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界同步

出版时间：2011-1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南丹·尼勒卡尼  页数：441  译者：许效礼,王祥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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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偶然成为企业家的感悟“你们在印孚瑟斯园内的道路这么好，可为什么园外的路却这么糟呢？”来访者这样质疑。我刚刚对他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就是印度作为世界上又一台经济增长的巨型引擎正在崛起的原因，以及这个国家如何在迅速地赶上发达国家。但是我的客人—他刚从纽约乘飞机前来—对此却直言不讳地表示怀疑，因为他在豪瑟公路上塞车接近两个小时才赶到我的办公室，路况混乱不堪，让人难以容忍。尽管他这个问题我已经从别人嘴里听到过多次，但是每次回答前，我都得思忖片刻。对这种问题，不长篇大论地解释一番，怎么能回答得好呢？通常，我只能简单地答道：“是政治的缘故。”答复含糊其辞。“哎，”他却很执著地问，“像你这样的人为什么不去搞政治呢？”我对他说，这不是在美国。在美国，像迈克尔•布隆伯格那样的人可以做到今天还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明天可能又被选为纽约市长了。企业家的身份不仅让我和印度政治无缘，还使我极易成为民粹主义言论的攻击对象。我说，自己参与政治是不可能当选的。他提出的问题也让我思忖良久。我们园内的路修得这么好，而外面的路又这么差，这当然不是缺乏技术、资源或专长造成的。这类矛盾似乎成了印度的固有特征，事情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对我们这里很多方面反差巨大的议论都让人听烦了—亚洲第二大贫民窟就坐落在这里，这个发展速度很快的民主国家。一个正在崛起的知识大国同时也有着世界上最多的辍学儿童。我们的各大企业正在创建国际品牌，然而官僚作风却依然令我们的新兴企业家窒息，让小企业主感到悲观失望。企业家的多年经历尤其使我认识到，尽管印度经济近年来有了巨大的发展，它却依然苦于应对这些使其退缩不前的挑战。今天，我们是一个远未挖掘出自身潜力的国家。经济自由化发轫将近20年之后，关键性改革的缺失却意味着，对大多数印度人来说，他们依然是挣扎着生存—对于数以百万计在赤贫中挣扎的农民来讲是如此，对于缺少廉价住房、栖身贫民窟的人们来讲也是如此，对于因为公立学校办得一团糟，而不得不倾其所有，将孩子送往私立学校的家庭来说，还是如此。我们之所以还得挣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未能推行并落实关键性的观念。有一个时期，我曾在德里的一个协商委员会和邦一级的咨询机构中担任过相关职务，所以有机会同我们的部长们进行坦诚的交谈。应当承认，印度政客尽管有着种种缺点，却不得不在我们的政府中进行复杂的权衡。在政府里，社会主义思潮仍然占据上风。在这种制度下做民意代表就意味着，要同中央政府和邦政府就资金问题讨价还价，从往往是不情愿的官僚群体那里挖掘项目，在各式各样互不搭界的邦一级的机构中间推行某项日程。自然，他们还要满足自己选民的种种要求，多少保持自己的影响力，熬过充满变数的选举周期。这些各式各样的影响和压力意味着，遇到政策问题的时候，总是紧迫的问题要优先于重要的问题，策略上的成功要优先于战略，获取资助要优先于大众福祉。结果就是，这些人中间产生了一种愤世嫉俗的情绪，这种情绪在一位著名政客同我的谈话中表现得很明显。当我缠着他要就某些政策理念谈谈的时候，他说：“我觉得同你谈没多大意思—在钞票问题和选票问题上，你都没有用处。”在这类谈话过程中，我一直觉得同印度新的乐观主义，以及它那欣欣向荣的市场相距甚远。当人们关注的问题和兴奋点如此迥异的时候，政府、企业家、中产阶级和穷人之间找到共同点并不容易。事实上，同以往任何时候相比，近年来我们对印度经济的观念分化得更严重了。