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戊戌变法

出版时间:2008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张鸣  页数: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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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力求从晚清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格局的视角,重新审视戊戌变法。侧重点有三:一是当时的帝后政治二元结构;二是满人政治;三是变法的操作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又有什么意义。    作者另辟蹊径地讲述了“旗下闲人政治”、士林的政治习惯、清朝政治的“补丁传统”等诸多因素对戊戌变法的影响,对西太后及洋务派的表现、学习西方过程中政治操作的变形、老百姓对变法的观感等问题,也有独到诠释。

作者简介

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在中国的“北极”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初学农业机械,后涉历史,现在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书。在吃粉笔灰之余,喜欢写点不不伦不类的文字,有的被视为学术著作,还有一些算是历史文化随笔,均遗憾多多。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晚清政治格局之嬗变  清季政治传统:补丁机制  旗下闲人政治及其没落  晚清政治变局:枝强干弱的走向  洋务运动的地方导向第二章  晚清士林的政治走向  明清之际士的传统政治角色  西学的萌芽与书院的悄变  分化中的士林与各自的政治动向  甲午前多数士林的躁动与迷惘第三章  梦醒时分的政治动作与趋向  甲午震动,大变端倪  学习日本,东学之渐  知变的趋势,求变的开始  大梦之后的多数士林:无歧困羊第四章  变法的政治曲线  变法的政治动员  变法同路人:洋务派问题  启蒙与变政  再世尼山与说经野狐第五章  维新的陷阱  失重的中央政治架构:大太后与小皇帝  难产的交班:归政及其他  帝党与后党的界限  维新政治与道德陷阱  旗下闲人政治的余威第六章  变法政治的无形之障  资历问题  补丁传统与求全之念  权力的合法性依据  老百姓眼中的“康党”第七章  多难的中枢维新  机会之光透过了裂缝  维新路线:学俄与学日  明定国是的风波  健言之臣,顾问之功  替代:四小军机  冗政的威力:棉花套阵  权杖下的政变第八章  西方政治的戊戌变奏曲  进化论与张三世  “物竞天择”与开民智  绅权与民权  议员和议郎  西式的开会与中式的清谈  上书言事与民主议政第九章  戊戌遗下的政治课题  精简的沉滞  改革的次序  改革的权力悖论——从民主到专制  铨选的难题:科举与八股结语与余话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晚清政治格局之嬗变  尽管清末以来,排满的革命家们将满人政权痛诋至一无是处,但平心而论,满清还是蛮有特色的一代王朝,远的不比,至少比起相接的朱明,其政治实有凤鸭之别。究其由,并非清代制度比之明季有什么优处,而在于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两朝有很大的差别。清代之帝,不论贤与不肖,个个都有图治之心,说宵衣旰食固然是吹捧,但“君王从此不早朝”的事好像也没有。就更没有像明武宗那样自封“总兵”和明熹宗专事斧斤的胡闹帝王。更何况还出了两位放在何朝何代也堪称明君的康熙与乾隆,前后统治百多年。在人治政治模式的传统政治中,君主的明智与勤政显然比任何贤臣都更加有效。  虽然清朝政治颇有气象,但由于在制度上“清承明制”之故,几乎明代政治的明弊与隐疾,清代也都有,换言之,清代的政治格局与明代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无相权的皇权集权,以相互牵制为首要特征的中央政府机构,中央与地方外轻内重的布局,地方的简政与中央的繁政相搭配,缺乏效能的兵制等等大都大同而小异。