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的獒

出版时间：2010年2月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郭小东  页数：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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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66年，“文革”狂飙的突飞猛进，打破了一座沿海小城的平静。无论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的渔民，甚至是残障者，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斗争的漩涡。　　由于家庭出身不好，亚雷——这个十五岁的少年，不得不屈辱地面对父亲被批斗、母亲被强制学习的现实。为了寻找自由，他想到了偷渡，并且付诸实施。但由于走漏消息，偷渡计划失败，所幸在远方——一只藏獒的救助下，他顺利躲过公安局的追捕。但是，其他的偷渡者却没有亚雷这样的幸运，被抓获后，他们被游街、被判刑，完全丧失了自尊与自由。　　尽管如此，在见证了一幕幕悲剧之后，亚雷仍然渴望和追求光明。为了离开小城，他选择自愿去海南——在他看来，这是他最好的机会，尽管当时的海南非常贫瘠。　　在海南，亚雷经历和见证了一次次生离死别，那些惨痛的青春死亡事件，在亚雷心头刻下终生未愈的伤痕……

作者简介

　　郭小东　　教授　　国家一级作家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章节摘录

　　那年寒冬，我再也找不到远方。　　远方是一只聪明的獒，又是一只憨得可爱的天狗。据说獒的大脑里，能储藏一万多个信息。欺辱它的人或有恩于它的人，多年之后，它依然记得非常清楚。天生异禀有一种极致。　　远方是与众不同的灵异。在它眼中，站立的人是很矮小可欺的，可蹲下去的人却是高大威猛的。远方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一般的狗主要靠嗅觉来辨别事物，可是远方有一个特长，它会用眼睛来辨别。它最恨的就是戴帽子，戴眼镜，穿黑裤子的人。如果有人同时穿戴上这三样，而又刚好碰上远方，那就必定逃不脱它的攻击，它会不顾一切凶猛地扑上去。　　这个秘密是中尉发现的。中尉说，有一次，包帆工会周末让中尉出个节目，中尉便照电影《英雄虎胆》里于洋的扮相，表演了一段。他戴着帽子、墨镜、穿一条黑色裤子，出现在远方面前，冷不防远方呼地一下，猛然向他扑来。他来不及反应，远方两只锐利的前爪，已经搭上他的双肩。一刹那，远方扑过来掀起的风，把中尉的帽子刮走了，中尉的眼镜也搭拉下来。只见远方嵌在血盆大口上端两只杏核眼睛里，电光石火般闪过疑惑的目光。它认出了主人中尉。它发出了沉闷的低吼。　　帽子、眼镜、黑裤子，中尉费尽心机，终于悟出了祸根。这事本不该发生在狗身上。中尉又试验了几次，屡试不爽。看来，禀赋灵异的远方，也有形式主义以貌取人的毛病。它憎恨一切虚假与伪装。　　不可思议又冥顽的远方，甚至可以因为这个印象，毫不犹豫地咬断对方的喉咙。它的偏执和冥顽其实和人很相似。　　这是我到灯塔时，中尉给我上的人生第一课。　　那时远方还小，和我一样。　　