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1916

出版时间：2013-1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石之轩  页数：276  字数：2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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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国相关选题的出版，曾经是敏感的。那一度被僵化思维固锁住的，是太多面目模糊的身影。他们长袍马褂、旗袍绣履，那光影婆娑的身姿，一旦跃入脑际，就难再轻易离去。这也是近年来不管是影视还是图书，都出现了一股民国热的因缘。    有关民国的话题，似乎隐藏着一种魔力。那种潜游在净空深处的味道，从历史的不远处，静静地向我们移来。我们无法抵抗这种黑白质感的诱惑。然而，太多的民国是演绎的产品、是虚构的华章，民国真实的样子不应仅仅从名人、类名人的塑造中诞出，不应仅仅在华丽炫耀的镜头感里展示。民国绝不是“万恶的旧世界”，也不是“消失的亚特兰蒂斯？，她是我们的先人曾经在纠结中不断尝试和追索的第一次现代，是灿若星辰的文化人第一次放胆展示自我。同时，传统与现代的角力，保守与开放的争夺，西学与中学的通融，专制与民权的恶斗，极度的聪明和极度的愚蠢，极度的崇高和极度的可笑，都在这个时代充分表演，并给后人埋下了种子。所以我们的关注，不只是行注目礼，更是寻求还原，寻求真实，不管热血与极端，也不管沉郁与凉薄，这既是叙述对象的真实，也是原作者的真实。    《可以触摸的民国》系列丛书，我们计划分成几个子系列构建，目前即将出版的有：《可以触摸的民国·现场》《可以触摸的民国·侧影》《可以触摸的民国·细看》以及《可以触摸的民国·新学》。    《现场》板块，由南京财经大学的石钟扬教授执行主编，首选了四本：“报界奇才”、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专职记者黄远生的新闻文选；中国新闻教育与研究的先驱、“铁肩辣手”的杰出记者邵飘萍的新闻文选；“思想界明星”、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领袖陈独秀所主编《新青年》《每周评论》中的新闻与时评选集；“五四三圣”之一、“再造文明”的设计师胡适的时评选。这四位报人（无论专职或兼职的）都是学者型的，都曾为民主为言论自由历尽艰辛，饱经磨难，透过这些依旧在燃烧的文字，可以触摸到他们滚烫的热血。    《侧影》板块，由我们编辑部操刀策划，编选民国著名学者、文人的文字，希冀觅得特殊视角，给读者一个陌生化的全新印象。譬如，傅斯年不仅是儒雅严谨的学者，我们编选的《现实政治》更展’示出他对时事的敏感与睿智；徐志摩的《再来跑一趟野马》，集中其相关政论问题的文章，发现一个敏感政治、关心国家的徐志摩；朱自清的《人话》，选取他回忆性的散文篇目，串联起他的一生，搭建出朱自清的“忆之路”。    《细看》板块，则是结构别致的人物传记类原创性文本。回避宏大叙事的框架限制，省略过渡、延续的平淡，截取他（她）人生的一个个断面，或熠熠生辉，或苦痛难当，从一个个鲜活生动的细节出发，去触摸他们灵魂深处的颤抖，如《萧红的100个细节》《郭沫若的30个细节》等。    《新学》板块，作者皆为民国文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对民国的态度有其自成体系、自圆其说的创新，如《民国元年——历史与文学中的日常生活》，选取这样被反复述说的特殊年份，却回避了政治，只看那剧变之下惶惑迟缓而跃跃欲试的百姓生活，对当下社会现状亦不乏启迪。    因为民国版图书的出版年代所限，文字中不少具体的用法，比如其中《人话》一篇中“您少爷在那儿上学？”的“那儿”、《春晖的一月》一篇中“我最爱桥上的阑干”的“阑干”，又或者《买书》一篇中“不知那儿检来《文心雕龙》的名字”的“检”字等，在现在的汉语环境中已经有了不同的用法，但为了尊重民国时代的真实性，以及作者自主创作的主权性，我们没有进行任何擅改。脚注部分属选本中自有的，我们尊重并保留。为了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编辑也针对具体的、可能有助读者理解的部分，增添了一部分注解。    作为编者，请允许我们向胡适、朱自清、徐志摩、傅斯年们致意。让我们一起从他们的文字上感知陌生而久违的率真、趣味和正直，倾听他们告诉我们知识人应该怎样读书、怎样生活，怎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形而上的问题。无论侧影，还是正面，在煌煌民国的文化殿堂前，我们都该收敛起自己虚张的声势，勇于正视那逼人的光焰。我们撩拨出的民国文字中的独特味道，是想与读者分享先生们带给我们的温暖与感动。请惠存我们的好意，同时宽恕我们的浅识。

内容概要

　　《可以触摸的民国：袁世凯1916·悬崖上的龙椅》就此从各种角度、各个方面进行了抽丝剥茧似的分析，探赜索隐，以期还原这段历史的生动细节。
　　如何评价袁世凯？《可以触摸的民国：袁世凯1916·悬崖上的龙椅》并不打算重弹旧调，更不打算为袁世凯翻案，而是尝试把袁世凯与曹操、拿破仑和华盛顿等历史人物做一些比较，呈现评价的具体与多元，期待读者在阅读中形成自己的看法。

作者简介

　　石之轩，原名骆经济，陕西人，历史作家，著有《黄花赋——共和前夜风云录》、《假如光绪不死》、《耍聪明的中国人》、《英雄与美女》等作品。

书籍目录

引言
第一章 袁世凯为什么非要称帝
一 袁家是否存在一个 家族魔咒
二 “他害了我”
三 袁克定的作用
四 袁克定有能力影响袁世凯吗
五 袁世凯称帝念头的滋生
第二章 民初乱象与袁氏帝王梦
一 穷得叮当响的中央政府
二 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
三 民初的国会与袁世凯解散国会
四 纸上的权力与真正的权威
五 袁氏帝王梦产生与发展的轨迹（一）
六 袁氏帝王梦产生与发展的轨迹（二）
第三章 袁氏称帝为何不与北洋高层商量
一 原因之一：称帝不能商量
二 与徐世昌的沟通
三 段祺瑞的遭遇
四 王士珍与冯国璋
五 真假民意
六 其他形式的沟通
第四章 拥戴与反对的较量——帝制的理论与技术
一 汪凤瀛　　二 杨度与梁启超
三 严修的劝告
四 张一麐的劝告
五 国内实力派的支持或反对
六 列强的态度
第五章 袁世凯到底有没有登基
一 胎死腹中的登基
二 袁氏帝国风景之一
三 袁氏帝制风景之二
四 袁氏帝国风景之三
五 循规蹈矩的袁世凯
第六章 稀里糊涂的失败
一 送命的二陈汤
二 墙倒众人推与多米诺骨牌效应
三 反袁护国——最奇特的战争
四 两广、浙江等省的独立
五 袁世凯的几个致命臭招（一）
六 袁世凯几个致命臭招（二）
第七章 莫名其妙的死亡
一 不好好治病的袁世凯
二 生前身后
三 权利之梦与田园之梦
四 一失足成千古恨
第八章 袁世凯称帝败于谁手
一 冯国璋为何反对袁世凯称帝
二 段祺瑞为何反对袁氏称帝
三 袁克定的因素
四 蔡锷、唐继尧的因素
五 日本的因素
六 袁氏失败轨迹模拟
七 袁世凯自己的因素
第九章 曹操与袁世凯——千古两奸雄
一 以奸为荣
二 雄才伟略
三 对人才狂热的爱
四 袁、曹的好色
五 袁的称帝与曹的不称帝
六 袁、曹的差异
七 袁克定与曹丕　　八 袁克文与曹植
第十章 袁世凯与拿破仑
一 袁世凯 拿破仑的异同
二 政客袁世凯 英雄拿破仑
三 文治与武功
四 铁血帝国
五 袁世凯的后宫与拿破仑的情链
第十一章 袁世凯与赵匡胤、王莽
一 阴谋与阳谋
二 理想与执行力
三 不同的思维习惯
四 袁世凯与王莽的相似
五 虚伪 人情味及雅量
第十二章 袁世凯，你为何成不了华盛顿
一 华盛顿有称王称帝的机会吗
二 法国军队及各州民兵
三 如果华盛顿与袁世凯相互换位
四 家庭 子女及生活来源
五 袁世凯不可能成为华盛顿
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   袁世凯1916：悬崖上的龙椅引言引言袁世凯似乎大奸大恶，又似乎大智大勇，这二者和谐地统一在他身上，难分彼此；他似乎精明无比，又仿佛愚蠢至极，这二者也神奇地统一在他身上，让人难以捉摸。总之，这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复杂得异乎寻常，绝不是“窃国大盗”等几个简单的标签所能概括、形容的。在袁世凯初任民国大总统时，国内对他几乎是一边倒式的颂扬赞美。来自北洋系统以及旧官僚的颂扬倒也罢了，可以理解，难得的是革命派对他也高看一头，褒勉有加，如孙中山对他的评价就相当不错：余信袁之为人，甚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彻，而思想亦甚新；不过做事手腕，稍涉于旧。但办事本不能尽采新法。……故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 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的演说》，转引自李凡著：《孙中山全传》，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237页。 维新派人对他也是推崇备至，如梁启超便将他当伟人、英雄看待，说他：不动声色，而厝天下于泰山之安，公之谓矣。