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

出版时间：2008-9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魏泉  页数：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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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国学者RichIard Lehan在其所著《文学中的城市》（The City in Literatur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中。将“文学想象”作为“城市演进”利弊得失之“编年史”来阅读；在他看来，城市建设和文学文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阅读城市也就成了另一种方式的文本阅读。这种阅读还关系到理智的以及文化的历史：它既丰富了城市本身，也丰富了城市{皮文学想象所描述的方式。”（第289页）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极力理解并欣然接受的“北京”、“上海”或“西安”。同样也是城市历史与文学想象的混合物。　　讨论都市人口增长的曲线，或者供水及排污系统的设计，非我辈所长与所愿；我们的兴趣是。在拥挤的人群中漫步，观察这座城市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保留想象与质疑的权利。偶尔有空．则品鉴历史．收藏记忆，发掘传统．体验精神。甚至做梦、写诗。关注的不是区域文化，而是都市生活；不是纯粹的史地或经济。而是城与人的关系。虽有文明史建构或文学史叙述的野心．但更希望像波特莱尔观察巴黎、狄更斯描写伦敦那样。理解北京、上海、西安等都市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

内容概要

　　《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19世纪宣南的文人群体研究》讨论都市人口增长的曲线，或者供水及排污系统的设计，非我辈所长与所愿；我们的兴趣是。在拥挤的人群中漫步，观察这座城市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保留想象与质疑的权利。偶尔有空．则品鉴历史．收藏记忆，发掘传统．体验精神。甚至做梦、写诗。关注的不是区域文化，而是都市生活；不是纯粹的史地或经济。

作者简介

魏泉，2003年毕业子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2007-2008年度哈佛一燕京学社访问学者。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文学，主要关注19世纪的文人交游与文学风气的变迁、清中叶以后的传统诗文流派、现代文学中的旧文人与旧体诗文。以及与之相关的报刊等研究课题。

书籍目录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总序陈平原序夏晓虹第一章 宣南人文环境的形成　一、“宣南”的由来和定义　二、士人社区的形成过程及其功能　三、宣南士大夫的生活方式　四、人文资源的负载和积淀第二章 文人交游的传统与空间　一、“诗可以群”的儒家诗教传统　二、“诗为友朋而为者居多”：唱和的作用和酬唱诗的价值  三、诗社和雅集  四、大风气与小圈子  五、19世纪的京师文人交游  六、研究视角的形成以及问题的选择第三章 翁方纲发起的“为东坡寿”与嘉道以降的宗宋诗风　一、“苏斋”的来历与“为东坡寿”的发起　二、“苏斋弟子”的赓续和发扬　