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家陌生人

出版时间：2010/9/28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作者：拉加．薛哈德（Raja Shehadeh）  页数：328  译者：郭品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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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後記／一個巴勒斯坦之子的正義追索　　那是一九九四年的夏天，我接到一通拉姆安拉醫院院長打來的電話，「一個很有可能就是殺害你父親凶手的人剛剛坦承罪行。他從希伯崙被送到這裡，肚子上有嚴重的槍傷。你想來這裡看看這個人嗎？」　　自從那位希伯崙軍事總部的警官否認這同一個人招認殺害我父親，至今已經悠悠過了六個年頭。　　病患受的傷是在希伯崙住家附近被人從駛過的車上開槍射擊。當地的醫院不肯收他，大家曉得他是殺人凶手和通敵者。所以他被送到拉姆安拉，醫院也予以救治。接下來的幾天，我反覆尋思是否要去醫院看這個我已經追索超過八年的男人。我密切留意他的傷勢。我知道他狀況不佳，他發出惡臭，有一條腿被截肢。人家告訴我來了個身分不明的訪客，他整天臥床，呻吟不斷。接著他哥哥來探望，人家形容他哥哥陰沉凶惡。「像隻野獸一樣。」他帶了一顆西瓜，病房不准攜帶食物，不過誰敢出面阻止。兄弟倆剖開紅肉西瓜，用手抓了就啃，吸吮汁液，滴得到處都是。沒多久同房的病患就要求搬走，換房的要求得到核准，醫院裡人人曉得離他們遠一點為妙。幾天後病患傷勢惡化，呻吟聲加劇。他死了。我沒有去看。　　那個禮拜正值我四十三歲生日，父親出現在我夢裡。我們一起整理家中幾個架子的東西，他過來給了我一個擁抱，他的頭靠在我的肩膀和胸膛。我們非常親密和快樂，場面溫暖而慈愛。當時我感覺或許在凶手死了之後我父親的靈魂得到平靜，或許更可能是因為我終於能夠敞開胸懷迎接我的父親，如今我可以卸下追索殺父凶手的重擔和罪惡感。這是長久以來我第一次夢見父親顯露出接納、慈愛和平靜。　　在這之後又過了十二年，這名死在拉姆安拉醫院的男子千真萬確是謀殺我父親的凶手才得到最終的證實。消息來自我的朋友，一位英國歷史學者，他從一名看過安全部門秘密檔案的以色列前任內閣部長那裡聽到這件事情。如今證實了我長久以來的懷疑，和我父親謀殺案調查有關的痛苦回憶──我畢生最難熬的那兩年──一一浮上心頭。那些我寄予信任、負責這場調查騙局的人不僅從一開始便知道凶手的身分，他們還利用我的弱點，故意誤導我。　　警探聲稱謀殺者來自拉姆安拉的基督教家庭，他們就在我們事務所隔壁開店。他們持續拘留被指控的人，接著，在沒有講明他是無辜者的狀況下將其釋放，故意讓我知道他是頭號嫌犯，只可惜他們缺乏明確的起訴證據。他們一定希望我會動用自己手頭的法律，用這種方式他們就可以讓全世界看到巴勒斯坦人有多麼原始落後，即便像我這樣口口聲聲把法治掛在嘴上的人也不例外。如同歷史上每一個殖民者那樣，以色列一貫企圖讓巴勒斯坦人互鬥對立，驅使他們鋌而走險。　　那幾年是我這輩子最煎熬的時刻。是寫作救了我，讓我免於衰頹的絕望。七年之後，當奧斯陸協議簽署使我寄予以巴和談的希望破滅，我又經歷一次椎心刺骨的絕望。我遭受的精神死亡之苦應該和我父親八○年代初期忍受的相似，當時他已經覺得局勢無可挽回，和平的機會渺茫。要是他有寫下一生遭遇的天資和意願，或許還有轉圜的餘地，他卻只能告誡我唯有權力才是真的有用，不願意接受寫作同樣也是權力的一種行使，足以撼動人心，改變觀念，鼓舞力量朝新的方向前進；《我們一家陌生人》這本書的寫作救了我。　　