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谣言

出版时间：2011-10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吕宗力  页数：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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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代的谣言》由吕宗力所著，“谣言”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在任何历史时期、任何社会文化形态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各种类型的谣言。现代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观察发现，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对种种谣言或类谣言作出反应，与之互动。在现代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传播学、市场学中，谣言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范畴。许多脍炙人口、传诵千古的传奇、神话故事，其原型都是来自“谣言”；在军事、政治斗争中兵不厌诈地使用的大量“诈伪”之言，亦可说是“谣言”；朝廷种种言不由衷的宣言，御史的风闻言事，庙堂、民间的种种传闻，即使被载入正史，仍然可能是“谣言”。汉代史籍记载的流言、讹言、妖言、谣言、谶言等，多发生、流传于西汉成、哀、平，东汉桓、灵之世，以及两汉之际、汉魏之际。对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流言、讹言或“谣言”及其相关语境进行认真考察和研究，将有助于历史学者提示官式文本、主流思维之外的另类真相或史观，解读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群体心态和社会心理氛围，描绘出更多维、多层、多彩的历史图像，对此类信息的“历史真实性”及其与特定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作出更完整的解读。

作者简介

吕宗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学硕士(1982)、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东亚系哲学博士(1995)。专攻秦汉与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史、制度史、文化史、社会史，以及民间信仰和古典文献。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战国秦汉研究室副主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副教授、人文学部署理主任，北京大学一香港科技大学一弗吉尼亚大学联合学院执行院长。主要著作包括《中国民间诸神》(合著)、《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主编)、《日知录集释》(合编)、《陔余丛考》(合编)、《困学纪闻》(合编)、Power
of the Words：Chen Pro一phecy in Chinese Politics，AD 265—518，等等。

书籍目录

绪言
第一章  流言与讹言
  第一节 流言
    一、“管蔡流言”
    二、众人流传之言
    三、“流言惑众”
  第二节 讹言
    一、诈伪，讹误，变化，流动之言
    二、怪诞，妖异之言
    三、灾异，社会危机与讹言
  第三节 汉代官方对流言、讹言的态度及其理论背景
第二章  妖言
  第一节 “妖”字在先秦秦汉文献中的语义
  第二节 “妖言”在秦汉历史论述中的语义
  第三节 秦汉史中的妖言案例
    一、秦诸生“为訞言以乱黔首”案
    二、淮南王刘安“荧惑百姓，妄作妖言”案
    三、张寿王“诵不详之辞，作祆言欲乱制度”案
    四、眭弘，夏侯胜等的谶言式妖言案
    五、杨恽“作为妖言”案
    六、甘忠可“汉当更受命”案
    七、楚王英造作图谶妖恶大故案
    八、以妖言惑众的“妖巫”“妖贼”
  第四节 汉朝当局对“妖言”的因应之道
    一、西汉的严刑峻法
    二、东汉层出不穷的“妖恶禁锢”案与当局的四次特赦令
  第五节 两汉思想界解构“妖言”污名的论述策略
    一、颠覆论述策略
    二、历史叙事中的论述策略
    三、神秘主义论述策略
第三章  谣言
  第一节 歌谣是汉代社会与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节 民间歌谣在汉代政治思想论述中的独特定位
  第三节 民间歌谣作为舆论在政治实践中的影响与功用
    一、倾听歌谣，顺应民意
    二、善用歌谣，操控民意
    三、歌谣的政治影响力与局限性
  第四节 民间舆论与两汉的舆论监督
    一、汉代中央对地方行政的监督机制
    二、西汉丞相“问疾苦”，刺史采“讹言”，特使“观风俗”
    三、东汉的“举谣言”
第四章  谶言和谶谣
  第一节 谶言
    一、什么是谶言?
    二、谶言的载体
    三、谶言的来源
    四、皇朝更替，天命转移与谶言论述
    五、谶言信仰与汉代社会心态
  第二节 谶谣
    一、元成时期谶谣
    二、两汉之际谶谣
    三、桓灵时期谶谣
    四、灵献时期谶谣
    五、谶谣的来源
    六、谶谣信仰论述
  第三节 谶言、谶谣也是谣言
第五章  政治神话与民间传说
  第一节 政治神话
    一、开国之君神话
    二、继体之君神话
    三、刘邦开国神话
  第二节 民间传说
    一、神君传奇
    二、“俗说”与“俗言”
  第三节 神话、传说与谣言
第六章  观察与思考
  第一节 谣言的史料和历史价值
  第二节 谣言的起源——浮浪不根，不断流动
  第三节 谣言因何而生，因何而盛？
  第四节 谣言的表现形式、传播和建构
    一、谣言的表现形式
    二、谣言的传播和建构
  第五节 谣言惑众——在传播中凝聚共识
  第六节 谣言与舆论
    一、谣言是社会舆论的一种表现形式
    二、从民间歌谣看谣言对公众的影响力及其局限性
    三、从民间歌谣看舆论引导
    四、谣言与舆论监督
  第七节 信谣、传谣心态试析
    一、“天惑其意，不能自止”?
