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琐记

出版时间：2009-10-1  出版社：中华书局  作者：吴咏慧  页数：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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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旅途中，读到《纽约时报》（2008年8月5日）报导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辞世的消息，心中甚觉怅然。当年他在哈佛毕业典礼上，振聋发聩、大气磅礴的讲演，至今记忆犹为深刻。　　苏联解体，此公返归祖国，但所持文化保守的论调，与时局格格不入，遂过着隐士般的生活，逐渐为人们所淡忘。记者尚言到，新时代的年轻人甚至只知其名，而未知其人，遑论拜读他的大作。　　三十年前，怀着前往“西方取经”的宏愿，远渡重洋，到哈佛进修。其时名师云集，诸如哲学的罗尔斯（John Rawls）、心理学的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社会学的贝尔（Daniel Bell）、思想史的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百家齐鸣，交织成一部波澜壮阔的交响曲。身临其境，聆听人间知识的曲目，何其幸运。　　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大师逐一殒落，哈佛也迈入一个“无大师的时代”。但这种自由、多元、独立的学术精神，却深植我心，且影响了日后自己治学的取向，而受用无穷。抚今追昔，感激万千。

内容概要

　　三十年前，怀着前往“西方取经”的宏愿，远渡重洋，到哈佛进修。其时名师云集，诸如哲学的罗尔斯、心理学的科尔伯格、社会学的贝尔、思想史的史华慈，百家齐鸣，交织成一部波澜壮阔的交响曲。身临其境，聆听人间知识的曲目，何其幸运。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大师逐一陨落，哈佛也迈入一个“无大师的时代”。但这种自由、多元、独立的学术精神，却深植我心，且影响了日后自己治学的取向，而受用无穷。诚如詹姆斯所言，哈佛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培养独立自主的人格。因此，真正的哈佛人无需魂牵梦萦，而是勇往直前，开疆辟土，追寻美丽的新世界。

作者简介

　　吴咏慧，原名黄进兴，1950年生于台湾。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受业于史华慈、余英时两位先生。曾任教于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与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2008年荣任台湾中研院院士。著有《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优入圣域》、《圣贤与圣徒——历史与宗教论文集》、《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半世纪的奋斗》等。

书籍目录

谢词新版序前言爱憎交加哲人之怒哲学祭酒但是先生学舍讨论会哈佛的一天—知识的拾穗跛足的英雄哈佛的两位莎士比亚没有爱的“爱的故事”资本主义训练营遗憾三部曲遗失的七个部落“美丽踏实”心灵的探索者重返哈佛后记附录古典的回顾——韦伯的《中国之宗教》哈佛法学教育二三事（赖英照）这样的吴咏慧（翟志成）余英时高徒黄进兴——他醉心于后现代，还有孔庙（李怀宇）

