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院士对话

出版时间：2011-10  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  作者：陈建辉  页数：349  

前言

2003及此后的几年，我有幸采访了40多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成文后发表在《经济日报》为我开设的“与院士对话”专栏上。文章都是对话体，这种形式可使院士们的思想反映得更准确，更原汁原味。受访者包括周光召、路甬祥、徐匡迪、徐冠华、袁隆平、吴良镛……院士们都是科技精英，为了使采访能切中要旨，事前我也阅读过相关材料，但采访时仍为他们丰厚的学养、前瞻性的思维和深邃的洞察力所深深震撼。文章见报后，院士们的许多观点成为各级政府和企业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部署的重要参考，这使我感到至为欣慰。    院士们思考的问题多基于专业，又不限于专业，但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院士们特别关注科技创新。周光召院士、徐冠华院士、路甬祥院士、陈竺院士、潘云鹤院士、王选院士、胡启恒院士，指出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薄弱已成为制约科技乃至经济发展的瓶颈，模仿国外技术势必使我国丧失科技和经济自主能力。他们呼吁，“中国制造”要加强自主创新，从而创造需求，拉动消费；要加快建设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实现科技资源共享。     院士们特别关注我国资源问题。他们认为，必须落实科学发展观，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否则，失去资源和环境依托的经济增长势必缺乏后劲，经济大起大落在所难免。钱易院士倡导：发展循环经济实现“三赢”。牛文元院士直言：GDP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徐匡迪院士警示：有三个地球也不够我们消费。陈良惠等院士建议：建一个“照明节电的三峡工程”。石元春院士呼吁：在农村种出一个“绿色大庆”。陈良惠等院士关于大力发展LED等节能固态照明技术的建议，既有前瞻性，又有可操作性，5年后的2009年，LED技术被国家列为重点推广的节能技术。我国再制造工程的首倡者徐滨士院士三度参加“与院士对话”，提出再制造既不是回收，也不是维修，而是以先进技术和产业化生产为手段，修复或改造废旧设备，使其性能达到甚至超过原设备。2010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再制造产业发展的意见》，就闪烁着徐滨士院士的思想火花。    作为极富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群体，两院院士想人民群众之所想，急人民群众之所急，通过“与院士对话”，对人民群众关注的很多话题给予了积极回应。针对食品安全问题，卢良恕院士坦言，食品安全是人类健康的永恒主题。李振声院士分析了粮食单产下降的原因。袁隆平院士强调，中国人能自己解决吃饭问题。朱兆良院士则建言，拓宽思路保障粮食安全。针对城市化问题，吴良镛院士畅谈了中国建筑师如何迎接“城市化”。叶大年院士探讨了城市分布的对称性规律。陈肇元院士剖析了楼房为何会多米诺骨牌般倒塌。周干峙院士则告诫，城市规划不能背离科学与民主。针对教育问题，张尧学认为，“数字化学习港”让终身学习成为可能。周立伟院士认为，科技创造的灵感源于人文素养。徐匡迪院士则认为，工程师决不是高级工匠。针对“三农”问题，卢良恕院士建议，加快推进农产品加工向现代食品制造转型。周干峙院士则指出，农民变贫民不是中国城市化的方向。对于医疗问题，巴德年院士主张，维护国民健康是政府的重要职责……    院士们的真知灼见启迪了我，也同样启迪了读者，“与院士对话”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既为系列文章，读者们往往读一篇而急寻其余，可是却不易寻得，这就是报纸散乱的特性给读者带来的不便。因此，从第一篇文章见报起，就有朋友嘱我集纳成书。此后，常有好友或读者提j起此事，我也多次应允，然而一拖数年，编了放，放了编，久闻其声而不见其形，愧对了朋友们的厚爱，更有负读者的企盼。    近日，趁休年假，再次品味这些文章的原稿(见报时有删节)，越读越觉得还真不是“明日黄花”，院士们的远见卓识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仍有现实意义。于是决心结集。但付梓之时，内心却变得惶恐，这是我的作品吗？的确，我只是一个记录者，那都是院士们的智慧结晶，能借我之手再次把这些智慧奉献给读者，我很满足。    在此，我要诚挚地向所有接受过我采访的两院院士致谢，向所有关心“与院士对话”的读者和朋友致谢。    文前几句告白，权为序吧。    陈建辉    2010年冬天于北京