    二、“谣言止于真相”?
    三、“谣言止于智者”?
    四、谣言凭什么成谶?
  第八节 如何消解谣言的负面影响——“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附录一 纬书与西汉今文经学
附录二 东汉碑刻与谶纬神学
附录三 感生神话与汉代皇权正当性的论证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四，神话、传说类史料常常包含一些错误或误导信息，例如所涉及的年代、人名、事件、其他历史细节等。但重点不在于这些细节，而是这些史料所透露的观念、信仰、价值、关注重点等。神话、传说并非要伪造历史，而是要提供符合当时语境中的“本质真实”的符号式诠释。如果我们将以上论述中的“神话、传说”置换为谣言类言论，再联系阴阳灾异观念盛行的汉代语境，就可以理解这一类言论信息所具备的特殊历史价值了。例如东汉末至南北朝时期史学编纂的一个重要门类是“古史”，在《隋书·经籍志》史部所列史书十三类中，序第二，仅次于正史。著名者包括谯周《古史考》、徐整《三五历纪》和皇甫谧（215-282）《帝王世纪》。刘节说：“谯周撰古史考皆凭旧典，以纠司马迁之失。其实司马迁所不采的，都是一些‘荐绅先生难言之’的事。”所谓“荐绅先生难言之”事，就是先秦以来流传的上古神话、传说，后为谶纬吸收改造，成为其古史论述的组成部分。《三五历纪》从盘古开天辟地讲起，《帝王世纪》述帝王世系、年代及事迹，上起三皇，下迄汉魏，皆将古史年代向前大幅度推进。其天地起源、天地人三皇、人皇九头、古帝王名氏身世神迹等说，皆源出纬书的古史神话。其实三代以前的历史，除了无声无言的出土器物，几无记录可言。即使被“荐绅先生”认为叙事严谨的《左传》、《史记》，所述古史也难免有虚无缥渺、难以核实之处。更重要的是，经过数百年官方学术机构及著名民间经师的推崇、教授，神话化古史论述在当时的经、史学界早已成为理所当然的“常识”，被认为是“真实”的“历史”。

媒体关注与评论

深挖下去，掘出一口井，冒出水来，然后漫开去，这便是吕宗力先生的治学精神。探究两千年前汉代流言传播研究，漫长的时间跨度与现代流言传播的理论力度有机结合，成就了这部力作。细致入微的历史考证与当代思维特征的诘难，使得本书既艰深又好看，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将历史、理论、现实思考融为一体的著作。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陈力丹拜读吕宗力先生的力作，我认为有以下特色：第一，对中国古代的流言谣言及相关的概念做了一次全面的整理，为学界提供了进一步探讨此问题的基础，也即是必读之作。第二，对于相关史料的性质有深入的探讨，充分体现了史家解读史料中蕴藏的讯息的本事，因而本书的价值不单是讨论谣言及其相关问题，对于史学方法亦有重要的贡献，值得后学者参考。第三，结合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概念，对于谣言的被会心理机制及传播方式进行解读，来探讨历史上一种难以捉摸，但又真实存在的现象。亦即，全方位的研究历史，不拘一格，只要对解读文献、解决问题有帮助，都可以为我所用。昌先生早年研究民间信仰，与此次研究的谣言，颇有类似之处，因为信仰之为物，亦为难以捉摸，但又真实存在。即此三点，尚不论数据之丰富，论证之严谨，本书即值得学者再三玩味，藏于书斋。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 蒲慕州吕宗力先生的《汉代的谣言》一书视角新异、考论确当，通过对若干语言文化表象的分析，深化了汉代意识史的研究，亦推进了对当时社会思想的全面认识。这部也可以看作汉代社会舆论史和文化传播史研究成果的论著，在近年汉史学术收获中质量和品级堪称上乘。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王子今

用户评论 (总计42条)

•   美国历史学家研究法国大革命中的谣言，从而开创了“文化史”学派。在此之后，以谣言为对象，从而对政治文化和政治运行开展研究，便成为学界一股热潮。本书以东汉为例，在此学术背景下展开研究，呈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   这是一本填补两汉时期研究空白的一本著作，作者将研究的视角投向了谣言，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值得我们仔细去读一读。
•   这本很喜欢的，所以很快看完！~
•   需要细细地读，是本好书。
•   很有意思的一本书，牵扯到了一部分道教的知识，看起来受益颇多
•   这本书给力啊，一直想买
•   在万圣相中后 正好赶上5折就赶紧入手了 选题很新颖 看完后对史实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视角
•   快递很快，质量不错！