章节摘录

　　爱憎交加　　索尔·贝洛（Saul Bellow）在他的一部思想性的文学名著《赫佐格》（Herzog）中，曾有一段如是的叙述：男主角赫佐格因受婚变的打击，迟迟无法在理智与感情上接受这个预想不到的事实，有一个大风雪天，他喝得烂醉倒在路上，幸亏有个报摊的老头救了他一命。赫佐格从宿醉中醒来，在床上茫然地望着这个老头，问为何要如此仁慈地对待他？这位老头答说：“先生，你平时到我的摊子买报纸，不像其他哈佛出身的人那么盛气凌人，这就是为什么。”　　虽然《赫佐格》是部小说，贝洛却能很细腻地把美国人心目中的哈佛描写出来。一些发生在我周遭的事情又可和贝洛的叙述相互印证。　　1978年的圣诞夜，一位朋友刚到美国，邀我去新泽西州他的亲戚家度假。从纽约搭上灰狗巴士，由于时辰已晚，外面黑天暗地，加上风雪交加，看都看不清楚，两人糊里糊涂就提前下了车；车外一片茫然，气温很低，冻得直发抖。想找个住家问路，但走了老远都看不到一栋房子，心里十分着急，心想两人沦落在异乡的荒郊野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如何是好？好不容易看到公路的十字口，刚好闪着红灯，停着一辆车子，急忙赶上前搭个便车；没想到坐在驾驶座上的一个美国老太婆，在车内连连摇手，喊着：“No!No！”竟然不顾红灯，就将车子开过马路，其惶恐之状宛如见到“赤军连”或“华青帮”。不过心想在这么偏远的地方，突然跑出两个状甚狼狈的东方人，意图不明，自己也免不了七上八下。想到这儿，心里稍微宽解，不再做“人心不古”之叹。　　虽然失望，还是得向前摸索。四周一片静寂，一层白纱似的薄雾罩住马路，偶尔还能听到远方的车声，但车子像是在迷宫里兜转，从未出现在我们眼前。走了好一阵子，眼睛酸痛得直掉眼泪，鼻水也不停地流下来，显然是受冻了，相看对方一副涕泗纵横的模样，仿佛饱受人间的委屈，至为心酸。　　到底时值圣诞节，上帝仍然眷爱世人，好不容易看到雾中有一朦朦胧胧的房状影子，走近一看，果然是个社区。挨家挨户地敲，屋内的人从窗户看到两个陌生的东方人，都执意不肯开门，喊了几声亦充耳不闻，令人怀疑是否因为经济不景气，这一带居民把“保留给圣诞节的博爱精神”（Christmas spirit）也消耗殆尽了？灵机一动，厚着脸皮使出最后的法宝，找了一家灯火通明的屋子，敲了门，在屋主上了门链开个小缝时，就赶紧递上“哈佛学生证”。果然生效。屋主是位老太婆，很亲切地接待我们，问长问短：“受冻否？要否喝杯咖啡？”等等。然后还很具爱心地开车送我们到目的地，途中还告诉我们，三十年前她叔叔也是哈佛的学生，全家至今仍为他感到骄傲。　　第一天到哈佛报到，一位香港来的梁姓侨生给我实施新生求生训练。他的告诫中，只有一项我比较不了解，就是晚上十点以后到“哈佛广场”（Harvard Square）游逛时，倘若碰到成群不良少年询问是否为哈佛学生时，就直接答：“不是！”否则免不了挨揍，因为这群孩子都是受不了家庭“望子成龙”的压力，又一辈子进不了哈佛，于是以找哈佛学生的麻烦来泄愤。前些日有个电影，片名就叫《老天救救我们》（Heaven Help Us），也可反映这类青少年的心态。剧中主角之一，是位教会学校的高中生，为了方便来日进入哈佛，刻意求取优异的成绩，不惜抄袭作假，甚至委曲求全奉承蛮横的老师。故事的结尾是这位学生突受“启蒙”，不再迷恋哈佛，和其他学生一起挺身反抗暴君式的先生。在片中，哈佛成了象征虚荣、不成熟与邪恶的渊源——也就是无辜的代罪羔羊了。　　某次，在美国中西部搭“中央航空公司”（Central Airline）的飞机，由于是螺旋桨的老飞机，离地面只有数百米，地上的麦田与农庄一览无遗，景色十分宜人。正在享受耳目之乐时，旁边添了个乘客，一看就知是个“庄稼汉”，他很礼貌地和我寒暄。当他知道我是哈佛的学生之后，我的耳朵就没有休息过：“台湾在哪里？产石油吗？”我答说：“没有。”“那你怎么可能去哈佛读书？”“不知道。”“你是贵族吗？”我只好用沉默来做无言的抗议。下了飞机，我还在自度自己是否长得有点像阿拉伯王子？　　有一次，朋友开的啤酒屋，伙计突然出了车祸，他们夫妇赶着去善后。我正好路过洛杉矶，只好见义勇为，粉墨登场。