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政治卷）

出版时间：2008-4  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作者：林尚立  页数：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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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治建设与国家成长》力图突破表面，潜入深层，以探求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形态。我们并不认为《政治建设与国家成长》所展现的就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深流"，但是我们为触及"深流"而进行的努力还是全力以赴的。《政治建设与国家成长》的核心主题、基本立论、指导思想、逻辑框架和各章内容，都由林尚立教授提出，经过大家多次讨论后决定。全书虽然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但其内在精神是前后一致的：即中国的30年的政治发展是在保持政治对经济有效作用的前提下展开的，有效的政治创造中国有效发展，而有效的政治来自追求政治有效性的政治发展。在中国问题研究中，中国政治发展的研究是最受关注，而研究又最为薄弱的领域。这其中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中最关键的是中国政治发展有很强的自身逻辑，无法用一般的政治发展理论来解释。换句话说，中国政治发展的研究，不是理论对经验的解释，而是从经验抽象理论的过程；不是政治现象的孤立考察，而是政治现象的全景性透视。这30年的中国政治发展是深层性的，静水深流，不深入其中，难以发现其革命性的变化与发展。

书籍目录

总序总论：有效政治在大国成长中的作用第一节 政治与社会发展：反思性的比较第二节 政治在中国现代国家成长中的作用第三节 创造转型发展：权威、秩序与活力第四节 政治有效性：中国政治发展的中轴原理第五节 有效政治创造有效发展：中国的实践结语第一章 有效领导：政党在国家转型中的作用第一节 核心铸造与现代国家成长一、中国国家成长的历史逻辑二、政党在现代国家建设中的作用第二节 政党与改革：国家转型的战略基点一、党的领导是改革的政治前提二、有效领导创造有效改革第三节 有效领导的双重逻辑：革命与执政第四节 政党在国家转型中的核心作用一、中国国家转型过程二、中国共产党保障国家转型第五节 有效领导与国家制度建设一、制度是现代国家的基础二、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制度化建设第二章 民主：中国改革的政治资源第一节 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基本逻辑一、作为价值理念的民主二、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三、作为社会行动的民主四、作为治理机制的民主第二节 民主、解放思想与合法性重建一、民主与解放思想二、民主与合法性重建第三节 民主、有效分权与社会动员一、改革开放前权力结构之弊端二、民主保障有效分权之改革三、民主、分权与社会动员第四节 民主与执政体系建设一、当代中国执政体系的基本内涵二、民主是执政体系建设的重要资源结语：有序民主保障有效改革第三章 法治国家：大转型时代的稳定与发展第一节 法治国家：现代国家的诉求一、现代国家与法治国家二、法治国家：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的中国诉求第二节 从法制国家到法治国家：中国的逻辑一、“文革”教训与法制建设提出二、市场经济建立与依法治国方略形成三、在治理与价值之问：从法制国家到法治国家的历史逻辑第三节 依法治国与政党领导一、走向法治国家：中国共产党的内在诉求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进步第四节 法治与国家成长：大转型时代稳定与发展一、法治与治理：大转型时代的稳定与发展二、现代国家成长：依法治国的结果三、政党的新空间：依法治国与政党合法性维护第四章 制度化国家：以宪政提升国家政治能力第一节 制度化是现代国家政治能力的核心要素一、政治有效性、政治能力与制度构建二、制度化与中国式的宪政发展道路第二节 从组织性国家到制度性国家一、组织性国家的建立二、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国家的制度化转型第三节 重建国家制度运转的空间与机制一、依法治国：政治领导方式的制度化二、政治协商：参与性多元决策过程的制度化三、政治民主：民主政治过程的制度化第四节 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提升政治能力的基础一、人民代表大会建设与国家政治能力二、30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成效第五节 加强执政能力：国家制度成长的契机第五章 有效政府：政府柔化与社会发展第一节 从高度集权到政府柔化第二节 政府间关系：柔化与改革的有效性一、纵向政府问关系：政治集权下的经济自治二、地方政府间关系：柔化、竞争与政治经济发展第三节 政府柔化、社会发育与政府改革一、个体解放与政府改革二、阶层分化与政府改革三、所有制转型与政府改革四、社会组织发展与政府改革第四节 权力、市场与社会：新形势下的政府重塑第六章 共和容纳多元：开发协商以创造有民主第一节 共和与协商：中国的民主第二节 从多元一体到一体多元一、协商创造多元一体二、协商平衡一体多元第三节 