•   　谣言曾是公众舆论的唯一形式。作为世上最古老的传媒，谣言一直在社会人群中发挥着顽强的作用，在印刷术尚未发明的年代尤其如此。它无形无踪，难以证实，却极具传播力，能强有力地形塑人们的意见，甚至召唤他们采取协同行动；而要消弭这些谣言，却像是在跟鬼魂搏斗。也正因此，中国历代一直很重视谣言——虽然重视的方式可能和现在颇不相同。
  　　
  　　必须注意的是：现代人所理解的“谣言”，早已经历复杂的词义变迁，和古人所知的并不是一回事。从某种程度上说，今天我们所说的“谣言”，涵义其实更接近于古人观念中的“流言”，即某种无法证实的消息。在英语中相对应的rumor一词最早只能追溯到14世纪末，还是从法语rumour借入的，原意是“广为传播的喧哗声或传闻”（widespread noise or report），这是个中性的词义，因为这个消息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但在中文的语境中，与“流言”相关的涵义却常常带有负面，偏重于它不实、虚假、中伤他人的一面——所谓“周公恐惧流言后”、“三人成虎”、“曾子杀人”、“流言止于智者”之类的先秦典故都反复暗示流言不可信。
  　　
  　　在汉代，“谣言”就其本义来说是指民间流传的类似歌谣的传言。它与流言最大的区别不仅在于其歌谣、韵文的形式，更重要的是民众普遍认为它具有某种神秘的预言功能，是乱世先兆——用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中的话说，“它与中国人的迷信掺杂在一起”。而且它常常表现为童谣，且与天象相连，是一种以言论形式显示的天数天启征兆，因而可能对社会秩序有颠覆性，能预示和煽动起一场变故；相比之下，“流言”则是世俗的、没有神秘色彩的、而且常常是针对个人的。
  　　
  　　与后世不同，汉代还盛行各种谶纬，这种具有神学和宗教性质的神秘预言有时也表现为嬉戏儿歌，但更多时候则有更强烈的预兆灾异的神学图文作为支撑，类似于后世所谓“烧饼歌”。由于它具有预言新秩序的功能，有时便被人用来为自己的颠覆行为赋予合法性。不难想见，这是官方必须密切关注的动向，所以秦汉数百年间，造作和传播“妖言”一直被当局列为重大罪行，直到清代的后世律法都严厉禁止“造妖书妖言”、谶纬，违者受发遣乃至斩监候。
  　　
  　　这也是中国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治家就一直十分关注来自民间的声音，故有一种其它文明中所无的特殊制度——采风。按儒家的正统思想，“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因而民间自发流传的歌谣（“风”、“诗”）被认为代表着民意，必须重视和倾听。龚鹏程曾怀疑采风、采诗制度实际上应该是汉代的推想，而非先秦真实所有，因为所有谈到这类制度的都是汉代文献；到东汉光武帝时代还建立起一个一个以民间歌谣为郡国长官考绩凭据的舆论监督制度（所谓“举谣言”）。这一切并非偶然：汉代既是第一个从体制层面重视倾听民间声音的朝代，又是第一个谣言广为传播乃至伪造民谣的朝代，同时又是一个严密防范相关言论的时代。
  　　
  　　之所以如此，在于中国政治家所关注的重心是政局的安稳。所谓“王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无使吾君得罪于群臣百姓”（《韩诗外传》卷四），而要使上下一心，最关键的就是要在思想上达成统一。用本书中的话说，当时搜集民间舆论，“其着眼点不是对公权力实施全面的舆论监督，而是为了实现皇帝对地方政治权力的完全控制”。从这个角度来说，倾听民间声音、严密防范谣言、谣言广为传播，只不过都是同一思维的社会产物，是其不同侧面的表现。
  　　
  　　不难看出，汉代谣言（或许也应包括后世中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高度泛政治化和泛道德化。任何公开散布、传播的言论都可能被认为怀有政治目的或实际产生政治后果，并从政治角度加以解读，最终也是采取政治手段回应。同时，人们又对流言、谣言、谶言怀有某种道德判断，而道德判断很难中立——它要么符合道德，要么则是不道德的。由此，不仅“管蔡流言”成为政争舆论战中习用的标签，而且被贴上这一标签的人立即会被视为小人，“在政治伦理上立即处于劣势，当权者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剥夺其论述的正当性”（页13）。
  　　
  　　最关键之处正在于此：在一个泛政治化的环境，谁定义谣言？谁有权认定某一传言是“谣言”？众多史事表明，对于这些方面，朝廷不仅有着广泛的控制权，而且有一个可以不断扩大的定义，因此暴君权臣也能得以用“流言”、“谣言”、“妖言”的名义去打击政治对手的言论。这一点确实汉代的史家和政治家也注意到了，但这并不像书中所说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统治当局对‘妖言’的污名化”，事实上，这些汉代的批评者恐怕并不认为贴“妖言”标签的行为本身有什么不对，他们只不过认定标准上有不同看法罢了。
