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三调

出版时间：2005-07-01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柯文  页数：375  译者：杜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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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是什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历史？人们经历的历史、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和神话化的历史三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互动关系？本书以义和团运动为例，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如此探讨和解释：第一部分是历史学家笔下的义和团运动的史实，以叙事为主；第二部分考察直接参与义和团运动的中外各类人物当时的想法、感受和行为，指出他们对正在发生之事的看法与后来重塑历史的历史学家的看法大为不同；第三部分评述在20世纪初中国产生的关于义和团的种种神话。作者认为，就上述三条认识历史的不同途径而言，后两条途径对普通读者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作为时间的义和团，代表的是对过去的一种特殊的解读；作为神话的义和团，代表的是以过去为载体对现在进行的一种特殊的解读，对现在仍发生深刻的影响。

作者简介

　　柯文（Paul A.Cohen）　又名柯保安、孔宝荣，美国卫斯理学院亚洲研究教授，著有《中国与基督教：教会活动与中国排外情绪的增长》、《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的兴起》和《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等，编有《追忆费正清》和《跨文化的理念：纪念史华兹的中国思想文集》等。

书籍目录

序言／1鸣谢／1第一部分　作为事件的义和团绪论　历史学家重塑的过去／3第一章　义和团起义：叙事化的历史／14第二部分　作为经历的义和团绪论　人们经历的过去／47第二章　干旱和洋人洋物的存在／57第三章　降神附体／81第四章　法术与妇女秽物败法／10l第五章　谣言和谣言引起的恐慌／119第六章　死亡／141第三部分　作为神话的义和团绪论　被神话化的过去／175第七章　新文化运动与义和团／186第八章　反对帝国主义与义和团神话的重构／199第九章　文化大革命与义和团／219结论／242注释／251文献目录／339

编辑推荐

　　作者通过义和团运动的分析，指出了人们经历的历史、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和神话化的历史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就这三条认识历史的不同路径而言，后两条途径对普通读者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作为时间的义和团，代表的是对过去的一种特殊的解读；作为神话的义和团，代表的是以过去为载体对现在进行的一种特殊的解读，对现在仍发生深刻的影响。

用户评论 (总计44条)

•   评历史三调
•   历史三调
•   200减70的时候买的，还算划算吧
•   海外中国
•   　　记得以前读《圣经》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要从书的本身念出它本身的含义，以经解经，绝对不能念提炼解读后的《圣经》。否则，很容易误读，错解了本意。
  　　《圣经》毕竟还有一本书在，读历史就会很悲伤。基于事件，代表的是对过去的一种解读，而实际上，此后历朝历代，人们会按照自己的见解去重塑过去。因此，读历史，不仅是在读某一个时代，而且是在读此后的很多个时代：影响、目的、解读。
  　　有时候念着念着，自己也会很迷茫。所有的事情究竟是隐情，是真相，抑或是幻象？虚空的虚空，隐情早已随着逝者进了墓穴，寻求真相又太过渺茫，幻象却张扬宏伟又浮华易变。
  　　所谓三相，都是实相，也都是虚相。
•   　　 回顾三年来历史课程的学习，我的历史观从《中国大历史》、《潜规则》中开始出现，从《万历十五年》、《历史研究》中得到淬炼，从《天朝的崩溃》《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开始自我质疑，最终从《历史三调》《上帝掷骰子么》中基本完善。倒不是说大学以来就看过这几本书，而是从效果而言，这几本书带来的颠覆明显要比其他书突出的多，也正好借这次作业做个总结吧。
  　　 从《历史三调》的副标题：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不难看出一个人认识历史的过程。一个人最初认识历史，自然而然是从历史事件开始的，当这些毫无条理可言的历史事件在我们的脑海中越积越多，探求其中规律的欲望便会慢慢产生，为此前人“发明”了各种各样“认识”历史的方法或理论（范式）：从兰克引领的客观主义，到孔德启蒙的实证主义，再到年鉴学派对历史学研究方法的改造，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建立各种各样的理论，最开始尝试叙述历史，接着又开始试图让这些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有条理的得以分类，并在彼此之间建立有效且普遍的联系，希望这种联系可以简单、高效、长久的维系整个历史的关系。一度有人认为马哲就是这种理论，这也是马哲引导下的中国人们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一种看法。但随着史学的革新与我们对历史越来越开阔的思考，我们不得不承认马哲的方法已经无法完全解释历史了。直到今天为止，我们也只能带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默默地寻找着，并期待着这种可能永远不会出现的万能理论的到来。
  　　 于是在这种等待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很多可以颠覆我的书，多到让我相信，也许这种等待并不必要。其中一种颠覆，叫做《天朝的崩溃》。在此之前，很多史家提到过我们应当从历史事件的发生环境来看待历史，我也觉得这一点很重要，而我自承一直以来就是这么看待历史的，所以这种说法对我来说只要继续坚持即可，从根本上对我的触动并不是很大。但是在这本书中，我发现自己这种看法或许很可笑。无论从唯物史观对琦善的评判，还是对林则徐行为的动因分析，我们都没法好整以暇的将这二人分成卖国贼与爱国者两类。第一次，我在专业的历史书中发现了“人”这个概念，历史的人是一种选择与经历的集合，这种选择本身具有立场，却不具有善恶。善恶源自后人的道德评判，而对于需要理解历史的中国人而言，这是一种由必要转而泛滥的观察历史的方式。除此之外，这本书对我最大的冲击，在于打破了一个孩子对历史的惯性的意淫。我曾经无数次的幻想如果一个人回到那个时代，能够掀起怎样波澜壮阔的浪潮，但这本书的一字一句都很明确的告诉我，历史犹如大潮，有着几乎人力难以企及的巨大惯性，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只能顺从，无力反抗（当然，这和马哲似的历史大潮、历史趋势有着根本不同。这种趋势之不可逆，源自长时间以来惯性的积累，而非抽象的理论范式）。这种认识历史的方式一度成了我的历史观的核心：历史的发展源自因果相循，前因导致后果，发展仅仅是发展本身，而非一种阶级的进化发展。这是我真正消除那种进化论式的历史发展观的开始，不管这种进化论式的历史发展观是不是因科学万能时代的影响而出现的错误观点，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与我们看待历史的视角更加宽广，这种观点相对于因果律而言更容易受到我们的质疑。
  　　 直到我看到了这本《历史三调》，我才发现之前的认识或许没错，但实在是过于简陋了。从一翻开这本书，我对它的具体内容就始终没提起什么兴趣，从头到尾，吸引着我看下去的就是三篇绪论和最后的结论，这也是我反复看过的几个部分。至于其他部分的内容，都是类似《叫魂》、《王氏之死》这种小说似的叙述方式，个人不是很喜欢。当然，这部分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本书提出的问题与给出的答案：真正的历史是什么样的？
  　　 这是一个人类疑问了很多年且至今找不到准确答案的问题。 历史是什么样的？是人类经历过的时间与空间的集合？是经历者的体验与记忆？还是历史学家的记述与创造？甚至是出于某种目的的编造与神话？或许都是，或许都不是。在我看来，这本书最大的价值不在于它认为历史到底有几种样子，而是它告诉我们：历史，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乃至能想象到的任何样子，我们只能从自己的认识去认识历史，而非从历史的本质去认识历史。就好像量子物理学中认识电子的方式一样，为什么电子会显示出波和粒子两种特质？这取决于我们观察它的方式，如果用康普顿效应的方式观察，那么它无疑是个粒子；如果用双缝的方式观察，那么它无疑是个波。那么它到底是个微粒还是个波呢？这是个无法争论的问题。借用“白马非马”的诡辩。这匹马到底是什么颜色呢？你当然会说：白色啊。可是，也许你身边有个色盲，他会争辩说：不对，是红色！大家指的是同一匹马，它怎么可能又是白色又是红色呢？你当然要说，那个人在感觉颜色上有缺陷，他说的不是马本来的颜色，可是，谁又知道你看到的就一定是正确的颜色呢？假如世上有一半色盲，谁来分辨哪一半说的是“真相”呢？不说色盲，我们戴上一副红色眼镜，这下看出去的马也变成了红色吧？它怎么刚刚是白色，现在是红色呢？哦，因为你改变了观察方式，戴上了眼镜。那么哪一种方式看到的是真实呢？天晓得，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你戴上眼镜看到的是真实还是脱下眼镜看到的是真实？