海啸席卷平原，海水淹没了饮马滩，灯塔坍塌在礁石上，守灯塔的中尉不知所终。　　这之前的一次海上风暴，包帆工会的百多条三桅船在海上沉没，没有一条回来。粗略统计，那次海难大约有一千多船工蒙难，报纸没有登载消息，没有人知道海啸究竟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件事被经常提起，但后来，人们好像抚平了伤痛，也就再没有人谈论它。　　自古以来，海啸时有发生，渔民葬身海里，尸身都找不到。自古相沿的风俗，为了使野死的灵魂能够认路回家，结发妻子在饮马滩头的海涂上披头散发，孤灯注血几天几夜，呼唤引领灵魂回归故土。当地的老人回忆，其时海滩上成百上千的妻子、母亲披麻带孝，在海涂上仰天向海，披头散发，声嘶力竭地哭天抢地，几天几夜，常有大风大雨相伴，泪流干，声喑哑，人扑地而奄奄一息。无边的海涂上星星点点的灯光、烛光，黑幽幽的人影，如无数鬼魅在空间穿行。我幼年时曾经目睹那慑人的场面，其悲恸惨烈，难以描绘，无以言说。　　远方的走失应该与海啸无关，在海啸过后的海滩上，我好像曾经见过远方的身影。在无数呼天喊地，向着大海恸哭的渔工亲属中，我真的看见过远方——卸去锁链，获得自由的远方。那是真的吗？我后来不敢肯定。因为，远方绝不可能安然地游走于人群中。　　总之，远方的走失，应该与海啸无关。可是，中尉又去了哪儿呢？　　在海啸到来之前，有没有见过中尉？我说不准。那天我是去过灯塔的，至少，我对灯塔有印象。　　我好像还和中尉说过话。他给过我一块生烤的鱼肉。此刻似乎还有烤鱼的香味，犹在嘴边。他很喜欢在烤鱼时撒上孜然。空气里似乎还留有孜然的香味。　　海啸使这座海边小城，一夜之间变成寡妇之城。这儿的人们，有守寡节烈的习惯，恪守夫死从子的高尚美德。男人死了，女人又没有再嫁的习俗。好多年，小城都处于零生育状态。　　可是远方在哪儿？海啸没有带走远方，那么远方就没有理由消失。远方太爱灯塔了。　　可是灯塔坍塌了，远方从此失去了家园。　　我和远方成为朋友，是在1966年。　　1966年，远方还很年轻，我也很年轻，刚满15岁。我们在灯塔成了朋友。　　远方经常对着海低吼，吼声在海面上传得很远。无风而且炎热的早晨，远方会站在黑色的礁石上，对着日出的天边吼叫。我会时常被远方感染，一洗忧郁，暂时忘却烦恼，学着远方的吼声，面对大海，发出沉闷但是穿透力极强的低吼。这种低吼，常令我感觉自己很深沉同时很英勇。而这于远方，是很平常的。我很羡慕远方，我想成为远方。　　虽然远方同样是不自由的。远方经常被囚禁在灯塔那小小的礁盘上，有点像走资派被关在牛棚里，但至少，远方在阳光下被囚禁，而在夜里，远方是彻底自由的。远方会涉过海水，跑向饮马滩，隐身在芦苇丛中、红树林里，那儿有太多大饱口福的东西。　　许多年过去，我以为我已经完全的忘记了远方。我也确实很少想起远方。但是这么多年来，无时无刻莫名的焦虑，和渐渐变坏的天气一样，令人不安。焦虑与不安，好像皆因对远方的思念。在所有人都抛弃我，包括同学和朋友，包括父母，在我对所有人都不能怀有善良的年代里，惟有远方靠近我，给了我无比的温暖。在那个寒冬里，我靠着远方的温暖，终于走过绝望的寒冬。　　在我泪流满面无家可归的黑暗中，远方忧郁但是坚定无畏的目光让我知道，这个世界还有一个角落有阳光存在，有勇敢存在。远方非同一般的样貌背后，有一种直抵人心的纯粹。　　远方在我心中迷失太久了。生活中总是有太多别的事情，更迫切的事情，冲淡了对故人故事故乡的思念，我常常在酒醒之后或在无眠之夜，会有一种彻骨的自责。　　