  　　
  　　在汉代中国，并不存在一个自封为对社会事件进行评判的“公众”组织。实际上，君主也很清楚：如果公众舆论成为唯一的裁判者，那么当帝王的决定与公众舆论法庭的伦理评判有所分歧时，君权也就难以凌驾其上，这将是对他权力的重大威胁。由于缺乏一个供人进行讨论的合法空间，君权控制也就和底层的谣言之间不断努力维持着一个恐怖均衡，直至有朝一日倾覆。
  　　
  　　应该说，这些谣言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折射出汉代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形态。然而必须注意的是：汉代社会对谣言的分类（讹言、流言、谣言、妖言、谶言）和界定都和现代社会有着显著的差别，虽然本书也细致地进行了梳理，但作者事实上又常常套用现代的谣言理论去分析相关史事，似乎那是个社会学问题，只不过碰巧事例都在汉代罢了。这确实也是一个两难：“汉代的谣言”究竟应该是一份历史研究，还是一个社会学课题？而我相信，一个好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应当在更深切浸透到历史语境的基础上，借用社会学分析技巧来深化我们对那个逝去社会的认识。——转自《豆瓣读书》
•   作者把研究的目光投向谣言，有点意思
•   文献很丰富，值得一看
•   研究传播史的好书
•   但是分析较少，基本是分类罗列。看着好玩
•   可以对中国语言文化有所了解
•   应该算社科类比较偏的研究吧,但对研究现代舆论传播应该有一定启示
•   还好！值得，研究比较详实，可以参考，学习。
•   先说总体印象：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有价值。自认为该书可称道的地方在于将妖言、谶言、谣言分析的比较清楚；但如果从这些某某言来看作者分析汉代的观念意识，总觉得还是很浅，而且语力单薄，犹如一张纸似的。 还有一点，拿出来与大家交流一下，该书162页讲公孙瓒的那一节，引用裴松之的话：”······谣言之作，盖令公孙瓒终始保易，无事远略。而瓒因破黄巾之威，意志张远，遂置三州刺史，图灭袁氏，所以致败也。“吕公对这句话的解释是”裴松之认为谶谣之预言，一向灵验，独独“燕南垂”谣，似乎请君入瓮，为公孙瓒设了个陷阱，令他专心固守易京，无心进取，不图远略。“ 虽然说，吕公于前文引用刘昭的话，含有公孙瓒无心进去，不图远略的意思，但就裴松之的这段评价来说，裴没有将瓒的失败归结为保守，相反是在批评瓒过于孟浪，没有按照谣言的方法（终始保易）去做，才导致的覆灭。检阅《三国志》，公孙瓒的策略其实存在一个转变——”昔谓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视之，非吾所决”云云，注引也说“瓒以易当之”，可知公孙瓒是在弱势的情况下才对“燕南垂”的谶谣产生“信仰”，所以裴松之才会自责公孙瓒没有“终始保易”。 这样，又会产生另一个问题，人们在不同态势的情况下受谣言动摇幅度的大小也是值得探讨一下的。可惜吕公失之。 不知道大家理解如何，在此请教了。 此外还有几处言语，读了几遍也没找出要说的意思，估计是我的理解力有问题吧。 最后说一下书本身，纸张、印刷、装帧啥的个人觉得也就一般喽。
•   “谣言”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在任何历史时期、任何社会文化形态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各种类型的谣言。现代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观察发现，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对种种谣言或类谣言作出反应，与之互动。在现代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传播学、市场学中，谣言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范畴。许多脍炙人口、传诵千古的传奇、神话故事，其原型都是来自“谣言”；在军事、政治斗争中兵不厌诈地使用的大量“诈伪”之言，亦可说是“谣言”；朝廷种种言不由衷的宣言，御史的风闻言事，庙堂、民间的种种传闻，即使被载入正史，仍然可能是“谣言”。汉代史籍记载的流言、讹言、妖言、谣言、谶言等，多发生、流传于西汉成、哀、平，东汉桓、灵之世，以及两汉之际、汉魏之际。对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流言、讹言或“谣言”及其相关语境进行认真考察和研究，将有助于历史学者提示官式文本、主流思维之外的另类真相或史观，解读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群体心态和社会心理氛围，描绘出更多维、多层、多彩的历史图像，对此类信息的“历史真实性”及其与特定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作出更完整的解读。　　