三月以前，举国含生，汲汲顾影，自公之出，指挥若定，起其死而肉骨之，功在社稷，名在天壤，岂俟鲰生揄扬盛美者哉。 梁启超1912年2月23日致袁世凯的信，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0页。 但是当袁世凯悍然称帝，一时间舆论哗然，骂声一片，直将袁世凯骂得狗血喷头，半点人形也没有，这其中骂得最厉害的，首推一碟的《祭袁世凯文》：生而异声，如豺如狼；少而多方，如狐如厖；壮而食人，如虺如蟒；耄而贪婪，如豕如羊……精奸巨蠹，天魔之象。 民心社编：《最新袁世凯》，上海：泰东图书局，1916年，第36页。 这段文字里透出的滔天之恨，有点让人不寒而栗，对袁世凯似乎恨不得死寝其皮生食其肉，已完全将他当畜生对待，不以人类视之。平心静气想来，袁世凯就是袁世凯，说他是伟人英雄也罢，说他是豺狼虺蟒也罢，只不过是外人一厢情愿的主观判断，袁世凯自己既非伟人，也不是豺狼，在骂声里、在赞美声里，他都是那个大头大肚子看起来颇有些威猛之像的北洋始祖。他就是他，不因赞扬而崇高，也不因咒骂而毫无是处。只不过对袁世凯不同时期截然不同的评价，让人不自禁地联想起很多问题：对他的赞扬是否有人为拔高的地方，对他的谩骂是否有刻意贬低的地方？他是一个变色龙式的人物不同时期表现出迥然不同的形貌呢，还是世人的眼光太浅薄了，只看见他的表象或者只看见他的某一个侧面？袁世凯绝不是一个单纯的人，他有无数个侧面，那些看似矛盾的各种侧面合起来，组成一个有血有肉既让人赞又让人恨的袁世凯，组成一个棱角分明却又扑朔迷离的袁世凯。他是维新的，又是守旧的；他是智慧的，又是颟顸的；他有时看起来狡黠可笑，有时看起来憨厚倔强；他有时表现得野心勃勃、咄咄逼人，有时候却古道热肠、深情款款；他长袖善舞，几乎没有他应付不了的局面，但他又拙笨幼稚，经常让自己陷于尴尬和难堪。袁世凯爱人才，为了笼络人才他是不惜耗费巨资的，对于人才他也不论地位尊卑一律给予优容，谦恭和蔼，恨不得将天下英才尽数收归麾下，连曾经痛骂他的康有为、梁启超，也可以不计前嫌，大力收揽，连一直对他有成见、有戒心的孙文、黄兴，他也做出诚恳、虚心的姿态求教，尽力结交，直至把臂言欢。他比孟尝君还爱人才，他比曹孟德还爱人才，但他在爱人才的同时，还爱狗才、奴才、蠢才，在收揽人才的同时，连赵秉钧、陈宧、段芝贵、唐天禧这些狗才也一并收揽，视作心腹。袁世凯爱拉关系，手腕高超，挥金如土。在他高明的手段和挥金如土的豪阔下，不论是权臣豪贵、奸佞小人，还是赳赳武夫、耿耿书生，没有他搞不定的关系。他用师生关系、朋友关系、儿女亲家等不断地扩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弄得网络铺天盖地，其手段之高强可见一斑，但他却总是搞不定自己的亲兄弟袁世彤，每有风吹草动，六弟袁世彤就写了信来，大骂他不忠不孝，搞得袁世凯狼狈异常、尴尬万分。十分热衷于权势的袁世凯，嘴里却时常念叨着要解甲归田；他似乎对皇位志在必得，但一遇麻烦，连像样的顽抗也没有，就引咎认错废除帝制；他似乎重情重义，对清室的旧恩念念不忘，但耍手段逼清廷退位的人又是他，若说他是顺应共和潮流，为公义舍弃私情，他却又在不久后抛弃共和，帝制自为。袁世凯是那么虚伪，又似乎是那么真诚，他虚伪之处一言一行好像都是虚情假意，但他真诚起来，为了心中的所想，不惜背负千古骂名。正是这样的一个枭雄，施展浑身解数成功地崛起于清末民初的舞台上，扭转乾坤，受万人拥戴；也正是因为这种样子的枭雄，他才能走上帝制之路，为那个时代以及他个人留下深深的遗憾和悲痛。袁世凯称帝失败而死，带着遗憾、羞愧撒手人寰，永远地去了，留下一个军阀争雄、混战的烂摊子，打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袁世凯称帝而死的后果是悲惨的，对他个人对整个民族而言都是如此。袁世凯地下有知的话，一定会咬牙切齿悔恨不已，说：“我怎么就那么浑，为什么要称帝呢！”是的，现在看来，当年的袁世凯没有一点称帝的理由，他完全可以不称帝，他的称帝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是他的确称了帝，并因此而身败名裂，被后世唾骂不休。第一章袁世凯为什么非要称帝第一章袁世凯为什么非要称帝袁世凯称帝的原因一直众说纷纭，似乎每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每种说法都不能让人真正满意，他的称帝谜一般的让人难以捉摸。革命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被袁世凯轻松地镇压之后，北洋军的势力随即伸展到了南方，在国内袁世凯基本上做到了江山一统。此时宋教仁已死，孙文、黄兴等逃往海外，革命党的力量几乎被摧毁净尽，放眼神州，能威胁到袁世凯存在的力量都已经销声匿迹。趁此大好形势，袁世凯成功地让自己当上了正式大总统，又推出了《中华民国约法》，总统不但权力达到了最大，且可以连选连任，没有连任次数的限制，更为奇妙的是，他能指定下任总统继承人的人选。袁总统做官做到了这个份上，足可以自豪自傲了。在这一段时间，袁颁布了很多法律法规，重建社会秩序，鼓励发展经济，国家的财政状况不断好转，中央威权日增，可好景不长，仅仅过了一两年时间，袁世凯莫名其妙地忽然就想过一把做皇帝的瘾。按说他当时的权力够大了，袁与英国公使朱尔典谈话时，朱也明白地告诉了他这一点，朱说：“查现在各国，无论君主民主，无有如大总统之权之重且大者。英皇之权不论矣，即德皇、日皇，美国大总统之权，皆不及也。”所以说，袁世凯为了使自己权力更大而称帝，这理由基本上说不通。若说是为了自己的儿孙能继承权位，袁世凯不做皇帝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按《总统选举法》的规定，他可以指定下任总统继承人的人选，法律上并未规定不可以指定自己的儿子，虽说还要通过国会表决这个形式，但所谓表决，仅仅就是一个形式罢了，国会已被袁世凯解散，政治会议是袁的御用机构，让他们选谁就得选谁，袁根本无须担心选定的接班人落选的问题。所以，袁为了儿孙而称帝似乎也没必要。袁世凯不是蠢笨的人，一直精明无比，此刻的他也早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人情练达又一贯谨慎求稳的他不会没想到称帝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这时候民国新建才四五年时间，“共和”一词还如雷贯耳，袁世凯选择此刻登基称帝，莫非他真的欲令智昏、丧心病狂，为皇帝的宝座发了疯？当然事实不是这样，袁世凯直到临死，头脑还非常清醒，毫无疯癫之像，那么，他为了什么而甘冒身败名裂的危险悍然称帝呢？一袁家是否存在一个“家族魔咒”？据说，项城袁氏家族有一个魔咒：出外做官的人活不过58岁。很多人据此认为袁世凯之所以急着称帝，是要在魔咒生效之前过一把皇帝瘾，或者借登基的大喜克制这个魔咒，冲一冲，让自己顺利地迈过58岁这道坎。袁世凯的孙子袁家诚先生就持这个说法，他说：“我的爷爷他的上辈以及更上一辈，确实是都没有过58岁的。所以他想：我如果借助搞这个帝制冲一下，也许能够冲过去，这也是他个人的一个原因。他就是想借着这个来冲一下，闯过58岁这一关。”其实早在袁家诚之前，有个叫包谦六的人就写文章，说是袁世凯的幕僚张一麐反对袁称帝，袁世凯替自己辩护时说到了这个“家族魔咒”——“袁又从容语张（张一麐），袁氏三世无年，无能过六十者。逮其本人五十八九岁时，亟亟尝试，自投瓮中，岂其私以为帝王历数所在，不在此限乎。”顾国华编：《文坛杂忆初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361页。包歉六的说法较早，还相对粗糙一些，不但没提冲喜，对魔咒的年龄上限也说得不很精确，能看出这两个说法意思一样，前后相承。袁家诚的说法可以看做对包说的进一步解释：不是什么帝王不在此限内，而是冲喜，借这件事来冲喜，以抗击或者冲破魔咒，延长寿命。在袁世凯之前，项城袁氏在外做官的人的确都没活过58岁。袁世凯的曾祖父袁耀东不到40岁就去世了，叔祖袁甲三57岁时死亡，生父袁保中没活过51岁，堂叔袁保恒在52岁时撒手人间，而嗣父袁保庆连50岁也没活到，虚龄49岁时就一病而亡。所谓“家族魔咒”，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流传，比如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家族就被认为有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魔咒：所有家族成员都不能善终。海明威的父亲是自杀身亡的，海明威自己是用双筒猎枪结束生命的，他的妹妹、弟弟都是自杀而死的。印度的尼赫鲁家族也被认为存在着一个魔咒，媒体评述说：生为尼赫鲁家族的成员，你就不要指望躺在床上安然死去。而从英迪拉以来，这个家族的人多数死于非命，难得善终。很显然，所谓“家族魔咒”是对家族某种非良性现象的总结。不过，即便项城袁氏家族从袁耀东以来有活不过58岁的现象，在袁世凯称帝前这种现象是否被总结成“家族魔咒”仍存在疑问。因为袁世凯的子女辈，如袁克文、袁静雪、袁克齐等，在他们的著作或回忆文章中提到袁世凯称帝的原因时，没有一个提到这个袁家的“家族魔咒”。袁克文在其文章书籍中不遗余力地替父亲袁世凯辩解、开脱，如果他知道袁家的“家族魔咒”，自不会藏着掖着，虽然用称帝冲喜说出来很不雅观，但至少这一说对袁世凯“窃国”、“私欲膨胀”等罪名是个开脱。子女辈没有说，袁世凯自己也从来没有提过，不论是称帝前和人密商，还是称帝失败后对人表示愧疚、后悔时，他都没提到所谓的“家族魔咒”。