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大屠杀

出版时间：2002-1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作者：[英国] 鲍曼  页数：287  字数：200000  译者：杨渝东,史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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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知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只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背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作者简介

齐格蒙·鲍曼，当代世界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与哲学家之一，是“后现代主义”概念的主要创造者，出生于波兰，曾任华沙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68年离开波兰，1969-1971年在特拉维夫和海法大学任教，后前往英国，任利兹大学终身教授，曾在伯克利、耶鲁、堪培拉等大学任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阐释学与社会科学》(1978)、《阶级记忆》(1982)、《立法者与阐释者》(1987)、《现代性与大屠杀》(1989)、《现代性与矛盾》(1991)、《后现代性及其不满》(1997)、《全球化：人类后果》(1998)。

书籍目录

前言一 导论：大屠杀之后的社会学 作为现代性之验证的大屠杀 文明化进程的涵义 道德冷漠的社会生产 道德盲视的社会生产 文明化进程道德后果二 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1） 疏远犹太人的一些独特之处 从基督教世界到现代性中犹太人的不地调 骑跨在屏障之上 三棱镜群体 不协调性的现代层面 无民族的民族 种族主义的现代性二 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2） 从异类恐惧症到种族主义 作为一项社会工程的种族主义 从排斥到灭绝 展望四 大屠杀的独特性和常态性五 诱使受害者合作六 服从之伦理（读米格拉姆）七 一种道德的社会学理论初探八 事后的思考：理性与羞耻

章节摘录

　　尽管文明化进程的其他社会学形象也触手可及，但最普遍(也被广泛认　　可)的还是这样一种观点：它的两个核心是对非理性以及本质上反社会的驱力的压制，和从社会生活中逐渐且毫不留情地消除暴力(更确切地说：是在国家的控制之下将暴力集中。在国家当中暴力就被用来守护民族共同体的边界和维持社会秩序的状况)。将两个中心点糅合成一点的就是文明社会观——至少是我们自己的、西方的和现代的形式——首要的是把文明社会看做一种道德力量，看做一种在施加规范性秩序和法制当中相互合作、相互补充的制度体系，而秩序和法制维护了社会和平与个人安全的状况，在前文明化的环境中它们受到的保护是很糟糕的。这种观点虽然不一定产生误导，但对大屠杀来说，它必然只能看到一个方面。当它想要仔细审视近代历史的重要趋势时，却早早地关上了讨论同样关键的倾向的大门。它把目光集中于历史进程的一个方面，武断地在正常与　　异常之间划出界限。它通过废除文明中一些具有回复性的因素，错误地认为它们是偶然的和转瞬即逝的，这也就同时掩盖了这些因素的特质中最显著的方面与现代性的规范性假设所具有的惊人的共鸣之处。换句话来说，它使人们不再注意文明化进程另一面的、具有破坏性的潜能的展示，并且有效地把那些坚持现代社会秩序具有双面性的批评家推向了沉默和边缘。我认为，大屠杀的主要教训是必须严肃地对待这些批评并借此扩展文明化进程的理论模式，以涵盖文明化进程那种降低贬斥社会行动中的道德动机并使之丧失权威的趋向，我们需要斟酌这样的事实，即除其他方面外，文明化进程是一个把使用和部署暴力从道德计算中剥离出去的过程，也是一个把理性的迫切要求从道德规范或者道德自抑的干扰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提升理性以排除所有其他的行为标准，特别是使暴力的运用屈从于理性计算的趋势，早已被认定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因素——大屠杀式的现象就必须被看成是文明化趋势的合理产物和永久的潜在可能。置身事后，我们再读韦伯时就会发现韦伯对于理性化的条件和机制的阐述揭示了那些重要却被远远低估了的联系。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那些商业理性行为的条件——比如像人所皆知的家庭和企业的分离，或私人收入和公共财产的分离——共同作为有力的因素在使目的取向的理性行为避免与受其他(根据定义是非理性的)规范控制的过程发生交换中发挥功用，进而使理性行为不受一些在非商业形式中站得住脚的互相帮助、团结、相互尊重等。

编辑推荐

　　《现代性与大屠杀》正是现代性的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

用户评论 (总计63条)

•   鲍曼指出，大屠杀并不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残酷的意外，它不是人类原始攻击性的暴露，也不是文明的脱轨。这一残酷的事件，恰恰是现代性的反映，只有在现代社会中才可能出现。且不论现代社会为大屠杀提供的必要条件，使得这项工程可以进行得干净而漂亮；更重要的是，现代社会的目标是一个完美的社会秩序的改造，在这个目标之下，种族主义是一项合理的社会工程，要达到对完美的追求，就需要种族灭绝。而在现代官僚体制下，人被禁锢于一个固定的技术岗位，人们都会着眼于技术责任，而看不到自己行为的后果，忽略了道德责任。人的高度理性也造成了道德冷漠，一方面拯救者的自我保全压制了道德义务，另一方面受害者受理性的影响而走向客观的合作。
•   一直关注现代性问题，本书提供了一个好的视角
•   社会学大师鲍曼的代表作品之一，值得一读！
•   反思人类的罪恶行为
•   了解西方现代思想的一个必读书目
•   先收藏了吧
•   视角独到，发人深省。
•   就是看不怎么懂
•   还不错啦这书
•   导师。
•   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这套汉译经典丛书的译文准确自然流畅，价廉物美。
•   必须收藏的好书，写的太棒了
•   关于大屠杀的反思，有几个深入至此者？
•   解释了大屠杀的的社会性根源
•   　　《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除却对于犹太民族的分析，书中更重要的是阐述了现代性与大屠杀之间的密切关系，正如鲍曼所言：“大屠杀并不仅仅是一个犹太人问题，也不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历史中的事件。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
  　　
  　　在鲍曼看来，大屠杀背后的现代性乃是大屠杀得以发生的根源——而现代性作为启蒙精神的产物，或者说，正是启蒙造就了现代性。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提出启蒙运动的口号，“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可见，理性已不单纯仅仅缩在头脑之中，作为人与动物的区别标准或仅仅是认识世界的手段。更重要的是，理性可以被人运用来改变世界。
  　　
  　　“18世纪为启蒙哲学家们所系统阐述过的现代性设计含有他们按内在的逻辑发展客观科学、普遍化的道德与法律以及自律的艺术的努力。同时，这种设计亦有意将上述每一个领域的认知潜力从其外在形式中解放出来。启蒙哲学家力图利用这种特殊的文化积累来丰富日常生活——也就是说，来合理地组织安排日常的社会生活。”
  　　
  　　勇敢利用你的理性，可以创生一个更好的世界——这恐怕是启蒙运动最鼓舞人心的地方之一。不得不说，启蒙精神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它呼吁人们运用理性积极改造着这个社会——它果断地与过去相决裂（且不论实际情况如何），并将重点放在了未来。
  　　“理性之优位的效果之一便是首先产生了一种含糊却广泛存在的对‘进步’的设定……在他们（一般知识分子看来）眼里，理性无疑能够担当支配自然和支配社会的双重责任。所以，将安排社会生活的理性原则，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出来，就可以构建出与现代性相适应的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 ”
  　　而这种设计直接带来的后果，正是一种鲍曼在书中提到的“园艺政治”，如字面含义所示，政治被当做园艺一样打造，可供不断地修理与完善，以期获得更加完美的改观。而为了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做出的种种努力，便也是理所应当的，这些努力自然包括对那些被视为落后的地方加以改良、完善甚至是清除。至于评断标准，自然也有相应的依据——在种种依据之中，科学向来被认为是客观中立的，它不干涉价值判断，故而总是被用来作为最为公正的标尺。或者说，标准总是被人们制定的，而诉求于理性思考论证之后获得的标准，自然为人们所接受。这看似是一种循环论证，却充满了相当的说服力。
  　　
  　　一旦有了评断标准，将它上升到评断人的标准自然不困难。大屠杀之中，如何区别这个人是否该杀，就是通过对于本质的辨别——将一众人视为单一的、本质化的象征。这是人与人之间能够得以区别的最核心特征，超越了族裔相貌特征、职业、政治立场，也能够将地理迁徙、历史融合所带来的模糊性抹去。在概念上的扼要精简的后果是，假如某个群体本质化之后不够所谓“人的标准”就很可能遭来污蔑轻视，或者成为历史前进的绊脚石也并非毫无可能，那么罹受集体谋杀也不意外。
  　　而仅仅确定了大屠杀的对象，并不能足以完成大屠杀——单纯将对象本质化作为清洗目标，还需要将清洗付诸行动。在鲍曼看来，完成大屠杀的环节比确定屠杀对象更能体现理性。
  　　
  　　“在大屠杀漫长而曲折的实施过程中没有任何时候与理性的原则发生过冲突。无论在哪个阶段‘最终解决’都不与理性地追求高效和最佳目标的实现相冲突。相反，它肇始于一种真正的理性关怀，并由一个忠实于它的形式和目的的官僚体系造就而成。” 大屠杀正是因为一个运转自如、高效完备的官僚体系和执行体系运作才有可能实现，而这种高效之中各种人群的参与也是配合良好的，这显示出了现代社会一直为人所称道的优点，它能够为生活带来巨大的便捷与充盈。
  　　
  　　这种工具理性在各个方面都有着鲜明的表现。在《大众的反叛》一书中，加赛特对于这种机械性在科学领域有着精准的描述：
  　　“换言之，现代科学——我们当代文明的根基与象征——为那些智力平庸的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他们能够在这里富有成效的工作。这种情况得以发生的原因在于机械化，机械化主导着新的科学和文明，并成为它的象征。然而机械化却是新科学和文明最大的福祉，同事也是新科学和文明的最大威胁。在物理学和生物学中，必定有相当数量的工作属于机械性的心智活动，这些工作几乎是任何人都可以完成的。由于无穷无尽的研究工作可以通过把科学分为若干小的部门来进行，所以，科学家可以只关注其中的某一个部门。方法上的可靠性和精确性允许了这种暂时的但却非常实用的知识脱节，运用这些方法进行工作就仿佛是在使用一台机器，总是操作这台机器的人对它的意义和工作基础不甚了了，却可以取得极为丰富的成果。 ”
  　　
  　　而在以科学为标尺、不断向之靠拢的社会构架之中，也同样不例外。“现代性政治是理性政治，它凭借启蒙，通过自律的观念，倡导一种理性的、自我负责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政治生活的所有参与者都被理性地设定为具有特定社会政治权利，承担一定社会政治义务的自主体” 。
  　　而恰恰是这种按部就班的机械式分工，将人们至于链条的不同环节之中，使参与者难以觉察到自身行为可能酝酿的后果，而这种意识的缺乏造成了道德中立，而这种中立往往是一种无意识的助纣为虐。每一个人在其中的角色都是无辜而平庸的，我们很难归咎这些环节上某个具体的群体，因为缺乏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无法造成这架机器的瘫痪；但是我们无法忽视这些群体被调动时所造成的巨大影响，甚至我们也可能在不自觉中参与其中。
  　　
  　　而且这种技术行为所依附的评判标准，只是单纯的任务是否得以有效完成，对于道德要么漠不关心，要么掉以轻心。道德在其中不具备任何重量，或者说，职业道德——衡量技术岗位上的人是否高效合理地完成任务——远比其行为所要产生的后果的道德影响更加重要。因为个人价值观和道德总是难以避免地具有个人倾向和无可避免的内在性，故而工具性就成为了唯一可靠的手段。科学没有个人情感的偏倚，故而在此它又一跃取代了道德。
  　　
  　　所以，鲍曼得出结论：“掌握着现代国家官僚体系之舵、怀有宏伟设计的人从非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力量钟解放了出来；这就是大屠杀的秘诀。大屠杀成为了实施宏伟设计的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设计赋予了大屠杀以合法性，国家官僚体系赋予了它工具；社会的瘫痪则赋予了它‘道路畅通’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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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一的读书笔记。
•   　　读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
  　　
  　　这本来是一篇作业，现在也就直接复制粘贴，带着浓厚的学院风，而且写得也不咋样，不过自认虽然啰嗦了一点，对文章的思路梳理地还是挺清楚的，大家且凑合着看呗。
  　　
