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记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部  作者：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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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炎黄春秋》杂志“亲历记”栏目2000年-2009年十年所刊文章的精编集。这些文章所记录的，基本上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之间的人和事。这些文章的作者，也都是这段不到半个世纪的历史的见证人。
这些亲历者们见证了怎样的历史、还原了什么真相、采用何种视角、代表哪种利益、结论如何……这些，读者都可以去文中做出自己的判断。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他们所亲历和记录的这数十载，正处在中国社会三千年来未有之最大裂变时期，无数惊喜和苦难都蓄积于时间之河，在这一瞬间倾淌而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被清晰地刻画进每一个人的生命。

作者简介

吴思，历史学者。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炎黄春秋》杂志社总编辑。著有《潜规则》、《血酬定律》、《隐蔽的秩序》等作品，在国内引起广泛影响。

书籍目录

斯人斯语
我经历的西南联大民主运动何兆武
革命信念与我的风雨人生
我看守被监护的彭德怀
谢觉哉日记所记彭德怀几件事
我在“文革”中监管蒋南翔
胡克实自述： “文革”中的团中央
我与李雪峰的交往
毛家湾服务员披露林彪家庭生活内幕
江青折腾我拍“样板电影”
陈伯达是怎样在人民日报夺权的
张春桥追查“黑材料”的疯狂
从我亲历的几件事看康生
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
迎取刘少奇主席骨灰纪实
瞿秋白案复查纪事
我听叶剑英谈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
我为张学良将军送葬
最一次看望陈永贵
我们的1978
我亲历的“四五”运动
耀邦与我的两次谈心
胡耀邦向我们三鞠躬
不从乱命引祸端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我亲历的“潘晓讨论”
论文答辩受挫记
小平批准我卜大学
1992年一次不平凡的随行采访

章节摘录

　　革命信念与我的风雨人生　　刘英　　我是1925年在湖南长沙入党的，那时还是一个20岁的青年，没有想到一转眼我已是96岁并有76年党龄的老党员了。值此建党80周年之际，回顾我这一生在党领导下所经历的大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禁不住脑海里浮想联翩，感慨万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光辉的历史，然而同时也是一部历尽磨难的历史。只有她，能不断地战胜磨难，千锤百炼，显示其无比的光辉。对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能否在各种艰险环境下坚持不动摇，也是有无真正党性的实际考验。　　回想起来，我所经历的党史上的第一次大的磨难就是大革命的失败。1925年我入党时大革命正在走向高潮，处处是一派革命气象。可是哪里料到才两年多，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失败了。从我所在的长沙到我后来去过的武汉、上海，到处是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　　那时候我们的党还是一个幼年的党，没有经验，广大干部、党员对这次革命失败事先都没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拿湖南来说，实际上在反动派已经准备对革命下手的前几天，省委才仓促地作出应变部署。1927年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反动军官许克祥的部队一夜间袭击了省党校、省工会、省农协等近十处公开的革命机关，紧接着悬赏捉拿共产党人的布告就贴满了整个长沙城，革命力量顿时被打散了，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　　就在这时我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就像孩子失去了母亲。为了找到党，我不顾一切，冒着极大的危险在长沙街道上“碰”，终于很快同组织接上了头。这年10月，湖南省委改组，王一飞担任省委书记，我任省委候补委员兼妇女部长。然而形势在不断恶化，改组后的省委才开展工作两个月，就遭到一次大破坏，有六位省、市委领导和十几位同志被捕。省委就只剩下了组织部长、秘书长和我三人。大家商议决定由我扮成学生模样，紧急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独自乘火车出远门，形势又是那么险恶，此行是凶是吉，很难逆料。但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找到党中央，向党中央汇报。经过几番周折，终于找到了我日夜盼望的党中央。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我，当面听取了我对湖南情况的汇报。汇报完成之后，中央领导考虑到湖南的形势太险恶，我又是一个女同志，要留我在中央机关工作。但我坚决提出仍回湖南工作，记得李维汉听了我的要求后就对我说：“你是打了铁颈根？就不怕杀头！”确实那时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大的胆子。　　