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里的历史

出版时间：2011-7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集团发行有限公司（上海锦绣文章）  作者：程念祺  页数：242  
Tag标签：无  

前言

去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核对历年读史时随手做的一些史料摘记，并将其中部分具有故事性的摘记，写成了“历史故事”。我写这些“历史故事”，是希望能够从中写出一番历史的意趣，而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趣味”。    历史的意趣，是历史与人的关系的微妙处。故事虽小，所呈现的历史的意趣，往往能反映出历史的大问题。本书所讲的故事，散在先秦、秦汉，以及秦汉以后的各朝。每一个故事，都关乎故事所发生的时代的一些重大历史变化。为了使这些故事中的历史的意趣能够充分地展示出来，我在叙述这些故事时，尽可能使每一个故事都具有完整性。这种“完整性”，不在于把故事讲得头头是道，而在于把与故事相关的历史场景尽可能地展现出来。我以为，只有如此，一些人们已耳熟能详的故事，才得以呈现出丰富的历史意趣；一些原来为人们所忽视的故事情节，才能因其历史意趣的呈现，而彰显出时代的特点。    历史与人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要理解和把握历史人物行为的复杂性，往往不能简单地从分析他们“性格的复杂性”入手，而是要懂得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所发生的变化。比如汉朝的叔孙通，从来就是一个善于阿谀逢迎的人。但到了晚年，他却对刘邦要废太子的事情，表示强烈的反对，说引颈溅血也在所不惜。这样的事情，显然是不能从叔孙通性格的多重性和复杂性方面来加以解释的。实际的情况是，当时反对刘邦废太子的，都是曾经与刘邦一起打天下的丰沛老臣；他们与吕后的渊源很深，却与戚夫人没什么关系；因此无论是出于感情，还是出于对实际利益的考虑，都只会支持太子刘盈；而刘邦对他们支持吕后和太子，早已是无可奈何了。所以，叔孙通一反常态，敢于“犯颜直谏”，其实牵涉到吕后与丰沛老臣结盟这一汉代历史上的重要问题，是叔孙通对丰沛老臣与吕后的投靠。而另一方面，叔孙通“与时变化”的风格，其实也是驭儒的一个特点。司马迁称叔孙通为“汉家儒宗”，是大有深意的。后人谓汉儒的“利口之俗”始于叔孙通，指的就是他那种“与时变化”的风格。讲叔孙通的“与时变化”，不把上述这些东西讲出来，就难以深入到历史与人的微妙关系之中，势必淡而寡味，意趣全无。    本书的写作，力求在叙述方式上有所变化；希望能够根据每个故事的特点，找到一种尽可能合理的叙述方式。这样的努力，未必不会“弄巧成拙”。对此，我深知唯一可以有所补救的，就是使自己的叙述尽可能地在史实的把握和文字的表达上做到准确。然而，心有余而力不足，难免不贻笑于人。至于读者是否能够从中感受到“历史的意趣”，则又当别论。    衷心感谢本书写作过程中给予我热情帮助的诸多朋友。他们的批评和建议，使我受益。    是为序。    程念祺    2011年2月23日

内容概要

　　历史的意趣，是历史与人的关系的微妙处。故事虽小，所呈现的历史的意趣，往往能反映出历史的大问题。《故事里的历史：江山人物》所讲的故事，散在先秦、秦汉，以及秦汉以后的各朝。每一个故事，都关乎故事所发生的时代的一些重大历史变化。为了使这些故事中的历史的意趣能够充分地展示出来，我在叙述这些故事时，尽可能使每一个故事都具有完整性。这种“完整性”，不在于把故事讲得头头是道，而在于把与故事相关的历史场景尽可能地展现出来。我以为，只有如此，一些人们已耳熟能详的故事，才得以呈现出丰富的历史意趣；一些原来为人们所忽视的故事情节，才能因其历史意趣的呈现，而彰显出时代的特点。《故事里的历史：江山人物》的写作，力求在叙述方式上有所变化；希望能够根据每个故事的特点，找到一种尽可能合理的叙述方式。这样的努力，未必不会“弄巧成拙”。

作者简介

程念祺，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学士、硕士学位，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中国经济史和思想文化史研究，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出版学术专著《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以及《大风一曲振河山》、《衰颓的年代_—一仁宣致治后的明帝国》等通俗历史读物，并在《文汇报》、《南方周末》和《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社会学家茶座》等报刊上撰写学术书评和历史随笔。

书籍目录

1  宋襄公的历史价值2  阴谋世家的“阴德”与“阴谋”3  商鞅的刻薄少恩与战国风气4  把政治当生意的吕不韦5  荆轲的寂寞6  刘邦以一人兼并天下7  “汉家儒宗”叔孙通8  周亚夫冤案的由来9  说一套做一套的西汉风气10  西汉亡于宫廷，王莽亡于豪强11  班固笔下的侠12  “一人逃死，祸及万家”13  宦官得志，士人丧气14  申屠蟠不仕15  诸葛亮治蜀16  司马氏阴谋家世17  “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18  高洋与杨惜19  “经世神仙”李泌20  “狼虎丛中也立身”21  宰相赵鼎的悲剧性结局22  刘基与朱元璋的政见分歧23  汪文言与东林党案