  　　鲍曼以严谨的笔调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现代文明，就其内在的机制而言，存在着一种可怕的潜能，所谓大屠杀，便是这种潜能的一次展示。鲍曼所提及的，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对于道德的压制，这不仅有大屠杀作为例证，更有米格拉姆的实验作为证据，我们实在无法否认。还有所谓现代防卫体系，的确如鲍曼所说，把所有暴力手段都集中到了国家的手中。所以，这种可怕的潜能是一个事实，哪怕我们一生都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无法否认这种潜能的存在。鲍曼的反思直接抵达了现代性在制度层面的本质，并且是就在我们身边的本质。关于思想层面的现代性，我们早就破除了对它的迷信，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科学的万能和完美社会的构想，对于理性我们也早已走出了崇拜的状态。但是，对于制度层面的现代性，我们还没有从迷信中走出来，事实上它还处在上升的过程中，人们对它的力量深信不疑。所谓现代的制度，不过是针对前现代的制度而言，这种制度给我们带来了效率和财富，但绝不代表它是完美的。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便是祛除这种制度迷信中重要的一步，他向我们指出，现代性的制度也有缺陷，而且这种缺陷一旦爆发将具有更加悲剧的后果。从这个角度上讲，鲍曼可以被列入那些时代前沿的思想家，他扩展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的视线从现代性之中解放出来，就像启蒙思想家把我们从自然中解放出来一样。
  　　
  　　齐格蒙•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这本书，考察了现代性的诸多要素在犹太人大屠杀之中的作用，并以此来反思内在于现代性之中的隐患。我在前几日读完该书，深有感慨，在此且对书的内容做一个梳理，并和各位交流一下我的感受。
  　　
  　　内容介绍
  　　《现代性与大屠杀》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导论为第一部分，对以往研究大屠杀的视角提出质疑，并且提出自己对于大屠杀和现代性的理解。第二部分从第二章到第五章，是对大屠杀各个环节之中现代性所起作用的具体分析。第三部分则是第六、七章，分析大屠杀所揭示的现代社会机制的隐患——对道德的压制，作者还借此指出了传统社会学之道德学说的缺陷，他试图重建道德理论。至于第八章，可以算作后论，它和文章主体论述的关系已经不大。
  　　第一部分
  　　在《大屠杀之后的社会学》之中，鲍曼首先对以往的大屠杀研究做出了批评。他认为这些研究不外是两种方法，要么把大屠杀看作仅仅和犹太人相关，看作反犹主义的集中爆发；要么是把大屠杀看作人类罪恶秉性的一次发作，是偏离了文明的结果。而这两种做法效果都是一样的，就是免除了现代性的责任，免除了大多数人的责任，但是我们也因此失去了严肃思考现代性的机会。社会学研究尤其如此，它遵循着社会学的固有模式，对大屠杀的研究迟迟不能深入，这种模式的思想是：“大屠杀是现代性的一个失败，而不是它的一个产物”，鲍曼认为这更多地是出于社会学的预设，而不是根据事实。事实上，对于大屠杀的研究，充分暴露了传统社会学的缺陷，鲍曼也要借此契机，为社会学引进一些革命性的观念。
  　　鲍曼认为，大屠杀不是现代文明的对立面，相反，它们的关系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大屠杀，正是对现代社会潜在可能性的一种检验。因此，他极力批判那种“病因学神话”，即认为所有的过错都是“不够文明”，之前对于大屠杀的解释也是这种神话的表现。实际上，正是所谓的“文明”让大屠杀成为了区别于人类历史众多屠杀的独一无二的现象。鲍曼首先举官僚体系，他认为纳粹的计划之所以从“清洗”、“放逐”犹太人转变为“灭绝”犹太人，是官僚体系一步步推动的结果。选择肉体消灭是官僚体系的理性面对环境变化所采取的选择。而官僚体制，正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是我们所称为“文明”的东西。接下来，鲍曼分析大屠杀中道德冷漠和道德盲视产生的社会原因，这和现代性也是紧密相连的，具体内容后面还有详述。总之，文明化进程存在这具有破坏潜能的一面，这种潜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理性化的趋势带来了道德的缄默，从而失去了限制恶行的力量，而大屠杀便是这种潜能爆发的体现。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部分，具体论述现代性和大屠杀的关系，在这里，大屠杀被分成三个有机的部分：纳粹种族灭绝的观念、灭绝的现代实施方法以及受害者的合作，鲍曼分别论述了现代性在这三个部分里所扮演的角色。
  　　
  　　种族灭绝观念的产生
  　　首先是现代性在纳粹种族灭绝观念形成之中的作用，也就是第二章和第三章。鲍曼认为现代性内在于形成这个观念的几个重要元素之中，它们是种族主义、科学的实践、完美社会的计划以及现代实施方法。
  　　关于种族主义，这里的种族主义指的是专门针对犹太人的种族主义，而不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在叙述种族主义观念之前，鲍曼花了近一章的篇幅来论述“犹太人”概念在欧洲的变迁，一方面这里的种族主义就是针对犹太人而言的，另一方面犹太人的渊源很深，概念的变化很复杂。鲍曼所着重强调的一点是犹太人的“粘性”，或者说是“犹太人”概念的不协调性。这种“粘性”来自犹太人大迁徙所具有的历史时间的绝对跨度，他们很早就进入欧洲，但分布很零散，且难以融入欧洲社会，这就形成了一种“内部的外人”观念。另一方面，犹太教是基督教的发源之处，但犹太人却不信仰基督，甚至侮辱基督教，这又是精神世界里“内部的外人”。所以，欧洲人感觉犹太人这个概念具有不协调性，他把几种本应该分离的含义集中与一身，这种不协调性使所有想要“划分界限”的力量失败，它是一种威胁秩序的形象。不过，在前现代它还没有冲击到欧洲人的世界，因为当时的国家是各个部分相互分离的，犹太人被顺利地隔离在固定的区域。
  　　在现代性上升的过程中，犹太人概念的不协调性增加了现代的层面，这就形成了一种更强大的“元不协调性”。犹太人在这一过程中从事商业，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们本是贵族的仆人，现在地位上升，混淆了等级的界限。另外，犹太人信仰自由主义，但他们处在国家和社会的虚空之中，想要获取公民权必须依靠国家强权，这又造成了自由和强权的混淆。最为重要的是，他们是“无民族的民族”，他们势力分散，处在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空白带上。以上都是犹太人概念在现代化过程之中获取的不协调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不协调在现代社会之中真正成为问题。由于本身的这种“粘性”，犹太人成为一个“三棱镜”群体，即不同的人对于他们有差异巨大的认识，随着现代化展开，国家和社会的中心化，这些认识被汇合到一处，从而造成了认知的失调。在这种情况之下，欧洲就有一种强烈的想要划分界限的冲动，但是犹太人不能公然被隔离，现代国家拒绝把隔离合法化，并且，犹太人在通过现代生活和信仰的转变迅速转化为欧洲人。欧洲人急需寻找一种新的界限，这是种族主义一大来源。另一方面，犹太人由于和资本的密切联系被卷入到前现代和现代的冲突之中，反现代主义的力量被导向犹太人，他们一度成为资本主义的化身。对于旧社会之中被现代性压制者而言，犹太人被认为是现代破坏前现代的中心。前现代虽然之后被现代镇压，但对于现代性的焦虑以对犹太人的焦虑保存了下来。因此，反犹主义还带有一层前现代和现代对抗的色彩，这又是种族主义诞生的一大动力。
  　　但是，如上所述，犹太人的“元不协调性”让划分界限的努力十分困难，新的界限必须超越教化潜力的界限，到达自然规律的层面。所谓种族主义应运而生，它的哲学本质是：“人就是他行动之前的样子；无论他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他的本质”，根据这套哲学，犹太人被认为天性是低劣的，一条界限在犹太人和欧洲人之间划分开来。在种族主义形成的这个过程之中，现代性增加了犹太人的“粘性”，也加深了欧洲人对于犹太人的焦虑，它让种族主义成为一种需要。另一方面，反犹太的种族主义和反现代情绪有着内在的亲和性，它被选来作为后者表达自身的载体，这又说明种族主义是现代性的派生物，现代性让种族主义成为可能。所以，鲍曼总结道：“种族主义是在前现代或至少是不完全现代的斗争中所使用的彻头彻尾的现代武器”。
  　　种族主义之外，催生灭绝计划的还有纳粹完美社会的设计，即所谓“千年德意志帝国”。在这一设计之中，“种族血统”是关键环节，它要求保证种族的健康和血统的纯正。响应这些要求，科学家们认为可以“通过系统选择并消灭不健康因素以促进健康血统的传播”来“改善我们后人的体质”，这样一种信念以及方法被纳粹运用到实践之中，他们创建了很多“安乐死所”，处理那些对于种族健康不利的“无价值生命”。出于人们的反对，“安乐死所”很快被撤销，不过他们随后继续得到了使用——在犹太人身上。犹太人同样被认为是“无价值的人”，因为他们是一个反种族的群体，他们不仅腐蚀特定民族的认同，还侵蚀其自身的种族秩序。在清洗犹太人的观念里，种族主义、医学实践、完美社会的计划走到了一起，种族主义和医学作为理论的支撑，医学实践作为方法和手段，完美社会作为最终目标。种族主义我们已经谈过，它是一个现代的产物，医学实践和完美社会的计划同样如此，他们有比种族主义更鲜明的现代性，他们内在于现代性的世界观之中。科学不用多说，它认为人类可以认识和改造自然，现在不过是把视角转向人类社会，在清洗犹太人中，它发展到了这最终的一步。而所谓完美计划，它是人类对于社会的理性、积极的管理态度到达极致的表现。这里的医学实践和完美计划，都是现代性本身固有的内容走向极端的情况。
  　　种族主义、科学和完美社会计划，这几个要素所具有的深刻的现代性，使得“反犹主义的灭绝计划应该被看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现象。”但是，“种族主义即使和现代思想的技术倾向结合起来，也不足以完成大屠杀这个壮举”，它还仍然停留在理论层面。这个时候还只有一种模糊的观念，即要把犹太人从德国驱逐出去，肉体消灭犹太人作为一种选择还没有浮出水面，即使是驱逐，具体怎么驱逐出去，犹太人如何集中，如何运输，驱逐到什么地方，这些都没有落实。只有等到官僚体系开始运转，驱逐计划才一步步发展到肉体消灭。也就是说，虽然清洗的观念一开始产生于种族主义、科学和完美社会计划，但灭绝犹太人作为一个计划，还是由官僚体系来逐渐完善的，所以，灭绝计划在具体操作上和现代性有着更为深刻的联系，这种联系在第四章得到了详细的阐述。
  　　
  　　灭绝的现代实施方法
  　　第四章以探讨大屠杀与前现代屠杀相比的独特性开始。鲍曼认为，大屠杀的独特性就在于它的现代烙印，它缺少自生自发性、具有理性的设计、作为一个完美计划的因素，“就像按现代方式所做的其他事情一样，大屠杀使它的前现代等价物黯然失色”。事实上，大屠杀还有另外一种独特性，就是对于现代世界的独特性，产生大屠杀的各种要素都在现代性之中，但是它们的结合是偶然的，这就造成了大屠杀相对于现代其它事件的独特性。鲍曼认为，大屠杀是现代性精神最一致、最无拘无束的体现，它没有受到社会多元化的限制。但是，大屠杀除了这种独特性，还有它的常态性，即促成大屠杀的因素中有一些是现代性最基本的东西，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在这些具有常态性的构成因素之中，鲍曼围绕着其中最关键的一个，技术——官僚的行为模式，在下文展开论述。这种行为模式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劳动等级与功能划分和官僚体系对象的非人化，这两种特性合力，拉开了执行者和对象的心理和身体距离，使手段和目的的道德评价脱节，让技术责任代替了道德责任，最终让对象成为一个纯粹的、无质的规定性量度。所以，这种行为模式包含了种族灭绝所需的所有技术要素，并且，官僚体系在大屠杀之中的贡献不仅在于它的技能，也在于它的不足。这种体系本身对于道德的压制让大屠杀顺利避过了执行者本身的道德谴责，让它成为屠杀的高效工具。事实上，鲍曼认为，“大屠杀在观念与实施之间的空白被官僚体系填满，它以自己的形象造成了大屠杀”。
  　　令人震惊的是，面对这一体系对道德的践踏，现代性本身并没有阻止恶行的工具。官僚体系自不必说，它无法认识到自己的局限。而所谓现代防卫体系，只是表面看起来和平，这种表面和平的代价是所有暴力手段集中于国家，一旦国家偏离正规，民众根本无力抵抗。被寄予厚望的科学也无法阻止暴行，它是道德中立的，一定程度上是反道德的，它在大屠杀之中甚至还充当了帮凶的角色。此外，旁观者们的冷漠证明“文明的行为举止显示出与集体屠杀令人惊异的和平与协调共处的能力”。所以，最后的结论是，“（现代）文明无法保证他所形成的可怕力量被道德地使用”，真正能限制这种暴行的东西在现代性之外，那就是社会的多元化，它可以有效防止政治国家的过度膨胀，纳粹之所以顺利执行了种族灭绝，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政治国家之外其他力量的缺乏，这让现代性得以发挥自己全部的可怕潜能。面对现代性的这种潜能，鲍曼不禁反问道，我们今天的社会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可以限制暴行。他的答案是否定的，社会多元化的力量仍然不够强大，为灭绝计划效劳的机构今天仍在运转而鲜有改变，是道德盲目发生的原因，今天更加强化。在这里，他表达了对现代社会深深的忧虑。
  　　
  　　受害者的理性
  　　大屠杀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环节便是受害者的反应，如果受害者们奋起抵抗，那种族屠杀就不成其为屠杀，可能会演变成德国和犹太人的武装暴力冲突。但事实是，犹太人没有抵抗，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在配合着屠杀的行动，情况为何如此，鲍曼给出了答案：理性。官僚体系利用了犹太人的理性，通过精心的、一环套一环的设计，犹太人的理性被导向自我灭绝。犹太人的理性成为了官僚体系可资利用的资源，大大减少了屠杀工作所需的消耗。鲍曼给我们还原了官僚体系这一精心的设计，也展示了所谓理性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计划首先从封锁受害者开始，这是进一步行动的基础。官僚机构实现了完全的专门化，即专门针对犹太人；反犹主义的宣传把犹太人从公众心目之中驱逐出去；在法律上精确定义犹太人。在这些措施之下，犹太人被彻底孤立，完全在纳粹机构的支配之下，这是官僚机构得以利用犹太人理性的重要条件。另外一个重要的条件是：信息不透明，犹太人不知道纳粹正在实行的是一个种族灭绝的计划，他们直到最后一刻都相信自己获得解救的可能，这为理性发挥作用提供了条件。此外，在每一个阶段，纳粹都给了犹太人选择的机会，而不是直接的硬性规定，这给理性的发挥留下了空间。在这三个前提之上，犹太人的理性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首先，纳粹政府规定具有特殊贡献的犹太人可以获得赦免，犹太人便纷纷托关系以图得到解救，很多犹太人确实得到了解救，于是犹太人趋之若鹜。这种做法的另一面是，承认获得解救的特权，也就等于承认了屠杀犹太人这一总体计划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在随后逐渐增强。并且，为了获得赦免，每一个犹太人或者群体都坚持自身的独特性，这极大削弱了犹太人的团结，大规模的反抗被消融于无形之中。