三、“为东坡寿”与清中叶以后的宗宋诗风第四章 “宣南诗社”再研究——嘉道之际的士风与汉族“行省官僚”集团　一、关于“宣南诗社”的争论　二、“宣南诗社”的由来及其活动情况　三、有关“宣南诗社”的几点辨析　四、“宣南诗社”与嘉道之际的汉族“行省官僚”集团　五、“以风雅之才，求康济之学”第五章 梅曾亮的京师交游与“桐城古文”的流衍全国　一、梅曾亮入都之初京师的文人集团　二、梅曾亮周围古文圈子的形成　三、桐城古文的流衍全国　四、梅曾亮出都以后　五、“城南风景”与“日下胜游”第六章 “顾祠修禊”与“道咸以降之学新”　一、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上的顾炎武　二、“顾祠修禊”的缘起　三、倡建顾祠者的学术活动和师友交游　……附录 论道咸年间的宗宋诗风附表 附图参考文献与北京结缘（代后记）　四、中后期的“顾祠修禊”　五、“道咸以降之学新”的两个重要标志第七章 “小秀野草堂”与陈衍的“学人之诗”说  一、“小秀野草堂”的由来  二、“元诗大有因缘在”　  三、“草堂小秀野，花市下斜街”  四、陈衍对道咸年间“宋诗派”的追溯  五、“学人之诗”说的形成第八章 总论：“出入于文史，见之于行事”——兼及对文学史研究方法的思考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宣南人文环境的形成　　“宣南”的由来和定义　　士人社区的形成过程及其功能　　宣南士大夫的生活方式　　人文资源的负载和积淀　　一、“宣南”的由来和定义　　从字面上的意思来说，所谓“宣南”是指明清时期北京城宣武门以南的地区。明朝开国后，将元代大都城改名北平，并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建：缩减北部，拓展南部，建起明北京城的新北墙和新南墙。明中叶以后，又计划在内城四周修建外城垣，但因财力不足，只修建了环抱南郊的外城墙。外城的修筑，使此后的明清两代北京城在平面上呈现出特有的凸字型轮廓（参见附图一）。自明中叶北京外城建成以后，就已经有了地理意义上的“宣武门以南”，且有了名为“宣南坊”的行政区划。但是“宣南”作为一个具有丰富人文意蕴的名称，却是在清代逐渐形成的。　　1644年，清政府定都北京后，基本上沿用明朝的北京城，在城市建筑的规划上没有大的变动。但在京师居住政策上，清政府施行满汉分治。顺治五年（1648）八月，清政府下移城令，除“寺院庙宇中居住僧道”和“八旗投充汉人不令迁移外”，“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汉人可以出入内城，但不得夜宿。而旗人则分配内城原明代遗留宅院居住，并可领取俸禄，不事生产。这一政策，使得清代京师行政区划分为“满城”（内城，或日北城）和“汉城”（外城，或曰南城）。这就使得不同的城区，在地理方位的意义之外，又增添了种族之别的含义。这种区别是清代所特有的，其影响也很深广。满汉分城而居，带来了城市结构的重大变化。原来位于内城的一些重要商品集散地如庙市、灯市、书市等在移城令下不得不纷纷外迁，经过许多年的自然演化，重新形成了清代北京城特有的城市格局。在如此巨大的结构调整过程中，有种种原因导致宣武门以外成为当时大多数汉族士宦择居的首选。

用户评论 (总计5条)

•   　　原载《现代中国》第1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
  　　
  　　
  　　近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取向
  　　——评魏泉《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19世纪宣南的文人群体研究》
  　　
  　　 陆 胤
  　　
  　　