如今真相大白，那麼過去我質疑的種種問題更迫切地回到檯面：凶手到底提供了以色列政府什麼東西讓他可以有恃無恐地謀害我的父親而免受懲罰？他是否幫助他們在土地交易上取得猶太屯墾區所需的資源？是否這是吸收其他通敵者的手段？或者他僅是一個受雇執行骯髒脅迫任務的小嘍囉？我曉得每個殖民政權都會從被殖民的百姓當中吸收通敵者。然而，對我傷害最大的是想到當我四處奔走，向以色列官僚和社會各個階層當中不同的官員和我父親的友人呼籲求助，不管是警政部長、調查小組的領導人，或者高等法院的法官，或者其他和我父親往來密切、正式前來弔唁的友人，他們統統一定知道凶手不可能被繩之以法，因為他替以色列政府立下汗馬功勞，享有特殊待遇的地位。　　在以色列似乎安全部門凌駕其餘的機構，控制著國家的走向。由它決定對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何者至關緊要。替一個追求和平的人伸張正義與卑鄙的通敵者之間，安全部門──與其身後的政府──選擇了後者。「安全」的霸權及其對政策的主宰並沒有隨著時間減弱，它會抓住任何東西來強化自身的主宰，由這一點看來，我父親謀殺案的調查適足以勾勒出兩個社會之間的巨幅圖像。好幾萬個居住在巴勒斯坦與以色列北方接壤的黎巴嫩的平民不分青紅皂白地慘遭殺害，以色列強大的陸海空兵力發動侵略和戰爭，他們誤以為這是保衛以色列國家所必須的手段，偏袒通敵者勝過追求和平人士依循的也是相同的邏輯。　　翻開以色列一九六七年戰爭的紀錄，研究歷史的人可以找到幾份會議檔案，與會者有我父親和其他來自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他們帶著和平計畫連繫以色列政府，想要在戰後迅速解決衝突。以色列的歷史學者、湯姆．斯哥夫（Tom Segev）在《一九六七，以色列，戰爭，以及改變中東的那一年》（1967, Israel, the War, and the Year That Transformed the Middle East）將這些巴勒斯坦人描述成「合作者」（collaborators），他寫道：「以色列的紀錄顯示他們對於合作者抱持一種矛盾的價值觀，他們既鼓勵又鄙視合作者。」這麼多年以來，以色列偏愛與合作者而非巴勒斯坦愛國人士打交道的立場始終沒有改變，正如我父親謀殺案的調查如此痛苦地顯示出來那般。從一九九一年馬德里國際和平會議我參與協商的個人經驗可以得知，相同的態度依舊占了上風。我父親提交他的和平方案過了二十四年之後，以色列依舊迴避那些追求協商擬定真正和平協定的巴勒斯坦人士，相反地他們拉攏可以和他們簽署屈服文件的合作者。不把和平當作自身安全的屏障，以色列反倒持續專門仰賴軍事武力，一味拒絕承認它的巴勒斯坦對手作為一個民族團體，如同所有的民族團體一樣，有自決的權力。　　去年夏天巴勒斯坦地方電視臺有位製作人找我，打算拍攝一部關於我的工作的紀錄片。籌備過程中派來訪問我的研究員問我是否想要討論我父親的謀殺案。就在那時我了解到如果同意這樣做，我得用殉道者（shaheed）指稱我的父親，否則在本地觀眾耳中聽起來會覺得很怪，「凶殺」（murder）一詞他們只會用來描述殺害一名通敵者。但我不能這樣做，在我眼中，殺害我父親的罪行絕對不是用殉道者來稱呼他就可以變得比較好聽。　　我父親是被一個替以色列政府效勞的卑劣的通敵者冷血謀殺。就是因為如此，以色列警探幫他遮掩可憎的罪行，未曾將他繩之以法。我所追求的俗世正義，不管是為了父親或為了更廣泛的同胞，絕對不是用神聖的字眼來昇華正義闕如的後果就可以妥協折衷，就讓宗教的問題和來世的一切留待其他的權威來論斷。　　