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任何政治系统,只要能实现统治目标,就应该是合格的。自宋以降,在多数情形下中国封建统治者最关切的统治目标是对国家的控制,消解内部的叛离,至于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繁荣则是第二位乃至第三位的事。行政效率的低下与国家机器的腐败,往往能换取皇权的稳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今天看来的所谓政治系统的弊病,很可能是一种统治所必需的合理代价。只是,这种代价在政治体系运作过程中会逐渐累加,一直大到足以损伤整个系统。而晚清政治格局的嬗变,就是在这种代价累加到了一定程度,由于西方势力的介入的刺激而发生的。政治重心由内重外轻转为外重内轻,新兴的湘淮军制部分弥补了传统兵制的怠滞,从而使清代政治呈现出一定的弹性和灵活性,虽不足以抗击西方的冲击,但已可延缓其寿命。  清季政治传统:补丁机制  中国进入明清,以史家的公论,是进入了衰落期,统治方面无论是制度还是经验手段都过分地致密而烦琐,政治目标体系中保守主义倾向加重,过分地强调政治稳定,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少任何可能的动荡乃至波动。相较而言,清代比明代这方面的特征更明显。  清季统治者似乎比前朝更加讲究“祖制”,或许是清代祖先的文治武功,或许是少数民族统治的特有谨慎,总而言之,清朝统治者心目中的“祖制”有着近乎神圣的意味。日常事务,以循行祖制为常式,但凡一政策出台,合于祖制则理直气壮,不合则躲躲闪闪,有时明明是新举措,也偏要打着祖制的招牌。像晚清祺祥政变以后,西太后那拉氏与恭亲王奕联手,为了遮人耳目,混淆视听,故意给奕以实际上已经废置了一百多年的议政王称号,来陪衬她的“垂帘”,即让祖制上有的“议政王”掩着祖制上没有的“太后垂帘”。  但是,看重祖制的清代政治还远远谈不上像我们一般作为常识公认的那样是僵化的,它在适应情势变化方面,还是具有弹性的,而且在清代的多数时间里,能够应付统治的需要。清代政治在其运作过程中,衍生出一种“补丁机制”,即在原有的政治要素或政策不再能应付局面,或者为统治者所不喜时,用某种“补丁”政策和要素来修补之,并不去掉旧的。道光帝对此曾有段佳妙的议论,他说:“譬如人家有一所大房子,年深日久,不是东边倒塌,就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这种“补丁机制”运行起来有两种情况,通俗点说,就是一种补丁小,一种补丁大。不论补丁大小,要的就是补得“整齐”,面上光。  前一种情况的例子比较典型的是清代的财赋政策。清代中晚期,社会动荡加剧,军费开支陡增,囿于赋税不增的祖制,尽管军情火急绝没有人再敢在国家日常赋税上打主意,于是只好开捐,最后又加上厘金征收,尽管捐额与厘金比例越来越大,但比起国家常税,它还是一种小补丁。又如总理衙门的设立,尽管不仅弥补了原政府机构欠缺的外交职能,而且凡有洋务之处,无不插手,事实上侵犯了原有六部职权领域,但比起原来庞大的政府机构来,它承负的行政功能还是要少。  属于大补丁的情况相当多,像内阁之于议政处,军机处之于内阁,前者虽然没有撤销,但职能均为后者抽空,成为名副其实的“闲衙”。再有像以湘、淮军为首的勇营之于八旗与绿营,以及后来的新建陆军,递次相补,国家正规军的位置先是由勇营挤走了八旗绿营,而后新军又挤走了勇营,但直到清朝覆灭时,八旗与绿营仍在苟延残喘。又如官俸,清承明制,实行低俸禄制,正七品的知县,年俸四十五两,四品知府一百零五两,巡抚与总督,贵为封疆大吏,也不过一百五十五两和一百八十两(乾隆时米价,每两不过买一石米多一点)。明知这点官俸根本不够养家糊口,却不肯加增,开始默认官吏在耗羡上打主意,后来则添加高出俸禄百倍的养廉银。最典型的莫过于漕政,漕运在晚清由河运改为海运之后,河漕的一整套机构无事可做,但一直摆在那里,戊戌变法时好容易要撤了,没几天又恢复了。在这种情况下,补丁有时已经大过了它所补的东西。事实上是听任原有的东西自我萎缩,自生自灭。  清代政治这种自我调节的修补功能,虽然能满足政治变革的部分需要,也确有减少政治震荡的好处,甚至面对西方的冲击,也能作出相应(虽然很笨拙)的反应。但是,修补一旦成为一种政治惯性或者传统,就不可避免地使政治缺乏活力,为因循守旧提供堂而皇之的栖息地。