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夫当国

出版时间：2006-10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作者：陶菊隐  页数：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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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写史不负丹青 雷 颐 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 篇中，有“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 ”之语，足见他对史学中“寓论断于序事”之能力的评价之高。当代史学大家白寿彝先生对此论格外钦佩，于1961年发表了《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一文。1980年，时近20年后他又着意将此文重新发表，并发表谈话，提请史学界同仁注意此问题。由此，足见他对此文、此论的重视。或是有感于今天历史叙述干瘪无文，史学家似乎已经不会“讲故事”，往往将丰富多彩、生动无比的历史简化成几个抽象枯燥的“公式”，所以白先生在谈话中提出：“ 今天，我们史学界，应该在这方面向司马迁学习，要使我们的作品能吸引人，能让人爱看，才能发生更大的效果。一般读者反映，说我们的历史书，写得干巴巴的，人家不爱看。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意见，改变我们的文风。尽管做起来很困难，但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 陶菊隐先生近半个世纪前写就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以下简称《史话》)，便是非常难得的“寓论断于序事”、“能让人爱看”的佳作。从1912年初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到1928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 ”，这17年里中华大地兵连祸结，战火连天。特别是袁世凯死后，更是出现 “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分裂局面，指不胜屈的大小军阀各自为政，彼此征伐，战事一日未绝；军阆、政客纵横捭阖，耍尽阴谋诡计。在这17年中，仅“ 北京政府”即如走马灯般更换了13任总统，46届内阁，而其他“地方”军阀政权的更替则难以胜数。这段历史本身的残忍、荒诞和令人惊心动魄的程度，恐超出人们的想像。所以无需任何虚构，仅如实将这段历史作全景性扫描，读来即令人时时紧张、悚惧无任。然而，若无如椽巨笔，休想不假任何虚构即将这一段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的历史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头头是道。而陶先生这140余万字的《史话》，却就是不假任何虚构便把上至袁世凯朝鲜发迹、下至张学良东北易帜这段长达33年经纬万端、云谲波诡的历史说得清楚明白。对史实，陶氏极为认真，所用素材皆有所本，且大都经过自己的一番考证；毫不“戏说”却通俗生动，确当得起“目光如炬的史学家” (曹聚仁语)之称。然而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的是，陶先生其实只有中学学历，并未受过正规的史学训练。陶先生原籍湖南长沙，出生于1898年，中学尚未读完，就于 1912年进入长沙《女权日报》当编辑，年方14即步入新闻界，开始了30年的 “报人”生涯。不久，就任《湖南民报》编辑，撰写时事述评；稍后辞职接办《湖南新报》，任总编辑。同时，他还为上海一些大报撰写湖南通讯。19 19年，他以湖南报界联合会代表资格，参加湖南的“驱张(敬尧)运动”。由于对湖南政情报道出色，1920年他受聘为上海《新闻报》驻湘特约通讯员，撰写长沙特约通讯。1927年任《武汉民报》代理总编辑兼上海《新闻报》驻汉口记者；其间还为著名的《申报》、天津《大公报》撰写通讯。1928年他曾担任《新闻报》战地记者，随国民军报道“二次北伐”，冒枪林弹雨发回大量战地消息，亲身经历了日本侵略者制造的“济南惨案”。这些对军阀混战时事新闻的迅速、准确报道和深入的述评分析，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与天津《大公报》的张季鸾并称为当时中国报界“双杰”。从30年代起，他又先后在南京、上海办报。由于国民党的新闻管制日紧，他从写“新闻”转为以写北洋时期“旧闻”为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宣传抗战，曾受蒋介石单独召见。长期的政治、军事报道养成了他对时局犀利的眼光和深刻的分析、判断能力，所以他对国内抗战尤其是国际形势的看法深为蒋赏识，曾想将他安排重用，但陶的好友蒋百里认为他回到上海新闻界作用更大，便代其婉拒。于是蒋要陈布雷转嘱他回沪后将对时局的看法、形势的分析随时写成书面材料，设法转交。由于他在上海“孤岛”时期不顾日伪百般威胁利诱，坚持抗战，所以几次受到迫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孤岛”沦陷，他不得不退出新闻界，过着“隐居”生活，专注文史研究和写作。1949 年后，他曾任上海文史馆副馆长，以他的复杂经历，在“文革”中自然遭到残酷迫害。“文革”结束，他终获平反，又重新握管疾书，于：1989年病逝。陶氏1912年步入新闻界时，正是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来史界所称“北洋军阀时期”的开始。湖南当时政治活跃，各种矛盾尖锐异常，是各路军阀必争之地，同时又是后来北伐军师出广东的首攻之处。可以说，陶先生是以报道“北洋军阀”起家的，是这段历史的直接目击者。他与各路军阀和北伐军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有相当密切的交往，对他们作过周密细致的采访，参与过许多重要会议报道，不仅对“台前”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而且对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轶事也知之甚详。他巧妙周旋于不同派系的军阀、政客间，获得他人难以得到的消息，却又不失独立报人的原则，客观、如实向公众报道新闻。许多被军阀当局列为“禁区”的独家“政情内幕”，如实报道则无异于引火焚身，但如果避而不写就是对报馆和读者的不负责，他总能想方设法既将消息发出，又保证自己的安全，至为不易。长期的报人生涯使他特别注重资料搜集、整理、积累，许多当事人给他提供了珍贵的史料，经过日积月累，建立了自己的“小资料库”。对北洋时期史实的稔熟和资料的丰富，使他从30年代起由新闻向文史研究、写作的转向如同轻车熟路。其中，《筹安会六君子传》、《督军团传》、《吴佩孚将军传》均与“北洋军阀”有密切关系。1959年，最终出齐了这部《史话》。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所以有人曾形象地说“新闻是历史的初稿 ”，陶菊隐先生不愧是将“新闻”化作“历史”的高手。历史在他的笔下娓娓道来，决无“戏说”却又引人入胜，恢复了史家“说事”的能力。而当今 “戏说”的繁盛，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史学界“讲故事”能力匮乏的惩罚。其实，历史不必戏说即能扣人心弦，端看史家本事如何了。2006年春末于北京东厂胡同

内容概要

　　《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895-1928）（全5册）》民国初年大牌记者陶隐亲身见闻，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7年统治，13位总统，46届内阁。存新闻之鲜活与生动，取史书之求实与大气。遍地枭雄，波诡云谲。战争、政变、暗杀、政争、学潮、工潮，什么事都在姓共和制、总统制、联邦制、君主立宪制、责任内阁制，样样都试过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漫长而曲折。王学泰、吴思、张鸣、雷颐、李亚平、刘苏里联袂推荐。从晚清帝国崩溃到民国政府重新统一中国由帝制走向“共和”的转型史，贯通中国古今历史的关键环节，理解近现代中国政治的一把钥匙。对今天来说，民国史也许是中历史当中特别值得关注的一段，而1912年到1928的这一段尤为重中之重。至今我们也还不能完全弄清楚，读明白。后来人回头望去，许多现象还难以理解：军阀多是“有枪就是草头王”的粗人，可有时他们在法律程序面前也会心怯和低头；那时够得上知识分子这个称号的也许就是十几万、至多几十万人吧，而其政治影响力、其社会示范效应，却可以是空前绝后。王学泰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陶菊隐先生的著作，带我走进军阀史的研究。先生是民国时期屈指可数的名记者，笔下的人物，他采访过；记录的事件，他看着发生；他的史话，有浓烈的现场感。这种现现场感，借先生生动的文笔，对每个读它的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 张鸣 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　　陶先生这部130余万字的《史话》，不假任何虚构便把上至袁世凯朝鲜发迹，下至张学良东北易帜这段长达33年经纬万端，云谲波诡的历史说得清楚明白。毫不“戏说”却通俗生动，确当得起“目光如炬的史学家”（曹聚仁语）之称。可以说，陶先生是以报道“北洋军阀”起家的，他不仅对“台前”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对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轶事也知之甚详。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如果想要了解20世纪初的风云变幻，想要了解民国初期的成绩与失败，想要了解现在从何而来，而又想要不被误导的话，你就应该认真地读这一部书。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作者　　专制帝国如何垮台？宪政如何建立？又如何瓦解？各种写入宪法的权力博弈规则如何演变为暴力争斗？这《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895-1928）（全5册）》里都有活生生的演示。《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895-1928）（全5册）》确实在描述历史，但它对我们的启示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吴思 学者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北洋军阀”这一段自有其非同凡响和意味深长之处。史家论晚清，常绕不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语，而《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895-1928）（全5册）》所记的这一段，可以说正是这“大变局”的高潮一节，它是帝制的终结和“共和”的开始，古老中国从漫长的帝制中挣扎出来，摸索着向“共和”奔去，其意义重大，其影响深远，后来的观察者看得越来越明白；这一时期也正是革故鼎新之际，宪法、国会等出现，现代警察制建立，新式学校普及，新闻舆论形成，等等，许多制度直接启发着后来的历史。

作者简介

陶菊隐（1898～1989）湖南长沙人。就读长沙明德中学。民国元年（1912年）一度担任长沙《女权日报》编辑，次年起为上海《时报》“余兴”栏撰稿，同时还为上海各大报撰写地方通讯。民国5年（1916年）一度任《湖南民报》编辑，撰写时事述评；不久辞职接办《湖南新报》，任总编辑。民国7年（1918年）参加《湖南日报》编辑工作。民国8年（1919年）以湖南报界联合会代表资格，参加湖南人民的驱张（敬尧）运动。民国30年（1941年）后退出《新闻报》，除为京、沪大报撰稿外，以主要精力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上海文史馆副馆长。著有《菊隐丛谈》、《孤岛见闻》、《袁世凯演义》、《蒋百里先生传》、《筹安会六君子传》、《北泮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记者生活三十年》等。

书籍目录

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895-1928) 壹出版前言写史不负丹青父亲陶菊隐与《史话》绪言第一部 前传 1895～1911 袁世凯的发展史和风雨飘摇的清政府第一章 袁世凯在朝鲜的十二年第二章 小站练兵第三章 高处不胜寒第四章 放逐袁世凯第五章 辛亥革命风云第二部 袁世凯时代 1912～1916第六章 袁世凯重登政治舞台第七章 孙中山当选临时总统第八章 清王朝的终结第九章 “四巨头”的政治表现第十章 “总统杀人，伟人造反”第十一章 国民党“二次革命”第十二章 孙黄分家真相第十三章 袁世凯“君临天下”第十四章 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第十五章 天坛祀天第十六章 “二十一条”漩涡中的政府第十七章 北洋内讧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895-1928) 贰第十八章 两种帝制路线第十九章 杨度的“新朝宰相”梦第二十章 总统变皇帝第二十一章 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第二十二章 洪宪短命王朝第二十三章 树倒猢狲散第二十四章 袁世凯之死第三部 群魔乱舞 1916～1920第二十五章 段内阁上台第二十六章 地方割据之势形成第二十七章 第一次府院之争第二十八章 北京政府宣布对德绝交第二十九章 督军团参与府院之争第三十章 黎元洪引狼入室……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895-1928) 叁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895-1928) 肆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895-1928) 伍