•   书名就很有趣了，可以丰富对汉代社会的认识。
•   还是不错的， 能看到很的平时没有注意到的东西
•   内容什么的中规中矩，更多的是概括、引述史料。没有太多的创新点，自己的想法。所以看看是可以，但是算不上优秀吧。。
•   吕宗力作品应该不错吧
•   汉学与文化
•   相当好啊 相当好
•   想了解一下這方面的內容
•   好书，了解汉代谣言的必读
•   　　谣言曾是公众舆论的唯一形式。作为世上最古老的传媒，谣言一直在社会人群中发挥着顽强的作用，在印刷术尚未发明的年代尤其如此。它无形无踪，难以证实，却极具传播力，能强有力地形塑人们的意见，甚至召唤他们采取协同行动；而要消弭这些谣言，却像是在跟鬼魂搏斗。也正因此，中国历代一直很重视谣言——虽然重视的方式可能和现在颇不相同。
  　　
  　　必须注意的是：现代人所理解的“谣言”，早已经历复杂的词义变迁，和古人所知的并不是一回事。从某种程度上说，今天我们所说的“谣言”，涵义其实更接近于古人观念中的“流言”，即某种无法证实的消息。在英语中相对应的rumor一词最早只能追溯到14世纪末，还是从法语rumour借入的，原意是“广为传播的喧哗声或传闻”（widespread noise or report），这是个中性的词义，因为这个消息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但在中文的语境中，与“流言”相关的涵义却常常带有负面，偏重于它不实、虚假、中伤他人的一面——所谓“周公恐惧流言后”、“三人成虎”、“曾子杀人”、“流言止于智者”之类的先秦典故都反复暗示流言不可信。
  　　
  　　在汉代，“谣言”就其本义来说是指民间流传的类似歌谣的传言。它与流言最大的区别不仅在于其歌谣、韵文的形式，更重要的是民众普遍认为它具有某种神秘的预言功能，是乱世先兆——用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中的话说，“它与中国人的迷信掺杂在一起”。而且它常常表现为童谣，且与天象相连，是一种以言论形式显示的天数天启征兆，因而可能对社会秩序有颠覆性，能预示和煽动起一场变故；相比之下，“流言”则是世俗的、没有神秘色彩的、而且常常是针对个人的。
  　　
  　　与后世不同，汉代还盛行各种谶纬，这种具有神学和宗教性质的神秘预言有时也表现为嬉戏儿歌，但更多时候则有更强烈的预兆灾异的神学图文作为支撑，类似于后世所谓“烧饼歌”。由于它具有预言新秩序的功能，有时便被人用来为自己的颠覆行为赋予合法性。不难想见，这是官方必须密切关注的动向，所以秦汉数百年间，造作和传播“妖言”一直被当局列为重大罪行，直到清代的后世律法都严厉禁止“造妖书妖言”、谶纬，违者受发遣乃至斩监候。
  　　
  　　这也是中国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治家就一直十分关注来自民间的声音，故有一种其它文明中所无的特殊制度——采风。按儒家的正统思想，“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因而民间自发流传的歌谣（“风”、“诗”）被认为代表着民意，必须重视和倾听。龚鹏程曾怀疑采风、采诗制度实际上应该是汉代的推想，而非先秦真实所有，因为所有谈到这类制度的都是汉代文献；到东汉光武帝时代还建立起一个一个以民间歌谣为郡国长官考绩凭据的舆论监督制度（所谓“举谣言”）。这一切并非偶然：汉代既是第一个从体制层面重视倾听民间声音的朝代，又是第一个谣言广为传播乃至伪造民谣的朝代，同时又是一个严密防范相关言论的时代。
  　　
  　　之所以如此，在于中国政治家所关注的重心是政局的安稳。所谓“王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无使吾君得罪于群臣百姓”（《韩诗外传》卷四），而要使上下一心，最关键的就是要在思想上达成统一。用本书中的话说，当时搜集民间舆论，“其着眼点不是对公权力实施全面的舆论监督，而是为了实现皇帝对地方政治权力的完全控制”。从这个角度来说，倾听民间声音、严密防范谣言、谣言广为传播，只不过都是同一思维的社会产物，是其不同侧面的表现。
  　　
  　　不难看出，汉代谣言（或许也应包括后世中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高度泛政治化和泛道德化。任何公开散布、传播的言论都可能被认为怀有政治目的或实际产生政治后果，并从政治角度加以解读，最终也是采取政治手段回应。同时，人们又对流言、谣言、谶言怀有某种道德判断，而道德判断很难中立——它要么符合道德，要么则是不道德的。由此，不仅“管蔡流言”成为政争舆论战中习用的标签，而且被贴上这一标签的人立即会被视为小人，“在政治伦理上立即处于劣势，当权者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剥夺其论述的正当性”（页13）。