一个人其实并非由未来构成，更是由过去塑造的，而我们却常常忘却过去而期许着未来的自己，在期许中一天天欺骗自己，消失真实的自己，以至于对旧事全然遗弃。那种深夜的孤寂的苍凉，实在令人钩沉久远的沉痛。在无边的黑暗包围之中，首先跃出的总是远方。远方总是给人简单而深邃的快乐，给人无畏的决心和蔑视一切的高贵。　　那时，以一个15岁的少年而言，无论如何无法真正理解远方这种对人世间的透彻体悟，究竟源自何方？我和远方之间，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不同？我甚至从来就没有细细想过。我把远方当作时刻想念着的朋友，如影随形，如此而已。我对这个世界充满迷茫与惊恐，我弄不清楚人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一直以为目下的混乱局势，随意抓人斗人，把人当狗一样对待……我以为这就是人间应该发生的事。我只想着逃到无人的地方，比如饮马滩，比如只有远方和中尉的灯塔。我害怕听见锣声和鼓声，一切由金属发出来的锐利的响声，包括千百人齐开大口，吼出来的口号声！　　我只想在静静的无人的饮马滩，听芦苇在若隐若现的海涛声中悄悄地、清脆地拔节，那种温柔的爆裂，却又欢快的呻吟，伴着清风过耳的低吟浅唱。看蟛蜞吐着气泡，无数细小的气泡堆积成蜂窝般的更大的气泡群，淡淡的阳光照耀着汽泡群，闪烁着变幻着无穷无尽的色斑，把本来就美妙异常的蟛蜞打扮得分外妖娆。蟛蜞大约知道自己的美态，它不时舞动着红色的巨大的螯，起劲地吐着气泡。我真想做一只蟛蜞，它生性灵巧而且生活得自由。它在饮马滩无边的滩涂上，自由地行走，自由地呼吸。没有人来打扰它的生活。海水轻曼地抚平了滩涂，也温柔地覆盖了蟛蜞，蟛蜞非常舒服地张开大螯，随着海水飞快地逐水而逝。　　蟛蜞真的很快乐吧？我只要它的千分之一快乐就够了。至少，它不需去想，去担忧许多事。　　那时，我惟一可做的事，就是时刻想着父亲。由不得我不想，我真希望忘记他，让他在我的生活中、我的头脑里消失掉。我甚至非常懊丧同时痛恨，我为什么有这样的父亲！这样曾经让我非常骄傲和快乐现在又深感屈辱的父亲。我的心很痛，那种被最凶恶的大螯夹住不放的钻心的痛。　　父亲被戴着高高的纸糊的帽子游街时，活像电影《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他弓着腰，被几个红卫兵强按住脖子，几乎是匍匐着前行，脑袋却被提起来，他一定很难受。我无法不去想像他的难受，却又必须痛恨他。　　我很想做一个工人的儿子。我后悔并且恨外祖母，是她把我从船老大家里，几乎是哭喊着抢回来。尽管在船老大家这段不到三个月的生活，在我的记忆中是模糊的。但是，船老大，无产阶级出身，是多么光荣啊！现在，我除了整日处于惊恐，处于不安中之外，我不知该做什么。我只想做一个出身贫苦人家的孩子，免受歧视与欺负，我的内心自卑到极点！　　有时，我逃到饮马滩看海，看自由的快乐的蟛蜞，我会看见归航的渔船，船老大在船头指挥着船尾的舵手。舵手通常是年纪老一些的船工，他坐在船后甲板上，用一只脚勾住红木做成的舵把，一手撑着长长的旱烟杆，斜戴着草编的毡帽，染过薯郎的褂子敞开着，露出铜板一般结实的胸脯，很悠然地把着舵。他用心听着船老大的口令，熟练地按照自己的方式驾船。　　船老大站在船头，总是光着上身，他肌肉结实，皮肤像上了釉似的，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如果是满载而归，或是捕到好的渔货，船老大会在距离岸边还很远的海面上，就开始站到船头，在发出口令的间歇，高声大吼着令人脸热心跳的咸水谣。