章节摘录

书摘　　在袁世凯宣布帝制后刚刚半个月的时间，1915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护国战事由此发生。　　最使袁感到困扰的是，他身边没有一个大将替他主持征滇军事。他实在太忙了，既要管外交，又要管内政，既要做中华民国大总统，又要做中华帝国大皇帝。因此，他不得不把打入冷宫的段祺瑞请出来替他分劳，把他所最讨厌的徐树铮提拔为将军府事务厅厅长，借以讨好段,但段假口“宿疾未愈”不肯出来。这与1911年清政府起用袁南下督师，而他以“足疾未痊”拒不受命的故事，几乎完全是一样的。　　其次，他又想到冯国璋，想把冯调到北京来，以参谋总长兼任征滇军总司令。冯也装起病来，拒绝北上。袁派蒋雁行以探病为由于2月13日到南京。冯实在没有病，他抓了蒋雁行的手痛哭流涕地说：“我跟随总统一辈子，总统要如何便如何，怎么总统不把我当作自己人了!”袁接到蒋的密报，知道冯所患的是一种政治病，便又走马灯似地派阮忠枢、荫昌、田中玉到南京来疏通，暗中却指使蒋雁行勾引江宁镇守使王廷祯就近篡冯的位，又想电召冯到北京，解除他的督理江苏军务一职。但因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打来密电请勿调动冯，便又不敢下手。1911年，袁在表面上拥护清政府，暗中却与革命军秘密接洽和议。此时冯一面竭力表明他是“总统的自己人”，暗中也与北洋派军人及南方反袁派进行勾搭，这些两面派手法都是从袁这里学来的。　　最后，袁又想借重黎元洪再一次充当他的工具，以副元帅名义统率征滇军进攻云南。但是今天的黎已不是1913年的黎了，既不肯做有名无实的副总统，又不肯受封为亲王，袁就没有方法摆布他了。　　因此，袁不得不在新华宫丰泽园组织“征滇临时军务处”，自己出面来主持对滇军事。　　关于调兵攻打云南的问题，除了调动第一批曹锟等所统率的部队外，袁还在竭其全力地抽调第二批，他的打算是兵调得越多越好，平定云南的日期越早越好。这是由于他一方面迫不及待地想登上皇帝的宝座，另一方面还要防止外交界又起风波。在此时期，北洋军阀纷纷向他请缨南下作战，但这些将军们并不是真心要去攻打护国军，而是借题要饷要械，有的要求增募军队。不要说袁在财政上已经弄得罗掘俱穷，即使有力量满足他们的要求，而他们骗得饷械到手，也必然不肯出马，这些情况袁看得极其清楚。他估计可以调动的第二批征滇军有张勋的定武军、倪嗣冲的安武军、第五师张树元部、第二十七师张作霖部。他派阮忠枢到徐州游说张勋抽调10营加入征滇军，张勋假口徐州防务非常吃紧，碍难分出兵力。袁碰了这个钉子，对张勋不能无所怀疑，就派马龙标以帮办军务的名义到徐州，用以监视张勋，张勋公然拒不接受。北洋派相传有这样一件故事。一天，张勋和冯国璋在南京碰了头。张勋多喝了几杯老酒，忽然情不自禁地向冯说：“老头子打了一个密电来，叫我监视你的行动。”冯听了并不感到惊异，也从身边拿出一个电报给张看，并且说：“我也接到老头子的电报，叫我监视你的行动。”这件故事说明袁疑人之深，在派员监视之外又采取了一种互相监视的办法。真是花样翻新，无奇不有。　　袁经常感觉到他的周围没有一个不可疑的人。自从帝制活动公开以来，特别在云南独立以后，他既要防党人，又要防外国人，既要防敌人，又要防部下，同时还要防非友非敌的另一类型的人物。他调遣第一批北洋军开往前方作战，已经竭了九牛二虎之力，第二批征滇军竟然组织不起来。北洋军有这样多的兵力，他竟无可调之兵。不能抽调还在其次，还要用尽种种心机防范他们“造反”，还要派员疏通他们。这样的皇帝做起来真是活受罪。　　此外，财政困难也是使他感到狼狈的一件事情。帝制经费规定为6000万元，其中筹备大典用去2000万，登极犒军用去1000万，收买国民代表、投机政客、运动报馆共用去3000万。他的财政来源不外乎增税、举办内国公债、借外债几种，甚至全国人民节食缩衣、铢积寸累的救国储金也都被他挪用一空。他借重梁“财神”向美国资本家借款，在借款未成立前，梁士诒滥发中国、交通两行钞票以应军事急需，造成了两行信用破产与通货膨胀的严重危机。节流方面，袁政府只能向无权无勇的文职人员开刀，由于裁员减薪，造成了一批又一批的断炊灾官和失业政客。另一方面，袁又滥用金钱和名位鼓励前方军人替他打天下，有功的人男爵加封子爵，少将晋级中将，旅长提升师长，或者“赏食双俸”，任凭他们在各种奖励办法中选择其一。这又使袁政府在财政方面无法克服的矛盾，更加无法克服了。　　自从云南独立以来，他命军政执法处派出大批侦探密布车站附近，制止各级官吏离职出京。官吏请假者须有三人以上的连环保结。对简任职以上的人员，派有军警随身保护，而事实上却是仿照清朝末年监视王公大臣的办法，防止他们逃亡出京。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本书曾由三联书店分别于1959年、1983年出版过，书名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坊间殊不易得。据说当年有两种评论意见，一是曹聚仁先生的，说作者是目光如炬的史家；一是史学行里的，认为评论失之偏颇。现在看来，于后者，陶先生碍于时情，有无可奈何的一面；于前者，无法苟同。那个时代，根本没有产生目光如炬史家之可能，陶先生当不例外。                                                                     刘苏里                                                                ——中华读书报    民国初年大牌记者陶隐亲身见闻，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17年统治，13位总统，46届内阁。    存新闻之鲜活与生动，取史书之求实与大气。    遍地枭雄，波诡云谲。    战争、政变、暗杀、政争、学潮、工潮，什么事都在姓共和制、总统制、联邦制、君主立宪制、责任内阁制，样样都试过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漫长而曲折。    王学泰、吴思、张鸣、雷颐、李亚平、刘苏里。    从晚清帝国崩溃到民国政府重新统一中国由帝制走向“共和”的转型史，贯通中国古今历史的关键环节，理解近现代中国政治的一把钥匙。    对今天来说，民国史也许是中历史当中特别值得关注的一段，而1912年到1928的这一段尤为重中之重。至今我们也还不能完全弄清楚，读明白。后来人回头望去，许多现象还难以理解：军阀多是“有枪就是草头王”的粗人，可有时他们在法律程序面前也会心怯和低头；那时够得上知识分子这个称号的也许就是十几万、至多几十万人吧，而其政治影响力、其社会示范效应，却可以是空前绝后。                       王学泰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陶菊隐先生的著作，带我走进军阀史的研究。先生是民国时期屈指可数的名记者，笔下的人物，他采访过；记录的事件，他看着发生；他的史话，有浓烈的现场感。这种现现场感，借先生生动的文笔，对每个读它的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  张鸣  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    陶先生这部130余万字的《史话》，不假任何虚构便把上至袁世凯朝鲜发迹，下至张学良东北易帜这段长达33年经纬万端，云谲波诡的历史说得清楚明白。毫不“戏说”却通俗生动，确当得起“目光如炬的史学家”（曹聚仁语）之称。可以说，陶先生是以报道“北洋军阀”起家的，他不仅对“台前”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对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轶事也知之甚详。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如果想要了解20世纪初的风云变幻，想要了解民国初期的成绩与失败，想要了解现在从何而来，而又想要不被误导的话，你就应该认真地读这一部书。                     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作者    专制帝国如何垮台？宪政如何建立？又如何瓦解？各种写入宪法的权力博弈规则如何演变为暴力争斗？这本书里都有活生生的演示。本书确实在描述历史，但它对我们的启示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吴思 学者

编辑推荐

《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895-1928)(全5册)名以"史话"，存新闻之鲜活与生动，取史书之求真与大气，以140余万字的篇幅，勾勒了上自袁世凯朝鲜发迹，下至张学良东北易帜，前后前后33年的一段历史。作者行文收发自如，轻松地刻画出了一大批军阀与政客的群体雕像，揭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隐闻秘事，军头武夫里穿插着舞文弄墨的冷幽默，阴谋算计里隐藏着颠扑不破的人性。虽不假以文学性的虚构，也已惊心动魄；虽然写的是过去的事，读来却活灵活现，如在今日。

用户评论 (总计98条)

•   可以批判选择的读，把应景之辞屏蔽掉，可能会接近原稿，更加耐读。纰漏诚然不少，野史自有意义。
•   正版书，很喜欢，发货快
•   很经典的一套书.
•   中肯的讲，还不错了，百万字，看了3遍，可以拿来当历史故事读，很生动。
•   想要了解北洋军阀的历史，这套书是个不错的选择。
•   遣词造句上不是很让人喜欢，不过可以对整个北洋政府的脉络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作者功底还是深厚的，指示受了大时代的影响吧
•   北洋的历史，太好了！
•   其实北洋军阀时期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形成时期，如果这个时期再长一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要更容易实现。可惜这个时期被更早地打断了。以致遗害至今。
•   最后一本的封面破损了!其它还好!
•   有许多令人扫兴的政治正确时代的东西但客观来说，史料很丰富个人感觉值得保存但不值得珍藏欣赏打对折还是太贵了...等4折入手....
•   在武夫当国的混乱时代，是无能为力的时代，社会的体制和模式都在艰苦的寻找当中。那是混乱不是个人的主观，是历史的进程。也是寻找的必然阶段，犹如一个人的成长。本文涉及的名字过广，对历史没有研究的感觉索味。作者的文笔一般，真正是新闻工作者的平实手法。也不妄加评论。
•   这本书里面写的很清楚，大头开始把枪对准武汉那群人，然后见势头不对经过谈判又把枪对准老东家了。又袁选总统的时候出损招，最后称帝的时候，连手下人都反对他了，那群手下在他死后又开始窝里斗，怪谁？网文党里出来的北洋粉们不要看到名字都以为赞袁的。还有这本书作者当年经历过那段岁月，而且没参加过任何XX当，别又拿出有色眼镜看人家。而且你可以配合着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民... 阅读更多
•   在中国，谁当国不是武夫？以德服人吗？？？军阀当年不爱国吗？抗战他们含糊过没有？？？
•   书还是比较满意
•   不错 哈
•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后, 经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和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保荐, 14日摄政王载沣发布上谕, 任命被罢官后定居在河南彰德(今安阳市)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 督办剿抚事宜; 所有该省军队及各路援军, 均归其节制调遣; 陆军大臣荫昌和海军巡洋、长江联合舰队统制萨镇冰所带之水陆各军, 亦得会同调遣。并命其力顾大局, 不要推辞。但袁世凯并未立即出山, 于是出现了徐世昌密赴彰德会见袁世凯之说。此事关系到袁世凯是否愿意出山和是否提出重大政见等问题, 似有讨论清楚的必要。
  　　
  　　徐世昌密赴彰德会见袁世凯之说最初出自何人, 笔者没有查考, 见到较早持此说的学者为李剑农和陶菊隐两位先生。李先生写道: “徐世昌见他不出, 便微服出京亲往劝驾。及清廷再三催促,袁便以徐世昌和奕劻为介, 提出六个重要的条件来, 非清廷悉行允诺, 决不出山。其条件如下: 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与于此次事变的人。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与以十分充足的军费。”“载沣不接受, 他总不出山。”“直到九月初六日——那时湖南、陕西、九江, 已响应革命军, 载沣更慌乱了—— 才下谕授袁为钦差大臣,节制各军, 以冯国璋统第一军, 段祺瑞统第二军, 召荫昌回京。这就是表示接受他六条件中的第五项, 算是载沣对袁第二步的降服。但是对于其他的条件, 尚无表示, 袁世凯也尚未出山。恰好在授袁为钦差大臣的一天, 资政院的立宪党人提出四条上奏案来: 一、取消亲贵内阁。二、宪法须由人民代表协赞。三、赦免国事犯。四、即开国会。本案由院可决后, 即行上奏。这好像是立宪党和袁世凯合演的双簧戏。”（1）
  　　
  　　在陶先生的笔下, 此事变得更具体而活灵活现了: “他(指奕劻)明明知道是袁的授意叫他出面来保荐的, 现在目的达到了, 为什么又是要装腔作势地不肯受命呢? 因此, 他叫徐世昌于十月二十日(八月二十九日)秘密到彰德去摸袁的底子。徐到彰德与袁进行了一度密谈, 就很快地跑回北京来, 装做很生气的样子回报奕劻说: ‘真是不成话, 他还提出了一些就职的条件……’奕劻问他提出那（哪）些条件时, 他又支支吾吾地不肯说出来。直到盘问得紧, 才吞吞吐吐地说出了如下的六个条件: 一、明年召开国会; 二、组织责任内阁; 三、开放党禁; 四、宽容武汉起事人物; 五、授以指挥前方军事的全权; 六、保证饷糈的充分供给。这是袁、徐串通一气地演出来的一幕双簧戏。”（2）
  　　
  　　两位先生说法相同的地方是徐世昌前往彰德和袁世凯所提出山六个条件, 区别在于李先生说是徐世昌主动赴彰德, 但未指明时间, 陶先生则说徐世昌赴彰德是奉奕劻之命, 时间在10月20日(农历八月二十九日)。此后, 徐世昌密赴彰德会见袁世凯之说几乎成为近代史学界的“共识”。
  　　
  　　笔者开始研究袁世凯时也曾相信此说, 后来逐渐产生怀疑, 现在更觉难以成立。兹将拙见略述于下, 敬请方家指正。
  　　
  　　第一, 袁世凯被任命湖广总督之后即提出出山条件, 既非同徐世昌密商, 亦非论者所说的六个条件。
  　　
  　　10月14日载沣拟好任命袁世凯的上谕后, 召见了度支部大臣载泽。旋载泽出来向奕劻宣告载沣之命曰: “‘使朝臣中与项城(指袁世凯)习者赍诏前往, 促之速来, 善为我辞焉, 勿介意于旧事也。’遂令阮忠枢往彰德。”（3）
  　　