内容概要

　　院士们思考的问题多基于专业，又不限于专业，但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院士们特别关注科技创新。周光召院士、徐冠华院士、路甬祥院士、陈竺院士、潘云鹤院士、王选院士、胡启恒院士，指出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薄弱已成为制约科技乃至经济发展的瓶颈，模仿国外技术势必使我国丧失科技和经济自主能力。他们呼吁，“中国制造”要加强自主创新，从而创造需求，拉动消费；要加快建设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实现科技资源共享。

作者简介

　　陈建辉 出生于湖南常德，高级编辑，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现任经济日报政科文新闻部副主任。
　　长期从事科技新闻报道，特别关注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撰写了《中国人不能老乘飞机吃大豆》等有影响的新闻作品，策划了《科学发展看治沙》等有深度的系列报道，多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中国科技新闻奖、科星新闻奖等奖项。

书籍目录

《与院士对话》
科技突破，呼唤精神力量和学科交叉
　——　对话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光召
中国建筑师如何迎接“城市化”
　——　对话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镛
原始性创新，科技界不容回避的课题
　——　对话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冠华
人类必将走出地球摇篮
　——　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志
相关链接：与祖国命运同频共振
　——　记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没计师王永志
核电是解决“电荒”的合适途径
　——　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潘自强
钢铁热在技术上是倒退
　——　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寿荣
如何促进钢铁工业健康发展
　——　再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寿荣
钢铁热将干扰我国工业化进程
　——　三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寿荣
为科学家修建”塑胶跑道”
　——　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胡启恒
警惕互联网应用舍本逐末
　——　再访中国工程院院士胡启恒
锻炼中国企业的”大脑”
　——　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潘云鹤
产品创新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战场
　——　再访中国工程院院士潘云鹤
维护国民健康是政府的重要职责
　——　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巴德年
食品安全，人类健康的永恒主题
　——　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卢良恕
加快推进农产品加工向现代食品制造转型
　——　再访中国工程院院士卢良恕
建一个“照明节电的三峡工程”
　——　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良惠
gdp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
　——　对话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牛文元
循环经济，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不二选择
　——　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
中国不能错失生物经济发展良机
　——　对话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
相关链接：让治愈急性白血病成为可能
　——　汜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
粮食单产为何下降
　——　对话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振声
高度关注华北平原地下水急剧下降
　——　再访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振声
吃饭问题，中国人能自己解决
　——　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
楼房为何会多米诺骨牌般倒塌
　——　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肇元
对称性：城市分布的规律
　——　对话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大年
再制造：报废装备起死回生
　——　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徐滨士
让机械装备自己给自己治“病”
　——　再访中国工程院院士徐滨士
发动机再制造产业亟待扶植
　——　三访中国工程院院士徐滨士
相关链接：专做“表面”文章的科学家
　——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徐滨士
中国能源战略应多管齐下
　——　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健超
制造业发展的核心是创新
　——　对话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路甬祥
有三个地球也不够我们消费
　——　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
用阳光破解能源瓶颈
　——　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张耀明
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难在哪里
　——　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吴祖垲
科技创造的灵感源子人文素养
　——　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周立伟
锲而不舍是成功的秘诀
　——　对话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选
科研成功有五大要素
　——　再访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选
高校科技成果理应成为“摇钱树”
　——　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黄伯云
相关链接：二十年磨一剑
　——　记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得主黄伯云ie~
中国科研产出率为什么这么低
　——　对话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吴瑞
城市规划不能背离科学与民主
　——　对话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干峙
农民变贫民不是中国城市化的方向
　——　再访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干峙
实用学科切不可轻视理论研究
　——　对话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展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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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记全身瘫痪的国际著名材料科学家金展鹏院士
中国汽车工业要敢于下地学走路
　——　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郭孔辉
微型车：节约能源的最佳选择
　——　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彦仲
种出一个“绿色大庆”
　——　对话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石元春
水土资源：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新视角
　——　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
人类与河流须和谐相处
　——　再访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
保障粮食安全须拓宽思路
　——　对话中国科学院院士朱兆良
农业污染不容忽视
　——　再访中国科学院院士朱兆良
中国完全有条件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
　——　对话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春礼
牢牢把握自主创新三要素
　——　对话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大中
中国需制定“顺其自然”的整体能源战略
　——　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倪维斗
“数字化学习港”让终身学习成为可能
　——　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尧学
相关链接：兴趣是创新的最大动力
　——　记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获得者张尧学
高性能计算机发展面临三大挑战
　——　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金怡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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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记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金怡濂院士
后记