他知道，寮居里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女渔贩子，听得见他的歌声，所以他吼得很卖力。几天几夜的海上搏斗，并没有耗尽他们的精力，相反，鲜活的海货反把他们养得精气十足，情欲难平。据说，鲜鱼是生精的，尤其是那些古老精怪的叫不出名来的海洋生物，各有古怪神秘的民间说法。渔民捕到它们，胆大的总是先食为快。　　海上的男人，最受小城里女人们的欢迎。他们说话洪亮粗豪，体格魁梧、孔武有力。即便是瘦小，也尤为精干，如小钢炮一般。加上长期在海上作业，回到陆地，见人三分亲，见女人尤甚。出手大方，随手扔出几条大鱼，几只海蟹，还有些铁树、珊瑚、贝壳之类的海底物什，总是能令女人们惊奇，大呼小叫半天。还有许多海上传说、神仙故事，撩拨得女人们心中热辣辣的。　　我常常到寮居去，在有风的日子，渔船不能出海，寮居里便挤满了闲人。海边弥漫着浓浓的酒气。连流浪狗也醉了。　　船老大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想做个船老大。这理想一直折磨了我许多年，虽然我明知无望。那时船老大是个神圣的职业，只有出身好的人才能到船上去当青脚，才能出海当渔民，我父亲虽然是共产党的干部，但他出身大地主，我是注定不可能从事这样行当的。　　如果当年外祖母不从船老大家把我抱回来，我也许早就当上青脚了，也许过10年、20年，当上船老大不成问题。我恨外祖母，也恨父亲，我恨他的出身，更恨他当年不冒死去延安，革命半途而废，比反革命更可耻。大字报上就是这样写的，说父亲是革命逃兵，是叛徒。我甚至想，当年他要是去了延安，出身不就成了革命干部了么？我就不会是狗崽子、黑五类了。　　有些时候，我躲在饮马滩的芦苇丛中，躲在冬天干枯的苇草里，望着阴沉的天空，心里翻腾着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父亲被关在民兵指挥部（临时监狱）里，我想像着他被囚禁的情景，心里非常难受与惊恐，却又无法抑止的顽强地想着父亲的出身。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问题。　　寮居里的人都知道我是谁的儿子，那些人凡是读过中学的，都是我父亲的学生。他们对我很友好，虽然免不了有些轻视，但总是很友好。在寮居里，我有一种被呵护的安全感。　　那些从海上归来的船工，会用很粗野的话语，咒骂民兵指挥部的人，他们大多是从包帆工会里选拔上去的积极分子，那时叫土改根子。工会主席阿狮就是。这些在海岸上混食的干部，最让渔民们瞧不起。凡是没有在海上经历过九死一生、闯荡上十年、二十年的工会干部，渔民们不会把他们放在眼里，动辄没有什么好声气。　　平日里，只要渔船一靠岸，最先上船的正是阿狮这些人。他们一到船上，总是虚情假意地搭讪，趁机挑走些好渔货。渔民们不大敢得罪这些人，只有比较厉害的船老大偶尔会对他们冷眼，说几句挖苦的话。他们并不在意船工们的态度。　　做过我三个月父亲的船老大华荣，是个很强势的角色。1963年，他的船队（子母船）曾经在海上遭遇了蒋匪帮的登陆船，他居然把台湾的登陆船，连同15个扮成大陆渔工的“反共救国军”队员抓捕回大陆，因此他立了一等功。他的渔船也是产量最高的，每次出海，他总能围捕到大鱼群，像是神助一般。别的船队一无所获，他的船队却常常是满载而归。　　在小城，华荣是个传奇人物。我很为这个做了我三个月的父亲骄傲。