大革命失败，我算是一个幸存者。在那段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多少个优秀共产党人惨遭杀害。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王一飞、郭亮、林蔚这几位和我曾经朝夕相处过的省委领导，他们是如何在敌人的屠刀下壮烈牺牲的。如今只要我想起他们生前的音容笑貌，想起他们在那个黑暗时期临危不惧、舍身忘己、关爱同志的情景，我的心就久久不能平静。敌人是十分残暴的，他们为了摧残整个湖南工运，在杀害了郭亮这位当年湖南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之后，还把他的头颅悬挂在长沙狮门口城头上示众。　　可是共产党人是吓不倒的，尽管反动派天天在杀人，斗争却从未止息。要问在那种情况下我们的同志究竟凭什么坚持斗争，应该说凭的就是共产党人的一种信念。我们每个党员在入党时不都举手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吗？虽然那时候我们大都很年轻，但是头脑里都坚信这个真理，正如烈士夏明翰的诗篇中所写：“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我所经历的党史上第二次大的磨难，就要算红色根据地反对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失败和红军长征了。1929年组织上派我到苏联去学习，一去就在那里呆了将近四年。在学习期间就知道国内不但发展了自己的红军，而且有了好几块大的红色根据地。1932年返国时组织上通知我回中央苏区，也就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我听了十分高兴。1933年6月初我到苏区首府江西瑞金时，正值根据地刚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整个苏区处在鼎盛时期，苏维埃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一大片根据地，包括江西、福建、闽赣3个省级苏维埃政权，面积达到20多个县5万平方公里。被称为红色首都的瑞金，除了党政机关外，还有自己的学校、医院、印刷厂等。这同五年前我工作的长沙相比，简直就是天堂了。　　然而好景不长，从这一年的9月开始，蒋介石对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到了第二年春天，反“围剿”的军事形势不断吃紧，根据地的面积一天天缩小。记得4月进行了一场广昌大战，广昌是根据地的北大门，李德、博古亲自到前线指挥，保卫战进行了17天，广昌最后还是丢失了。从此敌人的进攻就深入到根据地内部，终于迫使我们走上了长征的道路。　　那样一个好端端的根据地就那么快地丧失了，人们感到无比的痛惜。从我个人来说，那时还没有认识到上面有军事路线的错误，但是对于长征开始那种大搬家式的转移，我是产生过一些想法的。因为长征开始有一段我在中央机关纵队三梯队担任政治部主任，这个梯队当时的任务就是负责后勤部、供给部，搬运根据地的家产。上面布置要求几乎所有东西都要搬，结果是从兵工厂的车床到刚造出来的炮弹，从印刷钞票和书报的机器到办公的桌椅，从发电机、电台到成捆成捆的电线，真是大转移成了坛坛罐罐“大搬家”。这就首先给我们三梯队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那时候的运输哪有什么汽车啊，再说即使有汽车也没有走汽车的路啊。牲口也很少，主要是靠人，肩挑背扛，而且是夜间行军，又不许打火把。当时正值深秋，南方细雨绵绵。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头顶着雨水，抬着那么笨重不堪的家伙，高一脚矮一脚地踩在烂泥巴的土路里，整个队伍一夜才向前移动五、六里地。可以想见那是一个多么艰难的行军啊！队伍减员严重，临时扩充也很困难。更令人困惑的是队伍最后究竟要走到哪里去谁也不清楚。所搬的这些东西，有的固然很重要，但是有很多是很难说清何时才派得上用处的，花那么大的代价搬运，影响整个部队前进的速度，究竟有无必要？！　　众所周知，从根本上解决这种被动局面的是1935年遵义会议，不过这次会议是秘密召开的，下面的人不知道。我是在会议召开后20多天，在云南扎西听张闻天做传达报告时才知道的。他那时已经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他的报告着重讲了根据地没有能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是党在军事方面犯了错误，这就打消了许多同志很长一段时间积蓄在胸中的困惑。特别是听到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过问军事的消息，会场上全体都为之振奋。尤其给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传达报告批评了“大搬家”的错误，说我们转移地区是为了打仗，不是避难搬家。因为前一段行军路上，我就向走在一起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个人反映过“大搬家”的问题，他们都听得很仔细，并且心情都很沉重。因此我在听传达时就想，他们在酝酿这次会议中肯定也研究了我所反映的情况。　　那时我为什么能够很方便地向他们反映情况呢，因为在这之前，我在苏区一年多同他们接近比较多，张闻天（那时叫洛甫）、王稼祥在莫斯科时我早就认识，他们当时都在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深造，也都给我们“劳大”的学生讲过课。毛泽东和我是同乡，过去早就知道他，但是不认得，到苏区后经过张闻天当面介绍，终于认识了这位大老乡。这时毛泽东、王稼祥，一个在养病，一个在养伤，住在一起，离我办公的少共中央不远，因此空闲的时候常去看他们，那时候大家都比较随便。