這次經驗讓我了解到我心目中的正義和我自身社會其他許多人之間的距離，以及以色列促成了一個何等新奇的現實，如今必須處理新生一代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周遭圍繞的穆斯林的問題。教人傷心的是我居然沒有想到利用地方電視節目的機會論說我對俗世正義的信念，不過我又怎能希望自己做出具有強大說服力的陳述？我在父親謀殺案調查騙局當中所經歷的漫長痛苦的折磨，徒然見證這種正義蕩然無存而已。　　不過這已經超越我父親的個案。來到二十一世紀，巴勒斯坦問題依舊是最後少數殘存的例子之一，一個國家被殖民計畫進行宗教剝削以剝奪巴勒斯坦人的生存土地。我深深相信唯有這些奇特的歷史、宗教與國際法律歪曲受到挑戰，阿拉伯人和猶太人才能相互接納，如同我父親和我力所能為。那麼，到時候我們的家園再也不會有陌生人。　　拉加．薛哈德寫於拉姆安拉　　二○○九年　　　　　　　　　　　　　　　　

内容概要

多年之後，終究變得跟父親一樣，走上熟悉又陌生，那條回家的路 詩人吳晟、作家袁瓊瓊、《父後七日》編導劉梓潔　真情推薦 歐威爾文學獎得主拉加?薛哈德至情至深之作 紐約時報盛讚：以無比誠實寫就的美麗之書，擁有開放心靈的巴勒斯坦人，如此坦率！ 雙面書衣設計，跟隨人物隊伍進入他們的故事－－ 這一家人生猛又有力，要他們閉上嘴，根本辦不到！ 我的父親是一位律師，白手起家，大家都喜歡他但在一夕之間他被說是賣國賊，我成了叛徒的小孩失去一切的不只有我們家，還好有外婆，我們還有個小房子可以住外婆總說著以前的日子有多好，我有一天一定要去那個美麗的海濱城市 但外公老早包袱款款，自己跑去另外一個地方住，臨走前還預言，我們回不去了 這是怎麼回事？回家為什麼這麼難？ 而我們的家，什麼時候才不會再出現陌生人呢？ 這是一本回憶錄，說的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家庭革命。父親阿齊茲，以自身法律專業加上處理國際事務的背景，是最早倡言以巴制定和平條約的重要先驅；兒子拉加，創立巴勒斯坦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人權組織：阿勒－哈克。他們的故事發生在軍事政治暴力衝突嚴重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區；這齣超現實的鬧劇，笑中帶淚，歷史真相透過這一家人每天面臨的荒謬顯示了出來。 1985年，拉加在美國舉行新書發表會的同時，他的父親在拉姆安拉被人以刺刀殺害身亡。雖然阿齊茲身為推動和平的重要人士，但政府相關單位卻冷處理這件備受注目的案件。 「這就是大名鼎鼎的薛哈德一家」，拉加及全數家人感覺到的是悲痛，卻不知該從何憤恨；雖說這樣的遭遇，經過大風大浪的這一家人並非沒有準備，但是厄運真正發生在最親的家人身上的時候，任誰都無從負荷。《我們一家陌生人》在阿齊茲被謀殺的十七年後出版；父親歷經這樣的事件，讓拉加的日常生活充滿陰影，這也是一千萬巴勒斯坦人每天必須經歷的恐懼。 一生一世，父親和兒子最動人的回憶，巴勒斯坦的大江大海

作者简介

　　備受讚譽的自傳《巴勒斯坦的步伐》（Palestinian Walks）一書的作者，該書贏得2008年的歐威爾獎。他同時也寫了廣受好評的《鵯鳥止歌》（When the Bulbul Stopped Singing），曾搬上舞台劇演出。他是位住在拉姆安拉的律師和作家。他創立了開拓性的、無黨無派的人權組織「阿勒－哈克」（Al-Haq），成為國際法律人協會的分支機構，他還寫了數本關於國際法、人權和中東的書籍。

书籍目录

目次我們一家陌生人後記　一個巴勒斯坦之子的正義追索　文／拉加．薛哈德附錄　文／安東尼?路易士附錄　巴勒斯坦大事記

章节摘录