他每次从海上回来，都会提着渔货到我家里来，送给我父亲。我常常暗地里学习他的粗豪，模仿他粗犷地说话。这令我母亲非常生气。我曾经在饭桌上得意忘形之时，顺口而出“丢那妈”。惊得母亲差点噎了饭，她对我足足看了好一阵，才对父亲说：“你不该让他去福里村！”　　第二章　　父亲的葬礼是在他去世十年后才勉强举行的，他的骨灰至今没有找到。我一直耿耿于怀，为了父亲的骨灰。无数的可能都让多年来无数次寻找否定了。我问遍了可能接近这件事的人，所有的人都爱莫能助，奇怪我如此执著，究竟为了什么？　　好多年过去，我依然不放弃寻找。　　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午夜，噩梦惊醒的我突然间想，也许父亲当年根本就没有死，也许他还活在某一个地方——这个念头又折磨我好多年。　　父亲是在五十四岁那一年故去的。我在自己五十四岁时，突发这样的奇想，连自己也感到害怕。如果父亲当真没有死，他今年该有九十岁了。九十岁的老人，孤身如何生活？　　在梦中，父亲始终没有死。只是有一回，我突然梦见父亲活着被送进焚尸炉，我在通红的炉火中，看到父亲被烧得变形的面容，最后出现的竟然是《在烈火中永生》的电影镜头。　　那天是夏至，我记得非常清楚。　　上午9 点半，我从窝棚里出来，这是黎母山中少有的好天气。一夜透雨，雨滴还在野芭蕉的宽叶上滚动，阳光已经如火如荼烧红了山谷的树叶。凡是有水珠的地方，都闪动着五颜六色的霓虹。五颜六色的“戏班”鸟，在阳光照得到的枝叶间上下窜飞，吐着短促清亮的叫声，诱惑雄鸟。这种鸟肉很薄，但烤起来很好吃，如果有一点盐抹着烤，那就更好。我想着烤鸟肉的香味，下意识地掏出了弹弓。　　“先生”突然冒了出来，挡在我面前。他衣着整洁，头发沾水往后梳起，有些庄严。我还没明白过来，他深深地向我鞠躬：“向你哀悼!”说完转身离去。我至今还记得“先生”满脸的肃穆与庄严。　　“先生”是知青中的奇人怪人，他继承了祖传的风水先生的衣钵，说起话来引经据典，子曰诗云，神情阴阳。他凡事总有预言。不管你听不听，他总是自言自语，自行其是。他个子奇矮，不到1.45 米高，身材却是奇宽奇胖，脑袋也大得出奇，偏爱梳个大背头，用水弄得锃亮，四个口袋的中山装把身体裹成个肉粽。他身上总透着一股香茅油的味道，那种香得浓重刺鼻的土造香茅油的腥气令人难受。在衣衫褴褛的伐木队里，“先生”是个整洁得令人难受的异人。“先生”姓姚，名鹏飞。　　我很愕然，但并没在意。“先生”这个绰号，跟神经病相同。衣着整洁的“先生”飘然下山，他在山中常常来去无踪。那天晚上，山下有人送来加急电报：“你爸于今天上午9：30 分病逝”。电报是母亲发来的。我不相信。心想这肯定是弄错了，要不就是有人搞恶作剧。父亲除了关节炎，没什么病，怎么会突然病逝呢？　　我立即下山，午夜时到达镇上的小邮局，在邮局门口等了大半夜，第二天一早，往父亲的单位打长途。等了整整一天都打不通，眼见邮局要关门下班了，只好给家里发去一封询问的电报。　　我心里很平静。　　那天晚上，“先生”没有回来。山下的人说他已上山了，山上的人却没有见到他。我从此再也没有见到“先生”。他似乎人间蒸发了。　　许多年，我一想起父亲的死，就会莫名其妙地想起“先生”。不知他去了哪里？他是否还活着？没有人知道他的消息。　　我至今无法理解，为什么“先生”会在我父亲去世的那一瞬间，在千里之外的原始森林里，突然对我说“向你哀悼”这样的话，事后他却失踪了。　　这个世界有些晃荡，像坐在秋千上看东西。我老是定不下神来。