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散论

出版时间：2008-5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缪钺  页数：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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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诗词散论》是我国著名文史学家缪钺教授六十年前的一本旧作，原书曾于1948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共收论文十篇。其见解之精微，文辞之优美，自出版后即获得读者普遍之欣赏与推重。其后，台湾开明书店曾于1953年加以重印。1980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之英文刊物《译丛》（Renditions）曾印有介绍中国词及词学的专号一辑，其中即收有《诗词散论》中之《论词》一文，由英国之汉学家闵德福（John Minford）加以翻译介绍，获得海外学人的重视。而国内，《诗词散论》则在198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予以重印，又加入作者当年的一篇旧作——《（诗）三百篇纂辑考》。《诗词散论》一书，字数虽不过六万字左右，然其所包容之方面甚广，尤为可贵者，所论均为积学深思之所得，是诗词论评中一本值得重视之作。　　本书初版原收论文十篇，1982年重印后增为十一篇。其中论诗之文章四篇，按时代内容言之，依次为《（诗）三百篇纂辑考》、《六朝五言诗之流变》、《论李义山诗》及《论宋诗》四文。《（诗）三百篇纂辑考》一篇，纯属考据性之论文，与书中其他偏重评赏之篇稍有不同，故初印时未尝收录，此次重印始编入集中。此文印证旧籍，考寻《诗》三百篇当年纂辑之情况，征引翔实，考论精简，为考证文中难得之著作。其《六朝五言诗之流变》一文，以简驭繁，掌握重点，以为此一时期五言诗之演变，可以举三位诗人为代表作者：谢灵运融合玄释，模写山水：鲍照仿吴歌，发唱惊挺；谢朓用声韵，圆美流转均能除旧拓新，开创风气，所论极为精要。其《论李义山诗》一文，结合李义山之性情为人与当日之历史背景加以分析，有烛微探隐之发挥。春《论宋诗》一文，论及唐诗与宋诗差别特异之点，分为用事、对偶、句法、用韵及声调数项，加以析论，对宋诗之优点及流弊，论述精辟。

作者简介

　　缪钺（1904——1995），字彦威，江苏溧阳人，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1904年12月6日（清光绪三十年甲辰十月三十日）生于直隶（今河北省）迁安县，后随家寓居保定。1922年先生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文科。1924年北京大学文预科肄业。1924年冬，因父亲逝世，先生遂辍学教书以赡养家人，从此开始了长达七十年的教学和治学生涯。抗日战争以前，先生先后任教干保定私立培德中学、志存中学、省立保定中学高中部，除每周教课十馀学时外，其余时间均刻苦自学，非星期天皆住校（据原培德中学学生任绩先生回忆）。当时相与往还论学者，师长有张效直先生，友人有李濂镗（杏南）、梁国常（鹤铨）、薛声震（效宽）、高苏垣诸君。在此期间，曾于1930年秋赴河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一年，与刘子植（节）先生过从颇密，深得切磋之益。1935年秋又曾赴广州学海书院任教授及编纂一年，与谭其骧、龙榆生诸先生定交。抗战军兴，先生携家南下，经开封、武汉抵达重庆。时浙江大学已内迁至广西宜山，先生于1938年应聘为浙大中文系副教授，两年后升任教授，后随浙大迁至贵州遵义。时浙大在竺可桢校长的执掌下，人才济济，与先生往来最密者有郭斌龢、谭其骧、萧璋、钱宝琮、黎子耀、章俊之、陈逵等，外来学者至浙大短期讲学与先生相得甚契者有马一浮、刘永济、钱穆诸人。