当步入近代面临近代化和对付西方侵略这双重课题时,修补功能就愈发力不从心,机构的叠床架屋,政策的混乱重复,使得行政效率更加低下,随着西方侵略的深入和近代化任务的日重,这种修补政策实际上已经走上末路穷途。可惜的是长期的修补传统在人们心理上已经形成了因循迟滞,得过且过的惯性,和对彻底变革的本能排拒,以及以新补旧的操作定式。这样,人们在进行大规模变革的时候,其各种有形无形的障碍就显得格外的厚重。李鸿章在晚年曾不无自嘲地称自己是个于事无大补的裱糊匠。不错,李鸿章给清王朝这座风雨飘摇的大厦裱上了淮军和北洋水师,裱上了洋务企业和几个半洋的学堂,可急风骤雨一来,依旧房倒屋坏,补丁毕竟只是补丁。   旗下闲人政治及其没落  清王朝是少数民族政权,满人是统治民族,自然拥有不言而喻的地位和特权。清末的反清志士们,将满人对汉人的民族压迫渲染得非常吓人,其实“纣之恶不至若是之甚焉”。满清入关之初,八旗铁骑横扫华夏之时,对汉人的杀戮、欺凌与压迫的确堪称是残酷的,“扬州十日”“嘉定之屠”这样的事件并不少见。再加上圈地的豪夺,“逃人法”的暴虐,说是令人发指也并不过分。但是经过清代盛时长达百余年有意为之的文化融合与政治上的掩饰,满汉矛盾已经渐趋缓和,满人虽有特权,但活动却被尽可能地限制了,也可以说是尽可能地与汉人生活隔离开了,所以一般老百姓对满人压迫的感觉并不那么直接,以清末刺杀五大臣而闻名的反清斗士吴樾,在自述中就承认他在接受革命宣传之前,对满汉之分毫无感觉。  当然,说满人压迫“不若是之甚”,并不是说这种压迫不存在,终清之世,满人的特权和满汉在政治、法律上的不平等始终存在。而且尽管汉人参政的份额不断加增,但至少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中国政治的重心在满不在汉。只是当初赋予满人特权、给予满人种种优待的清朝帝王所始料未及的是,他们的种种给予在历史发展中反而成了满人的一种甜蜜的桎梏,不仅使他们在生活上丧失自理自存的能力,而且在政治上日见其低能。  自从努尔哈赤将建州女真编为四旗,而后是八旗以来,满人逐渐赢得了旗人或旗下人的称谓(也包含少部分汉军和蒙军旗人)。八旗制度从其主导方向说,应该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但这种制度绝非只有军事上的意义,前辈清史专家郑天挺的看法是颇有道理的,他说:“八旗究竟是一种什么制度呢?有人认为八旗制度是军队制度,实际它并不是单纯的军事制度,有人说是户籍制度,其实它也不单纯是户籍制度。因为它还有应尽的其他义务和应享的其他权利。可以说这是在民族联盟残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阶梯统治,它是满人入关前的政治制度。”应该说,八旗制度也是旗人介入政治的一种媒介和渠道。由于八旗制度所特有的氏族残余性质的军事民主意味,旗下政治在满清未入关之前主要表现为旗下人较为普遍的议政与参政,在上层表现为八贝勒共议国政,连诸贝勒与汗(皇太极)相见之礼居然是他们“各至汗前,依次抱见”。在中下层则表现为各旗内部的相对自治和甲喇、牛录及披甲人对各自事务的发言权。这在游牧、半游牧的氏族军事民主制度中是常见的情况(八旗是由原来极民主的穆昆塔坦制度发展而成的)。  清朝皇帝接受汉化的诚意与速度是在他们之前的所有少数民族统治者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汉化速度最快的部分,莫过于政治制度,从皇太极开始,清朝皇帝制度汉化的最大敌人,就是八旗的议政制度与传统。不言而喻,这场较量皇权取得了胜利,但是这个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顺治应该说不算是位很热心汉化的皇帝,但突然发病身死的他,身后却冒出来一个痛悔自家“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委任汉官”,“以致满臣无心任事”即后悔汉化太快的“遗诏”。显然,这是满人元老意志的体现。实际上是旗下政治传统对制度汉化的反弹。康熙时,辅政大臣鳌拜在小皇帝面前还敢“攘拳咆哮”,抗旨不遵,把这种现象说成是鳌拜有不臣之心其实是后来的诛心之论,说穿了不过是满人军事民主传统的孑遗而已。直到雍正继位,满人入关已历半个世纪,他还接二连三地采取措施削弱八旗旗主的地位,往八旗各派御史二员,“稽察八旗一应事务”,改八旗都统在“私家办事”为“俱于公所办事”。并将八旗都统的印信“固山额真”改为“固山昂邦”,把旗主的意思抹掉。