我无法专注地看定一样东西，我越是定下神来集中目光对准一个目标，就越是觉得眼前的一切晃荡得厉害。医生说我很健康，一切正常。大概是太紧张，心生幻觉，我也只好如此安慰自己。　　有时，面前的电视机变成两个，有时又是无数个重叠的影像，有时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眼前一片空白。　　人最早的记事年龄究竟是多大？没人说得清楚。应该是三岁左右吧？我最早的记忆，是坐在一只硕大的藤筐里，由远房老叔挑着，扁担另一头的藤筐里，坐的是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大雷。我不知道老叔挑着我们兄弟俩，要到哪里去，反正我最早的记忆，与那只宽阔的藤筐有关。　　那是1952 年冬天，我一岁半。　　远房老叔是个身高1.9 米的中年人，这个家庭有高人的血统，男人女人不但个子高，而且都很清瘦干练。远房老叔是祖父家的佃农，农闲时就在祖父家帮工。说是帮工，倒跟一家人似的，没什么分别。老叔的女儿凤卿是个十岁的小女孩，负责看管我。自我会走路时起，凤卿就和我形影不离。那时我的哥哥，三岁的大雷常常害病，一刻也离不开奶妈肥婶，还未断奶的我就跟着十岁的凤卿睡。我把凤卿错当成了母亲，夜里总是吮着凤卿那像小石头般的乳房，吮着吮着会大哭起来，凤卿会把另一边乳房塞进我的嘴里。我吮不出什么，又大哭，就这样周而复始。弄得凤卿自己也大哭起来，她和我一起哭，直到我慢慢地睡去。　　凤卿很会当母亲。　　我在奶妈肥婶那里吸完奶，肥婶转而把另一边鼓胀硕大的乳房给了还在闹病的大雷，大雷双手揪着肥婶的乳房，一边吸奶一边闹腾，要折腾许久才会睡去。有时肥婶会把两个乳房分别给大雷和我。兄弟俩各自相安无事地吮吸着肥婶丰硕肥大的乳房。待到我吸饱了，便会一边嘴里叼着奶头，一边用手去推打大雷，不让他吃奶。身体孱弱的大雷常常不敌我的推打，哇哇地哭叫，嘴巴在肥婶雪白的胸脯上乱蹭，脑袋逃避我的毒手，嘴巴却努力地在肥婶胸脯上寻找奶头。我用手去揪住肥婶的乳房，不让大雷吸奶，我得逞后，兴奋地喘息同时贪婪地吸吮着乳汁。　　每当此时，肥婶总是十分受用。她两岁的儿子在一边玩耍，有时也会爬上来，用脏脏的小脑袋顶开大雷的嘴，凶猛地叼住肥婶的乳房，拼命地吸吮。他似乎下意识地知道这是他母亲的胸脯，他有特别的权利，所以他总是很蛮横地占有她。一个上午，体格庞大乳房硕大的肥婶，让三个男孩轮番吃奶，在她胸脯爬上爬下。她总是眯着眼睛，目光越过天井，飘到很远的地方，抱着我的臂弯便有些松弛。每当此刻，我便会用手去摸肥婶的眼睛，柔柔的，惹得肥婶忍不住去亲我的头。　　天井里的阳光很温暖。身材高大光着膀子的老叔偶尔会穿过天井，到后院的仓房里去取东西。肥婶坐在用大碌竹做成的矮凳上，很舒服地摊开双腿。她唐装褂子上的几个扣子完全解开，整个雪白的胸脯敞开在和煦的阳光下。任由三个撒野的男孩爬上爬下。老叔视而不见地进进出出。肥婶并不介意这个雄壮威猛的男人。他的年龄与肥婶相仿，都不到三十岁。　　肥婶满月般的圆脸上，有一双深而大的眼睛，茂盛的乌发在脑后随随便便打了个髻，很慵懒的样子。她丰满的圆脸上除了深而大的双眸外，就数那鲜红丰厚的嘴唇，让人过目不忘。我常常用小手去摸她的厚唇。肥婶拿开我的手，我就大哭，肥婶只好让我的手指在她的厚唇上无目的蠕动，有时会轻轻地咬住它。我的目光就定定地捉住肥婶的眼睛，肥婶便会很兴奋，嘴唇含住我的小手指，哼着无字的歌谣，我会随着歌谣的节奏摇头晃脑。　　我模糊的记忆里，除了肥婶温暖的宽阔的胸脯，就是阔大的有河流的饮马滩。饮马滩一边连着大海边缘的黑色滩涂，一边连着河流上游的森林。