  　　其次，作为犹太人中的社会精英，纳粹并没有消灭他们，而是把他们任命为所在地区犹太人的领导人，即所谓委员会，他们在当地享有很大的权力，不过处于纳粹的完全控制之下。这一个群体一开始同意犹太人区的计划，让犹太人顺利被隔离；他们组织犹太人给德国军队做工；他们负责管理屠杀的准备工作；他们最终也走向毁灭。这些行为皆是出于理性，接受犹太人区是为了逃离充满敌意的环境和犹太人自我管理；为军队做工是为了希求纳粹的怜悯；准备屠杀是因为纳粹“否则杀死所有人”的威胁。但是他们的理性成为了纳粹利用的工具，他们也成了屠杀同胞的帮凶。
  　　最后，纳粹还充分动用每个人自我保全的理性。纳粹通过减少食物供给和高频的屠杀，制造了犹太人区里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让犹太人经常面对这样的极端挑战：“要么死，要么让别人死”，在这种挑战之中理性内在的道德冷漠被推向了极致。而这种理性，同样为纳粹的屠杀提供了便利。
  　　回头再看整个过程，犹太人的每一步莫不是出于理性，但为什么最后却把自己导向了灭亡？因为主导着他们的是一个非理性的力量，在一个非理性的环境之下，理性注定将是失败的。鲍曼指出，行动者之理性和行动之理性，二者需要一致才能导出好的结果，而二者的一致取决于行动的场景，场景取决于当时的规则和资源，而这两者均不为行动所控制。在大屠杀的例子之中，就是官僚机构完全控制了规则和资源，最终让行动者的理性变成荒谬。在鲍曼看来，大屠杀是现代官僚充分利用对象之理性的范例，如果不是因为禁忌，它完全可以进入管理学的教科书。所以，不光是官僚体系本身存在着缺陷，在现代性的理性话语之下，官僚体系和对象的互动模式同样是危险的，在大屠杀之中，管理体系和受害者的理性全都成为了纳粹的工具，受害者根本无力抵抗如此强大的理性机器，最终走向毁灭。
  　　以上完成了对大屠杀各个环节的分析，种族灭绝的观念、现代的实施方法、受害者的理性，这些因素莫不具有深刻的现代性，所以，大屠杀和现代性是密不可分的，没有现代性的观念和制度体系，大屠杀可能根本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屠杀的规模也不会到达如此程度，更不会是以如此高效的方式来完成。大屠杀不是对现代性的一次偏离，它的基本元素内在于现代性之中，它是现代性所具有的可怕潜能的一次彻底的展示。
  　　
  　　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则是对大屠杀之中一些现代性因素的反思。大屠杀的现代实施方法这个方面给鲍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和我们今天也有极大的联系，他的分析反思也主要在于这里。在反思现代性的同时，鲍曼也在反思社会学这个学科，分析它在研究大屠杀之中暴露的问题，他也想借此机会来某一个方面重建社会学理论。在第六章，鲍曼通过对米格拉姆实验的分析验证了这样一个道理：“残酷与一定社会互动模式的关系比与个性的关联更大”。也就是说，现代性的体制，这里主要指官僚体系，它的组织本身的结构，促进了人类残酷的释放，并且造成了实际的悲剧后果。人类的邪恶天性是一个“沉睡者”，而现代性的体制安排则唤醒了这个“沉睡者”，并且成为它作恶的有力工具。这种体制最大的缺陷，在鲍曼看来，就是对道德的压制，他在这里结合米格拉姆的实验对这一现象有详细的分析，涉及到很多地社会学术语和方法，这里不再展开。
  　　接下来的第七章关注的同样是这个问题，即社会体制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鲍曼批判了传统社会学把道德看作社会衍生物的观点，这种学说在解释大屠杀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为大屠杀说明了道德外在于社会体制的可能。鲍曼因此认为，社会化的进程不在于生产道德能力，而在于操纵道德能力，道德的起源不应该在社会中寻找，而应该在社交之中寻找。他从列维纳斯的观点出发，认为道德来自对他人无条件的责任（这种责任来自与他人的接近）它的产生是前社会的，它内在于主体关系的基本结构之中。而作为社会机制，压制道德的手段便是拉大距离，包括心理距离和社会距离，这正是大屠杀之中官僚体系所做的事情。大屠杀完成的条件在于弱化基本的道德驱力，它达成这一条件的方法有：利用行动中介和精细的劳动分工增加执行者和受害者的距离，使技术道德化，利用专家的权威来拉大与受害者的心理距离。这些便是官僚机构顺利实行大屠杀的秘诀，而这些东西都内在于现代性的理性趋势之中，它们现在仍存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也就是说，他仍然具有可怕的潜能。这就是鲍曼通过对大屠杀的详细分析想要给我们揭示的现代性的另一面。至于我们应当如何面对这种可怕的潜能，鲍曼没有给出解决的方法，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不是一个学者在书桌前就能解决的，它需要全人类在实践之中的努力，鲍曼所做的在于，向我们警示现代性这种可能的威胁，让我们不致于偏离方向。
  　　
  　　评述及感想
  　　在评述鲍曼这本书之前，首先需要厘清书中“现代性”这一概念，它在书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而且居于全书思想体系的核心。鲍曼并没有直接阐明自己的现代性观念，这可能说明他使用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这个观念在鲍曼那里具体内容究竟指什么，可以通过本书的内容进行回溯。首先，这个现代性具有思想的层面，关于这种思想的论述是贯穿在全书之中的。在第二部分论述种族灭绝观念的产生，鲍曼便提及了现代性在思想层面的内容。纳粹的医学实践展示出人类认识一切、改造一切的精神，完美的社会计划体现出人类对自身社会积极的管理态度。在论及大屠杀的现代实施方法时，鲍曼强调这个体系高效、理性的精神。而在论述受害者的合作时，鲍曼一直在提及理性。所以这里的现代性，指的是一种理性的精神，指人类摆脱自然本能的控制而自己管理自己，其向外扩张，便是人类自主管理社会直至人类管理和控制大自然。其次，这里的现代性还有制度的层面，它指的是现代的社会组织形态，这种组织形态是在理性的原则之下组织起来的，但它自诞生之后对现代性所产生的影响其实更为深远。关于社会组织形态，鲍曼这里主要强调的是官僚体系。从开始到最后，鲍曼不断地在强调官僚体系在大屠杀之中所发挥的作用，在第四章和第六章他还详细分析了这种体系的特点和缺陷。除了官僚体系之外现代性在制度层面当然还有其他的内容，比如说现代经济体制，但是鲍曼并没有给予他们足够多的关注。
  　　或许因为鲍曼是一个社会学家，他对现代性的制度层面更加关注，他认为在整个大屠杀之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现代的实施方法，他对现代实施方法的主体——官僚体系进行了剖析，他不断提醒我们这些制度因素还停留在我们身边。不过总体来说，鲍曼这里所说的现代性是一种广义上的现代性，包含了思想和制度两个层面，只不过他对现代性的反思更偏重在制度层面。
  　　搞清楚了所谓“现代性”，我们就可以开始评述鲍曼对于大屠杀和现代性的分析。不得不说，从现代性的角度来分析大屠杀，探讨现代性和大屠杀的联系，这是全书原创性最大的来源。正如鲍曼所说，之前的研究把大屠杀看作是一次对文明的偏离，现代文明和大屠杀本质上没有关系，但是鲍曼意识到，大屠杀和现代性有着深刻的联系，在思想上和制度上都是如此。这种敏锐的意识让鲍曼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大屠杀和现代性相互联系的观念。不过，仅仅是这样一种观念还不够，这种观念前人已经产生了，但是还没有具体的阐发，观念需要被扩展成一个体系。现代性和大屠杀的联系究竟在于什么地方，支持这种联系的证据又是什么，总体来说现代性对于大屠杀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这些问题都是这个体系所要面对的。应该说，鲍曼出色完成了建构体系的任务，他把大屠杀分为三个环节，分析现代性在各个环节中发挥的作用，得出现代性在大屠杀中所应负的责任。重要的是，对于现代性在大屠杀各个环节之中的角色，鲍曼的解读非常透彻，并且有相当扎实的论据支持，这些论据，如鲍曼在前言之中所说，很大一部分来自历史学家们的研究成果。鲍曼用了很长的事件来研究专业学者们的成果，这让他的几乎每一个论点都有充足的证据支持。
  　　不过，就我个人观点来说，鲍曼的论证之中还是有一些令人不满的成分，比如说他在论及种族灭绝观念的诞生时。他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论述“犹太人”概念在欧洲的变迁，在论述过程之中他非常多地使用了隐喻的手法：把犹太人看作“粘性”物质，看作边界和秩序的威胁者，不断的强调犹太人概念的“不协调性”。鲍曼想要表达的是，犹太人的这种“粘性”、“不协调性”让人们有一种想要强烈的划分界限的冲动，这是种族主义的一大来源。他想表明，现代性上升的过程让犹太人的“粘性”逐渐增加，这是种族主义产生的历史渊源。但是，这种论证的方法太过抽象，真正的说服力其实也有限，读者很难在“粘性”和种族主义之间建立起联系，也无法对现代性在这一过程之中所起的作用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即使这里探讨的是一种思想的变迁，我也觉得隐喻并不是好的论证方法，犹太人和种族主义之间，需要某种更为实在的联系，这种联系，很遗憾，鲍曼没有给出。但是，所谓种族灭绝的观念，它的产生是具有某种偶然性的，而且还是停留在观念层面，没有明确的计划，计划真正展开和实行还要等到官僚体系的加入。从这个程度上来说，种族灭绝的观念在整个大屠杀的全景之中并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角色，所以，鲍曼在这里的一点模糊的论证并没有影响到整个体系的力量。作为一个体系来讲，鲍曼的现代性和大屠杀理论是非常细致和严谨的，也是非常具有启发和警醒作用的。
  　　鲍曼以严谨的笔调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现代文明，就其内在的机制而言，存在着一种可怕的潜能，所谓大屠杀，便是这种潜能的一次展示。鲍曼所提及的，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对于道德的压制，这不仅有大屠杀作为例证，更有米格拉姆的实验作为证据，我们实在无法否认。还有所谓现代防卫体系，的确如鲍曼所说，把所有暴力手段都集中到了国家的手中。所以，这种可怕的潜能是一个事实，哪怕我们一生都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无法否认这种潜能的存在。鲍曼的反思直接抵达了现代性在制度层面的本质，并且是就在我们身边的本质。关于思想层面的现代性，我们早就破除了对它的迷信，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科学的万能和完美社会的构想，对于理性我们也早已走出了崇拜的状态。但是，对于制度层面的现代性，我们还没有从迷信中走出来，事实上它还处在上升的过程中，人们对它的力量深信不疑。所谓现代的制度，不过是针对前现代的制度而言，这种制度给我们带来了效率和财富，但绝不代表它是完美的。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便是祛除这种制度迷信中重要的一步，他向我们指出，现代性的制度也有缺陷，而且这种缺陷一旦爆发将具有更加悲剧的后果。从这个角度上讲，鲍曼可以被列入那些时代前沿的思想家，他扩展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的视线从现代性之中解放出来，就像启蒙思想家把我们从自然中解放出来一样。
  　　至于我们应当如何面对这种可怕的潜能，鲍曼在书中已经指出，社会多元主义是防止这种潜能爆发最可靠的限制力量，民主、自治、文化多元、经济力量，这些都是社会多元主义的内容。如此说来，我们也不必悲观，因为我们已经走在正确的路上。
  　　
  　　
  　　
  　　
  　　
•   　　 我所理解的读书笔记，应该如同与一位老友分享美好的体验和情感一般。痛苦和悲伤只能自己承受，快乐和感动却可以感染他人。以下是我粗制滥造的读书笔记，虽不精致，但我乐意分享。
  　　 这是一本读着读着就能引人入胜的书籍，虽然它的主题乍看之下稍显严肃。而对于大屠杀问题的思考，人们普遍会从对错、情绪和道德立场进行分析，大屠杀事件中涉及的就是屠杀者和受害者，执行屠杀者的残忍和被屠害者的无辜，对象也被框定在犹太民族上，人的情感总是偏向对屠杀者绝对的仇恨和对受害者绝对的怜悯，也许再放得高远些就是对屠杀这种所谓反文明现象的强烈抵制。但是鲍曼的这本书却让我们更为理智地去看待大屠杀事件的整个运作过程，这里面不是只有强硬与因无法抗衡而默默承受的两种形象，屠杀机制里有更多值得解读的东西，它远非我们想象的那般单一，只有屠杀那一瞬间的场面，也不似我们以为的那般残忍，至少对被屠杀者来说。而鲍曼就用他独具洞见的思考就帮我们一一展开这其中的过程。
  　　整本书的阅读过程中，我深深折服于作者可谓字字珠玑的语言，并且越读越觉得这本书里承载了太多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这些思考点遍布每一页中，让我有应接不暇的感觉。鲍曼把文本素材精妙地嵌入到他的论述之中，让行文连贯而有说服力，于中肯的论述中隐隐闪现他的态度。不知是否应该归功于译者，本书语言流畅，即使有几处隐晦不明的地方，也似透着哲思，由此可以想见原著本身所蕴含的深厚智慧。
  　　 书作从一个被简化以致被边缘化的学术问题——大屠杀事件——入手，于“边缘”之中发现了当今最“完美”的社会运行逻辑里所深藏的可怖潜能。
  　　 全书所要探讨的主题贯穿全文，各章也有侧重的主题，从总述大屠杀与理性工具精神的联系到分别论述反犹太种族主义的源起、种族毁灭的过程计算、“最终解决”的运行逻辑、被害者内部对屠杀的应对逻辑，再到用米格拉姆心理实验来再度印证大屠杀的整个内部机制，论述最终回归到道德与理性的学术探讨之中。