抗战胜利以后，先生因江浙物价昂贵，难以养家，未能随浙大迁返杭州，而应华西协合大学之聘，到成都任该校中文系教授兼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同时兼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常与闻在宥、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叶石荪（麐）先生往还论学。解放初，先生仍任原职。1952年院系调整，先生遂专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1981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保定私立培德中学和保定私立志存中国文教员。后历任河南大学中文系、广州学海书院、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1946年起，任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同时兼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1952年后，专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历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古籍整理研究所名誉所长、历史研究所学术顾问。先生从事中国古代史、中国古典文学、历史文献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70年，治学原以先秦诸子及古典文学为主，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转而钻研魏晋南北朝史，80年代以后，同时又再次致力于词学研究。先生曾亲承张尔田先生之教诲，同时深受王国维、陈寅恪二先生治学的影响，特别师法陈先生文史互证的方法，以史说文，以文证史。上世纪50年代，先生开始培养研究生。198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首批博士生导师，为四川大学培养出第一位博士。先生曾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中国唐史学会、中国唐代文学会、中华诗词学会等学术团体和学术机构的顾问。与人共同主编了《唐诗精华》、《中国野史集成》等专书，出版有《元遗山年谱汇纂》、《诗词散论》、《杜牧诗选》、《三国志选》、《读史存稿》、《杜牧传》、《杜牧年谱》、《三国志选注》（主编）、《冰茧庵丛稿》、《灵溪词说》（合著）、《三国志导读》（主编）、《冰茧庵序跋辑存》、《冰茧庵剩稿》、《词学古今谈》（合著）等专著，发表论文120馀篇，多数收入上述各论文集。另有旧体诗词集《冰茧庵诗词稿》行世。《缪钺全集》于2004年6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共八卷。

书籍目录

《诗》三百篇纂辑考六朝五言诗之流变《文选》与《玉台新咏》论李义山诗论宋诗论词论李易安词论辛稼轩词姜白石之文学批评及其作品汪容甫诞生二百年纪念王静安与叔本华附录一：名诗欣赏涉江采芙蓉游仙诗（其一）与殷晋安别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倦夜宿府与郑介夫新喻道中寄明用觞字韵次韵裴仲谋同年次元明韵寄子由登快阁雨除夜二首（其一）伤春送范仲讷往合肥三首（其二、其三）附录二：名词赏析荷叶杯鹧鸪天临江仙卜算子谒金门虞美人八六子青玉案小重山永遇乐永遇乐传言玉女摸鱼儿永遇乐长亭怨慢满江红高阳台人月圆摸鱼儿摸鱼儿水调歌头临江仙木兰花慢玉楼春玉漏迟夏初临水调歌头

章节摘录

