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十三)

出版时间:2008.12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刘瑞琳主编  页数: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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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温故(十三)》是一种陆续出版的历史文化读物,它以记述一个小人物生死与档案的文字,以今天的视角来追怀与审视过去,并为当下的生存与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种参照。我们需要温故,是因为我们的健忘,从温故中而知新则是我们温故的目的。从《温故》中,细心的读者都能感悟到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温故。

作者简介

白先勇,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台湾著名作家,当前中国最著名的昆曲义工,撰文分析父亲在广西治军主政的历史。陈为人,山西作家,专案探寻毛泽东时代的文人马烽与农民陈永贵的复杂关系。
阎长贵,曾任江青的机要秘书,讲述亲身经历的牢狱之灾。
那爱德,百年前的一位美国驻华教师,用自己的镜头留下了汶川等地的民生民俗,令人惋叹天府的消失。

书籍目录

特稿 陈为 人马烽与陈永贵的三次喝酒回眸 白先勇 建设广西模范省——白崇禧的“新斯巴达” 贺捷新 和平岁月 秋禾 有关“兰溪阿金”的历史记忆聚焦 张耀杰 “为宪政流血”的宋教仁人物 蔡登山 “莎乐美”的魅力——俞珊迷倒青岛大学的一群教授口述 朱世乐 口述 陈远 整理父亲朱光潜的人生片断记忆 阎长贵 成为“坐探”以后/ 陈仁德 五妹/ 陈亚先 奄忽若飚尘——纪念先父陈公树周 祝伟坡 一个老“大立柜”的传奇购物 张家荣 故园的呢喃文本 徐宗懋 蒋介石周恩来武昌会谈外记 周廉臣 撰金小明整理一位小学校长的逃亡日记 何季民 阅读“老号簿”影像 路得·那爱德 消失的天府/中插