另一种观点我有幸得以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目睹了这些分歧。当然，对印度政治来说，我是局外人。但若谈到印度商界，我就有发言权了。作为印孚瑟斯的创始人之一，我在这儿工作了26年，可以自称为印度企业家了。然而作为一家信息技术公司，印孚瑟斯面对的挑战与印度其他产业部门不同。当年，基础设施的匮乏并没有影响到我们，因为我们的市场是国际市场。我们的业务所需要的只不过是一根光缆和几台电脑而已。困扰印度传统工业的劳工问题和罢工，我们很少遇到。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政府不承认我们是“常规”产业，因此，其规章制度也没有对我们形成障碍，那些曾使制造业和农业部门窒息的种种管制也不会影响我们。我们不需要原材料，比如铁矿石和煤炭，而这种需求迫使印度公司不得不同控制这些资源的国有公司打交道。我们也不需要同官僚们拉关系，定期到德里去拜访。因此我们没有被拖入其他印度公司陷入的窘境。这些公司既受益于，又受制于同政府建立起来的关系。在文化上，我们也是独具一格的。当年，我们是7个瘦削的工程师（唉，现在可都不瘦了），属于未经历练的第一代企业家。在印度工业由家庭企业主导的时代里，我们属于异类。在这种印度公司里，经营权和财务权都为公司所有者所独断。尽管面临权力带来的种种邪恶的诱惑，有些公司依然坚挺，但还是有不少公司在经营上任意胡为，很难为小股东带来利润。公司的运作经常是不透明的，带有欺骗性—例如，在采购原材料或者进口资本货物的时候，公司常常虚报价格，同时又瞒报销售量。在那个年代里，人们常说的一个笑话就是，这些公司的所有者的赢利都是“RBI”①式的。行业观察家们总是讥讽说：“公司会破产，但是所有者却不会。”印孚瑟斯是最早以透明和强化内部管理的风格改变了人们对印度企业的这一看法的公司之一。我们很快就建立起了为广大股东创造财富的声望。人们开始把我们称为印度的 “新经济”公司。15年过后，人们还是这样称呼我们。印孚瑟斯从一开始就与印度工业的典型历史、家族关系以及管理上的包袱无缘。因此，与其说我是印度工业经历的种种磨难的亲历者，不如说我是观察者。我完全有希望从这种贴近性和客观性的结合中获取一种少有的、宝贵的视角。尽管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私营部门度过的，但是我却有幸短期参与制定过邦一级以及国家一级公共政策，从而直接体会到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改革开始以来政府面临的各种挑战。尽管关于印度，我私下已经了解到许多有趣的讨论和观点，但是撰写一部有关这个国家的书需要作出的跨越却是另一个层次的。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作家，心中也不曾蕴藏过记录下什么以求有一天终能成书的欲望。然而，促使自己写这本书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在2006年年初遇见了维贾伊•科尔卡。科尔卡博士是印度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一位激情洋溢的改革家。长期以来，我一直是他的崇拜者，尤其是在拜读了他2002年发表的名为《印度：在增长的大路上》的大作之后。文中预见了—后来其预见被证明异乎寻常地准确—印度此后几年的增长趋势。科尔卡博士看起来很像一位严肃的学者，但却有着奇特的幽默感和直言不讳的名声。这一点有时在他同政府打交道的时候会给他惹麻烦。“可是我发现，”他告诉我，“只要把自己的观点摆出来，不管当时民意代表们会多么反感，都还是有作用的。这样会在人们中间播下新观念的种子。有时，这些观念会为大家所理解。我觉得这种传统做法是最靠得住的，值得一试。”科尔卡博士的话引起了我的深思。或许，我会写出一本有价值的著作—假如我能将自己的经验，以及自己所熟识的政策制定者、企业家、学者、社会活动家和政客们的经验提升为某些观念的话，这些观念不仅可以解释印度经济会成长为一只什么样的巨兽，也有助于为这个国家指出一条前进的道路（即使这意味着要引发争议）。作为企业家和公民，我深为印度过去25年间的经济发展所鼓舞。印度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年增长率高于6%，历史上曾超越它的只有中国。