按说袁氏称帝失败，他还希望继续留在大总统的位子上，这时就应该通过各种方法、途径取得外界对自己称帝一事的谅解，即便无法让更多的人谅解自己，可若能取得北洋上层如徐世昌、段祺瑞等人的谅解，最起码在心理上能减轻自己的羞愧，可是袁世凯直到死，也没对徐世昌等提到过“家族魔咒”。袁世凯及其子女没提，而作为孙子辈的袁家宾这么说，那么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家族魔咒”是后来才总结出来的，至少是袁克文、袁静雪等写出那些回忆文字之后才总结出来的。另外，袁氏图谋帝制公开进行后，张一麐强烈反对，多次上书进言，但其上书进言中从未提及什么称帝延寿之事。张一麐后来写了很多有关袁世凯的回忆性文章，包括袁在称帝时的事情以及自己的谏言，他的文章全部编入《心太平集》中，可这本书里连一个字也没提类似袁氏“家族魔咒”的事。那么可以肯定，所谓“家族魔咒”只能是后来才产生的，是后人对袁世凯称帝的原因百思不得其解，替袁世凯寻找的原因。“家族魔咒”一说将袁氏称帝弄成了一件保命工程，一个让整个中国为之震动、侧目的特大政治事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事件，竟然变成了一个封建迷信活动。虽然袁世凯多少有点迷信，但这一说法仍旧让人难以信服。我觉得这个说法不但是荒谬的，也有点太小看袁世凯了，是对袁大总统智商的侮辱。与“家族魔咒”说极其相似的还有一种说法，也认为是搞冲喜的，其说见于民国五年（1916年）出版的《最新袁世凯》一书，其中说：袁逆今年58岁，历年看相算命均言项城万不能过今年。有逢迎旨意者，谓须有极大喜庆冲喜，不特无凶险，且有非常大吉。于是发动实行帝制之心，加以袁太子热心于继体之君……遂以助成帝制之实行。 民心社编：《最新袁世凯》，上海：泰东图书局，1916年，第18页。 这儿用看相算命取代了“家族魔咒”，但说袁世凯过不了58岁这一关则是一致的。袁世凯生在那个年代，人们的科学素养都很低，看相算命风水等市场空间极大，说袁世凯相信这类江湖妄言也能讲得过去。但是称帝非同儿戏，袁世凯生活在近代，他又非没有见识的不知轻重之辈，如果他本身丝毫没有称帝的念头，仅凭江湖术士的蛊惑就能让他悍然称帝，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袁世凯在历史上的功过暂且不论，但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他也算是一个有大抱负的人，见多识广，同时也精明无比。过去流传有很多丑化袁世凯的传说，讲他相信一些编出来的神迹显示，因此动了或者坚定了称帝之意，比如说端茶的丫鬟失手摔了茶杯，怕被惊醒的袁世凯发脾气，就谎称看见袁卧处有一条金龙，从而说得袁世凯眉开眼笑。但据其亲信唐在礼回忆，袁世凯从来就不信神拜佛，只相信堪舆，也就是风水，而看相算命明显不是风水。袁世凯多半生在权力圈中打滚，以他的阅历、经验、抱负、志向，以他对权势的热衷程度，以及对声誉的重视，即便他相信算命先生的胡言乱语，也绝不会用称帝来搞什么冲喜。袁世凯是纵横中国政坛的枭雄，时任民国大总统，一举一动都关乎国家的体面，他不是偏僻乡村的愚夫愚妇，作为一代枭雄、政坛强人，袁世凯绝对明白知道图谋称帝事关重大，即便是家族中人强烈建议他用称帝冲喜，袁世凯也不会接受的。况且在袁克文、袁静雪等人的回忆文章中，也从来没提过袁世凯因算命先生的话而烦恼忧虑的问题。如果袁世凯真的相信算命者言，并为此忧虑不已，企图用称帝这么大的事来冲喜，那么家中的亲人自然应该首先知道。因此我觉得算命者言，也是在袁世凯称帝失败之后，才被牵强附会出来的，就像流传的许多袁世凯称帝过程中的弱智丑事一样，是后人气不过袁世凯的荒唐胡闹，编出来丑化他的。二“他害了我”“家族魔咒”说、算命说都是别人对袁世凯称帝原委的猜测，袁世凯自己在称帝失败后，却一直认为是因为受了别人的愚弄才酿此大错的，说称帝并非他的本意，在宣布取消帝制的命令中是如此说的，在私下场合对着故旧亲朋也是如此说的。袁氏取消帝制的命令由张一麐起草，经袁世凯仔细校读后发出，其中说：民国肇建，变故纷呈……忧国之士，忧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厉。至上年时异势殊，几不可竭……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中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予更无讨论之余地。 庄建平主编：《近代史资料文库》第二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58页。 这个命令是个官样文章，袁把自己称帝的责任一股脑儿全推脱光了，说是错在全国人民，大家都赞成帝制，又经过国民代表大会通过，法律程序都过了，我不搞帝制也不行呀，我不搞不但有违民意，也是对法律的蔑视！袁的这一段话让人大笑之余也颇为发人深省，因为在袁之前或之后，有很多丑事、恶事都是假民意之名而行的，民意及法律程序就像一个可怜的小姑娘，被糟蹋了还得觍颜欢笑，还得故作娇羞地说自己感觉不错。不过，袁世凯在私下对亲朋故旧说起称帝原委来相对还是比较诚恳的，至少不像官样文章那样棒打一大片，把责任推给所有国民。《最新袁世凯》上说袁世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让家人招了老友盟兄徐世昌来，托付后事的同时，还痛悔不已地对他诉说了称帝的原委：袁逆双眼垂泪，呜咽告徐曰：“余自受国民付托之重，总揽大权，本无帝制之思想，乃一时昏聩，竟为佥壬（奸邪小人的意思）迷惑，遂演成今日之恶剧，事已至此，夫复何言，此诚余毕生之遗恨也。今自知不起，以家族托君照料。” 民心社编：《最新袁世凯》，上海：泰东图书局，1916年，第20页。 对徐世昌说的这段话，打击面小多了，将“全体国民”换成了一小撮奸邪小人，即“佥壬”，同时自己也担了一部分责任。只不过这个“佥壬”的含义很模糊，是几个人呢，几十个人呢，还是某一个人？徐世昌是袁世凯最为亲密的朋友，两人从青年时代就订交，并结为兄弟，此后他们相互提携、照料，关系一直维持到袁世凯死亡。袁世凯是创立北洋的始祖，而徐世昌则被称作袁世凯的首席智囊、军师，被后人誉为北洋的灵魂。清亡之后，徐到青岛隐居，当了一段时间遗老。国民党的二次革命被镇压之后，袁多次派人催促，硬将徐世昌从青岛请到北京，给了他一个国务卿的头衔。徐世昌出山后的这段时间，正是袁秘密图谋帝制的开始，因此，徐世昌对于袁所说的“佥壬”，应该多少知道一些。张国淦的《洪宪小史》中记录了徐世昌关于袁称帝过程、原委等方面的言论，后又经过徐的亲自校阅。在《小史》中，徐点名提了几个推动袁世凯搞帝制的人，他们是：施愚、顾鳌、段芝贵、雷震春、张镇芳、杨士琦、袁克定等。他们都是袁世凯亲信之人，这些人属于“佥壬”无疑了。不过这些人都没有多少实力，在北洋军中影响最大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个都不赞成袁氏称帝，袁氏帝制缺乏带兵大将的支持。说到这儿，徐世昌说：“在项城左右，以新势力尚未养成，不得不勾结张勋、倪嗣冲等极旧派以抵制段、冯，某公子皆主其谋。”这儿的“某公子”应该就是袁氏称帝最重要的推手了，但此人是指谁，徐世昌却没说清楚。我想徐世昌不直说其名，一是可能不太方便直说其名，另外应该是不需要直指其名，一说某公子，当时的人都知道是谁。若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此人是谁就已经呼之欲出了。在袁家内部，也有过对哪个是“佥壬”的猜测。袁家宾先生在《我的大伯父袁克定》一文中提到袁世凯临死前说的半句话，当时袁正处于昏迷状态，全家惶恐不安地围在旁边，商量抢救：我大伯父又叫法国医生贝熙业给我祖父打了一针强心针，我祖父由昏迷中又苏醒过来，十分吃力地吐出最后四个字：“他害了我。”这个“他”指的是谁，始终没人弄清，据袁氏长辈人猜测，可能是指的我大伯父袁克定。 袁家宾：《我的大伯父袁克定》，周口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编：《周口文史资料选辑》2007年第1辑，总第6辑，第72页。 在这儿，袁世凯将“佥壬”的范围又缩小了，变成了一个人：他。而袁家内部猜测这个“他”就是大公子袁克定。袁静雪、袁克齐的回忆文章可以和袁家宾的这段文字相互印证，他们都认为袁克定在帝制图谋中担当了重要的推手作用。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中，袁的三女儿袁静雪不但肯定了袁克定的推手作用，还顺带说了自己的消息来源：我父亲要称帝这件事，由于大哥在政治上有野心，所以一向讳莫如深。他怕过早暴露，会给自己多树敌人。至于二哥，他是一个不愿过问政治的“名士派”，又和我是同母兄妹，因此，他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了我。 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22页。 袁克齐先生是袁世凯的第七子，他在《回忆父亲二三事》一文中，说到袁世凯的称帝原委时，也提到了袁克定的推手作用：“我大哥克定总想做嗣君，于是竭力从旁进言。”并说：“在帝制进行中，我父亲是犹疑不定的。我曾听见他申斥我大哥：‘我的事你不用管，你也不要乱接近人。’”不过，袁静雪、袁克齐没有亲自参与帝制，他们是局外人，得到的消息要么是一鳞半爪，要么是经过其他途径得来的，所以仅凭他们的话，很难断定袁克定就是“他”。