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中的女性主义声音

出版时间：2003-1  出版社：唐兵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3-01出版)  作者：唐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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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儿童文学中的女性主义声音》作者的目标是在深刻的体认、细致的分析、翔实的材料中呈现女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书中，A篇梳理女性与儿童共同的历史文化际遇；B篇描绘儿童文学中的女孩形象链；C篇考察儿童文学中的女性角色在群体中的位置；D篇讨论性别对于儿童文学叙事文本的作用。

书籍目录

引言A篇  源起1同行于历史深处2妇女与儿童的发现3女性写作和儿童文学B篇  声音1闺阁中的女孩——从陈衡哲到冰心、凌叔华的作品2家族以外的人——看萧红的作品3“假小子”与“小大人”——读刘真和呆向真的小说4青春之旗——析程玮、陈丹燕、秦文君作品中的少女形象5性意识的觉醒——读殷健灵的《纸人》C篇  关系D篇  叙述权威视点后记

章节摘录

书摘    在萧红的作品里，这种两极对立的关系还延续到家族以外的人，譬如萧红对有二伯、冯歪嘴子、小团圆媳妇等弱小者和受压迫者就表现出潜在的认同，事实上她把自己也当成了一个“家族以外的人”，父母的打骂使她自然地趋向这些更卑微无助的人，只有他们才是站在她一边的。还有小说《手》里所流露的对王亚明的同情，来自劳动者家庭的王亚明仿佛异己分子生活在本不属于她的地方，同学和校长的歧视，特别是她那双“铁手”：蓝的，黑的，又好像紫的，从指甲一直变色到手腕以上，使她备受欺凌，最终被排挤出了学校，小说写到王亚明离开的情景：    那被朝阳拖得苗长的影子，跳动着在人的前面先爬上了木栅门。从窗子看去，人也好像和影子一样轻浮，只能看到他们，而听不到关于他们的一点声音。    出了木栅门，他们就向着远方，向着弥漫着朝阳的方向走去。    雪地好像碎玻璃似的，越远，那闪光就越刚强。我一直看到那远处的雪地刺痛了我的眼睛。    幼年的萧红极其敏感，不仅对王亚明的遭遇，她对所有的不公正都极其敏感，有时她的反应是激烈的，譬如在《镀金的学说》里她把父亲比喻成“一只没有一点热气的鱼类，或者别的不具着感情的动物”，并且当面和他发生冲突，结果她在父亲的手掌下倒了下来，但待她爬起来的时候她并没有哭，她想父亲的尊严肯定“受了一大挫折”，以后或许要“加倍的尊严着才能压住子女吧”。祖父后来的死给了萧红致命的打击，她说：“我想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同情我的人了，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以后我必须不要家，到广大的人群中去，但我在玫瑰树下颤怵着，人群中没有我的祖父。”这里，不得不提到萧红在这些作品中塑造的“自我形象”，她总以第一人称进入叙述，与陈衡哲、冰心、凌叔华们不同的是她叙述的是自己的故事以及以自己的眼睛看到的别人的故事，而在这些带有自传色彩的故事里小女孩的心灵也经历着成长，她失去了祖父，看到了有二伯的下场和小团圆媳妇的死，懵懵懂懂中她理解着这个世界，又以自己的方式对抗着这个世界。萧红作品中的“自我形象”与陈衡哲、冰心、凌叔华笔下的女孩还有一个重要区别，即她不再是一个闺阁中的小姐，而是一个走向乡土、走向更广大的社会和人群中的女性。虽然她“颤怵着”人群中可能没有祖父，可能同样充满了冷酷和欺骗，但她还是义无返顾。在萧红的艺术世界里，已不再有庭院、书房和深深的闺阁，取而代之的是广袤的乡土和旷野的呼喊。“三月的原野已经绿了，像地衣那样绿，透出在这里、那里。郊原上的草，是必须转折了好几个弯儿才能钻出地面的，草儿头上还顶着那胀破了种粒的壳，发出一寸多高的芽子，欣幸地钻出了土皮。……蒲公英发芽了，羊咩咩地叫，乌鸦绕着杨树林子飞。天气一天暖似一天，日子一寸一寸的都有意思。”(《小城三月》)那蓝悠悠高远的天、撒欢儿的风、后花园红红绿绿的瓜果、被严寒冻得裂了口子的大地，以及呼兰河春的昂然、夏的色彩、秋的荒凉、冬的凛冽，都给人扑面而来的乡野气息。这一番风景在“闺秀派的作家”那里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的，萧红从来不属于闺阁，家庭也早抛在脑后，相较而言她的思维和视野更显得大气而充满了勇者的魄力。    