　　選文　第一章　　我們家，我出生的房子，原本是外婆的避暑別墅。這房子鄰近拉姆安拉（Ramallah）根深盤踞的山區，相當適合愜意的生活，然而有種惱人的感覺揮之不去，彷彿我們不該住在這種地方。三不五時有人嘀咕說我們家可以過更好的日子──可惜這種好日子徒然留在雅法（Jaffa）。聽大人講，雅法就像威尼斯那樣是大海的新娘，而拉姆安拉和海根本沾不上邊。雅法是一顆珍珠，一盞從水面浮現、鑲滿鑽石的提燈。拉姆安拉單調、冷清、落後，一個鳥不生蛋的山村。雅法繁華富庶：有一棟宅邸懸掛著油畫真跡，有我外公設施完善的「大陸飯店」（Continental Hotel），說到這間飯店，外婆老是掩不住得意誇稱裡頭餐廳的瓷器和銀製餐具足可同時服務兩百位賓客。我父親在努哈街（Nuzha Street）他的辦公室設置了一間蒐羅齊全的法律圖書館；雅法有法院，熱鬧的夜生活，一位來自特拉維夫（Tel Aviv）名叫朵拉的猶太女裁縫手藝精湛，我母親專門找她做衣服，雅法有卡普爾斯基（Kapulski）產地直送的美味糕點，還種了柑橘園。林林總總，最特別的是，雅法濱海處有小吃攤，我父母每每買好三明治，在薄暮的銀輝中閒步踩過金黃的細砂，冬天了無寒意的向晚時分潮浪拍岸，輕柔舒緩。　　童年時期這許多歡樂的想像令我無比嚮往！我暗自遐想生活可以過得何等燦爛，何等刺激，要是我們家還在地平線的彼端，還在那個耳聞許久，教人渴望一窺究竟的美麗城市。　　成長過程中令我傾心的這個雅法的印象版本多半來自外婆的薰陶。的確，儘管已經住在拉姆安拉超過三十個年頭，外婆還是個骨子裡格格不入的陌生人。她仍然是出身雅法的富貴人家，永遠都是海法（Haifa）國王路「納薩大飯店」（Nassar Hotel）老闆的千金和雅法法官薩林．薛哈德（Saleem Shehadeh）的夫人。身處拉姆安拉的窮鄉僻壤，她過慣了的那種日子早成過眼雲煙。她的眼眸永遠朝向天際，連帶地追隨她的凝望，我也學會避開當下，將目光傾注於遠邊的地平線。我對拉姆安拉山區實際的風土面貌並不在意，我只是把這地方當作觀察哨，眺望視力所不能及的所在，那個我未曾謀面的雅法。傍晚我們散步回家，來到山丘頂點準備沿路下坡返回家門時，外婆要我先停下腳步：「你看，」她會說。「你看地平線那邊的光。」她默然虔誠地佇立。我站在一旁，牽著她柔軟溫熱的手，屏住呼吸，全神貫注面朝放光的地平線，想像被這些彩霞映照的地方是什麼樣的所在。有多少年我形同人質，被他人的回憶、感受和態度籠罩制約，而我無力割捨。我所依附的「地方感」非我本人所有。但我從來也不覺得自己有必要去主張這種權利。老人家畢竟見多識廣，這種事聽從他們的教誨我想也是理所當然。　　※　※　※　　住拉姆安拉時我們家離海有好一段距離，但只要天氣晴朗，還不至於遠到無法望見海面。杯狀的山陵層巒疊嶂，朝海連綿而去。這些山被取名叫松雞、鴨子、天鵝，簡直像一群翻飛的禽鳥，轉過身子背對著我們這邊。　　從我們家可以細細觀察群山相連夾擁的谷壑，地表有如波濤湧動的海面，從我腳下蜿蜒往地平線的方向垂降，遠遠望去，景色時而收攏，時而開闊。我們家恰巧是地理位置絕佳的觀察哨，由近而遠，可以眺望我成長過程中不知聽過多少點滴的西岸。　　乾涸的谷壑兩側呈現不同的地質樣貌。有的地方岩塊嶙峋，有的地方栽種成片的橄欖樹和葡萄樹。每天依時辰推移會呈現不同的色調，早晨是鮮明強烈的白色、棕色、綠色。到了正午，浮雲緩步飄蕩，雲影投落，天空滑行的雲朵持續製造深深淺淺的陰影。日落時分，夕照餘暉映射石灰岩巨礫和岩壁，形成條狀的光紋，群山染上瑰紅的晚霞。不一會，西邊吹來潮潤的海氣，山岩變得柔和，覆上一層神祕的絲絨藍幕，眼前只見朦朧。秋天來臨的時候，溼氣會變得很重，我們早晨醒來發現群山之間布滿茫霧，看起來就像厚厚白雪積成的海洋。　　和外婆不同，父親幾乎絕口不提雅法的事，至少對我們、對他的小孩不提。