  　　当天, 内阁参议阮忠枢抵达彰德, 将上谕和奕劻的亲笔信交给袁世凯, 传达了载沣要其“速来”、“勿介意于旧事”的意思。同来者还有内阁统计局局长杨度。其时王锡彤正在袁府, 他与杨度均劝袁世凯不要应命, 袁世凯长子袁克定亦然。袁世凯不悦, 说: “余不能为革命党, 余子孙亦不愿其为革命党。”（4）
  　　
  　　10月16日, 袁世凯上谢恩折说: “旧患足疾, 迄今尚未大愈, 去冬又牵及左臂, 时作剧痛。”“近自交秋骤寒, 又发痰喘作烧旧症, 益以头眩心悸, 思虑恍惚。”“已延医速加调治, 一面筹备布置, 一俟稍可支持, 即当力疾就道。”（5）表示不能马上受命, 病好即可出山。在致奕劻和徐世昌函中亦有同样的表示, 这当然不是他的真实想法, 因为他的身体颇为健康。
  　　
  　　其真实想法是什么呢? 他在16日致奕劻函中写道: “病中昏瞀, 不能尽言, 余属阮(忠枢)参议详达。所在应行筹办各事, 另具函牍, 呈候训示祗遵。”（6） 17日在复徐世昌函中写道: “承荐王总兵汝贤等四员, 均系可用之才, 弟所素知, 惟暂尚无事可办, 拟俟各节议妥定去, 再电招来此, 以副雅意。”（7）两函所说“应行筹办各事”和“拟俟各节议妥定去”何所指呢? 18日他在复直隶提法使张镇芳函中写得很清楚, 这就是他“开具”的、让阮忠枢回京面呈奕劻的“节略八条”, 即其出山条件。该函写道: “此次变起仓猝, 武汉已失, 承泽(指奕劻) 手书交斗瞻(阮忠枢字)送彰, 传述当扆(指载沣)语, 意极恳挚。兄断不能辞, 昨已具折谢恩, 惟沥陈病状之急切, 恐难就道, 并须一面妥筹布置等语。另又开具节略八条, 大意谓无兵无饷, 赤手空拳, 何能办事, 拟就直隶续备、后备军调集万余人, 编练二十四五营, 带往湖北, 以备剿抚之用。又拟请度支部先筹拨三四百万金, 备作军饷及各项急需; 并请军谘府、陆军部不可绳经文法, 遥为牵制等语。此项节略已交斗瞻带京, 面呈承泽。如各事照办, 兄自当力疾一行。前夕午楼(荫昌字)过彰晤谈, 兴致颇为踊跃, 北路去军皆由伊统辖, 兄仅有会同调遣之权, 恐多推诿; 鄂军全变, 各路援军极少, 非自成一军, 不足济事。”（8）
  　　
  　　这些想法, 袁世凯也向冯国璋和张人骏讲过。18日他复函冯国璋说: “必须稍事调理, 方可就道。鄂军全变, 各路援军极少, 兄纵前往, 无兵节制, 赤手空拳, 用何剿抚? 至北去各军, 均归荫帅(荫昌)统辖, 兄仅有会同调遣之权, 执事自应禀承荫帅办理一切(冯国璋此时已受命统领援鄂第二军, 归荫昌指挥)。兄现拟请增调北洋续备军, 编练应用, 倘蒙部允, 即须力疾督饬迅速成营。彼时武汉果已光复, 分防地面, 亦必不可少之预备。”（9）在致张人骏电中说: “俟调理可支, 方能就道。鄂兵全变, 各路零星援兵绝少, 急切难到。部军皆有专帅, 讵易会调。凯现赴鄂, 无地驻足, 亦无兵节制, 用何剿抚? 现商阁(内阁)拟请增直省续备万人, 编营统往协剿, 未知能否得请? ”（10）
  　　
  　　从上述函电可知, 袁世凯向内阁开出的出山条件主要是: 从续备、后备军调集万余人, 以备剿抚之用; 先筹拨三四百万金, 备作军饷及各项急需; 请军谘府、陆军部不要遥为牵制等。“如各事照办”, 他“自当力疾一行”, 言下之意, 办不到就不出山。对他来说, 提出这些条件是绝对必要的。载沣要他到湖北剿抚革命党人, 而剿抚必须有起码的本钱, 即掌握一定数量的军队, 否则便是空谈。可是湖北的军队“全变”,“各路援军极少”, 没有军队, 正如他所说, “赤手空拳, 用何剿抚”? 所以他首先要求调集万余士兵, 供自己指挥。有军队必须有军饷, 不然士兵不会卖命, 故又要求拨付三四百万两。军队作战, 要视战场实际情形, 由指挥官随机应变, 方能取胜, 他要求军谘府、陆军部不要遥为牵制, 也不为过分。
  　　
  　　从上述函电亦可知, 论者所云袁世凯同徐世昌密商提出的第五项条件“须与以十分充足的军费”, 袁世凯在“节略”中已经讲明; 第六项条件“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节略”中虽未提出, 但业已对冯国璋、张镇芳和张人骏表明没有指挥全权的担心; 而此时的徐世昌尚在北京。论者所云袁世凯提出的明年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开放党禁、宽容武汉起事人物四项条件,”节略”中只字未提。这不难理解, 因为他只是一省的主官, 当前急务是剿抚革命党人, 只有军事方面的条件得到保证, 才能完成任务, 其他条件对他进行剿抚没有什么作用。正因如此, 他在11月13日进京之前的一段时间内, 从无一次奏请过。论者说是他同徐世昌商定提出的, 没有一个见证人和可信的文献资料能够证明。至于说资政院通过的这几个议案是立宪党和袁世凯合演的“双簧戏”, 大约是出自想当然。议案的提出是在10月27 日召开的资政院第三次会议上, 先由议员于邦华等提出顺人心以弭乱本具奏案, 经过讨论, 大家决定将其一分为三, 即罢亲贵内阁、宪法交资政院协赞、解除党禁, 次日通过上奏; 11月4 日又通过了召开国会议案, 这些均与袁世凯没有关系。
  　　
  　　总之, 袁世凯在“节略”中向内阁开具的条件才是他提出的真正出山条件, 而此时徐世昌尚在北京; 所谓同徐世昌在彰德商定的条件既不是袁世凯提出的, 也无任何事实根据, 因而徐世昌密赴彰德之说不能成立。
  　　
  　　第二, 徐世昌没有赴彰德的必要。
  　　
  　　从袁世凯16日致奕劻函中的口气看, 阮忠枢回京复命的时间不是15日, 就是16日。奕劻和那桐、徐世昌均为袁世凯的同党, 奕劻收到袁世凯开具的“节略”, 自然会交给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和徐世昌阅看。他们都了解袁世凯的意图, 不能不认真研究, 看看能否做到, 如何落实, 故徐世昌17日没有离开北京, 有《那桐日记》为证。
  　　
  　　18日上午, “项城(袁世凯)有折谢恩, 又有应预备各事宜一函, 堂官代为进呈”（11）。“应预备各事宜”即袁世凯致奕劻函中提到的“应行筹办各事”, 亦即“节略”, 载沣也看到了。同时在其谢恩折上批道: “现在武昌、汉口事机紧迫, 该督夙秉公忠, 勇于任事, 着即迅速调治, 力疾就道, 用副朝廷优加倚任之至意。”（12）这个批语应交内阁转达袁世凯, 奕劻、那桐、徐世昌对载沣催促袁世凯迅速出山当然知道。
  　　
  　　19日, 袁世凯致电内阁请代奏: “鄂省兵叛库失, 凯赤手空拳, 无从筹措, 必须赶募得力防军, 以备驻防收复地面及弹压各属。”“拟请旨俞允在直隶、山东、河南等省, 招募曾经入伍壮丁一万二千五百人”, “编集二十五营, 作为湖北巡防军”;“ 惟兵以饷项为命脉, 必须裕筹”, “仰恳饬下度支部速拨的款四百万两, 以备拨支”。（13）此为他在“节略”中开具的主要之点, 现在又请内阁代奏, 可见他也急着出山, 催朝廷赶快批准。同时又发代奏电, 告知朝廷: “自刊木质关防, 文曰‘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行营关防’。”（14） 刊了关防, 就表示准备出山了。
  　　
  　　同一天, “内阁奉上谕: 袁世凯现已补授湖广总督, 所有长江一带水陆各军均著暂归该督节制调遣, 会同沿江各该督抚妥筹办理。钦此。臣奕、臣那、臣徐。”（15）徐世昌副署这道上谕, 当然晓得袁世凯已取得指挥水陆各军的全权和即将出山。在此情况下, 他还有在第二天亲往彰德劝驾或摸袁世凯底子的必要吗? 显然没有。
  　　
  　　第三, 徐世昌没有在20日去彰德的可能。
  　　
  　　19日, 徐世昌副署了授袁世凯指挥水陆各军全权的上谕, 说明这一天他仍在北京。20日, 其行踪不太清楚, 陶先生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说他赴彰德了。可是, 陶先生在其所著《袁世凯演义》中又说: “十月二十日, 徐世昌从彰德跑回来, 气急败坏地回报奕劻说: ‘咱们甭再找他(指袁世凯)了, 难道少了他这出戏就唱不下去不成? ’……奕劻问道: ‘哪六个条件呢?’ 徐把六个条件摊出来……”（16）同是一天, 前者说去, 后者说回来, 岂非自相矛盾?
  　　
  　　也许陶先生的意思是徐世昌在一天之内跑了个来回, 但这可能吗?
  　　
  　　当时“京中局面, 颇为涣散, 满汉之界尤严, 最为难处。二十五六( 16日、17日)均有起事之谣”;“因市面银根奇窘, 信成银行几将挤倒”; “旅店、会馆、娼寮日日注意, 其不类者, 立即驱逐”;“不准集合多人聚议密语”; 民政部大臣桂春
•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这本书的精彩之处，自然来于作者陶菊隐。他是民国时期大记者，与天津大公报张季鸾齐名，并称报界双杰，善写时事述评，尤通民国掌故。作为民国历史的亲历者与目击者，他周旋于台前幕后之间，穿插于武夫政客之流，耳闻目睹皆是国是政闻，察言观色多见隐私秘辛，再加以他与许多政府要员来往密切，参加过许多重要的会议，又曾亲身作过周密细致的采访，自然精心收罗不少要闻好料，以烹制独门的史籍。所以这套描述北洋军阀史的专著一出，便受到读者的欢迎。在1959年，就曾以全8册的形式出版，在1983年，以全3册的形式再版。2006年又以新的版本面世，由于可知此著作之赓远流长。
  　　
  　　北洋军阀这一时段，从历史的轴向是由帝制终结迈向共和初肇，从文化的脉络是国故与新知的相互撞击，再加以内患之焦楚与外强之环伺，中央与地方分裂，南北政治冲突，国体与政体纷争，还有民生百业基奠，政农工商初创，可谓忧患纷乘，愆尤丛集，自然注定人物星繁，事件连发，谋略四起，战祸频生。横际于其中的，就有派系博弈，军阀角逐，学者纠纷，名流佚事，外交风云，内部倾轧，在极短时间内纷至沓来，可谓走马灯似的好戏，粉墨登场的上演，有喜剧，多悲切，显智谋，出华章，空余恨，黯神伤，事件的错综复杂与情节的跌宕起伏，历史的波澜壮阔和时局的风云变幻，给人以目不暇接之感。
  　　
  　　而陶菊隐先生却用一支健笔，把纷繁复杂的史料信手拈来，经纬万端的关系整理得当。挥笔泼墨便是磅礴大作，意到笔随即斐然成章。数以千计的人物，各具音容笑貌；重大历史事件，剖析详略适宜。对于北洋军阀集团小站练兵的起家，问鼎中华民国总统权位的兴盛，及直系皖系的中原逐鹿，奉系张作霖的败走出关，张作良的东北易帜，及南北政府间的斗争，同盟会的革命，国民党的北伐，内阁与国会之争，西南地方军伐的拥兵自重，前朝余蘖的复辟，革命党人革故鼎新的努力，皆有详实而不失清晰，严谨而不失生动的表述，不仅全景式地再现了北洋军阀集团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而且对当时的风云人物如袁世凯、孙中山、黎元洪、黄兴、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曹锟、吴佩孚等也有合度的介绍，读来可谓引人入胜，荡气回肠，确当得起曹聚仁“目光如炬的史学家”之评语。
  　　
  　　然而也有遗憾之处！就是此书不是著于1949之前。因红潮铺张，思想改造，文艺收编，在一切为政治服务的前提下，自然再难有秉笔直书的环境。为配合时局的变迁，在革命史观的强行植入之下，书中不可避免打上了许多红补丁。于今看来，这是倒人胃口的败笔，读之让人如咽苍蝇，尤其一些阶级斗争式的历史解读与教条化的臧否人物，直是让人哑然发笑，实在让此书失色不少，若在1949前完成，必能避此毛病，使本书更具史学价值。如此说来，北洋时代虽军阀割据，武力争雄，但还有让人说话的胸襟，及著书立说的环境，虽也有捕杀记者之举，但总限于个人之的纷争，而非是形成大规模的政治迫害。而1949后的年代，却恰如《观察》主编储安平先生所说：“国民党统治中国的时候，我们的自由还只是多和少的问题，至不济广大的民众和知识分子们还有保持沉默的自由，而一旦共产党取得政权，那么我们的自由就只剩下有和无的问题了。”所以，读过陶菊隐先生这部心血之作后，自然能见到那个时代的气象与风采，至于说与红色中国相比熟好熟坏，谁是谁非，就由读者自行判断吧。
  　　
•   　　 我现在读的是三联书店的版本，不知道有没有删改过。不管有没有删改，作者的立场实在太明显了，前两章读下来跟历史教科书是一个味道。一翻此书的出版时间，1957年，难怪。
  　　 有介绍说堪比《光荣与梦想》，我看差得远，尤其是民国百年的今天读这本书，更是味同嚼蜡。
•   　　 从某种角度说，袁世凯是中国最后一位皇帝，中华帝国也是最短暂的王朝之一。
  　　
  　　 用外强中干一词来形容称帝时的袁世凯再好不过了。
  　　
  　　 称帝前袁想削藩，可这些地方大员都是他的老部下，该怎么削呢？袁想尽了办法，但没有一位老部下愿意听老上司的话。鼎鼎有名的辫子大帅反而向袁索要更大的地盘，袁能做的只有好言安抚。
  　　
  　　 最可笑的是，几年前同盟会想要袁世凯到南京就任总统，袁在北京演了一出军变的把戏，称自己离开北京北方必乱。如今，袁的老部下们也演起了军变的把戏，称自己失去兵权辖区必乱。不知当时袁的心中在做何感想。
  　　
  　　 日本逼迫袁世凯签二十一条时，曹汝霖问题很大，屡屡不请示袁的指示。但是鉴于曹有日本做靠山，袁也不敢免去曹的职位。独裁者的失败莫过与此。
  　　
  　　 袁世凯靠军权起家，当上大总统后，军权移交给了段祺瑞。袁家军就变成了段家军，偏偏段又不是一位听话的主，袁要动他的门生徐树铮时，段一怒之下用辞职来要挟袁，袁也只好作罢。
  　　
  　　 失去起家之本的袁只好另辟蹊径，学起了清末的满清皇室尝试组建一支袁家的“禁卫军”。可惜清朝的那支禁卫军都没能挽回清朝的灭亡，袁的“禁卫军”又能有什么功效呢？
  　　
  　　 但袁世凯更可怜一些，如果袁真的组建一支“军”的话，势必让自己的老部下人人自危，最后整个北洋系都会垮掉。不得已袁世凯改“军”为“团”，“禁卫军”成了“锦衣卫”。
  　　
  　　 越到独裁者张牙舞爪的时候，也就越接近他们身败名裂的时候了。
•   　　 对作者本人，我没有什么成见，原先也不熟悉，想来那个时代的当事人，写来不至于太差。
  　　 书中充斥大量"天朝历史观"和非黑即白的人物观，什么“民主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很多观点及其浅薄，片面，以成败论英雄的调调很重。
  　　 我郁闷
  　　
•   　　对民国历史，一直不甚了解。看了陶老师的作品以后，确实对历史有所回顾，不过陶老师也是身处明国时期，当朝人写当朝历史，未免有失公正。回顾历史，无论是袁世凯的21条还是小站练兵，都是公私参半，而陶老师却直接引用后世的观点，直将袁世凯的初衷定义为卖国求荣和自立皇帝，让一代枭雄便成了一代奸臣。
  　　
  　　强烈建议读这本书的童子多参考一些别的关于北洋军阀时期的历史读物，相信对袁世凯、段祺瑞等人会有另一个评价。
  　　
  　　
•   　　史料翔实，值得一读。
  　　认真研究的话会有很多的收获。
  　　虽然有比较多的红色补丁，但是不能否定本书的巨大价值。
  　　通过那个时候发生的事件，也许能够对现在发生在身边的事情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   　　 1.中国历史上的参众两院，省议会。“连省自治”，省长选举。
  　　 2 。总统选举， 内阁责任
  　　 3.学生示威游行， 因为学生被抓而大批学生主动进监狱到警察
  　　“不敢抓”。
  　　 4.新闻自由， 司法独立. “通电下野”。
  　　
  　　 我们国家很多事情的起步从那个时候开始， 也许是稚嫩的蹒跚学步，
  　　确实那么的富有朝气和活力.