最后不得不承认，萧红作品大多不是为孩子写的，或者说萧红还没有自觉的儿童文学创作意识，即便如《孩子的讲演》和《手》这样直接以孩子为主角的作品其目标读者也不是儿童，但她所采用的童年视角却与儿童文学有渊源的关系，从这方面切人萧红研究也许会带来些新鲜的话题。我感兴趣的重点还在萧红的“自我形象”，从她回忆性的散文和小说里萧红幼年的“自我形象”日益丰满，这正是我所寻找的形象链中的一环。从陈衡哲、冰心、凌叔华到萧红，女孩们已经走出了家庭，走向了广大的社会和人群，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她感受到了自己，并且勇敢地准备承担未来，萧红就抱着对温暖与爱的永久的憧憬和追求投入了时代的洪流中，那不留退路的决绝又一次证明了她的勇毅。    3  “假小子”与“小大人”    ——读刘真和杲向真的小说    当现在的我读到刘真和呆向真的作品，重拾她们笔下的那段历史，不知为什么，心头涌起的是别一番滋味，或许是那激情的岁月，或许是那英雄主义的精神，令我震撼向往，在今天这个忙忙碌碌而精神日益琐碎和平庸化的世界，我找不到我精神的故乡，而在她们的作品里我好像又重温了一种宗教般的东西，神圣而不可亵渎!    刘真和杲向真的创作基本上集中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正是中国儿童文学迎来的第一个黄金期。这个黄金期的产生直接仰赖于党和政府的扶植，朱自强说过一句颇有深意的话：“在社会主义国家，儿童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尤其需要得到政府的重视和大力支持。”这句话一直被历史验证着，在儿童文学主体建构的过程中类似于50年代的环境氛围实不多见，虽然行政命令本身与文学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相左，但它确实在特定的年代特定的条件下提高了儿童文学的社会地位和文学地位，极大地调动了有志于儿童文学的作家们的积极性。当时有两件值得记取的大事，一是1950年政府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大会，担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的郭沫若发表了题为《为小朋友写作》的讲话，呼吁作家们和少年儿童工作者多多创作以少年儿童为对象的文学艺术作品。另一件是1954年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举办了建国四年来(1949—1953)儿童文学艺术创作评奖。值得注意的是，刘真的处女作《好大娘》获得了三等奖。紧接着：1955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社论，指出了目前少年儿童读物奇缺的状况，改变这种状况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它还批评以往对儿童文学创作的忽视，要求各部门加强对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领导，这其实代表着党和国家的态度和对出版少年儿童读物工作的具体指示。环境有时能催生出巨大的能量，特别是当其本身已经有了初步的积累，儿童文学进行到50年代于是进发出耀眼的光芒。    浦漫汀在《中国儿童文学大系叫、说卷》的“导言”里描述这一黄金期的创作时，着重点评的女作家除了冰心以外只有两位，一位是杲向真，一位就是刘真，二人的创作无形中代表了当时儿童文学的两大类型。浦漫汀简练地概括道：“呆向真的小说多取材新中国的少年儿童生活，着重表现了党和人民对新一代的关怀、爱护以及孩子本身的成长、进步。笔触细腻，基调乐观，具有较强的时代色彩。……刘真的作品多以抗日民主根据地为背景，以第一人称——‘我’的所见表现小八路的思想品德和他们在战斗中的成长。所涉及的题材多为作者的亲身经历，客观的、内在的体验都较为深刻，写来亲切、真实，字里行间流贯着感人的深情。”如果说刘真写出了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成长的儿童，那么呆向真则描绘出了生长在红旗下的新中国儿童的生活。    按照所表现内容的时间先后，我们不妨先看看刘真的作品，它们连缀起了这样几个关键词汇：女性——战争——儿童，第一次将女孩的形象与炮火和流血牺牲的革命结合了起来。战争向来是属于男人的，在这片男人的世界里，女人，更确切地说女孩的位置在哪里呢?……

