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百岁口述

出版时间:2008-5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周有光,李怀宇  页数: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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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余英时:有光先生在乱世中做出了辉煌的建设成绩,这件事的本身更是奇迹中的奇迹。对于这样一位百龄老人的口述自传,我们是决不能等闲视之的。  叶圣陶: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张允和:人得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情更好。  周有光: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今天四对夫妇,顾传玠、张元和、张允和、沈从文、张兆和、傅汉思都离我而去,张充和还生活在美国。

内容概要

有光先生的《汉字改革概论》不但有精审的日译本,其中重要的篇章也有德译本和英译本。今天汉字拼音已通行全世界,有光先生从1955年起便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中担任拼音化研究室的主任,1958年完成的“汉语拼音方案”,他是贡献最大最多的主将。所以今天一提到汉字改革和汉语拼音,无论是中国人或外国人,首先便会想到有光先生的大名。几年前,美国名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担任《纽约客》(New
Yorker)驻北京记者,他为了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的前因后果,便费了好几天的工夫对有光先生进行专访。有光先生许多精辟的见解现在都已收在何伟新著《甲骨》(Oracle
Bones,NewYork:Harper
Colins,2006)中了。有光先生在乱世中做出了辉煌的建设成绩,这件事的本身更是奇迹中的奇迹。对于这样一位百龄老人的口述自传,我们是决不能等闲视之的。
 有光先生受到了最完整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教育。他在常州中学一方面获得扎实的中国古典训练,另一方面又直接读英文本的世界史和自然科学,两年圣约翰大学则使他受到西方自由教育的熏陶,“学会了自学,学会了独立思考”。他在圣约翰时期已决定以经济学为专业,以后在光华大学和到日本京都大学深造,都一直没有改变。抗战时期,他进入银行界工作,以实际经验与书本知识相结合,他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认识当然更深入了。更难得的是他战后到美国信托银行就业,仍孜孜不息地利用业余时间在图书馆中自修经济学。他为什么如此钟情于银行、货币、国际贸易等等科目?这并不是因为他贪图银行界的高收入,如果惟此是图,他便不会在1949年冲破一切阻力回归中国了。早在大学时代,他已建立了一个坚固的信念,致力于中国的现代化。他认定中国现代化的出路最后必然要归宿到经济建设,他决心献身于这一崇高的目的。

作者简介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原名周耀平,起先“周有光”是他的笔名,“有光”后来成为他的号。生于中国江苏常州,中国语言学家、文字学家,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周有光青年和中年时期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作过经济学教授,1955年,他的学术方向改变,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曾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大陆的语文改革。作家沈从文是他的连襟。

书籍目录

序(余英时)
上篇 百岁口述(周有光口述) 
 一 常州青果巷
 二 育志小学
 三 常州中学
 四 五四运动
 五 圣约翰大学
 六 光华大学
 七 拉丁化运动
 八 妻子张允和
 九 “流水式”的恋爱
 一○ “举杯齐眉”
 一一 四姐妹
 一二 连襟沈从文
 一三 留学日本
 一四 抗日战争
 一五 从上海到四川
 一六 “左倾”幼稚病
 一七 美国生活
 一八 和爱因斯坦聊天
 一九 环游世界
 二○ 美国归来
 二一 上海的变化
 二二 文字改革委员会
 二三 新陋室铭
 二四 昆曲研习社
 二五 宁夏五七干校
 二六 “专家专家,专门在家” 
 二七 重游欧美
 二八 家庭文化
 二九 “周百科”
 三○ 晚年所思
 三一 长寿之道
下篇 追忆的脚注(李怀宇撰写)
 一 九如巷张家
 二 温柔的防浪石堤
 三 三姑六婆中的媒婆
 四 女人不是花
 五 真正的肝脑涂地
 六 绕地球一周
 七 从“老虎”到主妇
 八 谁是小丑
 九 故国如今有此音
 一○ 人得多情人不老
附 录
 周有光先生事略
 张允和女士事略
 常州周家世系录
 合肥张家世系录

章节摘录

一 常州青果巷我的曾祖父号润之公,祖父号逢吉公,都是号,名字我都不知道。父亲名保贻,号企言。母亲徐雯。我最大的姐姐是三姐,因为大姐、二姐小时候就去世了。我的妈妈生三姐、四姐、五姐、我、九妹,共五个孩子。我父亲一个姨太太生的老七去世,又生一个八妹,这样,我的妹妹就是九妹了。我排行第六。我的曾祖父很有名,《常州府志》有记载。太平天国把我们家打光了,就穷下来了。我的曾祖父在太平天国之前就办工业,那时是手工工业。常州纺纱织布到今天还是有名。常州虽然穷,但有一个特点,没有失业的人。农民家里都有在城里做工的人,不单是种田。家里有一个老姨太太,可能是我曾祖父的姨太太,她养一只大猫,有八九只小猫,每天晚上睡觉,要把它们的脚洗干净。猫的规矩大得很,大猫管理小猫,开饭吃东西,小猫想吃桌子上的东西,就把大猫放在桌子上,小猫一上来,大猫把小猫一打就打下去了。我家在常州住的巷子叫青果巷。青果巷有意思,瞿秋白、赵元任、我都住在青果巷,我们三个人都搞文字改革。瞿秋白家很穷,租人家的房子住。赵元任家的房子叫八桂堂。我们家的房子叫礼和堂。我们家的房子是明朝造的,了不起,很旧了也不能拆掉,旁边就造一座新的房子,连在一起,房子有好几进。我们住在新房子里,旧房子租给人家。我们家在运河边上,前门在路上,后门在水边。我们住在河的北面,我要过了河去上学,河没有桥,只有由船连起来的渡桥,人在船上走过去。大船来的时候,摆渡船就分开,叫开渡,大船过去之后再合起来,人又可以走来走去。我大概三岁开始,常常跟祖母在一起。我的祖母住在河旁边的房子,大玻璃窗,有月亮的时候特别好。祖母教我念唐诗。祖母娘家是一个大家,在女孩子时受很高的教育,那时候没有新式学校,她在妇女中是了不起的,打官司她拿起笔来能写状子,很有学问。我记得一件奇怪的事情,祖母要吃补的东西,吃奶,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方便,是牵着一头牛到家里来挤奶。此外,妇女挤人奶给老太太吃,她的身体特别好。我的父亲当教员,当时常州只有两个中学,一个男中,一个女中,父亲就在女中里教书。后来父亲办一个国学馆,收学生,教古文。我跟父亲很少在一起,不过我的印象中,父亲的脾气还是很好的,他并不固执,那时候提倡白话文,他教古文,可是不反对白话文。我们跟着母亲到了苏州,我的父亲跟姨太太还是住常州,家庭穷了,就分裂了。我的母亲对我影响大。母亲是读老书的,没有进过新学校,她的文笔不行,我的祖母的文笔很好。祖母是高级知识分子,母亲是普通知识分子,她看书没有问题,可是写文章不行。我的母亲性格温和,向来不生气,她常说一句古话:“船到桥头自然直。”不要着急,着急也没有用处。她经过那么多困难,到九十六岁去世,头发黑的,耳朵不聋,眼睛也不花。抗日战争时,我们到了四川,我的父亲和姨太太避日本人到乡下。抗战没有结束,他就去世了。我听说,他去拔牙,弄得不干净,中毒,大概是这样去世的。他的姨太太也是晚一点在抗战期间去世了。上小学之前,我们家请了中文、英文、舞蹈老师,教我的姐姐们。我年纪太小,没有条件上她们的课。我就去偷看,家里买了一架风琴,一位女老师教姐姐们唱歌跳舞,一位年轻的男老师教英文,一位老先生教中文。我没有上私塾。我小时候读书读得不多,家里只有我一个男孩,溺爱我,说:“不要压他读书,早读书身体不好。”当时我妹妹还没有生,我的姐姐大,不跟我玩。我就到我们家的房客那里,他们的女孩子跟我差不多大,我跟他们玩,他们大人不让我玩,说女孩跟男孩不能一起玩。我一个人很孤独,没有玩的伴侣。后来上小学就好了,同学多得很。每年过年一定要拜祖宗,一代一代有好几个大小的厅,有画像,这种画像画得很仔细,平时收藏起来,过年才拿出来,挂上要叩头。一抗战,我们逃难,东西都没有了。打完仗,我到美国,看见宾馆里就挂着我们中国人祖宗的画像,价钱贵得不得了。常州亲戚很多,可是小时候叫的伯伯、叔叔,大名一个都不知道,后来我是一路往外跑,从常州到苏州到上海到外国。常州几十年没有去,80年代,常州举行一个纪念瞿秋白的学术研讨会,我去了。常州是出篦子的,《十五贯》里就是拿十五贯的钱到常州买篦子。我想买些篦子回来,结果买不到。我住在一个当时算最好的宾馆,在四层楼,外面下大雨,房子是漏的。可是常州在中国来讲,是电气化最早的城市。沪宁铁路是最早发展的地方,常州在沪宁铁路的中心,最早办了一个发电厂,发电厂的电输到整个沪宁铁路。常州乡下很早就有电灯了,而且用电来搞小的发电机打水,所以常州没有荒年,农业发展很早。二 育志小学我长大一点,大概六岁了,进了小学。进小学的印象我到今天还记得,刚刚开始创办新式小学,听说已经创办了两个学校,我们这个小学是第三个。我们的小学叫育志小学。这个小学原来是一个庙,我们家的男工带我去看,把庙里的菩萨一个一个打掉,怎么打呢?把绳子套在菩萨的脖子上,一拉,卟隆冬,就破了。把菩萨都搞光,把庙收拾收拾,就成了小学。那个房子里面都是麻雀窝,麻雀多得不得了。我们下了课,小学生很淘气的,架一个梯子爬上去,把麻雀蛋拿出来,吃了。麻雀就在那儿飞,一边飞,一边骂我们。还有一个有趣味的事情,提倡男女同学。那时小学可以男女同学,中学、大学不行。小学是这样子的:男生、女生分开的,一进门,女生在女生部,男生在男生部。上课,课堂里一排排的座位,男生先坐好,教师来了,然后,女舍监领了女生坐在旁边;下课,女舍监把女生排了队带出来,男生才出来。虽然在一个课堂里,实际是分开的。还有更麻烦的,中午吃饭叫送饭,家里烧了饭,送去吃的,有女孩、男孩同一个家的,不能一起吃,要分开来吃。后来就改进了,可以一家一起吃。那时候男女同学根本是分开的。人家一直说,我们那个时候,不论小学、中学,老师水平好得不得了。府城只有三所小学,这是刚刚开头新兴的,了不起了。小学读的课程是国、英、算,那时候小学要读七年,学日本制度,四年初小,三年高小。本来要七年毕业,我的成绩特别好,六年就给我毕业了。其实这样不好,因为许多功课是衔接的,少读了一年,就断掉了,进中学就不方便。我离开小学就没有常州的家庭生活,到苏州了。我们家过年过节规模大得不得了,客人从早到晚来访。我母亲决定到苏州的原因之一就是家里穷了,常州的生活过不下去了。家里穷了还要顾着面子,这就活受罪。我记得我们家天天要送礼,专门有一个男工,一家一家送礼,这种生活不合理。所以,我母亲决心离开常放州到苏州。我小学毕业以后不久,就搬到苏州。在苏州起初是住自己的房子,我们在苏州有一所很大的房子,好几十间,但是破破烂烂的,后来就卖掉了。我们租人家房子住,租一进,几间房。常州、苏州、上海很近,但是常州就落后,苏州思想进步一点,上海思想更进步,这个很明显。常州人说:“中学毕业很好了,用不着进大学了。”苏州人说:“中学不行,一定要大学毕业。”上海人说:“大学不行,一定要留学。”一个地方差那么一点点,思想不一样。地理条件跟社会问题有密切联系。外国的新思想、新生活都是从上海传到苏州,再传到常州。三 常州中学大概因为我读了六年就算小学毕业了,不能进入常州中学。我十二岁小学毕业了,自己也搞不清楚怎么把我送到镇江中学去,大概是学校里面有老师是和我们有关系的人,有人照顾。我到镇江,不习惯。在镇江待了不到一年,又回来了。镇江也是江苏的大地方,回来的理由大概是年龄太小,不能适应,我就记得镇江中学其他的同学都是比我大得多。回来后,我就进常州中学的预科读了一年。常州中学的好处是预科非常好,因为每个学生不同科目的水平不同,假如你的国文不好,读预科就补国文,数学不好就补数学,英文不好就补英文。在预科,我的记忆当中主要读古代的东西,最重要是读了《左传》。一年预科,四年正科,结果小学读了六年,最后还是七年。常州中学的创办人是屠元博,常州中学有一个塔纪念他。这个人了不起,他在清朝末年就跟孙中山在日本一起闹革命。每年冬天,他偷偷地回到常州,辫子已剪掉,头上戴着帽子,戴上假辫子。那时候男人可以骑马骑驴,他不敢,白天也不敢活动,晚上坐轿子,戴帽子在常州搞革命,其中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创办常州中学,是清朝最晚的时候创办的,等到办好,已经是民国元年了。屠元博的父亲叫屠寄,《辞海》里有他的名字,他是历史学家,清朝末年京师大学堂的教授,一早就让儿子到日本去了。屠元博是孙中山的左右手,民国初年有国会,不同的党都有议员,同盟会的议员小组叫同盟会党团,要有一个头头,叫党魁,就是屠元博。后来北洋政府时的党派斗争很厉害,据说,人家就请了屠元博吃饭喝酒,酒里面放了毒药,把他毒死了。屠元博的儿子叫屠伯范,是我的姐夫,我的三姐嫁给屠伯范。屠伯范在日本学化学,和郭沫若是同班同学。江苏省是教育发达的地方,一个府只办一个中学。没有大学,大学就是教会学校。常州府就开了常州中学,四周好几个县都属于这个府的,要到这个地方来读书。教员集中了一些水平很高的进步人士,给我们影响特别大的是一位中文教师叫吴山秀,那时的中文教材都是文言文,可是他解释这些文章时,就发挥他的思想,给我们印象深刻。我们学校要请一些有名的人来演讲,叫做“名人演讲”。有一个小组专门请名人来演讲,这个小组也请吴山秀来讲。吴山秀是自己人,黑板上写好了“名人演讲”,他用笔把“名人演讲”改成“各人演讲”。他提倡白话文,可是当时白话文不进课堂,他就在课外教我们看白话的东西,写白话的文章,把许多五四运动的思想在中文课上灌输给我们,我们这些小青年对他非常钦佩。常州中学都是男生,没有女生,一定要住在学校里面,一个星期只能回家一天。特点是上午上三课,每课五十分钟,下午是游艺课。什么是游艺课?自己选课,假如你喜欢古典文学,可以选古文,喜欢书法,可以选书法;喜欢打拳,有两位老师教打拳,一位教北拳,一位教南拳;喜欢音乐,可以选音乐,音乐有国乐、外国音乐两门。有一位很有名的音乐家刘天华就在我们学校教音乐,音乐课的乐理就是他上的。刘天华在学校搞一个军乐队,每到4点钟,就在学校里一面演奏一面绕一个大圈子,听到军乐声,大家都休息了。刘天华的哥哥叫刘半农,弟弟叫刘寿慈。游艺课不用考试的,考是没有必要的。这个课程你有兴趣,会学得好的,用不着考。考得很好,不一定学得很好。大家读书很用功。老师并不是追着你,给你很大的负担。常州中学教古书的能力很高,英文水平很高。学生到大学里,就能用英文了,不是像今天到大学还不能用英文,还要补英文,那就苦了。还有一点,中学时读世界历史、世界地理都是用英文课本,化学、物理、生物学都是英文课本。一直到今天,好些外国地名我都只记得英文地名,中文地名记不了。吕叔湘我是中学同学,比我高一班,我们在读书时就认识了,我很钦佩他,他从前在家里读古书,我没有读,他会背《诗经》,我不会背。后来我搞语言,他是真的语言学家,我是假的,跟他往来很多,而且他的观点跟我一样。因为语言学界有许多观点是不同的,吕叔湘的观点跟我一致,所以相处很好。吕叔湘的哥哥非常有名,叫做吕凤子,是画家,也在常州教图画,我的父亲教中文,吕凤子跟我父亲很要好。那时候读古书很重要,我的老师是教古文,但是提倡白话文,又不能教白话文,写文章主要写文言文,白话文写得好不算数。我在读、中学预科时,补读古书,特别读《左传》,一篇篇地背,那时候古文进步得快了。我的老师教《古文观止》,他喜欢韩愈,因此我们大家都跟着他喜欢韩愈。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很糊涂的。那时候记忆力非常好,所以读了很多古书。我有一个同学叫史松培,溧阳人,那时候自修室一张桌子两人用,我跟他一个桌子,受他的影响,他从小就读许多古书,我很羡慕他。他很用功,清早五六点人家还没有起来,我们就起床,我跟他念了许多古书。史松培后来去读东吴大学,我们没有联系了。我很怀念他。四 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不是学生上街那么几天。清朝末年思想激荡很大,现代化的思潮到“五四”达到一个高潮。五四运动在全国影响大,范围广。我也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五四运动对我们来说,有几个概念,一个概念是要搞白话文,一个概念是要爱国,反对帝国主义。五四运动是老师引导我们,出去反对帝国主义。一个人拿一根旗子,上面写“同仇敌忾”几个字,我们都不懂,老师叫我们写就写。我到茶馆去演讲,茶馆里的人都停下来听我演讲,看不见我的人。我个子长得很慢,当时很矮小,一个客人就把我抱起来站在桌子上面讲,茶馆里面的人起劲得不得了。五四运动是相当普遍,小地方都有活动。五四运动的确是广泛的思想活跃的时候。我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觉醒的一个高潮。“五四”提出的口号“民主”、“科学”完全正确,解放后要抨击“五四”,这是错误的。仔细研究,“五四”时的文章没有整个否定传统,对儒学也没有完全否定。有人考证,“打倒孔家店”不是“五四”时提出来的,是后来提出的。五四运动的先锋是白话文运动。这个现象好像非常奇怪,后来胡愈之的解释非常好,他写过一篇文章,说:西欧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语文运动为先锋,中国的启蒙运动也是以语文运动为先导。