  　　当代人关于“近代”的想象，更多是历史的，而非文学的。“近代史”与“近代文学”的显隐殊途，问题可能不在“近代”。这是一个绝不缺少问题或材料的时段，或者说，对于缺乏经验或观念“丰富”的研究者，是容易被问题或材料吞没的时段。探讨这一阶段的“文事”，既不能用晚清、“五四”以后日益明确、独立的“文学”观去逆推，也不能固守以“正典化”文本为主要对象的古典文学研究的既有模式，而必须别出手眼，力破馀地。
  　　
  　　如同作者在所坦陈，《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19世纪宣南的文人群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一书，受到世纪初一些学术新思路的启发，也被定位成是一部“城市研究”的著作（收入“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而在我看来，“城市研究”只是作者“力破馀地”的手段。通过“宣南”的话题域，作者组织起在这一地域中活动的人与事，为近代政局、学风、诗风的转变寻找到更为切实的起点，从而提示出一种适合于近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取向”。
  　　
  　　
  　　一、作为话题的“宣南”
  　　
  　　学者在城市研究中区分了“社会经济的研究”和“记忆与想象的研究”两种路数。前者如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实际上是把城市作为反映社会历史的客体，从具体的人事场景中抽离出来，运用更为宏观的视角和比较的方法探索城市（特别是城市群落）的发展规则。后者则如利罕（Richard Lehan）的《文学中的城市》，发挥文学文本的想象力和穿梭功能，强调城市文化的心理作用和延续性，其意义不在于探索“真实”，而在于呈现“丰富”。（参见陈平原《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关于清代“宣南”的言说，往往出自诗文集或笔记的追述，似乎更应偏向后者。然而，作为位居天子脚下，由特定族群（汉族）凭借特定身份（士大夫、京官）以特定方式（交游唱和及学艺切磋）构建起来的文化集结，讲说“宣南”的故事，不同于一般作家对北京民情风俗的追忆，不能不涉及到一代的典章制度、政事污隆、学术流变。必须跨越城市研究的两个方面，在驰骋于想象和记忆的同时，深谙制度史、政治史、学术史的史实，这是“宣南”作为论题隐含的学术潜力，当然，也可能会带来工作量偏大，在“述史”与“衡文”之间难以平衡的问题。
  　　
  　　宣南作为论题的包容性，首先得益于依傍皇城的地理位置，从觐见、考课到应试，“入都之税驾，出都之饯别，莫便于宣武门外”，从而形成一系列的“士人社区”，衍生出各式各样的文化活动与学艺风气。但就本书主题而言，更重要的是，宣南作为“士人之乡”的“流动性”（第12页）。换言之，“宣南”不仅是各地文化聚集汇合（特别是南方的士大夫文化：如江南的考据风尚、湖湘的经世之学、桐城江宁的古文教学等）的终点，而且也是这种汇合经过交涉、交融之后重新向各地流布的起点。史家指出清代中期以降的学风大多带有折衷的基调（如汉宋调和、今古并取、中体西用），而“宣南”，正可看作是各地各学派的风尚由多元并存转变为调和折衷的关节点。
  　　
  　　作者指出，“流动性”的另一重要表现是“移居”。由于占有地利之便，清代的宣南成了汉族士大夫的聚居区，却极少有人在此置家终老。于是形成一种特别的文化现象，名家一时所居（往往有特定的室名和流传的雅事），若干年后，几经转手，再经新一代名家的品题，成为追怀往事，甚至兴起一种风尚的由头。如本书第七章考论的“小秀野草堂”，始于康熙间钟情元诗、号称“酒帝”的顾嗣立；百馀年后，得到道咸间士大夫张穆、祁寯藻、何绍基等人的品题；又逾五六十年，至光绪末，诗家陈衍意外地卜居“小秀野”，更促成他追怀“元诗因缘”，重新“发现”道咸年间宗宋诗风，从而建构起近代诗学的谱系。实际上，以宣南地域士大夫居住之密集，类似的情况所在多有，只是未必能像“小秀野草堂”那样，上下勾连起绵延二百馀年的情怀。如清末王鹏运、朱祖谋、罗惇曧等前后寓居“四印斋”，其关乎一代词学传承，似亦不可小视。（陈昭常《寄题瘿公都门寓斋》：“四印斋中风物妍，王前朱後各齐肩。一生襟抱明如月，幾辈词流化作烟。……”）