足以断定袁克定就是“他”的，是唐在礼的回忆。唐在礼是官费留日学生，学的陆军，回国后在袁世凯任会办大臣的练兵处上班，后又被袁安排在北洋督练公所教练处任帮办，袁世凯很赏识他，不断提拔，到了袁当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的时候，唐在礼在统帅办事处总务厅当厅长，同时兼任军需处长，是当时袁世凯身边最亲信的人物之一。袁世凯搞政治收买包括搞帝制的费用起初就是由他保管发放的，他同时参与向各省发密令，指示他们如何宣传办理“选举皇帝”的事。他说帝制过程中袁克定身边围绕着段芝贵、朱启钤等人，“袁克定等主要是围住袁，因为重大事必经袁亲自决定。他们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尤其和朱、梁等密切联系，了解有关情况，密筹打动袁的办法”。 唐在礼：《辛亥前后的袁世凯》，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151—158页。 袁世凯有一天问唐在礼：“现在各方面，尤其是文武官员们都敦促我早日即皇帝位，你看如何？”唐在礼将自己的回答及袁世凯后来的话都记了下来：我就回过头说：“……古代皇帝有传子孙的，有传贤哲的，明主是不传子而传贤的。”我的意思是说他要做皇帝也可以，但应该声明不传子而传贤，因为我明明知道袁克定不行，传下去一定要糟。我自忖这也是肺腑之言，也符合于实际情况。袁听了我的话，当然明白，所以也不惊奇。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他们起哄，克定被他们缠住了。” 同上书，第124页。 稍后唐在礼就被调出统帅办事处了，唐说是因为“我的那番话触犯了袁克定”，因为调职时袁世凯和唐专门谈了话，很有点儿遗憾地说这是别人的意思，非袁自己的本意。通过唐在礼与袁世凯的这段问答，袁克定作为最主要帝制推手已是确定无疑了。徐世昌口中的某公子，袁静雪说的大哥，袁家宾说的大伯父，其实都是这个袁克定。想来袁克定做主要推手也不是没有道理，袁世凯称帝，得益最大的人便是袁克定，因为他要做太子，那么，他不遗余力地推动乃父称帝就在情理之中了。三袁克定的作用袁克定，出生于1878年，是袁世凯嫡妻于氏所生的大公子，袁世凯驻扎朝鲜的时候，就将他带在身边，后来袁世凯发迹，袁克定还曾做过清朝的农工商部左丞。由于经常跟随在袁世凯身边，袁克定和乃父的幕僚、部下等都很熟，对旧中国官场的那一套运作方式也极为在行，遇事经常给袁出主意当参谋，袁有时也派他代表自己与人谈事。他有相当的国学功底，又曾留学德国，德语、英语都说得相当老练，与一些洋人如英国公使朱尔典等经常往来，关系不错，可以给袁世凯办理很多疏通关系方面的事情。袁世凯对这个大公子是很钟爱的，袁静雪在《我的大哥袁克定和二哥袁克文》中说：我父亲原来很喜欢他，也很信任他，经常让他做代表外出办事。直到他骑马摔伤，变成残废，我父亲对他才比较差了。但是，他毕竟是一个长子，所以在家庭和亲友中以及我父亲的一些部下面前，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还是被人重视的。 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72页。 袁克定骑马摔伤是1912年的事，当时袁世凯刚被选为临时大总统，袁克文从彰德洹上乘火车往北京，袁克定送至车站，骑马归洹上时坠马摔成重伤，因医治不得法，一条腿留下了残疾，走路有点儿跛。袁克定长得还是蛮帅的，既是长子，又从小跟随乃父左右，小时候苦学，长大后替乃父跑腿办事，出谋划策，父子间的感情其深可知。袁世凯对这个长子的才干也极其欣赏，在袁克定摔伤后，袁世凯给居住洹上的五弟袁世辅写信，其中说：“兄年已逾五旬，当如此乱世，只此一子可支门户，讵不爱念。”在他心中是将克定当支撑门户之人看待的，这也难怪，因为二子袁克文虽有“才子”、“名士”之称，但是个风流浪子的性子，率性而为，诗酒风流，对政治根本就不感兴趣，而三子以下此时还尚年幼，各方面都比较稚嫩。袁静雪说在克定摔成残疾后袁世凯对他就比较差了，这话有点难以理解。想来一个赖以支撑门户的爱子，一个往日仪表堂堂的爱子，忽然间因为一场意外而变成了一个瘸子，作为父亲心中是很难受的，一下子也很难适应，看见他一瘸一瘸地走来，袁世凯可能忍不住脸上就出现阴影。我想，袁静雪说的对他“比较差了”，应该指的就是这种情形，因为她的同一篇文章里又说：“到了洪宪帝制时期，由于他所搞的假《顺天日报》被我父亲发觉，认为他是欺父误国，这才真的不喜欢他了。”也就是说，在此之前，还是喜欢他的。所谓假《顺天日报》是袁克定在帝制图谋中最大的丑闻。原来，袁世凯关切外界对他图谋称帝的反应，就时常看日本人办的《顺天日报》，一是因为当时大多中国人办的报纸都被袁氏控制了，从哪儿都看不到什么真消息，而《顺天日报》是袁氏无法控制的，另外袁世凯认为通过《顺天日报》可以窥探日本人对他称帝的态度，当时欧洲列强正在打仗，无力东顾，日本人的影响就不同于往日了，他们的支持或反对，其作用是举足轻重的。袁克定为了坚定乃父的称帝决心，不希望他看到报上反对帝制的声音，于是自己假造了一份《顺天日报》，上面的消息、评论等自然都是支持袁氏称帝的，每天将这份报纸摆在袁氏的案头。袁世凯信以为真，以为外面的人都是支持他的。后来袁静雪身边一个丫头出去看望父母，回来时给袁静雪买了些她最爱吃的五香酥蚕豆，蚕豆是用一张《顺天日报》包的。袁静雪吃蚕豆时无意中瞅了瞅报上的内容，发现其论调和自己在家中看到的大不一样，心中一动，忙找到家中同一日期的《顺天日报》，两相对比着一看就傻眼了，两张报纸对于帝制的态度根本就不一样，外面的那份是坚决反对的，家里的这份则是支持的。袁静雪惶恐之下把她的发现告诉了二哥袁克文。袁克文与她都是三姨太金氏生的，关系比较近。袁克文却早就发现假报的事了，只是不敢告诉乃父。两人商量了一会儿，袁静雪就自告奋勇将这事告诉了袁世凯，于是，袁克定有麻烦了：第二天早晨，他（指袁世凯）把大哥找了来，及至问明是他捣的鬼，我父亲气愤已极，就在大哥跪着求饶的声音里，用皮鞭子把大哥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父误国”。 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25页。 此事张伯驹的《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也有记载，可与袁静雪的回忆互为印证：克定伪印《顺天时报》，皆言日本如何赞成帝制。洪宪势渐非，项城颇不怡。一日寒云（袁克文号寒云）之妹以花生米进，包花生米之纸，则为真《顺天时报》。项城见之，始知所阅之《顺天时报》，皆克定伪印，盛怒，命对克定施夏楚。 《续洪宪纪事诗补注》第46则，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第53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00页。 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袁克定的胆子很大，铁了心要“帮助”乃父称帝，手段是无所不用其极。连这种鸡鸣狗盗之术也拿出来了，平日里对袁世凯的正面劝说、鼓动自然就不在话下了。当然，袁克定并不只是做乃父的工作，他也不是一个人在奋斗。事实上他的身边有一群人，当时在冯国璋手下当秘书长的恽宝惠或直接或间接地见证过那段历史，他说：袁氏称帝，尚未揭幕，冯国璋曾直接问过世凯，不但极力否认，并说“即使我要做皇帝，如老大的残废，老二是风流浪子，哪一个像帝王模样”。冯当时亦信以为真，后来才明白朱启钤、梁士诒等人（当时称帝制人物为十三太保）之积极筹备，即由克定在幕后一切主持。 恽宝惠：《谈袁克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8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40—141页。 幕后主持一切——这就是那个时候的袁克定。他想当皇太子，自然就有趋炎附势之辈来给他凑趣，帮他跑腿办事造舆论，这些人中包括风头最健的杨度。杨度在明面上为帝制奔走呼号，暗中他其实是袁克定的策士之一。对袁世凯来说，自己十分器重喜欢的爱子热衷帝制，并广泛发动人手，各种手段并用，企图影响、左右他的思维，袁不受其影响感染是不可能的。可以说，袁克定对乃父称帝的推动作用是极其强大的，并且功效卓著。如果没有袁克定，袁世凯很可能不会称帝，很可能只是在心中想一想就放下了，毕竟此事风险太大，袁犯不着冒这个险。但袁克定对乃父只是影响，从袁世凯鞭打他就能够看出，袁克定并无能力控制袁世凯，不能在精神上控制，更谈不上软禁。袁世凯仍是主导一切的，袁克定对他能做的，仅仅也就是施加影响，如此而已。只是，袁克定的影响力能那么大吗，大得让袁世凯甘冒奇险称帝？四袁克定有能力影响袁世凯吗？袁克定的能力很一般，远远谈不上雄才大略，这个凡是对他有所了解的人几乎都是这么认定的。张伯驹的《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就有一段提及袁克定的荒唐可笑：跪拜行礼最解颐，不知大事势都移。东宫储位何尝定，却笑空言太子辞。张伯驹在诗下自注：克定本无雄才大略，洪宪时以太子自居，见人对其行跪拜礼则喜。帝制势渐非，项城（袁世凯被称袁项城）颇懊丧，对克定时加诃责。克定不自安，一日见先父曰：“辞去太子可乎？”先父曰：“储位本未定，何从言辞耶？”克定嗒然无语。 