编辑推荐

  1.“最后的闺秀”张充和女士,欣然挥毫,为书名题字。“人文诺贝尔奖”首位华裔学者余英时,隆重推荐:“一位百二高龄的老人将他一生的经历,用生动的语言,娓娓道来,思路之清晰,判断之明确,丝毫不显衰老之象,这真是人间一大奇迹。”  2.对自己的一生,周有光袒露心声,反思历史,元气十足。近年来,费孝通、启功等文化大家纷纷辞世,中国近百年历史的亲历者日渐稀少,《周有光百岁口述》真是难得有二。  3.精选老照片94幅,再现周有光、张允和夫妇及其家族走来的这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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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107条)

 
 

  •   周有光是理科院士,但那一代人的国文素养真了不起。看周有光的回忆口述,才知道他的夫人是“合肥四姐妹”之一,而沈从文与张兆和的故事也有了一个新的侧面。一个世纪的记忆,通过一位百岁老者,得到了清晰而富有意味的表达
  •   对周有光先生真的非常钦佩,能够发明我们今天运用自如的拼音方案,功绩可以名垂青史了。
  •   读了周有光先生好几本书了,百看不厌。文章很通俗,易懂,长知识。寥寥数语便让你通晓了某种知识的历史,受益匪浅。
  •   喜欢周有光,最近看了拾贝集,觉得周老对前苏联和共产主义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
  •   百岁老人的口述,流露真性情,浅近的语言去透露出生活的智慧,岁月沧桑,更令人分辨世间百态,孰轻孰重。
  •   百岁老人的口述,光凭书名,就值得出手。更何况是周先生。
  •   感兴趣有二:张家四姐妹和文字改革。可惜谈论文字改革的细节太少。
  •   内容客观准确,叙事平稳,如同家常,在轻松愉快中读完。得到很多知识,对历史事件的议论不仅准确且有深度,这与先生知识渊博和对事实的准确把握有关,非常喜欢
  •   最近越来越喜欢这类老学者的著作,当然也时常会去想他们的成长过程。老先生一生都在做学问,几乎可以说是学什么成什么非常有意思,老一辈的学者,很多地方都是共通的:朴实的生活、待人接物、行文都异常的朴实,但是却真实的诱人,文章中只有对数据、真实、历史的尊重,很少有炫耀、吹捧等不切实际的东西在其中,平淡的文字读来,往往让人感到身心愉悦,非常放松而又受益匪浅。绝对推荐。
  •   口述历史留下了许多微观的历史细节
  •   很有故事的一个老人, 从他的过去看中国社会的苍桑
  •   周先生是大师级的人物,百岁老人的记忆,值得品味
  •   了不起的百岁老人,很好的书!
  •   了解了不少中国近代史实,感叹民国时期的教育的开放程度,不错,值得一看!
  •   大师的口述,很多值得认真学习的做人道理!
  •   沈从文的连襟么
  •   88千字,2008年5月第一版,2008年11月第二次印刷。书中有很多黑白照片,作为历史档案的记录,很好。合肥四姊妹的故事也有体现。
  •   百岁不易,大家不凡,看淡了,才读得懂。
  •   这样的老人是大自然的艺术
  •   太好了,让人感动。我们太少看到被称为大家人物的成长经历和心理历程。这样的书籍将给迷失方向的人们以启迪。
  •   一口气读完,很有感悟,推荐
  •   书的纸质不错,喜欢书里的老照片。
  •   大家的心语,读后会给人以很多遐想,更重要的是,明白了生活的意义。好好活着是一种心态。
  •   很不错 书一直都是在当当网买的
  •   价格比较合理~!推荐朋友购买~
  •   图文并茂,纸张、排版及印刷皆优良,是值得推荐的一本书。
  •   大师的真实经历,让人回味无穷。
  •   毛笔字书名写的不错
  •   挺好,了解不少知识,受益匪浅。
  •   书的质量不错。内容尚未看,不敢评论,免得误人钱包。
  •   老太爷子是牛人
  •   自传体的本书字数没有章克标亲自写的自传体《世纪挥手》多,但比较风趣、幽默;且夹叙夹议,更大胆开放!是紧跟时代节拍的“老前卫”!!
  •   听老头子听话,对我辈了解人生有意义
  •   送给老师的书。九十多岁了。他很喜欢!
  •   值得我们大家都看看
  •   非常不错!!!!!!!!!!!!!!!!!!
  •   不错。拿分走人
  •   送货快,价格实惠,品相完美。
  •   干活动买来挺好的,希望当当经常开展类似的活动
  •   老顽童,真性情!祝周老长寿无疆啊!
  •   很是喜欢!!
  •   早就想入手了,这次毫不犹豫下单,吸取一下长者的精华
  •   周有光是个奇迹,看着挺有意思的。
  •   周有光越活越真,老叟无忌,赤子之心。祝老人家永远年轻。
  •   就凭参与汉语拼音方案和能够逃脱20世纪中国的政治灾难就值得读了
  •   百岁老人,走过民国,经历文革,世态炎凉,尽收眼底
  •   仁者寿,智者诚,听百岁老人论道,受益终生!
  •   一位世纪老人絮絮而谈,告诉你许多你不知道的东西,绝不会看不进去,没有华丽的词藻,但是挺耐看
  •   口述史,会很有趣
  •   看看我们的上上上一辈的生活,有启发。现在的环境已经造不出这样的人了
  •   人生百年的经验之谈
  •   百年弹指一挥间啊
  •   書是好書,可惜給了一本破損的.很不爽
  •   可爱的周爷爷。
  •   善人善言,当字字句句了解。
  •   非常受启发!
  •   看啦,感觉老人家很有意思,增长了不少见识……
  •   有个好女人为伴,羡慕啊。
  •   语言学大师
  •   所以,如果你不喜欢别人的历史,就不要买了。写的很淡然。
  •     很快就看完了,有点儿意思。
      一些有意思的片段,摘录如下:
      