  　　
  　　因此，解读“宣南”对于“近代”的意义，不妨从横向的“集结/扩散”与纵向的“追怀”两方面来理解。自前者而言，可视其为道咸以降种种新变的内在源头，与外来的西方冲击共同构成近代中国变革的因素；自后者而言，“宣南”是一个将历时场景共时化的场合，在催生新变的同时，更有对前人和传统的接续。如同林志钧《燕都丛考序》娓娓描述的（本书第14-15页所引），行走在宣南的街巷间，无处不为名人晨夕过往之地，无处不可资考证，如与古人相比邻。本书作者选择以“宣南”的人文环境为背景，串联起五个攸关近代政局（第四章关于“行省官僚”）、学风（第四、六章关于“道咸以降之学”）、诗文风尚（第二、五、七章关于“宗宋诗风”及“桐城古文流衍全国”）的个案，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具眼力、胆力、腕力的选择。而这些变化，最终都得以在同一空间中，以士人交游的方式呈现出来，也的确表明文化结构中“政事”、“文学”、“言语”的密不可分，如果还原到人与人交往、事与事交涉的具体情形的话，自然显现出传统分科研究的不足。
  　　
  　　本书的基础，原是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在作者的“后记”中，呈现了这篇论文从选题到最后完篇的全过程。现代学科体制强调成果的“问题意识”，但如果把“问题意识”做过分狭窄的理解，甚至当成是“主题先行”，恐怕就不是学术研究的应有之义了。如何把握“问题”与“材料”之间的张力？如何充分延展“主题”的内涵？如何找到一个既有充分包容度，又不至于大而无边的话题域？作者对于博士论文“动手早”颇有庆幸之意，但窃以为也许更应看重其“前期的准备工作”。如果没有那些彷徨和冥索，没有在陈衍、《青鹤》、桐城派等论题上所走的“弯路”，今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宣南交游”，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气象了。
  　　
  　　
  　　二、学术传统与方法自觉
  　　
  　　如何对待学术传统，特别是如何对待当代人的学术积累，是考量一个研究者学养、功力的重要方面。作者对于近代文学、近代史领域的前研究，有着较强的对话意识，这不仅表现在第八章“结语”中所补充的，对于近代诗文研究“在受教之馀觉得不能满足”的三个方面，也表现在具体个案的论述当中。如第二章“关于‘宣南诗社’的争论”一节，第六章论及桐城派的概念，第七章论“同光体”、“宋诗派”等等。而且，对话的方式，并不是论理的争辩，而是历史脉络的梳理，因此所得结论大体稳当。比如在第七章开头的脚注中，提及陈衍对“同光体”与沈曾植关系描述的前后异辞，指出未必是出于钱仲联先生所归结的“旧时代文人标榜的恶习”，而必须考虑陈衍前后发言的文体差异，洵为见道之解。（第179页）
  　　
  　　可以说，对前人学术积累（或偏颇）的关注，一方面坚实了作者在“宣南”的背景下探讨近代诗文变迁的材料基础，同时也促生了作者在方法上的自觉。这一点，尤其表现在本书第二章对于“诗可以群”观念的再发掘上。
  　　
  　　近代以来，受西方（及日本）文学思潮影响，“情感中心”、“个性表现”、“虚构性”、“写实”、“自然”等先在的价值判断，随着现代学科意义上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展开而得以确立。这固然构成了“文学”学科自别于“史学”、“哲学”的基础，却也不无裁剪历史以拼凑“文学”之虞。如论《诗》之“兴观群怨”，则“诗可以群”在历代诗话和文学批评史中被论及得最少（第16-17页）。诗话中少提“诗可以群”，原因比较复杂；而文学批评史对“兴”、“观”、“怨”的关注，不能不说多少受写实主义原则影响。与此相关，文学史对酬唱诗的评价也往往较低。