在其他领域，我们也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进步，国内市场兴起，人均收入提高，还形成了强大的中产阶级，但是印度的成功是苦乐参半的。在实行改革20多年以后，印度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引发了我和许多同胞心中的各种情感—对我们迟迟不能进行变革，我感到迷惘和失望；对在整个印度都显而易见的不平等顽症，我感到悲伤。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解决这些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印度的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让人愤怒，使人无法利用印度今天所拥有的巨大机遇。我走南闯北的经历让我能更清楚地意识到印度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在世界各地，在人们的心目中，印度有着独一无二的前景。年轻化的人口和企业家队伍、日益提高的信息技术水平、会讲英语的劳动力大军，以及作为民主国家的实力，种种因素都为这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优势。它似乎在跃跃欲试，要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但是，我更多的是在异国他乡才了解到不同地方的人们对于印度的乐观态度—让他们形成这类看法的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数据。这些看法远离我们国内政治辩论的喧嚣，从未被其触动。而在国内，印度的机遇在人们看来就有些脆弱了。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有许多因素正在使我们退缩不前—其中有对我们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就的悲观，也有对我们为解决现存问题需要推行的种种观念的抵制。印度的弱点全部存在于其内部，存在于眼下的争斗中，争斗的目的在于确定我们国家未来的观念和政策走向。这本书就是本人为诠释这场争斗、解决这场争斗而作的一次小小的尝试。在主业之外当我对人说起自己要写书的时候，大家误以为，我要写的是有关自己经商生涯的一本回忆录，要么就是一本管理或者商业战略方面的著作。当我说自己写的是关于印度的书的时候，大家便露出嘲弄（很可能也是吃惊）的神情。毕竟，商人通常不会在公共事务方面显示出卓越的才智。我安慰自己说，我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才成为企业家的。如果不是在1978年年底走进颇具个人魅力的纳拉亚纳•穆尔蒂的办公室求职，那么很可能到现在，我自己充其量也不过是住在新泽西的郊区，每天要坐火车去曼哈顿，默默无闻地做着一份朝九晚五的固定工作而已。我看待问题的方式，以及无论在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还是在政治学领域，我都并非某一类型的专家这一点，实际上会使我对印度最重大问题所持的看法更为开放。正当人们的观点趋于两极分化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需要一位热情高涨的非专业人士，一位可以在辩论中避免走极端的人士登场。尽管本书内容是关于印度的，但却不是为痴迷于印度电影和板球的人们撰写的—尽管这两个话题都能引人入胜，但是我在这两个话题上不能多费笔墨。相反，我希望通过印度这个国家观念上的演变过程来理解这个国家。我认为，每个国家，不管情况如何复杂，都会受某些中心议题或观念的制约—最终将所有国民凝聚在一起的是他们共有的核心观念。比如，法国的民族主义理想，美国天赋机遇的观念，以及新加坡对“和谐”的重视，都成为形成上述国家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决定性观念。对国情复杂的印度尤其如此。