      1、美国在两百年间发展起来不是偶然的,人家真正是每个细节都不简单。我们是闭了门,自己吹牛。
      
      2、大雁纪律性好得不得了,领头大雁一声怪叫,大雁们下大便。我戴了大帽子,身上只有一点点大便,许多人身上都是大便,洗都不好洗。
      
      3、毛泽东死了,党中央说毛泽东一生做了两件大事情,第一件建设了新中国,第二件破坏了新中国。这话很有道理。
      
      4、打完仗,何廉到美国,我也到美国,他到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他跟我说:"爱因斯坦现在空闲得不得了,想找人聊天,你高兴跟他聊天吗?"我说:"当然很高兴。"这样就两次去访问爱因斯坦。
      
      5、大百科全书是一个国家应当做的,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当中闹了一个大笑话:有一个欧洲小国到中国送一部百科全书,我们送他们一本小的《新华字典》。小国送大书,大国送小书。
      
      6、英国对共产党没有印象,大英博物馆是马克思待的地方,结果共产党在英国影响最小。工党在英国有很长的历史背景,可以说是最早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旁的地方闹得很厉害,在英国不行。
      
      7、日本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打中国呢?日本人再不打中国,中国就起来了。日本要在国民党羽翼未丰的时候来打,日本人也没有想到,国民党打下来了,共产党起来了,他们还是下来了。
  •     读完《周有光百岁口述》,个人感觉好玩的,有用的文字,摘录如下:
      
      
      P14——
       那个房子里面都是麻雀窝,麻雀多得不得了。我们下了课,小学生很淘气的,架一个梯子爬上去,把麻雀蛋拿出来,吃了。麻雀就在那儿飞,一边飞,一边骂我们。
      
      P20——
       五四运动的先锋是白话文运动。这个现象好像非常奇怪,后来胡愈之的解释非常好,他写过一篇文章,说:西欧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语文运动为先锋,中国的启蒙运动也是以语文运动为先导。
      
      P24——
       有趣味的事情是,进大学第一次去报到,给我一个卡片,把我的名字打在卡片上。上面有中文,也有拉丁字母,我一看,是用上海话拼的罗马字,这是学校规定的标准,在学校每一个地方签名,都要按照这个标准。学校的管理就按照罗马字来管。我一进学校就懂得什么是罗马字管理法,这是科学管理,到今天中国人都不懂,圣约翰的总务部是没有几个人的,管理起来好得不得了。这件事情印象很深,这就是外国文化跟中国文化不同的地方。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到美国去工作,可以说,我在工作当中学到更多的东西,每一个环节都是高效率。人家问:“为什么美国人比别的国家富?”一天的工作要相当于好几个外国人,财富是这样来的。我到美国才知道,日本有一个调查团,调查美国人的办公效率,调查了几个月,写成一个报告,结论说:一个美国人可以抵十五个日本人。真是不一样,那时候电话当然还没有今天好,我才知道用电话的方法跟中国人不一样,在中国根本不重视效率,中国人办公的方法远不如他们。我训练到这个习惯:做事情一定要讲效率。
      
      P26——
       在圣约翰大学,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看报,主要看英文报。一个英国教师问:“你们天天看报,是怎么看的?”我们说:“看报就看报,没有什么。”他说:“看报有看报的方法,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今天消息哪一条最重要?’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第三个问题:‘这条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赶快去查书,查书是首先查百科全书。”我们按照他这个方法来看报,兴趣就大大提高。
      
      P28——
       资本主义的管理学是值得钦佩的。
      
      P30——
       我到过徐志摩家里,他和原来的夫人离婚,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也是很有文化的,张幼仪是小脚,他们是家里面订婚的。后来他跟陆小曼结婚,在上海住,一幢房子三层楼,下面一层是英国式的,第二层是日本式的,第三层是印度式的,三层楼三种文化。
      
      P31——
       大学毕业了,有人劝我:“你在上海待得太久了,不要老待在上海。”当时有一个思想说:人在一个单位工作,不要超过三年,为什么呢?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久了,就会麻木,没有新的刺激,所以当时的教授跟大学要订合同的,不超过三年,三年以后换一所学校,换一个地方。这跟解放后的思想不一样,解放后是在一个地方,一生就不要动了。那时候要动,才有发展,这个思想影响很大。
      
      P35——
       可是不久,我的一个老师孟宪承——解放后他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校长——说:“你在光华大学工作当然很安定,我劝你出去别的地方工作,不要老待在一个地方,老待在一个地方不知不觉当中就没有朝气了。”他是懂外国思想,人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待长时间,要换工作,增加你的阅历,增加你的经验。
      
      P110——
       文字改革不是共产党搞出来的,文字改革是清朝末年就搞了,可是一步一步来。国语运动开头很难推广,有一个北京农民送儿子到城里来读书,进了大学,回去他讲普通话,父亲就骂他:“你读书读了半年,把祖宗的话都忘掉了。”普通话的推广很困难,方言的影响太大,现在很少人反对普通话。汉字简化,清朝末年就提出要简化,蒋介石是非常积极搞简化的,在南京提出简化,是蒋介石同意的,结果不行。到了台湾,蒋介石两次提出简化,也是不成功。现在台湾说简化字是共产党搞的。
      
      P115——
       我在北大开汉字改革的课程就是王力介绍的,他当时是北大中文系的系主任。汉字改革课开了半年,很受欢迎。人民大学又请我去,在北京大学大概讲了三次。后来把讲课内容整理成一本书,就是《汉字改革概论》。
       文字学都是用来看古书的,跟今天的生活完全没有关系,这是很不正常的。中国的传统是研究古代才有学问,研究现代的东西不是学问,这是错误,今天想办法在改。我这本书可以说是“文改运动”跟文字学、语言学挂钩的第一本书。
       美国的厉害之处,每一件东西跟当时的生活结合起来,这一点跟中国很不一样,中国的许多东西都是为古代服务,不是为现代服务,这是中国的传统。
       我对比较文字学也很重视,后来发展成两本书:《比较文字学初探》、《世界文字发展史》。我提倡大学里要有这门课程,中国到今天大学里还缺少这门课程。清华大学有一个小组在研究。
      
      P120——新陋室铭
      山不在高,只要有葱郁的树林。
      水不在深,只要有洄游的鱼群。
      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义地快乐自寻。
      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
      书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
      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
      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
      卧室就是厨室,饮食方便。
      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
      喜听邻居的收音机送来音乐。
      爱看素不相识的朋友寄来文章。
      使尽吃奶气力,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
      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
      仰望云天,宇宙是我的屋顶。
      遨游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
      笑谈高干的特殊化。赞成工人的福利化。
      同情农民的自由化。安于老九的贫困化。
      鲁迅说:万岁!阿Q精神!
      
      P133——
       我们1966年“文化大革命”,新加坡是1965年成立。新加坡也是有意思,不是自己要求独立,想参加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不要它,把它赶出来的。李光耀大哭,说:“我们又小又穷,要成立一个国家,怎么办?”
       为什么要把新加坡赶出来,道理很简单:一、新加坡大部分都是华人,如果参加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华人就可能超过百分之五十,马来人就不愿意;二、新加坡的华人共产主义思想弥漫,李光耀原来就是老共产党。马来西亚讨厌中国人,把他们赶出来,新加坡只好独立。这跟台湾刚刚相反,台湾要独立。
       新加坡独立以后,要研究怎么建国,向美国专家、英国专家、日本专家请教。
       可是新加坡研究政策要跟哪个国家走,语文政策基本上跟中国走。新加坡的语文政策搞得很好,全国通用的语言是英语,华人要用华语,马来人要用马来语,印度人要用印度语,三大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华人的语言……就用“华语”,这在华人里面都能接受的。华语的标准完全按照大陆,这是他们聪明的地方,文字也用简化字,拼音也跟着大陆用拼音。新加坡什么都跟台湾,就是拼音、普通话、简化字跟大陆。台湾很不高兴。我在参加国际会议时,台湾人质问新加坡人:“你们是‘事大主义’。”就是跟着大国走,新加坡人说:“我们不是‘事大主义’,我们是为了研究、教学方便。”
      
      P134——
       香港跟新加坡相反,跟着台湾走,到今天还是不大用拼音。台湾在我们没有提出简化方案时,蒋介石就提倡简化字,两次公开提倡。蒋介石在南京时就提倡简化字,南京是最早公布简化字方案的,可是公布出来,人家反对很厉害,第二年就取消了。蒋介石到了台湾又提倡,孙科也提倡,后来共产党搞了,他们就反对了,是这么一个变化。我认为简化问题不是党派的事情,文字改革问题不要跟政治搞在一起。现在台湾搞一个通用拼音,我看通用拼音很难搞下去。我是希望说服台湾,语言文字用科学方法来解决,跟政治脱钩。我对台湾人讲,“文改”不是共产党搞的,“文改”在清朝末年就搞了,国民党对“文改”很热心的,北洋政府也很热心的。
      
      P136——
       我提倡现代汉字学。这件事成功了,现在许多大学都开现代汉字学的课程,都写了很好的教科书。汉字改革到现在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像信息处理、语文处理,信息处理跟文字有很多关系,到今天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现代汉字学是一门大学问,一个泱泱大国应该有这一门学问。
       我出版《世界文字发展史》。文字史、文字学是一门功课的两个方面,文字史注重材料,文字学注重规律。这门学问非常重要,我提倡大学要开这门功课。中国古代就重视文字学,中国可以说是创造文字学的国家,不过我们只研究汉语的文字,不研究旁的,看不起人家的东西。后来欧洲的一些文字研究很成功,本来我们是世界领先,这样我们反而落后了。
      
      P143——
       文化需要有优越的生活来培养。太穷了,文化就困难。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讨厌文化人的,现在,这种看法改变过来了。一般来讲,在外国,文化人都属于中产阶级。生活要有一定的条件,我最近看到资料,发展中产阶级,日本搞得最好,日本大部分人都是中产阶级,比例比美国高。
      
      P152——
       文字改革的意义很重要。……中国最早的一次大的文字改变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书同文”,……后来,历代都在改变,……到了清朝末年,受到西洋的影响,感到中国的文字太困难,对文化的普及提高不方便。后来随着与外国往来的频繁,就发现中国的文字与国外的往来不方便。所以,从清朝末年,就产生了“文字改革运动”,写的方面就是“语文现代化运动”。语文现代化,就是中国的语言和文字要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
       解放后,在1950年代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现代年轻人都学了。这个拼音方案,用字母表示“音”,用处很大。首先,使得中国的小孩子、文盲能够利用这个工具认字,走进中国的文化宝库;其次,方便外国人学习中国的文化。所以,汉语拼音一方面是从没有文化到有文化之间的“桥梁”,另一方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这个桥梁看似是个小事情,但是缺少了就不方便。
      