　　《诗》三百篇纂辑考　　《诗》三百篇如何编定，《史记·孔子世家》谒古者诗三千馀篇，孔子删为三百。是说也，唐孔颖达，宋郑樵、朱熹、叶适，清朱彝尊、赵翼、崔述、魏源等，皆疑而辨之。以为《论语》记孔子之言，一则日“《诗》三百”，再则日“诵《诗》三百”，本谓古人已具之定本，不应指其自删者而言；孔子只有正乐之功，而无删诗之举，至多不过刊定整理。诸家论证详明，无烦重述。孔子删诗之说既未可尽信，然则《诗》三百篇之定本如何纂辑而成，（“诗三百”，乃指成数而言，其确数不可知。汉儒传《诗》三百五篇，孔子所谓“《诗》三百”，是否即此数，亦不可考。）自为一尚待探讨之问题。　　《诗》三百篇经秦火之厄，因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少残阙。惟西汉传《诗》者先有齐、鲁、韩三家，《毛诗》晚出，其后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北宋，而《毛诗》独传。三家《诗》篇名章句今犹有可考者，取与《毛诗》对勘，颇有差异。故严格论之，吾人既不能定此四家之本，孰为得孔氏真传，更不能执今《毛诗》以为即孔子所读之本。《论语》记孔子引《诗》：“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于罕》）今《毛诗》中无之。子夏引《诗》：“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八佾》）今《毛诗》无末一句。此皆孔门之《诗》三百不同于今存《毛诗》之证。惟自另一方面论之，《左传》引诗二百十七条，其间作者自引及述孔子之言者四十有八，而逸诗不过二条；列国公卿引诗百有一条，而逸诗不过五条；列国宴享歌诗赠答七十条，而逸诗不过三条。（此魏源所统计，见《诗古微》-《夫子正乐论》中。）此外《孟子》、《荀子》及《礼记》诸篇，所引逸诗亦鲜。故可谓今存之《毛诗》，与孔子所见之本，虽稍有差异，而大体相同，则据今《毛诗》三百篇以研究古三百篇如何纂辑，或不致大误也。（朱彝尊《经义考》论诗所以逸之故，一则秦火之后，竹帛无存，而口诵者偶遗忘也；一则作者章句长短不齐，而后之为章句之学者，必比而齐之，于句之从出者去之故也。）　　孔子之时，已有《诗》三百篇，则《诗》三百篇之纂为定本，必前于孔子。然则当在何时乎？按《陈风·株林》咏陈灵公事，为三百篇中最晚之诗。陈灵公被弑在鲁宣公十年（前599年），下至鲁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时，（前552年。按此据《公羊》、《谷梁》本《春秋》经。《史记》载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则当为公元前551年。）凡四十七年，再下推至孔子十五志学之时，约六十年。孔子十五志学之时，或已得读《诗》三百篇，则《诗》三百篇之纂定，必在此六十年之内，即最早不得前于鲁宣公十年，最迟不得晚于襄公末年也（襄公在位三十一年）。《左传》记襄公二十九年季札在鲁观乐，鲁为之歌《周南》、《召南》及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郐诸国风，与今本《毛诗》次第微异，而国名全同，或其时《诗》三百篇已有定本乎？（《邶风·燕燕》，三家诗说谓卫定姜送其妇或娣之作，约当卫献公初立之时。（《列女传》、《坊记》郑注、王氏《诗考》。）按卫献公元年为鲁成公十五年，则《燕燕》诗当作于鲁成公之时，又在《株林》之后矣。惟《燕燕》诗就本文观之，仅可知其为送别之诗，无从断其作者为庄姜，或定姜，或其他卫君、卫夫人。三家说亦无确证，故不取，而仍以《株林》为《诗》三百篇中最晚之作。）　　《诗》三百篇之纂为定本，虽在鲁宣公之后，然宣公以前，王朝亦必时时颁诗于诸国，诸国士大夫皆讽诵之，或宴享咏歌，或语言称引，惟所诵者无三百篇之多耳。何以知之？日：《诗》、《书》、礼、乐，为古代教育之具，而《诗》之用尤广，故两周士大夫无不渐渍于诗教。西周时，祭公谋父谏穆王伐犬戎，已引《周颂·时迈》，芮良夫谏厉王，亦引《周颂·思文》及《大雅·文王》（《周语》上），可见在西周时，《雅》、《颂》已为人所传诵。当春秋前叶，隐、桓、庄、闵、僖五公之时，三百篇中诸诗，有尚未作者；（如秦人赋《黄鸟》，《左传》记于文公六年，陈风《株林》作于鲁宣公时，皆在僖公之后。）有虽作而未必即经王朝纂录颁布者；（如许穆夫人赋《载驰》，郑人赋《清人》，《左传》均记于闵公二年，及经王朝纂录颁布，至早亦应在僖公末年。《鲁颂》乃颂僖公之作，亦未必当时即蒙王朝纂录颁布。《毛序》谓《羽》乃史克所作，则又在僖公之后矣。）