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评传（上、下）

出版时间：2011-4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蒋广学，何卫东　著  

内容概要

　　《梁启超评传》亦可称作“梁启超的思想史”。由于梁的思想一生均随时而更新，故他的思想变化实是1890—1930年四十年中国思想史的缩影。是康有为今文经学的经世致用的传统和变易思想，将这位农家子弟带进了注定要失败的维新变法的政治运动之中；亡命Et本后，基于对西方自由思想“人本的”、现实的和历史的考察，使他认同的近代西方的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通过中西学“结婚”的方式，造就一种民族民主主义的新文化，用以塑造新的“民族之魂”，故有“新民之父”之誉。其后，因主张“政体进化”而与“国体革命论者”发生冲突；又主张通过奖励生产的道路渐进地迈向社会主义的目标而遭到民生主义者和马列主义者的共同声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后，当一代青年高举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之时，他却一改往日之面目，竟要人们以“吾先哲”的人生哲学来拯救被科学“异化”了的或可能“被异化”的世界。他一生均“不合时宜”，但他身后的历史表明：拒绝这位改良主义思想家的教导，正是20世纪中国社会大起大落曲折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于21世纪初给这位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立传，就是从他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出发，透视梁启超学术思想的本质。
　　谭嗣同是一位“遍遭纲伦之厄”的世家公子，自幼深爱船山天人、道器之学，在中日甲午战争惨遭败局的刺激下，神速地走上了维新变法的道路。他主张，中国惟“尽变西法”方能新生，而每一个中国人，只有以仁爱之精神，贯通儒、佛、耶三教，力挽狂澜而救世，才能真正进入“大同世界”。“百日维新”失败后，其殉道精神是这位“典型”的改良主义政治家的典型写照。

作者简介

　　蒋广学1940年生于江苏沛县，196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专业，现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编审，《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常务副主编，长于编辑学和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研究，著有《编学原论》、《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等。
　　何卫东1961年生于成都市，1983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南京财经大学广告学系副教授，长于现代文学史研究，近年来从事广告学的教学和研究，发表过论谭嗣同思想论文多篇。

书籍目录

《梁启超评传　上下》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青少年梁启超的成长之路
　　一、“教化之儒”的子孙　
　　二、“王者之儒”的高足
　　三、走进中国近代思想的演变过程之中
　第二章　梁启超“民主主义”思想的孕育和形成
　　一、“京师强学会”阶段：首次对西方“政学”的系统涉猎
　　二、《时务报》阶段：超越洋务派的“变法”主张
　　三、时报学堂阶段：“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学术思想的初步形成
　　四、“百Et维新”时期：谱写悲壮的历史，跨人崭新的“时代”
　第三章　梁启超对西方近代自由观的认同
　第四章　“新民说”：重建中华民族之魂
　第五章　以“政体进化”为特色的中国宪政主义活动家
　第六章　第三次中西文化“对话”的先觉者
　第七章　行铸“小康”、神往“大同”的社会主义论辩家
　第八章　墨学研究：建立与唯科学主义争胜的学术基础
　第九章　影响不在江河在大海的”现代新儒学”的倡导者
　第十章　以“科学”立教、以“无我”铸造人生的佛学研究
　……
附：谭嗣同评传
后叙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其实，李氏影响梁启超的何止《泰西新史揽要》，而影响梁启超的又何止李氏一人呢！梁当时是对中国已经译出的西方之书“日尽浏览之”，所以，这位拓荒者的思想必然产生新的升华，胸间有不吐就不能自已之感。在《中外纪闻》中他究竟写了哪些文章，我们难予查考，但从次年（光绪二十年，公元1896年）发表在《时务报》的《论译书》、《西书提要农学总序》、《西学书表序例》、《西学书目表后序》等文看，他对于西学已经产生了许多新的见识。 第一，此时的梁启超虽然还在今文经学的“怀抱”之中，尚未从根本上舍弃西学中原说，提出今之西学，周秦诸子多能道之；但他毕竟已经看出与中学相比，近代西学要高于中学：不仅是人类新智的产物，而且是强国之原。《西学书目序例》云：“大哉，圣人之道。”为创儒学，当年圣人孔子曾四处访求，得一百二十国之宝书；而我大清帝国，“圣祖仁皇帝，御纂数理精蕴，润色西算，弁诸卷首；高宗纯皇帝，钦定《四库总目》，凡译出西书，悉予著录。”他们均以其宽广的胸怀迎接东渐的西学。然而，了解西学毕竟有一个过程，在其初始阶段，以陋见说新学者屡见不鲜。纪昀曾谓《职方外纪》、《坤舆图说》等书，“为依傍中国邹衍之说”；阮元《畴人传》谓第谷天文学“离经叛道”。而今太阳中心说以及地球五大洲之说，“西人五尺童子，皆能知之”，两公不及他们，其因就在于“书不备也。”任公接着说：“大凡含生之伦，愈愚犷者，其脑气筋愈粗，其所知之事愈简；愈文明者，其脑气筋愈细，其知之事愈繁。禽兽所知最简，故虎豹虽猛，人能栏之；野人所知亦简。故苗黎番回虽悍，人能制之。智愚之分，强弱之原也。今以西人声光化电农矿工商诸学，与吾中国考据词章帖括家言相较，其所知之简与繁，相去几何矣。”他还说：“西国一切条教号令，备哉灿烂，实为致治之本，富强之由。”西学表现为较高智力的发展，在此后，几乎成了梁启超一贯的思想。例如他在后来的时务学堂的学规“穷理”一节说：“宋儒之所谓理者，去实用尚隔一层耳。今格致之书，略有译本。我辈所已知之理，视前人盖有加焉。因而益穷之，大之极恒星诸天之国土，小之及微尘血轮之世界，深之若精气游魂之物变，浅之若日用饮食之习睹，随时触悟。见浅见深，用之既熟，他日创新法制新器开新学，皆基于是。”这样，便在学理上批评了“中学优于西学”的错误观念，成为打开“中体西用”说的一个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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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评传(套装共2册)》可称作“梁启超的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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