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伦理视阈下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

出版时间：2012-8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张艳梅  页数：430  

内容概要

　　中国现当代小说创作与发展，充分展示了现代人内心的情感困扰和道德焦虑，从20世纪初的国民性批判，到21世纪初直面人性批判，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发展动力来自于现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人文内核。《文化伦理视阈下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研究小说中的文化伦理叙事，既可以看到文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又可以见出伦理价值规约作为一种精神指向，内在地成为小说文本的叙事结构支撑。

作者简介

　　张艳梅，1971年8月生于吉林省九台市，东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毕业，现为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学科带头人，山东省作协特约研究员。近年来，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小说、2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等课程。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小说，目前已在《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当代文坛》、《东北师大学报》等期刊上发表论文6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项，山东省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二项、出版《海派市民小说与现代伦理叙事》、《生态批评》等著作。曾获“吉林省优秀博士论文奖”，“吉林省社科联合会首届优秀成果奖”，“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奖”等。

书籍目录

导论 文化伦理与百年中国文学一 何谓文化伦理二 文化伦理与文学建构三 伦理转型与现代作家的文化立场四 现代伦理与当代作家的文化立场第一章 五四与现代文化伦理观确立：从启蒙到新启蒙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现代伦理变革二 五四新文学与现代伦理转型三 从启蒙、新启蒙到后启蒙时代的百年文化履历四 现代小说中“乡村外来者”话语模式与文化启蒙五 新时期小说对五四文化伦理变革传统的继承与反拨六 鲁迅与现代文化伦理变革第二章 左翼小说与文化伦理观的调整：从左翼到新左翼一 左翼文学思潮的文化观和伦理观二 左翼小说的伦理叙事和文化逻辑三 从左翼文学到延安文学传统的文化伦理嬗变四 新左翼文学思潮的文化困境五 底层小说的文化立场之苦难叙事六 底层小说的文化立场之温情叙事第三章 乡土小说的文化伦理变迁：从乡土到新乡土一 “故园小说”中的价值秩序重构二 中国现代抒情性乡土小说的自然伦理叙事三 新乡土小说的文化伦理双重性四 农民历史书写与文化伦理重建五 乡土中国的文化寓言与伦理反思六 新乡土小说中的第三类文化空间第四章 市民小说的文化伦理演进：从市民到新市民一 市民文化与日常伦理叙事二 市民小说的两大文化体系三 京味市民小说的当代转型四 关于当代市民小说的文化反思第五章 生态小说的文化伦理理想：从原乡到乌托邦一 现代作家笔下的人与自然二 新时期文学中的人与自然三 当代生态文学发展概述四 当代生态小说的文化立场与伦理诉求五 知识分子的自然与家园忧患第六章 宗教小说的文化伦理诉求：从此岸到彼岸一 百年中国小说中的宗教文化与世俗伦理二 现代小说中“家”与宗教的生死隐喻三 五四小说中的宗教伦理四 当代宗教题材小说的文化伦理反思第七章 成长小说中的文化伦理视角：从青春到后青春一 从被动成长到主动成长二 边缘青春与普遍时代三 海上风情与青春祭奠四 成长叙事与反成长叙事五 青春梦魇与生命沉思第八章 女性小说的文化伦理立场：从新女性到“新人类”一 五四女作家的双重文化身份二 现代女作家的文化立场和生命意识比较三 性别写作差异与作家文化立场的分殊四 新世纪女性文学的多元文化立场五 当代女性小说中的情感和心理开掘尾声 小说意味着什么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我们看到，被称之为新儒家代言人的杜维明，其文化立场显然是以传统儒家学说转换为核心的文化现代化之路，他所思考和阐发的儒学第三期发展以及传统文化的现代重建，不仅体现了民族文化认同，也带有民族文化重建的理想。杜维明对儒教中国和儒学思想二者的分野加以细化，指出前者是“以政治化的儒家伦理为主导思想的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及其在现代文化中各种曲折的表现”。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儒家传统是能够推动中华民族不断自我更新的重要动力和思想来源，是塑造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理想和内在信仰的价值渊源；也是培育中国农民那种坚韧强毅的性格和素质的精神财富。儒教中国是“政权化的儒家”，儒家思想则是“以人文理想转化政权的儒家”，二者“既不属于同一类型的历史现象，又不属于同一层次的价值系统”。后者代表了儒家之道的“自觉反省，主动地批判地创造人文价值”的真精神。近现代中国文化的悲惨命运是由儒教中国所导致的“文化全面政治化和政治过程的一体化”的必然恶果。因而，儒学的现代转化应是儒家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而批评者多半站在西方文化和自由主义立场，反对传统卷土重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界，坚持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也愈见可贵。尽管反思启蒙和反批评基本都在学理层面平心静气地讨论，我们还是感受到了文化立场上的尖锐分歧，无论是政治民主追求，还是文化理想建构，或者人的关怀，双方的切入点不同，选择的路径不一致，得出的结论也就难免大相径庭了。　　说到文化的现代转化，无论是林毓生的传统的“创造性转换”，还是李泽厚的“转换性创造”，其中都有转换的必然性，只不过一个是以转换为目标，一个以转换为手段。林毓生的立足点还在传统文化，只是换上了时代的新衣；李泽厚的立足点是现代中国，是旧瓶装上新酒。那么，儒家文化去除了其中的政治思想，保留其伦理思想，是否就可以实现这个转换了呢？在民间社会保留稳定健康的伦理追求，肯定是必要的，不过没有现代公民的自我管理和参与社会管理的公共理性，仅凭伦理理想就能维系民间社会的正常和有效运转吗？显然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