当时毛泽东还正是受当权的博古他们排斥的时候，因此就有人提醒过我，说此人是“右倾”，你还是少接近他一点好，我没有理会这一套。至于张闻天虽然当时也是掌权的，但我发现他同博古不一样，那时他对毛泽东就很尊重，认为他打仗很有一套，也常到毛这边来坐，两个人谈得很投机。　　这里还要说到的是，在苏区也许是有某种缘分吧，我通过张闻天认识了毛泽东，未想到后来长征中毛泽东竟然又在我和闻天之间充当起媒人来了。在遵义会议后我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央队秘书长一段时间里，只要我们两个在场，毛、王两人就常常一唱一和，有正经没正经地把我和闻天拉扯到一起。当然也不是强拉喽，闻天在这之前事实上已经有了意思，而我虽然过去接触中还没有往这方面去想，但也对他并无恶感，印象中张闻天为人忠厚，理论水平高，我打从心里尊敬他。这样，在他们二人的撮合下，通过工作中的一段直接相处，建立了感情，后来终于走到了一起。不过那时我们之间可没有现代人想象的那么浪漫，要知道，在那种艰难条件下长途行军，每到一地都疲惫不堪，哪有那份闲情卿卿我我呵。再说，残酷的现实告诉我，对于女同志来说，在长征路上生孩子，简直是一场不堪想象的灾难。因此，我总是克制着自己，把爱的种子埋在心里，我们的结合是在长征到了陕北，红军找到了落脚点之后。　　如今长征这段历史已经过去60多年了。这场由于“左”倾错误导致的大转移，对于我们党和红军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磨难，但它对于长征中走过来的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却又是一次极大的意志磨炼。1984年一位美国记者跟我开玩笑说，是什么风把你这个小个子刮到陕北的？这位记者那一年为了写一本长征的书，乘汽车沿着红军走过的路实地考察了一遍，因此他对红军在那种条件下完全靠徒步走完这样一条漫长的路，赞叹不已。今天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过来的人，我可以告诉人们的是，那时候我们靠的主要就是一股子顽强的精神，正如闻天在抗战时期对来延安的青年讲课时所常说的，为什么二万五千里长征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就在于我们党在这次长征中充分地表现出了它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牺牲奋斗与坚持到底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即使是一千里的长征也是不可能的。　　坏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为好事。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逼得我们不得不长征，然而通过长征中的历史转折和错误教训的吸取，我们党变得成熟了起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中央随即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制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路线，推动了全党从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这次会议就是在我们家住的窑洞里召开的。在新的政治路线指引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就开创了国共合作全国抗战的崭新局面。　　我所经历的第三次大的磨难自然就要算“文化大革命”了。但从张闻天和我两人来说，实际遭到的磨难时间比“文革”时间还要更长，如果从1959年庐山会议闻天遭受打击，我也遭到株连时算起，到1976年“文革”结束，实际是17年的冤案与厄运。这次磨难起初主要还是精神上的，闻天在庐山会上发言招来的是“右倾”、“反党”两顶帽子，后来批判时更是升级为“里通外国”。闻天对我说，如果说他反对“三面红旗”，那还只是个观点问题；说他“里通外国”，那简直是太冤枉了。批判闻天的同时，就在外交部的会上逼我“揭发”，而我的回答根本就满足不了他们那些无理要求，于是他们就说我划不清界限。最后还是我写信给毛主席，主席批了对我的处理要与闻天“有所分别”，这才没有戴上“分子”的帽子，但还是划了个“严重右倾”。到了“文革”中，那种批斗就不仅是精神上的折磨，而且还加上肉体上的摧残。批斗高潮过后，两人又被分隔拘禁了532天，紧接着被遣送广东肇庆度过了长达6年孤寂的流放生活。最后，被解除监禁之后落脚江苏无锡的第二年，即1976年7月1日闻天就离开了人世，这一天距“四人帮”垮台只差了95天。　　在这17年的漫长岁月里，除了我们两人相依为命之外，没有人敢接近我们。正如闻天所说，在他身边能够说得上话的，就只有一个共产党员，那就是我。但是我要告诉人们的是，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对党也都没有丧失信心。闻天在他弥留之际提出的一件事，就是要把我们解冻后退还的全部工资和积蓄作为党费交给党组织，并且难过地对我说，这么些年没有能为党工作，他含着泪在自己的床前写下了我们共同的协议。　　我还要说的是，在我们两人蒙冤的日子里，闻天无疑是首当其冲，所受的折磨也比我要重得多；但是他当时思考的问题却比我要想得更深，看得更远。他对个人所受的打击，一不抱怨，二不后悔。他在逆境中写下的几十万字笔记文稿，全都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每当他在专心探讨问题时，我见他几乎忘掉了一切，似乎什么冤屈都不存在，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去年纪念闻天诞辰100周年时有人问我，闻天一生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四个字：追求真理。他的确是把对真理的追求看得高于他的生命。