忍受著憤怒和沮喪，同樣身處這片山野的他到底心裡做何感想？他憤怒嗎？沮喪嗎？聽見母牛飢餓的哞叫聲和嘮叨不休的里夫塔（Lifta）難民 ──他們從西耶路撒冷（West Jerusalem）的村莊來到此地，霸占了對街偌大的無人空房 ──他對排泄物飄散的氣味可會嗤之以鼻？他手頭正在處理驅趕這些難民的案子。他總是以嘲弄的眼神輕描淡寫掃過拉姆安拉群山，專注張望地平線的遠方，白天淺藍的海天一線，夜裡閃爍的燈火列陣。夜復一夜他佇立不動，氣息若有似無，簡直像被遙望的景色擄獲，一古腦兒想像彼方發生的點點滴滴，那個被他拋諸在後的明亮的雅法世界。拉姆安拉山區只見棕色的野薊和石塊，一片了無希望和未來的不毛之地。他部分的生命活在遠方，活在明亮的地平線彼端；其餘的部分活在冷寂、蕭索的祖母的避暑別墅，對面還有里夫塔難民惱人的母牛臭味。　　涼風老是不停從山間有如通過漏斗般吹來。我習慣眺望附近的山群，紓解住家範圍狹小的窘迫感。在我眼中它們是未經馴服的荒野，這般近，如此遠，一片充滿希望和神祕，等待我去探索的天地──然而此刻還是含潮的海風從我父親神話般的雅法吹拂穿越的風斗。　　房子有兩間臥室供我們一家六口窩居。風呼嘯穿過院子裡的松樹，夏天清風習習；一入冬季，房子原本阻隔性就不佳，強風夾帶溼氣將大樹的松針颳落，冰冷的室內更添蕭瑟。狂風沒完沒了的呼嘯讓我膽戰心驚，每道猛烈的風浪都令我加倍渴求父母親溫和平靜的雅法之冬。　　※　※　※　　我父母的朋友當中有好些人早在一九四七年便搬離此地。他們有錢，在別的地方有房子，或者有親戚可以投靠。他們打算在外地待到戰事結束。母親還記得她到街上一一數過從前登門造訪的朋友家，已經人去樓空。城裡人口數一直縮減。我們家還待著不走是否盤算錯誤，父親也拿捏不定。他們當時有個兩歲大的女兒，母親肚子裡又懷了第二胎。他們終日惴惴難安，不知道小孩子會不會沒有東西吃，也不知道全家的安危如何。　　後來，一輛載運柑橘的卡車設法躲過檢查站的盤查，將車開進市中心。駕駛人員是猶太極端團體斯特恩組織（Stern Gang）的手下，他們留下置放炸彈的卡車，爆炸威力不懂得挑揀對象，死傷極為慘重。　　這次意外引發城裡新一波的遷居潮，不過我父母還是決定按兵不動。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港市海法落入猶太人的武裝勢力範圍，母親的親戚有不少人被迫避往黎巴嫩（Lebanon）。情勢很明顯，下一步的目標就要輪到雅法。四月二十六日猶太復國主義右翼組織伊爾貢（Irgun）開始以迫擊砲向雅法開火，切斷曼謝區（Manshieh quarter）──離我父母親住的地方不遠──和主城的連繫。砲火鎮日轟擊下，日常生活根本難以為繼。阿拉伯國家的軍事組織渙散，亂無章法，英國似乎也袖手旁觀，讓猶太軍力為所欲為。我的父母親感到任人宰割，一點保障也沒有。　　我的父母親是表兄妹。他們兩人的父親都在年輕的時候便離開拉姆安拉，再也沒有回來過。祖父在耶路撒冷經營一家周報和一間印刷廠，我父親便是在這裡成長。外公是雅法地方法院的法官，母親也在此出生。我父親一九三六年於雅法開設法律事務所，一九四五年和母親結婚，婚後定居雅法。外公在拉姆安拉興建一棟避暑別墅，夏天時他會帶家人來這裡躲避雅法的高溫溼熱。家眷一安頓好，外公就跑到奧地利去享受他自己的年度假期。若不是有這間別墅，爸爸媽媽還會離開雅法嗎？這個問題永遠沒有答案了。拉姆安拉的別墅離雅法這麼近，剛好提供足夠的理由吸引他們做出抉擇。四月時分搬到此地可以免除一些軍事小衝突侵擾雅法生活造成的艱苦和危險。等到局勢平靜下來再搬回來就好了。原本的打算是離開兩個禮拜。許久以來我一直不懂為何他們會把避鋒頭的時間設定為兩個禮拜，後來才曉得依父親的如意算盤，最糟糕的結果不外是根據聯合國的規劃，將巴勒斯坦分割成猶太與阿拉伯兩個國家；要是局勢果真如此發展，雅法預定歸屬於阿拉伯那邊。