协商创造团结与合作一、开发协商资源二、大型社会转型需要团结与合作第四节 协商政治深化中国民主建设第五节 有效民主创造和谐第七章 反腐败：创造低风险的转型第一节 腐败：定义及其影响第二节 腐败：社会转型的风险第三节 在保卫权力与保卫权利之间：转型时期反腐的诉求第四节 从运动反腐到制度防腐：权力规范与现代国家成长第五节 反腐败与创造低风险的转型：中国的经验第八章 自治与参与：基层民主与大国抬理第一节 走出后公社时代的困境：中国基层民主发展的发端第二节 从自发性自治到制度性自治：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历史逻辑第三节 在民主与治理之间：城市社区自治的现实逻辑第四节 参与的新空间：民间组织与基层民主发展第五节 基层群众自治与中国民主政治：大国治理中基层民主之意义第九章 凝聚核心价值：意识形态凝聚发展共识第一节 意识形态整合：中国有效发展的基本前提一、意识形态及其结构与功能二、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历程三、意识形态整合促进有效发展第二节 意识形态整合逻辑：从控制灌输到发展创造一、意识形态整合的途径与类型二、控制灌输的意识形态整合类型三、意识形态整合类型的转换：从控制灌输到创造发展第三节 以人为本：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历史转向一、以人为本：创造发展型整合的逻辑结果二、“以人为本”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历史转向第四节 构建核心价值体系：意识形态凝聚发展共识一、以人为本导向全面价值体系建设二、核心价值凝聚发展共识结语：意识形态的政治关怀与文化支持结束语：国家崛起的政治基础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总论　　有效政治在大国成长中的作用　　人类文明的发展，虽然有现代和古代之分，但其发展的内在基础结构是一致的：这就是财富的积累、秩序的完善和人民的幸福。劳动使财富的增长得以可能，秩序使财富造福于人民得以可能。如果说劳动使猿变为人，那么秩序的建构则使人类从野蛮步人文明。政治就是在这种秩序建构中诞生和成长的，到目前为止，其最成熟的作品就是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政治的使命就是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以满足个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可以说，人之伟大在于创造了政治；同时，人之幸福也有赖于政治。对于个人是如此，对于社会和国家也是如此。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类对于发展和幸福的期待，都会落实于政治的期待；人类建设良好社会的努力，都会落实于政治建设的努力。所以，人和社会的发展既离不开对良好政治的期待，也离不开现实政治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有效作用。对于政治发展的良好期待，使得政治发展迈向至善成为可能；而现实政治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有效作用，是这种期待转为实际发展的根本。一个国家成长，必须追求至善的政治；然而，其成长的首要前提之一，就是现实的政治能够有效地作用于经济与社会发展，促进国家进步与成长。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世界上大国发展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让我们再度感受到有效的政治在大国成长中的重要作用。　　第一节 政治与社会发展：反思性的比较　　尽管人们对政治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以及起多大作用的问题会有不同意见，但谁都不会否认政治对经济与社会发展作用的客观存在。对于这种作用，恩格斯有过这样的概括：“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由此可见，在任何社会发展都无法超越国家作用的前提条件下，以国家权力为核心所形成的政治在什么样的方向上作用于现实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将直接决定着一个社会发展的进程与最终成败。　　历史唯物主义表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由经济与社会发展决定的。但是，政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政治发展与政治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与治国理政者的主观认识和把握有密切的关系。这种认识和把握，不仅体现为治国理政者对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律和现实的认识与把握，而且体现为治国理政者对政治发展和政治建设规律的认识与把握。治国理政者在任何一个层面上把握失误，都可能导致政治建设无法有效地作用于经济与社会发展，进而可能进一步导致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灾难。