在肇庆他年逾古稀不顾重病奋力写稿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我深感他是在完成一项重要的使命。因此在闻天去世后，我心里惦记的头一件事，就是保存好这批笔记文稿。在接到中央决定为闻天平反的通知后，我向中央提出的一个重要请求，就是发表他的文稿。当我后来看到《人民日报》发表了闻天两篇肇庆文稿时，我是何等的欣慰，闻天坚持的真理终于得到党和人民的认定。　　历尽严冬方知春日暖。我作为一个经历了历史上三次磨难的幸存者，要特别感谢党中央对我的关怀。抚今思昔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今天我讲这些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的广大党员不要忘记过去，深刻认识到今日的胜利来之不易，要经受得住各种考验，始终不忘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　　　　我看守被监护的彭德怀 　　柳守忠　　北京西郊那座戒备森严的什仿院，里面关押的到底是谁　　969年初春的北京西郊，春寒料峭，阵阵刺骨的寒风卷着沙砾，摇撼着路旁的大树。这一切，使得位于海军司令部和空军司令部中间的那一座俄式别墅小院——什仿院，更显得阴森、孤寂。这座小院看上去虽不起眼，但在它的四周却有3米多高的砖砌围墙，墙上还架着1米多高的电网。而那院墙内的树木已长到十几米高，把院内占地约7000平方米的三层楼房和后小院平房遮盖得严严实实，仿佛与世隔绝似的。　　对于刚从江苏入伍来到首都警卫部队某连执行监护任务的新战士茅飞来说，这里的一切显得陌生而又好奇。凭着感觉，他猜想小院里关押着的绝非等闲之辈。　　进了大门，就好像进了另一个世界。这里驻扎着两个排和一个炊事班。部队住在前院的别墅里，后院住着11位被监护的“黑帮分子”。他们一人一间小房，彼此谁也不知道谁，连上厕所都是一个去了回来后另一个再去，相互间从来见不上面。　　茅飞第一次在一号哨位上值勤，就和他监护的对象打了个照面——他个子不高，但身板挺直，一看就是经过战火洗礼而训练有素的军人。　　茅飞好像在哪里见过他，但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他背起手中的步枪，心里在犯嘀咕，脑海里一个劲地在转动：他是谁？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举行。首都在沸腾，全国在庆祝。4月28日，茅飞上哨后，听到一号监房里传出低沉的声音在问：“党的九大结束了吗？”　　“已经结束了。”茅飞回答。　　“政治报告公布了吗？”　　“广播电台正播着呢。”　　“能开小窗吗？我要听广播。”　　茅飞给他打开房门上的小方洞，院内的广播喇叭声音传进了监护室内。　　播音员正在播林彪的政治报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率领广大群众，按照毛主席指出的方向，继续进行着伟大的斗争。从1957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到1959年庐山会议揭露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　　“唉、林副主席又在批评我了！”　　从监护室里传出的这句自言自语，使机灵的小战士一下子想起来了：他是彭德怀！　　狭小的监护室内，简陋恶劣的环境和朴实崇高的灵魂　　彭德怀自庐山会议以后，先是在北京挂甲屯吴家花园被软禁了6年，直到1965年秋，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批准任命他为大三线建设的副总指挥，迁住到四川省成都市永兴巷7号宅院。一年多后，来自北京的几十名红卫兵将彭德怀揪到北京进行没完没了的批斗。后来，在周恩来的过问下，彭德怀和罗瑞卿、黄克诚、万里等另外10位老革命家一起，被监护到了这什仿院，开始了漫长无际的囚禁生活。彭德怀不会想到，从此他就永远失去了人身自由，直至逝世。　　那天放哨时，茅飞特意到彭德怀的监护室里查看。刚跨进房门口，就被一股刺鼻腥臭味呛得差点呕吐出来——整天锁着的房门上只有一个方洞，室内的空气不流通，怎能不污浊呢。　　“你是哪里人？”彭德怀问。　　“江苏省大丰县的。”茅飞答。　　彭德怀眯缝着眼睛打量一番，缓缓地点点头说：“江苏，那是块好地方哟。你们这些年轻人这个时候当兵，可享福了，我当兵的那年代……”　　他没有把话说下去。　　茅飞看到彭德怀的监护室非常简陋：一张不足一米宽的小床，床上铺着和战士们一样的被褥，不过比战士们使用的破旧很多。还有一张办公桌、一张木椅、一只他自己的小皮箱。办公桌上放着吃饭用的三只碗、一双筷子、一个热水瓶和脸盆，以及洗漱用具。　　彭德怀的伙食也和战士们一样。吃部队三类灶的标准，即每天0.45元，每月13.5元。他的基本生活很有规律，每顿是一饭一菜一汤。所谓饭，大多是吃窝窝头，偶尔也吃顿米饭、水饺；所谓菜，一般是炒肉丝、炒白菜；至于汤，不是小米稀粥就是玉米糊糊。每次开饭时，由带班员和炊事员拎着三只桶，依次到每间房内打饭莱。茅飞看到彭德怀不论打给他什么饭菜，打多少，从来不吭一声，只是默默地吃着，吃着，吃得那么香甜。　　又到发工资的日子了。　　监护连的事务长拿着工资表来到彭德怀的监房里叫他签字，茅飞清楚地看见他每月的工资总数是530元。　　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啊，是能买很多很多东西的。要知道，茅飞他们新战士每月的津贴才6块钱呀！　　“你需要买什么日用品吗？”事务长问。　　“不要！”彭德怀头也不抬地回答。　　“生活的营养品呢？”　　“也不需要。”　　“剩下的钱……”　　“还按老规矩，除了我每月的生活费和药费，其余的统统交党费。”　　事务长早已熟悉彭德怀的生活规律，问了几句话后，便拿着他签了字的工资表走了。　　彭德怀每月交党费，都是三四百元以上，而他洗脸、擦身、洗脚用的是同一条毛巾，同一只脸盆。那身补了又补的衬衣裤，他始终舍不得换，经常拿出针线来缝补。　　动一动都要先喊“报告”，时不时还要转移“提审”　　长期过着被严密监视生活的彭德怀，已经习惯了那机械般的程序：清晨6点起床，一天中每件事都先喊“报告”，取得值勤哨兵同意后方可进行。　　“报告，我要洗漱。”　　哨兵表示同意。　　