  　　
  　　对此，作者不仅征引了经传中的“称诗”及“登高而赋”，以证明“可以群”的交际功能在传统士大夫生活中的作用，更梳理诗社、雅集的历史源流，点明明清两朝士人结社的用意；而最重要的，还在于援引陈寅恪笺证元白诗的先例，将体现“诗可以群”观念的士林交游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考察士林交游的圈子，着眼点并不在其观念的今古，或唱和诗艺术价值的高低，而是要通过士大夫小圈子的同声相应，来探知一个时代风气变化的源头：
  　　
  　　在报刊等现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进入大众生活之前，士大夫文人之间的书信往还、诗文赠答、诗酒酬唱在交流思想、沟通讯息、联络感情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往还多在互相认识且声气相投、志同道合的师友之间进行，受传播渠道和流布方式的限制，在某一小圈子中更易于形成相同或相近的观点，而以一时之风气的形成而言，一个士大夫文人集团作为群体所发出的共同声音，自然要比“孤吟无和”的个人的声音更响亮。（第27页）
  　　
  　　当然，“诗”往往不如其“人”，作为交游唱和成果的酬唱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了当事者的本心和时代风气？哪些“诗”可以作为“史”来读？也是值得考虑的。关于“圈子”与“风气”的映照关系，不同时代可能有不同的情况。道咸时期的“交游”、“声气”仍被当作士大夫情趣、志向乃至功业的寄托。这一点，与从李慈铭、王闿运等人日记中读到的，同光间人视酬唱为浮事的情况，有本质的不同。
  　　
  　　相对于古典文学研究的相对自足，近代文学研究者的面临的困惑之一，是其研究对象的所谓“文学价值”问题。这种困惑，当然包含一些先在的判断甚至偏见，然而也是研究者面对更为广阔的学术圈发言之时，所必须考虑的理解背景。参考“近代史”学科的经验，近代文学研究有必要在坚持文学研究品格的同时，找到一些不同于其他时段文学史研究的，自家独有的取向。作者在全书“结语”标题上所揭橥的“出入于文史，见之于行事”，或者便是其中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近代文学研究的这种“史学取向”，又不同于正统的近代史研究，而且这种不同，也不应仅仅体现在材料上。交游唱和不仅为历史考证提供了材料，更为贴近一个时代的环境，“还原现场”创造了条件。本书第四章讨论“宣南诗社”与嘉道之际士风的转变，借用海外中国史学界提出的汉族“行省官僚”集团的概念，与近代史研究颇有交集。但在具体的呈现过程中，却从对诗社沿革、交游活动的考证入手，突破了史学界关于“宣南诗社”性质的争论，进而抽取出“宣南”这一蕴含政治色彩的集体认同，将诗酒唱和的风尚与经世风潮及清议相联系，展示“行省官僚”政治生活的人情面，注重诗文声气在一代士风转变中的作用。这些视角的提出，恐怕离不开作者在文学史专业所受的训练。
  　　
  　　另外，在研究方法和论述策略上，并不编织庞大精美的结构或理论体系，而是遵从时间、地点、人事、场合的自然脉络，也是这种“史学取向”的题中之义。从书中所附的资料表格可以推测，其论述建立在大量资料编年及人事钩沉的基础上，所采取的论述方式是呈现式的，而非演绎式，亦非传统的归纳式。在不动声色的呈现之中，作者的观点、手眼业已蕴含其中。
  　　
  　　
  　　三、学术史与文学史
  　　
  　　文学史研究采用“史学取向”的一大便利，乃是通过具体的人和事，获得了与其它学科对话的入口，同时也借此丰富了诗文文本的意义。本书选取的五个交游个案，前面四个都集中在嘉道咸时代，关注这一时期政局、思想、文化的变革，是潜伏在宣南士林交游纸背的一大要义。
  　　