张伯驹：《春游记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0页。 张伯驹之父张震芳，与袁家算是亲戚，袁克定所以问他，也是因为两家有这层亲戚关系。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袁克定当时狼狈无奈的神情。张伯驹与他算是表兄弟的关系，袁克定晚年潦倒不堪，张伯驹将他收养在家，供给吃喝，所以张伯驹绝无故意贬低他的意思，张说他“无雄才大略”，那是很权威的定论。不过，袁克定虽无雄才，却有野心，想当皇太子就是他有野心的最有力的证明。一个有野心的人，加上和乃父的亲情关系，如果再加上对乃父极为深刻的了解，那么，要对之施加影响还是很容易的。要说这世上对袁世凯了解最深的人，恐怕非袁克定莫属。常言说“知子莫若父”，其实这话也完全可以倒过来说，特别是兴趣与其父相同，又长期与其父一起生活，参与其父的一切活动的人。袁克定就是这样的人。袁世凯还在朝鲜驻扎的时候，就将年幼的长子接到身边。或许小的时候袁克定未必过多留神乃父的一举一动，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袁世凯地位的不断提高，他的威势、权谋，待人接物的风采、技巧，自会通过各种途径落入袁克定的眼中。而有心培养此子为传人的袁世凯，也会借机会向乃子传授心得，为什么要对某人高规格接待，为什么要对某人冷遇，如此等等，这枭雄的想法、心理自然而然就为乃子所熟知了。对自己的爱子而言，袁世凯教导他，绝对会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不会对爱子保守这方面的秘密。难得的是，袁克定的兴趣和乃父比较相像，都是从政做官，因此他对袁世凯的言传身教肯定就更容易接受记住了。如果是老二袁克文，这个风流浪子只爱风花雪月，即便他生活在袁世凯身边，对袁的理解熟悉也绝不可能与其兄克定相比。袁静雪说，袁克定“对旧时官场上的事情，非常熟悉通达”，这自然是跟着袁世凯耳濡目染的结果了。现存的汤芗铭致袁克定信函上的批语，极形象地反映了袁世凯在笼络人方面对袁克定的言传身教。该信内容及其中的批语如下：恩宪君鉴：敬肃者。窃芗铭钦仰德教，积有余年，未申瞻对之诚，弥切趋诚之愿（这儿有批注的字：回书奖佩）……义当捐靡顶踵，冀以上成（这儿有批注的字：此人甚忠，可回一相片，呼为兄。）……不尽瞻依，祗叩钧安。汤芗铭。谨禀。十二月八日。 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2卷，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年，第1122—1123页。 信中的批语，自当属袁氏父子所为，是其父诲人不倦呢，还是其子学有心得呢，已不好贸然断定。但此后就有袁世凯命克定和汤芗铭结拜兄弟的事，由此可见那些批语是老袁所写的可能性较大一些。除了言传身教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在很多重要大事上，袁克定与乃父有相同或相近的感受。俗话说“父子连心”，作为长子，自认为是乃父的衣钵传人，与其父的相同的感受就更多。袁世凯在清廷不断地升官，权势日大，威势日增，这权势威势虽在袁世凯身上，袁克定却能真切地感觉到，恍然就如在自己身上一样，因为随着乃父的升迁，他人看向乃子的巴结奉承之意就越浓。同样，袁世凯被贬出京，所有官职削尽，隐于洹上钓鱼，袁克定立刻就感觉到沮丧、失落，还有说不出的不平。其实，在那个时代，父子本就是一体，负有传人资格的长子更与其父荣辱与共。对袁克定而言，袁世凯的荣耀就是他的荣耀，袁世凯的威势就是他的威势，同样，袁世凯的失落也就是他的失落，袁世凯的恐惧也就是他的恐惧。因此，袁克定不需要刻意去做就能对袁世凯了解得入木三分，因为他的想法是与袁世凯相通的，感受也是与袁世凯相通的。他是野心家，而乃父也不遑多让，他爱玩权术谋略，而乃父正是此中老手，他的很多观念、思维与喜好、习性本就传承自袁世凯，对传承本源超乎别人的熟悉、了解也就不足为奇了。而袁世凯在重大事件的决策中让克定参与讨论，事后不管是否采纳克定的意见，对袁克定而言，都是进一步了解、熟悉其父的机会，也是对其父的经验、判断以及心理活动的分享。所以，袁世凯的思维、心理对袁克定而言几乎是透明的，袁克定知道他喜好什么、烦恼什么、希冀什么、恐惧什么。而袁克定正是以他对乃父深入骨髓般的了解，才能有的放矢精心设计各种迷局、场景，发动相关的人员，对袁世凯施加卓有成效的影响，将他拉入帝制的轨道。但是，如果袁世凯心中没有丝毫称帝的意思，那么袁克定是无所施其计的。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只因袁世凯心中有了称帝的念头，这个根苗一起，袁克定的影响才能乘虚而入。而袁克定正是准确把握了袁世凯心中称帝的念头，这才敢大胆试探，设局诱惑。而一探之下其效果正如他心中所料，于是，一场称帝的闹剧就开始了。那么，袁世凯心中称帝的念头是怎么产生的，何时产生的呢？五袁世凯称帝念头的滋生对袁世凯的了解最深的，除袁克定外，恐怕就是徐世昌了。徐是袁的结拜大哥，年轻时就与袁世凯结识，一见如故，遂成莫逆之交。他两人订交的情景，一直被当作佳话流传。《袁世凯轶事续录》中说袁当时在家闲居，徐世昌忽然就闯进来了：（徐世昌）不自言姓名，曰但愿把臂一谈，合则订交，否则自去，何言姓名为。慰亭（袁世凯）奇其人，既相见，其人衣褴褛，而貌颇不俗，眉宇间有英气，一见即纵谈八股之弊，滔滔汩汩，日曝不倦。项城愈奇之，留其宿，再拜问姓名。其人即徐世昌也。 野史氏编：《袁世凯轶事续录》，上海：文艺编译社，1916年，第120页。 他两人虽订交早，但最亲密的接触是在袁世凯练兵小站时，徐世昌应邀来小站帮袁，这一待就是两年多。此后宦海浮沉，两人休戚与共，相互帮扶着一直走到清末。载沣要杀袁时，徐曾帮他求情；武昌军起，徐荐袁出山；北洋军武昌告捷，徐又设法助他出任内阁总理。一直以来，徐被称作袁的首席军师，第一号智囊，他与袁的交情确非他人可比。清亡后，徐到青岛隐居了几年，袁世凯又连番派人请他出了山，给自己做国务卿。对袁世凯各个时期大的思想动态，徐应该比一般人要了解得透彻。张国淦记录的袁称帝的《徐世昌谈洪宪小史》文中，就有关于袁世凯何时产生帝制自为的内容。按徐世昌所说，辛亥年武昌起义后，袁被起复带兵，随即就任内阁总理，此时袁曾经的幕僚张一麐秘密上书劝他代清称帝，袁也不无心动，但袁世凯考虑到五个方面的不利因素，所以并未采取行动。按徐所说，这五个不利因素是：（一）袁氏世受清室恩遇，不肯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天下，为后世所诟病；（二）清廷旧臣向多，如张人骏、赵尔巽、李经羲等，均具有相当势力；（三）北洋旧部握有军权者，如姜桂题、冯国璋等尚未灌输此种思想；（四）北洋军力未能达到长江以南，即令帝制自为，亦是北洋半壁，南方尚须用兵；（五）南方人心向背，尚未可知。 出自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73页。 徐世昌讲的这五个原因，当然是猜测之词，但以徐世昌的智力和对袁氏的了解，虽不中也相差不远。而袁世凯之所以在那时就有帝制的想法，可从袁克定对清室的态度中看出端倪。袁克定对清朝是有刻骨仇恨的，虽然袁家世受清恩，虽然袁克定本人也做过清农工商部左丞的官，但载沣差一点儿就砍了袁世凯的头，要不是武昌起义，北洋军难以指挥，袁世凯可能就永远被清廷抛弃在洹上，再无出头之日。袁克定正是为此才对清廷恨之入骨的。袁氏第七子袁克齐在《回忆父亲二三事》中提到他的这种仇恨：清帝退位的时候。我大哥主张：作恶多端的王公一律处死，溥仪及其左右流放黑龙江，让他回原来的老家，还谈什么优待条件！ 吴长翼编：《魂断紫禁城·袁世凯秘事见闻》，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81页。 虽说载沣杀袁、贬袁是为光绪帝出气报仇，但站在袁克定的角度，感觉当然就是另一回事了，只会认为清廷是陷害忠良。而对于袁世凯而言，在生死的边缘上转了一回，这个刺激不能说不强烈。另外袁一直认为自己没有害光绪帝之心，戊戌政变也不是因他而起，但被载沣贬斥出京，他害光绪的事就等于被定性了，袁世凯在痛定之后，咬牙切齿地生出反心也就不足为怪了。而反心一萌，内心深处一贯的做人做事的准则、道德基础便轰然坍塌，此时私欲、野心极易膨胀，也极易做出一些怪异的不可理喻之事。章太炎分析袁世凯称帝的原因时也说：“不遭削黜，故不敢有异志”，也就是说，章太炎也认为袁世凯是在遭载沣贬斥出京后，因此事的强烈刺激才萌生了野心异志。想来袁世凯在心中一定自认为对清朝做过大的贡献，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不论是小站的德式练兵，还是首创警察制度，袁世凯都是开风气之先，办教育、兴实业，袁也是不遗余力，在清末新政的推动及以后的贯彻上，袁都充当着急先锋的角色。可以说，不论是能力还是业绩，袁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在清末的官场上，他是继李鸿章之后最杰出的人才。但是再有本事他也是一个臣子，一个奴才而已，皇家的一句话，叫他滚蛋就得滚蛋。袁心中的不平之意难以排抒，对清廷有气有恨都是正常的。只不过老袁心智深沉，喜怒不形于色，另外考虑问题更全面长远一些而已，小袁当然没有乃父的老练沉稳，同时也没有乃父的气度雅量。袁被贬回洹上之后，摄政王载沣变本加厉地执行排汉政策，排挤撤换汉人官吏，提拔重用皇家亲贵的公子哥儿，载洵、载涛、阴昌等出掌多个军政要害部门。