彭德怀每次洗脸都要洗头，打上肥皂后使劲地用手揉搓，最后把脑袋栽到脸盆里冲洗。他的洗脸水和室内的用水，一年四季都是冷水。他室内始终保持着一脸盆干净水，反正往返都是倒掉旧的换盆新的。早晨洗漱完毕，他开始叠被子。他整理床铺的格式也和战士们一样，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没有丝毫的马虎敷衍。　　洗漱、叠被完毕，他照例报告：“我要解个大便。”　　“等一等，”哨兵回答。　　有时一等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那天彭德怀连续报告了四五次，哨兵回答依然是“等一等”。他被憋得实在受不住了，终于咆哮起来：“你不会下个命令，叫我不解大便吧！”　　“等一等！”哨兵还是这样回答。　　彭德怀哪里知道，关押他们的这座什仿院的后院，只有一个坐式抽水马桶，被监护的人员都是在起床后才能大小便，大家只能轮流着上厕所，不等一等又有什么办法呢？　　吃完早饭后，彭德怀就坐回到办公桌前，举着一副放大镜看书报。当时，每天发给他们一份《人民日报》。他的桌子上还摆放着《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他每天认真地看完报纸后，就反复阅读《毛泽东选集》。上面用红蓝铅笔、钢笔和圆珠笔画满了道道杠杠，还记了不少密密麻麻的笔记。　　看书累了，彭德怀喜欢在屋内活动一下身子。每到这时，他就要报告：“我要活动活动。”哨兵也会随口应道：“可以，你活动活动吧。”彭德怀立起，在十几平方米的室内时而踱来踱去，时而大步走动，有时还练正步，或双手一抬一落，不断地运气，进行深呼吸。他就像一头被关在囚笼里的猛虎，再也不能像当年那样骑在骏马上叱咤风云、征战千里了。　　按照规定，彭德怀和其他监护对象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放一次风，每次时间一般在15分钟左右。放风时，他由带班员或哨兵领到屋后的一块空地，哨兵拣起石块或树枝在地上给他画一个大约一间屋子大小的圈子，哨兵讲一声：“就在这圈内活动吧。”他就只能在圈内走动走动，不能迈出圈外半步。　　彭德怀又要被带去审讯了。　　中央专案小组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提审彭德怀一次。通常是上午早饭后，一辆红旗轿车驶到一号门前，将他和负责监护的哨兵一起带走。这一次，正好茅飞值勤。轿车驶到五棵松后，一直向北，开到四季青公社的一个农村小院的院门前。　　茅飞想跟着彭德怀进审讯室，被—名长得白白净净的专案人员挡住。他只好立在院墙外等着。彭德怀被带进一间很大的房子里。专案组的人坐在椅子上，面前摆放着一张咖啡色的油漆办公桌。彭德怀坐在特制的约半米长的木凳上，凳子用黑漆刷得油光闪亮而且较高，彭德怀坐在上面好像是半坐半站着。　　每次审讯，彭德怀总要和专案组的人发生争吵，往往气得面红耳赤。　　凡是当老百姓用不着的东西，彭德怀都上交中央了　　转眼到了盛夏，骄阳似火，烤得人汗流浃背。彭德怀的监护房里，更是闷热得就像一个蒸笼。彭德怀穿着裤头、汗衫，还是不断地用报纸当扇子扇风。自从被打倒受监禁后，他身上就患了皮肤病，尤其是夏天更严重。每次洗澡后，他都要浑身涂上药膏。背上够不着，茅飞就进来帮他涂，还常劝他给中央写个报告，请求住院治疗。　　彭德怀总是这样说：“不麻烦组织了，我身体还能挺，实在熬不下去时再说吧。比起死难的烈士们，我还是幸运儿呢！”　　夏天的衣服不够穿，他就把那件破了的圆领汗衫补了又补。说心里话，负责监护他的哨兵们最不愿他缝补衣服。每次缝补衣服时，按要求哨兵必须紧靠着他，预防他自杀。　　这天，彭德怀又“报告”缝补他那件圆领汗衫了，茅飞走进监房，紧靠着他聊起了天。　　“彭总，这件烂汗衫扔在外面也没人要，你又不是没钱，怎不买一件新的呢？”　　“小家伙，要是我当国防部长那阵子，我可要批评你了。”戴着老花眼镜的彭德怀扭过头，朝茅飞笑了笑，“我们军队有个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这里面有政治哟。过去，我们穿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烂了也舍不得扔掉呀。我们的穿戴，都是人民负担的。人民子弟兵应该时时刻刻想到人民，想到我们的优良传统。丢了这个传统，就是丢了我军的本色呀。”　　讲这番话的时候，彭德怀的神情非常严肃。那表情，哪里像一个身陷囹圄的囚犯，分明是一位慈祥仁厚、谆谆教导的长者。茅飞突然感觉到，彭德怀依然是人民军队的元帅！ 那种来自本身气质的内涵，永远保留在正直的军事指挥家身上，永远不会褪色！　　茅飞知道，彭德怀为了革命事业，一生无子女，只有一个侄女彭梅魁在北京。他只是在没有衣服换洗的情况下，才叫监护他的哨兵朱双虎到他侄女那儿取来他的旧军装。他的全部家当就是墙角那只小皮箱，里面仅仅装着两套旧军装，最好的一套还是他当国防部长时穿的马裤呢将军服。1959年秋，彭德怀离开了中南海的住地永福堂，搬到挂甲屯吴家花园时，他把自己的元帅服和勋章、奖章全部上交中央了。他很坦然地说：“凡是当老百姓用不着的东西，我都不要。”这样的胸怀和高风亮节，是常人能具有的吗？　　恶劣的生活条件和沉重的政治压力，使彭德怀经常生病。有一次，他发高烧达到40度，嘴唇起泡，浑身发烫，哨兵马上报告连长，连长立即请示中央专案组。最后报请周恩来批准后，茅飞和另外两名战士将彭德怀送进30l医院治疗，住在西楼将军楼204室。　　经过紧张的三天抢救，彭德怀才清醒过来。　　“我在哪里？”彭德怀问茅飞。　　“在全军总医院为你治病呢。”茅飞俯下身子对他说。　　彭德怀嘴角露出笑容：“谢谢你们！”　　过了一会儿，彭德怀问茅飞：“今天几号了？”　　茅飞看了一下日历回答：“今天是1969年8月11日。”　　茅飞和彭德怀正聊着，专案组的人突然来到病房，他们看了彭德怀的气色和病历，马上通知哨兵让彭德怀出院。其中一个高个子的还说：“放心吧，他死不了！”　　彭德怀一听，愤怒地吼道：“是的！我不会死的！我向马克思报了几次到，马克思都不收我，让我回来了！我不能戴着这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死掉！这顶帽子不摘，我是死不瞑目的！”　　茅飞发现，只有彭德怀暴怒的时候，才能看出他当年挥师百万、斗志昂扬的雄姿。　　