  　　 对大屠杀事件的论述并不是一项无意义的研究，它虽然发生在不愿被人提及的历史远处，但是在它的运行逻辑里有它在现在或者未来复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是现代性条件下的社会理性运作逻辑。它离我们现在的社会状态并不遥远，因为这是发生在现代理性社会、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高峰处的。（p5页）这是一个园丁式的社会，所有的一切都是被精心规划过的，一切运作必要出于理性工具的思考从而运行有效、控制得当，不安定因素被提出，并被一个权力的理性化运作组织——现代官僚体制——消除。而令人惊异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文明社会拥有的所谓人道、道德没有起任何抑制作用，因为这个社会的理性化趋势因着它被法律化和制度化，可以排除或替代道德自抑的力量。主要表现在官僚体制的道德冷漠和道德盲视之中。出于工具理性精神的考虑，个体行为讲求的是对组织的忠诚，而组织与纪律秩序有着完全的认同，只有组织内的纪律与规则才有行动的合法性，因此纪律取代了道德责任，个体可以漠视道德和良知的权威；（p29页）而道德盲视则是明确分工、技术运用的结果。它通过细化分工可以让更多的人卷入到整个机制当中，出现行为的中介（p33页），即个人的行为通过另外一个人、一个中间人来表现，使其不可能直接体验到自身的行动的结果。另外，通过技术的运用，扩大了行动者与对象的物理距离，当人成为一个精心设计的社会工程中的一个齿轮的时候，个体也就不知觉地把自己投入到一个道德被利用甚至去道德化的权威之中，也就有奴役他人的正当性，以及本质上陷入被奴役的必然结局之中的合理性。以上通过精神与物理距离的增加，个体就不用面对道德选择，个体行为与行为的最终结果之间没有了显而易见的因果关联，再通过概念界定把受害者摒除在社会共同体之外，使其具备非人性。道德盲视就此实现完整的社会生产，道德被对组织秩序以及内部的技术责任所取代。个体的人无法主宰行动序列，所能做的就是在不断的行动例行化中巩固他在组织中的工具位置，而一旦没有了道德的规约，暴行也就具备了畅通执行的条件。现代文明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具备温文儒雅气质的，是必然有光明前景的，因此是无暴力的，（p129页）但这是一个一切权力被理性运作的社会机制，一切都是被秩序要求的，暴力并未消灭，只是被隐匿，被控制了它爆发的频率（在军事化行动中显现），理性精神在与道德疏远的过程中就会有不人道的暴行出现的可能，这是文明的危险之处，在这种的状况下，福柯对于这个文明社会“人死了”的论断不无道理，这也不免让人联想到共产主义理想这个宏伟设计的可怖之处。
  　　 当然，大屠杀的发生，除了与理性精神这个弥漫在文明社会中的幽灵有选择性亲和外，也要考虑它的独特之处。这就得回到大屠杀的种族主义源起进而决定从驱逐到毁灭的逻辑上去。
  　　种族主义要在现代性的世界观和实践活动下讨论，它与单纯而普遍存在的反犹主义不同，也与出于本能而具有永恒性的异类恐惧症不同。但种族主义却是反犹主义与现代社会政治机制混合而成的爆炸性反应的结果。
  　　 因此对种族主义的考量必须要考虑现代性，但也要适当回到反犹主义甚至犹太民族的特点上去。犹太民族一直是个处于迁徙状态、零散的内在的他者形象。它也是一个无民族的民族，是其他民族国家和基督教世界力图同化的对象，也是齐美尔“陌生人”概念的缩影，（p71页）但也正是这种历史赋予他们的命运，使他们灵活多变，具有较好的适应力。书中三棱镜群体和带粘性的群体是对他们社会身份的恰当诠释，（p57页）而当现代性来临后，因为阶级流动增强、前秩序被破坏，他们的同化驱力增强，他们对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的推崇表示他们有提升自我的诉求，犹太民族利用了其它精英阶级不屑或反对的资源获得了现代性早期里非政治的社会基础，但他们成了资产阶级或者现代性的代表，也是反现代性的主要对象；犹太人拥护超民族价值，可一旦民族国家形成并稳固发展，他们又因属性不明成了国家的反叛者，他们这种由粘性导致的界限的模糊性是秩序社会所不容的，（p75页）但是在现代性发展下，这种模糊状况演变成犹太人确实在努力完成同化，而致使社会同质化加强，差异削平。而这种现状与原初的预设相符，却惊异地不为权力拥有者所容忍，因为同质性导致界限本身被抹除，于是，他们又力图创造出一种不可变更的概念标识来确定差异，那就是犹太性。（p80页）而这就是现代性下的种族主义的内在逻辑。
  　　 种族主义也是社会工程的设计在科学思维方式下明确分类的结果。犹太民族被认为是园丁世界里的“杂草”，是界限分明的秩序社会的破坏因素。从排斥到毁灭的决定完全是现代性世界观使用现代实施手段运作的自然结果，而这其中并不包括民众的积极参与，有的只是公众的冷漠，（p101页）然而这种冷漠也已经是在与种族主义合作了，因为强大的现代官僚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已具备了不可想象的力量。
  　　大屠杀事件似乎反映的是现代性的失败，因为从历史上看也有集体屠杀事件的存在，为人熟知的有蒙古帝国成吉思汗进行屠杀的例子，但是大屠杀事件发生在文明进程中的繁荣时期，现代文明该事件中扮演的是积极的角色，大屠杀甚至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也从某种程度上也是现代性表现得极为出色之处。因为大屠杀完全按照现代的方式——理性的、有计划的、科学信息化的、专门的、被有效管理的、协调一致的——来运行整个过程。（p120页）它甚至没有失去节制的情绪、群众的愤怒和狂暴也被认为只是原始和低效的，（p121页）因此它并不需要情绪的煽动，民众的冷漠足以保证整个过程的顺利进行。
  　　 大屠杀事件中的另一个由理性精神所致的特别之处在于受害者的合作。纳粹政权通过科学理性精神精确定义受害者，给出生或死的选择范围来激发出个人自我保全的理性，并通过成立犹太委员会和犹太警察组织使自己的角色缩减为旁观者。（p183页）这样受害者选择投降、自我保全以及道德冷漠、至丧失人性，甚至选择进入毒气室都是理性逻辑运作的结果，而纳粹统治者只是把被害者的理性考虑进他们的屠杀程序之中，成为统治者的武器而已。（p188页）作为个体化的理性的存在者，犹太人在生存机会分配不均的情况下，已经无意识地将传统包装在现代理性逻辑之中，得出“拯救所能拯救者”的策略。（p185页）在生命被标价且为其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人的尊严和人性也在丧失。而现代性下的纳粹政权正是利用这些人性的堕落给自己的社会工程和园丁除草计划赋予合理性的。
  　　 在这个科学理性精神被制度化，嵌入整个日常社会生活的细节之中，并为大众默认而不加反思的时代，对他人的道德早已不知去向，连道德本身也可以被驯化成理性所希望它呈现的样子，所谓文明的进程甚至不用再进一步发展，只是利用它固有的一切就可以爆发出毁灭性的力量。这也是做出“大屠杀事件会再次出现”的预期所拥有的最有力的论据吧。
  　　 通过对大屠杀的论述，鲍曼为我们展示了现代文明理性精神及其制度化可以导致的极端后果，虽然这是社会学的边缘课题，但他却从中分析出了极具批判性的论断，这给社会学学科本身也带来极大的反思效果。而他的洞见深刻在于他不仅看到了这个现代精神癫狂的一面并提出批判，给现世以警醒，他还剖析出了大屠杀未发生的抑制因素以及可以在一片负面担忧中依稀看到的希望。
  　　 鲍曼在书中零星地提到过大屠杀未发生的原因，以及可能限制科学理性精神的因素。人类社会多元化的现实让现代性并未获得失去控制的能动性，（p126页）从米格拉姆的心理实验验证中，虽然证明的是专业知识的权力和它可以压倒道德驱力的能力，（p258页）但是也提出了多元主义是防止道德上正常的人在行动上出现道德反常的最好良药，放到社会现实之中，也只有在政治社会纷争的嘈杂中，才能最清楚地听到个人的道德良知发出的声音。（p217页）另外，理性计算只能使问题的道德意义变得模糊不清，让羞耻感释放出来才能恢复人们对于历史经验的道德良知，（p267页）也只有为个人的软弱感到羞耻时，才能砸破比其建造者和看守者更为长命的心智牢笼。（p268页）最后，作者也通过历史事实给出了自己对于理性精神所能预料到的悲观结果的可意会的态度。有多少人选择道德义务高于自我保全的理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确实有人这样做了，这归根到底只是一个选择。（p269页）哪里有选择，哪里就有理性行动的机会，（p178页）也许我们个体要做的就是在理性科学精神主导的选择范围之外给自己增加一条选择，这样便可通过多样化的个体行动选择的积聚，把理性精神的破坏力降到最小。
  　　 以上是我所理解的本书大致所要阐述的内容，对于第六章米格拉姆的验证实验，似乎还有很多值得分析的点，另外，书作从有关道德自抑的论述开始，也以总结道德责任结束，但对于道德层面的阐释个人还有些不理解的地方。
  　　
  　　 P.S. 全文绝不辜负字字珠玑（从引用的文献材料中就可见一斑）这个词，读来犹如进行了一场精神试炼，几乎每一页都有作者智慧的火花，似懂非懂之间也产生了些许共鸣，现摘录两处阅读时最为震慑心灵的地方，由此可以想见作者极具穿透力的思考洞见。
  　　
  　　1.由于帝国在当时幅员辽阔，它没有“外在的地方”来作为处理犹太垃圾的倾泻地。唯一一个剩下来的驱逐方向就是：朝上，通过烟的方式。 （p140页）
  　　
  　　2.在走向现代性的途中，每一扇门在砰然关上时，犹太人的手指都正好放在了门缝上。他们伤痕累累地从把他们从犹太人隔离区解放的过程中走过来。他们是追求透明的世界中的不透明性，是渴望确定性的世界中的不确定性。他们的两腿跨在所有的屏障上，子弹从每一边都呼啸而过。（p75页）
  　　
•   　　作者深入探讨现代官僚制度如何使体制内每一个人的人性、道德观消失，并重建起一种只对权威服从的新道德观，从而使得任何邪恶--如大屠杀--能真正实现。而消解这种官僚体制，或曰集权体制，最有效的途径就是通过多元主义，从而消解权威。在没有建立起一种多元主义的社会氛围之前，大屠杀离我们并不远。
•   　　 这是一本警世之书！
  　　 这本书告诉我们一个我们故意忽视的真实，大屠杀就像我们去吃麦当劳一样菩提，是普通人普通事件的特殊聚合而形成的，但也是我们不断地故意遗忘的真实。
  　　 齐格蒙·鲍曼教授的学术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就是这本警世之书。
  　　 思考和诠释现代大屠杀，或许与鲍曼教授的经历有关。他出生在波兰，青年时，纳粹和苏联入侵波兰，18岁时二战爆发，对于纳粹对波兰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有记忆。冷战正酣的1968年，他前往以色列，在那里任教三年多，之后前往英国利兹大学任教。
  　　 鲍曼是后现代主义概念的创造者，他对于现代社会隐含的痼疾有着冷静清晰的认知。在这本书中，他对于现代大屠杀的发生，作出了警世名言般的预警：
  　　 ＂大屠杀是本身相当普通和普遍的因素独特地相互遭遇的结果：这种遭遇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被归咎于垄断了暴力手段和带着肆无忌惮的社会工程雄心的政治国家的解放：从社会控制，一步步地到解除所有非政治力量源泉和社会自治制度。＂
  　　 看看这段话，和我们所经历的道路如此相似。
  　　 引发大屠杀的原因是这种普遍存在的，潜伏在普通人人性中的东西，这无疑是颠覆了社会本有的是一种天然的扬善抑恶的心愿机制。当纳粹屠杀发生后，人们在探寻原因时，将责任归咎于希特勒，归咎于纳粹的追随者，归咎于那些无恶不作的刽子手。但人们忘记了，这些人常常就是我们的邻居，也是普通人，而狂热的追随者中，常常也有我们自己的身影。
  　　 当大屠杀结束，我们习惯了一种规避责任的社会机制，那就是将责任推到极少数领袖和最狂热的追随者身上。而对于参与其中，带着＂平庸的恶＂的大多数人，采取了自我隔离和清洁。当这种清洁机制启动后，所有做下罪恶的我们，便＂天然＂的远离了大屠杀的罪恶。试想，文革的责任，能归咎于一人吗？能归咎与一个小组的四个人吗？为何能够＂全国河山一片红＂的爆发？这与纳粹创造的＂意志的力量＂又何其相似啊！时至今日，文革暴行俨然已经远离了社会话语，而罪责只属于躺在那里的那位老人。
  　　 在鲍曼的书中，我们得以认识到，造成大屠杀的原因是如此＂普遍和普通＂，甚至就出自我们所有人的所有的日常的思维，遇到特殊因素的碰撞后发生的。我们很多人对于大屠杀，表现出一种＂不属于我的世界＂的态度，＂一切发生在外面，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国家＂，＂是‘他们’（纳粹、四人帮等）造成的＂。鲍曼对此极为警惕，他说这＂不仅导致了自我辩解的道德安慰，而且导致了在道德和政治上失去戒备的可怕危险。＂那些应当承担全部责任的极少数人，＂受到的责备越多，‘我们’这些其余的人就越安全，我们为捍卫这种安全所要做的也就越少。＂
  　　 试想，一旦所有的责任与罪行对应到一起后，人们不再去思考那些更深层的责任，那些＂平庸的恶＂犯下的罪行便变得清白无罪了。也许，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至今没有对文革，以及文革前后的人性缺失造成的罪责，进行反思和忏悔的原因。我们社会的基石依然建筑在人性缺失的所谓的合理性和正义性的基础上。
  　　 时下很多人在言说宪政需求时，表示经济改革做了很多，而政治改革没有跟上。这种表述方式是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的作为原点，对于政治的继承性没有进行思考，对治的方法也很单薄。从笔者的思考，我们这个时代不能简单的按照二元分法，划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否则，我们会很容易将所有的罪恶归咎与前朝，涤清我们犯下的罪责。宪政的基础，如温家宝总理所说，需要“人民的觉醒”，而不是人们的遗忘。
  　　 只有我们学会了铭记，学会了忏悔，学会了对平庸的恶的警醒，我们也许才能真正告别上一一个时代，告别黑暗时代，也许才能找到新时代的起点。
  　　 在鲍曼的书中，他将大屠杀比喻成一扇窗，“透过这扇窗所看到的一切，令人一点也不愉快。但是，所见的画面越是抑郁沉闷，我就越坚信，如若拒绝观看窗外，必将非常危险。”
  　　 或许，我们这个民族还没有打开这扇窗......
  　　
•   　　http://www.soc.duke.edu/~jmoody77/TheoryNotes/mod_hol_1.htm
  　　
  　　Chapter 3. Racism, Modernity and Extermination II
  　　
  　　There is a peculiar paradox in the history of racism.
  　　
  　　On the one hand, racism was instrumental in the mobilization of anti-modern sentiment. Elimination of the Jews was here presented as a synonym of the rejection of the modern world order. This suggest a pre-modern element to racism.