  　　
  　　最关键之处正在于此：在一个泛政治化的环境，谁定义谣言？谁有权认定某一传言是“谣言”？众多史事表明，对于这些方面，朝廷不仅有着广泛的控制权，而且有一个可以不断扩大的定义，因此暴君权臣也能得以用“流言”、“谣言”、“妖言”的名义去打击政治对手的言论。这一点确实汉代的史家和政治家也注意到了，但这并不像书中所说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统治当局对‘妖言’的污名化”，事实上，这些汉代的批评者恐怕并不认为贴“妖言”标签的行为本身有什么不对，他们只不过认定标准上有不同看法罢了。
  　　
  　　在汉代中国，并不存在一个自封为对社会事件进行评判的“公众”组织。实际上，君主也很清楚：如果公众舆论成为唯一的裁判者，那么当帝王的决定与公众舆论法庭的伦理评判有所分歧时，君权也就难以凌驾其上，这将是对他权力的重大威胁。由于缺乏一个供人进行讨论的合法空间，君权控制也就和底层的谣言之间不断努力维持着一个恐怖均衡，直至有朝一日倾覆。
  　　
  　　应该说，这些谣言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折射出汉代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形态。然而必须注意的是：汉代社会对谣言的分类（讹言、流言、谣言、妖言、谶言）和界定都和现代社会有着显著的差别，虽然本书也细致地进行了梳理，但作者事实上又常常套用现代的谣言理论去分析相关史事，似乎那是个社会学问题，只不过碰巧事例都在汉代罢了。这确实也是一个两难：“汉代的谣言”究竟应该是一份历史研究，还是一个社会学课题？而我相信，一个好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应当在更深切浸透到历史语境的基础上，借用社会学分析技巧来深化我们对那个逝去社会的认识。
•   　　在微博上曾经爆发过“ 传谣”与“ 辟谣”的舆论拉锯战，至今仍可经常看到新浪官方不遗余力地发表义正词严的辟谣声明，而网络上各种假借名人之口所流传的“名人政论”，经人考证，大多也皆为伪造。政治谣言的流行，本身不算什么新鲜事，如最近出版的吕宗力的《汉代的谣言》（浙江大学出版社，2 011年10月）就讨论了汉代的谣言在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功能作用，里面曾提到东汉光武帝曾建立起一个以民间歌谣为基础的舆论监督制度，即“举谣言”，可见古代皇权并不畏惧“谣言”，反而是借此了解民情、民意，而正是这一制度，让东汉年间产生一批名臣，吏治宽松，百姓乐业，结果“谣言”未成妖言，反倒产生一批颂扬地方吏治的“良言”。不知今日舆论监管者，可了解此番道理？
  　　
  　　——《独立阅读》，成庆
  　　
•   　　秦汉时，流言、讹言一度盛行，研究其产生、传播、消亡的原因和规律，有助于解读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社会心理氛围，有助于描绘多维、多层的历史图像。
  　　
  　　“谣言”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当社会出现冲突、矛盾、动乱甚至危机时，谣言或类谣言就会应运而生。汉代的流言和讹言，就是这样的类谣言。对流言、讹言或“谣言”及其相关语境进行认真考察和研究，将有助于历史学者揭示当时的另类真相或史观，解读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群体心态和社会心理氛围，描绘出更多维、多层的历史图像。
  　　
  　　汉代的流言、讹言与现在所说的“谣言”是否相同？
  　　
  　　秦汉文献中的流言、讹言，通常被视为虚妄、谬误、迷信，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捏造的消息，易为有心人利用来误导、愚民，颇似现代汉语所说的“谣言”。经典谣言研究著作指出，谣言是一种未经证实但未必虚妄谬误、主要经口头传播的言论；社会学者认为，谣言及其传播是一种群体解决问题的方式。
  　　
  　　流言、讹言的两大特点是什么？
  　　
  　　实际上在汉代社会中，类谣言曾大量出现，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只是其中极小一部分，其特质主要有两方面。
  　　
  　　特点之一：浮浪不根、不断流动
  　　
  　　汉代流言、讹言的一个特点，和现代的谣言一样，难以追根溯源。其原创者通常匿名，在流传过程中又历经多重口耳相传，可能同原创的言辞面目全非。先儒告诫后学“流言不极”，“不问所从出也”；朱熹《诗集传》定义流言为“浮浪不根之言”，即为此故。
  　　