而《左传》所记此五公时，列国君卿大夫言语引诗、宴享赋诗者，凡十五条，（《左传》闵公二年记许穆夫人赋《载驰》及郑人赋《清人》，乃记作诗之事，至于“君子日”以下所引诗，乃《左传》作者之词，均不在此列。）《国语》中记东周人士赋诗引诗在鲁僖公以前者，凡十四条。合两书所记，赋诗之人有楚成王、秦穆公、晋文公、周富辰、郑太子忽、叔詹、陈公子完、齐管仲、晋士蔫、韩简、臼季（即胥臣）、秦公孙枝、宋子鱼、公孙固、鲁臧文仲、齐姜氏等，可见此时各国君卿大夫皆已诵诗。此可为王朝时时颁诗于诸国之证。隐、桓、庄、闵、僖五公时，各国君卿大夫引诗赋诗，就《左传》所记之十五条考之，引《国风》者仅僖公三十年晋臼季引邶诗“采葑采菲，无以下体”一条，庄公二十二年陈公子完引诗“翘翘车乘”云云，乃逸诗，不知其应属《雅》，或属《风》，此外皆为《雅》、《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赋（河水》，杜注《河水》，逸诗。而据《国语》韦昭注，《河水》当作《沔水》，亦《小雅》也。）就《国语》所记之十四条考之，引《国风》者，仅齐姜氏引郑诗“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及楚成王引曹诗“彼己之子，不遂其媾”两条（《晋语》），其馀亦皆《雅》、《颂》。由此可见，在春秋前叶，《国风》中诸诗或尚未作，或虽作而尚未经王朝纂录颁布，故传诵于士大夫之口者尚少也。（文、宣、成、襄、昭诸公之世，士大夫引诗赋诗，虽仍以大小《雅》为多，然邶鄘卫、郑、唐诸国风诗，均见征引赋咏，与僖公以前情形不同。）　　《诗》三百篇，《周颂》为王朝颂功德祀神明之歌，大、小《雅》除宴享之乐歌外，多王朝士大夫感时讽政之作，献之于天子者，此诸诗自当掌于王朝大师之官。至于诸国《风》诗，如何收集，旧说皆谓由于采诗之制。然采诗制之实况，果如何乎？古书中记采诗制最详者，为班固《汉书》及《公羊传》何休注，而班、何两家之说，即相参差。《汉书·食货志》云：“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日：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艺文志》亦日：“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云：“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两家说不同之点，即班书所言，似行人乃王官，直至各国采诗，归而献之大师，而何休所说，则采诗并无专官，由各国自采集之，以闻于天子。二说孰为近真，固难臆断。如进而研究之，古书言采诗之官者，除《汉书》外，如刘歆所谓“迪人”（《与扬雄书》），扬雄所谓“鞧轩之使”（《答刘歆书》），许慎所谓“*人”（《说文》第五篇上），皆汉人之说。先秦诸书，未有明言采诗之官者。《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引《夏书》日：“道人以木铎徇于路。”杜注：“道人，行人之官也。徇于路，求歌谣之言。”据此，则遒人或行人，即古采诗之官。惟细绎之，师旷引《夏书》只言“遒人以木铎徇于路”，未言采诗，而“求歌谣之言”一语，乃杜注所增。《周礼》虽六国时书，然亦多据成制，非尽虚构，其中无道人之官，而记大小行人之职，亦无采诗一事。《周礼》作者，熟于掌故，杂采以前官制而增益弥缝之，不厌详密，以寄其理想。苟王朝有采诗之官，作《周礼》者谅不致删弃。至于“以木铎徇于路”之制，《周礼》中有之，如乡师“以木铎徇于市朝”，乃所以警戒人民，发布政令。木铎警众，盖为古制。然则师旷引《夏书》所谓“道人以木铎徇于路”，殆亦警戒人民，宣布政令，与采诗无涉。（师旷引《夏书》之语，伪古文《尚书·胤征》篇袭取之。伪孔注日：“道人，宣令之官。木铎，金铃木舌，所以振文教。”其义似较杜氏为长。又按《论语·八佾》篇，仪封人谓“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亦谓天将使孔子明道施教，以化天下，非谓使孔子采诗也。）且古者天子与诸侯之关系，非若后世朝廷之与郡县，刑政教令，未能直达，况采诗小事，何劳王官遍游各国，巡行乡闾？