  　　On the other hand, racism is unthinkable without the advance of modern technology, science and forms of state power. Racism is a modern product, modernity created the 'demand' for racism. In an era that declared that individual achievement was the only measure of human worth, a theory of ascription was needed to redeem boundaries among groups.
  　　Thus, racism is the modern weapon used to fight a pre-modern struggle.
•   　　很早以前看过的书，突然想起来是因为那个洛阳的地下室。为什么那些受害者到后来居然会对罪犯产生依赖，还会为他争风吃醋。书中讲过一个类似的心理学现象，在绑架案中人质会对绑匪产生类似的情感，就是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黑格尔从精神与历史的关系中讲过类似的主题，在争取承认的生死斗争中，有人因为怕死所以选择做奴隶，奴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是成为主人的附庸。他们自愿走入了一个封闭的心理洞穴，成为丧失独立意志的被动者，进入奴隶状态，甚至在被拯救时还有抵触情绪。而在大屠杀中，犹太人对纳粹的积极配合，也可以说是这种心理现象与现代社会大工业、官僚制集中管理的一种结晶。犹太人进入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境地，部分地丧失了他们原有的人性。作者批评的不是纳粹或犹太人，也没有简单地将大屠杀归咎于特定的人，比如希特勒这样的人在心理上的恶。人性的恶自古就有，希特勒不见得在心理上是最大的恶人，但他制造的恶果却最大。这恰恰是现代性的一种可能。反犹主义在历史上早就存在过，但为什么从来没有过导致大规模种族清洗的结果，其背景正是现代性的一种可能逻辑。通过反思现代性与大屠杀之间的关系，鲍曼批判的正是现代性。
•   　　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开篇就提到，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不能单单只被看做是犹太民族事件，或是“欧洲基督教徒反犹顶点”这类单元素的集合，因为这样它便不具备社会学意义。同时，大屠杀也并非人们优化的期望是一种广泛而常见的社会现象中的一个极端，一个具有“回复性”和“普遍性”的极端。事实上，大屠杀揭露了现在文明的另一面，它与文明的秩序就像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不能离开彼此单独存在。
  　　所谓官僚体制是指一种由等级划分的机构组成的大规模组织，在这些办事机构中，人们具有某些职责，并且必须按照规则、规定以及那些有更高地位的人所实施的强制手段来执行。官僚体制作为西方体制化的创新，跟传统体制的区别就在于它的高度效率性和正规的结构性。制度化了的规则和规定让组织内的人员能够寻求最优的手段完成任务。（里茨尔《社会的麦当劳化》）
  　　马克思韦伯认为官僚制度是处理大量文书工作的最有效手段；其次官僚制度强调可计算性/量化性，这有助于人们对成功做出估计；第三，制度性的法规让官僚体制以高度可预测的方式运作；第四，官僚制度通过非人的技术来代替人力实现管理。官僚体制中的成员就像机器一样在体制中高速运作着，排除个人思想，极少带有自己的判断。
  　　而在大屠杀中，作为工业社会现代化的高度组织成就，官僚体制也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作用。费恩戈尔德提到，奥斯维辛实为现代化工厂体系的一个延伸，这条生产线上，“人”是原料，“死亡”是最终产品。
  　　纳粹组织中的更名起到了安抚的作用，具有行为的组织意义，也是对现代化管理的冷静描述。官僚制度对于效率的追求刻板而盲目；每阶段针对新危机都有不同的目标，目标确立后领到却不直接告知执行方式，而是由专家通过对可行性和成本的测算来制定出最优方针。
  　　而在纳粹的队伍中绝大多数都是正常人，不存在通常社会意义上的病态或者失常。他们听从组织的命令，依赖组织的惯例、纪律。在这里暴力被赋予权威，行动被例行化，暴力受害者被剥夺了人性。在这个组织中要求清除个人独立性，牺牲个人利益，取缔一切到的需求。
  　　由此还创造出一个“道德中间地带”，有一群“中间人”，他们的道德完整感未被破坏，他们只是站在中间，挡住了行动者的目光，让他看不见行为的结果。由于对自身的行为结果缺乏直观的认识，很多人就此堕入了一个道德空白，他们对自己所执行的命令可能导致的结果熟视无睹。而大屠杀的成功都要归功于官僚体制和现代技术所提供的这只“道德催眠剂”。
  　　而里茨尔也在《社会的麦当劳化》中提到，“在今日麦当劳化过程中出现的形式理性的不断扩散也支持了鲍曼的观点，即类似纳粹大屠杀这样的事件还可能再次发生。”
  　　
•   　　作为现代性的监护人，英国作家鲍曼写出了这本书，他在试图讲述一个现代社会的悖论或者说是必然结果。希特勒时代的对犹太人的血腥屠杀，600多万人，灰飞烟灭去，不是一个同现代性相反的结果，相反，这是现代性的一个产物而已。所谓现代性就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效率、理性、技术化、非人格化等等。
  　　
  　　大屠杀，正是在现代性的官僚制度运作下产生，还是十分高效率的，要不是纳粹失败了，他们会受到道德良知的谴责吗，不会，一定不会。要是纳粹胜利了，整个大屠杀完全可以进入科学管理的经典教程中去，因为从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倒是那么的“科学”，完全符合效率主义，成本--收益分析，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产出，与这些道理没有什么出入。
  　　
  　　催化大屠杀产生的一系列因素并没有消失，在一定条件下还会生长出来的。人在潜伏着很多残酷的因子，当点燃的火种一旦出现了，这种本性就会萌生，道德，所谓道德是个很社会化的产物，那个时间里冷漠成为了道德的替代品，人与人，被准备屠杀的人之间是很好的隔离的，彼此之间，没有了什么人性化的交流，屏障终于起来，关怀到底下降。
  　　
  　　迂回生产，人的程序化工作与最终结果之间的联系被拖得远远的，人们只是在执行程序化的指令，并不明确的知道会出现什么结果，于是，责任就会减弱了，我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啊！隔离的层级越远，人性中善的因素就越淡漠去，毕竟，自己看不见，视觉上没有感觉到悲惨的境界，实行起来，也得心应手了。
  　　
  　　“园林”理论，以为自己就是一位园丁，有义务修理院子里的杂草。而犹太人被说成是病菌、杂草、病毒。积极的丑化他们，整个群众世界里，能说他们是错误的吗，他们可是在奉命行事的，坚持着分明的层级，传递命令。难道是现代性之祸耶
  　　
•   　　 近現代人類的發展建立在相信理性全能的基礎上。個人認為，這種理性大多指稱的是工具理性。啓蒙思想家們認為人要追求自己的幸福，這種幸福由利用自然而來。事實上，利用自然需要的是工具理性，用工具理性對自然進行程序化操作，便可使自然為我所用。在這個過程中，人成爲了主體，自然成了對象化的客體，自然被動的為人操作被視為是正當的。事實上，近現代人類最偉大的成就就是利用自然而獲得的巨額的物質財富，極大地提升了人類的世俗幸福。生產技術的革新、機械化管理的出現、實證法的完善、官僚制國家的形成等，是人類取得上述成就的基本要件。但非常可悲的是，在這些基本要件中，人自己也被當成了扎根于其中的工具性要素。所以，在近現代人類文明演進過程中，人所付出的代價就是在各種生活情境中的工具化、原子化、異化。正是因為人付出了這些代價，因而人在世界之中找不到生活的意義，成了沒有人味的機器。而人成為機器人之後，人便也喪失了道德感，而喪失道德感的人極易在現代社會中發洩人性的罪惡，並且在做惡時沒有負罪感。就像鮑曼所說的這樣，大屠殺與現代性有深刻關聯，只有重視個體道德感的生長，才能儘量較少類似的大屠殺。嗨，當驕傲的現代人鼓吹自己比古人何等優越時，最大的諷刺莫過於現代人以理性計算的方式對人進行大規模屠殺的概率要比古人高出N倍。反思現代性，是每個現代人必須應對的問題。認識到平庸的罪惡的危害，是馴服現代性之中陰暗面的第一步。
•   　　鲍曼指出，大屠杀并不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残酷的意外，它不是人类原始攻击性的暴露，也不是文明的脱轨。这一残酷的事件，恰恰是现代性的反映，只有在现代社会中才可能出现。且不论现代社会为大屠杀提供的必要条件，使得这项工程可以进行得干净而漂亮；更重要的是，现代社会的目标是一个完美的社会秩序的改造，在这个目标之下，种族主义是一项合理的社会工程，要达到对完美的追求，就需要种族灭绝。而在现代官僚体制下，人被禁锢于一个固定的技术岗位，人们都会着眼于技术责任，而看不到自己行为的后果，忽略了道德责任。人的高度理性也造成了道德冷漠，一方面拯救者的自我保全压制了道德义务，另一方面受害者受理性的影响而走向客观的合作。
  　　所以，是现代性造成了道德冷漠与道德责任的淡化。如果要使这一惨剧不再发生，就只能诉诸人的道德本能。现代理性与道德责任在这里发生了冲突，人就必须时时关注自己的道德。这是一个困难的价值选择。
  　　在前现代的社会里，道德至上是唯一的价值判断。唐太宗是垂范万世的明君，可是所有古人都不会忽略他杀兄逼父的道德污点。现代文明使得人们忽略了道德标准，社会价值体系没有一个明确的判定。道德责任是不是现代化的必然牺牲品？整个社会在现代化的已然中，该如何拯救？
  　　后现代的思维提供了这样的批判思路，却不能给我们一个答案。如何在现代化与价值至上中寻找平衡，是人们在不断思考却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   　　文明的指向。文明指向哪里，哪里就要连根拔起，至少我们要看清这是怎么回事。大屠杀发生在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理性官僚制、科学技术与工程、责任制、纪律性..至少这些还是我们追求的..大屠杀的起源有着悠久的渊源，伴随着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分歧而来，这种伴性构成了基督共同体的边界。反犹主义激起的情绪经过打磨，更深入的是一种打磨到事先或许不可知的冷漠的程度。隔绝、距离，这些是大屠杀的必要创造，没有邻居的邻居。理性，是瓮中的理性，疯狂的结局。无论如何，这是看似无解的无奈。选择了理性，在绝注下是死寂。分工制造了距离，直线领导被看成负责的、清楚伦理准则与后果的，一种极权主义的控制。先是交易，看似可以理性权衡有理可循的又无奈的交易，实质是完全的掌控，可以掌控的理性--可以计划的毁灭。最后是关于原本就有的他者。
•   　　 在我们人类历史上，不管是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还是从中国的《春秋》，都写的是战争，有战争就离不开屠杀，可以肯定的说战争是人类族群之间对争议难以协商解决后最激烈的反应，关于杀戮对我们人类来说，可以说是伴随着我们人类历史的司空见惯的一种常态了，其虽违背人类追求和平之心愿，却和平总以战争为前提与代价。
  　　 在我们国家关于第一次大屠杀的记载，也许算是秦军活埋四十万赵军的历史悬念了，之所以说是悬念，是因为司马迁《史记》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述依然没有被考古所证实。
  　　 在20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两起震惊世界大大屠杀，一是德国日耳曼民族对犹太人的灭绝政策导致的大屠杀，另一起则是日本军队在我国南京对平民进行的大屠杀。自己原来有个愿望，那就是一定要看看南京的大屠杀纪念馆，希望有勇气面对惨烈的人性，一定要写点深刻的沉重的愤恨，每次看到图书画册那参悟人寰的照片，内心的愤懑不由自己涌上心头，但自今年的4月29日看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后，历史的沉重依然存在，但纪念馆给自己的印象，尤其是万人坑，完全没有读书期间第一次看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给的震撼力大。
  　　 中日本一衣带水，唐朝更有遣唐使虚心学习中国礼仪文化从而推动日本大化革新之美谈，但20世纪中日因这场战争引起的恩怨不仅持久的而且可能依然会持久下去的，这场恩怨的悲哀就在于它一直存在于中国民间而不是官方。但时至今日，对这场战争中的屠杀事件中国学术界的研究反省力度并不深，依然和停留在普通百姓的水平上——私人仇恨的层次上，从学术角度来讲，没有给这个重大事件交出满意的答卷。
  　　 齐格蒙·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是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关于二战期间德国对犹太人的灭绝这一重大事件，作品可以说已经非常的多了，但齐格蒙·鲍曼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再次重新解读了大屠杀为何得以在德国发生的原因，因为当时的德国民众比起欧洲其他国家来，对犹太人是最友善的，就和作者说的，德国“对犹太人的大众仇视既不根深蒂固也不广为传播”。即使“史料证明，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歧视已经在历史上绵延了两千多年而没有断裂”。齐格蒙·鲍曼对二战期间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与以往其他因战争或者其他纷争引起的屠杀的区别做出了他自己的看法。
  　　 就如齐格蒙·鲍曼在作品里说的：“他们作为个人对我没有丝毫的敌意，我对他们也是如此，常言道，他们只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们中大大多数是善良的，遵纪守法的人，在私生活里也从未想过去杀人”。但他们在国家，这个冷酷的最无情的形而上的动物召唤下，把人性最恶劣的一面以服务于国家的名义给展示出来并付诸于实践了，原因在他们的观念里认为“他是在致力于他的国家，有权力赦免他的罪恶的国家”。