  　　流言、讹言的另一个特点是其流动性、开放性。“流”的本义是水之流动、扩散。“讹”亦有流动、变化之义。古人选择“流”和“讹”来描述这一类“未经验证”、口头传播的言论信息，应非偶然。流言和讹言确实拥有动态的特性和流动、变化传播的动力。
  　　
  　　特点之二：在流传中凝聚共识
  　　
  　　由民间“戏语”经广泛流传而形成众所周知的传闻，是“讹言”生成的典型方式之一。许多俗神信仰发生于误会、误传、戏语，但经历了诸多传播过程之后，往往由假成真，“治病求福，多有效验”。这些戏语、流言、讹言之所以能够成真，可能是因为它们在广泛流传的过程中逐渐凝聚、形成众人的共识。
  　　
  　　一种言论信息一旦被众人选中而进入传播、扩散的渠道，它的原创者、或者说始作俑者（如果有的话）就不再能控制它的成长和变化。传播过程是双向甚至多向的，是动态而非静态的，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每一个传播者都参与创作。共识形成于传播过程中的互动、增益、删减、润饰。最后成型的流言、讹言所包含的政治、社会或宗教动机、诉求、期望、批判目标甚至表达方式都属于集体而非个人，例如霍光打击政敌引起的“群下哗，庶人私议，流言四布”过程中所呈现的群体心态。
  　　
  　　什么样的言论能得到广泛流传，成为流言、讹言？在因流通渠道不够畅通而信息闭塞的传统社会，不可能所有言论信息都能迅速吸引众人的注意，得到广泛传播扩散，成功成为广泛流传的流言、讹言。每一则成功流传的言论信息，自有其特定的历史时空情境、主客观条件，牵涉因素极其复杂，要针对具体案例做具体分析。但有几项基本要素，不可不提。
  　　
  　　1、该言论是否涉及接收群体的重要利益。
  　　
  　　任何群体，当然有其人数规模、阶级、阶层等定位，但更根本的是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在。一般来说，愈是牵涉该群体重大物质、政治利益，或涉及该群体关注的社会、政治、宗教议题的主题，愈容易引起其兴趣和注意，就越容易传播。
  　　
  　　2、该言论的内容及表达方式是否易为接收群体所接受。
  　　
  　　王充在《论衡·艺增篇》中对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众人对之增益、删减、润饰的心态有如下解释：“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有趣的是，大面积传播的流言、讹言在经历多重增益、删减、润饰之后，其主要动机、诉求、期望、批判目标仍然鲜明、一贯，不会如普通晚会上的传话游戏那样，一则简单信息经过十来人之口耳相传就被歪曲到面目全非，不明所以。王充的“俗人好奇”说不足以解释这样的现象。
  　　
  　　谣言学者Allport指出，某一谣言只会在有类似想法的人中传播，主要对“易受影响”的人起作用。这一群人的结合，就构成了那一特定时空情境下的共同利益群体。一则流言、讹言所涉及议题的社会政治意义、利益越是重大，其影响力的公约数也越大，相关利益群体的规模也就越大。正因为这群人对于需要什么、信仰什么、期望什么都很明确也很一致，所以经过流传、增益、删减、润饰之后的版本虽然可能不同于原始版本，却不但不会淡化、弱化或歪曲该群体的共同目标、诉求、表达，反而有助于提高该信息的可接受性。所以“流言惑众”、“讹言惑众”之类的说法，在宣传层面上或许有效，却不能揭示流言、讹言影响民众的本质所在。
  　　
  　　3、并非越接近事实的言论就越容易被接受。
  　　
  　　汉代的流言、讹言通常是在官方对某些议题的说明模糊、不确定甚至虚假时开始流传。如东汉末董卓被刺死，“时百姓讹言，当悉诛凉州人，遂转相恐动。”这则讹言实非无风生浪，王允在刺董后在处置董卓凉州旧部的问题上迟疑不断，不杀不赏不赦不信亦不解散。讹言因是而起。
  　　
  　　史籍中也可见到一些出处明确的流言、讹言，通常由具有特定政治、意识形态诉求的个人或集团主导编造、释放出来。这些言论，常常为编造者的私利，传递一些伪信息。如：东汉末年，张角兄弟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口号就是一则由极少人编造的讹言，但却是深思熟虑、老谋深算之宣传杰作。
  　　
  　　可见一则流言或讹言包含的具体信息是否真实可信，能否得到证实，不是其获得特定群体认可接受的主要原因。因为流言、讹言的主要功能并非在人心浮动、众说纷纭的时刻向众人提供准确无讹的情报、消息，而在于能否恰当反映和满足特定时空的群体心态、期待和想像。至于其信息细节是否“真实”，能否验证，根本无关宏旨。流言、讹言反映特定历史语境下特定人群的内心情绪、想法和秘密。在上位者可以此为媒介了解众人的心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充满伪造、虚幻信息的流言、讹言，也可以折射出特定历史情境的一个真实侧面；得到广泛接受及传播的流言、讹言，就反映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群体心态和社会、文化氛围而言是真实的。
