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0-1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钱穆 页数: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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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余八十生辰,即撰述《八十忆双亲》一文,嗣又续撰《师友杂忆》一书,毕生往事常在心头者,几若无遗。八十三、四岁,双目忽病,不能见字,不能读书,不能阅报,惟赖早晚听电视新闻,略知世局。又以不能辨认人之面貌,畴人广座,酬应为难,遂谢绝人事,长日杜门。幸尚能握笔写字,偶有思索,随兴抒写。一则不能引据古典书文,二则写下一字即不识上一字,遇有误笔,不能改正。每撰一文,或嘱内人搜寻旧籍,引述成语。稿成,则由内人诵读,余从旁听,逐字逐句加以增修。如是乃获定稿。费日费时。大率初下笔,一小时得千字已甚多。及改定,一小时改千字亦不易。内人为此稿所费精力亦几相等。余九十一生辰屡犯病,大惧此稿不得终迄。内人告余,未读稿已无多,心乃大定。直迄于余九十二生辰后又百日,而全书稿乃定。此稿共分三大部,一宇宙天地自然之部,二政治社会人文之部,三德性行为修养之部。大率皆久存于心,偶尔触发,漫无条理,又语多重复。
内容概要
《晚学盲言(套装上下册)》是作者在86岁时患眼疾以致“不能见字、不能读书”的情况下,自己口述,夫人笔记,然后口诵耳听一字一句修改订定。终迄时已92岁高龄,故题日《晚学盲言》。《晚学盲言(套装上下册)》共三部分,九十个专题,第一部分是“宇宙天地自然之部”,第二部分是“政治社会人文之部”,第三部分为“德性行为修养之部”。虽篇各一义,却相贯相承,每篇均是两个命题的对举,如整体与部分,抽象与具体,常与变,道与器,权与能,礼与法,雅与俗等等,或是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要义的综括,或是其对中西文化异同的归纳,均博而返约,致广大而尽精微,可谓是作者晚年对中西文化异同的一次总结性的盖棺论定。
作者简介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并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经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武汉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江南大学等学校教授。1949年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
书籍目录
序上篇 宇宙天地自然之部一 整体与部分二 抽象与具体三 时间与空间四 常与变五 自然与人文六 变与化七 道与器八 物世界与心世界九 道与理一○ 中庸与易简一一 质世界与能世界一二 人生之阴阳面一三 灵魂与德性一四 大生命与小生命一五 天地与万物人生中篇 政治社会人文之部一六 国家与政府一七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一八 政与学一九 政党与选举二○ 权与能二一 国与天下二二 政治与社会二三 群居与独立二四 群与孤二五 中国家庭与民族文化二六 中国文化中之五伦二七 五伦之道二八 中国五伦中之朋友一伦二九 中国文化传统与人权三○ 简与繁三一 尊与亲三二 色彩与线条三三 礼与法三四 教育与教化三五 操作与休闲三六 生命与机械三七 共产主义与现代潮流三八 道德与权力三九 道义与功利四○ 创业与垂统四一 帝王与士人四二 风气与潮流四三 自然与人为四四 组织与生发四五 雅与俗下篇 德性行为修养之部四六 生与死四七 乐生与哀死四八 性与命四九 平常与特出五○ 公私与通专五一 公私与厚薄五二 情与欲五三 天地与心胸五四 己与道五五 心之信与修五六 为己与为人五七 性情与自然五八 手段与目的五九 传统与现代化六○ 历史上之新与旧六一 辨新旧与变化六二 内与外六三 安定与刺激六四 器与识六五 孟子论三圣人六六 中与和六七 人物与事业六八 知识与德性六九 学问与知识七O 知识与生命七一 知与情七二 修养与表现七三 为政与修己七四 进与退七五 积极与消极七六 存藏与表现七七 人世与出世七八 宗教与道德七九 平等与自由八○ 文与物八一 静与减八二 广与深八三 多数与少数八四 福与寿八五 同异得失八六 德与性八七 尊与敬八八 德行八九 客观与主观九○ 理想与存养
章节摘录