  　　清代中期学风的变化，是晚清民国以来论清学史者乐道的话题。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八章（1904）及《清代学术概论》（1920），均从清末今文经学的立脚点向上回溯。而王国维为沈曾植作《沈乙盦尚书七十寿序》（1919），亦视“道咸以降之学”为“国初之学”的再生；但是，出于自家的治学趣向，王国维对不循“为学之成法”的今文经世派不以为然，而更强调“言经”、“考史”、“治地理”的汉学经世派，暗示道咸新学对“乾嘉专门之学”的继承关系。后来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则从义理学的角度落实了这一层关系。
  　　
  　　其实，王国维所谓“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择术之慎，无後于戴钱”的沈曾植一派，本身就与道咸以至清末的宣南唱酬渊源颇深。本书花大篇幅关注“顾祠修禊”，就是立足于王国维对清学史的观察，强调边疆史地学者在提倡学术新风当中的作用，并将之具体化到嘉道咸之际宣南士大夫追怀顾炎武的交游活动中，在丰富文学史想象的同时，也充实了清代学术史的叙述。
  　　
  　　在还原历史现场之时，作者清醒地意识到，道咸时期的宣南存在着多个交游圈子，并不能完全以“汉学经世”、“今文经世”、“理学经世”等范围来区划之，一旦回到交游的实际，情况又相当复杂。这是文学史观察胜于学术史概括的地方。在第六章具体的论述中，作者选取了发起“顾祠修禊”的张穆为入口，描述了前期修禊活动中，学者们相互酬唱勖勉，相质相商，前赴后继的风气，尤其突出了边疆史地学者的活动；同时，又引进了不为派别所囿的何绍基的视角，表现出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通过“顾炎武祠”这一空间，获得“博学于文，经世致用”的学术共识的过程。
  　　
  　　作者还注意到，“咸丰六年重修后，顾祠在很大程度上从一个祭奠场所变为一个宴集社交的场所。参与禊集的同人，也从最初的以汉学家特别是边疆史地学者为主，转变为以诗人、文人尤其是宗奉八大家的古文家为主”。（第170页）这一现象，正好从反面印证了嘉道时期学风的特殊性。正像第四章叙述“宣南诗社”时就已经展现了的，嘉道时期在宣南融合、孕育的新士风、新学风，一俟交游风流云散，也便随交游中人纷纷出京而传播流衍到各地，从中正可觑知一种新风气形成、扩大的机制。
  　　
  　　从个案研究的角度来讲，第六章考论“顾祠修禊”，绾合学术史与文学史的视点，自为全书相当精彩的一个部分。即就全书的结构布置而言，“顾祠修禊”也是一个结点，上承乾嘉间翁方纲学苏学黄，将汉学考据时尚引进交游唱和，下启同光以后士大夫激于世变，援用经史之法治一切学问，其发为声音，自然日趋于“变风变雅”与“学人之诗”。
  　　
  　　
  　　四、近代诗学的谱系
  　　
  　　与前四个交游个案集中于嘉道咸时代形成对照的是，第七章关于“小秀野草堂”的考论，纵贯几乎全部的清朝历史，最后落到光宣之际陈衍对“学人之诗”的提倡。而同治光绪两朝四五十年间，同样相当繁盛，且对晚清政局产生一定影响的京师士大夫交游，则基本上没有纳入讨论范围。这种“跨越”，或者是受著作规模的限制。而在“交游”和“风气”背后潜伏的“诗史”关怀，窃以为也是形成这种“布置”或“思路”的一因。
  　　
  　　本书虽然着重于揭示嘉道咸时期学风、士风及诗文风气的变迁，但构成全书整体思考的出发点，恐怕还在第七章所涉及的诗学建构问题。换言之，对于嘉道咸时期士林交游与风气变化的讨论，很可能是出于一种回溯，亦即立足于清末的“学人之诗”说与民国的“变风变雅”说，向上追溯近代诗学谱系的另一种可能。这种追溯，不是“倒放电影”或就诗论诗，严格言之，是在史学取向之下，考究近代学术史框架中的诗学。
  　　