这些公子哥儿不谙世事，缺乏才干，看在袁世凯的眼里，只会对之轻蔑不已。紧接着，立宪派的人搞起了全国性的大请愿，敦促清室速开国会。以载沣为代表的亲贵集团看不清形势的严峻，对几次请愿都处置失措，虽然暂时将局势平缓下来，但此举让立宪派人失望之极，促使他们更快地倒向革命派。立宪派这一转向，清朝的江山就摇摇欲坠了。冷眼旁观的袁世凯此时心中的轻蔑之意一定更强，并从对亲贵公子哥儿的轻蔑转向对清廷的轻蔑，因为正是这些公子哥儿操纵着清廷的神器。袁世凯“取而代之”的念头恐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看着自己曾为之出力流汗，为之费了无数心血的清朝在载沣等人的手中一步步走向崩溃，袁世凯是既感到痛心又感到痛快。他一定会愤愤地想：“哼，这个帝国如果由老子掌管，怎么会成这个样子！”在这一刻，称帝之心悄然出现。谁也不是天生的野心家，即便是被骂作奸雄的曹操，初始的愿望也不过是做一个郡守，再后也不过欲封侯为将。袁世凯的文治武功和曹孟德相比还略差了些，况且，他所受的教育、所接受的熏陶中，“忠君”是一项重要的内容。但袁世凯是一个强者，是一个枭雄，骨子里有飞扬腾踔、掌控局势的强烈欲望。正常情况下，皇帝威严的凌迫与皇家恩惠的笼络使他不敢妄生异志，而被贬黜及其之后局势的变故，清室的威严与恩惠一齐失效，此时的袁世凯犹如同时被解脱了两条绑缚，在心理上，他再也不是那个跪在慈禧脚下战栗称臣的奴才了，他已经完成了一个突破。当然表面上他仍是一无异状，因为环境和条件都还不合适，他的异志不可能公然冒出。到了当清朝的内阁总理时，因为徐世昌所说的那些原因，袁只能强自忍耐，先借革命党的力量逼迫清廷下台，将民国的总统争到手。但当袁世凯做了民国的大总统，整个中国的形势已变，所谓时过境迁，袁世凯所面对的已完全是一个崭新的天地，这时候只能收拾心情，先想着把民国的大总统做好，内心深处的帝王之梦只好暂时蛰伏起来。这一蛰伏如果不遇到合适的环境，很可能就成为往事一桩，渐渐地被淡忘、被遗弃。可悲的是，从大清蜕变而来的民国先天营养不良，存在着诸多方面的问题和弊病，这注定了怀有帝王梦的袁世凯难以适应，同时注定了他的帝王梦一定会在某一天觉醒。第二章民初乱象与袁氏帝王梦第二章民初乱象与袁氏帝王梦民国初建，袁世凯在逼清廷退位后，按照之前与革命党的约定，孙中山辞职荐袁代己，袁随即经参议院投票全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祝贺电报中说：“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话虽是这样说，但袁世凯这个“民国华盛顿”的处境却是尴尬无比的。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口中揄扬，心中其实并不相信他，他们通过参议院修改了《临时约法》，将原来的总统制变为内阁制，责任内阁只对国会负责，大总统徒具虚名，发布命令等必须经内阁同意且在其上副署才有效。一个毫无实权的大总统，这倒罢了，安享尊荣也不担什么责任。但袁世凯不适合做这样的大总统，他对权力是十分热衷的，他从来都不是视权势如粪土的人。另外，民国初年内忧外患，中央政府面临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没有强有力的人物支撑，根本无法运转。袁世凯即便想安享尊荣无所事事也办不到，这就使得他陷入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当府院相争，矛盾难以调和时，唐绍仪可以辞职，一走了之；当内阁总理和国会产生矛盾，陆征祥也可以辞职一走了之。唐、陆走的是个人，可袁世凯背后有一个北洋集团，他是这个集团的总头目。有了北洋集团，袁世凯就是重量级的枭雄，而失去了北洋，袁世凯不过是一介匹夫。唐、陆辞职，袁可以找人代替，但是如果袁世凯辞职，唐、陆在当时根本无法找到可以替代的合适人选。不过话说回来，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的时候，南京的中央政府也存活艰难，各独立省份对中央的命令并不怎么认真执行，尾大不掉，孙中山的命令很多时候出不了南京城，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没有钱，连发军饷也困难。孙中山辞职让位，实在也是不得已的选择。如果南方各省团结如一人，紧密团结在孙中山的周围，誓死捍卫，同进共退，那么，孙中山不但不用辞职，他想辞职也办不到，因为南方各省不答应。中国自清末以来，各省的权力就大得异乎寻常，形如一个个的诸侯国，清末宪政阶段，在地方自治的口号下，省内的凝聚力进一步加强，而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无形中更趋松散。民国肇建，各省多是以独立的形式夺取政权的，虽然省与省之间也有联络，但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力量独自起事，也就是说，各独立省份的江山是自己打下来的，所以底气十足，他们有地盘有军队，南京政府这个空架子还真不好对付他们。此时南方起义各省，特别是同盟会人控制的省份有一个想法，就是将民国建成一个联邦式的国家，此后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也主张地方自治，宋教仁就在演说中说：“吾人主张高级地方自治，当畀以地方权力，使地方自治发达而为政治之中心。”黄兴、胡汉民等均赞同此说，而孙中山在回答记者关于独立各省和中央的关系时，干脆说：“五六年不统一，有什么要紧，何必如此心急，美国到如今，还没有统一。” 原载《远生遗著》，转引自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出自《远生遗著》，转引自《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 当然，孙中山这番话是在他卸任之后说的，他在大总统任上对各省自行其是不服从中央可是十分恼火的。那会儿要和北方开战，临时政府催促各省发兵北上，各省诸多推脱，要粮要饷却不发兵，孙中山、黄兴等为此伤透了脑筋却无可奈何。不过，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情况稍好一点儿，有北洋军做后盾，袁世凯这个大总统多少还是有些底气的。只不过北洋军当时控制的地方不多，就是直隶、山东、河南，或许也可以算上东北，除了这几个地方，其他各省并不怎么买老袁的账。当时全国刚刚和平统一，民心思治，挥军打这些省份显然不可能，也没有理由，至少其他省在表面上还是承认中央政府的，况且这些省份也太多了，真要打起来，国家不乱成一锅粥才怪。削各省的权倒可以缓一缓，以待良机，他这点耐心还是有的。首先让袁焦头烂额的是中央政府太穷了，税收几乎都被各省截留了，很少上交，再加上和内阁的摩擦、和国会的矛盾，袁世凯这个大总统当得实在费劲。一穷得叮当响的中央政府民国的建立是以南方各省的独立开始的，当时“独立”的意思是独立于清政府之外，不受清政府管辖，但这一独立，使各省都督大权在握——军权、行政权、财权、人事权，让他们再放弃这些权力交还中央就很难了，况且在清末各省就有相对独立的传统。袁世凯当大总统，首先面对的头疼问题就是各省的“独立”。当然，表面上各省还是尊中央政府为老大，但要钱没有，税款是不能上交的。当时的情况是，“县款不解于省，省款不解于中央”，就是说，县上收的税款自己就全部截留用了，不给省上交，省上也同样办理，不给中央上交。可是，中央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各省的上交款，而军饷、裁兵的遣散费，还过去的内债、外债，付列强的赔款等，这些开支哪一项也不能省减。实在无法可想，就只能向列强借外债了。但列强的钱岂是好借的，人越穷别人越不放心借钱给你，条件苛刻不说，监督之严也是史无前例。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就为借钱的事弄得昏头昏脑，没借来钱，反倒被国会的议员们批得狼狈万状，很多地方实力派还发表通电，坚决反对丧权辱国地向外借款。但是不借款怎么办呢，国内揭不开锅了，后果可能极其严重。财政总长熊希龄于1912年5月向国会描述的窘况，现在读来仍令人心中发凉：南京来电，兵已食粥；北方各军，衣尚着棉。阴历四月初一至初五，须放急饷八十万两，哗溃之势，即在目前。而黄留守告急之电，一日数至，并称二日之内若无接济，大祸一至，谁当此咎？留守不负责任等语。昨日上海各商会来电，并为沪都督要求速汇欠款三百五十万两，以济急需。此外，山、陕、甘、新、皖、浙、鄂、闽等督，飞电请款，迫不及待。陕西代表于右任等，屡次坐索，应付俱穷，借贷无路。朱宗震、杨光辉：《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页。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无钱发军饷，最可怕的后果就是兵变。哗变士兵的烧杀抢掠，固然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动荡和创伤，而如果受到镇压，他们最可能的出路就是去当土匪，占山为王，继续为害社会。事实上，民国初年兵变的频繁令人咋舌，随时就有兵变发生，而兵变之后必定随之以烧杀抢掠。兵变发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发饷不及时，二是兵员的素质极低，兵匪难分。