那段期间电视频频报导移民局扫荡非法劳工，到处风声鹤唳。唯恐遭受无妄之灾，有顾客上门，我总是老实自白纯属救人之急，并解释一下自己的身分。那一天，我和另一位小伙计不停从冷冻库搬啤酒出来，还要应付那些“每事问”的顾客，他们似乎以为哈佛的学生上自天文、下至地理都要知道一半方才够格。　　美国是个人主义的社会，个人的隐私不但受到尊重，并且受到法律的保护，可是也造成意想不到的结果：人人似乎都有“心事谁人知”的苦闷。因此报摊、杂货店、酒吧就变成他们闲聊、吐苦水的集体心理治疗场所。我听了他们的牢骚，总是安慰他们：个人无法控制的社会因素要对个人的不幸与挫折负绝大的责任。从前课堂上听来玄之又玄的“目标迷失”（goal disorientation）、“文化失序”（cultural dislocation）等等概念，这时正可派上用场。听了我很具学术味道的解释，人人皆大欢喜，个个称赞是不同凡响的高见。言下之意，颇有相见恨晚之感。这些朴质的顾客，聊完天，大惑顿解，心里畅快。个个扛着一箱箱冰冻的啤酒，准备同去酩酊大醉，以便庆祝生命的重生。　　午夜十二点，一结算业绩，竟然打破这家店开业三年以来最高营业额。为了怕被抢劫，还请了当地警长前来关门（这家小店曾被抢过）。这件事可以说是我留学生涯最成功的“企业经验”。　　一本颇受美国女性欢迎的时髦杂志-《今日妇女》（Today’s Women），前些年有篇文章综述美国女人对美国男人的观察，其中一项是：“如果一个美国男人是哈佛毕业的，在五分钟之内，他会有意或无意地告诉你他出身哈佛。”不久之前，我偶遇一位中国长者，彬彬君子，状似谦和，递给我一张片子，赫然印着“哈佛毕业”。可见《今日妇女》的观察虽不中亦不远，所不同的是在东方世界“一分钟即要决胜负”，哪待得上五分钟呢？　　哲人之怒　　1977年12月，“国际现象学会”在波士顿成立，四方俊彦集。《纽约时报》为此还做了特别报导，文中并附了一张以哈佛大学克朗凯厅为背景的照片；除了一位我认识的老教授外，照片中的学者个个意气昂扬，似乎暗示着欧陆哲学的大宗-现象学-终于打进这个西方解析哲学的重镇，并且还在该校举行成立大会，简直是“直捣黄龙”了！　　照片中还有远从法国来共襄盛举的现象学大师吕刻（Ricoeur）教授。当天他做了一个演讲；从他的现象学观点，大肆抨击亨普尔（Hempel）的历史理论。亨氏本为享盛名的科学哲学健将，那天竟然成为大会祭旗的牺牲品，也算与有荣焉了。　　如果把照片中的人物稍加分析，就会发觉竟然没有一位来自哈佛哲学系本科的教授，不知是否集体“恶意的缺席”（注），或者无言的抗议？但再次印证了一项观察：欧陆哲学与英美解析哲学之间相互的沟通似乎仍然遥远得很；不仅谈不上“同情的了解”，甚至彼此都不承认对方是在从事有意义的哲学活动。这使我想起来，前不久，还有一位教授公然嘲讽海德格尔（Heidegger）的哲学是白痴的产物呢！　　那天下午，读完书走出图书馆，在布告栏的海报上看到这次聚会的消息，匆匆忙忙，忘了刮胡子、换衣服，就径自跑到克朗凯厅。记得我悄悄地推开大厅的正门，马上就感觉到室内温馨的气氛与外面风雪交加的寒冬，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个温馨的感觉是由暖气、厚红地毯与四面橙黄的墙壁交织而成的，其中当然少不了群哲交谈的声浪。可是我并没有和这片热络的气氛打成一片，冰冷的耳朵突然接触到室内的暖气，变得又痒又痛。　　刚好赶得上演讲前的鸡尾酒会，与会人士男的西装笔挺，女的晚礼服曳地。只看到侍者穿梭其间，忙着递上香槟与小点心。场内的哲士轻提着高脚杯，侃侃而谈；偶尔传来几许笑声（大概是智慧火花迸裂的时刻吧）。台上的女钢琴家，还有小提琴手似乎伴奏着这首新谱成的“哲学奏鸣曲”，以至浑然忘我。看他们沉醉于理性的思辩，好像世界的苦难明日就将获得解决。这种洋溢着希望与信心的知识气氛，只能亲受，无法言诠。　　看了这一幕，遥想魏晋玄谈的境界，顶多也不过如此，突然觉得自惭形秽起来；因为有些人已经开始注意到我这个披头散发、衣衫不整的东方人，贸贸然地闯进。他们看我的眼光，使我想象到747的旅客刚刚看到日本“赤军连”的模样，只差自己头上没有绑上“必胜”的带子，否则就更像了。