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凡王官至鲁，如宰来归惠公仲子之娼（隐公元年），武氏子来求赙（隐公三年），凡伯来聘（隐公咺年），南季来聘（隐公九年），宰渠伯纠来聘（桓公四年），仍叔之子来聘（桓公五年），家父来聘（桓公八年），祭公来（桓公八年），家父来求车（桓公十五年）等，均书于《春秋》经，独无王朝采诗之官来鲁之事。故吾疑班书说古代采诗制之隆重，不免稍有理想化之嫌。何休所言，或近真欤？　　前人亦有怀疑采诗制者，故魏源有霸者陈诗之说，其言日：“问郑自子产执政以后，褚其衣冠，伍其田畴，诲其子弟，风俗大变，而始谤终颂之谣不登于诗者何？曰：诸国之风，皆陈于齐桓、晋文，而桓、文以后，惟秦康公诸诗陈于晋襄，陈灵诸诗陈于楚庄，此外无闻焉。盖晋景、悼连年争霸，不过志在主盟，而采风陈诗之典阒如矣。”（《诗古微》九《桧郑答问》）然魏说似亦有不可通者。《国风》诸诗，除少数有确证者外，颇难考定某诗作于某公之时，或为某事而作。魏源先信《毛诗序》定《木瓜》为美齐桓之诗，（贾谊《新书·礼》篇谓《木瓜》为臣下思报礼而作，与《毛序》不同，盖三家说。朱子《诗集传》则疑《木瓜》为男女相赠答之词，亦颇近情理。）因谓：“《卫风》终于《木瓜》，大都皆文公以前齐桓所陈于王朝。”又谓：“《卫风》终于《木瓜》，所以著齐桓攘狄之功。”（《诗古微》三《邶鄌卫义例》篇下）《郑风·羔裘》乃美其大夫之词，然不知其所指，《有女同车》、《褰裳》、《山有扶苏》，皆男女情诗，而魏源必谓《清人》以下皆文公后诗，谓《羔裘》乃美郑叔詹、堵叔、师叔三良所作，谓《有女同车》亦刺文公诗，《褰裳》之狂童、《山有扶苏》之狡童，皆指文公，因谓：“诸国变风，类皆陈于齐、晋二伯，而图伯之事，莫大于攘楚，攘楚之事，莫要于服郑，故齐桓陈其诗，自《清人》以下，于文公独详。”（《诗古微》九《桧郑答问》）此种种说法，殆皆不免于附会。此其不可通者一也。魏源谓陈灵诸诗，陈于楚庄。楚庄既陈他国之风，何以独不陈其本国之风？此其不可通者二也。齐桓、晋文称霸之时，鲁、宋两国，列于会盟，奉命惟谨，桓、文陈诗，何以独缺鲁、宋之风？此其不可通者三也。　　王朝采诗之制，既有可疑，而霸者陈诗之说，又难尽信。各国风诗之所以搜采而纂辑，盖应据何休之说，乃由各国自行采集而献之王朝者。兹更详细说明之。古代侯国为具体而微之王朝，王朝制度，侯国往往有之，惟较简而已。（西汉初，诸王国制度与汉廷相似，犹存古意。）王朝有献诗之制。邵公谏厉王谓“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周语》）《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右尹子革对楚王，谓：“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即献诗讽谏之例。大、小《雅》诗本文中亦多可征者。《小雅·节南山》云“家父作诵，以究王汹。”《何人斯》云：“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巷伯》云：“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四月》云：“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大雅·卷阿》云：“矢诗不多，维以遂歌。”《民劳》云：“王欲玉女，是用大谏。”皆王朝公卿列士献诗之证。此种制度，侯国亦应有之。《魏风·葛屦》云：“维是褊心，是以为刺。”《陈风·墓门》云：“夫也不良，歌以讯之。”此皆作者自述作诗讽讥之意，与《小雅》“以究王汹”、“以极反侧”，口吻相似。故《国风》中一部分讽政谏君之诗，如郑之《清人》、秦之《黄鸟》，殆皆本国卿大夫所作，献之朝廷，存于大师，此固不劳采访。至于《国风》中之一部分，为里巷讴谣，写民间哀乐，盖出于庶民之手，此种诗非必作者自献于朝，盖由采集而来。任采集之事者，无须特异之才能，故亦未必特设专官也。（此种采诗之制，盖侯国与王朝所同。《国风》中之一部分，为各国自行采集者。《王风》中之一部分，为东周王朝在其畿内所采集者。《小雅》中如《黄鸟》、《我行其野》、《采绿》、《苕之华》、《何草不黄》等，多里巷讴谣，其体极似《国风》，此盖西周王室在其畿内所采，相当于东周之《王风》，而所以列于《小雅》者，盖以雅本西周王畿内之乐调（本章炳麟《太炎文录·大疋小疋说》），周人发迹豳岐，建都丰镐，故用其本地音乐为朝会宴享之乐，地位特尊，号为正乐。