  　　 我们的结论是，讨论哪个是“真实”毫无意义。我们唯一能说的，是在某种观察方式确定的前提下，它呈现出什么样子来。我们可以说，在我们运用肉眼的观察方式下，马呈现出白色。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在戴上眼镜的观察方式下，马呈现出红色。色盲也可以声称，在他那种特殊构造的感光方式观察下，马是红色。至于马“本来”是什么色，完全没有意义。甚至我们可以说，马“本来的颜色”是子虚乌有的。我们大多数人说马是白色，只不过我们大多数人采用了一种类似的观察方式罢了。套用进对历史的认识，这一看法同样适用，什么是真实的历史？历史有一个本来的面目，这是确定无疑的，但作为一个人，无论保持怎样的客观，我们有能力绝对客观的观察到无可置疑的历史本质么？我不知道，但就我现在的认识而言，我认为无限接近于不可能。历史不像数学，也不像物理，这门学科没有几何公理、没有质能方程，它没有一个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能够准确无误的推导验证的基本设定。这门学科严格意义上说甚至不是一门科学，诸如《史记》《左传》等早期史书在我看来甚至无异于小说。我觉得这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历史的本质是难以观察与确定的。不管是事件也好，是经历也好，甚至是神话都好，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面貌，唯一的不同在于角度。即使是在探求“真实”的角度讲最缺乏价值的“神话”，其价值也可体现在对那个神话创作年代的社会状态的探究上，从这个角度讲，神话也很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
  　　 到底历史是什么样的？我还是找不到答案，我曾认为历史与文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历史基于真实，而文学基于想象。可现在我发现历史也是一种创作，甚至可以说只是一种严肃的文学创作。我曾以为我了解的历史太过琐碎，不成系统，渴求系统的总结。可现在了解了如此多的理论，却发现理论在现实面前其实非常无力，每一个历史的细节都可能对理论产生冲击。我曾以为我们对这个世界了解的那么清晰，可现在却发现其实我们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对这个世界有着那么深刻的认识。好在尽管我们看不到历史的本质，却依然有着在探求真实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的理由：因为真实，因为它发生过。可能我们看不清它本来的面貌，但却依然可以沿着历史的轨迹遥望过去，我们无法知道未来到底是怎样的，但这却不妨碍人们从历史中吸取经验与教训，引导人们向那个我们共同期待着未来走去。这是我眼中历史的意义。
  　　
  　　
  　　
•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柯文
  　　
  　　在阅读历史书籍的时候，我常有的感觉就是不确定感，这种感觉来源于：一，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教科书受到意识形态、成功者书写历史和脸谱化人物等方面的影响，所以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一面的，是不完整，甚至是完全扭曲的。二，历史本身，历史是什么，历史是过去发生事情的总和，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我们要想相对过去有很深入的认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另一个历史的概念出现了，历史是历史学家通过对一系列真实的史料（过去发生事件）的理解和解读，最终形成历史著作，借助对这些著作的阅读，我们来了解过去。但历史学家的解读就一定是确定的，正确的么。历史学家解读的历史是真实可靠的么。我们常认为，历史学家应该做的就是准确恢复过去的本来面目，如果他们不这么做，其结果就不是历史，事实上，历史学家重塑的历史根本不同于人们经历的历史。一方面，受到历史学家个人因素的影响，所有的历史著作都或多或少的带有他的主观判断。 另一方面，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史料，史料并不是绝对真实的，甚至是片面的，当我们考察某一历史现象时，也会发现难以解读，因为所存史料太少。而且就算史料充足，不论他能够选择和实际选择的史料多么接近真实，多么接近人们的实际经历，但最终写出来的史书在某些方面肯定有别与真正的历史。按原样恢复历史是不可能的。历史书籍向你解释事情的前因后果，而历史就是事情本身。所以往往我们谈论的历史，指的并不是实际发生的事情，而是经过整理后写进书中的历史，是历史学家对时空和人物的善意观察。
  　　
  　　这样说来，历史是不可知的了？作家约翰弗农写过，“历史最终的不可知性欺骗着对历史特别有兴趣的那些人，人们强烈的感受到历史既存在又不存在，既是真实的又是虚幻的，是跟在我们身后的一个幽灵，当我们回过身去，他就消失了”。然而正是历史的这种不确定性，不完整性和短暂性对历史学家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他们利用搜集到的证据和自己的所有想象力，努力去理解和解释历史。
  　　
  　　这样说来，历史真的难以还原。在以前这是个让我难以确定的命题，现在看来是正确。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一书，作者柯文。我看了前面几十页，觉得很有共鸣。事件、经历和神话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话，应该是经历、事件和神话。他将历史比作经历（就是我们认为的原汁原味的历史，历史事件发生时的人直接经历的历史），事件指的是历史学家重塑的历史（他将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解读认定为重塑历史的过程，鉴于我们上述的原因，这个历史有别于真实的历史），神话，顾名思义就是将历史事件神话化，用作者的话就是“代表的是以过去为载体而对现在进行的一种特殊的解读”。（类似于建国后推崇李自成啊等等，是有目的借用过去对现代帮忙，应该算是扭曲的历史）作者认为，事件（重塑的历史，历史学家的著作），经历（应该算是当事人写的当时事，类似梁启超写戊戌变法之类的）和神话是人们了解历史的三条途径，但明显的后两者对普通读者而言更有说服和影响力。
  　　
  　　历史学家重塑历史，历史学家知道历史事件发展的轨迹和方向，知道事件的最终结果，使他们拥有广阔的视角，可以自由的跨越时空，可以理清一些人的经历是怎样与另外一些人的经历发生联系的，还可以理清在空间和时间上没有关联的一系列事件是怎么形成范围更广的历史事件的。但缺点是，1、知道历史事件的结果，使历史学家赋予在此之前的历史事件一些意义，一些在事件发生的当时并不存在，因而也就不可能为事件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所知的意义。2、在历史著作结论中或间接或直接体现出历史学家对后果的预知。“他们重塑历史的过程普遍是以已知的结果为起始点的，接下来就是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一结果。历史学家的作品（历史书）通常始于过去的某一时刻，然后往下推，而历史学家的意识（他们的观点）则始于其后的某一时刻，然后往上推。历史学家成果的秘密在于事后认知和回推立论”。我觉得说的真是很不错，我们写论文的时候，我们尽量避免预设论点，但是这真的很难，比如我写阵图，我在论文里，是按照年代顺序，但在写论文前，我知道宋代军事存在的问题并最终造成的结果，所以我是站在宋代崇文抑武的大前提下，资料搜集全以此为出发点，从结论推论点。想避免这个真的不容易。3、由事后认知和回推立论连带一个问题，就是“推定已成事实的结果的必然性”。某个事件的发生是必然的吗，柯文认为“没有任何事情的结果是注定的。事情有可能在任何时候向任何方向演变。。。。。历史学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让读者不再认为发生于其后的必然是其结果，相反，事情的发展史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的”。举个例子，看《中间地带的革命》你会发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直至最后的胜利，这其中充满了变数，就某个具体事件来看，偶然性真的很大。
  　　我们受历史唯物主义史观的影响，总觉得在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某个事情的发生是必然的。其实真的不是绝对的。讲到这里我的另一个困惑就是，如果某个具体的事情不是必然的（如1937年卢沟桥事变），那么历史进程的重大节点事件的发生是不是必然的呢（共产党取得中国）。有待思索。
  　　
  　　
  　　作为经历，经历者塑造真正的历史，他们在当时不可能知道历史学家知道的事情发展方向和最终结果，他们是真实处在可能出现多种结果的环境中，只是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其中的一些可能性被排除了。他们也可能对自己经历的事情做出解释，成为解释他们亲身经历的历史学家。但，他们的解释和历史学家的解释可能有很大差异。就像我们解读戊戌变法和梁启超的解读就有很大不同。
  　　 关于神话部分没有具体看，先写这些吧。
  　　
  　　
  　　