      P156——
       老来读书,我首先想了解三个国家:中国、苏联和美国。了解自己的祖国最难,因为历代帝王歪曲历史,掩盖真相。考古不易,考今更难。苏联是新中国的原型,中国改革开放,略作修正,未脱窠臼。为什么美国只有两百年的发展历史,但是却超过了两千年历史的国家?为什么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却超过了英国?许多人问,拉丁美洲的开放比美国早一百年,那为什么拉丁美洲到今天还远远不及美国?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问题,需要研究。
  •     帮朋友买的书,自己先尝鲜。读罢立刻找到金安平的《合肥四姐妹》。
      张氏姐妹四人,大家闺秀,元和、允和、兆和、充和,每个名字都长着两条腿,意思是长大要走出家门,也真是各自有各自的流离。每个人都经历属于自己的启蒙、婚事、战争、后战争年代,很多情节交织在历史的无奈纠结不幸之中,周张夫妇是笑着把这些情节讲述出来的。
      整部口述中,印象最深的是有关百年前教育制度的部分。家塾、女校、民办学校、公立学校、教会学校、出国留学……不同的教育模式和理念,背后是不同的社会理想,造就了一代知识精英,真正的精英。
      为周有光的一份真诚感动。1949年以前,他被中国的银行派到美国工作,在美国当地也属富裕阶层。选择回国,是要为新社会的银行业献力,他说当时回国的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结果银行做不成,倒搞起现代汉语,终其一生。由此联想到他们的大姐夫、三妹夫。大姐夫顾传玠,49年帮老板去看乡下农场,回家后说要立即动身离开大陆,举家搬迁;三妹夫沈从文,为“思”而写作,不愿为“信”而写作,自杀不遂,搁下笔,又没了教职,给博物馆的文物贴标签。天物终究还是天物。
      还有些好玩的情节,比如干校开会,遇大雁落屎,只有周有光戴了大草帽的故事,在两本书中都有提到。周张夫妇是当作自家的得意的往事来说的,似乎全忘了委屈,全忘了离别之苦。
      最后,《周有光百岁口述》这本书是我读的第一本口述历史。人的一生多少会有些苦难,也会有幸福的时刻,周张夫妇特有知识精英的雍容态度。
  •      周有光:语言与文字学家,汉字改革家,汉语拼音创制者;1906年1月出生于常州青果巷,与瞿秋白、赵元任家相毗邻;1923年由常州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学,副修语言学;1927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因“五卅惨案”,由圣约翰大学分出);1933年4月30日与张允和成婚于上海,后赴日本留学;1935年,从日本回国,任职江苏银行和新华银行;1937年至1946年抗战期间,避难重庆,任职于经济部农本局(类似今农业银行)重庆办事处副主任,其间幼女病亡,独子周小平(后供职于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腹部中流弹几死;1947年至1949年,任职新华银行,派驻美国纽约;1949年回国,任职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第二业务处处长、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及上海财经学院教授,业余从事语言文字及字母学研究;1955年10月,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后奉调进京,任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直属国务院,部级,时主任吴玉章,常务副主任胡愈之)中担任拼音化研究室(第一研究室)的主任(第二研究室是汉字简化研究室,主任是曹伯韩);1958 年完成“汉语拼音方案”。“文&革”期间,下放宁夏“五&七”干校,1972年回到北京;1976年起,逐步恢复工作,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三编审之一、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等;1995年后,陆续出版《语文闲谈》、《世界文字发展史》、《百岁新稿》、《见闻随笔》、《语言文字学的新探索》等。
      
       汉语拼音的创制与推行,对于汉语在国际社会事务中的流通、应用与认同,对于汉字及普通话在国内的普及起到了根本性的基础与推动作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周有光夫人张允和为著名的“合肥张家四姐妹”中的老二。张氏曾祖父张树声,于李鸿章后任过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父亲张武龄于1913年移家上海,1917年移住苏州九如巷,与蔡元培、蒋梦麟等交厚,1921年在苏州创办乐益女子学校,共-产-党在苏州的第一个机构就在该校成立,张&闻&天曾在此教书。
      
       张允和在乐益时期的老师叶圣陶曾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张家四姐妹,元、允、兆、充,四个字“都有两条腿,寓要走人家去之意”。张元和于1939年4月与民国“昆曲第一小生”顾传玠在相恋多年后成婚,时上海报纸以“张元和下嫁顾传玠”为题报道;1949年,两人移居台湾;1966年顾亡故后,张元和移民美国,致力于昆曲研究与表演,2003年9月逝世,享年96岁。张允和与周有光婚后,曾任教上海光华实验中学(建国后为光华附中),后任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因“三反”、“五反”中挨批,为政治运动所惊吓,接受周有光建议就此辞去公职;1956年参加俞平伯创办的昆曲研习社,并于文&革后1979年昆曲研习社复社时,接任社长;2002年8月14日去世,享年93岁。张兆和经不住沈从文多年苦求,二人于1933年10月成婚;沈从文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在白话文学创作中最杰出者(白话诗方面是徐志摩),是最接近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1987年、1988年曾两获诺奖提名);惜乎解放后,因与胡&适的关系,被郭沫若命名为“粉红色文人”,而改任故宫解说员,历尽坎坷,谢世于1988年5月;张兆和曾任《人民文学》编辑,于2003年2月16日病逝,亦享年93岁;张充和北大毕业并留校任教书法、昆曲期间,于沈从文家结识时在北大教授西班牙语的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二人相恋,于1948年8月在北京行基督教式婚礼,婚后格于形势,旋返美国;傅汉思先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后转任耶鲁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于2003年8月病逝;张充和后致力于昆曲研究、表演与传授,精于书画创作,任耶鲁大学美术学院艺术教授,曾于2004年10月回国在北京和苏州举办个人书法绘画作品展,并出版《张充和诗书画选》。
      
      
      
       《周有光百岁口述》内容应记录于2006年左右,其时周先生已为百岁老人。记录者及本书撰著者为知名青年传媒人李怀宇,后曾采访、出版台湾著名史学家许倬年口述实录。口述中,周老将他的百年人生娓娓道来,由文本可以想见他的神情从容超然,语态也轻松淡定,而这从容超然、轻松淡定之中又蕴含着对亲人,特别是对荣辱与共福祸相依的人生伴侣张允和的浓烈深情,对国家百年兴废的深切关注、缜密考量和殷殷希冀,对人生实质的深刻领悟和透辟洞见,读来,于他的举重若轻中常有力透纸背之感。尤感难得的是,这样一位历经社会变迁,历尽人生风雨的百岁老人,在对人生的回顾和对世事的评说中,直抒胸臆,袒露心扉,丝毫不见世故城府,不溢美,不隐恶,彰显了老一代知识分子中所或能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卓然风骨,纯然一位怀抱拳拳之心的赤诚君子。虽然其中对于历史事件的某些评判,对于社会人物的某些臧否,似稍嫌不尽全面,但当属经个体经历、感观而由个人分析得来的由衷的一家之言,而这样一位出身传统世家、接受中西教育、游历世界各地、从事多种行业,亲历众多重大历史事件的“高级”“老派”知识分子的一家之言,对于我们看待那些历史事件、那些社会人物以及评判和结论,都是一种难得而意义特殊的参照。
      
      
      
       另有可记的,该书由余英时先生为序。余先生在文&革刚刚结束的1978年,曾与傅汉思率美国汉代研究访问团到大陆作为期数月的考察交流与访问,离境之际与来送别妹夫的张允和、周有光有一面之缘。而余英时与傅汉思则为故交,耶鲁傅宅可说是其等雅集的据点,与傅夫人张充和更是书画诗词昆曲方面的同好,张充和后出版的《张充和诗书画选》,亦由余英时撰写了一篇长序《从“游于艺”到“心道合一”》,并作为关于中国艺文融合之传统源流的一篇专论收入余英时个人的《中国文化史通释》一书。同是1978年,来访之前,曾因观张充和昆曲表演赋诗,而引得张允和联翩和诗的机缘。由此,亦可看出文化人同气相求、因缘聚会的格局。
      
       之所以特意提及此点,在于本人对于“张氏四姐妹”及其姻亲关系略有兴趣,而更感兴趣的则是以陈&寅&恪先生为代表的“义宁陈氏”以及其与以俞明震、俞大维为代表的“山阴俞氏”的姻亲关系,再及基于其上所形成的“学人团体”。而余英时则可看作这两个“学人团体”之间的榫杻。余英时虽与陈&寅&恪等无直接瓜葛,但其为钱穆关门弟子,而钱穆与陈&寅&恪之间的关系却颇有耐人寻味处。钱陈曾共事,同辈学人,研究领域也颇相类,同是海内知名的历史学者,同是民国中研院院士、教育部部聘教授,关系却真如君子之交淡如水,且两人论述中几乎都未提及对方,似都有一种视而不见的“漠然”。但继承钱穆衣钵的余英时对陈&寅&恪及其思想却抱有密切的关注,给予全面透彻的审视,并形成精到缜密的析见,他的《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及《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等都是研究陈&寅&恪必须参照的镜鉴和不容回避的高峰。
      
       而在此提到陈&寅&恪以及余英时对陈的研究,则旨在于以此作为理解余英时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有光先生在乱世中做出了辉煌的建设成绩,这件事的本身更是奇迹中的奇迹。对于这样一位百龄老人的口述自传,我们是决不能等闲视之的”这一断语的参照和佐证。
      
      
      
       以下文字均摘引自周有光先生口述,并略为归类,以证周先生识见之一斑。
      
       关于教育模式:
      
       我进的中学是中国人办的,可是中学的世界史是英文的,世界地理、化学、物理是英文的。我们能够用英文,基础培养今天办不到,今天的中学生、小学生许多时间浪费到莫名其妙的课程上面,应当学的东西学不到,人又苦得要命。学生累得要死,搞得父母也累,睡觉都没有时间,结果学问学不好。我们的教学没有上轨道。
       我们中学能用英文演讲比赛,英文不过关不能毕业。实际上是中文、英文、数学三门课放了功夫,旁的都不放功夫,好多课不用考的。那时候比较轻松而学得好,今天把学生的时间都浪费掉。还有一个关键,那时候中学都是住读的,没有走读生的,一走读,走来走去,把精力都走光了。今天的学生到大学再读英文,那大学的课程怎么能读呢?大学都用英文了,不是学英文了。现在的青年苦得要命,这个办法不对,我们的教育要彻底地改变。
      
       圣约翰大学的专业跟今天不一样,现在进大学就要分专业,圣约翰大学是外国规矩,大学一年纪不分专业,都是基础课。专业分得粗得不得了,现在是根据苏联的办法,专得不得了。
      大学介绍小书讲:我们这个大学不是培养专家的,是培养完美人格,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发展成为专家。
      
       (圣约翰大学)一个英国教师问:你们天天看报,是怎么看的?
       我们说:看报就看报,没有什么。
       他说:看报有看报的方法,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今天消息哪一条最重要?’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第三个问题‘这条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赶快查书,查书首先查百科全书。
       (由此等等),学会了自学,学会了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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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美差异:
      
       在美国读书的条件好极了,那时候研究经济学,纽约市中心有一个公共图书馆,服务好极了,我每天一下班就到图书馆去看书。图书馆的人员看我每天都去,那么认真,就问我“你研究什么?”我说我研究什么什么。他说“你是研究人员,我们给你优待,给你一个研究室。”研究室很小,两个人用,一个人用上午,一个人用下午和晚上。我要下午和晚上,借书时随便借多少都没有关系,借了放在房间里。那是真正为人民服务。
      
       从办公的方法看出美国为什么进步,日本远不如美国。美国的办公方法可以说,每一个分钟,每一秒钟都争取。这不但是一种思想,而且有具体的方法来实现要求,的确了不起,这一点不是在美国工作,不能了解,我是去工作了才了解。
       在美国学了他们的工作方法,我回国,想想我们也要改,没有人听我的话,我到处讲,中国人没有效率的思想。认识很重要,没有这个认识,要改很难。
      
       这是年轻时糊涂。人生在年轻时候有许多糊涂的事情,这是盲目的。到日本留学是盲目的,从美国回来也是盲目的,以为中国有希望了,我搞经济学,以为对战后的国家有用处,回来后经济学一点用处都没有。
       这两天看到新闻,中国一个大银行被一个骗子骗了几千万,这种事情不要说在美国,解放前在中国的银行,也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有许多坏事情,但是不会发生像赖&昌&星这种事情。
      
       美国一早就是世界性的,这一点跟中国完全不一样。中国不是世界性的国家,这要经过一百年才懂。
       中国始终是一个大国,不是一个世界性的国家,今天还只是看到中国,实际上没有看到世界。
      
       真正了解到美国的强盛,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不是糊里糊涂会强盛。美国在两百年间发展起来不是偶然的,人家真正是每个细节都不简单。我们是闭了门,自己吹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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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批判俞平伯”及“反&右”等建国初期政治运动:
        
         俞平伯的风度真是没有话说,这是中国传统的仁人君子,高尚学者的风度,待人好极了。他对《红楼梦》的观点跟共产主义当然是谈不上的。所以批判俞平伯是没有用的,看起来是笑话,古代的文学为共/产/主/义服务,怎么可能呢?
        