  　　民国以后文学史叙述关于近代诗学的描述，一大源头乃是陈衍，特别是借助现代传媒而得到广泛传播的《石遗室诗话》和《近代诗选》两部著作。然而，陈衍本人“近代诗学”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扩充的过程，借用本书作者的概括：“‘三元说’主要形成于武汉张之洞幕府与沈曾植、郑孝胥等论诗的时期；‘学人之诗’说的成熟则与其居京十年的经历大有关系；而以‘风雅正变’论诗，主要形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亦即后期回乡主持纂修《福建通志》时期。”（第179页）今存最早的陈衍诗学著作，似当属1909年发表于《国学萃编》的《石遗室师友诗录》；尝考此书首列张之洞、陈宝琛，次叙戊戌至庚子间武汉幕府诸同僚，则当时所谓“同光体”，实不出此数人提倡而已。而本书第七章从宣南“小秀野草堂”这一具体的空间出发，呈现光、宣之际“在对与‘小秀野草堂’有关的前辈风流的追溯中，陈衍又重新‘发现’了程恩泽、祁寯藻等人，进而将道咸年间的宗宋诗风追认为‘同光体’的前身，并在此前的‘三元说’之外，提出了‘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这一富于创见的论诗主张”（第192页）的过程。到民国以后，“同光体”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随着《近代诗选》及其述评的完成，更确认了近代诗学的典范。可见，从陈衍流传到当今文学史著述的关于近代诗史的描述，本身就富于想象力、偶然性和建构性。在对近代文学的学科方法进行充实的同时，自然也有必要重新考虑陈衍确立的近代诗学谱系。
  　　
  　　本书作者首先从民国时期陈衍、钱基博、钱仲联的论诗分歧开始，考察道咸年间宗宋风气的复杂性（参看本书附录《论道咸年间的宗宋诗风》），继而将关于“桐城诗派”、“宋诗派”的争论，还原到道咸年间士林交游的现场，揭示出学术、政治氛围对于桐城派以及宗宋诗风流衍的作用。因此，跨过“同光”，直追“道咸”，也便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
  　　
  　　只是，这种“从道咸讲起”的策略，虽然丰富了诗学脉络中的政治史、学术史因素，却似乎仍是沿着陈衍指示的，“前清诗学，道光以来，一大关捩”（《石遗室诗话》卷三）的路线在逆行。就诗学而言，或许更应看重作者在最近补写的，关于翁方纲“苏斋唱和”和“为东坡寿”活动的第三章。在这一章里，作者敏锐地注意到陈衍对于翁方纲“有意无意的忽略”（第69页），真正提示了近代诗史的另一种讲法。
  　　
  　　以往对于翁方纲的研究，多从诗论入手，注目于“肌理说”和《石洲诗话》等论诗著作，不无过分强调诗学派别，而将对象从具体情境中孤立的偏向。（当然这也是“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分工所致）而作者所运用的方法，则与本书其它章节无异，仍然注重文人交游与风气递嬗的关系。具备了这种别样的手眼，所得结果，自然有异于前人。
  　　
  　　作者在这一章节中呈现的，乃是身处汉学考据极盛时代的翁方纲，通过几层金石、翰墨、版本因缘而钟情于苏轼，并持续多年发起“为东坡寿”的唱和活动。作者更将一半的笔墨，花在叙述“苏斋弟子”所接续的寿苏活动之上，从而完成了与本书其它部分的接合。
  　　
  　　然而，从重构近代诗学谱系的诉求出发，发掘翁方纲与道咸乃至同光诗风的关连，其意义又非诗学所能局限。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促成翁方纲宗宋、寿苏的几重因缘：乾隆三十三年在广东学政任上购得《天际乌云帖》，随后在韶州发现苏轼手题崖壁，遂自号“苏斋”；三十八年开四库馆，一时善本云集京师，得与同人从容切磋金石、版本，同年末购得宋版《施顾注苏诗》，遂发起“为东坡寿”，前后延续近三十年……可见“为东坡寿”的背景，是乾隆时代汉学考订的极盛。开四库馆等文化事件，更在京师的士大夫间掀起了相与探讨金石、版本、目录之学的风尚，这是嘉道咸以后宗宋诗风发源的大背景。清代初年，尚有沿袭明人旧说，视宋诗为空疏俗陋的趋向，但到了乾嘉以后，“宋诗”反而往往与“汉学”结缘，从而构成清诗富于学养的特点，这也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到同光之际，继承翁方纲、阮元等引导的风尚，不仅“为东坡寿”仍在继续，京师的学术风尚也依旧是一片承平景象，震钧《天咫偶闻》记载：