美国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在研究一些国家推动的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时，深刻地指出：“可以设想，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可靠的手段了解人口的数量和分布，不能知道他们的财富状况、不能用地图表示出其土地、资源和居住状况，那么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必然是拙劣的。对于国家来说，相对不透明的社会会阻隔一些形式的国家干预，包括受欢迎的（普遍预防接种疫苗）和讨厌的（个人所得税）。所实施的干预往往要以当地人为中介，他们了解社会内部的情况，同时很可能加入自身特有的利益。如果没有这些中介——但通常是存在的——国家的行动往往是无效的，无法命中目标。”治国理政者要能够在对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前很好地把握社会现实，除需要良好的组织力量和技术手段之外，还要有一个科学的发展理念和制度条件，也就是说还取决于政治本身。政治的极端化，往往会导致政治无视经济与社会的实际要求，从极端化的意志出发，进行极端化的决策，其结果必然导致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灾难。　　治国理政者对经济与社会把握的失误所带来的风险，相对来说，要低于对政治建设把握失误所带来的风险。这是因为政治建设与发展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反作用有时候是致命性的。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一旦失败，就有可能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政治危机一旦导致经济与社会动荡，轻的将使国家治理失效，进而大幅消蚀经济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使其停滞或倒退；重的将可能使国家解体，进而摧毁现有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体系。苏联解体的教训，足以让所有人认识到政治发展失败所带来的冲击是多么的巨大。20世纪苏联所进行的改革属势在必行，然而，改革最终失败，使国家解体。这其中的原因很多，其中与政治建设和发展失败有直接的关系，而这种失败的关键就在于没有把握好政治建设与发展的基本分寸。戈尔巴乔夫在总结这段历史教训时指出了这一点：“在脑子里反复回味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初我国所发生的一系列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几乎我们所有的挫折、错误和损失恰恰都和我们偏离了合理分权相关系。有时候是在进行业已成熟的步骤时过分急躁；而有时候又相反——拖拖拉拉，慢慢腾腾。”　　正如一个国家的危机和治理失败都必然与政治建设和发展出现问题有关一样，一个国家的兴起和快速发展也都必然与这个国家的政治能够有效作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直接的关系。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W·阿瑟·刘易斯就认为，“英国作为一个工业大国的伟大成就的基础是由爱德华三世以来的一系列明智的统治者所奠定的。”美国历史学家戴维·罗伯兹对这段时期的历史考察证明了这个判断。他对繁荣昌盛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考察后就指出，当时英国政治与社会所营造的社会妥协直接呼应着当时的英国经济奇迹，并相互促进，从而创造出繁荣的国家。他说：“从1842年国会宪章请愿运动中的革命性暴动到1910年工团主义者罢工实践之间，安静的工人阶级没有给统治阶级带来什么威胁和恐吓。中产阶级甚至也停止了对贵族的攻击和谩骂。如果马克思听到英国的中产阶级颂扬贵族为英国的当然统治者，或者看到英国工人仿效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我奋斗，那么他会皱眉扫兴的。事实上，的确有一种妥协，一种阶级问的妥协产生。虽然不是完全没有紧张、敌视，但大家对社会基础的基本价值，却有相当一致的默契。这的确是一个社会的奇迹，正如维多利亚的丰饶羊角是一个经济奇迹。”政治对美国的兴起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刘易斯就完全赞同托克维尔当年的观点，即美国的联邦体制设计有效地推动了美国的成长与繁荣。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如果说一个大国的繁荣富强最有赖于居民的精神和风气，那么联邦制度会把这项任务的困难减少到最低程度。美国各州的共和制度，没有出现大多数人群集体常见的弊端。从领土的面积来说，联邦是一个大共和国；但从它管理事务之少来说，它又无异于一个小共和国。它做的事情都很重要，但为数不多。由于联邦的主权是有限的和不完整的，所以这个主权的形式对自由没有危险，更不会引起对大共和国有致命危险的那种争权夺名的邪念。由于谁也不必向往一个共同中心，所以没有巨大的城市，没有巨富和赤贫，没有突然爆发的革命。”　　实际上，不仅在原发内生性的现代化国家是如此，在后发外生性的现代化国家，实现成功发展的背后逻辑也是如此。在20世纪的90年代，许多学者在考察东亚发展奇迹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形成这样共同的判断：东亚各国独特的政治形态对东亚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新加坡的发展奇迹为这种判断提供了很好的注脚。