  　　
  　　
  　　
•   　　手头这套《武夫当国》读到第三册五四这一段时，正好是五四青年节。
  　　
  　　90年前。睡狮正一步步迈向病入膏肓；二十一条只不过是诸多病症之一。青年们的精神却是健康积极的，也正是一代青年的理想、热血和牺牲，泱泱大国最终在连绵的战火中重生。新一代青年精神——明辨了西体中用、摆脱了康梁幻梦、看清了军阀私欲，从而虽手无寸铁，却决心重铸一片天地的新青年精神，是五四播下的一粒火种。
  　　
  　　王旗变幻。五四运动虽然为今天当局所承认，但政治上天生不被重视。革命的功劳是政客们的筹码。90年后，歌舞升平、盛世靡靡中的青年，能直面五四的精神吗？
  　　
  　　科学
  　　
  　　比起西南联大，今天有广厦万间、有几净窗明，却也有论文的指标、剽窃的时尚。科学注定是一项赔本生意，因为一个成功背后是无数的失败，所以跟在成功者屁股后面买办，才是稳赚不赔的。流行着的山寨文化，其中有草根的狡黠，但永远跟在欧美屁股后面搞山寨的民族，走不到世界的前沿。科学是一项高成本的竞争，除了财力、基础和耐心，更不可缺少的，是科学的精神。
  　　
  　　科学的精神，被扼杀于应试的功利，完败在生意的头脑。
  　　
  　　民主
  　　
  　　20年前五四的一个月后，青年表达了对德先生的诉求。或许幼稚，但是勇敢。20年后，青年学会表面一句麻木的颂歌，背后一匹玩世不恭的草泥马。
  　　
  　　青年敢面对刺刀追求真理，是一个民族的大幸。官僚的泥潭中搅拌着现世的安稳，必将腐烂。
  　　
  　　自由
  　　
  　　自由永远是奢侈品。奢侈到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变成“自我爱政府爱我由”，奢侈到消失不见。
  　　
  　　平等
  　　
  　　炫富是自由，歧视是自由，在泥潭里往上爬也是自由，爬上去往下面撒尿的更是自由。
  　　
  　　在智识体系中，不幸的处于脑残的底层，这是自由引发的不自由。
  　　
  　　武夫当国的年代，一团乌烟瘴气中，有五四这盏灯。一个月后，这盏灯的明火被拍灭了。整个时代，青年心里不再有这些意识，每年五四的时候，大家觉得很无趣：因为假期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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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就不说了，补丁我觉得补的也挺有水平。
  　　
  　　就是错别字较多。让人很别扭。
  　　
  　　比如全书 陈宧 都作 陈宦。这个也不是无名小辈吧。。
  　　
  　　汤睿字觉顿，非要写成“党顿”
  　　
  　　第二册102页，邓文瑗，注里面写成“邓文瑷”
  　　
  　　刚刚看了1本半，我历史知识很贫乏，希望不要因为这些，或者更多的错别字把我带沟里去。
  　　
  　　我买的海南出版社的一版一印，以后不到万不得已，就不买海南的书了。
  　　
  　　另外，哪里有当年的三联版的？电子版的也好，想对照下。谢谢。
•   　　《武夫当国》——军阀们的粉墨登场秀
  　　　　
  　　　　1911－1927的中国社会，在近代历史上归于“军阀混战”年代。民不聊生，生灵涂炭，战火纷飞，尔虞我诈等等词汇都是这段历史的注脚。
  　　　　
  　　　　焦菊隐（1898－1989）——湖南长沙人，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报人，曾与《大公报》张季鸾齐名，号称“南陶北张”。1957年，根据其早年搜集各种资料，写就《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一书，里面甚有不少猛料。海南出版社再版时，改书名为《武夫当国》，五卷。
  　　　　
  　　　　近代历史往往充满诡吊，一方面是某些档案至今封尘不解，另一方面写历史的人心怀顾忌，不敢发出自己的内心见解。只能按照体制内僵化的历史模式去写，写来写去，如猪圈里的猪崽子，在一方小小猪圈里拱来拱去。
  　　　　
  　　　　《武夫当国》虽说的是旧北洋军阀史话，视觉上仍比较狭隘。我猜度一方面是作者才识见解不够，另一方面是此书写于1957年，空气中隐隐已有萧煞之气，为避祸而不能畅所欲言也是能理解的。
  　　　　
  　　　　我们常常叹息历史，提出一些“假如这样”“假如那样”的设想。历史之所以迷人，就是已经没有“假如”的可能性。“辛亥革命”后，军阀武夫们你方唱罢我登场，让空怀革命激情手无寸兵的孙大炮中山先生渭然长叹东飘西荡，早知道推翻满清后各路草头王会占据地盘啸聚一方根本不把民国放在眼里，还不如当初联合康梁，稳稳当当实行君主立宪，而不去搞什么武装起义。
  　　　　
  　　　　这也是孙中山们跟康梁之间见解分歧所在。康梁希望中国社会变革能从上而下，在一个强有力中央政府推行下，逐步实现现代化政治改革，这种政治理想的核心就是保全满清中央政权，换言之，保全皇帝，才有逐步实施改革的前提。孙中山们是一群激情主义者，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恨不得马上用炸弹把紫禁城炸碎，然后共和旗帜高高飘扬。
  　　　　
  　　　　从政治智慧上来说，康梁的政治策略是理想而明智的，可惜历史车轮没有按照他们设想那样前行。孙中山的理想也是值得钦佩的，可以他见解肤浅一些，不明白中国偌大一片，理想主义者寥寥，失去控制的政局更加增添混乱，所以不得不一次革命，二次革命，东征北伐。
  　　　　
  　　　　焦菊隐作为那个时代的记录着，能把各种云谲波诡，变幻莫测的历史事件梳理清楚，清晰明了的描述出来，也足见其功力所在。最为有趣的是，在严肃宏大的历史之中，作者还不忘诙谐一把，把历史滑稽可笑的一面呈现出来。
  　　　　
  　　　　例如：辛亥11月，革命军攻陷南京，辨帅张勋败走，革命军在下关捕获张勋爱妾小毛子，因为小毛子是当时苏杭一带著名美女，引起各方关注，上海都督陈其美建议把小毛子押解到上海，在张园开个展览会，卖票任人参观，门票一张四角。按照陈估计，展览下来，不难筹集到10万军饷。陈其美是上海混混出身，这种做法颇具拆白党风韵。
  　　　　
  　　　　此事未能办成，跟当时南京革命军主力第九镇长官徐绍祯反对有关。徐是职业军官，瞧不上陈其美流氓作风，觉得陈此举实属下流龌龊。乃派专员把小毛子送到张勋驻地徐州，完璧归张。张大喜过望，派辫子兵夹道欢迎。坊间风议：徐将军，真真颇有古君子风范也！
  　　
  　　
•   　　 摘录一则来自《武夫当国》一书中的第五册211页的一段，作者论述“自从辛亥革命以来，反动派箝制上海新闻界的言论自由，孙传芳的手段比袁世凯更厉害，而蒋介石的手段又比孙传芳厉害的多。北洋军阀只是限制各报不许登什么，蒋介石却进一步压迫报纸要登什么；北洋军阀用停止邮寄的手段来威胁各报，蒋介石却建立了对各报的检查制度。”
  　　
  　　 陶菊隐先生的《武夫》一书翔实的“寓论断于史”中，给大家介绍了北洋军阀当政期间的诸多逸闻，21年之前，鄙人以为还是写的精辟，生动的写出了民国军阀的各种百态，以及其间的勾心斗角。一方面，让我们见识了民国初肇，“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军阀混战局面；一方面，也让我们生动的体现了所谓的议会民主早期在国内的种种实践。今日的我们，常惊讶于对岸立法院开会时的“拳打脚踢”，借以讥讽对岸的所谓的民主，其实早在20世纪的初期，在早期的安福国会，此种情形早已上演，其中，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曾经被打得头破血流，当然，安福国会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它所留下的“贿选”的恶名。至于21年后，由于作者当时写此书的时候，系统的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视角忽然放大到民众与伟大的我们的党，当然，在此之前，作者在写军阀争权之际，也是顾及到了民众在军阀混战之际的处境。但是，整个民国史，特别是军阀混战的那段，难说谁对谁错，谁起主导作用。纵然如袁世凯这种人，早谋清帝退位之际，也不想做曹操，顾及自己的声望，甚至于所谓的那个“三不知”将军张宗昌，在28年的北伐战争中，也是拒绝了日本兵装作直鲁军的要求，即便其败绩已现。这里，突然想到29日的《南方周末》，其中提出了摆脱所谓的“土匪史观”，客观的陈述历史，摆脱所谓的阶级史观，特别是对个人的评价，“不要说你好，你就好，说你不好，你肯定不行，永远给你背上一幅十字架，特别是在自己掌握话语权的时候！”这里，我突然想到了其中一个人——吴稚晖，此人在《武夫》一书中登场是“以西山会议派”出现的，按照我们曾经流行的“土匪史观”，简单而言，其就是国民党右派，反革命的头子等等，但是我们仔细看看此人的简介（吴稚晖），却发现此人曾经是反清志士，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留法勤工检学的肇始人，当初的邓公、周公，或许就是在他的指引下，走向了法国，走向了革命，当然他们的道路可谓“殊途不同归”。还有一个人，也是所谓的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的发起人——邹鲁，此人又该如何评价，或许中山大学的同志更有发言权。
  　　
  　　 好了，废话少说，回到正题，看到自己的摘录，是否觉得是一种反讽？武夫当国，纵然权谋熟读，杀人嗜血，但总归是武人，头脑简单，对付文人总是缺少手段，当然，不少武人的背后都有不少策士，他们借助武人的权势，凭借自己的智能，合谋进行了民国中的许多事情，譬如曾经实施的“废省裁督”等等。但武夫终究是武夫，策士终究是策士，武夫对你的意见采纳与否，完全凭借自己的感受，所以在当为与实存之间就存在很大的空间，而这些空间也让那些传媒得以生存。但是到了蒋，就不是如此了，看过当期的南方周末，就知道蒋是一个学识颇有修养的人，算得上个知识分子，当然，此种人对各种文人造反的手段就了解的不少，纵然是文人造反，十年不成，当时，你每天所制造的噪音，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当然要检查你，创造一个欣欣向荣的繁荣局面，对面可以安定民心，对外，可以宣示权威，争取奥援。
  　　
  　　其实武夫不可怕，最多是肉体消灭你，怕的是在精神上禁锢与消灭你，蒋可以继北洋再度统一中国，就是因为，他不仅仅是个武夫，他曾经是个校长，是一个爱读王守仁，曾国藩的读书人。
  　　
•   　　 终于看完了五卷本的《武夫当国》，老实说，整个阅读体验不是很舒畅，但是也不是很难受，总体感觉有种“碎”的感觉。毕竟，这类横跨几十年历史，又是纵览全中国的历史题材，不来些曼彻斯特般的文笔，会有些西一榔头，东一棒的感觉，何况书中的大量“红补丁”也让本书有点“老旧”之感。所以，本书第一卷还没看完，我就知道一帮“知识青年”们会对陶菊隐和《武夫当国》做出怎样的评价了。果然，指责本书平铺直叙，思想陈旧，“脸谱化”之类的评论一大堆，本书确有这些特点，但是如果因此一干人等就以为可以振振有辞的把陶菊隐往“尚书房行走”的方向骂，我只能对这些人说，“狗屁！”。
  　　 比如“红补丁”的问题，一帮现在处于相对自由状况下的年轻人往往以摆出一副教训人的面孔教训当年的老人们，如何如何没说真话，如何如何没有坚守知识分子操守，这些很“余杰”的人们那幅气势汹汹的样子和当年的红小将们有什么区别！注意，《武夫当国》创作于1957年到1959年，作者的修订版也是在1981年，政治环境都与今天有很大不同。你说说看，要陶先生怎么办，在五十年代写本口无遮拦的书，然后被当局禁止出版，然后被反右，再在文革被打死，这才够“知识分子”吗？请大家理解陶先生想说话的心情，即使他做了很大折中，这套《武夫当国》也是很不容易的才得以面世。毕竟，他尽力的不说谎，不用文笔害人，他在打上些“红补丁”的同时也在尽力保持着本书的客观性。陶先生受到的指责到让我联想到《南方周末》受到的指责，也是一帮人说什么不如1998年以前之类，这些人又要《南方周末》怎样，也是无所顾忌的说一通，然后报纸从此消失才成。就陶先生的所处年代，我们当然尊敬遇罗克、张志新、顾准等人，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很多人如陶先生一样或许没有冲在第一线，但是依然在自己可行的范围内坚持自己的操守。我反感那些要别人为自己的利益去流血的懦夫，我们都清楚，大部分在网上显得很“火爆”的人在生活中也只是普普通通，甚至唯唯诺诺的人，大家都很平凡，大家都在自己的空间里寻的一些理想的东西，所以何必苛求前人？