章节摘录

  特稿马烽与陈永贵的三次喝酒 陈为人说到陈永贵,马烽好有一比:“陈永贵这个人,常常使我想起童年时代正月十五的放‘起火’。‘呼’地一下子,空中突然呈现出五彩缤纷的景观,倏而一下又全都熄灭了……”马烽说:“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陈永贵曾一度是中国农业战线上一面耀眼的旗帜,后来又成了政坛上一位风云人物。那个年代的过来人,男女老少,只要一提起‘陈永贵’三个字,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连不少外国人也知道他的尊姓大名。”马烽又说:“50年代末60年代初,陈永贵只不过是一个偏僻山村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陈永贵除了继续担任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外,还兼任了县、地、省三级的要职。后来竟然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再后来,一下子又贬到北京郊区的一个农场当了顾问,再再后来,在北京的一所医院里悄然与世长辞,死得无声无息,在社会上没有引起什么反响。”马烽还说:“社会上对陈永贵一直有不同看法,有褒的也有贬的,一会儿画成个红脸,一会儿画成个黑脸,成了川剧中的变脸……我无意对陈永贵进行评价,事实上我也评价不了。只不过我和孙谦因为写大寨,和陈永贵有过一些交往,打过几次交道。”马烽讲述了他与陈永贵的三次喝酒。马烽以一个作家的视角,通过喝酒的三个典型场景,跳跃式地或者说是意识流地,描绘了陈永贵由蓦然辉煌到倏忽熄灭的人生轨迹。第一次喝酒历史的机缘往往是这样:有时候,你众里寻它千百度,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有时候,你不经意间,无意识中,却会阴错阳差鬼使神差般撞到你的面前。马烽说:“1965年初,‘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过完春节以后,我正准备返回原平继续搞‘四清’,接到省委通知,叫我去大寨。原来是省委主要领导之一的王大任要去大寨,点名让我跟他一块儿去。事实上还不是这么简单,那是华北局书记李雪峰要去大寨,同来的还有河北的省委书记。这样,山西方面的省委领导陶鲁笳、王大任等人就都要陪同前往。只是当时我还不明白,这事为啥要拉扯上我。路上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1964年,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在北京开会,周总理给了个任务,搞一部反映大寨的电影,要山西方面拿出本子,北影拍摄。陶鲁笳回来后,与其他领导研究决定,叫孙谦写剧本。因为他此前写过一部报告文学《大寨英雄谱》,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产生了一定影响。写电影剧本的任务孙谦倒是接受了,但同时又向省委提出要我和他合作写。理由是:‘这是个重大题材,一个人扛不动,需要两个人抬。’省委领导也就同意了。此事孙谦曾给我透过信,我表示不愿参与。这次省委领导拉上我去大寨参观,看来是非让我参与不行了。既然省委定了,我也就只好服从安排。”马烽的这次“遵命文学”,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1963年秋,当年还仅是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到太原,经新华社记者的引荐,见到了山西省委秘书长毛联珏。陈永贵向毛联珏汇报了大寨1963年夏天遭灾后,坚持“三不要”,做到“三不少”的情况,讲了自力更生的好处、靠国家救济的坏处,介绍了新大寨的建设情况。毛联珏闻言大受感动,说:“你们这是坏事变好事哩!”毛联珏继续向上汇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听了汇报,立即决定让陈永贵给省、市干部作报告。1963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太原开会,专门听取了陈永贵的汇报。1964年1月,陈永贵奉召到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国务院有关部门安排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向首都各界万余名代表汇报。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头上裹着白毛巾,走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半个月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专题连续广播《学大寨,赶大寨》,播放了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的讲话录音稿。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新华社记者宋莎荫和范银怀采写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通栏标题是“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并为《大寨之路》一文,专门配发了社论。1964年3月28、29日,毛泽东到河北邯郸,停车于邯郸火车站,召见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和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陶鲁笳汇报了他在昔阳蹲点的情况。陶鲁笳详细地向毛泽东介绍了陈永贵。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听了陶鲁笳的介绍,还问:“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陶鲁笳当即在纸条上写了“陈永贵”三个字,并说:“陈永贵,四十二岁扫盲,今年五十岁,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不久前陈永贵在太原作报告,赵树理听了很佩服,对我说,陈永贵的讲话没有引经据典,但他的观点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1964年12月26 日,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邀请了作为中国新型农民代表的陈永贵参加了自己的生日宴会。