章节摘录

精神力量是制胜法宝    陈建辉：既然物质条件不是取得科技突破的充分条件，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周光召：有了基本的工作条件，最重要的是精神力量。大到对一个国家，小到对一个人，精神力量都至关重要。芬兰是一个小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还算是战败国，要承受战争赔偿。但这样一个国家却在短短50多年时间里，使自己的科技和经济竞争力近3年排到世界前两位，并有两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竞争力排名第一的国家。我想其中精神的力量非常重要。    我曾经在芬兰深深感受了这种精神的力量。一天下午，我们去一个住在郊区的芬兰朋友家，在整个山头都看不见任何别的人家。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到了5点多的时候，那个朋友宣布要降国旗，让我们大家都站在门口。他告诉我，每天上班之前他要升国旗，回来后就降国旗，是完全自发的一种行动。虽然朋友工作的大学比不上哈佛或牛津有名，但却为像诺基亚这样的大公司培养了很多领导人才。从这位朋友身上，可以看到精神力量已经转化为一种毅力和意志：要让芬兰在世界上站起来。不需要很多口号，但那里的人们却能够身体力行，长期坚持不懈，已经形成一种传统，一种风气，一种文化。    陈建辉：您是我国研制原子弹、氢弹的功臣，您是否认为，我国“两弹一星”的成功，除了靠技术，最重要的还是精神力量？    周光召：这确实是精神力量胜利的典范。“两弹一星”研制者们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怀着强烈的报国之志，自觉地把个人的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志向与民族的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许多功成名就、才华横溢的科学家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自1950年至1957年，约有3000名留学生回国。有些科学家回归的路途遥远而曲折。如钱学森排除美国当局的种种干扰，在被无理滞留5年之后才回到了祖国。正是这种精神的力量才使得中国用最少的钱、最短的时间，在远比其他国家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两弹一星”的研制。    所以我认为，中国在下一个阶段能不能真正站到世界的前列，除了要为我们的科学家继续创造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之外，最根本的还是要把年轻人在开始进入科研领域时对科学的好奇心和兴趣，变成为科学而献身的一种精神和责任，大力弘扬科学精神。    求真唯实是科学精神的精髓    陈建辉：科学精神的内涵包括什么？    周光召：科学精神有许多内涵，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求真、唯实，也就是追求真理，实事求是。    我们要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就不能迷信权威，必须具有怀疑的精神。比如说克隆，过去权威就下过结论：动物是不能克隆的。就在动物细胞被成功克隆的前一年，我曾经问过一些生物学家，我说植物的细胞是全能的，动物细胞为什么不是全能的？他们说这已经有定论。而一年后，动物克隆就成功了。    我们要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就能够既尊重别人，又敢于学术批评。如果做到这一点，一些青年科学家的创新火花就会受到权威们更多的关注，不会胎死腹中；科学家们就不会因申请科研项目、评职称的顾虑，而不敢挑战权威。    我们要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就能够杜绝学术造假现象。    现在也有人随意去打破成规，动不动就宣称能打破能量守恒，诸如水变油之类。这些人连最基本的知识都没有，也没有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打破旧的东西是有条件的，因为旧的真理在它自己的范围内始终是真理，在其条件适合的范围内永远不可能被打破。如爱因斯坦要打破牛顿定律，只能在速度很高的时候才能成功，在通常的速度下，牛顿还是对的。    当然，要使一个人能够从关心个人局部的、暂时的利益到能够真正去追求真理、实事求是，这需要一个很长的锻炼过程。这种精神应该从小学就开始培养。    学科交叉孕育科技突破    陈建辉：据我所知，您多次强调学科交叉对科技突破的重要性，大力支持中科院成立了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请您介绍一下其中的想法？    周光召：先给你讲个故事。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被公认是20世纪生物学最重要的发现，发明人沃森、克里克、威尔金斯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其实，还有一位科学家，富兰克林，对这一发现贡献也很大。这四位科学家中只有沃森毕业于生物专业，克里克和威尔金斯毕业于物理专业，而富兰克林则毕业于化学专业。他们具有不同的知识背景，同一时间在两个不同的课题组致力于研究遗传基因的分子结构。在既合作又竞争，充满学术交流和争论的环境中，发挥了各自专业的特长，为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做出了各自的贡献。这是科学史上由学科交叉产生的一次重大科学成果。    为什么说富兰克林贡献也很大呢？事实上，当年沃森和克里克是看了富兰克林拍摄的DNA晶体衍射照片后，才得到了关键性启发，从而赢得了重要的时间差。    陈建辉：回顾这段充满合作与竞争、突破与创新的历程，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什么启示？    周光召：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就是由学科交叉产生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的有力例证，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一是将一个学科发展成熟的知识、技术和方法应用到另一学科的前沿，能够产生重大的创新成果。学科交又是创新思想的源：泉。二是科学的发现有一个知识不断积累、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善于学习和鉴别，对已有的结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有选择地继承并且加以发展，才能做出重大创新。重大的科学发现不会孤立的出现，在它之前必然_已经有前人大量的探索，只有掌握了前人发展的全部关键知识，又不盲从，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抓住机遇，实现突破。三是要敢于竞争，更要善于合作。P3-5