  　　 对于本书，很多人认为过于平铺直叙，特别人物描写上过于脸谱化，确实，书中对几位军阀的描写都是基于“传统”模式。在民国历史方面，当下当然是唐德刚的书最受欢迎，他是位出色的近代史史学家是当然，但是还是那句话，请注意两人不同的写作环境。陶先生所处的环境可不是一个可以“客观”描绘袁世凯的环境，在重重束缚下，你当然不能指望他写的文章，新颖度上如唐德刚（实际上我认为，单论文笔他并不出色），文笔流畅上如曼彻斯特。
  　　 我一直认为，读一本书前，你一定要有个正确的预期和目的，就像你拿听小提琴独奏的预期去听死亡旋律金属乐，当然会诧异和失望，尽管两者实际上只是风格不同，没有绝对的高下之分。由于所处环境限制，《武夫当国》当然不是一本让作者可以肆意展现自己对历史看法的书，但是他也一直试图在一定范围内还历史以本来面貌，我认为本书最大的价值还是一种对当时历史的“框架”式展现，即列出了那段历史的总体进程，如果你抱着一种了解军阀混战历史的大体走势的态度，再剔除本书一些写作时的时代烙印的话，可以发现本书的价值所在。而也是由于本书牵涉的是一段太过动荡，覆盖整个中国的历史，而作者又试图达到事无巨细的程度，所以难免显得零散，一会讲北京，一会跳到西南，突然又转到浙江，这使得本书在阅读上确实不够顺畅，有点像本军阀历史的百科全书，有些“工具书”的痕迹。在当前主流的历史教学中，对于军阀混战的历史总是一笔带过，很是模糊，而《武夫当国》正是在历史的迷雾中勾勒出了一层轮廓，你起码可以顺着这个轮廓了解一段历史的梗概，而如果你对某个历史节点上的事件和人物有兴趣，大可再去寻找其它相关书籍进一步了解。比如，读了本书，我便对吴佩孚有了兴趣，会在以后搜寻相关的书籍。对我来说，《武夫当国》的价值类似于我读过的讲华尔街历史的《伟大的博弈》，那本书也是勾勒出华尔街的发展轮廓，我再寻找自己的兴趣点去进一步了解一些事件，一些人物。
  　　 最后，我依然为在陶先生当年的“吃力”在今天“不讨好”而感到一丝不快，就如我评价今天的《南方周末》不会简单的拿它和98年前去“纵向”比较，也不会拿它和今天的《纽约时报》简单的去“横向”比较一样。评价一本书，一个人，都应结合他所处的时代来看，我喜欢陶先生的这本《武夫当国》，他让我了解了一段模糊的历史的大致轮廓，在这个基础上我也有可能得到更清晰的历史。所以，我们不能总是赞赏起高楼的，打地基的人也同样值得尊重。
  　　
  　　http://hi.baidu.com/doglovecat/blog/item/f5ce0024f8dbff28d50742fa.html
•   　　刚刚看完这5本,现在思维好象还没跳出来,感觉有点乱糟糟.当然,这可能和自己没有细致阅读、梳理有关系.
  　　
  　　虽然很多人都提到了这套书里的红补丁，而且越到后面感觉红锝越刺眼。但是它的叙述和我个人的历史积累还是有距离的，不过，这也许是以前对这一层面没有太多的关注。所以，这次阅读，对于我的历史知识来说，还算是一种丰富，让那段经常关注的历史变得更复杂。
  　　
  　　然而，那段历史实在是有点太复杂了。而且，感觉相同的历史场景总是在一遍遍地重复，城头变换大王旗，变得也太快了，而且各个旗帜的面目也总是模糊不清。再把正史英雄，比如孙中山，放到这样的历史局面了，很是具有反讽的意味。
  　　
  　　说历史反复，其实还不仅仅是在那样一个时间段内。看到孙长江文章里提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之时，各地方先后发表文章支持，那场景和民初军阀拥立与倒戈时候的通电，实在是看不出有啥区别。
•   　　结果这本书写得太平淡了，不过想想那个年代，他又能怎么写？老头很机灵啊，我看过他的自传，他居然上海文史馆馆员一直活到90年代居然没整人没挨整，奇迹啊。老头肯定知道毛的底细，居然守口如瓶，而且早早地41年就收山了，啥也不写了，文汇报继续送钱让他写他都不写了，真乖。
  　　
  　　这本书很多趣闻都写得乏味了，对很多军阀，我想他不是一味地贬低的，也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只有读者自己去体会了。
  　　
  　　不了解北洋军阀的，可以看看事实。但是想知道作者的真实看法的，可能要失望了。
•   　　去年，慕名已久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陶菊隐著，新版加了个主题：武夫当国）再版，赶紧买来一套。但是边读边疑惑，怎么和我以前在网上浏览过的台湾丁中江的《北洋军阀史话》这么像呢？但是网上的东西往往不大牢靠，最近从图书馆借到《北洋军阀史话》（第二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与陶著稍作比对，发现两书的确雷同之处太多（举例详后），只能做出抄袭的判断。陶著初版于1957年-1959年（三联书店），当时影响很大，梁漱溟先生也曾阅读（虽评价不高），徐铸成先生也以很尊敬的口吻谈到过这本前辈报人的著作。该书1978（1983年）再版，虽然有所修订，但没有大幅度的调整。而据丁著出版者介绍：“丁先生积二十年心血结晶，撰成《北洋军阀史话》一书，1962年起在台北《大华晚报》逐日连载，脍炙人口。1964年初版问世，自此前后共版七次，纸贵洛阳，世界各国大图书馆中，凡有中文藏书，必有《北洋军阀史话》。”1992年，专门转介港台书籍的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丁著，共4册。从时间先后来看，谁是原创谁属抄袭应当不难判断。
  　　关于丁中江其人，可以GOOGLE到的信息不多，其中有这样的介绍：丁中江(1917—) 新闻界人士。云南省宾州县人。云南大学毕业，曾在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文学，返台后任中兴大学外文系教授系主任等职，主讲英国文学。上海复旦大学新闻专科肄业。
  　　曾任云南省政府代理秘书长，“军委会”中将特派员，广州《天地新闻日报》社社长，昆明《云南平民日报》社社长，曼谷《民主日报》董事长，香港《中南日报》董事长，参与创办香港《新闻天地》周刊。1962年10月因涉嫌“从事反共活动”以及“和滇缅边区游击队有关系”被港英当局拘捕，遣送至台。先后任“行政院”顾问，《春秋》月刊主编，中国文化学院教授，“国家建设研究委员会”委员，台湾战略学会副理事长。1978年至1984年被提名为“考试院”考试委员。四弟丁懋时，曾任台驻美国办事处代表和“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著有《叶慈研究》，译有名著萧伯纳的《墨—女寻神记》、劳伦斯《人类的命运》、《死亡之舟》、韩南《〈金瓶梅〉论文》、马克•吐温《密西西比河上的岁月》、《托尔斯泰童话集》等。
  　　根据这段资料，应当说50年代末在香港的丁中江有机会看到陶著，而他到台湾之后马上就开始写《史话》连载了。
  　　考虑到两岸消息流通不畅，以及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背景，并且我也没有见到丁著友谊版的第一、第四册以及台湾版的原著，也许作者曾对照搬陶著有过解释说明，也许两位作者有共同的资料来源（这个几率似乎实在太小），或者当时的出版环境下不允许说明，还请了解情况的书友同来判断。
  　　丁中江先生即便健在，也是耄耋之年了。这桩旧案，也已发生近半个世纪了。但是每篇文字，都是作者心血的凝聚，翻出来弄清楚，当属必要吧。
  　　
•   　　这本书，看下来又把我前两年树立起来的一些类似看法灭掉了。当然，也许对偶这种业余看书的人来说，总难免受这本或那本的针逢相对的观点而左右摇摆，即使同样的史实在不同价值观的人看来，也会做出不同的解读。 袁项城得国的史实，细节基本和我之前看的北洋军阀演义，袁氏当国没有太大的出入。前两年，我看过一些书后，倾佩其在高丽国的果勇，绝不下于傅介子或王玄策，再受一些文章的影响，理所当然的结论，袁作为当时最有实力的将军，天命所归。近年来的袁氏当国，文武北洋等书，都隐含类似的结论。甚至有人提出当时中国错过了一次君主立宪开明专制的机会。 但真是如此吗？从刺杀宋教仁起已经破坏了游戏规则。袁本身也缺乏一种立国的政治理想，任人唯亲，靠阴谋可以夺得权力，但也就仅此而已了。得国不正而逆取顺守，而且当时内外交困，加一个君主改变不了什么。如果以南北朝做比，他更象尔朱荣，破开了一个乱局，但确乏足够的远见，来收拾，高欢，宇文泰在后面虎视眈眈。蔡锷振臂一呼，他就四面楚歌。新的整合者必然是能以西方理念组织动员，以民族主义或者民主自由的动听口号激励下属的新式政治人物。 以前我因否定教科书而肯定他们，最近看看钱穆和托克维尔相关的书，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个集团都没前途。武夫当国本身没有太多的主观立场，但以平静的事实，让我坚定了以上判断。
•   　　 这个书怎么说呢？太过于平铺直叙了，有很多其实可以写很精彩的地方却一带而过。这，我们就不强求作者了，也许这就是他的风格，毕竟作者不是专业的作家，而是个新闻记者，平实正是一个新闻记者所必要的。
  　　 最不能忍受的是中间打的红色补丁（本书序中的文字），动不动就是反帝反封的，与上下文很是脱节！让我不禁大呼：没有文化的编辑们，不要再强奸作者了！
•   　关于陶菊隐的这本书其实史实错误很多的，学者如有经历无妨参考黄云眉的明史考证，茅海建的我史考证一类路线，参考原始档案资料和不同史料对陶书逐条进行考辩论证，估计考证的东西要比陶书原书还要多呢
  　北洋政府档案由于国民党管理不善（有些故意），基本连卷档案基本无存，十几年的档案只相当于汪伪政府几年间的档案那么多，更只有国民政府的十分之一，很多事件的说法从头开始都有异见多多，陶书的每一叙述几乎都值得考辩和争论，只是没有学者那么去做而已，来新夏之类的观点甚至比陶还不如
•   记者写史确实需要谨慎，很多事情传着传着自己就觉得是真的了，
  不好说是故意把捕风捉影当真，
  但是要往严谨了做，记者下笔需极谨慎，分寸感要拿捏到位才可
  佩服做考证的茅海建、黄云眉及本文作者
  把事情真相弄明白不容易啊
•   来教授 认识陈旧 但自己不认为 还继续反驳人家 但是资料比较全，杨天宏说他的书是 三十年前的佳作
•   来的观点是相当陈旧，他资料是多的，但他的书里采用的资料很多也是选择性失明的，尤其涉及到南北党争和孙文问题，对北洋评价颇为公正客观当属杨天宏，唐启华，张华腾，严泉诸君
•   是 好像加印，反响不错 因为没有取代品 另外 先知三部曲 你感觉质量好吗 我觉得出版太早了 但是国内对此人研究太少
•   来教授 的林则徐研究 也是过分赞扬 似乎没有客观性，老人家局限太多，比较固执
•   记得侯也是 比较左的学者 不知后来怎么开放了 另外 辛亥的历史 兄看的可多
•   辛亥的书去年看了比较多，大概二三十本吧，在我看过的书栏里都有，里面有不少很好的书
  侯的袁世凯传非常左，那是年代关系，后来写清末立宪和义和团的都很好
•   丁中江的 北洋军阀史话 我看到重新出版了 兄看过觉得怎么样 我感觉没有注释，而且许多似乎是演绎，另外先知三部曲 再版 似乎反响仍然不错。我觉得似乎辩护很多，作者是传主的崇拜者，
•   陶菊花就是个文革欲孽，写了不少笑话。
•   太多“红补丁”……
  +1
•   90年前有三座 90年后更一样 人心里的东西 不容易去掉 不过靠着对以前YY 那是去不掉的
•   五四五四
  如今被人利用了，不多言
  言论不自由，我有保持沉默的权利
•   陈宧的宧字没错啊。我看的就是海南版，看的时候特意注意了一下，就是宧。
•   惭愧,,呵呵
  第一次印刷的,确实错了,作陈宦,再印时改过来的.