•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History in Three Keys：The Boxer as Event，Experience，and Myth)这本书是美国著名学者柯文(Paul A. Cohen)先生的代表作。柯文先生曾经师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和史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教授，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领域颇有建树，蜚声海内外，其一系列著作业已成为历史研究者的必读书目。说来惭愧，作为一名中国近现代史的硕士研究生，直到最近在老师布置了讨论任务后我才硬着头皮看完了《历史三调》这本书。我一向比较排斥阅读国外学者的著作，一是因为译者水平参差不齐，有些译文佶屈聱牙，不知所云。二是因为国外学者往往采用跨学科的论证方法，并且文章中充斥着太多的纯理论分析和学理性很强的专业名词，使读者既枯燥乏味，又难于理解。三是因为国外学者和中国读者来自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行文习惯有所差异，有些论证的事例更是闻所未闻。这次阅读《历史三调》，我同样遇到了上述问题，但俗话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在反复阅读、认真笔记、仔细琢磨的基础上，不说完全看懂了这本书，起码我理清了全书的脉络，搞清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并由此产生了一些个人关于历史问题的思考和认识。一句话，《历史三调》这本书引导我思考了许多看似毫无用处，实则意义非凡的基本历史问题，使我对历史研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为我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发现历史、认识历史、解释历史提供了新的思路。
  　　 《历史三调》这本书共分为五个部分。中间三个部分是全书的重点，分别详细论述了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运动。第一个部分和第五个部分是“序言”和“结论”，分别对作者的创作目的以及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可能会出现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解释和说明。《历史三调》虽然通篇都在讲述义和团运动，但是它并不仅仅是一本故事书，准确点说，它更像是一本通俗的史学理论专著。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考察与历史撰述有关的一系列问题”，而义和团只是这项工作的陪衬。但是，不可否认，由于作者旁征博引、论证得力，在准确表达自身史学思想的同时，作者亦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并将义和团运动鲜为人知的一面，甚至是丑陋的一面展现在读者面前，这对于长期深受历史教材“毒害”的中国读者而言，实有“拨开云雾见青天”之感。
  　　 何谓“历史三调”？作者在全书末尾的结论里交代得很清楚，“历史三调”就是人们“了解历史的意义、探寻并最终认识历史真相”的三个途径，即事件、经历和神话。通过思考，笔者认为可以对事件、经历和神话做如下理解。事件、经历和神话是人们认识和塑造历史的三个途径。事件的主体是历史学家，其塑造历史的方式是通过梳理历史事实，进而理解和解释过去发生之事，并赋予其相应的历史意义。经历的主体是历史的亲历者，其塑造历史的方式是“直接创造过去”并在事后将自身的经历公诸于众。神话的主体是神话创造者，其塑造历史的方式是出于特定的目的而对历史事实中某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信息加以特殊解读。在书中作者将音乐领悟里“曲调”的概念引入到史学研究中，认为正如不同的乐器能够演奏出旋律各异的曲调，由于持有不同的原则、尺度和目的，历史学家、历史的亲历者和神话的创造者在塑造同一历史事实时也会反映出完全不同的音调或“调子”。
  　　 看完《历史三调》后，我终于明白了老师给我们布置阅读任务的良苦用心——《历史三调》确实是一本值得历史初学者认真咀嚼、细细品位的好书。历史是什么？我们能否正确认识客观历史？我们怎么才能正确认识历史？这些看似空泛而又平淡无奇的基本问题，往往正是我们初学者所忽视，但又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在我看来，历史研究好比砌楼房，历史的基本问题是房基，历史研究的具体问题是砖块。而历史初学者往往本末倒置，或者干脆忽视“本”的作用，房基还没打好就直接给房子添砖加瓦，试问这样没有根基的研究如何能出成果？《历史三调》正如一盏指路明灯，在它的引导下，相信每一位读者在认真阅读的过程中都会有所启迪，并对历史的基本问题有一个宏观的把握，这对于刚刚走进历史殿堂的初学者而言，是大有裨益的。
  　　 历史是什么？古今中外，无数先贤哲人都曾探讨过这个问题，但时至今日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近日看到陈谦平教授为某书所写序言一篇，其中正有关于此问题的论述，文章说道：历史既是对人类社会过去发生或经历事情的记载，也是一门研究人类社会运动发展过程的学问。它包括历史过程的记录，历史经验的总结，历史规律的探讨和历史发展趋势的预见。笔者颇为赞同上述观点，遂取之与我所用。翻开字典，“历史”的基本释义是“已过去的事实”和“对过去事实的记载”，对于这个解释，无需赘言，相信大部分人都不会提出异议。但如果把历史的定义局限于此，未免过于片面与狭隘，难以突出历史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借鉴作用。如果从历史的借鉴功能出发，历史被定义为“研究人类社会运动发展过程的学问”同样恰当。古人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追求历史真相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了解过去，更是为了通过认识过去来让自己明白现在，从而改变未来。所以在历史研究工作中，史实的记载与考证只是一个部分，研究人类社会运动发展过程才是重中之重。历史学家更应该做的是从纷繁的历史事件中理清头绪，探寻历史发展的轨迹，总结历史渐变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此借鉴今人活在当下，赢在未来。这，其实也正是研究历史的意义之所在。
  　　 我们能否正确认识客观历史？这是我思考的第二个问题。由于过去的历史已经不复存在，所以人们通常只能通过前人的记载或是考古发掘来了解那个真实和客观存在的历史。那么，后人仅凭考古和文献资料就能够还原出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全过程？谁能确定我们对过去事情的记载或叙述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认为：根本不存在客观的历史，所有历史都是主观构造的历史。历史真相无法寻找，更不可能完全复原真实的历史。在《历史三调》中，作者亦持有相似的观点，认为事件、经历和神话在历史认知方面都存在着各自的局限性。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完全还原客观的历史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历史信息纷繁杂乱，千丝万缕，随着时间的消逝，必然会有部分内容被有意或无意地从历史的长河中抹去，这对于宏观的历史研究来说或许无关宏旨，但是对于微观世界，对于与此息息相关的个人和群体而言，这样的损失可能是无法弥补的，一些真相就此会成为千古之谜，永远找不到答案。而且，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历史的亲历者和神话的制造者，他们在塑造历史的时候都会将一些个人的、主观的思想和意愿夹杂其中，从自己的角度、以自己的认识来还原历史。或许有人会以历史学家“去伪存真”、“秉笔直书”的治史传统加以反驳，但事实上，再优秀的历史学家也不可能完全持有中立的笔触来书写历史，因为他们也同样受到自身思想认识的限制，他们永远不可能超出自己的思想之上和感受能力之外去理解历史和书写历史。
  　　 建构主义历史观认为：任何历史资料对历史面貌的反映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不可能把历史的本来面貌原封不动地呈现出来。历史研究可以不断地接近真实，但永远无法达到真实的原貌。笔者虽然承认历史学家不可能完全还原出客观的历史，但并不据此认为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就是毫无意义的，或者说历史学家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神话在历史领域的泛滥。相反，历史学家应该，也有可能有所作为，历史学家应该发扬“求真”的治史传统，不断追寻历史真相，努力将神话驱逐出历史研究领域。正如田径场上的百米赛跑，虽然人类永远不可能用零秒跑完百米冲刺，但无数运动员仍然在奥林匹克精神的激励下不断超越自我，刷新纪录。其实历史研究亦是如此，虽然无法完完全全还原出客观的历史，但历史学家也要向着这个目标走下去，擦去历史的尘埃，打破历史的神话，无限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才是历史学家的天职和永恒的追求。
  　　 我思考的第三个问题是：我们怎么才能正确认识历史？亦或是我们该如何看待历史学家、历史的亲历者和神话制造者重新塑造的历史？作者在成长为历史学家的过程中，始终认为历史亲历者复述的历史、历史学家书写的历史以及神话制造者炮制的历史在真实性方面是依次递减的。换句话说，作为了解历史的不同途径，作者认为经历优于事件而又优于神话。但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作者逐渐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上述三种途径之间虽有明显的矛盾，但在其各自领域内，都有相当大的合理性和真实性。”其实，就真实性而言，事件、经历和神话并无优劣之分，他们都有各自的局限性，在历史认知方面都不可能达到纯洁无暇的真实，而且没有任何一条路径可以达到绝对的历史真相。仅仅希望凭借一种途径来认识历史、还原真相是不可能的，这个命题本来就是一个神话。因此，在认知历史的过程中，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三种路径同时并用，在“同”中印证真实，从“异”中发现虚假。古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静止地站在某个角度看问题，往往视野过于狭隘，甚至会出现偏差。历史研究和历史学习亦是如此，偏听一家之言只会堵塞耳目，影响试听。那么如何才能正确认识历史？笔者认为唯有将事件、经历和神话兼容并包，择善而从，以三维之相对真实，来追寻绝对之客观历史。即使我们不能完全还原客观的历史，但通过多方比对，我们亦能描绘出一幅相对清晰与完整的历史画卷。
