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是怎么"说事儿"的

出版时间：2010-10  出版社：安徽大学出版社  作者：沈东  页数：220  字数：212000  

前言

　　由于长期居住在海外，我获得大部分国内资讯的方式是网络，但每次回国还是会看电视，带着人类学考察的心态看。有一次回国期间，我告诉一个朋友：网络上的中国和电视上的中国，简直不是一个中国啊。朋友不屑地答：火车站的中国和飞机场的中国，还不是一个中国呢。　　我的意思是，网络，尤其是草根网站，往往火药味很重，人们直抒胸臆，大鸣大放，从邓玉娇到杨佳、从“躲猫猫”到“楼倒倒”，网络成了一个刀光剑影之地。相比之下，一打开电视，往往是歌舞升平，捷报频传，一个电视台在唱红歌，另一个在唱劲歌，第三个台没唱歌，但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沈东的这本书《电视是怎么“说事儿”的一个栏目生存的传播学研究视角》，就是通过对一个电视节目——《当代工人》的分析，来透视电视上的中国。

内容概要

本书从内部全面详细地跟踪了一个“主流”电视节目的全部“日常工作”。这让读者得以了解，电视上那看似连贯的几十分钟的故事画面，是如何像流水线上的产品那样，被装配成型的。对局外人来说，电视制作看上去高深又专业；但对局内人来说，却是另一种痛苦的难产过程。
本书试图用一种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态度，去重新审视“可以很八卦”的一个个细节。电视习惯地是说别人的故事，但是当电视自己成为故事主角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同样的一套分析工具，去拆开“故事套故事”的毛线团。

作者简介

沈东，新闻学科班出身，继而转投传播学门庭。爱空想，也爱操刀实干。曾经，并且现在仍扮演的“劳工”角色，计有：电视撰稿人、记者、晚会执行导演、节目策划人。顶着中国传播学会会员的头衔，除发表学术论文之外，主要的工作则是“调查与研究”后分析数据、写报告。承传播学学术规范的严格要求和分析工具的通用性，所做过的项目从市场分析到科研论证，时不时能摆脱纯粹“传媒”或者“新闻”范畴的束缚。后遗症是，常常在给学生上课或独自发呆的时候，对“传播学”三字的界定，有点恍惚。
现为中国传媒大学教师，讲授传播学及新闻实务等课程。

书籍目录

第1章变化中的电视生产环境——问题界定及理论工具
第一节变化中的电视生产环境
第二节研究目标的确定
第三节研究方法
第四节综合的研究方法
第2章文本——节目中的工人
第一节修辞性结构——节目形态
第二节脚本结构
第三节句法结构
第四节主题结构
第3章节目生产者
第一节记者
第二节节目生产的直接组织者——栏目
第4章外部影响力量
第一节作为个体的观众与模糊的大众
第二节利益团体
第5章结论
第一节政策环境下嬗变的“工人”内涵
第二节媒介环境：政治与市场的双重矛盾
附录
参考文献
后记

章节摘录

　　从她提交申请，到拿到这张电视台发出的“采访证”，也经过了相当漫长的一个过程。如果说记者证只是对于记者这一特殊社会身份的一般性标识，那么中央电视台颁发的“采访证”，由于和中国最高级别的电视机构所发生的是直接的联系，在事实上给持证者带来的是更特殊，或者说更区别于一般的象征性资源。　　这对于持证者来说，自然是一种主观上被认可、被接纳为组织正式一员的心理过程。而这张采访证在外出采访的过程中，也确实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区别于一般记者证的是，这张制作精良的，同时由于类似于胸卡所以让人一目了然可以看到上面的中央电视台字样的证件，能够在很多场合，给采访对象或者联系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往往能够起到通行证的作用，而不会遭到关于证件本身的盘问。在外采访拍摄，对于《当代工人》这一主要制作非敏感性话题的栏目来说，虽然基本上都会有接待单位的人员陪同，在行程上会非常顺利，但是仍然存在一些环节，超出了接待单位本身的管辖范围或是联系能力。　　在这些场合，往往需要编导自己处理对外打通关节的工作。小到通过门卫保安，大到与相关单位接洽，如果能够持有相应的采访证，在很多时候都要方便得多。在好几次大谈话节目的制作过程中，负责的编导，或是栏目组的相关人员需要和不同的部门沟通协调的时候，主编就把自己的采访证借给他们，关照以防万一，如果对方要求出示任何表明身份的证件时可以用到。虽然这张采访证，只在一些特殊的场合，比如进地方政府或有关部门的大院时才用到，但是由于其同时表明记者身份，以及中央电视台的象征资源，区别于任何一般的通用的记者证。所以，和另外一个编导持有的正式记者证相比，这张采访证的使用频率要更高。而有意思的是，那种正式的记者证，在采访过程中根本用不到，所以现在已经过期失效。由于在电视台内部的身份不同，一线采编人员能够持有证件的资格也不相同。电视台一线采编人员的高流动性，给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虽然有现实的需要，但是不给每一个编导发采访证，也是出于严格管理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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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是怎么“说事儿”的——一个栏目生存的传播学研究视角》，就是通过对一个电视节目——《当代工人》的分析，来透视电视上的中国。　　由于沈东既是一个作为旁观者的学者，又是一个介入式的电视人，所以《电视是怎么“说事儿”的》中既有学理性的视野和分析，又有内部人的亲身经历，写得扎实通透。一个如此丰富的时代产出如此之少的智识，不得不说令人遗憾。如果一代电视人错失了身边故事的巨大矿藏，损失难以追回，那么我们至少希望，有人描述、分析这个失之交臂的过程，沈东做的，正是这样一个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