  编辑水平有限,致歉!
  三联版的,RBOOK论坛上曾经有过电子版下载,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海南版就是根据三联版文字录入的,文字基本相同,有错别字没校出来,则纯属校对问题.
•   说的很好,其实国民党党治时代的建立就是一种倒退,是以党治时代的独裁取代武人个人的独裁,一人之独裁转变为民主容易,一党之独裁转变为民主难.这个源头其实不在蒋,而是在垃圾孙文这里.
•   kmt的党治至少有个训政时期约法来彰显，其秉持孙的建国思想，反观现在……
•   所谓训政就是专制，独裁党自己定宪法，有人监督否？根本没人也无法监督。既然革命，又谈何宪政？本就是矛盾。孙文是否定人民权力的，他认为国人愚昧，所以宪政前人民根本不应有任何权力，一切都由国民党操办，如此独裁党治，谈什么民主。孙文的所谓建国理念说穿了就是一党独裁，他的设想根本不符合实际，也无任何操作性可言
  国民党和我党都是苏联化模式的政党，延续的都是党国体制，只不过蒋某人由于种种原因，转变了孙文的左化政策，只学了苏联的组织模式，没学会苏联的意识形态而已，国民党是弱势独裁党，而我党却很强势，所以它被消灭是必然的
  从北洋到党治时期，一部中国现代历史，就是一部民主不断倒退的历史
•   现在对岸的kmt如何以党辅政，值得我们关注
•   看到彼岸上演全武行 会心一笑
  联想到本地是 20多年没有|投|过|反|对|票| 之类的话语 和|谐|的|春|风|吹遍大地
  实在是好笑好笑
  我|在|努|力|不|被|OO
•   顶一下先
•   没见过这么差的评论
•   楼主评论出我所思也，尤其是同南周的对比。
  我也很看不惯一些在网上手舞足蹈的所谓愤青们，己所不能行，勿施于人。
•   写的好。。
•   赞成，打地基的人也同样值得尊重，只要没有掩饰甚至粉饰事实
•   雷同举例
  说明：下引丁书来自网络上的电子版，很容易搜到，与友谊版纸本比对，除了个别错字及格式外，均符合原貌。与陶著对比，丁著增加的主要是会谈（第2-10自然段）、日本最后通牒全文一段、中国对日本复文全文一段、袁世凯密谕全文一段、本章末引曹汝霖回忆录一段。除了中日会谈外和曹汝霖的回忆外，其余都属于文件史料的照抄，这些内容，陶著中都用自己的语言作了概括。中日会谈一段，在友谊版中用仿宋字体排出，从其他章节来看，一般是引用其它著作的格式。除此之外，其余内容和陶著基本一样，只有很少的字句标点上的改动。比如陶著说袁世凯不坚决抵制二十一条，是他正准备当皇帝，丁著加了一心一意对付国民党。陶著把日本收买汉奸搜集情报，比作“小苍蝇”，因为还有像曹汝霖这样更大的汉奸在帮着卖国。而丁著照搬“苍蝇”的比喻之后，跳开一段，直接说日本人还利用外交官等身份搞情报（这也是和陶著一模一样的句子）。有陶著的朋友不妨也对照看。
  本书其它章节，类似的逐字逐句大面积雷同举不胜举。有兴趣的书友，不妨对照看看，恐怕更方便的做法，是挑出哪些是丁著独有的文字吧。
  六十六、中日会谈经过
  　　2月2日下午3时，中日双方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开第一次会议，中国出席人员是：外交总长陆徵祥、外交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日本出席人员是：公使日置益、参赞小幡酉吉、书记官高尾亨。
  　　开会后，日置益首先发言，他公然大惭地说：“敝国政府向贵国政府提出解决两国纠纷的文件，其用意是敦睦中日两国的亲善关系。”
  　　陆徵祥接着发言说：“贵公使所说的，我能了解，对于贵国是否因欧战，或因国内总选而向敝国提出这个文件，在本总长看来，颇为感触，亲善二字是本总长素来所主张的外交原则，也是所努力的目标，本总长在欧洲廿多年，盱衡时局，认为在亚洲的中日两国必须携手成为兄弟之邦，中国今日许多事务都应向日本学习，因此和日本亲善，在中国政府和国民来说，都是最希望的。不过亲善要公正和公平，处处可讲亲善，却不必在此时提出条件才得谓之亲善。何况我们面前的这份条件中有悬案、有新案。请想想，悬而未解的事件，以贵我两国地理之邻近，过从的密切，随时随地都可以商讨，当贵国伊集公使驻华时代，所有长崎至上海之海底电线问题，及南满铁路通过敝国国境三分减一纳税问题，本总长当时悉本亲善之意，与之解决。而本人前在国务总理任内，曾聘请贵国有贺博士为顾问，交通部亦聘请平井博士为顾问。若细加研究，在贵国政府实无不可以达到目的，在中国政府亦从未过于拒绝，随时均可以商办，初非待提出许多条件，始得达到贵公使所说的亲善之目的。”
  　　日本当时希望尽速就该条款有一结果，速谈速了，怕夜长梦多，国际干扰；中国方面则希望迁延时日，在会外寻求转机。因此，中国代表主张就日方五号条款逐条讨论，陆徵祥并提出第一号第一条修正案，坚持要加以讨论，可是日置益却坚请中国政府对日方全部要求先表示一个原则意见。
  　　陆说：“关于第一条的讨论，贵公使如果同意，再逐次讨论下条；否则一条未了，又提一条，或因次条意见不合牵及前条，反于进行有碍。”
  　　日使说：“本人主张按号按条先询贵国意见，然后再逐条讨论。”
  　　陆答：“这一层要请贵公使原谅，本总长于一月廿八日到任，廿九日拜外交团，卅日始行视事，时间如此匆迫，对于贵国条款内容还未详加研究，最好再缓一个星期，待我全部研究后，再行奉告，可否延至下星期二再开会？”
  　　日使说：“此件之内容贵总长早已研究过，本人奉政府训令，须每日开会，惟贵总长到任未久，亦是实在情形，仍盼阁下从速研究，俾能加速进行。”
  　　接着，日使又说：“今天下午三点钟起到六点钟止，耗去了整整三个小时，毫未谈出什么结果，本案何时可了，殊难悬揣。贵总长倘要对文书内容详细加以研究，可否在迅速研究后，决定每日开会。至于开会时间，则由贵总长自定好了。”
  　　陆答：“每日开会是可以的，但外交部每逢星期三是接见外宾期，本人难以分身；何况本人体力甚弱，事实上难以照办。”
  　　第一次会议就此结束。
  　　在交涉过程中，日本除以武力恫吓外，还采取了各式各样卑鄙无耻的手段，例如：收买各国记者，散布中德亲善、中国行将加入同盟国的假消息，借以离间中国和协约国之间的关系；收买汉奸窃取中国情报，财政部库藏司职员王长庚就因偷取中国财政预算案内容卖与日本而被发现，判处徒刑八年。其实这不过是小小的一个苍蝇，日本人窃取中国情报，不但可以利用中国内奸，而且还可以靠外交官和武官身份，在中国境内肆无忌惮地旅行，进行各项间谍活动。
  　　由2月2日至4月17日，中日两国共开会议25次。2月
  　　9日中国提修正案，第一、第二、第三号修正，第五号碍难商议，日方则强迫中国全部接受，不放松半步。
  　　3月8日中日会谈仍无结果，日置益乃往晤曹汝霖，用恫吓的口吻说：“会议拖延，使日本国军民不能忍耐，倘在数日内对于各重要条款没有满意的承认，恐发生不测的麻烦。”袁这时正依赖派赴日本游说的有贺长雄，据说他正在日本元老重臣间奔走游说，且已收了效果。
  　　4月26日日置益提出了日方最后修正案廿四条，压迫中国同意，同时在山东、奉天增兵，在渤海沿岸亦派军舰游弋，关东宣布戒严，日侨准备撤退，空气顿形紧张万分。中国方面在此紧要关头，于5月1日提出了一项最后修正案，静待日方答复。
  　　5月7日下午3时，日本突然向袁政府提出了哀的美敦书，限袁政府于5月9日午后6时前，对日本所提的修正案，作满意的答复，这个著名的最后通牒最后部分全文如下：
  　　“帝国政府因鉴于中国政府如此之态度，虽深惜几再无继续协商之余地，然终眷眷于维持极东和平之局面，务冀圆满结束此交涉，以避时局之纠纷。于忍无可忍之中，更酌量邻邦政府之情意，将帝国政府前次提出之修正案中之第五号各项，除关于福建省互换公文一事业经两国政府代表协定外，其他五项可承认与此次交涉脱离，日后另行协商。因此中国政府亦应谅帝国政府之谊，将其他各项，即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之各项，及至第五项关于福建省公文互换文件，照四月廿六日提出之修正案所记载者，不加以任何之更改，速行应诺。帝国政府兹再重行劝告，期望中国政府至五月九日午后六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合并声明……”
  　　中国外交部接到日本最后通牒后，立即报告袁，袁于下午5时召集各政界领袖会议，除陆军总长段祺瑞外，其余均主张和平。8日上午10时袁在春藕斋，下午1时又在纯一斋召集会议，副总统黎元洪、国务卿徐世昌、左右丞、参谋总长、各部总长、各院院长、参政院议长、参政、外交次长等皆出席。中午英国驻华公使朱典尔匆匆忙忙地赶到外交部找陆徵祥，请陆转告袁，朱说：“中国已面临到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我到中国四十年，和袁大总统有卅年的交情，今天不能不赶来说几句真挚的话。日本这次的最后通牒，只能回答是或否，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现在欧洲各国正在忙于欧战，无暇东顾，中国除接受日本条件外，另无自全之道，请贵总长把我这意见转达于袁大总统。”同一天，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也劝告袁政府：“应该避免和日本正式冲突。”
  　　袁世凯这时的秘密是他正悄悄打算要做皇帝，同时一心一意对付国民党，所以根本没有抵抗日本的准备，既然美国和英国都劝他接受日本的条件，他便更无所恃了，因此他于5月8日下午8时在纯一斋举行的会议席上，发表了一篇泪随声下的演说，宣布接受了日本最后通牒；把日本另案讨论的第五号要求吹嘘为“誓死力争”的结果。并对英国公使朱尔典的劝说，表示诚挚的感谢。会议席上商议如何答复日本，本拟用长文答复，对日方各条逐条辩驳，后决议改为简短的复文。8日晚间，外交部连夜准备复文，有关第五号福建一条中“日后另行协商”一句，外交部和日参赞不幡酉吉在电话中争论甚久，日本方面更要求袁政府把中国的复文底稿，提早透露给日使阅看。外交部秘书施履本亲持复文底稿至日使馆，给不久前坠马受伤的日置益公使阅看，日置益看到回文中有：“第五号与此次交涉脱离”，并未注明“日后另行协商”。他就大发脾气说：“这项复文我不便接受！”施履本只好持稿匆匆赶回外交部，向曹汝霖请示，曹乃在复文底稿上加了“容日协商”字样，仍令施履本持往日使馆送请复阅，日置益复按照自己意图，在回文上作了某些修正，直至8日深夜1时才告完毕。
  　　袁第二天知道曹汝霖又作了许多屈辱的让步，大为光火，痛骂他不该未经请示而擅作主张，同时把已准备颁给他勋三位的一道命令临时撤销。
  　　5月9日下午1时，中国的复文由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亲自送到日本驻华公使馆，复文全文如下：
  　　“日本公使于五月七日下午三时亲以日政府哀的美敦书送交中国政府，并附以说明书七条。该哀的美敦书之结语云：
  　　日本政府盼望中国政府于五月九日下午六时交出满意之答复，倘届时不能得满意之答复，则日本政府将施用日本政府以为必要之方法。今中国政府为维持远东和平起见，除第五条中之福建问题议定互换公文外，系照四月廿六日日本提出之修正案，及附属哀的美敦书之说明七条，承认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中之各款，惟第五号中之五条，俟将来另议。中国政府今日即行承认者，无非盼望中日间之悬案从此解决，而两国国交可以巩固，中国政府请日本公使从速定期到外交部会拟条文，正式署约。”
  　　日置益得到中国正式复文后，便电奏日本天皇，报告兵不血刃而在外交上获到辉煌的胜利，敬向天皇祝贺。