媒体关注与评论

引言在我进入。／L童文学批评领域之初，我的目光就不自觉地投  向了女性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她们对儿童生活的描摹和对儿  童心灵的抒写深深吸引着我。作为女性，我总是在这些作品里寻  找共鸣，寻找能唤起激情和感动的东西，那种女性的生命经验，那种仿佛先天的敏感、自省，那种仅仅属于女性的身体与情感的  语言，常常勾起我内心的波澜和对自己生活的回忆。在我和她们之间显然存在着一条纽带：女性对女性的相知相惜，女性对女性的本能卫护。    当然文本的丰富是吸引我的先在条件，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女性的“缺席”和“缄默”就已成历史陈迹，随着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发端以及它后来时而勇往直前时而犹疑徘徊地行进，女性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也走过了风风雨雨的不同时代，留下了或清晰或朦胧的足迹。特别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作家的群体涌现和富于个性的表达更成为儿童文学视阈中不可忽视的部分。这些文本不断地量上的累积和质上的扩容都给阐释者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的兴趣在于引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方法来考察这一性别群体的创作，考察它们在不同“时态”中的演进轨迹，在不同“时态”下的审美倾向。    理论上的启发则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一个是儿童文学本身的理论。西方女权主义近年来颇为引人注目，它在文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等领域里的运用，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从妇女的角度看问题，世界的面貌会大不相同。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女权主义理论著作《第二性》，这部1949年出版的书在80年代的中国一经出现，就在中国女性文化与女性文学研究者中卷起了一股对女性生存状态进行整体反思的旋风。以波伏娃为代表的妇女学研究认为。女性作为第二性，不是天生的，是后天的社会规范出来的—这一理论无疑给正处于思想解放大环境巾的中国女性文化和女性文学研究者提供了一种重新审视世界的方法和角度，中国现当代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在20世纪80年代后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但大部分的批评实践都发生在成人文学领域，这不得不涉及成人文学和儿童文学的区别。可以说，成人文学的创作主体和表现对象是统一的，女性作家书写的就是她们自个儿的生活和命运，主体意识能最直接地反映在创作中。而儿童文学的创作主体和表现对象是分立的，一面是成人，一面是儿童，仿佛人生的两极。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往往还为了建构起独立的儿童王国而有意识地划清儿童与成人的界限，强调儿童自身的价值观、生命需求和审美意识。的确，儿童文学有其本身的特殊性和质的规定性，这在前辈学者为其主体建构所做的艰苦卓越的努力中就可看到，因此，成人的那套体系并不能简单地移植。我要做的是寻找一个结合点，女性主义与儿童文学之间的结合点，也就是如何运用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来具体分析儿童文学的文本，它的方式和方法是怎样的。近来，对美国儿童文学批评家罗伯塔·塞林格·特瑞兹(Roberta  Seelinger  Trites)的《惊醒睡美人——儿童小说中的女性主义声音》(WakingSleeping Beaut~  Feminist Voices in Children’3 Novels，1997 by the University of lowa Press)和英国儿童文学研究者谢利·隔靳特和未迪·西蒙斯(Foster，Shirley&Judy Simons)的《凯蒂读到了什么——从女性主义角度重读女孩故事中的经典》…………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这本书是目前儿童文学界唯一一本从女性主义角度进行作品批评和梳理的论著，有兴趣研究者不妨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