请移民。
•   回楼上，许田波开篇就告诉我们，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比较科学也只能模糊比出个思路。北朝鲜之所以搞成这样，可以说工业体系不完整死路一条，可以说小国家玩军国主义死路一条，是不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是死路一条，也可以说东亚除了资本主义都是死路一条！不都是被西方政治正确洗脑才能得出的结论？
  我再说说我的观点。中国历来是大政府、小社会，千年传统不是想变就变，东亚其他所谓民主自由国家也纷纷在政治上表现出了各种不成熟。民主自由是不是好东西，是的，但它是个奢侈品，没有家底玩不起。由于地缘政治也不能玩。既然如此当下实行威权主义就是合适的。
•   是不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是死路一条，也可以说东亚除了资本主义都是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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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s就这句话说对了，请教北朝鲜的问题是仅仅工业体系不完整吗？即使第三帝国工业体系是完整的，它成功了吗？先脑补一下前苏联的历史再说吧。ls一股wu毛气……日韩台哪个政府不比极权主义国家成熟
•   笑话。你若是脑子里只有“五毛”“美分”两分法，会跑来看这本纯学术的书也真是奇了，当然我相信你也看不懂比较历史学。
•   懂不懂历史不是你说的，懒得和你这种看网络文学的人唠叨，我看历史书的时候，恐怕你还是液体呢。
•   關於平衡者的存在， 作者在第三章是這樣寫的：
  如果法国称霸欧洲的努力反复地遭到英国的遏止，那么欧洲体系得以维持的原因是不是英国扮演了“教科书式的制衡者”角色？ 如果“制衡者”是一个始终能“在必要时将其力量投向弱势一方或受到威胁的一方以恢复平衡”来“维持均势”的强国的话， 那么在近代早期欧洲和春秋战国时期就都不存在这样的制衡者。 在反路易十四的战争中，英国“制衡”法国的原因多少与赵国在公元前262－前257年面对秦国的进攻时“制衡”秦国的原因相同。在太阳王攻打荷兰共和国的战争中，英格兰起初接受法国的援助。英格兰是在荷兰军总司令奥伦治的威廉登上英格兰王位后才改弦更张，从一个旁观者变为荷兰的盟友和法国的敌人。如果制衡被理解为对支配的抵制，那么荷兰共和国，这个为获得独立而与哈布斯堡西班牙进行过长期战争，又为抵抗波旁法国而打了两场战争的国家，就比英格兰更有资格称为制衡者。的确，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当所有其他欧洲国家包括英格兰在内都改变立场加入法国一边时，只有荷兰共和国是个少有的例外。然而，正如约翰·瓦斯克斯(John Vasquez)所指，均势机制不光是指国家在受到攻击时进行回击，其含义比这更广泛。 毕竟，秦国的对手曾经进行总动员来改变被支配的命运。
  英国在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期间制衡法国的情况又如何呢？英国“制衡”法国这个说法不过是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即英法共霸。英国组织反法同盟的努力与秦国在公元前284年组织反齐同盟的行动基本相似。通常来说，共霸国的利益在于防止另一霸权国的实力超越自己。在与法国长达20年的对抗中，英国“与拿破仑一样去百分百地利用任何有利于己的情形，同样表现出侵犯中立国权利的意愿”。 英国从法国和法国的追随者(包括它的长期盟友荷兰共和国)手中夺取了许多海外殖民地。保罗·施罗德讽刺地说，英国对均势的真正定义是“造就一个虚弱的法国，使其受到其他欧陆强国和妨碍因素的限制，以便英国可以按其利益需要时而自行决定是否干涉欧陆事务，以及避免在海上和海外受制于竞争”。
  如果均势只是有限度地被理解为拿破仑法国不得不与另一个有动机有能力阻止法国野心的争霸国进行对抗，那么其在近代欧洲体系的作用的确比在春秋战国体系要强。英国可以向与法国作战的国家提供补助金、弹药和军队，并充任反法同盟的领导来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法国的处境因而比在反齐同盟帮助下击败另一个霸权国的秦国更困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拿破仑法国看似所向披靡之时，英国发现少有国家敢于接受它的慷慨相助。如果拿破仑没有陷入多线战争的困难境地，最后一次反法同盟是否能形成值得怀疑。甚至在法军于西班牙和俄罗斯溃败之后，最终加入同盟的拿破仑的敌人之间的“内部矛盾仍几乎使同盟陷入灾难的境地”。 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继续相互猜疑。三国在战后处理波兰和萨克森问题上还几乎爆发一场新的战争。
•   關於“将春秋战国视为中国的启蒙时代”， 再看看第四章第一节是怎樣寫的。
•   有深度啊。。。
•   曾经是自己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后来发现有人写了，呵呵
•   个人以为，关键的区别有两个，都可以归结到各自继承的文明遗产：欧洲封建制建立于希腊-罗马文明的废墟上，春秋战国上接周朝的宗法封建制。
  第一.欧洲的封建制是契约制封建制，契约的内在逻辑就是多元的，例如英国诺曼王朝在大陆有领地，理论上还是法王的附庸，尽管从不履行仪式。但宗法封建内在逻辑就是一元的。
  第二.地缘政治。希腊-罗马文明是海洋文明，造成欧洲中世纪也是沿海比内地发达。中国文明兴起于中原。在地缘上前者更容易形成多元格局。比如三十年战争，就是周边的列强蹂躏中欧。
•   赵鼎新恰恰说反了：国关太重结构而忽视策略了。略如何生成结构，这是社会科学都缺乏的。