  　　
  　　方光绪初元，京师士大夫以文史、书画、金石、古器相尚，竞扬榷翁大兴、阮仪徵之馀绪。当时以潘文勤公（祖荫）、翁常熟（同龢）为一代龙门，而以盛（昱）、王（懿荣）二君为之厨、顾。四方豪俊，上计春明，无不首诣之。即京师人士谈蓺，下逮贾竖平準，无不以诸君为归宿。厂肆所售金石、书画、古铜、瓷玉、古钱、古陶器，下至零星砖甓，无不腾价蜚声。而士夫学业，亦不出考据、鉴赏二家外。未几，盛司成（昱）有大学重刊石鼓文之举；未几，王司成（懿荣）有重开四库馆之请，益骎骎乎承平盛事矣。
  　　
  　　可见道咸以后之“新学”，未必如后来学术史所云与此前的考据风气断然决裂。更重要的是，翁方纲、阮元等身居清显而主持学术者所造成的风尚，影响着整个清代中后期士大夫的生活方式，这是宗宋诗风在道咸同光四朝始终占据主流的内在原因。
  　　
  　　
  　　结语
  　　
  　　本书第八章总结“学人之诗”说，借用胡应麟《诗薮》论杜诗语，分别以“首创难工而工”、“极盛难继而继”、“遘衰难挽而欲挽”总结唐、宋、清诗的特点，极为稳到。接着，提出“以学为诗”的两种途径：一是以考据学问入诗，二是以学问涵养性情学力。作者认为：“‘宋诗派’诗人的真正长处，并不在其能以考据入诗，而在于能以学问驭其才华，厚其性情，助其诗艺。因此在师法前人，力破馀地之时，所表现出来的是雄深博雅、奇崛奥衍的诗美风格。这种美学风格不是对宋诗的模仿，而是清诗的创新。”（第199页）
  　　
  　　在私下里问起为何采取“出入于文史”的方法来研究近代诗学的时候，作者曾告以“藏拙”二字。但是，我却更愿意把“史学取向”看作是作者基于清醒的学术判断而作出的选择，况且，作为适合于文学史研究的“史学取向”，其本身也并不排斥文学感觉和理论思辩。或者说，是在稍显僵硬的“文学”、“文论”等概念以外，找到了一个更为活泼，更为具体，更与人自身的修养，以及人与人的交往相联系的大文学领域。用传统的话语来说，是“涵咏”，是“性理”，是“善养浩然之气”。作者对于两种“以学为诗”的取舍，固然是祖述前修之说，同时也带有自己的观察和感悟。
  　　
  　　一读本书“后记”，也许最让人感动的，还数那些“怀着一点接续前贤风流的微旨”，穿梭在宣南街巷间的实地调查，或是那些师友从游，吟啸于江亭苇湾间的日子。正如夏晓虹先生的序言中提到的，“这些行走与体味，实在是其论文接上地气因而获得灵感与生命的关键”，我想，这就是所谓“涵养”吧。相对于时下坊间各种论证严密、结构完整、面面俱到的“大作”，这部出自一己之情怀，采用个案研究，厚实而不沉滞的论著，也许是更值得有识者反复吟味的。
  　　
  　　 2009年4月写于京都修学院旅次
  　　
•   　　研究視角是全書較大的亮點，考證亦甚細密~~
  　　
  　　作者並不諱言西方學界的影響，而海外漢學家的趣味無疑也是本研究很重要的背景。取資於他山，而終能回歸到宗宋詩風、古文理論等傳統i經典問題的探討，足見作者之警醒。書中於有清一代史實，亦多援引西人論述，倒是讓人想起陳寅恪的“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人羞欲死”~~不知道背後是否也有學科壁壘的原因在。
  　　
  　　具體研究而外，後記也頗值得一讀。其文一脫累牘致謝之窠套，轉而敍述師門傳授之機緣與研究開展之始末，摹寫細節，聲情宛然~~敍筆既妙，復以治學心得，點染其間；實可以當代“學案”觀之~~
  　　
•   神州士人还是士夫？
•   。。。。我就隨便那麽一用。。。殊無檢點。。。
•   不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