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辑刊

出版时间：2009-9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邓正来 主编  页数：184  

内容概要

　　在当下全球化的世界结构中，不仅作为中国社会科学之认识对象的“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这种认识本身所赖以为凭的话语系统亦需要根据当下中国的立场进行重构——否则我们将没有基本的哲学根据去谈论所谓“中国”社会秩序的正当性问题。因此，“中国”既是中国社会科学的认识对象，又是其思想根据；换言之，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判准只能是“根据中国”。这意味着西方思想家，甚或中国先哲的思考绝对不能代替当代中国人自己的思考，西方学者，甚或中国先哲的答案也绝不是当代中国人自己的答案。因此，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加强对中国问题本身的深度研究和理论关注。为此，我们必须从那种因“西方化倾向”所导致的“中国之缺位”中解放出来，重新“找回”或“发现”中国。这里的“中国”绝不是1978年以前或更为久远的中国，而是与其有着历史性关联的世界结构中的当下中国；这里的“中国”也不只是地理或人口意义上的中国，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中国，而是体现并承载着中国人之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的中国。显而易见，这里所讲的“中国”绝不是意识形态视野中的中国，亦不是中国传统知识视野下的中国，更不是西方知识视野下的中国，而毋宁是有待我们运用各种理论资源予以认知并建构的一个伦理性的文明体。为了引导中国学者加强对中国本身的理论研究，我们特设立了一个常规性的栏目：“主题研讨：重新发现中国。”本卷集中刊发的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视角对不同中国问题展开了深度研究：萧延中的《从“公民性”内涵看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一文试图从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的视角观察和呈现“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对中国公民社会存在的价值以及这次突发事件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前景留下了何种宝贵启示。其研究表明：经过“5·12”大地震的检验，中国人的“公民性”要素发生了具有突破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将为未来持续性的公民社会建构提供价值上的基础。高力克的《在善举与权利之间——转型社会中的民间组织》一文则以“第三领域”、“乡治”、“分类控制体系”等独具中国内涵的概念为基础，以温州市叶康松慈善基金会、温州商会和义乌工会为案例，对中国转型时期的“第三领域”进行全新的探究，并得出结论认为：在方兴未艾的“第三领域”中，国家对社会既有单向控制，又有相互合作；在慈善基金会、商会和工会三类社团中，由于组织的性质和功能不同，国家控制和社会自主的程度适成反比；这些社团中政府控制的宽严和社会自主的强弱，则表征着“第三领域”中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变化。刘小彪的《中共党代会报告30年的词汇变迁》一文则试图通过考察中共十一大至十七大党代会报告的词汇变迁来研究不同时期党代会报告的特征及其变化轨迹，并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勾勒出一个粗略的轮廓；其研究发现，从中共十一大至十七大，党代会报告的词汇呈现出一些显著特征：“党”和“社会主义”始终重要；“发展”和“建设”日益重要；“改革”有波折。毋庸置疑，这三篇文章都是值得肯定的进行中国深度研究的理论尝试。

书籍目录

卷首语：重新发现中国主题研讨：重新发现中国（三）　萧延中　从“公民性”内涵看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　高力克　在善举与权利之间——转型社会中的民间组织　刘小彪　中共党代会报告30年的词汇变迁　陈戈　储小平从身份交易到契约交易——中国改革的制度解读学术专论　王铭铭　士与大一统——读《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许纪霖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政治正当性　胡景北  中国乡城移民的宏观经济学学术综述　邓正来　[挪威]Gudmund Heroes走向世界的中国社会科学——邓正来与Gudmund Heroes的学术对话　孙国东林　曦话语争夺与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述评“学术期刊与走向世界的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论坛海外专论　约翰·基恩监督式民主？　杨·帕库尔斯基　精英与社会：古典和当代的精英理论及研究书评思考　Hiranya D．Dias　充分重视民间制度创新对于发展的意义——评胡必亮研究员新作《非正式制度与中国农村发展》　景跃进　在西方范式与本土经验之间——郁建兴等的温州商会研究经历的方法论启示学者诗思　张文显　全球化与中国法学《中国社会科学辑刊》稿约

章节摘录

插图：从“公民性”内涵看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内容提要：震惊中外的中国“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在当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中必然留下深刻的痕迹。这场严重的自然灾害，在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损失的同时，也瞬间激发了中国人上下深切的大爱之心。中国的公民社会由此开始凸显。本文分为两部分：其一是对作为公民社会的内在属性的“公民性”进行阐释；其二是对“5·12”大地震中的几个案例进行分析。我们的分析表明，经过“5·12”大地震的检验，中国人的“公民性”要素发生了具有突破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为将来持续性的公民社会的建构，提供价值上的基础。关键词：公民性；公民社会；汶川大地震本文的任务是从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的视角，观察和呈现“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对中国社会发展所具有的意义。或者说，通过“5·12”大地震的实例来证明中国公民社会存在的价值，以及找出这次突发事件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前景留下了哪些宝贵的启示。这里有必要首先对决定“公民社会”性质的价值基础——“公民性”，做一简要的解说。尽管这种解说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哲学的抽象层面，但舍此将无以安顿“公民社会”的道德合法性位置。换个角度说，澄清“公民性”的内涵，是阐释建构“公民社会”凭什么应当成为我们值得追求之目标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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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辑刊(秋季卷)(2009年9月总第28期)》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