  什么是合适的比较尺度，是根据问题而定的。如果只因为国关理论是“现代的”，所以认定用它处理春秋战国的问题就是时空错误，那就是作茧自缚。
•   同意“人造天堂”的说法，
  而且随后的变化也使得中国和欧洲走了不同的路。
  许田波和赵鼎新都有各自的道理，我们读了再做自己的分析和argument咯
•   赵鼎新恰恰说反了：国关太重结构而忽视策略了。略如何生成结构，这是社会科学都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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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拥有显著优势，单边策略无法生成结构。长时段中，结构是多边策略的产物，多边策略又是从上一个结构出发。说到底还是结构决定策略。
•   草草读了一遍，感觉各种术语的强行嵌套真是令人不忍卒读。。。
•   准备看过原书在做评价～嗯
•   个人觉得赵的书评也很具有误导性
•   此书套用各种术语，仿佛是多篇课堂的term paper组合而成，真是不忍卒读。
•   前天在万圣书园看见这本书了，要30多元哪，俺是农民，没舍得买~~~
•   anyway, 还是一本难的著作，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尤其是一些解释的框架
•   赵鼎新可能沒有看清楚，作者在第一章有這樣的介紹：
  　　
  　　如果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在国际和国内政治方面都有这么多相似性的话，那为什么中国最终出现了一个强制性的普世帝国，而欧洲却可以一直保持多国均势状态。这仅仅是因为两者不可比较吗？毕竟，这两个体系在文化上代表了东、西方的两极，在地理上分别坐落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在时间上相隔两千年。因此，中欧两大体系的比较研究不能遵循主流的“共同基础”比较法（common foundations method），这种方法要求研究者根据共性最大化原则，通过比较两个只有一个变量变化、其他变量完全相同的案例来检验命题的有效性。 然而，研究历史的社会科学家们观察到，其他条件相同假定（ceteris paribus assumption）几乎无法应用在历史比较研究中。 如果学者们严格遵循这条原则，那么比较研究就只能限定在邻国范围之内。
  　　为了打破这种不必要的限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抛弃普适性理论转而集中关注因果机制，因为前者的目的是建立永恒不变的定律，而后者则研究偶然性的变化如何导致不同的结果。 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指出，“机制的显著特征不在于它是否能广泛地适用于预测和控制社会事件，而在于它所蕴含的因果链是否具有普遍性和精确性，以使我们能够在迥然不同的环境下确定相似的因果机制”。 道格拉斯·麦克亚当（Douglas McAdam）、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和查尔斯·蒂利甚至毫不含糊地放弃了“共同基础”研究法（common foundations method），并提倡“非共同基础”研究法（uncommon foundations method）。 他们使用“不同案例进行成对比较”，以期发现反复出现的因果机制如何能够与变动的初始状况和客观环境以不同方式结合起来，从而产生差异极大的后果。 我在本书中采用这种名为历史－制度主义的方法，并对初始状况、客观环境、时间选择和路径依赖给予特别关注。 同时，我还根据国际政治的结构主义方法来检验战争的压力如何在不同时空下导致相似的因果机制。蒂利巧妙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他说：“欧洲与中国在政治过程方面有很多相似性，但因为这些相似的过程出现在不同的时序、不同的组合和不同的环境当中，因而产生迥异的结果。”
  　　当我们关注因果机制而不是普世法则时，就可以不用欧洲的视角来透视春秋战国。埃德加·凯泽（Edgar Kiser）和蔡泳（Yong Cai）在研究官僚理论时就将秦朝视为“经验上的局外之物和理论上的反常之物”。 许多国际关系学界的同僚同样也希望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即为什么均势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体系中失败了？ 王国斌观察到，当我们视欧洲经验为规范而非西方经验为异常时，我们便会错误地“寻找世界其他地方走错路的原因”。 这个“为什么不这样”的研究问题还假定社会发展的单向性（unidirectonality），因此导致我们难以理解不同的发展轨迹。 查尔斯·蒂利建议我们应该考虑“西方经验或许只是幸运的尝试，一种失常的发展，一个死胡同，或者仅是许多可能的路径中的一种”。 因此，我视春秋战国为“任何合理理论必须能够圆满解释的重要案例”，而非一个偏离了欧洲范围的“反常案例”。
  　　与此同时，我不认为欧洲中心论必然不能应用于非欧洲环境。 正如王国斌所指出的那样，“欧洲中心论的世界观虽然片面，但它并不一定比从其他角度的研究更错（或对）。” 中国中心论认为中国是一个独特的个案。虽然欧洲中心论者错误地认定制衡是普世的规律，但中国中心论者也错误地假定普世帝国和专制传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这两种观点所犯的错误都是以回顾的方式来研究历史，即从现代政治现象出发，回头向历史中寻找原因。这种研究方法造就了所谓“事后诸葛亮式的确定性”，它会蒙蔽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不到种种“被压制的历史可能性”和未经尝试的历史路径。 它还埋葬了“数百个曾经盛极一时但后来消失的国家”。 更好的研究方法是从历史形成阶段往前探寻曾经可能的路径及其结果。