这天天气特别闷热，彭德怀由哨兵搀扶着上了红旗轿车，重新回到监护小院。　　司务长拿着工资表让彭德怀签字，司务长说：“你大病一场，这个月是否买点西瓜、水果保养一下身体？”　　彭德怀摇摇头：“不用了，还按老规矩办。”　　“那你也该考虑一下你的身体呀！”茅飞忍不住插了一句。　　彭德怀望着他们，脸上微露笑容：“我知道你们是好意，但你们知道吗？这些年来我不能为党和人民工作，而人民却给了我很多很多，我不能再加重人民的负担了。这样做，我心里会好受些。你们就按我的话去做吧。”　　无数次彭德怀请求重新工作，请求见见毛泽东，但都没能如愿　　有一天，彭德怀抽一个机会对茅飞说：“你关心我，这个情我领了。但是我劝你还是和我划清界限，不然你会受连累的。我的侄女经常表示想来看望我，我没有答应。我怎么能连累你们呢？我不怕死，死对我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了。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事没有搞清楚，我要活下去，我要见毛主席！”　　彭德怀深情地给茅飞讲述了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请他到中南海谈话，要他去大三线任副总指挥，并共进午餐的事。　　那天上午3时15分，彭德怀应约来到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已在门口等候，看见彭德怀走过来，远远就伸出了手。彭德怀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连声问好。毛泽东说：“早在等着你，还没有睡觉。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　　稍停片刻，毛泽东继续说：“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8万言。”彭德怀向毛泽东解释他向彭真等人谈过的不愿去大三线，愿去农村的原因。毛泽东说：“现在要建设大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备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以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当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后，彭德怀曾向毛泽东做了三条保证。此时，他为了进一步向主席表明他不去大三线的理由，便将三条保证重述了一遍：一，在任何情况下不做反革命；二，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三，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毛泽东和彭德怀在院子里边走边谈：“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正谈着，中央其他几位领导先后来到。几人对彭德怀一番劝说后，毛泽东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出来工作也是真心诚意的。”　　整整四年过去了，彭德怀对毛泽东和他的谈话记忆犹新。他激动地对茅飞说：“不是说毛主席的话字字句句是真理，一句话等于一万句吗？毛主席和我谈话时，还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在，毛主席的话总不会过时吧？”　　打这以后，彭德怀每次在被提审的时候，都向中央专案小组的人要求重新工作，要求见见毛主席和周总理。有时候他还激动地喊道：“我身体还可以干几年，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工作？我还可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为党再工作几年啊！”　　每当茅飞听到彭德怀对他们大声要求出去工作时，他的心就像被刀扎了一样。　　“已经审查我八年了，现在还没有结论。”——彭德怀临终前的遗憾　　斗转星移，不知不觉寒冬降临。按专案组的规定，冬天，每星期允许彭德怀洗一两次澡，由值勤哨兵带他到海军司令部大院的一个小浴室去洗。一次，茅飞带他去洗澡时，彭德怀像顽童似的悄声问：“你说快了吧？”　　“什么快了？”茅飞不解地问。　　“快放我出去工作了吧？”　　茅飞心里很难过，但嘴上还是安慰他：“我想快了。”　　彭德怀微笑着说：“既然‘九大’开过了，文化大革命也要结束了，还关我干什么？放我出去还能给国家作点贡献嘛。”　　唉，彭德怀想得太天真了！他哪里知道，在黄永胜的指使下，“彭德怀专案组”写了一份《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说什么“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常出尔反尔。我们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　　可怜彭德怀至死还蒙在鼓里，幻想有朝一日重获自由，为党为人民再尽“绵薄”之力呢！　　人生苦短，岁月如斯，春天总是姗姗来迟——彭德怀未能盼望到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那一天的来临！　　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彭德怀与世长辞，结束了他76岁的顽强生命。　　已经复员回到家乡的茅飞，是从连队战友的口中得到彭德怀逝世噩耗的。战友告诉他，彭德怀在逝世前两个月，中央军委派来专案审查人员征求彭德怀“临终谈话”。彭德怀舌头已经僵硬，但他还是流着泪吃力地、断断续续地说：　　“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周总理，我们相处了30多年，他是我们党内最能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策略的。