  　　 齐格蒙·鲍曼给人最具启发性的观点则是“大屠杀是现代性的一哥失败，而不是它的一个产物”。“大屠杀漫长而曲折，实施过程中没有任何时候与理性的原则发生过冲突，它肇事于一种真正的理性关怀，并由一个忠实于它的形式和目的官僚体系造就而成”。如果没有现代化理性产物的官僚制，大屠杀在齐格蒙·鲍曼看来，绝对不可能这么有组织，有秩序，有步骤的实施，这一点齐格蒙·鲍曼的看法是建立在历史的论证上的，因为在大屠杀过程中，人的道德性之所以被扼杀，原因齐格蒙·鲍曼认为是“非人化与现代官僚体系最本质最理性的趋势密不可风”。
  　　 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歧视已经在欧洲的历史上绵延了两千多年并一直没有断裂，但在欧洲大陆上，德国算是对犹太人最友善的国家与民族，但为何大屠杀在希特勒等个人对犹太人的偏见下为何就爆发了，齐格蒙·鲍曼认为原因就在于，德国在向民族国家以及民主国家转化过程中，社会功能的失调，导致了的道德本能的分崩离析，使得的民众的道德归属感没有了基础。这样原来属于社会与道德自我调整的领域被国家权力代替，因此“反对暴行的道德自抑在三种条件下会受到损害：暴力被赋予了权威（通过享有合法权利的部门的正式命令来实现），行动被例行化（通过规章约束的实践和角色内容的精确阐述来实现）。暴力受害者被剥夺了人性（通过意识形态的界定和灌输来实现）”。“最终的结果是，取代冲突权威的不是新的有活力的公民自治的力量，而政治国家的几乎完全垄断并造成社会力量无法自我表达，因而也就无法形成的政治民主的结构性基础”。“现代理性社会正是为希特勒那样操纵冷酷、彻底和系统的种族灭绝的人铺平了道路”。“设计赋予了大屠杀以合法性；国家官僚体系赋予它工具；社会的瘫痪则赋予它道路畅通的信号”。
  　　 在把个人对族群的偏见转化为一种系统的思想过程中，这个知识谱系的逻辑如此被演绎——首先是希特勒等个人偏见，其次在掌握了国家政治权力后转化为种族主义歧视的一项政策，最后通过系统的官僚制转变为一种思想。这个逻辑过程“它突然昭示，人类记忆中中最耸人听闻的罪恶不是源自秩序的涣散，而是源自完美无缺，无可指责且未受挑战的秩序统治。它并非一群肆无忌惮，不受管束的乌合之众所为，而是由身披制服，循规蹈矩，唯命是从，并对指令从精神和用语细致有力的人所为”。“在纳粹营造的世界里，理性是道德的敌人，这本着则要求站在犯罪的一边”。
  　　 齐格蒙·鲍曼认为，现代人类文明发展到彻底靠理性设计生活方式，不仅被证明是彻底为本人性的，扼杀人的道德性与自省能力，是一种失败的表现，也是耻辱，因为“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在一个理性于道德背道而驰的系统之内，人性就是最主要的失败者”。
  　　 日军在我国南京的暴行，不同于德国日耳曼民族对犹太人之态度，从现有史料来看，首先日本是为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谋划对华战争的；其是当遇到中国军队之抵抗后，通过杀鸡给猴看的方式，通过对国家都城南京之恐怖行为，以达到所谓军事家孙子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军事目的；从抗争诸多战役之衡阳保卫战来看，日军也将我国军队不仅仅当做一个敌人来对待，更是作为一个对手来看待；让人惋惜的是，道光15年好像就相对精确统计出中国人口数字已达4万万，时至今日对日军屠杀我国同袍依然无精确的具备说服力之数据，可悲可叹。在我个人看来，这些都不同于欧洲的大屠杀。
  　　 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如果按照齐格蒙·鲍曼的看法是理性的失败，最高激情与最高理性对人类生活来说都是有害的，而最高理性对人类的自相残杀总是最有说服力，当我想到马克思要剔除人的道德性，把人类生活纳入一个完美设计的伊甸园的时候，我看到的只是恐怖而不是幸福。
  　　 发生在德国的大屠杀，其背离了欧洲文明从苏格拉底开始，经亚里士多德，它牢固统治着罗马法，在中世纪，经过基督教，精确地加以系统化的自然法传统，在启蒙时代，自然法又盛极一时，促进了我们人类的文明，但二战的大屠杀则彻底背离了这一传统，但同时促进了自然法的再次复兴，带入我们人类进入了一个对人权利保护的新纪元。
•   　　 在罪恶面前，我们是坐以待毙，还是积极行动？只有在思想上解放自己，才能在行动上释放自己。
  　　
•   　　有一个会游泳的人，住在一条经常淹死人的河边。每当有人掉进河里，他就会下水营救。但是他也深知被溺水者拖住而淹死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袖手旁观是不是特别不道德呢？于是他想到不如搬家吧——可是这样就免除了他救人的义务了吗？还是他将终身被束缚在这种无法选择的义务中了呢？
  　　
  　　读了这本书，我再一次发现道德谴责的复杂性。作者认为整个官僚体系和受害者本身对大屠杀都有客观上的责任——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又都是无辜的。官僚面对的只是例行公事，而犹太委员会面对的只是拯救可以拯救的理性选择。那么，究竟由谁来对这种耸人听闻的后果负责呢？是否将全部责任推卸给希特勒，虽然他的手没有沾上一滴血呢？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评价道德行为，即具有道德评判价值的行为。是通过确凿无疑的现实还是通过缥缈多变的人性呢？如果是前者，那么人将在多大程度上享有道德上的自治权呢？而通过人性——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具体的结果面前，人性的决定力量有多么微弱。一个所谓的好人和一个所谓的坏人可能做同样的事（至少是同样的结果），而一个人可能在不同的情形下做一件很好的事和一件很坏的事。人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被情景所左右呢？另外，一个人是否可以通过放弃选择来摆脱自己的道德重负呢？比如犹太委员会中的自杀者——虽然他们知道他们的继任者可能更糟。最后没有经历同样道德困境的人是否就没有责任？是否未被检验的道德可以默认是善良的，至少是无害的呢？
  　　
  　　所以，如何用道德的力量去谴责别人呢？
  　　
  　　我有一个不太合理的解决方法。我认为这种困境正表面道德天生不是用来谴责的，它不是一种攻击性武器。道德的力量应该来自主体的精神自治。当然，这种想法面临着与社会多样性相伴的选择的多样性。但是，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吗？
•   　　 解释现代性在大屠杀中扮演的角色，如果有人认为犹太大屠杀只是种族主义的极端，人类历史的一个失控，建议看下。
  　　 作者认为是现代科技的发达，一流的管理工程，官僚体制等这些因素，才能导致有计划，有步骤的大屠杀，对道德的如何被自抑也有相当精辟的阐述，虽然学术味较浓，但读起来还是比较易于理解的。在官僚体制和科技至上的情况下，善良的人们做着大屠杀机器的轮子，却没有自知。这是现代性的后果，
  　　 但是对于南京大屠杀，人拿着刀子赤裸裸地去数百人，这个无论如何也是用作者的理论解释不通的，这是遗憾的地方。对学理工科的人，敲了一个很响的警钟。估计现在理工类的大学生如果国防部叫他去研究杀人武器，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一心死命钻技术的人的悲哀。物理学家海声堡也只是为了未知而兴奋，而丝毫不考虑技术的道德后果。
  　　如果我生活在二战，一个犹太人敲门求助，我也很难会冒着死的危险去帮助他，良知被理性所压抑，越理性，死得越快，犹太人自己也在帮助自己的死亡。唯一防止大屠杀的方法就是每个人都应该负起道德责任，对社会的责任。
•   　　若说大屠杀的造成是由于理性制度的衍生物而来，譬如与受害者的隔离、技术化、官僚组织运作等等，那么是否也可以说，如果我们试图通过同样这般冷漠的理性制度来给予众人幸福，其实也是一种徒劳与妄想？进而言之，不论是怎样的制度，奴隶的、君主的、民主的，或者社会主义的，只要一旦进入社会组织的技术层面，便都背离了人与人之间最原始的道德责任感，也就是“善”？毕竟我们已经看到，不论是哪一种制度，因着人们对于或大或小的集团利益的认可，总是不可避免地对另一些人造成伤害，制度本身都不具备善的属性，他们的好坏仅在于如何能够尽可能减小不善的那一面表现出来的可能性，其中最关键的两点：一是无论何种情境下都以利他为首要考虑（这本身与制度无关，但制度却可以影响我们选择利他时所需做出的博弈考量）；二是社会声音的多元性，并且保证这些声音的发出与被倾听，如果只是能够发出而无影响或不能被他人倾听，实则也意义不大。
•   　　 前几节将大屠杀研究的几个基本的论点结合史料都说的挺详细，算是这方面理论的“集大成”。可惜后两节加上那篇发言稿所提供的解决方案简直是terrible，而且那种方案不但不会遏制道德的无王状态（见发言稿）反而会助长“以理杀人”这种大屠杀模式。
  　　 本书前几节略述如下：先讲大屠杀的可能性：欧洲反犹主义传统和近代犹太自由主义；后说可能性并不代表实现性，实现性是决定因素，是近代理性主义（政治方面表现在官僚主义），理性化官僚系统不具有对价值反思的能力（包括受害的犹太人自己，他们是服从理性主义的赴死），因此只要第一动因存在，那么这架机器就会朝着预定目的盲目的运行下去，而大屠杀就是这架机器为了实现净化欧洲这个目标而采取的最后手段。
  　　 鲍曼将这一切comprehensive的总结为“掌握着现代国家官僚体系之舵、怀有宏伟设计的人从非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力量中解放了出来；这就是大屠杀的秘诀。大屠杀成为了实施宏伟设计的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设计赋予了大屠杀以合法性；国家官僚体系赋予了它工具；社会的瘫痪则赋予了它‘道路畅通’的信号。”
  　　 从鲍曼特别为Milgram独辟一章即可知，他将这一切解释的重心都放在一体化社会中“道德影响力弱化”这一点上，首先他认为这点是当今社会学将道德化约为社会结构所必然导致的结果，其次因为这点是他对道德社会学展望的核心。当然其道德的基础已经不可能是涂尔干提出的集体意识，而是个人意识。
  　　 鲍曼虽然批评事实与价值二分，然而他本人对大屠杀现象的解释却不自觉的重蹈覆辙（并且加深二者的差别）：凭什么他认为理性主义作为大屠杀的实现性是决定性因素，而非欧洲长期以来对犹太人的恶劣的价值判断，以及他稍稍提及的近代以来犹太人对自我价值进行的改造？凭什么说前者可以完全脱离后者运作？如果不是后者，官僚系统的灵魂（第一动因）何来？
  　　 鲍曼整部著作的机巧性就在于他并不否认大屠杀的完全不可理解性，而把可理解的部分尽量扩大，把不可理解的部分放到视野之外从而像官僚系统一样转移了对最终问题的反思。鲍曼甚至还用两种相抵触的理论为他的学说进行合理化论证：Milgram的性恶论和列维纳斯的性善论竟然用鲍曼自己的道德与距离成反比的理论调和起来了（奇怪的是，本朝的官僚体系的缜密性似乎和道德感成反比，难道我们很高级、很自觉？！）。最后点睛之笔停留在知识分子道德立场上，很高调、很好莱坞。这种斯多亚立场在涂尔干理论中已经被批驳无余。
  　　 拙劣之处还不仅于此，就不说他把sleeper分为恶和善的两部分，并给于后者很大的期望，甚至还误解了涂尔干的理论，他将其社会-个人辩证法僵化为社会决定论，并给他戴上道德相对主义的帽子，殊不知涂尔干的相对主义是有限的相对主义，不如说涂尔干用这种有限性约束了在19世纪晚期早已成为主流的肆无忌惮的相对主义。何以见得？涂尔干在《自杀论》中发展的社会密度的概念已经在人类学上弥补了理性主义对于价值与事实的区分：在达到一定的社会密度时，就会产生相应的价值和社会结构，但是这一切的自发性是有限的，当偶然的情况导致失范时，需要一位认清历史规律的社会学家给与这一进程以自我意识，为人民立法，而能实现这一新法的却是具有传统力量的社会支配机构，这一支配机构的合法性确是在现代人权论意义上的。因此涂尔干的理论中已经包含了一套底线价值，在此意义上可见其道德相对论的有限性。大屠杀现象完全可以用失范理论加以解释：利他主义超出了利己主义，道德失衡严重。但这一解释并不是历史性的解释，他并不奢望说明失范现象产生的历史原因，而正是这点让鲍曼以一个社会学家得身份在历史中竭泽而渔，可惜对于价值的历史问题，他却网开一面！
  　　 在隔离时期作为德国社会团体之外的犹太人团体，已经不具有德国公民身份，不具有德国公民权，但是，按照启蒙以来的观念，犹太人具有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这一权利是绝对的，不需任何暴力做后盾的。而欧洲传统的反犹主义只不过是没有爆发的对犹太人具有这一基本权力的否定，这一否定最终在各国起初的默许、各方始终的默认下在德国得以完成。这一否定本身就是对欧洲文明整体进程的否定，对这点进行辩解，把它限定在官僚体系这一限定的范围是很苍白的，甚至是饥不择食的。二战前（甚至当今的欧洲亦如此）的整个欧洲都以其所作所为否定了土生土长的自由平等观念，无怪尼采早就告诉人们“自由意志是统治阶级的一项发明”，无怪马克思要为这一切贴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标签。
  　　 大屠杀是一个来自人性深处的启示，而非一定社会结构导致的恶果（就像上帝需要一个十字架或神奇显灵，但我们不能说是十字架或神迹让上帝的灵显现，而后者完全是知识决定论，完全是历史主义的）。一切对文明抱有苏格拉底遗留下来的乐观主义的人都出于本能的会否认这个启示（鲍曼就是一例，他的乐观主义都退步到苏格拉底的悲观之处了），代之以历史或近代自然解释的最后后果就是“上帝之死”。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当鲍曼研究作为“个案”的杭飚时，他会提出这样犀利的见解：你们冤枉斌哥了，是三菱跑车杀害了谭卓，是日本三菱公司杀害了谭卓，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杀害了谭卓，是人类科学杀害了谭卓……可是，连最不济的地球人都知道：是地球人杀害了谭卓（当然不排除有潜伏于地球的火星人发动的可能性）。
  　　 历史是人造的，是"verum esse ipsum factum（true itself is fact）"的，历史在这个启示中所表现出的偶然性如果不被清醒地认识，那么大屠杀才更可能再次到来，并且以科学的名义，甚至还带上了道德这个小兄弟。因为未来还是掌控在人性的激情方面，而非人性的理性方面。那么理性究竟何在？就在对"verum esse ipsum factum"的警醒，在于从来自大屠杀一类的人性事件的启示中开悟。这一警醒是中国、希腊和印度（大乘佛教）的古典理性主义最首要的遗产。