  　　
•   　　柯文所撰寫的這本《歷史三調》主要選擇了義和團這樣一個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在歷史學界還是在其他人文科學界乃至宗教界產生極大影響的歷史事件。作者毫無疑問從各個角度還原和分析了這一事件，但是其筆法又不止於此。其書的三個部分其實完全可以獨立來看待，歷史、經歷和神話這三個分析和認知的方式，在我看來可以被視為歷史學、人類學和政治三個學科角度來看待這段時期和材料，我們有理由相信作者視自己義和團的分析是可以退而廣之到整個歷史中的，“我假设寓于义和团的特殊性中的普遍性也适用于其他历史事件。”因此分析文章中的材料之外我們更應該關心的是作者所提出的這三者的關係和我們從人類學的角度對這一關係的認知。
  　　在講這本書之前允許我先談談自己閱讀期間的種種感受，首先是對於義和團這個事件本身的感受，義和團在此之前給我的印象一直是停留在歷史課本上的，雖然在看了一些太平天國的材料之後我對義和團所能表現出的理智狀態沒報什麼希望，但是真正讀的過程中還是讓我總是發出驚嘆，原來義和團的內容如此“豐富”，它的隊伍中幾乎囊括了所有的中國古代戲曲和小說中的主要英雄人物（我們有理由相信其實只有戲曲），使用的種種法術也基本上是中國所有的神怪小說（或者說說書的所講的故事）的集合，而且看上去義和團還頗了解時事，他們所提出的那個“二十五條”中推翻了所有的不平等條約之章程。其次是在閱讀謠言這一章的時候感受到的不寒而栗，因為這些類型的謠言仍舊由於各種願意而半真半假的流傳著，只不過對象變了一點。最後，從總宗教和性別的角度，閱讀和準備講稿的期間這本書所出現的材料對我衝擊很大，所以這段我會略講。
  　　回到《歷史三調》這本書，這本書雖然使用了大量的檔案材料和回憶錄之類的，但是柯文更多的是從歷史學家的角度來寫這本書，從序言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試圖證明歷史學家重塑歷史的工作與另外兩條認識和分析歷史的途徑是格格不入的。雖然對於普通人來說後兩條的影響力和說服力更大。（這裡就會讓人感覺到他身為歷史學家的優越感和一種身處高位的驕傲感）。作者同時強掉自己的主要目的並不在於講述義和團的這段歷史（雖然他的這本書所使用的材料足以寫一本回朔義和團歷史的著作），而在於考察與歷史敘述有關的一系列問題。本書的章節劃分很清晰，第一部分是總結歷史學家從歷史的角度對義和團的一個描述和認識，是一種縱向的描寫；第二部分是考察義和團運動的直接參與者，即擴大了研究的對象的範圍，橫向的延伸了研究；第三部分則是看待這段歷史在偃旗息鼓很多年之後由於不同的政治目的所引發的不同的爭論和“神話化“的過程。按照作者的理論，歷史學家是有勝於當時的事件經歷者的地方的，他們雖然是親歷者，但是仍舊囿於自己的政治地位、受教育程度、時間和空間，歷史學家卻可以像上帝一樣縱貫整個事情的發展並且可以看到其對以後事情的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說，柯文的這本書更像是歷史中的歷史，他縱觀了義和團這個點的歷史研究成果，深入進了這個事件，最後又給這個事件的研究的影響下了定義。
  　　首先是作為事件的義和團（作者安排三段順序的原因在序言中已經提過了，我便不再贅述），也就是一個歷史學家重塑的過去。作者在緒論中提出一個問題即歷史學家的工作是真實和完整地重現過去發生之事呢還是捨棄一些確實存在的史實並添加一些未曾發生的事情后形成新的歷史呢？似乎我們自以為是的認為歷史學家的倫理就是尊重事實尊重材料，但是柯文認為那是不可能的，雖然說敘事很重要，但是真正寫進歷史書的歷史必須是經過整理的，因為歷史是對過去的解釋，而事實是錯綜複雜的。歷史學家所做的事情更像是複述過去，也就是說在他理解了過去的精髓之後再把這段歷史以眾人可以理解的方式寫下來。況且作者認為，即使是完全的不失真的敘述，由於原材料的問題也會受到個人的情感的影響。因為即使是個人對於自身經歷的敘述也會在一遍遍的敘述之中被修飾。作者之後講了歷史學家的另一個使命——由於歷史學家已經了解了這件事情的結果，他可以賦予這件事以歷史意義。毫無疑問，義和團的拳民根本不知道自己所參與的這次活動會產生如此大的影響，作者自己亦認為其實在之前有很多機會使得這件事並沒有這麼大大影響而只像很多暴動中的一件。然而歷史學家的所有結論都是在知道後義和團時代的發展的情況下作出的。雖然之後作者也提到了歷史學家雖然有一定的高於事實的地方，但是仍舊收到歷史材料的限制，但是作者認為能夠判斷歷史事件的地位、對結果的預知和對歷史的解釋是歷史的最大特點。
  　　雖然作者是歷史學家，作者對第一部分的敘述反而是最少的，第一部分更像一斷義和團歷史的科普材料。首先他敘述了義和團在美國學生的意識中的重要地位，就像一個符號一樣長期代表著中國。之後他介紹了義和團的起源，簡單的概括起來，義和團形成與1900年前後，起源於魯西北並席捲大半個中國北方，其主要特徵包括將神附體、拳術和氣功等，以青年農民、季節性雇農和無業遊民為主要成員。其最早於大刀會有很密切的關係，我個人一直覺得刀槍不入和將神附體是中國很傳統的“民間信仰模式”而對天主教會的仇恨從大刀會時代就開始了，大刀會也正是在一次和天主教的糾紛之後慢慢的退出歷史舞台。之後則是更有影響的巨野教案，由一個據說是天主教徒中的惡棍的被殺而引起，後果更是極其嚴重，德國人在山東的謀劃終於得逞，侵占了膠州灣。而大刀會之外，更直接的與義和團有關的應該是義和拳，其源起的地方屬於兩省行政的半真空地帶，由於民教衝突而激發和深化矛盾，不信教的人們對教民一步步的產生憤恨和不滿，而政府出於對洋人的恐懼，也對這些反教團體不斷施壓。也就是說，在這個時期，教民、政府和拳民之間的矛盾錯綜複雜。也正因此，無論是政策的變動還是教民的行為，都對義和團運動的爆發產生了影響。但是正如作者所言，此時的義和團並沒有達到無法控制的程度，真正促使義和團高速發展的還有別的原因：首先是降神附體儀式，其次是乾旱，這是一種影響廣且對於政府聲譽（中國傳統天人感應）和人的心理都衝擊極大的自然災害；第三是官府的變換不定的立場；最後就是義和團運動本身，也就是說不支持義和團運動可能會更危險，正如後文說的，也許房子就這麼被燒掉了之類的。開始的時候，義和團僅僅是反教，後來進化成反洋人和排外。當義和團越來越壯大，就爆發了戰爭，他們一路殺進北京城，對北京城內的教堂和洋人的建築產生了破壞性的影響，其結果是外國人雖然狼狽但是最終贏得了戰爭的勝利，而清政府甚至不得不逃至西安，最終以簽訂《辛丑條約》為結局。
  　　以上就是作者對於義和團事件的解釋和敘述（以一個歷史學家的名義），接下來就進入第二個部分，在我看來，第二個部分更像一段一段的人類學家的著作，運用人們的回憶錄或是寫下的書信和留下的檔案，看到那段歷史中人們在思考什麼，又是什麼促使這件事情這樣發展的。雖然作者對這樣的研究方式提出了批評：人們的經歷和感受太具有主觀色彩。但是毫無疑問，這樣的經歷對於今天的我們去看待那個時代的種種群體的心理活動是很有價值的。在經歷這一部分，有這幾種群體：普通的農民、義和團的拳民（其中也包括紅燈照）、傳教士和教民（也包括外國人），作者在這一章主要講述了五個主要的歷史元素（或許不太合適），並且從這些群體對著一現象的看法來說明義和團的一些問題。
  　　首先我們來看農民，農民在那個時代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就是自然災害，先是洪水後是大旱，民不聊生的可怕經歷顯然會對他們的心靈產生難以磨滅的創傷。持續的旱情使得他們心情煩躁，進而開始抱怨當局。他們的焦躁需要一個發洩的出口和對象。（中國農民的天生逆來順受性格）當義和團出現，他們對於義和團所體現出的神奇的技藝往往好奇，出於獵奇的心理觀看，進而會相信他們的神力而被他們吸引。而當法術不靈的時候，他們中有的人就要倒霉了——婦女，被視為不潔的來源的婦女在後期甚至不能出門，亦不敢出門擔心受到迫害。正如文中那個哭訴的婦女所言，她們總是受苦的那個。隨著事態的發展，民眾成為謠言最主要的受眾，他們因此而情緒大幅度波動，他們同樣也是謠言的創造者，一般他們創造的謠言都是那種充滿希望標誌他們美好願望的。
  　　其次是義和團的拳民，他們到處張貼告示，認為乾旱是由洋人和天主教會惹怒上天所引起的，其實他們的宣傳不過是利用了人們的焦躁心理，因為下不下雨這件事並不由人們決定，而殺洋人卻是人們可以控制可以解決的，等於是給人們一個期望。義和團的動機也許並不僅僅是解決旱災才提出要驅趕和殺戮洋人的，但是他們的歇斯底里的行動無疑是人們試圖緩解和轉嫁矛盾的方式。義和團的另一個儀式則是將神附體，這是他們為主體的儀式，作者提出的問題是，義和團本身究竟信不信自己的將神附體，他們通過念咒語和武術的方式來施展法術，作者講了一些人的例子，他們往往都是覺得義和團很熱鬧而加入的，不過我們也不能斷定就真的沒有人感受到那種感覺，畢竟我們的材料是有限的。和義和團相比，紅燈照似乎更為法力無邊，她們不但會放火而且還會飛，雖然我總覺得對她們的描述像是女巫騎著掃帚一樣。她們並不會受到穢物的影響，誠然，我們也沒有發現他們除了燒了西洋16國以外的旁的貢獻。她們更是謠言的主人公之一，比如她們會飛這件事情本身就是極大的謠言。。。他們還是謠言的製造者，比如對天主教會的種種駭人聽聞的謠言。。。
  　　第三是在義和團運動中的反面角色——傳教士、教會、也包括洋人，他們從一開始就是被排斥的，一方面他們是外來者，另一方面他們被視作旱災的根源可是他們自己也受旱災之苦。然而他們也有宗教上的解釋，就是忍耐，認為上帝不下雨必然有其原因，雖然我們現在不知道。毫無疑問傳教士和教民視降神附體為怪力亂神和迷信，認為是一種不理智的宗教的結果。而在謠言中他們基本不做傳播者，但是他們卻是主要的主人公，大量的關於天主教的謠言和關於外國人的謠言散佈。甚至包括污衊聖母瑪利亞的謠言。不過他們還很樂觀“全部消滅我們的日期至少已被確定過50次了”足可見這就是謠言。