我们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胜利……　　“我自己犯有很多错误，但我不搞阴谋诡计，在这一点上我是清白的……　　“我们国防建设，战略防御设施不完备，国防工业和科研跟不上，这是我最担心的；只要我们有计划、有准备，敌人的物质力量是可以战胜的。”　　最后关于自己的“案子”，彭德怀只讲了这样一句：“已经审查我八年了，现在还没有结论。”　　茅飞听着战友的叙说，心里很悲痛。但在那时，年轻的共产党员茅飞也只能是默默地为彭总落泪，寄托他对一位真正共产党员、老革命家的无限哀思。　　　　毛家湾服务员披露林彪家庭生活内幕 　　丁丑　　当年，林彪家有一位不是家人、如同家人的工作人员，她就是王淑媛。如今她已届耄耋之年，然而精神矍铄，有时甚至透着天真。无论是在艰难的岁月中，还是在宽松的日子里，她都是一位快乐的老人。平时，同事们（包括年长的，年轻的）都亲切地称她老王或老太太。近年，一些媒体对老太太有过报道，称她是林家的保姆，老人对此十分反感。她正色地纠正说：我不是保姆，我是服务员。我没问过，这两种称呼有何不同，她为什么如此在意？我想大约她是要说自己是正式的国家干部、工作人员，同林家不是旧式的主仆关系。　　初到林家　　王淑媛于1923年出生在江苏镇江农村的一个家庭，念过几年私塾。什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名贤集》之类的蒙学读本，如今还能背上几句。结婚后，生过一女一男。镇江解放之前，丈夫被国民党军抓壮丁，在逃跑时被杀。解放后，她在镇江军分区政委家做保姆。1952年调到北京，在解放军测绘学院幼儿园当保育员。由于工作积极，待人热情，先后被评为三八红旗手、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曾经参加1959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群英会。　　1963年秋，“林办”秘书从幼儿园把王淑媛接到毛家湾。经过几天试用，叶群征求她的意见，问是否愿意留下。王淑媛说，共产党员要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需要。她就这样到了林家，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　　王淑媛的具体工作是照顾林彪、叶群、林立果、林豆豆一家的日常生活，诸如开饭、洗衣服、打扫房间等。　　崇敬与困惑　　王淑媛调到“林办”前就是一位获得过多种荣誉的先进人物，到“林办”后，自然更加勤恳敬业，尽职尽责，把自己平凡的工作同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紧密地联系起来。她对林彪充满崇敬和信任。这不仅因为他过去能打仗，而且后来还是全党全军的副统帅。时间长了，王淑媛看到林彪奇特的生活习惯和弱不禁风的身体，又使她感到困惑。　　林彪的饮食十分简单。主食有麦片粥、玉米粥、馒头等。吃馒头时，先要把皮剥去，然后切成几片，用开水泡着吃。副食常常是用开水烫过的大白菜叶，不加油盐。有时吃蒸肉饼和鱼。平时不喝水，不吃水果。　　林彪对衣服、被褥的要求则很严格。当然主要不在于其质料，而是温度。衣服是有度数的。根据天气温度增减衣服，本是常理，然而林彪的衣服温度，却复杂得多。把每件衣服设定一个温度，如薄的一度，厚的二度，在衣服上注明，然后根据气温增减。林彪不穿毛衣、棉衣，而是把单衣一层层地套上去。毛巾被、床单等也有度数。在睡觉之前，让内勤先将被褥预热，然后入睡。　　林彪房间的陈设，也很简单。卧室有一张棕床，一个床头柜，一把椅子，一个屏风，如此而已。客厅是散步的地方，身体好时，也在走廊散步，那里有一个茶几、两把椅子。王淑媛看到林彪散步时，常常自言自语，独自发笑。　　林彪平时不洗手，不洗脸，不洗澡。吃东西时，把手在沙发上擦擦了事。　　林彪喜欢看药书，并且自开药方。他不信西医，说西医骗人。　　林彪怕水怕风，对房间、走廊的温度要求极严，在22度左右。然而他并不知道，温度计的度数是假的，被固定在22度上。给林彪用的药，有时是把他所要的药从胶囊中倒出来，换上别的药。有一次，林彪的一个内勤按照叶群的吩咐装假药，被林彪看出来了，十分恼怒，虽然叶群承担了责任，但是那名战士却被打发走了。因为战士是在“九一三”事件前走的，出事之后没有被拘审，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王淑媛初到林家之时，不明白为什么林彪周围的人，以叶群为首，包括卫生、内勤、秘书等都在叶群的指使下欺骗林彪，待她明白原因之后，也就见怪不怪了。可她还是有许多困惑和忧虑。林彪这样的人，怕风怕水，长年生病，怎么可以当副统帅和接班人呢？不过，这些困惑和忧虑只能深深地埋在心中，并不影响她平时的工作。　　叶群印象　　叶群的日常生活，与林彪大不相同，是另外一个样子。　　叶群讲究饮食，当然这是就当时的条件而言的。她强调营养搭配，多食蔬菜、水果和海鲜，不吃肉，以免发胖。她讲究舒适，每天睡觉前，要由内勤做周身按摩。早晨起床，由王淑媛烤热衣服。平时喜好游泳，常看香港电影，“文革”期间，香港电影是禁止公开放映的。“九一三”事件后，专案组把叶群调看香港电影作为追求资产阶级糜烂生活方式的证据，让工作人员予以揭发。一位秘书说，叶群看的电影，许多是江青调看过的，江比叶看的还要多。专案组一听不对，这是在攻击“旗手”，连忙要他打住，不许往下谈了。　　叶群在“文革”中政治地位不断提升，然而家庭生活却不美满，甚至不如一个普通家庭。有一次，叶群对老王说：你守死寡，我守活寡。为了首长（指林彪）的身体，我早就与他分居了。　　叶群与林彪既存在矛盾，又有共同利益，这就决定了他们要互相依赖，还要不时地提醒对方，避免在多变的政治风浪中翻船。有一次，江青到毛家湾，与林在房间里谈话，叶群让王淑媛在走廊里观察动静，有情况向她报告。不知什么原因，林、江谈得很不愉快，吵了起来。江青把门一摔，昂着头走了。叶群听到老王报告后，跪在林彪面前，哀求他以后千万不要顶撞江青了：你跟她斗，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筹备“九大”期间，叶群很想挤进政治局，林彪劝她说：你不要当政治局委员，当办公室主任把秘书管好就行了。