至如《黄鸟》等诗，乃西周王畿民歌，自应以其本地乐调歌之，故不必特称某风，而即可列予《小雅》中矣。）或日：各国风诗，一部分为士大夫所献，一部分由采集而来，保存于本国之乐官，既可知矣。而侯国献诗王朝之制，除何休之言外，又何从得更古之证明乎？日：《鲁语》闵马父谓：“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王国维释之日：“考汉以前，初无校书之说。余疑《鲁语》‘校’字当读为‘效’，效者，献也，谓正考父献此十二篇于周大师。”（《观堂集林》卷一《说商颂》）按王氏解“校”字义甚精确。且《商颂》非商代之诗，乃宗周中叶宋人所作，故《商颂》即宋颂，王氏《说商颂》中亦证明之。由宋正考父献其本国颂诗于周大师之事推之，则各国亦均可有献诗之举，更证以何休记采诗制“国以闻于天子”之言，其事益明，而各国风诗集于王朝，即以此故。（朱熹《诗集传·国风》注日：“诸侯采之以贡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乐官。”

编辑推荐

　　《诗词散论》是缪钺先生的一部早期著作，初版于1948年。此次根据1982年再版印刷，并将缪钺先生撰写的中国古典诗词名篇的赏析文章作为附录。若喜欢中国古典诗词，缪钺的书，大概是不能不看的。曹聚仁评价，文艺批评家之中，周作人、朱自清、王力为前辈权威，而“后起的钱钟书、缪钺，他们的见解以及贯通古今中外的融通之处，每每超越了王国维、鲁迅和周作人。”他去世以后，史学大家周一良曾撰一联：“文史回翔，绛帐春风三千弟子。诗词并美，灵溪妙谛一代宗师。”很多人认为，这是对缪先生最精当的评价。

用户评论 (总计4条)

•   　　跋：忆昔初进大学时，即借彦威先生此书，取读其中论词、论宋诗及论李易安、辛稼轩等三数篇，深觉其文天机濬发，鞭辟入里，抑扬爽朗，深美闳约，几乎惊为天人也。自兹以降，益坚定其研读古典文学之志向云。
  　　 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自我不见，于今七年。日昨欣得此书于东南大学，如逢故人，曷胜快慰。今晨即取当年未竟之数篇快读之，若论李义山、姜白石、汪容甫、王静安等是也。芬芳悱恻，如饮醇醪，阅时半日，即罄全帙，感激之情，难以言表。诗云：“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先生此书殆即吾心目中之“明月”也，而吾年来所受益于先生之著述者，岂浅鲜哉？此吾所以不得已于言，而三致敬意于先生者也。
  　　己丑初冬 筱堂记于金陵
•   　　 缪钺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更是20世纪享有盛誉的词学家。《诗词散论》是先生六十年前的一本旧作，原书曾于1948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共收论文十篇。1982年重印后增为十一篇。这本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诗词散论》，在82年版的基础上收入了先生撰写的古典诗词名篇鉴赏文章43篇。《诗词散论》因其见解之精微，文辞之优美，赢得了读者的普遍欣赏与推重，是20世纪词学史上不容忽视的一本著作。
  　　 在古典诗词研究领域，先生以其深厚的文史学养、灵睿的诗人禀赋形成了独有的治学特色，与当时的学者卓然不同。这本《诗词散论》，相较于其它诗词论著，同样有着显著的特点。
  　　首先，先生既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因此他的文学论述带上了显著的史家观点，体现出文史并重的特色。
