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金银器研究

出版时间：2011-8  出版社：文物  作者：张景明  页数：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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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金银器，最早出现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夏代，到了西周至春秋中期，金银器的数量逐渐增多，并出现了草原文化的精髓——动物纹装饰，与亚欧草原的马具、兵器、野兽纹等文化特征融为一体。汉代以后，金银器继续发展，直到辽代契丹民族控制北方草原地区时期，创造了本民族所特有的金银器文化，从考古发现看，种类、分布、造型等看都是前代民族和后代民族所不能比及的，与我国中原地区、南方地区，西方国家进行文化交流，使其金银器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并在辽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都有具体的表现。这也是《辽代金银器研究》作者张景明之所以将辽代金银器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的主要原因。

作者简介

张景明，男，1966年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民族学博士。现为大连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艺术学学科带头人，辽宁省优势特色重点学科专门史中国文化史方向学术带头人。兼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客座教授、浙江工商大学中国饮食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辽宁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担任中因艺术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服饰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设计产业协会专家组顾问、内蒙古草原文化研究会理事等。研究方向为艺术人类学、艺术考古学、民族文化学、饮食人类学。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出版专著两部，主持或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等科研项目10项，获得省市级科研奖励15项。代表作有《中国北方草原古代金银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研究》。

书籍目录

绪论 一、契丹的族源与历史发展进程 （一）契丹族源的探讨 （二）辽代的发展历史与状况 二、辽代金银器在考古学资料中的反映及分期与特征 （一）辽代早期遗迹中的金银器 （二）辽代中期遗迹中的金银器 （三）辽代晚期遗迹中的金银器 （四）辽代金银器的分期 （五）辽代金银器第一期的主要特征 （六）辽代金银器第二期的主要特征 （七）辽代金银器第三期的主要特征 （八）辽代金银器的原料来源与制作管理 三、辽代金银器的分类研究 （一）辽代金银器第一期第一阶段的分类 （二）辽代金银器第一期第二阶段的分类 （三）辽代金银器第二期的分类 （四）辽代金银器第三期的分类 四、辽代金银器的造型艺术 （一）辽代金银器的外形艺术 （二）辽代金银器的纹饰艺术 五、辽代金银器的文化内涵和外来因素 （一）辽代金银器的前代民族文化因素 （二）辽代金银器的唐文化因素 （三）辽代金银器的西方文化因素 （四）辽代金银器的宋文化因素 （五）辽代金银器装饰艺术的文化象征 六、辽代金银器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与风俗习惯 （一）金银器所反映的人际交往 （二）金银器在经济生活中的体现 （三）金银器在丧葬礼俗和宗教礼仪中的作用 （四）金银器所表现的服饰文化 （五）金银器在政治等级中的象征意义 七、西夏与金代金银器的发展状况 （一）金银器的考古发现 （二）金银器的分类 （三）金银器造型艺术的文化内涵及与中原地区的交流 八、辽、金和西夏草原丝绸之路经济文化的兴盛 （一）草原丝绸之路的开通与早期发展 （二）辽、金、西夏草原丝绸之路的繁荣盛况 参考文献 作者关于金银器研究方面的成果 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遥辇时期，契丹人的居住区域前后差别很大。前期区域似未超出大贺氏时期的范围，到了公元九世纪下半叶，势力范围在北、南、西三面都比以前有所扩大，北达嫩江下游的洮儿河一带，南至幽、蓟地区，西控奚人而役使之，地域明显地扩大了。这一时期契丹的社会组织已经处于原始制瓦解的阶段，文明的曙光正在升起。在经济上表现出畜牧业生产有很大的发展，狩猎业仍是社会生产的一个部门。自公元九世纪中叶起，耶律阿保机祖父匀德实“相地利以教民耕”，开始发展农业。耶律阿保机父撒拉时开始置铁冶，“教民鼓铸”，发展手工业生产。其叔父述澜接替撤拉的执政权后，开始教民种桑麻，习纺织，“兴板筑，置城邑”。使契丹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为后来的契丹政权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辽代的发展历史与状况 契丹族经过部落间的分离合并后，势力逐渐强盛起来，于公元十世纪初建立了政权。从史学界对辽代的分期来看，将辽代社会历史按照由盛而衰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从太祖神册元年至景宗乾亨五年（公元916～983年），历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五朝；中期为圣宗、兴宗两朝（公元984～1055年）；晚期为道宗、天祚帝两朝（公元1056～1125年）。辽代早期的金银器共发现十七批，中期发现十七批，晚期发现五批，在金银器的数量上也可看出辽代社会发展的历史状况，就是说辽代金银器与其社会发展进程和兴衰状况息息相关。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一方面凭借“人众势强”的迭刺部，以及建国后升为国舅帐的另外二部的支持；另一方面又以其杰出的政治才能，使契丹国势日益强大，疆域日益扩大。契丹建立政权后，在政治上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耶律阿保机把迭刺部分为“五院部”和“六院部”两部分，每部各设一个夷离堇。辽太宗时，把五院部和六院部的夷离堇升为北大王院和南大王院，与原有的南宰相府和北宰相府组成中央政府的四大重要机构。辽圣宗时，进一步削弱其他各部首领的权力，加强了中央集权制的统治地位。契丹的官制，分“北面官”和“南面官”两个系统，并实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措施。即“辽国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 契丹建辽后，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在政治上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畜牧业、渔猎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保证了辽代社会经济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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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金银器研究》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