  　　 之所以对本书打4颗星，首先是因为本书是大屠杀研究理论方面的集大成者（省时省力）；其次，本书一个L.S.诊断的误入歧途的社会学的绝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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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格蒙·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是我今年所读的书中最过瘾的一本，无法读快，持续地读了很久。数个月前我在与世宾的谈话中抓到一个关键词：暴力。让我暗下决心将这个词作为我做学问的中心词核，于是有意识地搜寻一些与暴力有关的书籍。于是碰到了这本书，这本书虽然有着大多数译本的含糊不清的翻译特点，但总体上来说仍然吸引我深读下去，并且在阅读中震惊。
  　　　　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历来被看作是德国人与犹太人的事，被看作人类文明进程中出现的一次反常事件，纳粹份子被看作变态的没有人性的例外。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在鲍曼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这次大屠杀是人类的共同问题，是现代理性必然出现的结果，党卫军也是非常正常的人。我们对大屠杀的误读被作者所纠正。
  　　　　大屠杀的得以实现，反犹主义当然是重要引线，但仅有反犹主义不会导致大屠杀，它必然要有现代作为第一推动力。在整个西方的文明进程中，犹太人所处的社会位置让他们自然而然地创造并推动了现代性，而对现代性恐慌的西社会要把带来现代性的犹太人清除出去，讽刺的是，这种清除中使用了现代性的理性、技术与手段。
  　　　　现代性必然以理性为核心词。大屠杀得以顺利进行，就因为在迫害者与受害者之间达成一个默契：理性。只要任何一方是非理性的，大屠杀就不可能进行下去。纳粹的理性在于他们把屠杀过程分解为一个个程弃阶段，每个人只负责某个阶段，与受害对象产生足够的距离，如此一来每人都在屠杀，但没有人具体地直接地屠杀，也就是说，现代工厂的分工制与管理方式高效而低价地维系着大屠杀。没有现代官僚管理方式与技术方式，不可能让纳粹进行大屠杀。从逻辑性出发，纳粹们理性地实施着各各步骤，没有人在屠杀，但所有人都在屠杀，这就是“无人统治”。
  　　　　在大屠杀之前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公众的同情心与道德。因为犹太人在正常社会中处于某个特征明显的社区，这足以构成公众的“异类”，所有人都有“异类恐惧感”，这一点被纳粹所运用，当他们迫害犹太人的时候，异类恐惧感让公众对此事保持冷漠态度。但是，毕竟有许多犹太人融合到普通社区与生活中，那么，纳粹采取的方式是：定义——剥夺与没收——集中——饥饿——灭绝。当那些人被定义为犹太人，就足以让公众对他们保持警惕，犹太人的财产被没入工作被剥压，意味着社会切断了人们的契约，然后被集中起来时，就切断了他们在公众视线中的存在，饥饿又让屠杀成为“人道”的选择，于是屠杀得以发生。这个过程的每一步都是荒谬的，但却又让下一步显得再合理不过。
  　　　　纳粹的现代性管理方式、公众的道德冷漠只是两个方面，要最后让屠杀得以高效地产生，必然要犹太人人的配合，把他们集中起来，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人，直到把大家都送进毒气室为止。犹太人之所以要如此配合，也是因为“理性”，在“自我保全”的理性的正确选择中，每个人对发生在他人身上的惨杀视而不见，因为每人都会认为“我会躲过”。之所以很少有犹太人逃出集中营，那是因为他们在集中营中的自我管理很有成效，此外，整个社会已经不再接纳他们，至少是道德中立地把他们当作了异类。
  　　　　所以大屠杀非常顺利地进行。如果不是德国战败，这种再“正确”不过的大屠杀一直会持续下去，因为社会已经进入现代，有了足够的现代性技术与思想，因为所有的人都有理性，理性让所有人只努力于保全自己。
  　　　　这就涉及到了道德问题。纳粹首先让犹太人在身体距离与精神距离上消失与公众视线之外，让公众的道理不再进行判断与选择。在纳粹内部，岗位职务与技术责任代替了道德责任。而在犹太人内部，自我保全的压力压倒了道德的选择。在整个社会的道德处于缺失状态之下。大屠杀，名正言顺地发生。
  　　　　所以“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产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产生了“密切合作”的集体行动。最正确的理性得到的后果是最不正确的，所以说现代文明必然会产生屠杀，恐怖与和平成为文明这枚硬币的两面，就看哪一面会偶然地落在了上面。
  　　　　如果说要解除屠杀的未来可能性，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要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这是唯一的方式。
  　　　　齐格蒙·鲍曼，1926年生，“后现代主义”概念的主要创造者，生于波兰，后居英国，主要著作有《现代性与矛盾》、《后现代性及其不满》、《全球化：人类后果》、《现代性与大屠杀》等等。从照片上看，一个睿智而清瘦的老头，正在吸着烟斗。
•   　　 如果仅仅将二战时期德国的罪行归结为纳粹对民众煽动的结果，似乎不一定说得过去。因为纳粹那些口号明眼人都知道是胡说，但是民族素质极高的日耳曼人却趋之若鹜，其中包括伟大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对于这些我更愿意相信鲍曼的观点，这是现代社会出了问题······
•   　　希望永远在前方zz
  　　　　——我读《现代性与大屠杀》（给几个朋友写的读后感）
  　　
  　　http://www14.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0&Key=0&strItem=no01&idArticle=295670&flag=1　
  　　
  　　马前卒　　
  　　　　
  　　　　说实在的，《现代性与大屠杀》这本书写的脉络不太清晰，或者是中文版翻译的不好，读完以后感觉作者宣扬的是工业化社会所崇尚的理性绝对化会导致道德沦丧，以及庞大官僚机构下，个体对道德责任的回避。而这些结论的初始论据主要就是所谓的“史无前例”的纳粹屠犹事件。
  　　　　
  　　　　就我个人来看，二战犹太人的死亡虽然骇人听闻，但绝非“史无前例”。就数字而言，以色列坚持600万甚至800万的数字，这显然是被高估了，死咬着缺乏根据的数字不放开，难怪伊朗总想在学术上翻案。这种教训其实我们也该吸取。我个人认为，400万是一个略高于实际死亡人数的数字。另外，400万是全部的损失数字，而当时欧洲法西斯远不止德、意两家，象波兰、克罗第亚、和法国的火星党都是，他们也干过不少杀犹太人的事情，至少是帮助德国搜捕犹太人。甚至在不少非法西斯政权下也发生了不少杀犹太人事件。这其中包括了许多混乱、无序、疯狂的屠杀。这400万人并不象作者所说的那样，全都死于周密的计划和工业化的杀人体系。
  　　　　
  　　　　另外，400万是否“史无前例”？我看未必，算绝对数字，且不考虑时间上差了700年，这个数字与蒙古帝国的刀下亡魂比实在是差多了。如果你说蒙古人是游牧蛮族，其实400万的数字比不上大多数“文明”帝国崛起时的杀人数字。罗马、汉朝、西班牙、土耳其、大英帝国、莫不如此。如果你说比相对比例，那么亚述人、罗马人、希腊人早就干过更狠的事情，比如征服敌国后，屠杀丁壮，尤其是挑出知识分子屠杀以毁灭文化，然后把妇孺贩为奴隶，平毁城池，连土地都要撒上盐(对游牧民则是烧毁草场)，防止遗民复兴。考虑到当时的技术水平，这比纳粹杀犹太人恐怖多了。
  　　　　
  　　　　作者自己应该也意识到了光是600万的数字不足以惊人，他也强调，关键问题不仅仅是屠杀，而是由国家名义号召去屠杀，由一个官僚机构去屠杀，参与屠杀的大部分人都不必负担道德责任。其实呢，这个也和过去的几千年的历次屠杀没什么大区别。蒙古骑兵护送大汗灵柩回草原，所过之城皆屠，理由当然也很充分，比如大汗圣灵不能被人打扰云云。如果说由一个官僚机构，明确以屠杀为目标去实施计划，那么罗马人灭迦太基时就有类似的事情。历史上，许多大国为了摧毁对方的战争潜能，经常派轻骑深入敌国，屠杀青年，掳掠儿童，也是统帅很明确的指示，与个别部落、军官的抢劫行为完全不同。至于说实施屠杀的大部分人不必负担道德责任？这种事情也很多啊，在许多屠杀里，比如说土耳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杀亚美尼亚人，那是真正的种族灭绝，在这里，屠杀是光荣，不要偷偷摸摸地干，即便要亲自动手，屠杀也不是道德负担。在许多大战中，军人把平民赶在军队之前做前锋，以削弱对手实力与士气，在粮食充足的情况下，抢掠\毁灭对手控制区的民用物资，从而迫使对手分出军用物资供养难民，这种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蒙古人在发石机上装上传染病人的尸体，又何必为可能发生的瘟疫而做噩梦？总而言之，犹太人被屠杀的每个细节都不是新鲜事情。即便在工业化社会，也并不比布尔战争或英国策动的巴拉圭战争更另人发指。
  　　　　
  　　　　既然二战对犹太人的屠杀并不比历史上类似事件更可怕，那么作者因此对整个文明的发展而大发感慨是否过头呢？我们还得看看历史背景。
  　　　　
  　　　　霍布斯鲍姆对欧洲历史的总结很不错，他说了，从工业革命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差不多1个多世纪的好世道。甭管外面怎么折腾，相对一部血火写就的人类历史，那段时间绝对算的上太平盛世。当然，咱们都知道那段时间世界并不太平，中国有太平天国，有甲午战争；比利时国王在刚果殖民地成篮子的砍人手，弄死了一半土著；克里米亚战争和日俄战争，还有美国内战都打的天翻地覆。但那都不是在欧洲啊，要么在大西洋以外，要么在维也纳以东，欧洲本土还是很和谐的。要是说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那就更和谐了。其中的关键在于：世界上还有许多地方没瓜分完毕，内部谁偷懒，谁多吃多占，谁对贫富差距不满，都可以通过欺负殖民地来解决，所以一片太平盛世景象。
  　　　　
  　　　　1914年前后的形势完全不同了，不同在哪？我们注意到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表面上看这和第一次世界大战风马牛不相及，但事实上，辛亥革命代表的是农业社会旧秩序彻底倒台（中国显然是最强的农业国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呢？代表的是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已经彻底摧毁了农业社会的旧秩序——殖民地瓜分完毕，再不能靠扩张来解决问题了。所以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对欧洲旧秩序来说，既然外面没得抢，就得内部解决问题，统治集团之间要打仗，无产阶级对统治集团要革命，中产阶级要获得与实际作用相符的权利，从此欧洲一片大乱。
  　　　　
  　　　　大资产阶级暂时还把持上层建筑，所以他们发动战争，无产阶级在战争中出力出命却一无所获，所以他们拥护革命。至于中产阶级，他们不喜欢革命，也看不惯既没用又多吃多占的大资产阶级（以及旧贵族），要搞法西斯！这就是二十世纪前半程的主旋律。两次世界大战各杀了几千万人，协约国支持的白卫军搞叛乱，致死 800万人，革命政权和自称革命的政权镇压敌人，以暴力维护生存并推行被认为是绝对价值的革命规则，也要了上百万的人命。轮到中产阶级动手，他们既不能象大资产阶级和军事贵族那么老套，也不能象红色帝国那样冲动，他们以精密的工业化方式进行屠杀。这就是让作者惊叹的大屠杀了。
  　　　　
  　　　　为什么法西斯要杀犹太人？这里有三个原因，一是因为他们要清洗旧资产阶级，打破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传下来，以明确的私有产权为基础的早期资本主义秩序。这个资本主义时代不需要他们了。其次，其实中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以及旧贵族联系还是很多的，界限也不清楚，打破旧制度不需要全部杀掉旧资产阶级，杀鸡骇猴就可以了。正好犹太人是旧资产阶级中一个比较独立的集团，于是拎出来清洗。第三，法西斯运动比起旧秩序来说长进了一些，知道迎合群众，利用群众力量，这就需要制造一个敌人。犹太人从圣经时代就和主流有隔阂，拿他们当敌人很安全，还可以利用反犹情绪。所以，最后犹太人就倒了霉，虽然他们并不比吉普塞人或其他被一齐清除的民族更倒霉。（没人纪念其他被屠杀民族，更重要的是，没人为他们索赔）
  　　　　
  　　　　前面说了，这屠杀并不比历史上类似的事件更可怕，不过呢，这事一是发生在太平盛世以后，二是发生在最发达、最富裕、最“文明”的中欧。所以对作者那代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触动特别大，让他们有天塌下来的感觉，好比大户人家子弟，吃了苦以后要多发点感慨。一定要把自己经历过的苦头特别提出来说一说。而忘了这是几千年以来人类社会一贯的传统。开出来的药方自然也就不会对。作者觉得工业化、官僚化、技术化杀人真的厉害，可这是整个社会的变化啊，不止杀人机器如此。人类社会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杀人的器具更精良了，耕作、生产用的东西也更好用了，这能说明什么？我不好说人类进步了，但起码你不能说人类因此就堕落了。但这个作品把罪过在很大程度上归于极权，归于国家对社会的干涉，归于官僚化和泛道德化，不管本意如何，在苏联和传统共产主义运动墙倒众人推的年头，往往会被人借题发挥。我看今天许多人的书评，大抵如此。咱们要承认苏联及那一代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也不应该把官僚化和国家对社会的过多干涉看做革命的必然组成部分，但官僚机构和国家对社会的干涉并非天生就有原罪，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说远了，回到大屠杀的话题，大屠杀为什么得以成为大屠杀？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如此排斥大屠杀？为什么通行了几千年的规矩到我们这里要受批判？这个还要回去看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几千年下来，马克思用唯物主义来概括，也就是弱肉强食，靠物质力量说话。竞争的胜利者就是正确者，真理和正义随着胜利者的转移而改变，旗鼓相当的时候就是用大炮射程来划分各种真理的适用范围，从来没有什么绝对价值。为了某个集团或某个阶层的真理，人类可以进行种族灭绝，可以故意制造饥荒，可以悬赏去买平民的人头，可以把别人当商品出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些倒霉的牺牲品甚至往往不被看做是同类。从弱肉强食的角度来说，从尼安德特人的灭绝到以色列人攻克耶利哥城再到贩卖黑奴，唯一在人类社会通行的规则就是物质竞争规律。在这样的世界上，大屠杀本身不是问题，一切以竞争结果为准，如果屠杀对自己有利，就做，不利则不会乱杀人以泄愤。朱元璋曾以胜利者的身份做出总结：“朕遭时丧乱，初起乡土，本图自全。及渡江以来，观群雄所为，徒为生民之患，而张士诚、陈友谅尤为巨蠹。士诚恃富，友谅恃强，朕独无所恃。惟不嗜杀人，布信义，行节俭，与卿等同心共济。”其中一句“不嗜杀人”说的很准确。“不嗜杀人”不是不杀人，不是不屠城，而是不以屠杀为乐，但也绝不以屠杀为忌讳，这样的人方能取天下，才能制订规则。在过去的时代，这是唯一能阻止大屠杀无限扩大的力量。人类之所以不会被少数疯子杀光，原因也正在于此。