英國撤離的時間定在五月中旬。父親選在四月底離開，他認為兩個禮拜之後就會大勢底定。孰料巴勒斯坦的百姓拒絕接受聯合國的安排，同時猶太人覬覦更大的領土──他們可以藉由發動戰爭達到目的。到頭來兩個禮拜延續成永久。　　五月十四日，父母親離開雅法已經過了三個禮拜，以色列建國並且宣告其領土超過聯合國保留給猶太人的範圍。雅法也涵蓋其中。這下父親無處可回了。但就算父親對離開雅法的舉動感到自責，這種悔恨之情很快也被六月十七日當晚發生的事件消弭殆盡。　　「當天晚上沒什麼風，暖洋洋的，」後來我聽到父親向友人轉述，「我們在外面陽臺一直坐到很晚。最後進去屋內已經十一點了。過了兩個鐘頭，門口有人敲門把我吵醒。門一開發現我的好朋友畢夏拉醫生站在那裡，看起來憔悴而虛脫。之前他不肯跟我們一起離開雅法，自己跑到呂大（Lydda）繼續行醫。看見他深夜突然出現真把我嚇了一跳。我這輩子永遠也忘不了他那副神情。他完全變了樣，在我面前就像個陌生人。他的臉比以往拉長了，兩邊臉頰中央刻下兩道紋路。他顯得蒼白、畏縮。細瘦的雙唇發黑，嘴巴乾癟。不過最觸目驚心的還是他棕色眼珠流露的神色。幾個晚上失眠形成的黑眼圈還不算離譜，然而畢夏拉醫生的瞳孔有如呆望著內在深處。那不是因為睡眠不足而導致的眼神憔悴。那種晦暗，承載著深沉的痛苦與困惑的表情驚懼而空洞，一種完全無力招架的空洞。往常充滿熱情與關懷的眼神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他沒有辦法表達自己親眼目睹的恐怖。」　　「儘管滿肚子疑團想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我一句也沒有問。我輕輕扶著醫生來到客廳的沙發。他所經歷卻說不出口的恐怖使我心神不寧。隔天早上起床之後，我們發現數以千計的難民從呂大和拉姆勒（Ramle）一路跋涉，成群擁入拉姆安拉，他們被迫從沿海的城市流轉到山城拉姆安拉，說起沿途遭遇的悲慘和艱辛，每個人都有講不完的故事。」　　頭一個冬天帶來拉姆安拉前所未有最惡劣的暴風雪。父親說那種降雪似乎把溪谷對面的山丘和我們家房子的距離拉近。山丘龐然的駝峰覆蓋冰雪凝塊，看起來好像愛斯基摩人堆砌的圓頂巨屋。沿著山勢往西側緩降，連綿的積雪不時被順著臺地蜿蜒的深褐色線條輪廓截斷，臺地上星羅棋布種植著橄欖樹。更遠處沿著地平線群山保留未被冰雪覆蓋的景致，一如往常青色的植被閃爍著微光：一片和諧的青色交響曲。　　拉姆安拉擁進了三萬個難民，大部分的人只能選擇救濟組織提供的帳篷棲身。相較而言，我父親的處境沒那麼淒慘，至少頭上還有屋頂遮蓋，儘管這房子歸丈母娘所有。不過拉姆安拉落腳的權宜之計變成永久居留，三年之後，我就在這棟遙對雅法的山區的避暑別墅誕生。　　後記：一個巴勒斯坦之子的正義追索　　那是一九九四年的夏天，我接到一通拉姆安拉醫院院長打來的電話。「一個很有可能就是殺害你父親兇手的人剛剛坦承罪行。他從希伯崙被送到這裡，肚子上有嚴重的槍傷。你想來這裡看看這個人嗎？」　　自從那位希伯崙軍事總部的警官否認這同一個人招認殺害我父親至今已經悠悠過了六個年頭。　　病患受的傷是在希伯崙住家附近被人從駛過的車上開槍射擊。希伯倫當地的醫院不肯收他；大家曉得他是殺人兇手和通敵者。所以他被送到拉姆安拉，醫院也予以救治。　　接下來的幾天，我反覆尋思是否要去醫院看這個我已經追索超過八年的男人。我密切留意他的傷勢。我知道他狀況不佳，他發出惡臭，有一條腿被截肢。人家告訴我來了個身份不明的訪客，他整天臥床，呻吟不斷。接著他哥哥來探望。人家形容他哥哥陰沉兇惡。「像隻野獸一樣。」他帶了一顆西瓜。病房不准攜帶食物，不過誰敢出面阻止。兄弟倆剖開紅肉西瓜，用手抓了就啃，吸吮汁液，滴得到處都是。