不仅政治史为然,即学术思想史亦然。中国学术思想即为寻求此一生命总体而加以认识,并求加以充实发挥光大,此之谓道。道亦一体,而有生命性,故能不断继续有其生长与变化。此体亦有部分,但各部分仍相会通,非可独立,更不容相争。如古代经学,亦文亦史亦哲,有政治有社会有人生,共相会通,《诗》三百首即然。若专以文学或政治视《诗经》,则浅之乎其视《诗经》矣。《诗》然,《易》亦然,《尚书》《春秋》亦然。倘疑《春秋》何得称为文学,则《春秋》之一辞褒贬即其文学,读《公羊》《毂梁》两传可知。倘疑《易经》何得称为史学,则《易》言商周之际一语,便可证其为史学。然若谓《春秋》是文学,《易经》是史学,则又不然。要之,当观其总体,不就部分论,乃庶得之。其他子史集三部亦然。但未有不志于道而能成其学者。道即人之总体生命所在。西方学术又不然。必分别为各部分,而不成为一总全体。如文学,如哲学,如科学皆然。至如史学,必会通各部分各方面以成,故于西方学术史上属最后起。又有政治学社会学,亦各分别独立。而中国又不然,宁有不通其他诸学,而可独立自成为一套政治学与社会学。此可谓之不知道,亦不知学矣。于是而论为人。人之为人,则是一总体,非部分。西方观念各治一业,各得谋生,即为一人。中国则认为此只一小人,非君子,非大人。君者,群也。必通于群道,通于人生总全体之大道,乃得为一君子,一大人。中国人讲一切学问思想,亦在求为一君子,不为一小人。如只为一小人,则亦如一架机器,虽各有其用,只限于部分之用,各自独立,无自由,不平等。人为机器所使用,如一电机工人,则其人为电机所使用。如一文学家,其人即为文学所使用。西方人乃重视此等用,各专一门,互不相通,称为一专家。其自由乃为其专门所限。中国人则谓“君子不器”,做人不当如一架机器,限于专门一用途。纵谓其有生命,亦仅一小生命,乃生命中之一部分,而不得通于生命之总全体。此则终是人生一大憾事。中国社会亦是一总体。先秦以下,当称为四民社会,士农工商各有专业,合成一总体,乃同为此总体而努力。孟子日:“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劳心者即士,依近代语,乃一无产阶级,但实乃劳其心以为人。而劳力者则受劳心者之领导安排。故有产与无产,食人与食于人,乃相互融通和合,会成一体。或谓中国社会之士,乃从孔子儒家起。实则孔子以前已有士,如管仲鲍叔牙皆是。其实封建贵族亦即是士。如文王周公,实亦皆如后世之士。前如商代之伊尹,夏代之传说,亦皆士。孔子同时郑子产吴季札亦可谓之皆是士。士与贵族本不易分。亦可谓中国封建时代贵族平民本属一体,应称为氏族社会宗法社会。秦汉以下,则为四民社会。政府则成为士人政府,惟士乃得从政。孑L子日:“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士不当耻恶衣恶食,而农工商劳力者亦不得锦衣玉食,中国社会之经济人生,有一适当之安排。要之,重道义,不重功利,不以部分妨害总体为原则。故中国不重物质人生,而重精神人生。西方则古希腊主要为一城市工商社会,郊外有农人,则称为农奴,两者大有别,明其社会之不成一总体。如人身有五官七窍百骸四肢,又孰为主孰为奴。若分主分奴,即不成为一体。罗马则军人为主,而农亦为奴。马克思称希腊罗马为农奴社会。但谓其社会中有一部分为农奴则可,谓其乃一农奴社会则不可。马克思此语,可谓乃属哲学,非史学。其主唯物史观历史演进,乃以物为主,而人亦为之奴。故其分社会为农奴社会、封建社会、资产社会、共产社会,皆主物质经济条件,不以人与人道分。中国之四民社会,士在上,农工商在下,乃分人生职业为四,而共成一体,非有主奴之别。则非马克思所知。西方中古时期,除却封建堡垒贵族骑士之外,又有教堂林立。严格言之,可谓有人群,无社会。社会乃人群之总体,无社会,则可谓之有人而无群。近人谓西方乃个人主义是已。人必依于群以为人,个人相别,则俨如一物。故个人主义实亦与唯物主义相通。西方社会个人唯物,故有部分,无总体。中国社会乃一人群人道之社会,其部分则尽在总体中。倘称西方为一宗教社会,或庶得之。人类共信一上帝,乃有其综合性。但必死后灵魂上天堂,乃始见此道之真实。方其在人世,则恺撒事恺撒管,其道仍不见。近代欧洲除共信一上帝外,一切不离希腊罗马两型。资本主义之工商社会,则不脱希腊型。帝国主义之殖民政策,则不脱罗马型。资本主义必建基在机器上。苟无种种机器,则近代资本主义亦不得产生。而各项机器则由近代自然科学之发展而形成。故古希腊只得称为工商社会,而非资本主义社会。近代之资本主义社会,实应称之为机器社会。人群集合在资本之下而有组织,实则乃集合于机器之下,而始有其组织。然则人之生命,岂不寄托于无生命之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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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学盲言(套装上下册)》:钱穆作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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