  　　總結起來，從這三種人，作者分析了義和團的動機，分析了除了之前提到的原因之外義和團為什麼會蔓延，還有有關謠言的問題和種種導致死亡的暴行。其實每一個部分都值得非常仔細的人類學分析。特別是謠言那一段，作者對謠言的分類和提出的觀點引用至今也很有價值。
  　　最後講到的神話的義和團，所謂神話的義和團，簡單來說就是被政治所利用的義和團和相關的歷史事件。義和團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神話過程，每一次都有不同的特性被強化和修正，最早是在新文化運動，反帝；其次是文化大革命，不但包括紅衛兵革命，同樣包括婦女革命的需要。在這些神話的過程中，那一些歷史學家從來都不是以解釋歷史為主要目的的，雖然他們往往打着這樣的旗號，然後不斷的改變那個歷史群體那個歷史事件的意義和價值。其實這個東西到底會不會再發生，完全就是取決於神話的宣傳，而並不是取決於這件埋沒在歷史故紙堆中的事件本身。或者說是某些人需要它怎麼樣，他就會怎樣。
  　　我本就無意多講最後一部分，所以直接跳到結論，作者在結論強調和解釋了諸多在序言中所提出的問題，就比如歷史學家和神話製造者的區別，但是作者毫無以為是會反對我在之前將經歷的部分按照人群來劃分，因為他認為正如材料永遠不可能窮盡，那個群體的思想亦不可能窮盡和被我們全面的了解，只有歷史學家的工作才能真正看到事件的本質，通過歷史學家才能理解那個事件，甚至那個時代的人都不會有歷史學家了解。至於神話創造者更是會歪曲和扭曲歷史。在只有歷史學家才可以理解事件這個前提之下，作者進一步強化了歷史學家的優勢和局外人的特點，似乎我們只熟悉人類學的局外人的觀點，但是歷史學家是天生的局外人，事實上，他們比我們雖然難以進入局內，但是他們可以看到更寬闊的局外，這是優點亦是缺點。
  　　總結起來，作者其實正是通過這樣一個歷史分析，一方面讓我們看到了義和團這個事件多個角度的情況，其材料的翔實程度嘆為觀止，另一方面，他提出了歷史學家究竟應該關心的是什麼。和馬克布洛克提出的歷史學家的技藝中認為歷史是研究人的有所不同，不過究其根本，他們都是在討論歷史究竟是研究什麼的，真正的歷史究竟是幹什麼的這個話題。
  　　最后还想说的是，其实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有很多的共通的地方，他们是相对的，历史学家面对的是漫长的时间，而人类学家所需要处理的是浩如烟海的材料。
•   　　 花了两个晚上时间读完了《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一部分读的太细慢，一部分读的又过于粗化了。深深感到，历史学家真的是最啰嗦的人，也是最自以为是的人，更是最爱吃饱撑着没事瞎想找抽的人。史家可真有个毛病，引彼家之言，借此人之说，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一句能说完的事情分五句说，美其名曰“逻辑”与“严谨”。哎，读着这些所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大作，你得时刻警惕陷入他们精心建构的逻辑、理论甚至“事实”的怪圈，这可是真是一件煞费心神的事情。
  　　 大多数人觉得历史好玩，是因为他们把它当做故事来看，看的是热闹，事实上，如果历史真的是人们茶钱饭后用来谈笑取乐的话资或者仅仅是一系列真实的史料的堆积，那么所有的历史学家或许都应该另谋职业了，历史研究失去了其本该存在的立根之本、发展之源。蔡孑民云，“历史者，记载以往社会之现象，以垂示将来，吾人读历史而得古人之知识，据以为基本，而益加研究，此人类知识之所以进步也，吾人读史而知古人之行为，辩其是否，究其成败，法是与成者，而戒其非与败也，此人类道德与事业所以进步也，是历史之益也”，一语道破了史学的价值意义及史家与读史者的使命追求，以古为镜，鉴古知今，人类文明的车轮才能更有力地向前。
  　　 不可否认，历史具有一个天然的弊病，诚如本书所说，书籍告诉我们：他为什么做这件事。生活告诉我们：他做了这件事。书籍是向你解释事情的前因后果，生活就是事情本身。历史是对过去的解释，而事实错综复杂的。历史研究很容易陷入的一个旋涡是：错误的推定已成事实的结果的必然性——即发生于其后者必然是其结果。但是事情可能在任何时候向任何方向演变，而历史学家往往是在知道结果的情况下“想当然地”寻根溯源，企图用历史事件的结果来说服我们：因为这样的原因，所有有了这样的历史结果，这实在是一个可笑的悖论。
  　　 另外，正如埃里克.霍尔斯鲍姆所指出的，“所有的历史学家”，不管他们抱着什么目的，都在创造“历史传说”，“他们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粉碎并重构历史的各种形象”，即使在向某一被神话化的历史事件提出质疑的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会制造出一些神话。历史学家受其性别、阶级、种族、时间和教育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头脑中存在着某些固有的观念，而这些自觉不自觉地观念一旦带入历史的研究中，那么我们所看到的便是史家“自我标榜”的史学。实际上本也无可非议，史学研究本身便是带有自我主观意识的一家之言，社会所希望看到的是这一家之言的认可度与有用性。
  　　 本书以义和团运动为写作靶子，实际上是在向人们阐述一个观念：史家构建的历史与作为亲历者实际经历的历史和神话化的历史，这三种认识历史的途径是不同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而后两者对普通读者具有更的说服力与影响力。这种差异决定于三者不同的历史、现实空间，目标视野等。简单来说，历史学家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有着全方位的了解，他们的目标不仅是要解释历史事件本身，而且是要解释他与之前之后历史进程的联系。而这种解释，正如前面所说，只是对过去的高度简化与浓缩，它根本不同于人们经历的历史。历史的直接参与者的意识里包含着人的所有情感与目的。处在历史的坐标的一点上，他只是主动或被动参与者，预料不到，也无从把握事态的未来走向；处在个人生平坐标的一点上，这只是个体生命中一段短暂的经历，不久即会退出历史舞台，他看待历史的眼光显然有别于置身事外冷眼旁观洞悉结局的历史学家的眼光。作为史家争论围绕的焦点人物，也是某种意义上最有发言权的人物，他往往保持缄默，或者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才谈起过去的亲身经历，这时也很可能因新的环境的压力（更不用说记忆的流失了）而在叙述时（口述史），对亲身经历的原始含义做相当大的改动。而神话制造者则着重于从历史中汲取能量，为现实的宣传或目的服务，他们对历史的诠释往往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意识形态、自我修饰等。每个神话是为了迎合一部分人、一段时期的需要。正如对许多欧洲人来说，自十六世纪以来，哥伦布是个探险家与发现者，一个具有远见卓识和冒险精神的人物，一个顶住反对风浪克服重重困难改变历史的英雄。而对乔治三世统治下受到压迫而不得不远赴美洲的先驱者来说，哥伦布是”逃脱旧世界暴虐统治“的象征。19世纪末，意大利裔美州人因哥伦布出生于热亚那而大事庆祝和纪念，而同时期的非洲裔的美洲人则把他树为帝国主义和种族剥削的典型象征。也正如20世纪之交改良派对义和团“邪教”、“异端”的定义与批判，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等对义和团的翻身与推崇，以及文革时期的重新定义等。
  　　 冯友兰说历史是个任人装扮的女孩子，道出了历史的可塑性与主观性，实际上，本书在向我们抛出并试图解答一个问题：到底应该怎样看待历史？我们是相信历史学家的遑遑大著，还是宁可寻找亲历者的口述史料？历史浩如云烟，有些人永远进不去，有些人进去了却出不来，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视角来甄别、品味历史的真伪趣味，千古悠悠，沧海横流，一代代人，道不清，说不明，看不透，我想，这也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吧。
  　　 本书虽通俗易懂，却也不乏闪现作者思想光辉的吉光片羽，有些句子比较耐读，整体上结构也比较清晰。翻译的不错。
•   　　和《天朝的崩溃》、《万历十五年》类似，《历史三调》也是一本以叙写某一个历史时期一个微观历史事件来窥视整个宏观环境的所谓“大历史观”的著作。与上述两本书不同的是，作者并不是为了将史料归类，以论证自己的某些研究结论，实际上，正如他在序言中说的，他希望通过对义和团的研究来展现历史学家重塑历史的工作，并将这种工作与“认知”历史的另外两条途径：经历和神话放在一起，从而让读者理解什么是历史，我们看到的史著与经历和神话化的“历史”究竟差别在哪里。所谓的“三调”，既可以指义和团在分别作为事件、经历以及神话的三种场域下被演奏出的三个调调，也向读者介绍了探究历史的三种路径。
  　　
  　　在阅读之前，我对于历史的认识仅限于历史教科书上所谓的“正史”，以及坊间津津乐道的各种野史。我所知道的义和团是英勇抗击外敌侵略的“草根”英雄，虽然他们犯了盲目排外、被清朝统治者利用等错误，但他们的这种“民族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云云。而实际上，从阅读全书的第一部分，即作为事件的义和团开始，我发现似乎书中的义和团和我的刻板印象中的义和团大相径庭，实际上，导致义和团冲突的导火索倒并不能完全说是洋人侵略，更多的是地方民教冲突。这不禁让我想起《天朝的崩溃》中曾经做出的一个论断，大意是近代中国，普通百姓实际上“国家”的观念并不强烈，在遭遇侵犯时，往往以与自己的利益冲突之亲疏远近来判断是忍是抗，一些著名历史事件往往经过“层累效应”而被过度放大。如“三元里抗英”，实际上是由于英国士兵侵犯了村民的实际利益才导致的保卫家园的运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官逼民反”，实与爱国起义无关。义和团运动也是如此，其导火索是冠县梨园屯教民与非教民的冲突，是当地村民保卫地方寺庙不受外敌侵犯而引发的反教行动。
  　　