后记

《与院士对话》付梓在即，一想到读者很快就会借此更多地感受科学家的睿智，我便很欣慰。    我是科学家的崇拜者，一直和科学家有着不解的心缘。    懵懵懂懂的儿时，我就知道我们陈家出了一位出色的女性——我的堂姑陈九瑛，她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公派出国学习的留学生。虽然那时我对留学生的概念还模糊得没有轮廓，但既然父母有那么多的夸赞之词，留学生一定很了不起，我长大了也要成为留学生。    读小学时，知道了居里夫人，知道了她影响人类的发明，很快就成了我的另一个偶像，也有了我立志当科学家的梦想。读高中时，我把这一向往写成作文《我的理想》，还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后面好几届学弟学妹们都感受过我那种跃然纸上的真情实感。    为了理想，我读书很努力，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全国统考，我参加了，成绩不俗，可惜自己眼睛近视，体检中又碰上一位过于认真的大夫，和理想中的一流大学因此而失之交臂，“被读”了师范，科学家的梦想似乎已渐行渐远。    幸运的是，上帝为我打开了另一扇窗。1986年，我从学校调入经济日报社，儿时梦想又开始在心中躁动，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科教新闻部，成为一名科技记者，步入了与理想中的科学家近距离接触的行程。    曾有朋友问我，做记者这么多年，为什么一直专注于科技领域？那是因为《经济日报》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平台，我可以走近一位又一位曾照亮中国甚至世界学术天空的科学家，在近距离的采访中，感受大师的风范．领悟生命的意义，心灵因此得到滋养，人生因此变得丰富。    在与诸多科学家的接触中，我曾有过疑问：为什么他们工作那么辛苦却大多长寿，年届耄耋仍思维敏捷？为什么他们谈到国计民生总是慷慨激昂，而谈及自己却轻描淡写？为什么他们为国家利益敢担风险，对个人私利却从不苟全？为什么他们穿戴大多朴素甚至落伍，而精神气质却卓尔不群？……不经意间，我在一封普通邮件中获得了答案。这份邮件来自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肇元，他对我从中国工程院官网下载的他的简历作了修改，官方评价他“在防护工程及高强混凝土结构研究中取得显著成果”，他却改为“近年来针对我国土建工程安全性与耐久性的问题，做过不少研讨”。陈院士的自我评价，使我豁然开朗，在他们眼里，世间名利不过是一片浮云，追求科学真理，担当社会责任，才是人生的真谛。人类文明因为他们的工作而进步，他们因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而快乐。    人世万象，一切在变，不变的唯有对真理的追求。尽管当下学术造假已不再是新闻，但我却年复一年地耳闻目睹，一批真正的科学家仍然坚守学术精神，追求真理，实事求是，严谨治学。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曾长期担任水利部门的领导工作，2006年，83岁的她向我坦言，她过去主持水利部工作时有一个失误，就是对河流的开发利用只注重了社会经济用水，而没有认识到首先应该保证河流的生态与环境需水，这个失误导致黄河断流和内陆河流如塔里木河、黑河等出现断流。我后来留意，钱正英院士不仅公开承认自己的失误以警示后人，而且不顾年事已高，先后主持中国工程院多项关于水资源战略研究的重大课题，在各种场合以各种方式呼吁：人类和河流必须和谐发展。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真正的科学家追求真理，从不文过饰非。他们的正直与严谨，同样也体现在治学过程中对一些细枝末节的一丝不苟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吴祖垲在审阅完采访稿并回复我后，又发现文中“可使发光效率提高1～2倍”掉了“白场”两字，立即再发邮件，嘱我改为“可使白场发光效率提高1～2倍”。之后，他仍不放心，怕我没注意到邮件，又亲自从遥远的陕西成阳打电话找我，直到确认“白场”两字已经加上才放心。    与科学家们接触，我还有一个重要收获，那就是这些科学家的亲身经历让我相信，爱祖国、爱人类的社会责任感不是一个形而上的命题，而是一个人成就辉煌事业的重要前提。