  　　
  　　4、如何消解流言、讹言的负面影响？
  　　
  　　流言、讹言的表达形式、解决问题的方式，以传统政治伦理的规范来衡量，颇具阴暗、暧昧、鬼祟、负面的色彩；它们的破坏性往往大于建设性。如何消除其对个人、社会、政治的负面影响，便成为政治思想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在严刑峻罚之外，中国传统政治智慧采用的消解流言、讹言影响的心理策略，首先就是抢占伦理的战略制高点，例如以讹言与妖言、诽谤同罚等。
  　　
  　　其次是抢占智识制高点的策略，即所谓“谣言止于智者”，居高临下地蔑视、贬低这类信息，以及相信、传播这些信息的人，令相信、传播流言、讹言者不证自明地成为愚者。
  　　
  　　这些传统智慧闪烁着合理主义的光彩，至今仍被一些人视为对抗谣传的不二法门。但以“智者”的常情、常识、常理作为推定、检验传闻的主要标准，其实也相当主观。例如，《论衡》所批评的大量虚妄、错谬，皆属汉代智者的常情、常识、常理。其论点虽然偏激，却也不是全然无理取闹。
  　　
  　　第三种策略则是采取低调、回避式的态度，即所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不追谣，不辟谣，等待流言、讹言自动淡出历史舞台。
  　　
  　　这一低调策略符合古典儒家的对流言类信息的信念。《尚书?大禹谟》：“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不听、不问，流言传闻终会自动消失，而自己耳不闻为静，正常思维、工作也不会受其干扰。所以孔夫子认为，“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
  　　
  　　与“流言、讹言止于智者”相比，“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战略有一长处，即保持耐性，留待时间作证。然而这种策略也有其局限性。“见怪不怪”，有时其怪未必自败。应劭《风俗通义》载有多种汉代俗神信仰，皆因误会、误传、戏语而起，却愈传愈盛，越演越烈，直至始作俑者出面说明，戳穿虚幻，方能消灭。
  　　
  　　编者按：作者另有同名长篇论文发表在《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地址http://www.ust.hk/~webhuma/publications/Rumor%20and%20Rumor-like%20Utterance%20in%20the%20Han%20Empire.pdf
  　　
•   谣言关乎政治。
•   应该是法语的la rumeur.
•   @lucsun：
  la rumeur是现代法语的“谣言”，但英语的rumor和现代法语的rumeur都源出古法语rumour。
  从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上查到的英语rumor词源如下：
  late 14c., from O.Fr. rumour "widespread noise or report" (Fr. rumeur), from L. rumorem (nom. rumor) "noise, clamor, common talk, rumor," related to ravus "hoarse." The verb is recorded from 1858 in the sense "spread a rumor." Rumor mill is from 1973.
•   对不起，刚查了中世纪和11-15世纪的法语字典。在中世纪时词型是rumor,与如今的英语词一致，而11-15世纪这个词的词型已经转变为如今的rumeur,未找到rumour这一拼法，如果有，请问是哪个时代呢？
•   谈中国历史都能扯到古法语，真是服了你们…
•   林语堂还写过《中国新闻舆论史》这样的书啊？
  rumour是不是古法语我不知道，但是rumor是美国英语，rumour英国英语。
•   Who knows one knows none.
•   现代意大利语的rumore或西班牙语的ruido只是噪音的意思。
•   我感觉在当代,谣言和流言都带着负面的含义,只有传言是中性的.英文中GOSSIP和RUMOR都算是中性词,但我又觉得GOSSIP在实际中更多带有负面的意思.谈到政治,更多用的是GOSSIP.在华盛顿,不时会有人提醒你,谈政治就是GOSSIP.
•   今天此书此文可拿出来狠狠地读下了。
•   呵呵，恭喜又出新书啦
•   能否提供你个人对此书的看法，而不是内容提要呢
•   呵呵，熊啊，对人宽容一点，尤其对捧臭脚的人，我倒想读读这本书，看看写没写性方面的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