  　　　　
  　　　　近代以来，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带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现象——全球经济的统一。在这以前，无论是亚历山大的冒险、阿拉伯骑兵的征服，还是蒙古帝国的武功都不能打破各地在经济上的分立状态。到了19世纪，蒸汽轮船、铁路和运河彻底破除了以农业手工业为基础的地域经济。共产党宣言对这一过程写的很清楚，我就不多说了。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则，统一的经济基础带来统一的文化。从此，人类开始有了一些共同的评判标准，而且越来越多。这个过程是从欧洲开始的，在很大程度上要受欧洲19世纪太平盛世的影响。正是这一过程让我们以超出物质竞争规律的角度去评判世界，我们可以说某件事情做的对不对，好不好，而在这以前，通行世界的标准只能让我们说这件事是否有利于某个集团增加自己的力量——在这以前，对同一件事的正义性，不同的文明可能有完全相反的评价。正是依据这个标准，我们说大屠杀是恶行，说共产主义值得追求，说资本主义蔑视自由——是蔑视，而不是破坏自由，资本主义的核心是资本扩张，为了这个目标，资本可以通过代理人支持自由或践踏自由，但并不刻意的去破坏它。这本书的作者也正是按照这个标准去批判大屠杀的，遗憾的是，他把这个事件孤立出来看了。
  　　　　
  　　　　前面已经说了，犹太人大屠杀并不是非常值得单独讨论的一件事情，共产主义者应该在更高的角度上，把它放在整个人类历史里来看。我们没必要因此苛责作者，不过要知道他的局限性。三国演义里郭嘉说袁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也,所谓妇人之仁耳”。作者看不到两一次世界大战和二十世纪其他的苦难，却试图用犹太人大屠杀来阐述把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体现了欧洲知识分子因为历史背景而具有的局限性,说他一句妇人之仁断不过分（ps 我不歧视女性啊，习惯说法而已）。其实，如何死掉很重要吗？为了英国或德国的世界霸权而光荣的死，和死在纳粹的毒气室下，有区别吗？对于要建立一个新社会的共产主义者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历史的负面遗产，必须一并解决，而不是单独对某个问题上纲上线。
  　　　　
  　　　　到现在为止，历史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受竞争规律影响，在许多地方，真理还要受大炮的限制，但这不等于没有绝对价值。最起码，我们都谴责大屠杀。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以超级大国去掠夺小国也要在绝对价值里找个借口。或许你说这是伪善，但假的起码比没的好，社会毕竟在进步。这不是什么资产阶级人性论，而是共产主义的基础。如果否认这一点，共产主义的先进性就只剩下更强，更有效率了，这其实是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的极端形态，不是共产主义！我们要打破的是几千年甚至几十万年的弱肉强食进化规律，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这才是共产主义的本质。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大屠杀，避免以前人类的罪恶。资本主义之所以是我们的敌人，是因为资本主义坚持把历史的决定权留给竞争规律，把大屠杀这种事件发生或不发生的决定权放到人类社会以外，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
  　　　　
  　　　　06 12
•   我觉得那时的日本很难说是一个现代国家，而作者强调的是在一个理性至上的现代国家发生类似大屠杀的灾难性事件的可能性。不过我个人还是对作者对日本造成的大屠杀只字未提有点失望
•   是啊，这个好歹得研究下
•   即使是最完善的制度大概也不是完美的.安东尼奥尼那种"我只关心人"算是对制度不"善"的一种补充力量吧.
  第一点中的利他考虑是针对谁说的呢,社会的决策层?
•   鲍曼的主要观点就是理性制度造成了迫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距离感，从而使迫害者对于自己的行为造成了他人伤害这点没有直接的体验，这其间还包含着将受害对象的非人化、官僚体系运行等等，比如一个负责执行按电钮来释放毒气的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会认为自己该为这场屠杀负责？
  利他是从人与人、个体与个体之间最直接的接触来说的，这里可能涉及到牺牲小部分人来保全大部分人的理性，以及自我保全的理性，这两种理性其实都是对他人生命的毁灭弃之不顾的借口。比如，有一个正在被追捕的犹太人向你寻求保护，希望躲在你家里，但是收留他可能会给全家人的生命造成威胁，这时到底是选择理性而赶他走，还是出于一种最原始的不愿见他人受苦的善或感情，从而收留他？
•   li shi zong shi zai jieshi sha ren you li ...ai ...
•   一个英国人写的关于佛教的书？堪比一个共产党达官写的日本。
•   有些地方恕我没看懂，似乎你是在强调：人性的本质还有二战之前欧洲人歧视犹太人的积习比鲍曼所谓的“现代性”更应该对大屠杀负责？你这里还是误解了鲍曼的意思：
  首先，鲍曼并没有否认大屠杀之前人类历史和人性的黑暗之处，他感慨的是：正是因为现代技术和官僚的狼狈为奸让如此高效的大屠杀得以发生（这是以前的人类历史非常罕见的），也让人们不再承担起审视自身道德的职责（我只需做一个好工人、好专家，这事最终符不符合道德，是国家的事）——简单地说，现代性让人类本性中的罪恶放大，成为一股人类都难以控制的力量
  其次，鲍曼对现代性的抨击还有一点：整个现代社会就像一家以经济利益为唯一目的的高效高速的公司，如果个人道德再被抹杀的话，大屠杀必定再次出现
  最后，也许鲍曼实际上比你还悲观：他看到了人性之恶是再反思也无法改变的，只不过希望用一些方式来将这恶限制到一个比较小的层面上
  还有你说的杭州飙车案，如果鲍曼来分析的话，他肯定会强调飙车者个人要承担的绝对道德责任——因为这不是一个官僚机构或科研机构策划的谋杀
•   把人化约成某种机制、某种制度，这种杀人方式可能是任何现代性制度都做不到的。
  制度、现代性什么名词都是人造的，它的内容也是由人构成的。以一种组织形式来掩盖人本有的特性那就是杀人。如果说这种组织形式只对某种人类特性有放大性影响，那也要在一种可重复、可证伪的条件下得出结论，否则也就是伪科学、是宗教、是感情宣泄、是意识形态，最终也是杀人利器。
  大屠杀这种事情只有震惊和警惕，人伦丧失还要找个原因的人，也就是圣经里面往妓女身上投石头的人。研究大屠杀，不反求诸己，那也就和杀人者无异，或者混碗学术饭吃。
•   其实抛开这本书，我可以完全赞同你上面的这段话，但用来说鲍曼和他这本书，我则不大可能认同
•   您认为，作为一个本身就深受迫害的东欧犹太人，鲍曼该如何反求诸己呢？难道说大屠杀都是我们犹太人自己的错？
  也许我这么说有点钻牛角，那我退一步，假设鲍曼说：大屠杀是让人震惊的，我们应该反思人类、反思自我在这罪恶事件中是否负有责任，是否成为了帮凶？——但实际上，这个意思在我看来和鲍曼在本书中的结论几乎完全一致！鲍曼抨击的，就是现代性对个体道德责任的抹杀和遗忘（注意，这么说并不是将罪责推给抽象的“现代性”，因为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个个体所构成的，个体觉悟了，现代性就会是另一番面目！），他呼求的，正是每个个体负担起道德责任：在错误的体制之中，我们是否能够为了自保而同流合污？在同类惨遭侵害之时，我们是否应该幸灾乐祸或无动于衷——就像米沃什在菲奥里广场所描述的那种冷漠一般？
  你举的杭州飙车案很不适当，可否再举一例来反驳鲍曼？
•   既知理性主义犯下的滔天大罪，为何还对宗教如此偏激？
•   　　　如果说要解除屠杀的未来可能性，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要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这是唯一的方式。
  恐怕也不是这么简单就可以做到的
•   楼上说的有道理.阿伦特指责犹太人不反抗,伯林则认为反抗是不可能的,伯林因此不喜欢阿伦特.阿伦特在艾希曼身上看到了平庸带来的恶,这种平庸,就是道德的缺乏.
  此外回星条旗:宗教与理性主义都是偏激的,所以自由主义要求的是中道
•   @梦亦非
  阿伦特的确指责犹太人的不反抗,但这只是她应该说到的,那些诋毁的人(我以为),只是他们不愿意反思自身作为一种选民的心态吧,这事情犹太人自己也有问题...
  柏林的说法我倒是没去好好看
  平庸的恶的话....也是韦伯所说的现代官僚体制带来的一种副作用
  不过我也更愿意看做一种道德的缺乏,虽然更多身处其中的角色并不一定就能够说是平庸的恶,但艾希曼肯定是一种平庸的恶
  没有专门去找资料~~对犹太人的事情也还是有些不明了
  宗教和理性主义都不可偏执一方,宗教在启蒙运动下已经逐渐开始回归其本身了,应该说.而理性的危害,恐怕还需要很多年才能够为大众所领悟
•   建议你读<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极权中的道德问题,哈耶克早就解释过了,恶与善是从运动的角度出发去界定的,所以是反道德的
•   @梦亦非
  那本书啊,以前读了几道,不过很多地方还没有完全懂
•   写地很好
•   我刚看完这本书，但我对历史了解太少了，挺喜欢这篇文，虽然觉得意识形态色彩相当重，致使他的观点不可避免的具有局限性。就像欧洲知识分子的作者一样。
  还有关于历史上几次帝国崛起的死亡数据，能列举得详细一些吗？最好不光是感性上的描述，这样说服力比较强。因为这也是他批驳作者的主要论据。
  我理解作者的意思是，由于极权和官僚化，致使这次大屠杀有别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如果把之前的屠杀归因于前文明的野蛮表现，这次的大屠杀便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不是现代性发展的不完满，野蛮还在，而是一种现代理性的产物。
  马前卒的意思是不是，如果以共产主义的理想为真正的理性标准，也就是最后一段说的那样，那大屠杀和之前的任何一次一样都还只是文明之前的产物？
  　　
•   马前卒的意思我理解是：
  1.这次屠杀与以往并无本质差别，但欧洲的资产阶级由于在工业革命后过了一百年的好日子对其感受特别强烈。
  2.这次屠杀被另眼相看的另一个原因是：在资本主义扩张到全球之前，人类各集团没有共同价值观，只有竞争规律在其支配作用；在这之后则由共同经济基础带来了共同的文化，使得这样的大屠杀受到了共同文化的共同谴责。
  3.共产主义不能只追求竞争优势而无视绝对价值，恰恰相反，共产主义只有把绝对价值作为构建自身的一部分才能真正有别于资本主义。而不能像资本主义那样认为竞争本身才是要真正维护的，就是“通过个体的恶来达到集体的善”。
•   也许是翻译的问题？不过脉络确实不太清楚。
  最上面的评论说出了一些观点，不过至于问题本质，似乎都没说到点上？
  也许书作者的意思是历经几百年的理性化，最后导致的是以理性为名义所做出的极端疯狂的行径？
  也许可以归结于一点：人有什么权力决定别人的命运？
  始终存疑
•   这个马前卒就是属于那种到处找观点东拼西凑来炫耀的一类人，实际上很难提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很讨厌这种做法。
  为什么不能写让人能读得很明白，很简洁的读后感呢？难道写得多就是好吗？不喜欢这种泡沫式的东西。
  实在忍不住说两句，因为我觉得鲍曼写得很好，本来想看看一些有深刻解读的文章来得。
•   还没看完这本书，其实我也不是很喜欢马前卒的评论。意识形态的色彩很重，感觉根作者不是用同一种语言，用不同的方法解读。
  这个大屠杀跟以前的屠杀相不相同，我不敢说。即便以前也有同样规模的屠杀，我觉得也是不同的。作者似乎想说，本以为文明会杜绝这种事，但结果是反过来文明和理性导致疯狂？
  这跟共产主义和绝对价值有什么关系，我不是很明白~
  胡说八道而已
•   ……无语……
•   终于在09年到来之前搞定这本书了，脉络还可以了，比起另一本鲍曼的著作《通过社会学去思考》翻译不知强了多少。
•   本文作者显然没有理解鲍曼对现代性的理解，和道德社会学的建构过程。。。这篇文章不过是化功大法而已
  至少，是没有完整的把书仔细的读过
  最后一章提到了列维斯特劳斯对“吞噬型”和“排泄型”社会的描述，已然解释了两种屠杀类型的不同。
  而且，本文的观点确定无误的踩在了鲍曼批评的对大屠杀的一种解释类型中，即大屠杀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过是一种不文明状态的再现。
•   这篇评论跟鲍曼的书貌似没有联系嘛。。
•   评论好多地方曲解了鲍曼的意思。楼主认为的大屠杀人数未必比其他屠杀及战争多、在性质上和其他屠杀无区别都是鲍曼在书中批评过的观点。
  鲍曼认为正是这种自以为是、沾沾自喜的态度使得对大屠杀的记忆趋于符号化和冷漠化。
  鲍曼认为大屠杀值得所有国家、种族的人们警醒的原因是它颠覆了我们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其产生的条件在当下依然存在，如官僚制导致的道德冷漠、过度理性化引起的软弱、思维一元化引起的狂热以及对人类能力过度自信等。谁又能保证类似的事情不再上演？
•   奇葩，奇葩评论里的奇葩，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