         那时候,我们青年一代的确有“左&倾”幼稚病。“左&倾”幼稚病帮了共-产-党很大的忙。没有“左&倾”幼稚病,我不会从美国回来。而且回来的人不是一个两个,很多人回来,有的人回来后倒霉得不得了。
         我认识的一个人最倒霉了,他在美国做联合国的医生,待遇很高,一定要到中国来工作。联合国的秘书长几次请他重新考虑,他一定要回来,回来以后成了“右&派”,进监牢,死掉了。
        
         我是党外专家,后来“反&右”以后就变成“狗屁”了。幸亏我到北京来了,否则在上海就是“大&右&派”。上海的大变化我看到一点点,就是“三&反”、“五&反”,是整大资本家。大银行家从楼上跳下来自杀,天天有好多人自杀。
         ……意外的就是“反&右”,我这个人有的时候反应不敏感,我就知道“反&右”是一个大运动,但是那么残酷,我没有想到。
  •      总希望从老者的叙述里寻找一些关于生命的评论。遭遇不顺时总是不知道该摆出怎样的姿态,好让自己不被烦恼打倒。
       随着对时间的焦虑,开始被评论为“脆弱”。
       生命不断延展的同时,快乐和烦恼总是像DNA的双螺旋相互缠绕。
       老人百年的记忆里,艰难的过往读来仿佛只是影片中的一段段无声场景。
       也许难或不难,就在放下或放不下。
  •     书中第三篇《常州中学》文末,周有光满怀深情地回忆起他的同学史松培:
      
      “我有一个同学叫史松培,溧阳人,那时候自修室一张桌子两人用,我跟他一个桌子,受他的影响,他从小就读许多古书,我很羡慕他。他很用功,清早五六点人家还没有起来,我们就起床,我跟他念了许多古书。史松培后来去读东吴大学,我们没有联系了。我很怀念他。”
      
      搜索了一下,关于史松培的资料还真的很少,不过找到两条资料,应该都是关于周有光的这位同学的。基本上可以了解到史松培先生毕业后从事教育事业,但正如大多数知识分子那样,都几乎被“文革”毁了后半生。
      
      线索1:溧阳市埭头中学苇风文学社某社员的作文中提到:
      
      就在这条平凡的石板路上,曾印着宋朝大文人朱熹来此讲学题辞的足迹,印着清朝大宰相史贻直到家庙“史侯祠”祭拜先祖的足迹,印着30年代在史家祠堂内开办初中补习班的学校第一任校长史松培走向教室的足迹,印着许许多多青年成长的足迹……
      
      (http://www.lydtzx.com/Article/2007/1052.html)
      
      线索2:sina的一篇博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1267ae0100a3d5.html)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史松培先生的历程,让人颇为心酸。
      
      “真是祸不单行,我的伯祖父史松培先生,早年毕业于东吴大学,一生从事中学教育事业,成绩显著,名闻遐迩,深受广大师生的尊敬和爱戴,他的学生成名成家的有一大批,我们溧阳唯一的中科院院士翟中和就是他的学生,真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1978年伯祖父去世,只因他家庭成分不好,冷冷清清,无人过问,父亲心头倍感凄凉,在极其悲痛的情绪下就用白纸信手涂了一副挽联,以示哀悼:“四十载风雨尽天职,百千人肺腑感师恩。”就为写了这十六个字,父亲被大会小会批斗了十多次……”
  •     昨天中午收到的书,今天上午就读完了,只觉得意犹未尽,一位世纪老人讲述人生,娓娓道来,“口无遮拦”,道尽了那个年代人的甜蜜与苦涩。
      第一次了解到周有光这个人是在凤凰卫视上看到一次关于他的专题报道,才知道原来我们一直用的现代汉语拼音竟出于这位老人之手。在那次访谈中了解到老先生是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更激起了我对这位老先生的兴趣。想到那个年代的中国——北有燕京,南有圣约翰。圣约翰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一个近于神话的学府,一所带有些许神秘色彩的教会学校。里面的毕业生就有我本人比较尊敬的顾维钧博士。
      言归正传,还是来谈谈这本书。
      我之所以爱看一些名人写的前人故事,就是想从他们的经历中找到一些启示,毕竟现在正处于风华正茂,将来的路子还有很长。人生,事业,爱情统统还处于未知,“对未来的渴望,对未知的恐惧”这两种情怀存在于大多数年轻人的心中。
      周有光之所以此生无憾,有大半是因为自己的妻子张允和,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言,“九如巷四姐妹。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生。”这合肥四姐妹的一生都充满了传奇,虽然在国内没有同时期宋氏三姐妹有名气,但是他们的一声更接近平凡人的生活。
      书中最搞笑的要数沈从文追张兆和的故事啦,这个实在有点令人捧腹,即使在现代仍然让人觉得”过激”,但是在民国却成为佳话,还有胡适在其中“撮合”。是我对这位文学大家有了另一层认识。不禁想起几年前在本科与寝室好友讨论沈从文的罗曼情史时的场景,“是呀!沈从文他是没什么出身,但是他那时已经北大教授了,我要是二十几岁就当上大学教授,我也敢...”老崔的这些话不禁有出现在耳边...
      感触最深的两点:(1)周老与爱人之间的相敬如宾,几十载“举杯齐眉”,风雨飘摇,相互扶持。还有就是两个人之间那种内心骨子里的相知——周老听了妻子的劝,一生未涉政治,不管是搞经济学还是搞语言文字,都潜心学术与学术应用。这是他一生最大的保护伞,所以避了政治风潮中的生死沉浮。周老对自己的爱人也是太了解了,如他所言,妻子的工作能力是有的,但是心里太脆弱了,承受不了心理上的压力,以至后来劝她提早离休,保护了她躲过政治风波。这种相互了解写来平实,但是我读来觉得是那么凝重....
      (2)周老豁达的人生态度。经历了中国最动荡的年代,经历了繁华与凄凉,周老始终达然视之。“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真吾辈之楷模。
      。。。。。
      愿周老颐享天年。
  •     周老这样的学者,一生经历了中国的起伏,对中国的发展道路是最有资格评述与指导的,不过我总是觉得学者在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权力太少了
  •     周有光原本学的是实用经济学,平素兼好汉字学。上世纪50年代开始转研汉字汉文,完成了汉语拼音的建构,被称之为“汉语拼音之父”。用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的话说,“有光先生在乱世中做出了辉煌的建设成绩,这件事的本身更是奇迹中的奇迹”。老先生现在寿至105岁,有人向他讨教养生之道,他说:“是马克思把我忘了。”不久前偶尔在一家书店买书若干册,唯独没有这本。正在求购中。
  •     虽说是周有光的口述史,但文中每每体味到他与张允和的你侬我侬,让我艳羡不已。好羡慕他们的“举案齐眉”,我若能有其十之一二,平生足矣!
      
      书中重复的地方很多,要是凝缩成一篇美文就好了。看到了张允和的照片,大家闺秀、雍容大方、举止得体——美!
      
      记下几段文:
      P56 “外国一位哲学家说: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百度上有说是爱迪生的话,不知是否正确。
      
      P62 “我想起爱因斯坦讲过一句话:一个人活到六七十岁,大概有十三年做工作,有十七年是业余时间,此外是吃饭睡觉的时间。一个人能不能成才,关键在于利用你的十七年,能够利用业余时间的人就能成才,否则就不能成才。”
      
      P99 “游览世界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必须有的基础知识,开阔眼界。加入眼界不能开阔,你就什么事情都不行。”
      
      P168 “在周先生的心里,张允和女士永远是他的第一读者,无穷无尽的话,题外之意都是追忆。”好生羡慕,我也想做他的第一读者,也想在他心中留下无穷无尽的追忆——举案齐眉!
  •     分篇非常清晰,语言简洁易读。了解了这代人的真实经历,对社会更迭的真实看法。政治的表象背后,原来如此。我们受荼毒太深。本书的遗憾在于,因为材料的不够丰富,后面有点重复,啰嗦。其实,书薄一点又何妨?话不在多,有心则灵。
  •     105岁的周有光老人对富士康和悟本堂事件感慨万千,在他看来,中国现阶段的工业化和信息化水平都很低,不存在“中国奇迹”;权贵资本主义的问题只有靠走民主化道路才能解决;中国必须走全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
      
        【《财经》记者 马国川】“最近两大新闻,一个是富士康的新闻,一个是悟本堂,说明中国落后是惊人的,我们的现代化没法说”。
      
        这话出自一位105岁的老人周有光之口。
      
        周有光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他主持编制的国际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泽被亿万人。但很少有人知道,周有光老人的前半生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在银行供职二十多年,和几个著名经济学家在上海主办刊物《经济周报》,还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讲授经济学。
      
        直到1955年,周有光才奉命改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这让他逃脱了两年后的一场劫难。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上海经济学界几乎全军覆没,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志远自杀,周有光的一个学生王世璋也自杀了。
      
        虽然离开经济学界半个多世纪,但周有光老人对现实问题依然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在他看来,不存在“中国奇迹”,“没有奇迹,只有常规”,“中国要建立一个模式,我想可能性不是很大。”
      
        《财经》:近年来,您提出社会发展的三大规律:经济,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再到信息化;政治上,从神权到君权再到民权;文化,从神学到玄学再到科学。在您看来,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处于什么阶段呢?
      
        周有光:在经济方面,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同时进入信息化,但是水平非常低。中国的工业化是廉价劳动和外包经济,这是低水平的工业化。最近的“富士康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工人一个月正常工作只能拿到几百块钱,生活都不够,工会不能保护工人的利益。你去看看英国工业发展史,富士康这样的企业跟英国最落后时代的血汗工厂差不多。
      
        至于信息化,我们的信息化水平也是很低的。罗斯福讲四大自由,现在我们要超越“四大自由”的自由,第五大自由就是网络自由。
      
        网络自由是头等重要的问题,中国还没有了解自由的重要,原来“四大自由”都没有,第五大更谈不上。全球化时代是透明化的,反对透明化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苏联经不起透明,一透明就垮掉了,我们难道害怕透明吗?
      
        《财经》: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这两年不断有人鼓吹“中国模式”,认为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榜样。您怎么评价所谓的“中国模式”呢?
      
        周有光:据我看到的资料,关于“中国模式”国内外有两种讲法。第一种讲法,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中国模式。中国原来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后来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于是经济就发展了。还有人想模仿我们,越南模仿,也很成功。
      
        第二种讲法,认为美国的民主模式不行了,美国在慢慢衰弱下去,要衰亡,中国的模式起来了,大国崛起嘛。这种说法鼓吹说,将来世界中国模式代替美国模式。那么我就找一找,哪个国家学习我们?没有。所以我想这不是真的。
      
        中国改革不是一步一步走的,是半步半步走的,走了半步,大家已经很满意了。外国人研究中国的社会,认为中国已经发展到日本的明治维新时代,简单来讲,就是“半封建半资本”,在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之下发展经济。
      
        《财经》: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之下也能够发展经济?
      
        周有光:可以发展经济。归纳起来,有几种社会转型的现象是相似的。第一种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四大财阀垄断了日本的资源。第二种是苏联瓦解以后的俄罗斯,今天俄罗斯的大资本家都是苏联原来的官员。第三种是中国,叫做“翻牌公司”,“公营”一翻牌就变成“私营”了。第四种是印尼,苏哈托上台以后经济发展了,搞的是“裙带资本主义”。国外研究认为,这四种转型是同一个模型,都是原始积累。原始积累很难逃过。
      
        《财经》:当前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矛盾尖锐,贫富分化严重,有人说中国有堕入“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周有光:国内外部分研究者认为,中国不是有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而是已经进入权贵资本主义时代。权贵资本主义跟印尼的裙带资本主义、日本明治维新四大财阀是同一个类型,跟苏联官僚摇身变为大资本家是一个模式。俄罗斯学者写了很多文章,可惜我们很少能够看到。
      
        《财经》:那么,权贵资本主义问题怎么解决呢?
      