在新加坡的治国理政者看来，社会的发展有赖于好的政府，而好的政府的标准是：“必须廉洁有效，能够保护人民，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在一个稳定和有秩序的社会里取得进步，并且能够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过美好的生活，培养孩子，使他们取得更好的表现。”所以，东亚各国的成功发展与其将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有机统一起来，并保持政治建设对经济建设的有效作用有密切的关系。　　现代化的发展决定了政治建设与发展的内在取向：民主化。现代化的模式化，往往带来民主化的模式化，而民主化的模式化则必然是民主的西方化。现代化所激发出来的社会和政治动员，加上西方国家所形成的全球性的民主化动员，很容易在后发外生性的现代化国家诱发民主化的狂飙突进。实践证明，在这样的政治发展中，治国理政者往往既不能有效地把握本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不能有效地把握政治发展的大格局，结果导致国家治理与国家建设受挫和失败。实际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经历，都充分证明了这样一条现代化发展的基本原则：无力驾驭民主化，也就无力驾驭现代化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启动民主化是一回事，驾驭民主化又是一回事。前者可以从理想与价值出发，能够创造爆炸性的动员和革命性的变革；后者则是从发展与秩序出发，要创造新体制、新秩序与新发展。启动民主化容易，驾驭民主化难，当然，使民主全面制度化、法律化，并最终巩固下来更难。在这其中，驾驭民主化最为关键。要有效地驾驭民主化，就必须将民主化所提出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要求与本国实际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条件、发展战略与发展议程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保证民主化的政治发展能够保持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作用。东亚的发展表明，如果实际的民主化进程能够保证经济与社会发展，那么，民主化本身也能因为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作用而获得更好的发展基础与资源。　　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在政治发展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政治要有效地作用与经济与社会发展，除了要有效地驾驭政治发展的民主化进程之外，还要充分有效地提高政治解决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各种经济与社会问题的能力。美国经济学者西蒙·库兹涅茨就指出：现代化过程中的市场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深刻的社会与经济结构变化，往往会蕴育群体与阶层之间的冲突。“在某种情况下，这样的冲突会导致公开的内战，美国内战就是明显的例子。在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和现在某些欠发达国家中，类似的例子也不少。只有在不付出太高的代价，而且肯定不至于在这个社会的政治结构长期被削弱的情况下解决这种冲突，现代的经济增长才有可能实现。主权国家具有以忠诚和感情一致为基础的权力，简言之，即现代民族国家，在和平解决由于经济增长而引起的冲突时起着关键作用。”所以，“经济增长需要一个稳定和灵活的政治和社会框架，它能适应迅速的结构变化，并解决由此产生的冲突，同时又能鼓励社会中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些群体。这样的框架并不是那么容易或迅速建立的，即使现在的发达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也为此作了长期的斗争。”“对于今天的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来说，看来很有可能的是，它们还要为建立与充分的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有效的政治体制进行长期的试验和斗争。在现代经济增长已经达到的程度与可能达到的程度之间差距有所扩大，于是这一过程将会变得更加激烈。”　　虽然发达国家的发展给了发展中国家许多有益的示范效应，但是，这种示范也不是绝对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是现代化从外部对其刺激和诱发而形成的，同时为了赶上时代的步伐，其发展往往是赶超型的，因而，不论其发展的战略、形态、路径与进程，都不可能相同于发达国家。实际上，即使是发达国家本身，各国之间的差异也很大。就政治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对政治有效作用依赖性更强。这种依赖性客观上要求，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建设与政治发展，不仅要给民众更多的民主化空间，而且要给社会一个更加有效的政府。