  　　 这一特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史学方法的借鉴，凡论诗家词人，无不着眼于诗词发展史。《诗词散论》从《诗经》开始，顺流而下，楚辞、六朝五言诗，《文选》与《玉台新咏》、唐诗、宋诗、宋词及至清词，俨然一部中国诗歌发展史。“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由于他对中国诗歌史的了然于心，所以他对某个断代文学思潮、某个流派、某个诗(词)人作品总是站在中国诗歌史、中国词学史的高度，通过与其他诗（词）人的比较来进行研究。以李清照为例，先生首先高屋建瓴地指出:“词这种文学体式，最能表达幽约细美之情，而具有幽约细美之情的人，也更适于填词。”接着，他把历代词人划分为五种类型，而李清照属于“悱恻善怀，灵心多感，其情思常回翔于此种细美凄迷之域者，则为纯粹之词人”，兼“有高潮之境界、富创辟之才能”的特点。更进一步分析其艺术风格，“大抵于芬馨之中，有神骏之致，适足以表现其胸怀襟韵，而早期灵秀， 晚岁沉健， 则又因年、因境而异。”这样，从词史角度分析李清照与其他词人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体察入微，纤毫毕见，遂成不刊之论。
  　　 二是对史家观点的吸收。刘知几《史通》谓治史之人应才、学、识三者皆备。缪钺先生评述诗家词人亦极重视其才、学、识三方面。他在《汪容甫诞生二百年》评汪中，谓其 “才学识三长，在学术史中殊不多观”继而论说诗人与学者，通识与专家，相反相成，难以兼得，而汪中诗文皆长且学有专诣，激赞汪中诗词具有卓异之文采、清美之才情、莹彻之识解。
  　　 需要指出的是，缪钺先生对作者才学识的重视是对知人论世的扩展。孟子知人论世说使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长久停留在对作家生平与作品背景等客观因素的关注上，忽视了作家的主体性。缪钺先生的诗词评论同样重视对作家的研究，但他更重视对其才学、性情与个性气质的分析，从而丰富了知人论世说的内涵。缪钺先生对白石、稼轩的才学性情对其词作的影响就是明显的例子。
  　　 其次，先生深具诗人灵思睿感、深情往复的特质，形成了先生诗词论述的另外两个显著特征：
  　　 一是以形象取譬，使其论说文字增添了一份精微的诗情与画意。先生在其《论宋诗》一文中，于论及唐宋诗之异点时，在做了概念之比较后，谓“唐诗以韵胜，宋诗以意胜”，“唐诗之美在情辞，宋诗之美在气骨”的综述对比后，就更举引了一连串形象的对比以增强读者的感受，谓“唐诗如芍药海棠，称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如唤荔枝，一颗人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党生涩，而回味隽永”。又以宋人审美之观念与六朝相比较，谓“六朝之美如春华，宋代之美如秋叶”，“六朝之美为繁丽丰腴，宋代之美为精细澄澈”。 这些精美而切当的譬喻，让人不能不佩服先生的学识与才情。
  　　 二是文体之优美。先生论词论著之文辞精美，为词学界所罕见。像他论词体之生发时说，“词体所以人能发生，能成立，则因其能与自然之一种境界，人心之一种情感相应合而表达之。此种境界，此种情感，永存天壤，则词即永乐有人欣赏，有人试作。以天象论，斜风细雨，淡月疏星，词境也；以地理论，幽壑清溪，平湖曲岸，词境也；以人心论，锐感灵思，深怀幽怨，词境也。凡真词人及有词之修养者，其表现于为人及治学，均有特征。其为人也，必柔厚芳洁，清超旷逸，无机诈之心，鄙吝之念……” 先生所叙写的是其平生研读体会之所得的精微之见，像这种在内容方面既深具学人的识见，而在文体方面又洋溢著诗人之才情的诗词评赏之作，在今日作者中盖已极为难得。先生谓汪中文采斐然，才情清美，识解深透，以此评价先生，不正恰到好处吗？
  　　 再次，先生有极扎实的小学功底。举凡文字、音韵、训诂、校勘及目录学，他都下过功夫，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先生论诗词形质并重，既注重对诗歌意蕴层的揭示，又注重对诗词语言层次的分析。像他在书中对南宋词渐渐衰落的分析中，便相当重视南宋词因过于注重音律而妨害了其情辞之美这一原因。
  　　《诗词散论》以其精美的文辞，深透的见解获得了历代读者的赞赏所推重，确实值得我们好好研读。
•   难道是柴彦威老师不成？！
•   先生功夫確實了得。讀了<論宋詩>，區區幾千言能講得如此透徹明了，讚歎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