这说明,直到这时,八旗各旗自治的遗风犹存。  当然,满清入关以后,旗下政治还是发生了较为根本性的变化。八旗原有意义上的“议政”传统在帝王加强中央集权措施的打击下的确逐渐消亡了,但旗人对国政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却没有也不可能消失,用康熙的话来说,“满洲乃国家根本”,醉心集权的清初诸帝,一方面伸出拳去打击旗下政治对皇权的干预,一方面却又要将自家的脊背靠在旗人身上,因此势必要给旗人更大的政治发言权。在晚清之前政治系统中的重要位置,一般由旗人占据,纵然满缺和汉缺对等,比汉人少得多的满人显然机会要多得多。在没有相权的情况下,皇帝实际上是集帝相角色于一身,既然又是国家元首又是行政首脑,所以处理行政事务不但要有自己的班子(南书房和军机处),还要依靠有关人员的“议政”,遇有重大事项,不但要交各部议,而且还要征集督抚的意见。虽说这种“议政”与清初议政王大臣的议政有本质的不同,但至少也是一种参政,甚至说参与决策的形式。在这种议政中,旗人的分量无疑是最重的。  旗人对政治的影响力并不仅仅限于正式途径。私下议论、小道传播、暗中托请等非正式途径无疑也是旗人干政的又一法宝。这种七嘴八舌外加七姑八婆令人夹缠不清的舆论与托请的力量,从来都是不能令人小觑的。康熙曾斥责议政处说:“今闻会议之事,尚未具题,在外之人,即得闻知。此皆会议处不加缜密、不严行约束闲杂随从之人,以致听闻传说,将国家大事,预先泄露。”这种随意泄露机密,议论国事的现象,后来也免不了。乾嘉时,军机处的台阶上下,窗外廊边,常有人“借回事画稿为名,探听消息,折稿未达于宫廷,新闻早传于街市,广为谈说,信口批评”。自恃有特权的旗人就更肆行无忌,先是泄密,而后就是议论和托请、干请。如果“具题”之事不合祖制或者侵犯了旗人的利益,后续的活动也许就会更热闹些。  旗下政治在满清入关后并没有因统治者的汉化进程而融入汉人政治传统之中,由于旗人隔离与半隔离的生活状态,和他们所恃的政治特权,使他们仍然保留了自己的政治传统和习惯,清初会议政务,“满洲官议内无一汉官,汉官议内无一满官”,后来隔离的情况虽有所改善,但即使与汉官交契融洽的满员,也仍旧有自己的旗下圈子,也必须遵循那个圈子的规矩和惯例。  满清入关之后,旗人生活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圈子呢?一想到这个问题,对清史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浮现出一幅手拎鸟笼,无事泡茶肆酒楼戏苑的“八旗子弟行乐图”。显然,这并不是八旗生活的全部,但却是很惹眼的一种象征。八旗兵曾是何等的耀眼,仅仅十几万人马,从山海关打到云南,无坚不摧,攻无不克,其骁勇善战,世所罕见。但是天下初定,满载饱掠的女子玉帛的八旗将士,在清廷厚饷饫粮的喂养下,居然汉化或者说腐化得比他们的主子还要快。八旗兵无师自通地将往日的骁勇用在了醇酒妇人上,用在琴棋书画上,几年之内,战斗力锐减,顺治七年(1650),当国者便不得不警告八旗说:“嗣后满洲官民不得沉湎嬉戏,耽娱丝竹。违者即拿送法司治罪。”但是没有用,八旗将士仍旧“怠于武事,以披甲为畏途”毫无起色。及到康熙朝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之时,八旗兵已大不济事,朝廷不得不依靠绿营充当主力,害得康熙老着脸皮自我解嘲道:“自古汉人逆乱,亦唯以汉兵剿平,彼时岂有满兵助战哉!”满洲兵从主战沦为“助战”,据说仍然观望不前,“诸将皆闭营垒拥诸妇女逸乐而已”。  当八旗勋旧抱怨顺治帝汉化太快时,顺治也在指责八旗人等的“习汉书,入汉俗”,顺治以后的一连串满清“圣主”“英主”及不圣不英之主无不以为八旗的腐化是由于汉化的缘故。将板子都打在汉文化的屁股上,当然并不全是冤枉,八旗子弟确大有人热衷于诗书经史、琴棋书画、清玩清供,也有人因效慕汉俗而邯郸学步,甚至连姓名也汉化掉了,比如将钮祜禄氏改为郎姓,再取上些漂亮的汉字意思的名字,什么甘露珠、嘉木灿之类。至于沉溺于八股制艺,头顶高头讲章者,更是车载斗量。因此而荒疏了骑射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只会张嘴说别人的满清皇帝,自己也挡不住汉文化的诱惑,汉化得比谁都厉害,康熙的经史功夫,雍正的书法都是令人刮目相看的,至于乾隆就更了不得,光炮制的诗词就成千累万,巡幸四海,到处舞文弄墨,至今各地的断碑残石,犹有遗文,自家拼命附庸风雅,偏要“奴才”们恪守旧俗,怎么可能呢?