  　　为了追寻中国和欧洲所展现出来的历史，我还根据王国斌提出的“对称的观点”，从欧洲的视角来评估中国和从中国的视角来评估欧洲。 这种方法相当于将近代早期欧洲当作一个“反事实的中国”，以及将春秋战国当作一个“反事实的欧洲”。标准的反事实思想试验（counterfactual thought experiment）要求分析者追问如果假设的原因不存在会发生什么事。 但这种假想的反事实推理方法对于系统分析和宏观历史研究用处不大，因为相互联系的现象“无法每次只改变一个变量”。 然而，这个困难可以解决，办法就是使用真实的案例来“锁定”（anchor）反事实推理。 在本书的历史分析中，我首先以欧洲中心论来检验春秋战国，再用春秋战国的经验来检验近代早期欧洲。
•   看看其他的評論:
  徐 进 ， 两种逻辑与双重博弈———评《战争与国家形成：先秦中国与早期近代欧洲之比较》 《国际政治科学》2006 年第4 期（ 总第8 期），第82-90 页。 http://www.irchina.org/news/view.asp?id=1456
  　　　　　　
  郭銘傑, “超越中國中心與歐洲中心─評《先秦中國與前近代歐洲中戰爭與國家形成》”i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Book Review 15, 2007, pp. 29-32.
  　　　　　　
  张金翠, 葛传红, “中欧历史分岔发展的悲观理论——评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古代中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 国际政治研究， 2009年第1期,pp.156-162. （跟趙一樣弄錯了作者的論點和方法）
  墨斗, “并非例外的大秦帝国”, 《瞭望东方周刊》, 2009年第25期， June 18, 2009, p.76. (http://www.gotoread.com/vo/8949/page970162.html)
  　　　　　　
  李毅, “为什么中国统一、欧洲分裂 ?”光明观察, March 24, 2007. (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4109)
  　　　　　　
  Boucoyannis, Deborah,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9, 6, 2006, pp. 787-790.
  　　　　　　
  Ertman, Thomas, in The China Quarterly 187, 2006, pp. 798-800.
  　　　　　　
  Nexon, Daniel, “Review Article: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Balance,” World Politics 61, 2, pp.330-359.
  　　　　　　
  Zhang, Fe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83, 1, 2007, pp. 201-203.
  　　　　　　
  Graff, David A., in The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69, 3, 2006, pp. 491-492.
  　　　　　　
  Perdue, Peter C., in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2, 1, March 2007, pp 120-121.
  　　　　　　
  Wood, Alan T.,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1, 4, 2006, p.1133.
•   许田波的回應： “构建‘中国学派’必須正視中国历史”, 《世界经济与政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2010 年第5 期,第124-138页.
•   不过这个评论还是值得思考的。。。。。
•   赵的书评更多地在检讨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难以实现历史学本身的目的。对许的论点没有细致的把握，关于欧洲早期的几处批评举例更是在不自觉地重复许的判断。这篇书评未能就实质的分歧展开交锋，然而这本是“方法”之争所导致的、可以预见的知识贫瘠。
•   好长。
•   你们难道不知道，许波田虽是香港人，但她完全不懂中文。
•   楼上厉害了。。这书是我当年在大学看的。。嘿嘿。。晚点买回来重新看~~！
•   难道研究中国问题就一定要懂中文吗？更何况 Hui 中文功底很扎实。
•   虽然不一定要懂中文，但是你研究中国先秦史，你连中文也不会，那你怎么研究？
•   若是history, 那当然是要懂的了。
•   这本书虽是国际政治理论的历史讨论，从标题来看她所研究的是一个历史问题，不是国际政治理论问题，离不开历史史识的支撑。
•   这本烂书，要花这么多时间评论？
  赵鼎新，你妈叫你回家补习历史了。
•   即便是IR, 也需要回溯历史的。既然“从标题来看”Hui 讨论的是历史问题，那她当然对中国历史是有研究的，离不开她扎实的中文功底。
•   你看这本书后的参考书了么？还有后记？她来大陆查资料的时候，请各个大学的图书馆的专家将她需要的资料摘录译成英文，除此之外她还参考了不少英译中国古典文献。中文不错，还用得着看这些二手材料。
•   马克。现在正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