毛泽东的生日宴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品字形地摆了三张桌子。毛泽东在上方的一桌,陈永贵极荣幸地被安排在毛泽东身边就座。吃饭的时候,毛泽东对陈永贵笑道:“你是农业专家噢。”陈永贵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话,只是一个劲地连连点头,咧着嘴使劲笑。有人在一旁解释道:“主席说你是农业专家。”陈永贵听了立刻又摇起头来:“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不是农业专家。”毛泽东问起陈永贵的年龄,陈永贵答道:“五十啦。”毛泽东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哟。”毛泽东借用孔圣人“知天命”一词,说得颇有“一语道破天机”的意味。马烽说:“1965年春节后的一天,孙谦告我说,陈永贵正好来省城参加个座谈会,他已经约了陈永贵第二天到家里来和我见见,认识一下。我当然很高兴,我俩当即商定在我家与陈永贵‘共进午餐’。听老孙讲,陈永贵也是爱喝两杯,那年他在大寨,有时开会开到深更半夜,肚子一饿了,就去敲开供销社的门,买两瓶酒,买两筒罐头,和陈永贵喝酒聊天。钱当然是老孙掏腰包,因为陈永贵是靠劳动分红过日子……陈永贵给我的第一印象他不像当时的村干部,纯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区农民。他穿一身黑色的棉袄棉裤,脚上是一双砍山鞋,头上包一块白羊肚毛巾。古铜色的长脸上刻满了很深的皱纹。嘴唇比较厚,牙也比较长,牙缝也比较宽,猛一看。好像土围墙上安了个栅栏门……我家准备的午饭尚可,除了一些下酒的冷盘热菜以外,还有一个大火锅。这大多是过春节的剩余物资。我还特意准备了两瓶汾酒,打算三个人痛饮一番。陈永贵没说什么客套话,坐下来就和我俩对酌。我们就这样‘东沟里一犁,西坡上一耙’地聊了起来。”在马烽与陈永贵第一次喝酒时,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马烽说:“孙谦给我们做介绍时,大约是为了引起陈永贵对我的重视,把我的职务都说了,什么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省委委员,等等。陈永贵对此没有什么特别反应,只是一般地和我握了握手。他的手像老树皮一样粗糙坚硬。写电影剧本的事,陈永贵早巳知道。孙谦为了说明省委对这事的重视,特别强调了我本来已经担任了一个村‘四清’工作队长,是特意为写电影剧本抽调回来。“谁想孙谦这么一说,陈永贵不冷不热地对我说:‘那你在四清中一定整出不少麻袋、票票吧?’所谓麻袋、票票,是‘四清’中的通用名词,意思是指村干部贪污了多少粮食和钱。从他问话的语气中,可以听出他对‘四清’中的做法很有意见。后来我到大寨深人生活,才了解到:就在陈永贵参加全国人代会,参加毛主席的生日宴席时,一支‘四清’工作队像搞土改时那样,在大寨扎根串连。派到大寨的。四清’工作队的队长叫张子仪,是晋中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四清’运动就是要整那些‘四不清’的干部,当然就是用不信任的眼光打量大寨的领导班子。陈永贵并不怕‘四清’,他自信大寨的干部一没有贪污挪用,二没有多吃多占,三没有当宫作老爷,大寨在‘四清’中也能当个先进典型。因此他就让大家协助工作队开展工作。陈永贵没想到的是,工作队完全撇开大队党支部,撇开他陈永贵,只管在下面扎根串连,发动群众,清查账目,寻找大寨干部的毛病。张子仪不信大寨会没有一点问题,用当年张子仪的话说:‘就是一面红旗吧,旗杆上也难免生几只虫子。’在此之前,已经有了大寨隐瞒地亩、多报产量、骗取荣誉的种种传闻。工作队联络一些挨过整受过气的社员,发动群众揭发检举,白天黑夜地组织干部们开会学文件,‘洗手洗澡’,追问各种问题,走家串户地挖情况,搜寻着陈永贵和大寨干部‘四不清’的证据。当陈永贵满心欢喜地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四清’工作队认为已经抓住几个挺像样的问题了。村里的气氛也闹得挺紧张,社员轻易不敢跟干部说话,好像他们是阶级敌人,需要划清界线……”马烽这个“四清’工作队长”,正好撞上了陈永贵这么个碴口。马烽说:“老孙的爱人王之荷正好也在我们工作队,所以对实际情况很了解。老孙告诉陈永贵,他们没有整干部,没有搞逼供信,为此还差点被打成右倾。听完孙谦的介绍,陈永贵的脸色缓和了许多。他问我:‘你怎么敢顶那股风?’我说:‘不是我有什么本事,群众没有揭发,账目清清楚楚,查不出任何蛛丝马迹,我们能强迫人家承认有贪污盗窃吗?’我告诉他,那是一个先进大队,生产搞得好,分红也高,干部班子也比较强。即使工作中有些缺点甚至错误,也只能是帮助教育,搞逼供信整人无异于犯罪。我讲完,陈永贵也打开了话匣子,他的大意是说,社队干部中确实有一些贪污盗窃、称王称霸的败类,但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基层干部是好和比较好的,他们在生产第一线,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要和各种坏思想作斗争,劳心费力地率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能力有限,困难重重,工作中难免有缺点错误。他们欢迎上级派人给他们以支持帮助,批评教育。但是把他们都当成是‘四不清’的怀疑对象和审查对象,采取‘有枣无枣打三杆’的做法,使他们很反感。虽说‘真金不怕火炼’,‘身正不怕影子斜’,可这种做法,给人的精神上很大的压力和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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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烽与陈永贵的三次喝酒,陈为人说到陈永贵,马烽好有一比:“陈永贵这个人,常常使我想起童年时代正月十五的放‘起火’。‘呼’地一下子,空中突然呈现出五彩缤纷的景观,倏而一下又全都熄灭了……”读《温故》(13),再续下面的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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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16条)