况且,旗人汉化也不是没有好处的,旗人吸收了处于较高形态的汉文化,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提高了自身的文化层次,有些人的文学造诣,居然达到了令汉族士大夫也叹为观止的地步,曹雪芹还可以说是汉军旗,自身有汉文化的基因,但是纳兰性德的词,太清的诗,足可独步一时,袁才子“近日满洲风雅,远胜汉人”之语,怕也是由衷之言。更何况,通过吸收汉文化,旗人也相应地提高了政治水平和行政能力,乃至权谋智术,为维持少数民族统治奠定了人才之基。同样是少数民族政权,元朝的蒙古人始终要靠翻译,而满人官吏却可直接“牧民”,满清长达二百八十余年的统治,不为无因。事实上,低层次文化的少数民族在置身高层次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的时候,妄想抗拒高层次文化的诱惑是不可能的,即便强调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也必须以吸收和学习为前提。  客观地说,导致八旗腐化丧失战斗力乃至族群活力的最主要原因,其实是满清皇帝自己,是他们对旗人无限制迁就的豢养政策。八旗兵在未入关之前的皇太极时代,随着战争进程胜众负寡,抢掠日多,俘获日众,于是渐渐将名下的田地交予俘掠的奴隶耕种,自己则化为专事战争的“职业军人”。入关以后,掠俘陡然增加,再加上清初旗人的圈地,从而使得旗人不事生产有了更丰厚的物质基础。皇帝也就顺坡下驴,禁止和限制旗人从事生产或另谋他业,以优厚的饷粮豢养旗人。八旗前锋、亲军、护军、领催、工匠长每月饷银四两,工匠每月饷银三两,每年各支米四十八石;步兵领催每月领饷二两,步兵每月领饷一两半,每年各支米二十四石;炮手每月领饷二两,每年支米三十六石。七岁以上的旗丁都领全份,七岁以下的“养育兵”也领半份。旗人的女孩一落生还要给脂粉银。至于宗室就更是优待,无论黄带子还是红带子,到了十八岁没有爵位的,一律赏给四品顶带,妻子儿女也按品食俸。如此优厚而稳定的粮饷,再加上清初车载斗量的掠获,大量的圈地,使得八旗将士的生活水平一下子就翻升了几个台阶,即使是普通的兵丁也是如此。生活水平一旦上去了,就很难下来。他们不再屑于关外粗朴的衣食和风俗,他们讲穿、讲吃、讲玩、讲规矩,渐渐地旗人会吃会玩和礼数多,就连汉族缙绅世家也瞠乎其后,稳定的粮饷和朝廷的恩顾使得他们花起钱没有多少顾忌,当职和不当职的旗员,都没什么事可做,应尽的职守也尽量地玩忽;掠来的财货花光了,就卖地,圈来的地也卖差不多了,还照样赌博、逛戏园子、斗鸡、斗鹌鹑、斗蟋蟀。任凭生齿日增,任凭坐吃山空。从清朝的所谓“盛世”起,八旗生计问题就叫得满天响,其实,比起汉人的贫民来,八旗生计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八旗贫丁有的也确有饥寒之虞,但主要是他们败家子作风造成的,禄米刚下来,先去变钱花掉,待到无米下锅,再花几倍的钱买回(或赊回)。八旗子弟的这种生活方式,不管朝廷怎样三令五申,让他们节俭,也不管皇帝如何慈心大动,屡加赏赐,甚至为他们赎回典当出去的田地,他们还是依然故我,雍正有时一月之间开赏数次,每次三四十万两,但不到十天,旗人老爷的口袋又是空空如洗。

媒体关注与评论

  张鸣,这位风趣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兼畅销书作家,近年来一直笔耕不辍,他始终以“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客观态度站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前沿,以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深刻的人文关怀不断制造着美妙的文字,并以文人温和而善意的情怀亦庄亦谐地解读历史人物事件,其独特行文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与好评。同时,他鲜明的个性、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其与院领导及某些著名作家的关系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使其在备受关注的同时也时常饱受非议。 本书是为了使广大读者能够品读到更全面、更精彩、更完整的张鸣作品,了解其学术成就、思想境界和行文风格,更深刻地了解张鸣其人所编写的。