正想回头从这地方消失，突然有位仁慈的老先生把我叫住。原来是史教授，想来他早已看到我局促不安的窘态；便走过来把我带到一边，问长问短，使我觉得自然、舒服一点。　　大会的焦点自然是吕刻教授，长得瘦瘦高高，有鹤立鸡群的气概；四方之士就像众星拱月似的围绕着他，倾心地聆听他的话语。史教授虽然初次与吕刻教授结识，但同样为本会的创始人，关系当然不同。这位老先生一向对中国学生厚爱有加，竟然走过去从听众中把吕刻教授“借”过来。同时也把我拉到角落，一五一十地介绍一番。史教授接着对吕刻先生说：“我这个学生头脑装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满腔不合时宜，我在他那个年纪从来没有想过那些复杂的问题，不信我叫他请教你几个问题。”　　我想当时我的脸色如果不是苹果红，就是猪肝色，像被赶上架子的鸭子没有路可走。为了不辜负老先生的“知人之明”，只好穷思力索，用那蹩脚的英语，结结巴巴地提了一个问题。我问说：“吕刻教授，您与德国的伽德玛（Gadamer）是举世公认的现象学大师，能否告诉我们您的学说与他基本上有什么不同？”本来一般就认为伽氏比较属于原创性的思想家，吕刻则比较属于学识渊博的学者。　　这个问题想必问着要点，吕刻先生听了很兴奋地作答。他说，他极够资格答复这个问题，因为伽德玛的名著《真理与方法》（Truth and Method）就是由他移译成法文，介绍给法国学术界，所以他对伽氏的理论有很精到的理解；比起伽氏，他自己的理论更着重历史层面的问题，特别在诠释学（hermeneutics）方面。　　吕刻教授讲话声调很高，可能用外语说话的缘故，手势特别多，全身都有动作，表面看来似乎是很神经质的人。我一方面要很努力适应他法国腔的英语，另一方面又要理解他谈话的内容，眉头不禁皱得紧了一些。吕刻教授误以为我不相信他的解说，竟然冒出一句话：“你得要相信我！”其实这句话是多余的，我对大师级人物早就佩服得五体投地。　　史教授站在一旁本来微笑不语，见状连说：“好问题，问得好。”听到如许的赞语，内在的“自我”（ego）猛然有无限膨胀的舒适感。那时年轻气盛，不知持盈保泰的道理，忍不住想多提一个问题以便滋润那久已萎缩的“自我”。　　我忙着问：“昨夜刚巧读到利瓦伊斯特劳斯（Levi-Strauss）的《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利氏主张知识与实体之间并无连续性质，所以现象学的方法根本行不通。不知尊意为何？”只听到吕刻教授颤抖地叫了一声：“白痴（idiot )！”我还未从他的声浪中苏醒过来，不知何时他已走回人丛。当时我不敢斜视史教授脸上的表情。　　不些时，演讲正式开始，吕刻教授上台先致贺词，然后才进入本题，接着史教授上台担任主评，特别提醒吕刻先生，欧洲人并非唯一具有强烈历史意识的民族，至少中国人就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史教授评论完，其他人士相继发言，各自发挥一番，颇有百家争鸣的盛况。结果各种言论杂陈，全场就是没有人理会亨普尔理论的真意为何；个个像似唐吉诃德，不落人后地对稻草人做勇猛的冲刺。包括我在内，从演讲开始，就忘记亨普尔是何许人，心中老是盘旋着：吕刻先生的“白痴”指的是我，还是利瓦伊斯特劳斯？　　注：“absence of malice”原为法律专用词汇，意为“没有恶意的过失”。但此间竟将一以此为片名的电影译为《恶意的缺席》，只好入境随俗一番。本文全属个人式的主观语言，意不在客观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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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校训：让柏拉图与你为友，让亚理士多德与你为友，更重要的，让真理与你为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