        周有光:不走民主道路是不可能解决的。专制,有野蛮专制,也有开明专制,走开明专制也可以解决一部分,但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本来苏联是一个集权模式,中国是学苏联的,许多国家学苏联的。学苏联最厉害的一个高潮,一共有40个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今天还有几个呀?说明苏联这个模式失败了。中国要建立一个模式,我想可能性不是很大。中国的社会结构水平还是很低的。
      
        最近新加坡李光耀发表了一篇很长的谈话,他说,中国是在起来,是在发展,也发展得很快,但是要追上美国,至少要30年,而且这30年美国不是站着不动的。中国是在发展,但是太乐观不行。我觉得李光耀讲得对。
      
        《财经》: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曲折,教训多多。您认为有哪些教训值得汲取?您理想中的现代化中国是什么样的?
      
        周有光:最大的一个教训就是向苏联“一边倒”,苏联自己不是都垮掉了吗?
      
        我理想的中国的未来是什么呢?我想,很简单,我们必须走全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走这条道路,中国会发展;离开这条道路,中国受灾难。没有第二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可走。
      
        《财经》:这些年出现的新情况,有些人觉得中国能够走出一条新路来,好像我们发展经济的方式还挺管用,我们不是创造“中国奇迹”了吗?
      
        周有光: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外国朋友开玩笑说,你们不是参加WTO了,有几个WTO?改革开放以后,新加坡大学邀请我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新加坡大学规模不大,各方面非常好。空闲下来,我和一位英国教授到公园散步聊天,我问他,许多人说新加坡是一个奇迹,你是什么看法?英国教授告诉我,世界上没有奇迹,只有常规。什么叫常规呢?按照国际先进的先例来做,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这个国家要是民主的,要是开放的,有这个条件就可以得到国际帮助。新加坡本来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后来被赶了出来,李光耀大哭,我们又小又穷,又没有人才,又没有资源,怎么建立国家呢?后来召集国际会议,说建设一个新国家很简单,没有就请求帮助。新加坡走民主道路,搞开放,很短时间就“起飞”了,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前些年大家都说“大国崛起”,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小国崛起》,新加坡就是典型。
      
        从经济学上讲,不存在“中国奇迹”。没有奇迹,只有常规。■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研究员张森根先生为本次采访提供的帮助)
      
  •     沈从文的老襟;看着二姐的老照片,感觉整个气质把三三给比下去咯,八十年前的大家闺秀就很时尚,看了又忍不住地觉得美好而会心一笑。老姐妹七老八十了,气质不改,只是老四在美国,没有受什么运动的洗礼,越老越有气质,感觉贵气不比蒋夫人差。看着那些家族老照片:感叹啊:有阶级才有文化。老周100岁了,说些实在话,够淡定,什么大风大浪都过来了,没有什么不可说的。谁跟他老人家计较啊?整部书看着觉得很流畅很舒服,都是那个似乎消失了的阶级的一些明白话。越发为广西有个师大出版社而自豪。
  •     真正的励志书,不是那种用名利拼命刺激读者的春药,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东西。
      
      而国家精英、特别是人品较好的老知识分子精英的自传,才是真正的励志书。
      
      周有光就是老知识分子中的精英。
      
      本书没有正统的意识形态障碍,对新旧社会的评价都很可观,主线是作者自己的人生发展和家庭生活,内容涵盖了对大学教育的看法、中外教育的区别、旅游对人眼界的开阔、49前后中国社会的变迁和进步等等。
      
      看完这书,我是觉得自己很渺小,眼界太窄,有了一丝要进步的冲动。
      
      PS.摘
      周有光上圣约翰大学期间,老师指点他如何读报,
      
      1 那条新闻最重要
      2 为什么这条新闻最重要
      3 这条新闻的背景是什么,如果不懂,就去查资料。
      
      长期下来必有收获
      
  •     在诸多的文化名人中,周有光是极为极为幸运的。
      婚姻幸,娶了让人幸福一辈子的四姐妹之一。
      躲过了劫难。若不搞语言,继续干教授、银行,肯定在劫难逃了。
      也算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中,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周有光,有时只能用命中注定来解释。
      这本书与许倬云访谈录有许多相近的地方。不仅是因为都出自李怀宇之手,更主要的是他们有着共同的思考和情怀。
  •     
       一直搞不懂汉语拼音,对南方人,前鼻音和后鼻音,翘舌音和卷舌音,永远是个大问题。也不是太赞成简体字,割断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血脉,虽然我已经不会写繁体字。现在却在读汉语拼音和简体字“操刀者”的自述。当然汉语拼音和简体字不是周有光一己之力,不能迁怒于他。但是这百岁老人,对中国文化的载体影响太大了。当然,这只是题外之意,不是我读他自传的原因。
       只是一个老人的絮语,还有他和张允和的“举杯齐眉”。张家四姐妹的爱情,这是第二出。相知,周有光和张允和,比沈从文和张兆和,或许要多些。看了张允和晚年的照片,和周有光的叙述,觉得,那时候的大家闺秀,估计就是这样子了。海边念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一段,确实有趣,哈。
       好想听听昆曲,知道白先勇的《牡丹亭》来新加坡演出的消息的时候,演出已经结束了。
  •     关键词:周有光 沈从文 百岁 传记 历史 汉语拼音
      
      拼音 合肥四姊妹 沈从文
      
      不知有多少人知道周有光先生,但他做过的事,每个解放以后念过书的人却都曾亲身体验。因为周先生是我们日常使用的汉语拼音方案的最初起草人之一。他的“担挑儿”,也就是他夫人张允和的妹夫,也是位名人——作家沈从文。周、沈两位先生的夫人,再加上她们的另两位姊妹,合称“合肥四姊妹”。叶圣陶先生曾用一句话评价过这四姊妹,“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周有光先生最初学的是经济,认为未来中国现代化的出路在经济建设,出国深造后在银行工作,绝对的中产阶级,生活相当舒适。1955年,周先生49岁的时候,因为国家需要,毅然从经济领域转行到了语言学研究,他认为,不论搞经济还是搞语言,都是为国家。以知天命的岁数转行,十分罕见,其间跨度之大,难以想象,但周先生还是转了,而且成了专家。一个这样的百岁老人会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
      
      庙在古代还能干这个用
      
      现代人喜欢去庙里烧香拜佛,求保佑求平安,庙因此显得十分庄严。在周有光先生的回忆中,庙却有另一番功用。周先生说,庙在古代时其实就是旅馆,比如《西厢记》,张生和崔莺莺都住在庙里,两个人的感情也是在庙里产生发展的。庙不单是谈恋爱的地方,还是看戏和社交的场所。佛教能兴旺,是因为它和社会结合起来了。周先生和张女士那时也在寺庙里谈过恋爱,在杭州最出名的灵隐寺。有一天两人去灵隐寺玩,边走边聊。因为那时礼教森严,男女不能手拉手,两人之间的距离差不多有一尺。正因为此,所以就能看见身后有个和尚一直在跟着他们,听他们讲话。两个人走累了,坐下休息,和尚也坐下来,继续听。听了半天,和尚终于插了句话,是个问句,问的什么呢?指着张女士问周先生,“这个外国人来中国几年了?”周先生说,大概因为张女士鼻子比较高,所以和尚就把她当成外国人了。周先生顺水推舟开了个玩笑,说她来中国三年了,和尚于是感叹,怪不得她的中国话讲的那么好!
      
      躺着听音乐会
      
      改革开放让越来越多的舶来品进入中国,音乐会就是其中之一。在国内听音乐会虽然也要求正装,但一直没国外那么严,必须要穿晚礼服、西装什么的。看八十年代的电影、电视,那时候的正装也就是中山服,夏天穿个白衬衫,散在裤子外面,不扎起来,有时候衬衫还是半袖的,就算正式了。过了公元2000年,随着全中国与世界的接轨越来越紧密,听音乐会穿正装这事也比以前国际化了。“三高”在北京午门献歌的时候,我就亲眼见过许多穿礼服、扎腰封的男士,绅士派头十足。
      周先生与张女士谈恋爱的时候也去听过音乐会。周先生喜欢西洋音乐,而张女士喜欢中国古代音乐,尤爱昆曲。谈恋爱的时候周先生大概不知道张女士这个爱好,所以在1927年或者1928年的夏天请张女士去上海听贝多芬的交响乐,地点在法国花园。那服务,出人意料的舒服,舒服到什么程度呢?一人一个躺椅,躺着听。这和我曾经的愿望很接近,我就希望什么时候能在电影院躺着看电影,没想到早在80多年前就有人这么干过了。张女士本来对西洋音乐就不大感兴趣,再加上有这么一个舒适的环境,结果听着听着,睡着了。哈哈。尽管两个人的喜好不同,但是结婚以后,周先生听西洋音乐张女士会跟着去,张女士听中国音乐时周先生也会陪着,琴瑟相和,实在让人羡慕得很。
      
      一万年一次
      
      文革期间,周先生被下放到宁夏的五七干校,遇到过一件有趣的事。林彪飞机失事的时候,周先生他们被通知早上五点钟去开会。干校没有礼堂,就在空地上开。周先生看见天气很好,估计中午的时候会热,而那时候开会一开就是大半天,所以戴了顶大草帽,没想到后来派上了用场。上午大概九十点钟的时候,天上忽然飞来很多大雁,用周先生的话说,“铺天盖地”。飞到众人头顶上空,带头大雁忽然一声怪叫,然后,所有大雁就跟接到命令似的,开始噼里啪啦往下拉大便。周先生因为戴了顶大草帽,遮住了头和身,所以只粘了一点儿,大部分人可没他那么幸运,弄得满身都是。大雁的大便是特别不好洗的。不过作者说,这种情况大概一万年才能遇到一次,所以要算是一次很有趣的遭遇。
      
      不想独立的新加坡
      
      新加坡1965年成立,日子好记,正好是文革前一年。周先生说,新加坡有意思,它不跟陈水扁统治下的台湾似的整天闹独立,它不要求独立,就想参加马来西亚,可马来西亚不要它,把它赶出来了。为什么呢?一,因为新加坡华人很多,参加马来西亚的话,马来西亚的华人数量就可能过半,马来人不乐意;二,新加坡华人多信共产主义,李光耀原来就是老的共产党。所以马来西亚不要新加坡。李光耀为此大哭,说新加坡又小又穷,却要成立一个国家,这可怎么办啊。后来新加坡好了,马来西亚又想吞并它,结局拿脚都想的出来,新加坡肯定不干啊。
      
      不是健康书
      
      周先生年轻的时候得过肺结核和忧郁症,他和张女士结婚时,家里人偷偷找人给他们算过命,算命先生说这两人活不过三十五,结果呢?张女士九十三岁驾鹤西游,周先生现在已经一百零二岁。无论如何,人能活到一百岁都是件值得庆贺的事。很多人也都希望从这些长寿者身上学到一些东西。人都一样,虽然都明白“人生自古谁无死”,可谁也不想死,都盼着自己长生不老。可长生不老不是靠盼就能盼来的,因为其中不可把握的因素太多,比如遗传基因,性格,饮食,健康,经历,甚至还有冥冥中的命运。尽管周先生在书中也谈了一些长寿之道,但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也就是所谓的个体性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很多东西是不能复制的。所以还是把周先生的传当作历史来看吧,很多历史中的知识一样能让人长寿,而且平安。
      