 
 

  •   今天的广西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广西人内心早已充满自卑。与外省人交往,有时竟然被人笑称“广西只出贪官”,我们还真无言以对。我在广州时,广州发生一起轰动的杀人事件,被杀者广州人,杀人者广西人。同学于是说广西人如何如何,让我很觉没面子。很多年前,我在一个学术活动中,和一个长者散步闲聊,他讲起他早先的研究课题——新桂系,我惊叫一声“哦,那是广西的黄金时代。”我于是看到他眼睛放出光彩,更兴奋地和我谈他的课题。他研究时这个课题还很少有人研究,还有“禁区”的意味。但是,如果知道那些史实,如果可以公正地看待,你就不能否认李、白、黄的时代是一个辉煌的时代。这在我是不需要“研究”的,它是一个结论,早就在我心里了。在《仰不愧天》中,虽然是儿子为父亲树碑立传,有儿子的偏爱,但还是可以看到历史的面目清晰地展现,明白知道什么是“模范省”,它怎样赢得世界声誉。胡适是一个软硬不吃,以至两面不讨好,到处挨骂的角色,也因此成就了他的英名。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一生一贯始终,该褒该贬,标准如一。他当年在广西游历了十多天,写下了对广西的印象。他说:“这一年中,游历广西的人发表的记载和评论很多,都赞美广西的建设成绩。例如美国传教家艾迪博士(SherwoodEddy)用英文发表短文说:‘中国各省之中,只有广西一省可称为近乎模范省;凡爱国而具有国家的眼光的中国人,必然感觉广西是他们的光荣。’这是很倾倒的赞语。艾迪是一个见闻颇广的人,他虽是传教家,颇能欣赏苏俄的建设成绩,可见他的公道。他说话也很不客气,他在广州作公开讲演时,就很明白的赞美广西,而大骂广东政治的贪污。所以他对于广西的赞语是很诚心的。广西给我的第一个好印象,是全省没有迷信恋古的反动空气。我们在广西各地旅行,没有看见甚么地方有人烧香拜神的。人民都忙于做工,教育也比较普遍。广西给我的第二个印象是俭朴的风气。一进了广西,到处都是所谓‘灰布化’。一律穿灰制服,提倡俭朴,提倡土货,都是积极救国的大事。广西给我的第三个印象是治安。广西全省现在只有十七团兵,连兵官共有两万人,可算是真能裁兵的了。但全省无盗匪,人民真能享治安的幸福。近年盗匪肃清,最大的原因在于政治清明,民团的组织又能达到农村,保甲的制度可以实行。广西给我的第四个印象是武化的精神。我用‘武化’一个名词,不是讥讽广西,实是颂扬广西。我在广西旅行,感到广西人民武化的精神确是比别省人民高得多,普遍得多。这不仅是全省‘灰布制服’和‘民团制度’给我们的印象。我想其中原因,一部分是历史的,一部分是人为的。……我们真不胜感叹国家民族争生存的一线希望是在这一辈武化青年的身上了!”(《温故》十三:白先勇.建设广西模范省——白崇禧的“新斯巴达”)对于“武化”,爱因斯坦说过:“我想起了群众生活中最坏的一种表现,那就是使我所厌恶的军事制度。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轻视。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单单一根脊髓就可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可见这等“军训”,这等“武化”,在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眼中等同于专制,等同于愚昧,是大可“厌恶的”。胡适怎么就认可了呢?艾迪博士说得好:“若杂处民间而随处可闻人民讴歌官吏之德政者,我惟于广西一省见之。予觉广西有许多政治与苏俄现正次第实行者同,惟广西之实行此种政治,并不假手于苛暴之独裁耳。”因为看见了广西“政治最为优良”,艾迪博士说:“予在离别中国时,得见一新中国之曙光,心可安然而无憾矣!”(《温故》十三:白先勇.建设广西模范省——白崇禧的“新斯巴达”)李、白,这两个桂林人,这两个广西人,这两个中国人,这两个我们无法绕过的人,我们无法绕过他们和他们创造的历史。忘
  •   我最初购买温故期刊是偶然的,在天津一家书店中发现的,看了看出版社,看了看作者,当时就购买下了全部一至8期,后来就一直坚持购买,知道现在,每期都不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看掌故类、回忆录类的文字的,对于了解历史侧面上有很大的不帮助,增广见闻,受益匪浅。