你要当政治局委员，把江青往哪摆？你还是不当为好。又说：女人不能当政，女人当政，国家就要乱。然而江青、叶群还是都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进了政治局。　　叶群平时对林豆豆很不好，常常怀疑林豆豆在林彪那里说她的坏话。有时用脚踢豆豆，用手揪她的头发。两个人的关系十分紧张，以致豆豆怀疑叶群是否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后来，找到了当年的接生婆，证实林豆豆确实是叶群所生，然而，母女关系仍然没有大的改善。令人不解的是，叶群对林豆豆的婚姻却是异常关心，派人在全国范围内大肆为林豆豆选婿。　　关于此事，在一次江青到毛家湾看望林、叶走了以后，叶群对王淑媛说，江青向林彪、叶群为×××说亲，希望豆豆嫁给×××。江青说：他们的年龄都不小了，如果我们不给他们找“对象”，别人是不能主动来求婚的。然而，遭到林彪的拒绝。林彪说：我们只能是工作关系，不能结亲家，那样不好。我要给豆豆找个普通人家。　　尽管叶群为林豆豆选婿的缘起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时还说不清楚，但是叶群想通过选婿来控制林豆豆，而林豆豆则要反控制，是毋庸置疑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林豆豆自己找的“对象”，叶群不同意；叶群派人给找的，林豆豆也不同意，于是选婿这件事便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倘若不是出了“九一三”事件，大约还是很难有什么结果的。　　老王与林豆豆　　王淑媛刚到林家时，林豆豆才19岁，还在北京大学读书。因为学校离家太远，曾在学校附近租一间房子，住了一段时间。老王天天送林豆豆到校门口，放学时到学校去接她。冬天，房间里没有暖气设备，还要靠烧煤球炉取暖。后来，还是回到毛家湾。但是她的房间已经被叶群让给帮助林、叶看书的人住了。　　老王的到来，给平时缺少母爱的林豆豆带来了温暖和欢乐，使孤寂寡欢的她有了笑脸，说话也多了。　　从1963年到1971年的八年时间，王淑媛与林豆豆相处融洽，情同母女。“九一三”事件后，她们天各一方，失去联系。老王同“林办”工作人员一道进了“学习班”，先后在北京西郊原亚洲学生疗养院及大兴劳改农场接受中央专案组的审查。1975年“学习班”结束，王淑媛重新安排工作，后来退休在家，颐养天年。林豆豆则被分配到河南郑州一个工厂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林豆豆被调回北京，王淑媛重新安排工作，同老人取得联系后，把她从镇江接到北京，她们又团聚了。近十多年来，老人有时住在镇江老家，有时住在北京。林豆豆到朋友家或外地去时，常常带着老人。老人虽然年届八旬，仍然喜欢在林豆豆的照看下四处走动。　　老王毕竟年事已高，加之年深日久，如今已不大愿意同生人谈论往事；而且每次谈的内容大同小异，殊少新的。　　王淑媛，一位平凡的老人，有过光荣的过去，也有过不堪回首的日子，但都走过来了。老人不仅有个温暖的家庭，而且还有个同患难共命运的干女儿林豆豆，她的晚年是幸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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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37条)

•   78年我刚刚出生，这本书是我了解那段历史的一大帮助
•   很好，看看当事人是怎么说的，重温历史
•   改革开放是历史的必然。
•   历史不容遗忘 不容遮蔽
•   支离破碎的资料逐渐就会形成那段历史的景象
•   无论对现在还是历史，我们都要真实地把握，认清历史才会有真实地现在和将来！我喜欢审视历史！
•   尊重历史！好书
•   跌宕起伏，朴素迷离，期待真相，但意犹未尽！
•   朋友推荐的这本书，在当当购买，书的质量好，是正版，阅读获益匪浅，值得收藏。
•   这本书不错，好看
•   回首往事，看清历时。。
•   看了就回忆起那时的事情，值得一看。
•   很好，浏览一下，还未细读
•   很适合我父亲看
•   大陆的回忆录，多是记忆力衰退，想象力丰富的杰作，姑妄读之！
•   爷爷要看的书，很不错
•   能买到这样的好书真不错
•   我看是又不是！不过！此书得很便宜货！值得购买！
•   不错哦！物美价廉！值得阅读！
•   物流挺快的，书的质量还满意。好评
•   吴思先生主编的这本回忆文集，渋及近半个世纪，其中文革前后的回忆文章具多。这些亲历者写的亲生经历，读来十分亲切，也增加了许多史实，使我们对一些历史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   炎黄春秋合订本，了解下历史吧。书的印刷质量一般。
•   这本书通过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再现了当时的情形，也算是多少有了些了解。其中尤其让我潸然泪下的是《迎取刘少奇主席骨灰纪实》。不过有些文章内容比较简单，再加上每篇独立存在，没有系统性，等于一个回忆录的其中一集。我想要的是能够真实全面完整的介绍文革历史的书籍。
•   其中有几篇还不错：《不从乱命引祸端》，《我亲历的“潘晓讨论”》
•   朋友对这段历史很感兴趣，受托买的这本书
•   重回那个年代，读史明鉴
•   一个特点——真实
•   速度确实很快
•   只是浏览了一下
•   这书没细看，但感觉没问题
•   历史不光是帝王将相的历史
•   代购的书，反应还可以
•   大量的人和事，对于经历过的人来说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和分析，像我们这些70末的想去拨冗个来龙去脉还真不容易。
  有如嚼蜡般地啃完。
•   历史不是小说。
•   往往是一家之言，不是真史。
•   30年已经是历史
•   炎黄春秋的摘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