       人民大学出版社《读家秘籍》
  •      整本书的语言平谈、朴素、简练,讲述的故事温暖、平和。看过书后,我的心里获得了长久的宁静和充实。当然,初看这本书里,你会觉得太淡了,但它就像一杯清茶,细细品味,你便会发现它的清香,并带给你温暖,让你回味。
       书的外在,也非常好。风格与三联的书超像。最初拿到手里,一直误以为是三联的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书越做越好了。
  •     老一辈的耆宿已经纷纷凋零,老一代的优雅与欢声笑语也逐渐在这个时代消亡。
      周有光与张允和夫妇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那个时代文人的美好的背影。那种温文尔雅、从容不迫的良人君子形象,在这个时代真的太过稀罕了。
      周先生的这部自述直白浅显,关键之处点到为止。而便是这轻轻一点,让人不胜嘘唏感叹。这点跟很多老先生很像,像何兆武、张中行,包括钱钟书,老先生们心里都明镜式的清楚。不过大多时候,都只是轻轻一点。或许很多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要面对与解决的。
      周有光与张允和携手70载,一直伉俪情深。不过当初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之前,很是忧郁,他对张允和说:我很穷,怕养不活你。张允和洋洋洒洒的回了封万言信给周有光,大意是:幸福要靠自己去追求的。
      这种简单直率的知识分子性格,那样简单而美好的小生活,想来蛮有意思。直至晚年,周有光和张允和每天上午和下午都喝茶,喝茶的时候大家举杯,这个“举案齐眉”的小动作做了多少年。(书中就有一张相互举杯的小照片,很好玩)
      ……
      不知道说什么,还是借用周有光先生的那句话来做结尾吧,“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做一朵欢快的浪花。
      
  •     文章一看就是外行写的,组织上很一般,基本是平铺直叙,讲述一位过来人如何读书,如何工作,如何看待教育,如何看待中国历史的故事。
      看了,就知道中国的文化革命有多么害人,我们的教育有了多少偏差。
  •     《周有光百岁口述》:那个年代的八卦
      102岁的周有光口述,32岁的李怀宇撰写,78岁的余英时作序,其实之前在李怀宇《访问历史:三十位中国知识人的笑声泪影》一书里已有采访周老先生的篇章,题名《百年风云笑谈中》,看周有光顽童般的浪漫抒怀:“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周有光饱经沧桑的百年人生中,最让我私底下感兴趣的倒不是他在汉字研究上呕心劬劳,或者是荣辱转捩的曲折颠沛,恰恰是他与妻子张允和的神仙眷侣生涯,不逊色于杨过和小龙女。
      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追随李鸿章戎马倥偬,官位显赫,至第三代张允和父亲张武龄时,受新思潮影响,离乡上苏州兴办新式教育,1921年创办的乐益女子中学,是他的心血结晶,期间的艰辛跋涉中结识了蔡元培、蒋梦麟诸人,多有获益。张武龄有后代十个人,四个女的,即当时名声在外的“张家四姐妹”,是庙堂之外的“宋氏三姐妹”。曾在乐益中学教过书的叶圣陶有如斯感慨:“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时光流转证明此言不虚。
      大姐张元和,嫁与昆曲名家顾传玠,当年演员即便在舞台上再怎么风光倾城如梅兰芳,现实社会地位并不高,人皆以戏子称之,这一轰时婚事成了新闻媒体争相起哄的料子,上海报界有大标题“张元和下嫁顾传玠”为证。他们四九年后去了台湾,1966年丈夫逝世,妻子移民美国。
      四妹张充和与美国人傅汉思喜结伉俪,汉学家傅汉思在英译汉赋和研究古希腊文上独树一帜,两人在时代变动前夕去了美国,胡适来美国讲学时即寄住在他们家,其乐融融。
      相比之下,三妹张兆和与沈从文的婚事便多有传奇色彩,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张兆和在中国公学读书时,教师沈从文追求她,写情书述衷肠,心高气傲的少女弃之不理,直接拿着信向校长胡适告状,接下来的事让无数人额手称庆,胡适平静告诉她,沈从文没有结婚,因为倾慕你,给你写信,这不能算是错误。冬日可爱的胡适直接表示愿意以安徽同乡的身份去跟张兆和父亲说媒,女生自然是愤而离去,之后发生的一切及至定局自不必表了,不是冤家不聚头。
      二姐即是周有光的夫人——张允和,书中收录了相当数量的照片影像,登徒子如我看后的直接印象就是四姐妹的貌美如花和气质典雅,用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词来赞誉丝毫不过份,何况她们还是在西式教育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女性,有着自己完整美好的人格、心性,抱定各自的人生目标不懈追逐。李欧梵著有《摩登上海》一书,重现了在中国一度消失的国际现代性景观,而从四姐妹的穿着打扮上鉴赏,正是绝佳补注;然革命后清一色的中山装取代多彩的女性化服饰,僵硬死板的制服扼住了曼妙的曲线,苍白朴素的阶级感情僭越了伊甸园里的男欢女爱,也许衣着发式的变换即隐喻了此后意想不到的磨难重重。尚值得欣慰的是,苦难历经或者浮华散尽,人间最美最原始的爱情一直尽职在她的席位上,譬如最近的逝者中,王元化、张可夫妇,贾植芳、任敏夫妇,扶持走过大半个世纪的风雨路,他们的感情老而弥坚。
      八卦还在四姐妹之外的弟弟身上传唱,张定和的前妻是吕恩,离婚后吕恩嫁给吴祖光,之后又离。至于吴祖光和新凤霞的同埋连理枝,跑题太远了。
      那个年代的八卦,生如夏花之绚烂,让人欢喜,让人伤悲,抑或用悲欣交集一语囊括我的感受。少了现代都市中的喧嚣与浮华,多了魏晋风骨的真性情直白,堪称文化贵族的挽歌,以阡陌交通的人际网折射出了云蒸霞蔚的人文景观。最近我倒是发现一则尚存雍容气度的八卦,当红歌星王力宏的奶奶许留芬是清华大学第九级学生,与杨联陞同窗,许留芬的弟弟竟然是许倬云,也就是说,王力宏有个名叫许倬云的舅公。奶奶波澜不惊评价自己的孙子:“这没什么,唱歌只是种职业,混口饭吃。”这般神情自若,断非当今暴发户能云淡风清抬手描绘出的。
      听听梅艳芳的歌:断肠字点点,风雨声连连,似是故人来……
      
      成稿于08-06-04
      周有光口述 李怀宇撰写《周有光百岁口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
      
  •      老人的胸襟与才情在叙述中行云流水,其中的关键词左倾、美国式、效率等等,让人在趣闻中感到无奈与悲凉。
       如果说老人的个人幸运值得欣喜,那么那些故事中的旁观者则做了牺牲,抗战与浩劫,原本底气十足的知识界最终成为历史的阶下囚,得之他幸;失之国殇。
       老人未太多参与政治,但篇篇不乏对政治可爱的褒贬,尽管是学文科,但根子上还是逻辑的严密与清晰。
       中国人说老而不死谓之贼,或许更多针对老而糊涂者,这样清明的思想,如此不自由的岁月,难道只能如胡适所言,“知道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     依个人的口味来说,我比较喜欢看“闲白话”一类的书,口述类的书最好看,访谈类的次之,但不管是“述”还是“谈”,都是用口语进行的,随意、简洁、干净,不像理论书那样云遮雾罩的,讲来讲去总嫌隔了那么一层;除此之外,口述吸引我的另一个此方,则是它不设防、不做硬性规定,讲到哪算哪,双方自然而然,看似漫不经心、不成体系,却最容易说出来点睛之语,有一种即兴的智慧,读来又有原汁原味的在场感,令人久久回味。
       口述类的书,去年看了何兆武的《上学记》,上个月看了张学良的《口述历史》,最近则看了这册《周有光百岁口述》,由周有光口述,李怀宇撰写。李怀宇是《南方都市报》文化副刊的记者,近几年来文化访谈搞得风生水起,去年出了一本《访问历史》,是对当今30位文化大家的访谈,周有光先生也在其中,那篇访谈名字叫《百年风云笑谈中》。
       远在美国普林斯顿的史学大家余英时,因为与周有光有过一面之缘,又与张允和有过一段文字因缘,所以不远万里为《周有光百岁口述》欣然“敬序”——说起来,余先生也78岁高龄了,但比起周有光来,却还是小了24岁的子侄一辈呢!余英时在序言中说,周有光先生“在中学时代接受了‘五四’的洗礼,完全认同于‘民主’和‘科学’,但他是追求‘现代’而不鄙弃‘传统’”,是“真正从‘传统’成功过渡到‘现代’的知识人”,至于这其中的深层原因,余先生也另有所述:“有光先生受到了最完整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教育。他在常州中学一方面获得扎实的中国古典训练,另一方面又直接读英文本的世界史和自然科学;两年圣约翰大学则使他受到西方自由教育的熏陶,‘学会了思考,学会了独立思考’。”
       这话虽然说得婉转,但是却也不乏深刻,间接地点出了20世纪一个泱泱大国在对待“传统”和“现代化”上的不足及其深层次的教育问题,我很欣赏余先生的眼光。
       就周有光先生来说,1906年他出生于江苏常州的一个乡绅世家,小时候虽没读过私塾,却有祖母教唐诗,父亲是中学教员。小学读的是学日本制度的育志小学,四年初小,三年高小,课程有国语、英语、算术。中学在镇江中学读了不到一年,又回常州中学读了一年预科和四年正科,读预科时读了很多古代的东西,譬如《左传》。常州中学是跟随孙中山闹革命的屠元博创办的,制度宽松自由,集中了一些水平很高的进步人士,“教古书的能力很高,英文水平很高,学生到大学里,就能用英文了”,“中文教材都是文言文”,“那时候读古书很重要,我的老师教古文,但是提倡白话文,又不能教白话文,写文章主要写文言文”,“中学时读世界历史、世界地理都是用英文课本,化学、物理、生物学都是英文课本”。
       周有光先生读大学,读的是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各读了两年,最后从光华大学毕业。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收费昂贵,周有光还是靠姐姐同事的妈妈当了一只皮箱,当了两百多块钱,才进圣约翰大学读了书。圣约翰大学走的是美国办大学的路子,只分文科、理科、医科,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都是基础课,学校很重视基础的教育,周有光就读基础的文学、世界史,看报纸看的是英文报。光华大学是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离开圣约翰大学的中国师生办的,但还是按照圣约翰大学的方法来办学。
       其实,圣约翰大学也好,光华大学也好,实行的都是西方的“自由博雅”教育。“博雅教育”最开始由古希腊人倡导,在拉丁文里,“博雅”的原意是“适合自由人”,也即是培养具有广博知识和优雅气质的人,让学生摆脱庸俗、唤醒卓异,“自由博雅”教育所成就的,并不是没有灵魂的专门家、专业人员,而是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周有光1955年应召到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后,才能从经济学领域半路出家,一下子转行转到语言文字领域,而不会觉得“隔行如隔山”,以至于不适应。
       周有光就读的另一个大学,是日本的京都帝国大学,是在1933年和张允和结婚后去读的,读了两年,经济学没有学成,主要是学了日语,了解了日本的文化和生活。从日本回国后,周有光一边在光华大学教书,一边在江苏银行工作,抗战开始后去重庆,还做了国民政府农本局重庆办事处的副主任,通过金融维持农业,实现了后方粮食和棉花的稳定供应。
       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有光到美国信托银行工作,他十分欣赏美国“资本主义的管理学”和图书馆读书的条件,业余不肯浪费一点时间,在纽约市中心的公共图书馆研究经济学,自修银行、货币、国际贸易等科目,因为“整个中国要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每个方面都要更新,经济方面当然是最主要的”,所以解放后,“我想中国当时最缺的也是经济建设,于是立志回国搞经济”,他是以中国的“现代化”为己任的。而他后来从事语言文字,一方面是因为国家的安排,另一方面则是认为“语言学方面还是要更新,因为整个中国要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每个方面都要更新”,专业虽然变了,但“现代化”的原动力却一以贯之。
       胡适说,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而是一点一滴造成的。其实,“现代化”又何尝不是一点一滴造成的?把传统打到,摧毁得一丝不剩,在废墟上造成“现代化”,那无异于异想天开。周有光说:“仔细研究,‘五四’时的文章没有否定整个传统,对儒学也没有完全否定。有人考证,‘打到孔家店’不是‘五四’时提出来的,是后来提出的。”他对那个时代的反传统,一直不表示同情,就是因为“他自始便重视‘建设’,而不肯随波逐流地走‘破坏’的路向”,“他心目中的‘现代化’是怎样使中国的传统逐步转化为‘现代’”。
       虽然从旧时代、旧家庭里走出来,但是周有光却能吸纳当时最现代的思想,譬如他推崇欧美的“自由博雅”教育,赞成语言拉丁化运动,欣赏美国的强盛和发展,以及对旅游观光的认识和身体力行,他说,“游览世界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必须有的基础,开阔眼界。加入眼界不能开阔,你就什么事情都不行”,“我到许多国家,一种是风景旅游,一种是历史旅游。我的旅游是历史旅游,可是着重经济的特点,养成一种习惯,倒一个地方,要敏感经济特点在什么地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周有光是深有体会,而且也真正做到了。
       对于这位102岁的老人来说,他所受的教育,既有传统的中国古典训练,也有现代的西方“自由博雅”教育;他所经历的时代,既有落后、愚昧的传统时代,也有“一步一步现代化”的现代中国;而他所从事的每一项事业,无论是经济学、语言拉丁化运动还是文字改革,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他一路从传统走来,却不囿于传统,反而能突破传统、改良传统,实现传统和现代的对接,正如余英时所说,周有光先生是“真正从‘传统’成功过渡到‘现代’的知识人”。遗憾的是,这样的“过渡”太少了,以致于“现代化”才会步履蹒跚、一波三折,也正因为如此,对于周有光先生的人生经历和百岁口述,对于这种越来越稀少的在社会学意义上极具研究和反思价值的个案,我们才决不能等闲视之。
       在书的扉页上,周有光先生有一句百岁感言:“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 较于历史而言,人生确实是一朵浪花,但是我相信,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周有光先生的一生,绝对是由“传统”而“现代”的大潮中异常耐人寻味的一朵浪花。
      