蔡锷提及那时低素质的兵士，愤激之情溢于言表：自军兴以来，各省多增募兵卒，市井无赖，溷厕军籍，呼朋引类，歃血联盟，甚至军队变为山堂，将领称为哥弟，拔剑击柱，军纪荡然。曾业英编：《蔡锷集》卷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55页。《蔡松坡集》462页这类低素质的兵员数量庞大，南北统一之后，裁减兵员已成各方共识，但裁兵须有遣散费，当时中央拿不出这笔钱，养这批冗兵又养不起。黄兴当南京留守时，曾鼓励士兵体恤国家困难，不要钱自动回家，得到了很多士兵的响应。但黄兴为了对抗袁世凯，又悄悄准备建一支素质较高的精兵。那些自动离开的兵士听说黄兴又在招兵，一气之下跑了回来厮闹。袁世凯是1912年3月中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当时北京的国库里只有区区6万元的存款。总理唐绍仪没能借来外债，大多数省份又不给中央解款，暂时用来苦苦度日的，只是直隶、山东、奉天几个北方省份的盐税，这几个省都是北洋军的势力范围，对袁世凯的中央政府还算给了点儿面子，但也仅仅只给盐税，其他款子是不解的。据财政部的统计，袁世凯上任一年时间，这几个省上解的款数是260万元，对中央政府来说，这点儿钱可谓是杯水车薪，根本就不够花销。除了北洋军所控制的这几个地方外，其他省份基本是一分钱也不上交的，他们每个省都有自己的军队，税款还不够自己的军队发饷，哪会上解中央。就在这个时候，总理唐绍仪要将同盟会员王芝祥任命为直隶都督，这摆的架势是要完全将袁世凯架空了，可直隶是袁世凯的老巢，袁岂能如唐所愿，一番手段运作之后，袁不经唐绍仪的副署，直接将王芝祥任命为南京宣抚使，而王芝祥也一声不吭就接了这个任命状，这让唐绍仪十分难堪，于是辞职。对南方革命党人来说，能把袁世凯限制得死死的，让他俯首听命，乖乖地做个傀儡，这是最好的结果。但对袁世凯来说，他是绝不会坐以待毙的。当时的情况是，即便袁世凯俯首听命，南方各省也不会解款给他，当年孙中山也向他们要不来钱，他们更不会给袁世凯。毕竟拿钱养活自己的军队最能巩固自己的权位。那个时代大多数省份倾向于联省自治，反对中央集权，因此民初的中国更像一个个割据政权凑合在一起的邦联，而不像一个统一国家。面对这样的不利局面，袁世凯岂肯认输，他首先拿数额较大的盐税开刀，在民国二年就通令全国，将盐税定为中央政府的收入，严令各省不许截留。此令一下，各省纷纷抵制，尤以广东都督胡汉民反对得最为厉害。可袁世凯不是软弱怕事的懦夫，他对反对之声毫不理睬，命内阁总理熊希龄以全国的盐税为抵押，赶快向列强借款，先度过眼前的饥荒。这时的袁世凯焦头烂额，饶是他长袖善舞也经常叫苦连连，此刻想的只是如何筹钱，如何集大权于中央，帝王之梦只能抛诸脑后。二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其实，各省不向中央上解税款，其问题的深层原因是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矛盾。作为当总统的袁世凯自然是极力推行中央集权，而各省都督在这个问题上就不一样了。《剑桥中华民国史》上说：“大多数省革命后以完全自治的姿态出现，他们无意放弃其自然增长了的特权，包括指挥省的军队、截留税收、挑选地方的和省的官吏。”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江西都督李烈钧，他甚至说：“总统如属项城，则鄙见以为须联邦制的主张。”当然，大部分都督还没有激进到明言要搞联邦制，但他们打着地方自治的旗号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他们有军队，又截留了税收，刚开始袁世凯也拿他们没办法，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暂时默认现状。但是，枭雄袁世凯不会任由这种情况长期存在，不久后他就开始动作了，提了个口号叫“军民分治”，就是对于军队和行政事务分开进行管理，不能由各省的都督一手抓，中央另行委任文官管理各省的纯行政业务。这一招实际就是分都督的权，将他们的权力限制在军政上，不许插手民政事务。“军民分治”的口号提出后，得到了当时主要舆论的赞扬，那个时候，支持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呼声甚高，认为中国要图强就不能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江苏都督程德全、湖南都督谭延闿等十多个都督通电反对军民分治，李烈钧的通电说：内瞻神州，则军士交讧，时耸听闻，国本未固，乱机四伏，而欲军政民政划然分立，位置相若，各不同属，一有缓急，倚恃何人……莫世祥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8页。《中华民国资料丛编。民初政争》其他几人反对的言辞不同，但意思一样，就是：现在搞中央集权还太早。事实上那时孙中山、黄兴等都不愿袁世凯过早搞中央集权，种种理由其实是对袁个人的不信任，就像当初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一样，想的不是中国适不适合那种制度，而是对人不对事。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决定先拿江西的李烈钧开刀，于是，一纸命令，派汪瑞闿到江西任民政长，主管这儿的民政事务。欲搞联邦制的李烈钧当然不肯接纳王瑞闿，就大搞小动作，鼓动省议会及军界抵制王瑞闿。王瑞闿遭到地方的强烈抵制，只好十分难堪地离开了。都督李烈钧虽没公开出面抵制王瑞闿，但袁世凯何等聪明的人，自然明白是他在其中捣鬼，遂公开指责李烈钧对抗中央，说：“此等破坏大局之端一开，后患无穷，何堪设想。我做总统一日，绝不能一日不谋统一，若李督不悔艾，我亦不能长此敷衍。”这话中的威胁味道已经很重了，袁世凯要提振中央威权，绝不会在江西碰了钉子就缩头不理。不过袁世凯不是鲁莽之辈，他有策略和步骤。袁先是发动了一轮对李烈钧的猛烈声讨，在他的带头下，西南的云南都督蔡锷、四川都督胡景伊、广西都督陆荣廷、贵州都督唐继尧等纷纷通电痛斥李烈钧，指斥他“阴谋割据”。袁世凯借此东风，态度进一步强硬起来，通电称：“若有不逞之徒，为亡国祸者，唯有竭我绵力，殄此妖魔。”这番话一出，袁世凯随即派军舰溯长江而上，直达九江，对江西进行武力威慑。李烈钧却不屈服，他也是有军队的，对袁世凯的强硬毫不买账。于是双方剑拔弩张，战事一触即发。这时江西此前购买的一批日本枪械水运至九江，袁世凯当即命九江镇守使予以扣留。袁与李烈钧在九江的战事因王芝祥的调解暂时没有发生，但这一事件集中反映了民初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的矛盾。袁世凯推行中央集权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而李烈钧等革命党人以地方自治为理由制约袁世凯的决心也是不可动摇的，他们之间迟早要发生一场战争，而稍后的“宋教仁被刺案”和“善后大借款”的签约不过是这场战争的导火索而已，双方的备战在这之前就早已着手了。这场战争就是二次革命，或称赣宁之役，因为战事主要发生在江西和江苏的南京。战事一开，袁世凯训练有素的北洋军优势尽显，前后两个月的时间便将国民党的力量全部打垮。在这儿附带说一说蔡锷。在袁世凯称帝之前，蔡锷一直都是拥护袁世凯的集权政策的，他秉承乃师梁启超的观点，认为中国需要开明专制，所以对国民党以自治、分权抵制袁的中央集权大为不满，当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称举兵讨袁时，蔡锷急电袁世凯，称“赣事已决裂，积年痈毒，趁此一快，未始非福”，并替袁世凯谋划进兵方略：“分饬皖、宁，严防分窜，一面添重兵驰赴战场，分头截剿，早日扑灭，以免星火燎原。”田伏隆主编：《忆蔡锷》，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14页。（《忆蔡锷》第14页）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逃往海外，北洋军一举占领了南方，原来被革命党人控制的省份的都督顺利地换成了袁世凯的人。此时，至少从形式上来说，袁世凯统一了中国，接下来他就开始对国会动手了，因为国会对袁的集权也是一个大障碍。三民初的国会与袁世凯解散国会民初的国会实行两院制，即参议院和众议院，是在原临时参议院任期届满后，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选举议员组织起来的。国民党、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是其中的四大党，而以国民党的力量最强。在总统、内阁、国会三者中，国会的权力是最大的，除了制定法律、议决政府的预决算外，其权力还有以下多项：一、总统对内阁总理、各部总长等的任命，对大使、公使的任命，都须经国会同意，否则无效。总统宣战、媾和、缔结条约、大赦等也需经国会同意。二、认为总统有谋叛行为时，可以弹劾总统，对失职或违法的公务员也可以弹劾,被弹劾的公务员,总统应免其职。三、可以质问国务员，并要求其出席答复。袁世凯在唐绍仪、陆征祥相继辞职后，选了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赵秉钧当总理，此时府院间的矛盾基本上没有了，但袁世凯与国会之间却时有摩擦，不过总体矛盾不大。在赣宁之役前，袁世凯虽不满国会对总统权力的诸多限制，但在大的方面还尊重国会的程序和决定，不过袁对国会的不满情绪显然在不断地累积。袁不满国会，应该说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是袁世凯自己的原因。国会在各方面限制约束总统，让袁的权力大幅削弱，妨碍了他的权力的自由运用，袁当然感觉不爽。袁世凯在专制时代长大，主要的任官时间也在清朝，知晓绝对权力的威力，对受监督受约束极不习惯，也不适应。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保罗·S芮恩施对袁世凯有一段极为精辟的评论：他不了解在一个共和国中执政的意义是什么，虽然他受过训练，见多识广，但他没有高深的文化修养，没有到过外国，也不懂得外国语。因此，他对于中国这时正在开始模仿的外国的各种制度