饮马滩渺无人烟，水洼与沼泽里长满芦苇、红树林和有锋利叶片的咸草，草丛里有许多野鸭子和白色的水鸟。河流和大海交汇的地方，涨潮时，许多海鱼随着无声无息漫漶而来的潮水、逆着河流汹涌泻去的淡水，游向沼泽地里的浅水滩。浅水滩上，布满牡蛎、红肉蓝蛤、泥蚶和薄壳蛤，还有无数长着大脚蚶的蟛蜞。　　常常在傍晚时分，老叔肩挑两只箩筐，箩筐里各坐着一个男孩，肥婶怀里抱着一个，有时是我，有时是大雷，极少抱她的儿子虾蛄。肥婶跟在老叔后面，往沼泽地去。老叔照例把箩筐摆放在沼地边缘的小山丘上，把孩子交给肥婶照看，他独自走进海涂。　　夕阳把沼地映照得金黄。退潮时海浪会咕咕地叫着，有时会有强劲的排浪，突然间从大海深处冲上来，撞在海涂的礁石上，飞溅的海水在风中扬成雾气，散漫在沼地上空，阳光把雾气透视成霓虹一般的彩色。海鸟在那五颜六色的霓虹中，快活地惊叫着，享受着气流的垫托，在空中优雅地滑翔，不时有尺把长的大鱼从空中落在肥婶所在的土丘上，那是海鸟从海水里叼起的鱼，鱼太重又拼命挣扎，海鸟叼不住，鱼跌落下来，在泥地上扑腾扑腾的，跳跃几下，就直挺挺地躺在那儿。每回肥婶总会拾到几条这样的大鱼。　　肥婶抱着大雷和我，跟虾蛄一起，把这些鱼一条条捡起，兜在胸前，她肥胖的身躯因了这些鱼，显得更加臃肿。　　夕阳还没有完全收尽，沼地愈发金光灿烂的时候，老叔已经满载而归了。他高大的身影在夕阳的海涂上变成一个剪影，那剪影在芦苇和红树林中时隐时现。他双手提着装满蓝蛤和薄壳的网兜，脖子上还圈着一条几尺长的海蛇，出现在肥婶眼前。　　海边沼泽里的海货应有尽有，小城的人口很少，除了老叔和肥婶，沼地几乎没有人来。只要天气好，又赶上退涨时分，海边沼地的傍晚，就肯定是属于老叔和肥婶的。　　老叔的箩筐一头装着海货，一头装着大雷，他挑着担子，背微微有些驼。他有时会回过头来，看看肥婶，那目光里有关切，他会放慢脚步。肥婶怀抱着我，背着虾蛄，她肥胖，背着孩子，走得有些难，喘着粗气，跟着老叔走出沼地。路人看见这一景象，认为这是一家人，父母，还有三个男孩。　　这样的岁月像一幕哑剧，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我记不起老叔和肥婶之间的交往与交谈。在我的记忆中，那肯定不是个无声的世界。海鸟哑哑的叫声，潮水击打堤岸咕咕的欢悦，蟛蜞吐着泡沫，泡沫破碎的吱吱声，还有红树林里野菠萝树巨大果实跌落水中，这些声音我都记得很清楚。　　“嘭嘭”尤如打鼓，奇怪的是，我总是回忆不起老叔和肥婶在一起的那些时间里，他们都说过些什么话，连他们的笑声也无从记起。可是，我记住了老叔高大像山一样的躯体，肥婶像田野一样宽阔的胸脯。我还记住了沼地。许多年后，当我再回到小城去寻找那海边沼地时，它已经无影无踪了。　　河流被覆盖成为马路，沼地被圈填成一块一块的养鱼的围塭，围塭边杂乱横陈着许多低矮的民居。美丽的沼泽饮马滩，成了城市的垃圾场。　　最深刻的印象终成抽象，而那些具体的细节却永生难忘。当老叔和肥婶作为亲人迷失在记忆里时，美丽多情的海边沼地，也和时间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奇怪的是，童年那种坐在箩筐里晃荡看世界的感觉却越来越强烈。满目是晃来晃去的影像与物事。这令我非常烦恼，我开始对自己充满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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