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科学政策与世界一流大学发展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社：上海教育  作者：张东海|主编:庄辉明//谢安邦//任友群  页数：205  

前言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曾一直以富庶、文明和广泛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商人而享有盛誉。但就在欧美各国历经几个世纪创造出现代工业文明形态，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工业化浪潮的同时，中国却因为封闭而落后了，甚至在1840年后渐次沦为列强争相掠夺的对象。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努力尝试接纳工业文明，并使之与中国的传统建立恰当的联系，在传统经济形态与经济全球化之间寻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1978年后，中国开始谨慎地尝试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也恰逢其时赶上了“二战”后兴起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历经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力已经得到显著提升，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与独特的发展道路，在近10年里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领域津津乐道的话题。但是，迄今为止，就高等教育改革及其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地位与影响而言，就知识界、科技界对世界文化、科学、教育发展的贡献而言，中国仍显不足。实际上，约11世纪出现的第一批欧洲中世纪大学，其作为一个统一的基督教欧洲城市化进程的自然产物，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跨国性机构：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师生，构成了中世纪大学独特的学术组织与结构。从17世纪开始，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发展，以民族国家为主体建立起来的经济、社会和教育系统，使得大学开始走向相对的封闭。跨国学习不再是分享共同的知识与经验，而是寻求所选民族国家相对先进的观念和科学的成功经验。“二战”后，跨国学习则转变为一种基于服务贸易全球化的产业结构的组成部分。当然，高等教育全球化决不只是跨国学习这么简单。欧美国家在推销其工业化生产方式和民主、自由的政治模式时，丝毫都不掩饰它们对自身高等教育模式的欣赏，在推广其知识与教学传统的过程中，也一再宣示它们的真实意图。在长达两三个世纪的西方中心主义主导下的学术体系中，“东方”、“中国”都是落后的代名词。

内容概要

本书以美国联邦政府逐步介入高等教育事务、与大学建立科研合作关系为背景，系统研究了联邦科学政策的演变历程及其对美国大学科研发展的作用。本书的一大特点是，作者没有停留在对联邦科学政策的介绍上，而是把联邦科学政策的演变作为一个政策事件，把它放在政策学的框架下进行分析，运用政策学的一些原理分析了联邦科学政策三次重大战略性调整过程中的政策过程、政策机制以及政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矛盾乃至争论，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作者简介

张东海，1978年生，江西赣州人。教育学博士，现任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2005—2007年在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出站后留所工作至今。主要研究领域为科学政策、学术体制、美国一流大学，也旁涉教育史研究，在各类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

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大学发展的外部环境  第二节  相关研究成果回顾  第三节  本研究相关问题说明第二章  美国联邦政府与高等教育关系的发展  第一节  宪政体制下联邦政府教育权的扩大  第二节  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事业的介入  第三节  联邦教育管理机构的演变第三章  美国联邦政府科学政策的演变  第一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联邦政府与大学科研  第二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科研体制  第三节  1945—1958年的科学政策  第四节  1958年以来的科学政策第四章  政策学视角中美国联邦科学政策的演变  第一节  美国联邦科学政策的三次重大战略性调整  第二节  美国科学政策的制定——一个争论与妥协的过程第五章  美国联邦政府对大学的科研资助：机构与模式  第一节  联邦科研资助：机构、资金与模式  第二节  科研资助过程中的争论第六章  美国联邦科学政策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一种互动过程  第一节  联邦政府与大学科研：相互的需求  第二节  联邦科学政策过程中大学的参与  第三节  联邦科学政策中的政治学第七章  美国联邦科学政策发展的趋势、动力及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意义  第一节  美国联邦科学政策的发展趋势及动力  第二节  联邦科学政策是促进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重要因素附录一  1777—1958年美国联邦政府介入高等教育大事记附录二  美国联邦政府六大部门科研经费投入(1990—2004财政年度)附录三  “斯坦福事件”及其引发的间接费用政策变革附录四  2003年美国研发总经费来源及在研发执行体系中的分配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自大学在中世纪产生起，它便时刻置身于一种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尽管中世纪的大学有“象牙塔”之称，但这一概念主要是针对学者和学术职业与社会现实之间必要的距离而言。作为社会组织的大学并非与世隔绝的象牙之塔，而是融入社会网络之中的机构，它与教会、王权、市政当局和市民阶层之间时刻处于一种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斗争的紧张关系中。中世纪大学所谓“自治权”或“特权”，也是大学游刃于教会、王权、地方权力的夹缝之间取得的。当特权受王权侵蚀时，大学便向教会寻求庇护；当教会对大学干涉过多时，大学又向王权靠拢。大学利用教会与王权之间的矛盾争取利益的策略，不能不说是受到中世纪城市制度建立过程中商人、市民阶层为争取城市的自治权而采取的惯常策略的启发。①大学自治，实际上也是中世纪大学在处理与教会、王权的关系时所坚持的原则。中世纪大学与教会、王权、市政当局之间之所以能维持这种微妙的关系，在于它们之间的相互需要：大学为教会、政府培养神职人员和官员，教会或王权为大学提供经费和保护；大学消费群体和学者群体为城市带来财富和声誉，城市为大学提供栖身之所。中世纪大学外部的这些社会组织之间的平衡张力，为大学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空间和“必要的张力”，②而这种张力一旦缺失，对于大学来说决非自由的福音，而会带来发展的停滞，正如16—18世纪欧洲大学在发展停滞期所表现的那样。

后记

在对博士论文加以修饰和缀补之后，这本小书以现在的模样出现在大家眼前。坦诚地说，从博士论文的选题到现在书的出版，我一直处于惶恐之中，担心自己的研究不够深入，担心自己的文字有所错漏。不过，同仁们的鼓励使我不惧献丑，把这本小书拿出来，就教于前辈和同仁。写后记，于我而言总是比较犯难的事情。三年前，当我的博士论文改好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头脑中竟然一片空白，似乎所有的思维都被抽空；在文档上打下“后记”几个字，一直空了好几天，也无法写出一个字。据上过我的课的一个学生“研究”，文科生的学位论文往往喜欢在后记里舞文弄墨，长篇大论，除了感谢该感谢的人之外，还将论文选题、写作、修改的过程乃至学习历程、人生感悟洋洋洒洒载入其中，理科生则是简单的千篇一律的致谢。面对论文截稿期的临近，我只有匆匆忙忙删去“后记”二字，置换成“致谢”，充了一回理科生。遥想六年前的那个春天，我背着一个小包，到曾经恍如梦中的北京城，参加博士生入学考试。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楼七楼一个有些逼仄的小会议室里，我第一次见到我后来的导师王英杰教授。那时五十多岁的他满头灰发，恬淡的眼神中带着一种洞观人世的超然。这是我后来回忆中的印象，实际上其时我找到了一个适合的词来形容我日后的导师：不怒自威。是的，带着这样的印象，2002年的9月，我进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成为这所百年学府的一名博士生，悠悠地在这里生活了三年。说实话，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并不怎么迷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是一簇簇的房子、很少的绿地、狭窄的道路。建筑多是50年代之后建的，既无特色，亦无深沉的历史感。简单说，既没有北京大学的古朴与优美，也没有华东师范大学的明亮与妩媚。后来到了上海，我却开始思念那所学校，英东楼前树上的乌鸦、四合院旁的银杏、科技楼后的小山、球场上女足的训练、南门彬彬有礼的女保安，一点点的记忆片断连接着那三年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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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2条)

•   与预想的有差距
•   多谢评论就好了，资料再新些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