  　　5月10日，日置益公使前来中国外交部，代表日本政府申明答谢。11日，日使馆照会中国外交部，送来公文四件，（一）日本政府所交之条款；（二）会议后中国回答原案；（三）第二次之修正案；（四）中国第二次回答原案。同时约定14日在迎宾馆正式会晤。
  　　5月25日，袁政府与日本正式签订了这个亡国条约后，袁通电各省文武长官说：“日本既有让步，无损中国主权，故决定由外交部即日答复。此案已结，中外敦睦，希饬属晓谕通知。”同时袁却亲写了两道密谕，告诫各省文武长官，不要忘记5月9日这个奇耻大辱的日子。袁又授意丁佛言撰写《中日交涉失败史》一书，印了5万册，秘密寄存山东模范监狱中，他咬着牙说：“这一次我们吃了一个大亏，将来有一天我们翻了身，这部书就可以公开发行了。”
  　　袁并有密谕给各省的文武长官，全文如下：
  　　“立国今日，非自强无以图存，而强弱之分，悉由人事！日本前在闭关时代，其学术政治与中国无殊，自明治维新以来，上下一心，步武西法，乘时而动，发愤为雄，四十余年所惨淡经营者，无非求达其东亚大帝国之政略。当合并朝鲜之时，现在首相大隈重信已自命为中国将来之统监。盖其兼营并进之图，远交近攻之策，处心积虑，殊非一朝。究其致强之由，则以国民教育为根本，而明耻教战，即寓于教育之中。故人人以当兵为义务，以战死为殊荣。就其近年军事言之，征发陆军，可达百万，海军战舰，已逾六十万吨，席其方张之势，日思拓地殖民，彼为刀俎，我为鱼肉，实逼处此，岌岌可危，厝火积薪，早成险象。前清末造，政失其纲，泄杳成风，人无远虑，加以亲贵用事，贿赂公行，各私其家，何知卫国？迨至武昌事起，举朝失措，列强响应，瓦解土崩。日本浪人，利用此机，秘计阴谋，无所不至；我人民之生命财产，间接直接而受损失者，不可胜计。苍赤何辜，言之流涕！幸而天佑中国，祸乱削平，予得以衰病余生，底定全局，殊出强邻意料之外。回忆当日，万险环生，至今心悸。国事粗定，欧战发生，关系于均势得甚大。日本利欧洲列强之相持，乘中国新邦之初建，不顾公法，破坏我山东之中立，军队所至，四境骚然；官吏见侮之横，居民被祸之惨，笔不能罄，耳不忍闻，我国受兹痛苦，方以退兵为抗议，彼不之省，又提出酷烈要求之条款，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领土，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日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韩视我！如允其一，国即不国，牛马奴隶，万劫不复。予见此四条，曾向在京文武重要各员，誓以予一息尚存，决不承诺，即不幸交涉决裂，予但有一枪一弹，亦断无听从之理。具此决心，饬外交部人员坚持磋商，此外凡损失利权较重者，均须逐字斟酌，竭力挽回。乃日人利用我国乱党，各处滋扰，而又散布谣言，鼓惑各国，分遣大枝陆军，直趋奉天之沈阳，山东之济南，海军亦时在渤海出没游弋。因之举国惶恐，全球震动，不知其用意之所在。予以保全国家为责任，对外则力持定见，终始不移；对内则抚辑人民，勿令自扰，将及四月，持之益坚，彼逐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重之损失，亦因再三讨论，得以减免，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疾首痛心，愤惭交集。往者已矣，来日方长。日本既有极大政略，谋定已久，此后但本进行，断无中止。兼弱攻昧，古有明训，我岂可以弱昧自居，甘为亡韩之续？处此竞争世界，公理强权，势相对峙，人有强权之可逞，我无公理之可言，长此终古，何以为国？经此次交涉解决之后，凡百职司，痛定思痛，应如何刿鉥心神，力图振作？傥仍复悠忽，事过辄忘，恐大祸转瞬即至，天幸未可屡邀，神州陆沉，不知死所。予老矣！救国舍身，天哀其志，或者稍缓须臾，不至亲见灭亡，顾此林林之众，齿少于予者，决不能免，而子孙更无论矣！予为此奇痛之言者，万不愿予言之竟中，诚以存亡呼吸，断非予一手足之力，所可转旋，持危扶颠，端资群策。我国官吏，积习太深，不肖者竟敢假公济私，庸谨者亦多玩物丧志，敌国外患，漠不动心，文恬武嬉，几成风气，因循敷衍，病在不仁；发墨鍼肓，期有起色。所望凡百职司，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激发天良，屏除私见，各习职守，协力程功。同官为僚，交相勖勉，苟利于国，生死以之。其有亲民之责者，尤当随时设法劝导人民，使蚩蚩者氓，咸晓然于各国之大势，国民之义务。但能治人者事事以循名责实为归，受治者人人以视国如家为志。能由此道，则中国可强，我人民及身与子孙可免亡国之痛，此则予所独居深念，寝馈不忘者！但坚忍始可图成，虚憍足以害事。京外各官，当规劝僚属，申儆人民，忍辱负重，求其在己，切勿妄逞意气，空言谩骂，非徒无益，反自招损。务各善体此意，努力为之。今之言革命者，动称排满，试思满洲以一二百万人入主中国，国祚尚近三百年，我汉族以四万万人如不能久主其国，人必视我汉族为天生受役之性质，无人类自立之资格，讵非奇耻！我汉族皆神明之胄裔，诘以斯言，能甘心忍受否？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惟知亡，庶可不亡。凡百职司，其密志之！此谕。”
  　　日政府与袁谈廿一条时，国民党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部分主张暂时停止反袁，俾袁可以专心对日，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钮永建等联衔发表通电，表示在袁和日本交涉期间不予干扰。而欧事研究会的林虎、熊克武、李根源等亦发表通电，附和黄等主张，电云：“吾人第一主见乃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国苟不存，政于何有？政苟有成，何分于党。故吾人之对政府有恶于其人，而有不足于其政，虽欲大革其政而不敢有违于国也。”这种缓进的主张，孙中山是反对的。林森曾致电孙中山，请示对日意见，可否暂停国内革命运动，实行一致御侮，免为国人借口。孙中山复电说：“袁世凯蓄意媚日卖国，非除去之决不能保卫国权，吾党继续实行革命，即如清季之以革命止瓜分。”
  　　中日廿一条签订后，日本举国狂欢，大隈首相入宫向天皇祝贺，日本侨民公然在中国领土上对中国人民举行侮辱的示威庆贺，北京城内日侨饮酒舞蹈，高呼：“大日本帝国万岁”。北京内务部命令警察厅加以保护，并派便衣侦探监视日侨居往地区附近的中国居民。5月13日汉口日侨准备举行提灯庆祝，许多爱国学生激于义愤，欲作示威反对的游行，以阻止日侨提灯庆祝，全汉口商店停止夜市，闭门熄灯，日本方面竟出动水兵来弹压，后来还是由中国军警自行出面制止爱国游行，日兵才撤回日舰上。事后日本驻北京公使竟以汉口暴动反日为理由向袁政府提出警告，袁政府也郑而重之地向日方道歉。日置益同时向袁政府压迫，要袁取缔各省的排斥日货运动。6月16日袁下令“重申取缔排斥日货”的命令。湖南巡按使刘心源因取缔排斥日货不力，引起日本领事的不满而被撤换。
  　　袁这时知道全国人民反对如此卖国，但他不敢任由这种反日情绪膨胀，因为一经膨胀，首先是袁本人要倒霉，因此一面下令说：“遇有乱党借故暴动以及散布传单，煽惑生事，立即严拿惩办。”一面授意参政院通过《惩治国贼条例》，于6月16日明令公布。这真是出尔反尔的举动。他在签署廿一条约前，曾发表声泪俱下的演说，签署廿一条后，更发出毋忘国耻的密谕，并且一再表示沉痛异常，情非得已，把自己扮成一个“爱国人物”，却把卖国的罪名转嫁到反对他的国民党身上，以转移全国人民的视线。根据他的说法，出卖国家的，不是他而是国民党领袖。他在乱党之外，又找到国贼这个恶毒字眼来套在国民党领袖头上。他这一套是想替自己开脱卖国罪名，并且转移一般人民认为国民党只是袁的敌人的感觉。
  　　《惩治国贼条例》中有“取缔中国实业家与外国人签订条约”的一条，因此又引起了日中公使于7月8日提出强硬的抗议，袁费了许多唇舌才敷衍过去。
  　　曹汝霖因为是亲日派，又实际负责签订这个卖国条约，因此便成为众口指摘的卖国贼。全国各地纷纷电请：“诛卖国贼曹汝霖以谢天下”，吓得陆徵祥和曹汝霖都通电辞职。陆的通电中有“曹次长误签四字，益费踌躇”。曹通电则说：“此案和平了结，一出于大总统之独断，一出于各总长之公意。……日使要求第五项尤力，经用电话请陆总长向主座请示后，方敢加注容日协商。”关于加注“容日协商”四字，袁说曹未请示而擅自决定，曹则说是请示后而行。其实签已经签了，加不加这四字，并无关系。
  　　附录曹汝霖所撰《我与廿一条》，曹为公认的亲日派，被国人目为卖国贼，他所叙述签的经过当然是为自己做翻案文章，可是因为他是签约的当事人，所以自然有一部分史实存在——（下略）
•   谢谢您的考据。
•   赞，陶先生这套我是本科时看的，丁中江这套则是快7年以后看的，感觉是有很多文笔相似之处。如果真有抄袭的问题，那么以后扁wanwan就更有武器了
•   　　　　两部书确实有一部分相似。惜两位前辈都已经逝世，恐怕有些细节很难摸清。
  二人都是记者出身，并非专业史家，对于今人的优势一是经历过或离那个时代很近，另一个是掌握大量报刊资料。他们所著文字极可能皆大量出自甚至直接摘抄民国时期的各大报刊，因而很可能有很多出处一样。
  　　　　此二书的价值就在于庞大的史料性，以及对北洋的整体观感，而非学术研究性价值。作者也不敢自称“史”，谓之“史话”嘛，这绝非自谦。特别是丁著，有大量直接抄录的第一手原始史料档案。这对于研究者有极大的便利，省去查阅功夫。
  另从内容观点来看，丁中江先生未经赤化，秉承民国法统，下笔比较客观。对比本朝的北洋研究著作，自是高上一筹。
  　　　　陶著较遗憾的是革命史观的强行插入，读起来有时会反胃。
•   总体来说，两本书都是史料价值为主，而陶著的红补丁，对人物的格式化臧否，是大败笔。
•   抄肯定是抄的，但丁著引用原电比陶著多，而陶口号叫的太多，以至影响其书价值
  另外，本朝研究北洋历史学者现在的客观性可是远超丁某了，比如杨天宏，张华腾，严泉，郭剑林等等。丁某虽然写的比陶某客观，毕竟难以逃脱国民党历史观念的格局，在否定北洋民主政府上，国共是一路货色，毕竟否定北洋，就否定了他们引进苏联党国体制革命的历史，最关键的是否定了孙文激进派本身的合理性。而我举得几个大陆新一代学者，正是跳出了国共历史观的圈子
•   首先介绍一下丁中江的几个比较拙劣的片段:
  先贴出来的是陶的原著, 之后是丁中江抄袭修改后的内容:
  1."湖南军人大为所动。他们以前未尝不抱有“大湖南主义”的野心，可是，“麻雀子飞不出洞庭湖”这是湖南的一句土话，意指湘军限于条件，无法向外发展。，"
  "湖南人本来对湖北是有兴趣的，所谓的大湖南主义就是包括两湖。湖南有一句俗话说：“麻雀子飞不过洞庭湖”，设若有机会实现大湖南主义，湖南人自然乐意一试。加上湖南内部问题太多，扩军后军人也需要向外发展才能使湖南本身相安无事，"
•   2. "6月24日，长沙又到了一位四川客人，自称为考察湖南制宪而来，这位客人就是前任四川督军熊克武。熊路过湖北的时候，受过王占元的盛大欢迎，因此，湖北客人怀疑他是来替王做说客的。其实，熊到湖南既不是考察湘宪，也不是替别人做说客，而是秘密接洽川、湘两省共同出兵“援鄂”的问题。"
  "6月24日，长沙又到了一位四川客人，自称为考察湖南制宪而来，这位客人就是前任四川督军熊克武。熊路过湖北时，曾受王占元的盛大款待，因此在长沙的湖北说客以为熊是来替王占元做说客的，其实熊既不为考察制宪而来，也不为王占元作说客，是来秘密接洽川湘两省共同出兵援鄂的问题，"
•   仅仅一个章节就可以随便找出这么多及其相似之处, 只能说明抄袭无罪,但是别太偷懒.