它不仅集合了张鸣教授十年来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更是张鸣教授著作的首次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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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鸣精选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十年来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著作,首次结集  《武夫当权——军阀集团的游戏规则》《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含《拳民与教民——世纪之交的民众心态解读》《再说戊戌变法》《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大历史的边角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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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17条)

 
 

  •     此书是人大教授张鸣的重要著作之一,他对戊戌变法那段历史有着独到的见解,读者很受启发!
  •     张鸣是目前中国有深度的历史学者,他有很多深刻的论点,特别是关于晚晴历史,民国军阀历史,这本书与民国军阀与五四可以视为他的代表作。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     戊戌变法,可以重新来读的。
  •     张鸣先生关于近代史的作品都很好,观点深刻,立场客观,视角独特
  •     张鸣教授写的好书。值得购买
  •     重温历史,感受颇深。
  •     下单的时候有货,结果发货时候就没有了,当当是在玩躲猫猫吗
  •     茅先生的作品,必收
  •     还可以的书,叙述的比较全面。可以看看。
  •     良心学者,敏锐作品
  •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解读历史的角度。我们读到了从一个横截面透视历史走向的方法,《再说戊戌变法》这本是于此类似,透过戊戌变法这个具体的时间解读晚清政治特点和中国近现代之交纷繁的社会变革。他对旗人政治特点、科举制度的功过、启蒙思想家们的是非等等角度解读戊戌变法在大变革中的作用。看的出作者独特的理念。唯一有些遗憾的是,作者的文笔不很优美,某些地方有沉滞之感。不过依然是值得一读的好书。
  •     张鸣的书
  •     张的书对从另外一个侧面观察中国近代史有很大的帮助。比中学历史课本起码要值得一看些
  •     传统派自然是挺康有为的,可惜,随着史料的不断曝光,让人无语的地方也就愈多,这是一个好人,同时也是一个志大才疏的人
  •     内容还算不错,当小说看吧!
  •     戊戌变法百年之后,习惯了“模式化”“脸谱化”的我们,才刚刚开始在学者专家的引领下读到些真实。从前几年茅海建的书中已经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中学课本里的历史,而在张鸣先生的这本书里,我们能从一个更大的历史视野中反思细节,检讨评价。已经不能改变的历史陈横眼前,我们不再纠结谁对谁错,孰得孰失,从一个国家民族的角度,反思最后的结果,好像恰恰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我常有假如我是康梁,我应如何的自问?假如我是光绪,怎样是我最好的应对?我自然知道结果不可以更改,但是如果前瞻,谁能保证与历史相似的情状,怎不会重现我们的眼前?虽然不尽苟同,但的确喜欢作者的思考。
  •     可以是剩下的吧,因为我在别处都没有找到。品相不好,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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