沒多久同房的病患就要求搬走。換房的要求得到核准。醫院裡人人曉得離他們遠一點為妙。幾天後病患傷勢惡化，呻吟聲加劇。他死了。我沒有去看。　　那個禮拜正值我四十三歲生日。父親出現在我夢裡。我們一起整理家中幾個架子的東西。他過來給了我一個擁抱，他的頭靠在我的肩膀和胸膛。我們非常親密和快樂，場面溫暖而慈愛。當時我感覺或許在兇手死了之後我父親的靈魂得到平靜。或許更可能是因為我終於能夠敞開胸懷迎接我的父親，如今我可以卸下追索殺父兇手的重擔和罪惡感。這是長久以來我第一次夢見父親顯露出接納、慈愛和平靜。　　在這之後又過了十二年，這名死在拉姆安拉醫院的男子千真萬確是謀殺我父親的兇手才得到最終的證實。消息來自我的朋友，一位英國歷史學者，他從一名看過安全部門秘密檔案的以色列前任內閣部長那裡聽到這件事情。如今證實了我長久以來的懷疑，和我父親謀殺案調查有關的痛苦回憶――我畢生最難熬的那兩年――一一浮上心頭。那些我寄予信任、負責這場調查騙局的人不僅從一開始便知道兇手的身份，他們還利用我的弱點，故意誤導我。　　警探聲稱謀殺者來自拉姆安拉的基督教家庭，他們就在我們事務所隔壁開店。他們持續拘留被指控的人，接著，在沒有講明他是無辜者的狀況下將其釋放，故意讓我知道他是頭號嫌犯，只可惜他們缺乏明確的起訴證據。他們一定希望我會動用自己手頭的法律。用這種方式他們就可以讓全世界看到巴勒斯坦人有多麼原始落後，即便像我這樣口口聲聲把法治掛在嘴上的人也不例外。如同歷史上每一個殖民者那樣，以色列一貫企圖讓巴勒斯坦人互鬥對立，驅使他們鋌而走險。　　那幾年是我這輩子最煎熬的時刻。是寫作救了我，讓我免於衰頹的絕望。七年之後，當奧斯陸協議簽署使我寄予以巴和談的希望破滅，我又經歷一次椎心刺骨的絕望。我遭受的精神死亡之苦應該和我父親八○年代初期忍受的相似，當時他已經覺得局勢無可挽回，和平的機會渺茫。要是他有寫下一生遭遇的天資和意願，或許還有轉圜的餘地。他卻只能告誡我唯有權力才是真的有用。他不願意接受寫作同樣也是權力的一種行使，足以撼動人心，改變觀念，鼓舞力量朝新的方向前進。《我們一家陌生人》這本書的寫作救了我。　　如今真相大白，那麼過去我質疑的種種問題更迫切地回到檯面：兇手到底提供了以色列政府什麼東西讓他可以有恃無恐地謀害我的父親而免受懲罰？他是否幫助他們在土地交易上取得猶太屯墾區所需的資源？是否這是吸收其他通敵者的手段？或者他僅是一個受僱執行骯髒脅迫任務的小嘍囉？我曉得每個殖民政權都會從被殖民的百姓當中吸收通敵者。然而，對我傷害最大的是想到當我四處奔走，向色列官僚和社會各個階層當中不同的官員和我父親的友人呼籲求助，不管是警政部長，調查小組的領導人，或者高等法院的法官，或者其他和我父親往來密切、正式前來弔唁的友人，他們統統一定知道兇手不可能被繩之以法，因為他替以色列政府立下汗馬功勞，享有特殊待遇的地位。　　在以色列似乎安全部門凌駕其餘的機構，控制著國家的走向。由它決定對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何者至關緊要。替一個追求和平的人伸張正義與卑鄙的通敵者之間，安全部門――與其身後的政府――選擇了後者。「安全」的霸權及其對政策的主宰並沒有隨著時間減弱。它會抓住任何東西來強化自身的主宰。由這一點看來，我父親謀殺案的調查適足以勾勒出兩個社會之間的巨幅圖像。好幾萬個居住在巴勒斯坦與以色列北方接壤的黎巴嫩的平民不分青紅皂白地慘遭殺害，以色列強大的陸海空兵力發動侵略和戰爭，他們誤以為這是保衛以色列國家所必需的手段。偏袒通敵者勝過追求和平人士依循的也是相同的邏輯。　　翻開以色列一九六七年戰爭的紀錄，研究歷史的人可以找到幾份會議檔案，與會者有我父親和其他來自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他們帶著和平計畫聯繫以色列政府，想要在戰後迅速解決衝突。