  •   最近几期的温故都有白先勇的一些回忆文章,感觉不错。现在唯一的遗憾就是温故的出版间隔有点长,等待的心情不好受啊。对广西了解不是很多,但是现在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象很好,希望你们能够保持品质,一直出好书。
  •   很好好的的温故,14买不到啦,应该出来就买一本
  •   如果对历史失去了记忆,对很多事情就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不该忘却记忆和历史,那属于背叛。
  •   一如既物的好
  •   这本书是帮别人买的,可惜不成套
  •   穿过历史的尘埃,感受时间的重量.
  •   温故知新,能对过去的那一段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
  •   文字多關於民國間舊人舊事。我原來不喜歡讀掌故紀聞一類的書。後來接觸師友漸多,覺得此一類書、事可為談資,佐之負暄、飲酒尤佳。其風霜高潔者,尤可砥礪人心。宗白華先生說:“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而民國與此有所似。民國之後,學術文藝雖有承傳,但核心精神漸趨沒落。昨天在網上看到羅繼祖先生關於書法的一段話,:“以目前來說,全國書壇廣開,實際大多數為噉名射利而來,真正能繼承古賢衣缽者,僅為鳳毛麟角,而欺世盜名實幾於滔滔皆是。我雖名列全國書協,實恥於為伍。我一不開書展,二不受書潤,人有求者無不應,免貽“銅臭”之饑。人的一生最重在品格,學問其次。現在經濟高潮到來,人人向錢看,為了錢不惜作出傷天害理作奸犯科之事,這正好是我輩的“試金石”。再說,大凡古代書法家能聲施後世者不獨字寫得好,也全是“讀破萬卷的人”,才能流芳百世。現在的所謂“著名”書法家,胸無點墨,才辨“之無”,便高視闊步,自命瀟灑,真狗彘不食其餘。”書藝小道,文人余事,淪落竟至斯境,皆名利蔽心之故。这套杂志的卷首语中说:“人類始終生活在歷史的投影裏。這投影,既非上帝的恩賜,也不是什麼神做的手腳,而是源自人類將自己與動物區分開來的那個重要特徵——記憶。歷史的投影有過遠有近,遠的如原始祖先邁向文明渺然足跡,所的如昨天剛剛發生的事情。時間之流,不舍晝夜,不僅把已經發生的,而且終將把正在發生的以及行將發生的一切,都裹挾而去,統統融入歷史的投影。最早意識到這投影價值的,不是別人,正是我們的至聖先師孔夫子,他老人家一句“溫故而知新”,雖平白如話,卻如醍醐灌頂。歷史既是人類活動的歸宿,更是面向未來的智慧之源。談到歷史與現實的關係,英國作家奧威爾的表述則更加直截了當,他說:誰掌握了歷史,誰就掌握了現在。”買這套書也就是想回頭看一看。
  •   有事实,有史实,有人性,有激情,有眼泪,有欢笑,也有戏谑....从严肃的陈述--白崇禧的广西新政;,哀怨的回忆--女儿眼中的朱光潜;冤情的愤怒--江青秘书的欲加之罪;消逝的艳情--浙江白蕉船上的兰溪阿金;到轻松的调侃--莎乐美俞珊“惑乱”青大的趣事;文无定法,识无定式,随意捭阖。文章长短适度,读起来津津有味。随手抄阅或者专心攻读,都是上桌大菜,炕头下酒的佳肴。实在很棒。超级喜欢这套系列丛书,已经被我当做月刊杂志一样阅读。
  •   希望编者视野再宽点儿
  •   温故而知新,不错。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历史角度还是不够全面。
  •   这个算是杂志类吧,我看的感受远不如我父亲看得时候那么认真。对于我们,那段历史不过是纸上文章,而对于他们来说,那段记忆是他们的血色青春。
  •   在值班室的枕上读完。印象与前没有什么差别。“记忆”栏目里面阎长贵、陈仁德、祝伟坡几位的文章感觉很好。“文本”中《一个小学校长的逃亡日记》有史料价值。等待第十四册的出版。
  •   很想收集齐这个系列。要一本一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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