在一定的条件下，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对于这些国家的民众来说，他们对政府的依赖和期待要大大强于发达国家。美国学者在考察了东亚奇迹之后，深有感触地指出：“在现代的西方，我们习惯于认为，政府并不促进经济增长。……我们不相信个人，也不信任庞大的政府，我们甚至拆除了那些正是可能有助于个人在外部世界进行成功竞争的组织机构。东亚人饶有兴致地看待这些组织形态。　　他们对组织对政府具有不同的但要肯定得多的观点。……他们相信，政府对人民的安居乐业负责，他们建立政府机构不是在企求施舍福利，而是要求创造福利。当代的东亚各国政府均以国家的名义鼓励生产、保护民族工业、把人民团结在经济事业的周围。东亚的各个社会正在沿着多种途径向着未来以经济为关键的现代世界加速迈进。不像我们，他们并不害怕集中和信奉权力，无论这种权力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当然，即使这样，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从来没有把对政府的期待完全代替对民主化的期待，只是他们内心更能够把这两种期待有机地结合起来，如果现实的政治建设和发展能够创造有效的经济和社会进步。　　政治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毋庸置疑，但我们不能因此将政治的作用片面化：既不能把政治发展扩大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例如，把民主化绝对化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根本前提；也不能把经济与社会发展完全维系在国家的权力和政治的作用上，让政治与权力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应该看到，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不管怎样都要求政治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迈向民主化，因而，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对社会的作用，应该体现为民主化取向下的政治对经济和社会的有效作用。这就要求实际的政治发展应该在民主化的逻辑下，通过有效的政治发展，创造政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持续有效作用。　　第二节 政治在中国现代国家成长中的作用　　任何一个有历史的社会，其现代化发展都不能脱离其自身的历史。对于许多后发的现代化国家来说，虽然其现实的发展已完全不在其传统的历史逻辑上，但是其发展之根依然连接着其历史的血脉。历史虽然不能完全决定这些国家的现在与未来，但其深层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这种影响往往直接作用于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结构：精神结构、生活结构和治理结构。精神结构涉及个体与民族的基本信仰与认同；生活结构涉及个体、家庭与社会的关系与互动；治理结构则涉及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与原则。这三个层面的基本结构都在历史中形成，在相互作用中发展，并通过生命和文化的承继而对当下产生影响。在任何社会，政治都会对社会发展起作用；但在不同的社会，由于其基础结构不同，这种作用的程度和方式也就不同，因而，也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个社会建设现代国家的基础与逻辑。在中国，这种影响是比较明显的。　　中国悠久的历史铸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结构，不仅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结构和生活方式，而且通过其内在的治理结构决定了政治要素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中国属于东方社会，农耕社会是其文明成长的经济与社会基础。在这样的文明成长的环境下，国家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并由此在古代中国锻造了一个强大的官僚主导的行政性帝国。在这样的帝国中，马克思看到了政府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决定于天气的好坏一样。”马克思所看到景象基本上能够与中国对应上。在这样的治理结构下，政府的统治是一个社会得以存续和发展的重要保障，治理的善恶关系民生的苦乐，政权的稳定关系帝国的分合。中国的千年帝国维系于前后相因的千年政统。这个政统源于中国文明的成长，基于宗法社会、皇权专制、官僚统治和儒学主导有机统一而形成。在帝国时代，它超越了王朝更替、国家分合、政权流转，成为维系这个民族与社会于一体的内在整合体系。然而，到了近代，面对现代化的冲击，这个体系则无法超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鸿沟，实现自我的转型，结果，在经历了几番挣扎之后，倒塌解体。辛亥革命埋葬了帝国体系，结束了千年政统，迎来了共和民主与现代化的新历程。由此，中国开始了现代国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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