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老一代科学家都坦承，是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让他们刻骨铭心，从心底生发出强烈的爱祖国、爱人类的社会责任感。正是因为这份责任感，使他们能够抵御常人难以抵御的诱惑，舍弃常人难以舍弃的欲望，克服常人无法克服的困难，在科学探索的崎岖道路上，锲而不舍并取得巨大成功。王永志院士放弃儿时想当生物学家的理想，在航天科技领域默默耕耘50余载，终于和中国航天人一起把自己的航天员送上了太空；金展鹏院士以自己全身瘫痪、只有脖子能转动的病残之躯，“转动”了国际相图研究格局，成为国际材料科学领域独树一帜的“长沙金”；吴良镛院士60多年如一日，致力于让人们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成为了蜚声全球的建筑大师。    这就是我仰慕的科学家。正应了明朝思想家李贽的名言：“富莫富于常知足，贵莫贵于能脱俗；贫莫贫于无见识，贱莫贱于无骨力。”在我看来，他们就是世上最富有、最高贵、最有骨力的人。    这一切一切的感受，我不应该独享，这有悖于记者的责任。有很多很多和我怀有同一理想的人，有着和我一样的遗憾，却没有和我一样的幸运，既不能成为科学家，也不能走近科学家。我有责任让这些朋友和我一样感受科学家们的富有、高贵和骨力，更感受他们的远见卓识。如果读者在忍受这本小册子文笔拙劣之余，多多少少还是感受了科学家的风采，和我一样，在和科学家的接触中，摈弃了世俗与浮躁，获得了内心的丰富与淡定，我会很满足。    陈建辉    2011年7月记于北京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在下一个阶段能不能真正站到世界的前列，除了要为我们的科学家继续创造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之外，最根本的还是要把年轻人在开始进入科研领域时对科学的好奇心和兴趣，变成为科学而献身的一种精神和责任，大力弘扬科学精神。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光召    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下，技术依赖远比资金依赖、市场依赖所带来的影响更加深刻和难以摆脱。跟踪模仿国外技术势必使我国逐步丧失科技和经济自主能力。因此，着力提高我国科技的原始性创新能力，应引起科技界和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冠华    今天到处“欧陆风”建筑的兴起，到处不顾条件地争请“洋”建筑师来创名牌，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种种现象都反映了我们对中国建筑文化缺乏应有的自信。    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除列入保护名册的历史名城与历史地段外，可以借题发挥大做文章的城市、地段几乎俯拾即是，就看你如何去发挥创造。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镐    农民进城仅仅是城市化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我们既要让进城农民物质生活水平有切实的提高，又要让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有所充实，既要让他们不失业，又要让他们不失志，给他们营造一个全新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家园，努力让他们成为产业工人，真正融入城市化进程。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千峙

编辑推荐

《与院士对话》是作者陈建辉在2003及此后几年采访40多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访问集结，具体包括《人类与河流须和谐相处——再访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保障粮食安全须拓宽思路——对话中国科学院院士朱兆良》、《农业污染不容忽视——再访中国科学院院士朱兆良》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