  另外丁版本的北洋军阀中的观点,正如上面那位仁兄所说, 在否定北洋军阀合理性的方式方法上, 和陶有狗咬狗的默契.
  比如说, 孙中山以武力统一中国, 那就是功德无量; 袁, 段以武力视图统一中国, 那就是万恶的军阀.
  再说三民主义算是什么新鲜玩意? 早在袁的第一任政府提出的观点和口号就不比三民主义差劲.
  说白了袁,段,孙喊着同样的口号,试图想着各自的洋人借款,用着同样的棍棒,为了同一个目的,做着一样的事情,
  只是胜者为王吧, 所以孙就可以流芳一世; 另外在当时国民党中, 无论地位还是贡献, 孙可比汪精卫差了不是一星半点. 孙中山唯一的能耐,似乎就是能在美国刷盘子的时时刻刻还能时刻关注国内政局, 在有机可乘的时候立马买船票回来喊口号,以便浑水摸鱼.
•   另外丁中江爆出贪污数千万的丑闻,可见其人之人品,真是验证了什么叫做鲜廉寡耻.
•   北洋网文党又跳出来了，怎么不说说大头当年在变法时候骑墙的事情，怎么不说书东南互保时候骑洋人墙的事情，后来镇压不行掉转枪头杀向老东家怎么不说说。你袁大人最大本事就是站队，什么时候风头不对立即转向新主子，人家从1900年开始搞事，你袁大人继续做你的大官。现在好了，一见有利可图了出来抢位置了。换你你受得了吗？
  北洋网文党睁眼瞎们把你们语言暴力和侧面抹黑都给我用出来，老子从百度里面爬出来，害怕你？
•   北洋网文党，把你们的滔天网文都拿出来，把胸中万分豪情也拿出来。顺便把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也黑掉，你们袁大头称帝人家带头反你。
•   郭剑林先生把徐世昌捧到天上去了
•   第一路財，是他用田布衣的筆名，發表了陶菊隱所寫的「北洋軍閥史話」，賺了不少錢。
  看来丁的抄袭已有公论。
•   台灣很早就有媒體報導丁中江抄襲了,早期兩岸資訊不通,白白讓抄書的名利雙收~請參考以下連結~1986年失控的丁中江http://taiwantt.org.tw/books/cryingtaiwan4/content/1980/19860322-52.htm
  台灣小學課本裡的「吳鳳」
  http://mypaper.pchome.com.tw/kuan0416/post/1322272358
  丁懋德丁懋時哥倆好兄貪弟污http://members.boardhost.com/mofa4/msg/1291628367.html
•   如果是引用民国报刊的一些电文资料等，出处可能都是一样的，这个是不能说，谁先写，谁后写就是抄袭的，如果是叙事或者观点在行文上大段雷同，那才是抄袭。不过说实话，丁中江的这本，无论文笔还是史识都远在陶菊隐之上，说他抄袭，倒有点像是一个考60分的人非说考90分的同桌抄袭了他的卷子。再者，写民国史话或演义的人多了，多看几本，就会发现很多地方都似曾相识，最大的可能就是他们都使用了同一个报道。因为一个好的新闻报道，在十年或几十年后就是一段非常好的历史文章，以至于后来的历史作者想改，恐怕也无从下笔呢。
•   看看1977年三联书店版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和新版的《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就会觉得不是同一本书了……所以，这个改写的过程中，谁抄谁的还真不好说
•   1977年三联书店版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最正宗吧？当然太多当时必须说的话了。
•   第一路財，是他用田布衣的筆名，發表了陶菊隱所寫的「北洋軍閥史話」，賺了不少錢。
•   除了陶著名，丁还抄袭了《我的前半生》，大段的文字，一字未改，真可谓明目张胆
•   看过《武夫当国》的应当去看看唐德刚的地《袁氏当国》，在很多地方写得比陶菊隐来得精彩，而且有深刻的分析和评价。武夫当国的作者写得太散了，而且有太多太多的红色政治色彩和判断了，没有办法站在一个客观公允的角度来看问题，更没有办法设身处地的站在当时的国内政治现实和国际政治环境来分析和解剖，看了此书，你可以简单了解清朝晚看的灭亡的过程以及民国的大致建立、袁世凯复辟和护国过程，还有就是同盟会和国民党的斗争和发展壮并最终统治中国的叙事史。事情是清楚的，但作者写得却太肤浅，虽然洋洋洒洒5册书100多万字，依然让人很难理得清主要的线条。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作者能够更公正更客观的来写这一段历史，估计这样的著作是很难面世的。而且就作者的理论基础和写作功底来讲，也没有可能写得更深刻更具有启发性。因此，如果你对民国的历史不了解（或者只是仅仅局限于教科书的话），可以读一读此书，就算是补习一下近代史。
•   呵呵，我也读完了。
•   袁世凯，23岁入朝，参与“壬午政变”，当初看《明成皇后》的时候，被cctv给删了，恩，其实袁在朝鲜的所为确实是长了中国人的志气。而且，此公40余岁即升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不可谓是能吏。
•   袁公对中国的贡献非常巨大,他是中国的卑斯麦和克论威尔,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发展时代,袁推进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都对中国影响发展至大
  至于民初宪政的破坏,如果你能多读些有关孙文在同时期作为的有质量文章,你会发现,陶菊隐在通篇胡扯,中国宪政破坏第一人就是孙文,这个无能而又极端激进的国贼
•   宋案屠杀根本和袁无关,而杨天宏的文章会告诉你孙文在做些什么.宋案根本无涉袁,一如江南案与经国及李闻案与蒋也.毁宋在老北京话里是毁坏名誉的意思,根本无杀宋之意.详细经过可以看看去年中国近代史刺宋案新探的文章,当时的中立报纸和海外舆论无一认同国民党观点,国民党是乱贼,袁无涉宋案,最多用人不当.但这一切真实都给国民党给篡改了,胜王败寇吗,中国历来如此,更别说是两个苏联化的政党的历史观了
•   孙文是不行，但把袁捧得这么高也没意思，我意思很明了，他所代表的那个军人集团前途有限，与他个人能力人品关系不大。我只随便看看书，扯点看法，没兴趣做谁的粉丝。
•   和和，所代表的军人集团前途有限，说穿了是因为成王败寇导致而已，如果袁某人生前没犯最后的政治错误，那他很可能就是中国的克伦威饵和铁血首相了
  另外，北洋政府可不是什么被污蔑的封建政府，它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代表的是农村转向城市的大量绅士利益，举个比例，等于是代表德国铁血首相时期的容克贵族，北洋时期是中国资产阶级最为自由和发展的黄金时期，制定和推动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大力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和法律。如果袁为政得当，稳健点的话，这个集团前途无比，而且对中国的开明专制和过渡也极为有利。所谓前途有限之类，都是事后孔明之言论而已
•   他们的颠峰是吴佩孚了，被冯玉祥这种二五仔就给搞了。容克地主？他们具有那种贵族荣誉感吗？你也是一堆如果而已，历史给了他们近二十年时间，孙文失败了多少次，他们都没把握好，能怪谁。
•   颠峰是袁世凯，他才是有能力统一中国的人．袁死后的北洋政府就是一盘散沙，缺乏有能力再度统一集合北洋集团的人．北洋人物当然具备贵族的荣誉感，他们维护的也就是士绅阶层为代表的新资产阶级利益，袁某人吴某人都是民族主义者，都非常有国家观念．至于什么二五仔就给搞了之类，赫赫，后来的蒋某人不也如此？号称多少大军被一扫而空，一败涂地．蒋某人的灭亡和北洋系统很一致．因为缺乏统合国家的独裁体制和力量，内部分裂不断，派系连连，同北洋死于内耗是一样的道理
  另外，所谓国民革命之所以胜利，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引进了苏联模式，引进了苏联体制的组织方法和工农群众运动，意识型态党化党治国家模式，他们的凝聚力自然比袁某死后缺乏凝聚力的北洋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走了北洋老路，只学了苏联的组织形态，却没学苏联的意识形态，对下层控制不够，不够独裁，所以最终灭亡．中共组织严密，控制社会方方面面，所以取得成功
•   又是一个“黄金时期”，比之黄金十年又如何？
  横向比较呢？
  btw，唐德刚是公认的如同“红色政权”一样公正客观吧。
  又及，热爱黄金十年的不妨去研究当时的发电量数据。其实这倒是符合标准，难于有意识作假的第二类史料。
•   黄金十年比起北洋的黄金时代差远了。具体比较可以看白吉尔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北洋的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是指独立自由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资产阶级有力量发出自己的声音，抗衡政府
  而孙文的三民主义，说穿了就是国家主义，强调地皮在内的绝大多数企业必须国有控制，结果造成的就是资产阶级成为党国体制的奴隶，做官僚的走狗而已。而中共则把一度把消灭资本主义，全部国有化作为目标，连最低限度的资本主义都不能容忍，完全就是一部倒退的资本主义发展史
  国民党的所谓黄金十年，造铁路数还不到清末北洋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多数铁路都是日本人所建造）。这算什么黄金阶段？
•   北洋军阀除了吴佩孚的军队，其余的都是笑话，开战放空枪，直奉大战这种级别的战斗才死几百人，连欧洲十九世纪的水准都不如。如果让他们再玩个十年，到日军侵华时不知拿什么挡。文人们喜欢yy北洋时期的高工资而已。
•   如果要说战术水平，国共内战的水平还不到一战，也就是个十九世纪的水准而已，至于死人死的少，这北洋到真比不上党国，就江西一地，两党就互相屠杀百姓无数，死亡上百万，北洋的战争是兄弟战争，而国共的战争那可是全部灭绝杀光的意识形态战争。可惜国共两当在对日战争上，都去和日本玩三国演义去了，保存实力，只会杀杀自己人的党国货色，没有美国人，中国在二战中的所谓战胜国也就是个菲律宾水平
•   这有什么混乱的，我说的颠峰是袁世凯，是指北洋统治最稳固最统一的颠峰时代是袁世凯时代。
  而中国自由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尤其体现在一战时及一战后，民族资产阶级得以迅速壮大，又由于北洋坚持议会政治和宽松的商业政策，社会力量空前壮大，商人自治组织迅速崛起，得以对抗政府，争取自己的权力。到了国民党党国时代，就不行了，变成国家官僚资本了
•   陶菊隐目光如电，一语道破袁世凯的问题＂外强中干＂。
  袁世凯的实力不足以把他推上宝座。连个师长都撤换不了，你凭什么做皇帝？
  这也是整个北洋系的问题。
  后来的国民党，共产党才真的是强者。
•   有人评价袁世凯＂一辈子没干过一件需要提脑袋做的事＂，他擅长权术，但作为一个政治家，没有提头来干的决心，是成不了大事的。
  他以练兵起家，一生却没打过一仗。总是在运用权术，回避困难。
  他想做皇帝，但自古以来，安有不经一阵，不执一锐而得天下者？
  当蔡锷起兵，用权术解决不了问题时，他的末日自然就到了。
  退回大总统，更是把他人格缺陷暴露无疑，吐出来的东西难道还吃回去吗？怯懦。他的对手，部下都看在眼里，自然群起而攻，步步进逼，他不死何为？
  你把他和蒋，毛对比一下就更清楚，那两个人一生经历的挫折困窘，与袁世凯的仕途就是天壤之别，对他们来说，即使天下人都反对，他们还是会义无反顾的坚持到底，这才是皇帝的气质，这恰恰是袁世凯欠缺的。
  袁世凯这个人，治世或可用为能臣，乱世不可依作栋梁，这是对他，也是对整个北洋集团的评价。
•   我认为项城还是不错的，权谋才干都属上乘。老了老了，出了个大昏招。
  大权在手，何必图那虚名？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是百年身。
•   知错就改，善莫大也。袁慰亭自己错误，从不归咎于人。称帝失败，归罪自己。这种胸怀和气度岂是蒋，毛，孙这种独夫民贼可以比。他们是纵然一条道走到底，不管对错，只认为自己绝对正确，慰亭怎能和这种货比
•   蒋介石这个人也极端的重视妥协，能妥协就不彻底整死对方，蒋介石为人非常优柔寡断，迟疑不决。有时候碍于师徒情面，性情中人，不忍舍弃，导致在三大战役中连连挫死。他做不到彻底弃子，和毛差的远了
  唯有毛者，若论王霸之气，可谓真天子，在他认为，凡是至亲至爱之人，只有构成对其目标或者打造乌托邦障碍者，哪怕再好的朋友同志，都可以牺牲，都可以做弃子。没有一点人性。岂是袁蒋诸公可比
  类似和毛的，也就孙文鼠辈一人，不择手段，什么都能出卖，可惜志大才疏，终不能学毛为恶至极。
•   编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