后记

清末状元，后来的实业家张謇，曾做过袁世凯的老师。慈禧行新政时，他催促袁世凯推动清廷立宪。武昌起义后，他亲赴洹上劝说袁世凯赞成共和，并与黄兴等革命党人商量，承诺推举袁氏为民国大总统。当袁世凯一意孤行称帝败亡，张謇痛心疾首，他说：“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未有之会，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败群小之手。”    张謇在当时的确对袁世凯期望极高，盼他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开荆劈棘，成共和制度之父，成为中国的拿破仑。但袁世凯没能做到这一点，他朝另一条相反的道路走去了，弄得身败名裂。    清末民初正是中国社会大变革、大进步的时期，摒弃专制，建立宪政，依法治国，推倒皇权，还政于民，这是个能够产生伟人也应该产生伟人的时代。袁世凯适逢其会，被历史的巨浪推上了共和的舞台，成为万众瞩目的人物。袁氏本人初上台时，也的确慷慨激昂，顾盼自雄，撩衣摔袖间，颇具一代伟人的风姿，博得南北各界一齐喝彩。以袁氏的能力、气魄和胆略，包括张謇在内的很多人不由得同时产生一个想法：收拾旧中国的残局，非袁莫属；开辟共和国的未来，非袁莫属。    但是袁世凯却让众人大大地失望了一回，他在共和的舞台上昙花一现，迅速沉没。他莫名其妙地在这个舞台上排演了一出称帝的闹剧，随后就在嘘声骂声和乱飞的砖块里狼狈不堪，不得不黯然收场。    张謇说袁世凯败于“群小之手”，如果将袁世凯看作称帝闹剧的主角，那么所谓“群小”，就是那些跟在主角身旁屁股后面胁肩谄笑、跑前跑后的角色了，俗称跑龙套的。这类人哪个时代都不缺，每个大人物的身边都有一批。大人物成功了，他们就是从龙之臣，大人物失败了，他们就是“群小”。从龙之臣是非常荣耀的，万人羡慕万众瞩目；而群小一般都是灰头灰脑，像过街老鼠一样，倒霉透顶。    主角唱砸了戏，将责任归于群小固然讲不过去，但主角不按曲谱乱唱，导演或者舞台监督在哪儿呢？将罪责仅仅归于主角一人也显然是不公平的。    清亡之前，特别是慈禧去世之前，袁世凯不管官位有多大，始终是臣子身份。那个时候，袁世凯练兵办学、开矿修路，做了不少的事情，是个名副其实的能臣，为新政出力不少，甚至可以说功劳卓著，但任他能有多大功有多大，每次进宫觐见慈禧时，袁世凯都是战战兢兢恭恭敬敬，不敢稍有逾越。慈禧只要冷着脸哼一声，袁世凯立刻心就提到了半空，害怕哪件事儿没有做好，惹恼了这位强悍精明的皇太后。    强悍精明的慈禧代表着皇权，如一把利剑悬在袁世凯的头上。慈禧不死的话，借袁世凯个胆子他也不敢寻思篡位的事儿。原因无他，袁氏怕这个女人，她手段狠辣，精明无比，对权力的运用熟练老到，驾驭袁世凯游刃有余。    如果将那时的袁世凯比作演员的话，那么慈禧就是舞台监督。袁世凯唱戏若跑调儿，慈禧马上就会赶他下场。    推倒皇权建立民国后，帝国变为共和，舞台监督就应该是广大民众。演员们唱戏不卖力、跑腔走调甚至篡改剧情，如袁世凯这样的，民众应该行使职权罚他下场。民初也的确这样做了，但罚袁氏下场太晚了，损失太巨大了，袁氏是在篡改剧情的时候才被罚下场的，如果他在稍微有点走调时就接到舞台监督的强烈警告，或许袁氏不敢那么任意妄为。心中对民众这个舞台监督有了深深的忌惮之心，或许袁氏会深深用心地投入共和的剧情，将这戏唱得声情并茂，让百年后的我们也为之感佩激动。    但是很显然袁世凯对舞台监督并无多少忌惮之心，他称帝时最忌惮的是日本及其他列强，害怕他们与自己为难，其次忌惮的是北洋系中的实力派人物，对民众则很少考虑。这不是袁氏弱智，问题在于，民众这个舞台监督是否名实相副，时刻睁大眼睛在监督着演员们的一举一动呢？    即便民众这个舞台监督很敬业，眼睛睁得大大的，可他们的眼光内行不，演员的动作没到位唱走了调他们能否听出来看出来，还有，即便他们听出来了也看出来了，他们通过什么方式来警告演员，通过什么途径罚演员下台？    事实上农人市民、文人商贩都有舞台监督的职责，但民初的舞台监督还很不专业，也不太敬业，更谈不上强悍精明。我想，在袁世凯的眼里，民初的舞台监督根本无法和慈禧相比，最多与隆裕有点类似。隆裕太后本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对权力舞台上的运作也不大熟悉，兼且心肠软胆子小，不但身为大总统的袁世凯不会害怕这样的舞台监督，恐怕其他演员包括跑龙套的那些人也可以直接对之无视。    可能正因为这个缘故，民初舞台监督的处境就十分尴尬。他们警告演员的路径虽不能说没有，但罚演员下场的机制却并未为他们而设。说起来也不只是民初，早在唐太宗时期就有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思维，但从来也没有为水之覆舟设置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手柄或者阀门——上面有警告、严重警告、直接倾覆等操作方式。因此，历来的覆舟几乎都是到了最后关头，才以暴力行为直接倾覆，即便是一般性的纠错，至少也得以暴力为后盾方能实施，非暴力性的纠错基本无法实施。    袁世凯的悲剧也在这里，社会对他这样的大人物的纠错机制形同虚设。他是北洋老祖，自认为暴力握在自己手中，因此无所忌惮。国会能监督弹劾大总统，可袁大总统发怒时，马上就能解散国会。段祺瑞对大总统不满，袁大总统可以强迫他去西山歇病假。普天之下唯我独尊，这会儿你让他不犯错误可能不！    我们评价历史上的大人物，多是从其道德、人品人手，因为周秦汉唐以来，对大人物的纠错机制都是摆设，无法强力纠错，这种情况下大人物的道德人品就显得特别重要。可进入民国的近代轨道，仍旧以这种办法评价人物，就显得太古典太道学了。    纠错机制的缺乏以及对此机制强力维护的缺乏是袁世凯悲剧发生的根源，是袁世凯无法成为华盛顿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袁世凯可以对舞台监督视若无睹，华盛顿则不敢这样，他那地方每家每户可都是有枪的。

编辑推荐

《可以触摸的民国•袁世凯1916:悬崖上的龙椅》编辑推荐：袁世凯做了终身总统，权力之大，甚至超过了帝王，他为什么还要甘冒奇险称帝呢？如果手段更高明一些，袁世凯能否成功称帝？如果不称帝，励精图治，袁世凯能否开辟一条中国的宪政之路，成为华盛顿第二？拿破仑同样是逆势称帝，为什么会被拥戴尊崇，被视为法兰西英雄，而袁世凯却遭受同胞唾骂、遗臭至今？

用户评论 (总计8条)

•   读完后特意看了下作者的姓名。作者的功底很深，就袁世凯称帝一节分析得相当详细到位，从国内，国外，从个人到社会各阶层，从自己到始作佣者一切一切都很有含量，受益菲浅。
•   這本書是陝西人民的“可以觸摸的民國”系列的其中一本，關於袁世凱的書，說真的，除了另外一本《袁世凱家族》外，我只重複讀了好幾次唐德剛先生的《袁氏當國》，只是我覺得以我想研究的層級，已經差不多了。不過，這本會吸引筆者的原因在於作者石之軒只單純的以老袁稱帝為題來分析。　基本上這個命題算是老袁一生事業最大的關鍵，成王敗寇，讓他從英雄瞬間變狗雄，本身就是很值得玩味的。到底這位精明一世的袁世凱，為何會下這一著棋，改變了自己命運，也左右了中國之後半個世紀的走向，是很有趣的。　當然，這是個沒有答案的命題，也是毋庸置疑的。只怕起老袁於黃泉之下，他自己也解釋不清。但後人在百年之後回顧這段歷史，多少還是可以看出點脈絡來。　稱帝這個念頭到底是怎麼起來的，這是誰也說不上來，但要是指稱老袁自年輕就野心勃勃，想“當曹操”，自然是個笑話。或許他是不介意被人家拿來這樣比，不過這應該出自於才能上而不是野心，更何況曹操一生也沒戴上冠冕。或許在慈禧死後，載灃的所做所為方是讓老袁跟清室恩斷義絕的主因。不過，即便如此，在辛亥年間，老袁應該也還只是想要趁亂取利，更上層樓，稱帝這念頭或許一閃而過，但不論是時機還是環境都不允許。　但民國初年的亂象使這個念頭復萌，也可能是原因之一。本書作者石之軒指出，除此之外，英、德、日等國的暗中煽動，袁克定的鼓吹都是原因
•   刚收到货，还没阅读，应该不错
•   看目录很好 很全 很详细 刚收到 我会抓紧时间读的 呵呵
•   内容不错，可以继续深挖，就是折扣不给力。
•   内容上可以，在写袁世凯的书里是比较好也比较有观点的，我比较喜欢将袁和拿破仑等历史人物对比的章节，很不错！
•   论证非常精彩，出人意料。
•   中国若无袁世凯，真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日本侵华恐怕要提前20年，中国起码还要落后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