它既是一个民族，也代表一种观念。经历过殖民主义时代意味着，印度的现状不是沿着自然轨迹演化而成的。各个分散的地区，是按照有益的观念或无益的观念，按照英国行政官员的观念或者印度领导人的观念凝聚到一起的。我第一次朦胧地感受到这种观念的力量是在5岁的时候。自然，我是后来才明白这些的。一天，父亲把我们大家都塞进了他的车里。那是1960年，班加罗尔正在举行国大党大会，我们到那里去就是为了看一眼颇具领袖魅力的尼赫鲁。作为我们争取独立的斗争的卓越领袖，作为国家第一任总理，他的地位在印度国内外无可比拟—对整整一代人来说，他就是印度的代名词。在我的记忆中，站在路边，被夹在人潮中间，朝着这个瘦削、热情洋溢、气质高贵的人挥手的情景尤其令人难以忘怀。生长在那个年代的人极易信奉政府包揽一切和公有制的观念。公司为一个家长式的社会主义政府所有；财富由它们创造，然后用于社会的福祉。为什么要让财富掌握在私人手里，使其可能被用于邪恶的目的呢？这在当时听起来很有道理。这种观念出自慈祥的大家长尼赫鲁之口，其逻辑似乎无懈可击。我父亲，一位热情的尼赫鲁的追随者，总是大谈大企业的种种罪恶，以及印度模式是多么理想的模式。当年很多印度人信奉这样的观念。现在这样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因此，本书的结构基础是印度各种观念的消长，以及这种消长对印度经济和政治变迁的影响。比方说，早年印度刚获得独立时，很多人将英语视为一种帝国主义者的语言并竭尽全力将其边缘化。这包括试图把印地语定为唯一的官方语言，在邦立学校里限制，甚至严禁英语教学。但是，一旦外包业务使英语成为进入全球经济和高收入行业的入场券，掌握这种语言很快就成为人们的一种向往，成为向上爬的阶梯了—不仅对中产阶级，而且对印度的穷人来说，也是如此。结果，目前全国各邦的政府正纷纷改变传统的排斥英语的政策，甚至连那些印地语民族主义情结最强烈的地区也概莫能外。这就是观念改变的力量。根据人们对种种观念所持的立场，我将本书分成了四部分。第一部分谈的是这些年来人们的态度在一些问题上产生了急剧变化。我认为，正是这种种变化带来了印度当今的勃勃生机。比方说，印度众多的人口曾一度被当做经济增长的累赘，而现在却被视为潜在的“人力资本”，一笔巨大的资产。我们不仅前所未有地普遍接受了印度的企业家，而且同以前相比，对于全球化也持更为乐观的态度。在改革后的年代里，我们目睹了很多针对在印度经营的跨国公司的抗议活动。可口可乐公司竖起了广告牌，宣布：“我们回来了”我们的活跃分子则在广告牌上写上：“等着我们把你们再赶出去吧”肯德基得面对当地巡视员的不断造访，他们怀疑肯德基所用的鸡肉有问题。印度教的活跃分子在孟买的麦当劳快餐店前举行过抗议活动，要求麦当劳“离开印度”，这让人想起了印度独立前那个时代的口号。然而现在，新的跨国公司进入印度，却无人再说三道四了—印度人同时对本国公司在国外的收购活动感到格外自豪。本书第二部分探讨的是现在依然悬而未决的问题：目前对于某些观念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但却依然未见将其落实的效果。比方说，在过去的20年间，完全扫除文盲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可是，目前就普及教育、消除对学校状况的不满情绪来讲，我们依然处在制定战略的阶段。同样，我们长期以来就认为印度是“生活在村庄中”的国家。早年的印度政府居然宣称，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是一种不好的趋势，必须被控制，甚至逆转。而现在，在经历了几十年对城市化的敌视以后，人们开始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要想让国家经济得到健康的发展，众多城市的出现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必要的。我们也开始接受这一点，即必须改造印度糟糕的基础设施，并且行动要快。印度终于开始抛弃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产生了一堆乱七八糟的章程，限制了邦与邦之间的贸易—现在人们达成了广泛的共识，那就是，印度的法律不应再因循守旧，而必须以建立共同的国内市场为目的。