  　　而义和团运动真正开始迅速发展，其重要法宝之一却是在历史教科书中从未被提及过“神拳”及其降神附体仪式。仪式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通过仪式让参与者相信神拳可以“刀枪不入”，同时对参与者形成身份认同意识。范热内普认为，无论是个体在一生中还是群体在生存发展中，在空间、时间以及社会地位上、都时时经历着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过渡，特别是在两个精神世界（即：平凡或世俗与神圣或宗教）之间的过渡。在这些过渡进程中，为了解释对人生和自然的疑问，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们发展出各具特色的行为方式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和安慰自己的恐惧心理。（见张举文：重认“过渡礼仪”模式中的“边缘礼仪”）。
  　　
  　　《历史三调》花费大量笔墨介绍了义和团的这种降神附体仪式所导致的后果，当运动发展至高潮时，这样一种通过仪式让参与者相信自己能够自如地在“被附体”与普通状态之间来回转换，从而分辨教民与非教民，达到“驱魔”的目的。而实际上，作者毫无掩饰地向我们揭示这种“驱魔”行为的荒谬性：真正被杀戮的很多都不过是普通的中国百姓，而在这些中国百姓之中，又以女性的命运最为悲惨，她们被视为肮脏的、附魔的、会导致法术失效的妖孽而或被禁止出门，或遭无情驱逐，更常常是毫无理由的屠杀对象。每当义和团作战失败，其领袖经常归咎于“女阴”，认为女人，尤其是不洁的女人是导致法术失灵战斗失败的“罪魁祸首”。锦联有次发微博说“许多研究指出，女人，或由于其边缘的社会角色，或由于其破坏重要的社会区分，常被视为污染的、有毒的，因而被怀疑与一些灾难与不幸有关。边缘群体、边缘女性多被污浊化，就为了区分洁与脏、有序与混乱。”从义和团的经历来看，所言非虚。
  　　
  　　那么，这些在我们读者看来非常荒谬的“驱魔”行为及其降神仪式为什么能够得到那么多义和团成员的信仰呢？在这里我们先来区分一下作为行为的仪式和作为信仰的仪式，由于宗教信仰大都与各种各样的仪式联系或结合在一起，这样，仪式便被分为两个基本部分：信仰和行为。作为一种行为，义和团的降神仪式最初似乎只是为了强化正统社会伦理和道德观念，而其首领朱红灯善治皮肤病且不收病人的钱，很可能由于他的医术高明以及在百姓中的良好口碑，使得“练习神拳可以帮人治病”这样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而神拳所举行的宗教仪式也就被附上了使人获得神助，帮人去病的目的。由于在某种程度上义和团的部分成员确实具备了替人治病的能力，因此作为行为的仪式就得到更多人在信仰上的认可，反过来，这些宗教仪式行为又不断强化着人们的信仰，使得对义和团及其降神附体仪式的信仰逐渐稳固下来，在1899年神拳卷入教民冲突之后，这种信仰便逐渐向“练习神拳可以刀枪不入”上靠拢了。
  　　
  　　同时，当时的社会坏境和自然状况是不可忽视的一大重要因素。之前已经提到，降神仪式最初目的单纯是去除病魔，只是在发生了教民冲突之后，出于对当时现实情况的考量，降神的目的变为使人刀枪不入。而作者认为，1898年的一场巨大旱灾，是导致义和团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从仪式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场旱灾实际上也加深了人们对降神附魔仪式的信仰。正如作者所言，旱灾导致的饥荒以及看不到希望的等待让人们逐渐对天灾形成了宗教性的解释：不下雨是因为老天发怒，老天发怒是因为洋人和基督教的侵犯——作者已经向我们指出当时直隶地区洋人众多。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加深了人们对外来宗教的不信任以及对本土宗教仪式的更坚定的追随，而加入义和团可以填饱肚子，不支持义和团可能遭殃的现实体验唤起了人们对义和团的降神仪式的宗教性体验。
  　　
  　　另外，义和团的主要参加者很多是年轻的穷苦农民，本身没有什么文化，生活阅历欠缺，分辨能力不强，容易产生盲从也是降神仪式能够得到普遍认同的又一个因素。
  　　
  　　抛开仪式不谈，《历史三调》为我们提供了考察义和团的多维角度。正如作者所言，历史学家的一个不良习惯是用简略的方式描述原本极为复杂的因果关系，而过于关注历史事件的后果影响。这点从全书的第三部分“作为神话的义和团”中可见一斑，正是因为对结果的过分重视和强调，而忽视起因和经历，带有宗教意味的义和团运动被逐渐被神话化，或被认为是丝毫不值得提倡的暴民运动，或被捧为挽救民族危机的爱国救亡运动。而作者自己对于义和团起源、发展、壮大的原因分析得丝丝入扣，确实是做出了良好的表率。
  　　
  　　不过，在读完此书之后，我不禁产生了一个疑问，作者所掌握的史料、文献不可谓不丰富，史学功底在我这个门外汉看来也是非常扎实，但为什么通观全文，没有介绍一星半点的义和团成员的个人经历或见闻呢？作者引用了平民、传教士、中国教民、清朝官员、外国公使等多方“目击者”，或曰经历者的日记、口述、官方文件等资料，却没有任何来自义和团成员的资料，这是否是一种疏忽？还是作者有意而为之？锦联说是当时条件所限制，一方面义和团成员以没有文化的农民为主，少有人能够用日记等形式将这段经历记叙下来，另一方面，口述史因其真实性有限而甄别困难，长期得不到学界重视，且义和团成员被杀的杀罚的罚，就算有幸存者也多选择隐姓埋名不会向人说起这段经历。对此，我的疑问是就算义和团的普通成员确实没有文化，其首领是否多少应该能留下一些文字资料？就算不是本人的日记，其幕僚中总应该有人能够记录下这段经历的人物存在，毕竟，同为农民起义军的领袖，陈胜吴广李自成等人在史料中记载绝对不少。当然，这样的诘问未免过于苛责，但还是希望这一疑惑能够得到更为满意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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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柯文，早年就读芝加哥大学本科，后转入哈佛大学，师从美国中国学开山始祖级学术巨擘费正清、史华慈继续中国思想史和中西关系史研究方向研究。初期的研究困于语言水平，着手于传教士对中国近代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影响，著有《中国与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860 - 1870年》一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基督教传教活动在中国的起源、历史和发展情况。由此开始思考、质疑传统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的“西方中心观”主导下的“传统/现代”、“冲击/回应”范式。通过对晚清早期维新人士王韬的改良思想考查（著述：《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 ：王韬与晚清革命》），逐渐形成其对近代中国改革传统，追求现代化历程的独创性思考。70年代初期，其研究范式“渐渐向寻找中国内部的变革的动力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形成从反思其师费正清提出的“中国中心观”出发的“中国中心观”（著述：《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对此有系统阐述）。《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一书成书于1997年，柯文从近代中国历史出发，通过义和团这一对后续历史有重大烙印的历史事件的多角度描述，阐发其对“历史”的认识和思考，可谓综其几十年历史研究哲思的大成之作。
  　　 全书通过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作为事件的义和团运动”是历史学家笔下的义和团运动的史实，以叙事为主；第二部分“作为经历的义和团运动”，讨论了事件直接参与者的各种经历：思想、感受和行动等，指出他们对正在发生之事的看法与后来重塑历史的历史学家的看法大为不同；第三部分“作为神话的义和团”，考察了后人是如何围绕事件的本身，而产生各种神话化了的历史。）从三个角度“重现”了那场上世纪之交，发生在中华大地上影响甚远的惊天巨变。但是，《历史三调》中柯文的关注重点不是义和团运动本身，而是不同的历史认知主体对历史事件的思考方式和观念。旨在阐释一个历史学的观点：过去本身是复杂且无法复制的，而所谓历史仅是人们从现实愿望出发对过去的一种解释——一方面，历史学家本着一种使命感来完成知识层面的梳理；一方面，直接经历者以不超过自我心里承受能力的“客观”态度披露；再一方面，政客等社会动员者则通过截取和细节强化完成一种更具说服力神话。这就是历史研究所遵循的三种路径。然而，它们也并非泾渭分明。从本质上讲，这种所谓重塑过去的“历史”，都是在现实与过去寻求平衡，不断调整自我观念的产物。毕竟，“后来发生的事不能影响以前发生之事”，而“已经发生之事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取决于将要发生之事的结果。”克罗齐认为，历史断然不是已发生事件的条陈，而是要贯穿以哲学的思考。这种思考正是源于对当下之事或未来之事的困惑和探求。历史之于现实，不得不说是某种反射需要的产物。《历史三调》不仅以义和团这一历史事件为药引，阐释了这一观点，还将这其深入到历史研究的三种途径上进行事实说理、论证，可谓开史家之先河。对于此，作者在每调中对本调历史陈述理念都有其切中要害的经典论述，可引用者甚多，观点明晰入理。恕小女子才疏学浅，高山仰止，不妄多议。
  　　 义和团运动本身对于后世的影响更多是从神话角度来叙述的某种象征——或愚昧，或民族精神。相隔百年，叙事者们利用义和团运动的事件本身的复杂性，杂糅其中更多的意义，而使其成为一种如幽灵般长久存在的思维梦魇——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落后与文明。
  　　亲历这场血雨腥风的西方人将其妖魔化为愚昧、落后的中国的标签，加诸于中国人身上，演化为烙印于中国人心底、挥之不去的卑微而不甘的幽灵。