以色列的歷史學者，湯姆．斯哥夫（Tom Segev）將這些巴勒斯坦人描述成「合作者」（collaborators），他寫道：「以色列的紀錄顯示他們對於合作者抱持一種矛盾的價值觀，他們既鼓勵又鄙視合作者。」　　這麼多年以來，以色列偏愛與合作者而非巴勒斯坦愛國人士打交道的立場始終沒有改變，正如我父親謀殺案的調查如此痛苦地顯示出來那般。從一九九一年馬德里國際和平會議我參與協商的個人經驗可以得知，相同的態度依舊佔了上風。我父親提交他的和平方案過了二十四年之後，以色列依舊迴避那些追求協商擬定真正和平協定的巴勒斯坦人士。相反地他們拉攏可以和他們簽署屈服文件的合作者。不把和平當作自身安全的屏障，以色列反倒持續專門仰賴軍事武力，一味拒絕承認它的巴勒斯坦對手做為一個民族團體，如同所有的民族團體一樣，有自決的權力。　　去年夏天巴勒斯坦地方電視臺有位製作人找我，打算拍攝一部關於我的工作的紀錄片。籌備過程中派來訪問我的研究員問我是否想要討論我父親的謀殺案。就在那時我了解到如果同意這樣做，我得用「殉道者」（shaheed）指稱我的父親，否則在本地觀眾耳中聽起來會覺得很怪，「兇殺」（murder）一詞他們只會用來描述殺害一名通敵者。但我不能這樣做。在我眼中，殺害我父親的罪行絕對不是用殉道者來稱呼他就可以變得比較好聽。　　我父親是被一個替以色列政府效勞的卑劣的通敵者冷血謀殺。就是因為如此，以色列警探幫他遮掩可憎的罪行，未曾將他繩之以法。我所追求的俗世正義，不管是為了父親或為了更廣泛的同胞，絕對不是用神聖的字眼來昇華正義闕如的後果就可以妥協折衷。就讓宗教的問題和來世的一切留待其他的權威來論斷。　　這次經驗讓我了解到我心目中的正義和我自身社會其他許多人之間的距離，以及以色列促成了一個何等新奇的現實。如今必須處理新生一代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週遭圍繞的穆斯林的問題。教人傷心的是我居然沒有想到利用地方電視節目的機會論說我對俗世正義的信念。不過我又怎能希望自己做出具有強大說服力的陳述？我在父親謀殺案調查騙局當中所經歷的漫長痛苦的折磨徒然見證這種正義蕩然無存而已。　　不過這已經超越我父親的個案。來到二十一世紀，巴勒斯坦問題依舊是最後少數殘存的例子之一，一個國家被殖民計畫進行宗教剝削以剝奪巴勒斯坦人的生存土地。我深深相信唯有這些奇特的歷史、宗教與國際法律歪曲受到挑戰，阿拉伯人和猶太人才能相互接納，如同我父親和我力所能為。那麼，到時候我們的家園再也不會有陌生人。　　拉加．薛哈德寫於拉姆安拉　　二○○九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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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家陌生人》形同一部預知父親死亡紀事。作者拉加．薛哈德以自傳體追憶、甚或追悔成長過程，與投身法律及政治工作的父親，在其遇刺終局前，漫長的衝突。衝突，在於父親對於兒子自我主體追尋中，展現的巨大巍峨身影；也在於身處以色列占領的歷史境遇下，巴勒斯坦人主體行動、思考的關鍵性抉擇。戰爭在此一如劇場，內爆、震動、陌生化了舞台上微小個人的情感良知，特殊如父子至親，卻又普遍如境內人民，以致同屬一家，卻彼此隔閡疏離。」　　－－新銳作家、著有《你逐漸向我靠近》，與李瑞騰合著／李時雍　　「一名律師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