  •     ——读《周有光百岁口述》感二
      
      文/杰夫
      
      一个晚上读完了《周有光百岁回忆》。
      
      早些时候,已经读过金安平先生的《合肥四姐妹》。再读周书,颇有感触。
      
      周有光与张允和的故事,应该是那个时代最为平常的爱情故事了。周自己说,他跟张先生之间是“流水式”的恋爱,而不是“冲击式”的恋爱。这不仅仅是因为周张二位早已熟识,更因为周张二人对于感情,对于生活的态度大抵是理智的。
      
      但他们之间分明是有爱的。所以,周书的记录者——李怀宇先生,在书的脚注中,一开始就写到:“在周先生的心里,张允和女士永远是他的第一位读者”。
      
      在结婚之前,周对张说,“我是没有钱的,恐怕给不了你幸福”。张对周则答,“幸福要自己求得”。于是,就有了这一段七十载的传奇婚姻。
      
      或许,他们之间没有张充和与顾传玠之间爱情的反传统,也没有张兆和与沈从文间爱情的罗曼蒂克,可是他们之间的爱情与婚姻,同样值得我们拿来咀嚼和称颂。
      
      当允和先生丧失自己的女儿小禾时,当他们俩人在建国以后遭遇一个又一个政治冲击的时候,正是他们之间的那种爱,那种“流水式”感情的力量,让他们彼此关照着一起走过了七十年华。
      
      或许,这种平淡的传奇才是更有力量的吧。
      
      这种力量,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让我们体会到它的穿透力。一辈子、一世的长度,才能让这种平淡无华展现出一种震撼人心的感动。
      
      如今,允和女士已于几年前先逝,从而使这段传奇对于生者来讲仅能给予追述。
      
      在周先生的心中,儿时生长的常州城、让自己成熟的圣约翰大学早已模糊,而此生最难忘的日子就应该是与允和女士间的日日月月、点点滴滴。或许,周先生依然清晰地记着自己第一次给允和女士写信时的心情,尽管那封信从头至尾未提起任何与爱慕有关的心情、以及对倾心的对象的那种颂赞,但是我相信,周先生在那时是怀着期待而又紧张的心情写下这封信的。
      
      而和所有期待着恋爱的降临、以及自己心仪的少女首肯的男生一样,那种紧张而又踌躇的等待,周先生在百岁时再回忆起来时,必定是满心的幸福和甜蜜吧。
      
      这辈子的人生浪花已经足够美丽,那么周先生一定开始期待着下辈子,还是要和允和女士一起,绽放出更为华丽的人生浪花。
  •     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文/杰夫
      
      1906年,周有光先生在江苏常州青果巷呱呱坠地。
      
      2008年,有光先生出版了百岁口述。让我们看到了他,以及和允和先生之间的那段近百年的人生传奇。
      
      有光先生开篇从江苏常州青果巷出发,至上海圣约翰大学,再至重庆,继至海外,而后再回上海复旦、财经学院,最后终于北京。这其中的地方,大多我都去过。
      
      只是我要提的,其实还是那个地方——常州。
      
      常州的青果巷,是有光先生的诞生地,也是我少年时常去游戏的地方。记得儿时,这里就是文保区。但在我的印象里,这里迷宫般的弄堂仅仅是跟玩伴有趣的游艺场。
      
      直到稍微长成时,才从爷爷收藏的文史资料中渐渐发觉,原来这里曾经走出过盛宣怀、走出过赵元任、走出过刘海粟、走出过史良、当然还走出过周有光。
      
      这么多即使放在中国近代史上都仄仄生辉的名字,就在几乎同一个时代里,诞生在这条仅一千余米长的弄堂中。我初中的三年,每天就行走在他们也曾行走过的青石板上,而如今也如他们中大多数或许曾经做过的一样,在另一个城市中遥望梦中的那条小巷。
      
      不同的是,他们大多数在年轻时即成为某个领域小有成就的代表,而我如今却只是一个躲在这座偌大的城市中的某个角落,在闪烁着的电脑屏幕后敲打幼稚文字的文艺青年。
      
      江苏常州的那一代人,在瞿秋白之后,开始逐渐衰败。随着前后北岸老街区的拆除,青果巷成为这座城市中,唯一有着真实历史印记的地方。我成长的二十多年,正是看着这座城市在蜕化的二十多年。赵元任、刘海粟、周有光这些名字在那座城市中,早就随着老城的改造,逐渐消退。而瞿秋白则因为作为党早期的领导,而有幸可以仍被人们“纪念”着。只是被“纪念”的也仅仅是一个名字而已,至于他成就了什么,做过什么,伟大于何处,自然是没人关心的。于是,当年在我印象中还“繁荣”而充实的纪念馆,即使经过上世纪末的修缮后,都不可避免地萧条和零落了。
      
      现在还有谁能够如同他们一样,担当起一个时代的改变呢?更遑论能够去推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革新了。于是,我对这些前辈只能是带着敬仰的心情,而惭愧于自己的不努力。
      
      我在读完有光先生的百岁口述后,有着一丝欣慰和骄傲,有光先生取得如此的成就,却从未忘却从小在故乡给其的影响,言辞之间甚至明显地洋溢出对家乡的怀念和赞扬。可是,百年后,这座城市肤浅地理解着那段值得骄傲的历史,却早已丧失了这其中的精神。这座城市,如同大多数经历着全球化和现代化的中国城市一样,他们盲目而势利地渴望财富,面对这座城市中曾经那样优秀的历史,那样大把值得尊敬的姓名,却也仅仅是用来作为给自己打广告的“名片”。
      
      我不敢奢望,如同当年影响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常州学派”那样的深邃学理,在这片土地上再次出现;我只是希望,那里的人能够更多地打开自己的眼睛,多读书、多了解、多思考,少一些在夜店的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多一些对知识和真理的渴求和盼望。我只是希望,那些早已不爱读书、不爱思考的家乡人们,稍稍去了解一下那些这座城市曾经拥有过的璀璨的名字背后的故事,还有他们的人生、他们的事业、他们的爱情。
      
      是啊,人生,只是一朵浪花。
      
      可是,人生的这朵浪花,可以在汪洋中琐碎的犹如一片碎屑,也可以在潮流的顶端绽放出最美的景色。
  •   关于马/列/主/义:
    那时候对共/产/主/义不了解,我一进大学图书馆,就借了一本英文的《资本论》,看不懂,不是英文看不懂,是内容看不懂。马克思死的时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三十一年,那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前一半,后一半他没有看到。他的《资本论》所讲的都是想像、推理。人类社会有阶级不是他发明的,一早就有人发明了,可是他把阶级绝对化,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现在明白,社会不能没有阶级,今天的阶级比以前现厉害,阶级是以合作为主,以斗争为辅,有阶级必然有斗争,可是合作才能发展,不然饭都没有得吃。阶级斗争是存在的,可不是你杀我,我杀你。所有按照马/克/思/主/义建设的国家都是穷得一塌糊涂。苏/联自己搞垮了,朝/鲜、古/巴,没有一个搞好。
    专/制/主/义是列/宁创造的,我到东欧国家,就觉得奇怪,东欧不谈马/列/主/义,没有这个名称,谈马/克/思/主/义,他们暗中反对列/宁。
  •   关于毛以后的中国:
    “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人民对党失望,同时也对苏/联失望。所以,毛&泽&东一死,邓&小&平改了,不跟苏/联走了,自己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引进外资,这跟马/克/思/主/义是矛盾的,这一点应当说,邓&小&平看到了改变。
    毛&泽&东死了,邓&小&平上台,政策是改了,可是许多坏事还存在,一时改不了。1977年开始改,一直改到1984年稍为像一点样子,比较上轨道要到1987年。
    了解自己的祖国最难,因为历代帝王歪曲历史,掩盖真相。考古不易,考今更难。苏/联是新中国的原型,中国改革开放,略作修正,未脱窠臼。
  •   关于共-产-党的中国及其未来发展:
    共-产-党当权,对中国的生活完全改变了。不过我认为,1949年到1959年建设不少,虽然有“反&右”,破坏不是挺大,工作还是有成就。可是1960年开始就是三年灾害了,人民公社化,就死人了,一直到1980年,这二十年就不行,完全是破坏。等到1980年,邓&小&平上台,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改革政策比苏/联早,苏联/改不过来,因为陷得太深了,结果自己垮台了。历史还是有其客观的规律,人的本事没有历史大。
    我对中国未来是乐观主义,我认为中国的未来跟世界的未来是一致的。社会的发展是有一个规律的,规律可以暂时离开,不能长期离开,迟早要按照规律前进。现在的规律世界都向民/主制度前进,美国这一点做对了,美国能够看到世界前进的趋势,就跟着这个趋势推广民/主制度,这是美国聪明,民/主制度是逐步前进,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民/主大大发展;苏/联瓦解以后,民/主又大大发展。根据外国人的研究,大概需要三十年,三十年以后中国可以走上民/主道路。方向都是一样的,方向一定是走向世界共同的民/主道路。
  •   关于文字改革:
    文字改革不是共-产-党搞出来的,文字改革是清朝末年就搞了,可是一步一步来。汉字简化,清朝末年就提出要简化,蒋&介&石是非常积极搞简化的,在南京提出简化,是蒋&介&石同意的,结果不行。到了台湾,蒋&介&石两次提出简化,也是不成功。现在台湾说简化字是共-产-党搞的。
    关于人生态度:
    我现在有“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日常生活越来越简单,生活需要也越来越少。刘/少/奇说:“吃小亏,占大便宜。”我说:“我吃小亏,不占大便宜。”
    周有光先生与张允和女士结婚前,写信告诉她,说: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张说: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独立,女人不依靠男人。
    张允和去世后,周有光在由其整理出版的张氏遗文《浪花集》的后记中,写道: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   《甲骨文》何伟采访周有光老先生,周老先生也是大白话,特别可爱。
  •   可惜一直想读《甲骨文》却读不到!
  •   这对联都是持中的评语。78年文革都结束了,高考都恢复了,还要批斗十多次?溧阳是个什么地方?
  •   Elact也看过啊:)
  •   好像是看你看过了,又知道他是周**的爷爷,才感兴趣的。
  •   呵呵,我是昨天刚刚看完:)
  •   我看了,很好的一本书,
  •   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   感受。。。。
  •   “真正从‘传统’成功过度到‘现代’的知识人太少”,较之五四时期,现在该是更少了......
  •   好小的时候。就喜欢这个老爷爷。 真正的知识分子。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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