  　　 不可否认，这种卑微是矛盾和挣扎的，全源于枪炮之下对西方文明的哑然和无奈认可。清末改良派生活在传统体制下观察西方的人事生活，仅可见衣服光鲜、器物尖利精巧等表象，全无制度教化等社会维系运行等核心的体验，是以尊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尚无卑贱自处。以致拳患靡靡，恶名昭昭之际，仍只基于维护社会民生的传统士大夫的道义，尚只惶恐而无羞耻之心。及至五四，履历欧日者日众，对西方的文化制度方有切肤之感，比较之下才痛感国民之愚昧，国家之积弱。那曾是怎样一种震撼，如孩童初撞入成人的世界——从发自心底的艳羡和向往，进而是反诸己身的怨怼——进步与落后的差距有如儿童与成人之于年龄上不可逾越的鸿沟。看到这一切的正是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群体。一方面他们的思想延承自宋明理学以来“先天下之忧而忧”思想抱负，国家的衰颓落后之于义和团一役，竟已至国格族尊尽毁于世，情至忧愤、叹扼极，对传统弃如敝履地否定也不可谓不源出对其爱之深、情之切，如鲁迅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另一方面，儒家传统的“入世”情怀下，知识分子对时势国情的始于哀、恨，而绝不甘以无为默许，定要转向一种反击式的自我反省和整理，演化出一套自我认定的学习理论，所谓“君子嫉夫‘舍曰’必为之词”，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即发展为“民族主义”与“反帝爱国”的滥觞。
  　　 此一“民族主义”情结即由五四知识分子因嫉恨而生的，更由一场旷日持久的对外保国保种的大作战——抗日战争退而广之，如幽灵相随浸淫近代中国百年。这“义和团的幽灵本是悲天悯人的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文明怨和爱的交割，纵使振臂高呼、摇旗呐喊也难使这种上层“士”的思想意识跨越知识的断层通达下层挣扎于生计的民众。然而，异族入侵的战争带来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垮溃却刚好打通了知识沟通的壁障，知识分子这种爱恨交杂的“民族”情结，得以借民众的生存危机强化、扩大、渗透，得形成“中华民族”的共识，上及领袖枭雄，下至村妇幼童。自秦以降，国家一统的正当性和可行行即在于某种文化思想的共识，是有承天景命，独以儒家教化。通过抗日战争达到的国族认可无疑在国家统一的进程中起到了内在的强力推动作用。国家在形式上的统一，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国族的大一统意识和民族主义情怀。
  　　但是，从根源上讲，这种“国族”的认可并非如传统中国儒教一统的自发认同，而是由否定而生否定的“反击式”的集体反馈。这种反馈骨子里是带了许多自愧不如的悲怨和嫉妒，所以，在表达上总难免于应激性的强烈反应——急于辩白、证明，像个迫切要向大人显示自己已经长大的孩子。由此而观当年“高歌猛进”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跃进运动，及至今日GDP狂热、大一统情怀下各种领土问题中的谩骂之种种，无不可见“义和团的幽灵”逡巡。
  　　
•   　　一个人的亲历记录是历史的真相吗？
  　　一件传下来的历史叙述是历史的真相吗？
  　　我们看到的历史事件的描述是历史的还原吗？
  　　历史学家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评述是对历史的还原还是重塑还是扭曲？
  　　现在看历史和过去经历的历史和将来对待这段历史有没有相互产生逻辑因果？（过去的历史影响着我们，我们的观点左右着对历史的叙述，现在的认知又影响着将来）
  　　一段历史对个体而言它可能影响了一个人的命运，宏观来看，它可能影响了家族、民族、国家、人类的命运，更深远的看，还对将来产生着某种意义的作用力。
  　　这本历史三调，通过对义和团事件的三维（事件叙述、经历记录、神话演绎）叙述，试图客观地展示那段轰动全球并对清政府和中华民族产生深远意义的历史事件。它用不同的视角，帮助读者了解一段历史。
  　　
•   　　History in Three Kyes——The Boxer as Event,Experience and Myth.
  　　很有意思、很有内容的国外历史专著，因为是专著，看起来有些难，但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大大增长知识，正如书中说的“书籍告诉人们：她为什么做这件事。生活告诉人们：她做了这件事。书籍是向你解释事情的前因后果的，生活就是事情其本身。”记些笔记如下：
  　　
  　　历史事件的真相躲藏在错综复杂、含混不清的实际经历和被后世的神话化层层包裹中。实际经历和神话是对于普通读者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都具有不容历史学家忽视的重要性和情感引力——我们也许该称之为一种主观的真实。
  　　实际经历是凌乱的、复杂的和不明晰的，而历史（或者“书籍”）则把杂乱无章的经历条理化和明晰化了。某人可能由于饥饿而参加义和团运动，第二个人可能因为憎恨和畏惧外国人和外国势力而参加运动，第三个人可能发现义和团是向宿敌复仇的良策，第四个人支持义和团可能是因为害怕这样的后果：不支持义和团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不幸。人们的历史经历是以感觉为基础的，即通过感觉来认知世界，经历也包含人们的所有情感。真实的过去包含着许许多多不同的经历，其中一部分是重要的、关键的、值得记住的、明确的，另一部分（常常重复发生）是辅助性的，处于从属地位。过去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的盲目性，参与“历史事件”的个人事先对整个事情的发展进程并不清晰的预见。他们不知道局势会如何演变，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模糊性的认识。
  　　
  　　照一般的说法，“神话”是指“人为虚构”或“不真实”的事情。关于某件往事的明确结论一旦深深印进人们的脑海里（和心中），人们就会相信自己认可的真相，即使这一真相与过去真正发生的事情完全不同。
  　　对过去的神话化有许多种形式，其中一种或许可被称为”普通型“形式，是指各个社会的普通老百姓头脑中贮存的大量历史形象的神话化；另一种形式是修改自己的生平经历，即是说，我们经常修改我们以前的生活经历，使之符合和适应我们的自我概念在生命长河的不同阶段的不同变化；还有一种形式是涉及历史题材的诗歌、戏剧、小说、艺术和电影对历史的神话化，这种形式比历史著作更容易使历史形象印在人们的脑海中。最后一种神话化的形式是借助于报纸、杂志和书籍的神话化。
  　　
  　　
  　　除了经历和神话，书中的谣言定义，令人饶有兴趣地读，生活中谣言总是不断。
  　　拉尔夫.L.罗斯若对谣言的产生和传播进行的研究作了总结，谣言是“夹杂了个人对世界的主观臆测的公众信息”，进一步解释说，谣言“表达了试图认识生存环境的人们的忧虑和困惑”。他认为，谣言额产生和流传是下述四个因素造成的：个人的忧虑、大众的困惑、轻信盲从和“与结果有关的参与”（他指的是每个人对谣言的内容是否真实所作的判断）。谣言的作用很复杂，很矛盾。一方面，它们加剧了世纪之交由其他因素在人们心中造成的恐惧和忧虑；另一方面，它们又可以缓解人们的紧张感和心理压力，因为它们既能使众人分担个人的忧惧，又能把众人的忧惧转化为对可恨的洋人的愤恨情绪。
  　　
  　　书籍增长知识，历史是事件，而生活就是生活，看历史书可以分析前因后果，可以全方面地、层层地看，历史学家就是将客观、有条理地尽可能地还原生活的真相，经历和神话就是包含人的情感，它们对历史学家而言是很强的干扰和很重要的影响，人类的历史总离不开人的情感和主观愿望。看了书，虽然很多地方不是那么容易懂，但更明白历史和历史真相之间的复杂性、神秘性，难怪历史这么让人着迷，真相总是那么神秘，令人意想不到而又捉摸不透。
  　　
  　　充满好奇心并略带点幻想的你专注地盯着中国盒子层层剥开它时，真相如同带着黑色面纱的阿拉伯女子站在你的背后窃笑，旋而，你转身回过头去，她又跳进了黑暗中。
  　　
  　　
  　　
  　　
  　　
•   　　正文内容并不长，不过从261页到389页，浩浩荡荡的引用标注来看，这位西洋学者很是下了一番心血！
  　　
  　　其实，作者并没有强加一个所谓正确的历史结论的问题，而是通过对于“义和团”这一存在的历史事实，从三个角度来剖析如何看待历史。其实并不在意西方学者的论述，更在意的是这种论述方式。由此而言，历史，作为一个时态名词，如何成言成书的过程，我们应该加以慎重看待。历史是伟人的还是人民的？看来怎么也不能拿出一个准确地答案，其实根本就没有答案！就看为那个利益集团服务罢了！我们只是历史汪洋中的水一滴！
•   　　 未完成的第一调
  　　
  　　 《历史三调》的副题是“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从此书在史学界的影响来看，“神话”最引人注目；从全书的结构和篇幅来看，“经历”所占比重最大；从作者的自我期许——“对义和团事件进行简明扼要但可信度高的叙述”——来看，“事件”应可视为信史。但是，柯文笔下的“事件”，不论史料的采用和解读，还是所占篇幅（约为全书十分之一），俱嫌单薄，似不足以支撑或曰导入“经历”与“神话”两个话题。
  　　
  　　 对此，他并不讳言：“在本章重塑义和团历史的过程中，我更多的利用了第二手资料”。细按其书，不难发现，在叙述义和团运动的酝酿和发展时，柯文几乎全盘采用周锡瑞（JosephW.Esherick）《义和团运动的起源》（1987年）的研究成果——包括文献考证与史实阐释，甚至连“义和”二字的英译、“九头蛇”的譬喻亦径行迻用，虽偶有辩诘，究无改大体；此外，则大量采用中国历史学者如路遥、程啸诸人采访编著的资料，以及中国各研究机构刊印的史料。易言之，在义和团历史事实的发现与历史意义的发明层面，柯文毫无贡献，他的谋篇布局乃至遣词造句，早被他人限定，别无新意。
  　　