章节摘录

宋是商朝的后裔。在这一问题上，宋襄公是颇有些自负的。泓之战前，子鱼告诫宋襄公：“上天抛弃商人已很久了。您想让我们祖先的事业重新兴起，是不会得到上天宽恕的。”宋襄公没有理会他，却也没有否认自己确有光复旧物的憧憬。战败之后，当他向子鱼表明，他决不会下令进攻尚未排兵布阵之敌时，还特别强调了自己作为“亡国之余”的这一身份。意思是说，以他的身份，打起仗来就该堂堂正正，是决不屑以诈取胜的。    宋襄公绝对不是一个虚伪的人。还在做太子时，他就向宋桓公提出，让自己的异母兄长目夷(即子鱼)继位。这种推位让国的行为，其实正寄托着他对古代圣贤的仰慕和自许。目夷也是个仁者，说宋襄公能够推位让国，又是何等的仁，自己比不上他。亡国之余，必有亡国之痛。既奉先祀，慎终追远，对于祖先的事业与精神，往往会有超乎寻常的珍重，而更专注于自身道德和精神上的向往；而当此天翻地覆的“无道”之际，于光复旧物更怀有某种时不我待的特殊情感，精神上也更易受其支配。何况临阵而讲“君子”所为，讲“古之为军”，也是一种悠久的传统，至春秋之世并未荡涤殆尽。《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楚、晋“夹泯而军”。晋国的阳处父对楚国的子上说，如果要交战的话，晋军将后退七里，等楚军渡过衹水，摆好了阵势，两军再行交战。约定之后，晋军后撤，子上欲挥师渡河。有人提醒他说，晋人不讲信义，如果楚军才渡过一半，晋军就发起进攻，恐怕悔之无及。最后，楚、晋都撤兵了事。此事发生于泓之战后的第十年。可见，“不鼓不成列”的交战规矩，当时也还在沿用。想来泓之战前，宋、楚就此事应有事先的约定；而楚人对于宋襄公信之不疑，亦足以说明宋襄公的为人了。    齐桓公生前曾嘱托宋襄公在他死后扶持太子昭继位。齐桓公死后，嬖臣易牙、阉宦竖刁发动宫廷政变，立公子无亏为君。宋襄公于是率诸侯伐齐，迎立太子昭为齐孝公。有人认为，宋襄公此举，不过意在与楚国争霸；何况无亏为兄，立孝公是“奉少夺长”，“乱上下之分，长篡弑之阶”，分明是不仁不义。至于滕国不服从宋，滕宣公就成了宋襄公的俘虏；邯国单独与邾国会盟，宋襄公就命令邾文公将郎国的国君用作祭祀的牺牲；曹国毁盟，宋襄公遂率军围攻曹国，也都被人指责为严重违背仁义。这样一来，宋襄公的“仁义”，不仅犯蠢，而且还纯粹是一种作假。然而，齐桓公之“不仁不义”，未必逊于宋襄公。齐桓公既已做了齐国的君主，仍不能放过逃亡在鲁国的异母兄公子纠，说自己不忍对亲人下手，一定要鲁国帮他把公子纠杀掉而后快。至于齐桓公“并国三十五”，则更是宋襄公所望尘莫及的了。    泓之战后的第二年，宋襄公终于因伤重去世；宋国经此一败而不振。后人以成败论英雄，宋襄公的仁义，就成了“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他那些违背仁义的行为，也正好用来证明他的假仁假义。宋朝的苏轼说得最甚，以为宋襄公如果成功，则是又一个王莽。    宋襄公的历史价值    在中国的文化中，向来就存有一种苛责失败者的传统。如果宋襄公具有齐桓公那样的实力，能够使诸侯“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同样成为诸侯争霸中的胜利者，那么，对于宋襄公的“仁义”，将会是一片赞扬。仁义，必须是胜利者的仁义，才具有历史的价值？齐桓公行“仁义”，惟其达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称霸目的，其历史的价值就应当予以肯定。然而，泓之战，楚国如果也像不信任晋国那样，对宋襄公的信义有所怀疑，是否还会渡过泓水，而与宋军开战呢？    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的意思是说，仁难道真的那么遥不可及吗？只要我心中对于仁有真正的向往，仁不就在我的眼前吗！以仁责人，则世无仁人。但是，一个时代，如果对仁义彻底丧失了信心，又有谁会以仁义号召天下？又有谁能以仁义号召天下？天下向往仁义，而视仁义为具文，则是与天下为敌！齐桓、宋襄都想称霸，心中却未必没有仁义。问题在于，齐桓公的确有能力举起仁义的旗帜，而对于宋襄公来说，仁义这面旗帜的确是太重了。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历史教训。泓之战，宋襄公确实实践了自己对于仁义的追求，却也导致了自己的战败身亡。    为“仁义”而亡，而又成全了“仁义”，这就是宋襄公的历史价值。吕思勉先生说：“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岂徒讲权谋形势者所与知哉？”P6-8

编辑推荐

《故事里的历史(江山人物)》作者程念祺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富有深厚学养。书中所讲人物、故事，其实是作者的读史心得。全书文字清新，娓娓叙来，精彩纷呈；每个故事，都关乎时代的一些重大历史关节点，充分展示出历史的场景，使一些耳熟能详的故事绽发出丰富的历史意趣，从而可提高读者的读史品位，增强人们的读史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