  　　 而在叙述义和团战争的背景和进程时，他甚至忽略了两项重要事实：其一，清廷在“废立”问题上得不到西方列强支持，甚至慈禧的执政地位也受到威胁——西人发出照会，勒令慈禧归政于光绪；虽有学者对此质疑，然非空穴来风。这是除了民-教冲突、华北大旱及朝廷政争以外，导致义和团运动由国内暴动发展为国际战争的重要原因。其二，义和团战争爆发前后的关键事件。如使馆卫队在“黑色星期五”（1900年6月13日）首倡“猎取拳民行动”——此前，拳民的主要打击目标是中国教民，而非外国人；清廷对各国“宣战”（6月21日），在时间上要晚于联军不宣而战夺取大沽炮台（17日）。无疑，这些事实对于“进行简明扼要但可信度高的叙述”非常重要，柯文实在不应忽略。以此，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2003年）作者——才会说：“柯文的讨论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但是，他的第一调，即历史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尚处于待定状态。”
  　　
  　　 此书第二调的命意，在于说明“我们（历史学家）用来解释历史的观念，往往与直接创造历史的人们的观念有很大的差异，其结果是不可避免地曲解了真实的历史”；此意以文学化的语言解之，则如书中所引霍夫曼之诗，云：“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啊，令人难忘！那些身首异处的人在诉说着什么？”
  　　
  　　 永不终结的神话
  　　
  　　 然柯文此书的看点究在于第三调，即“作为神话的义和团”。业已身首异处的人说着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有其元的人此后说了些什么。那么，义和团是怎样一个神话？柯文定义如此：“在20世纪的中国，西方因其帝国主义侵略行径而受到仇视，又因其掌握聚集财富和增强国力的秘密而受到推崇，这样一来，同时攻击西方侵略行径及其近代化秘密的义和团，有时大受称赞，有时则遭到痛斥。”
  　　
  　　 义和团的盲目排外固不可取，但是“攻击西方侵略行径”（即爱国主义），则不应“遭到痛斥”；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以前），义和团却得不到这样的表扬。在以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者看来，除了迷信愚昧、野蛮残暴和盲目排外，义和团什么也不是。而且，义和团还被当作一个象征，集中代表了旧中国、传统文化所包涵的一切不利于建设现代化中国的负面因素。同时，西方世界的主流舆论（畅销书，好莱坞电影，新闻报道）则更进一步，将义和团直接与中国人等同，认为中国人“残忍凶狠，报复心很重”，显然是“义和团后遗症”尚未痊愈的表现。
  　　
  　　 但是，及至《凡尔赛和约》签订（1919年）、五卅惨案发生（1925年）以及国共联盟成立，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成为时代潮流，义和团的形象随之大变。迷信、愚昧与野蛮等负面特征，固然无人能替义和团洗刷，但是，“野蛮的排外主义”的评语则被换成反对帝国主义的赞辞。陈独秀、瞿秋白、胡适、蔡元培等人，不论激进温和，皆吁请政府、国民注意：在面对帝国主义的侵辱时，义和团也有积极的一面。同样是这批人，在十余年间，对义和团的评价（或曰利用）前后大相径庭。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义和团越来越像一件趁手的工具，当讨论的问题是帝国主义时，就称赞之；当讨论的问题是“封建主义”时，则指斥之。
  　　
  　　
  　　 义和团的师兄师弟们不知道什么是现代化，也不知道与之作战的是帝国主义，而利用他们的是封建主义，他们只知道神拳附体、刀枪不入，他们只知道驱杀“洋鬼”后，便将迎来风调雨顺。他们更不知道，在未来岁月他们会变作任人“涂抹装扮”的“女孩子”，会成为“神话”。
  　　
  　　 “五四”已矣，“五卅”已矣，义和团“神话”犹未已。
  　　
  　　 只要中国与西方不能消泯界限，只要传统性与现代化依然充满张力，作为神话的义和团便永远不会成为历史。而就更深一层的意义而言，中国、西方、传统、现代，这些字眼又何尝不是神话？适如少年蒋梦麟对西方世界的观感：“当你看到他的光明面时，他是天使；看到阴暗面时，他是魔鬼。”
  　　
•   　　书还没全看完，只看了个开头就满头冒汗了。
  　　本来是忠文兄向我推荐的，
  　　好不容易找来，初翻之下可以用“惊艳”来形容，
  　　只看前言就已经让人感觉其思想的深度，
  　　没舍得看完，留着慢慢消化。
  　　柯文的其他书也应找来读一下。
  　　
  　　
  　　
  　　
•   　　我一直回答不了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是相信当事人的口述实录，是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去寻找最朴初的资料，还是去甄别一些学者和专家的历史良心？?
  　　纪实与虚构是王安忆的一部小说的名字，我喜欢这本书，它为往来过去和现在之间提供了有趣的解读方式。对于历史本身而言，无论是事件的亲历者，记载者还是未来的旁观者都会因为思维的可塑性而陷入迷沼。20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师生对义和团运动尚在世的团民做了一个访谈纪录，在剔除其中涂脂抹粉的部分之后，我们会发现，似乎并没有什么反帝反封建的高尚情操和道德使命，而只是底层社会的人民争取生存权的努力和各个时代各种文化背景下都会发生的集体恐慌共同产生的联合反应。这就好比医生并不一定是为了救死扶伤，和尚并不一定是为了普度众生。所以冯友兰篡改胡适的话，说历史是个任人装扮的女孩子其实是道出了文字记载的实质。我们无法如一个好奇的窥视者一样去深入事件的每一个枝节，经历由于当事人的回忆重塑而变得可疑，于是我们只剩下神话了。
  　　哈佛孔飞力的叫魂一书也探讨过不同社会阶层在复杂的历史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倒卖人口的郑家栋说的好，"乱"并非如毛泽东所说是社会改良和社会进步的必要手段, 而是社会危机爆发和民众宣泄的一种形式, 因为人们于其中所唯一关注的似乎就是打破现有的权力结构与秩序。而无论高贵或卑微，都最终会被历史的偶然性和个人命运的必然性所嘲笑。
  　　那些已经消逝在历史长河中的人物曾经如何看待自己所经历的一切，我们已无从知晓，即便是我们自己，在回忆过去的时候，也会有所取舍，无法还原真实。100个人就会有100个哈姆雷特，纽约是天堂也是地狱，视角和立场会影响每一个人的判断。真相和真理仿佛夏夜的繁星，遥不可及，永远对着我们偷笑。
  　　
•   建构的历史观的问题在于边界在哪里？
•   我有点儿不理解您说的边界是什么意思？是指时间、空间还是思维上的边界？
•   竟然 竟然 观点 连一些对比都一样 好基友啊
•   Z的S是谁啊 我微信中也有他
•   张烁 = =
•   后来读《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觉得很受启发，裨益良多。
•   读书千遍，其义自见（xian）
•   哎，这不是那谁嘛...啧啧....
•   干嘛。。。
•   老师好，我想看后现代史学的书，最好是中文版的，我是学语言学的，我感觉很有意思，谢谢推荐！
•   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
  人们经历的历史
  神话化的历史
  我倒认为没必要这么分，柏拉图“理念中的世界”“现实中的世界”，而柏拉图认为“理念中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科文的分法于此还是有些关系的。我觉得，后两个可以合并。但问题出来了，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就是史实吗？尤其当一些人别有用心的时候，更何况学术的自由又如此有限，但更可悲的是在这种学术氛围和残酷的现实世界中，爱历史的人又有几人，包括哪些所谓的历史研究生，乃至学者。
•   不过为伟人服务书籍总是删节改动，或者不出
•   历史是什么可参见《1984》
•   难道“写真实的历史”才是一部历史书的要义么？Cohen的要点并不在于考证出一部关于义和团的“信史”，他的目的是“并置”，愚以为这才是他的这本书的最大贡献，并不在于某个特定的历史考证，而在于历史学的理论。
•   可能在历史方面确实如你所说没有太大贡献，但这种历史思路是值得肯定的
•   可以看做对历史在三个层面上的反思吧，从书中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毛应该挺有意思的。
•   关键是作者的思路很好
•   这就是处理历史和处理事件的差别吧……柯文的重点还真不是历史的真相……重点是这个历史事件所映射出的当时不同人的不同态度……偏向于历史人类学的方法……所谓：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像情侣一样眉来眼去，历史学家有时对人类学家不成体系的理论以及对依文趣事的偏好异常恼火，有时却又不加批判地照搬人类学的理论.人类学家有时用自己的‘科学法则’反对历史学家对特殊规律的偏好，有时却又宣称已将历史学家惯用的方法转换到了田野研究中.——明明是两个傲娇掐架
•   评论的好
•   嗯，和我一个样。但凡是好书，我总舍不得看完。总怕是看完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么好的书可以看了。
•   不用怕啦，可以先选你喜欢的章节来看呀，不一定要重头到尾的读完整本书。因为历史书不是小说。既可以颠倒来看，又可以先看导言和结论，就可以大致知道书的主旨。再来就看看作者如何去证明，如何运用史料。再多一两节，就大概明乎所以，也知道这书的好坏了。
•   我也常问自己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在遍寻没有答案后，或许可以回头质疑这个命题，即，真相原本就不存在。
•   本来有意识的集体行动在英国革命之前就是不存在的，作为一个阶级，农民的阶级意识受到其自身分散性生产的限制，很难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
•   因为时间和空间的更易，历史客观是不可能被认识的（仅仅我们仍需要做这种假设）
•   还是这篇比较诚恳……每个历史事件都会成为某些人可以利用来达到目的的工具……被镶嵌上特殊的亮钻随后便开始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