第三部分探讨了印度国内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党派分歧最为突出，难以达成一致这一点已经严重阻碍了制定急需的政策。比如说，眼下人们围绕高等教育问题在进行激烈的辩论—高校该如何管理，以及邦政府对私立大学该发挥什么作用。人们就劳工问题的争论也是十分激烈。甚至在因为印度各经济领域的高速发展，对工人的需求空前高涨的情况下，关于是否需要放松劳动管制这一点，政府依然深陷于严重的意见对立之中。人们就这些问题的争论火药味十足—存在分歧的是把改革视为对人民的经济授权和把改革视为对人民的经济排斥的这两派人。书的最后一部分论及印度国家政策中被遗忘的角落，其中谈到的观念尽管对人们的前途来说至关重要，但在公共话题中却多半不会出现。最后的这部分内容向我们提出了挑战。应对这种挑战，我们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得心应手了。在18世纪以前，印度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巅峰时期，印度和中国两国占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近50%。来自印度次大陆的各种观念帮助成就了那个时代的文化、法律、哲学和科学。然而，后殖民时代的印度却总愿意效仿在发展中比它领先一步的那些国家。印度现有的许多体系都是舶来品—来自英国的议会制度和立宪模式，还有早期来自欧洲和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思想。甚至印度的各项改革，尽管进行得很大胆，但效仿的样板却是先前在世界各地业已被证明是成功了的。印度公司遵照的也是全球的最佳惯例和最优标准。但是，在观念的创新方面，印度经济的迅速增长向我们提出的要求高得多，因为在世界范围内，现有的像医疗、能源和环境这类问题的解决方式都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了。比方说，印度的能源政策不能建立在大量消耗碳氢化合物的基础上。印度现在就得具有环境方面的忧患意识，而不能像某些发达国家那样，等到工业化进程损害了自然资源后才着手拯救环境。印度还得建立一个可持续的、讲实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保证在公众健康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不至于像发达国家经历的那样，从健康维度的一端，饥饿，摆向另一端，营养过剩。最后，印度还必须将现代科技发明更充分地融入未来的发展。就各种观念问题，印度所面对的挑战就是使人民和政策的制定者联合起来，致力于解决紧迫的、必须得到解决的问题。印度的中央联合政府一再标榜自己主张团结和目标一致—什么“联合阵线”①，“团结进步联盟”②，“全国民主联盟”③等。但是事实上，这些政府却表现出自己是以激进好斗的方式来实现理想的。这折射出的是一个严重分裂的印度，社会上存在的种种尖锐的分歧与其说是由意识形态界定的，不如说是由宗教、种姓、阶级和区域界定的。但是，我之所以还是乐观的，是因为我们曾有过达成一致的时候。观念塑造了我们这个民族，为我们带来勃勃生机，随着这些观念的演变，我们的分歧和争论也在不断变化。尼赫鲁谨记在心的，以及抛到脑后的在印度，生活环境能唤起人们对往昔的朦胧记忆。我们能看到一座座古庙矗立在市中心，大多今天仍在使用。门口的台阶上，小贩叫卖着光鲜的印刷品和檀香木神像。莫卧儿时代的宫殿和陵墓就坐落在热闹拥挤的地段内。大家都很熟悉我们的各种礼仪和古代史诗，像史诗《摩诃婆罗多》，其长度为《伊利亚特》的9倍，并且为更多人所熟知。但是，维德 •梅赫塔④却写道，支撑我们国家的是一部“死的历史”。问题在于，印度历史与观念变化的轨迹十分缺乏连贯性—英国的占领早就使得这一地区脱离了英国统治前的各种观念和经济社会结构。这些观念中有不少都极其原始，是我们乐于摆脱掉的，比如殉节自焚、童婚，以及具有极强压迫性质的种姓制度。对于一个极为封建的民族来说，这些仅仅是最突出的邪恶行径。如泰戈尔所说，印度中世纪的历史是“一个我们乐意解脱出来的所在”。然而，英国的统治也导致了受过教育的印度人与本国文学、哲学、历史以及民族身份的精华部分严重脱节。我们看到，当年出现的是印度的民族身份与一种全新文化的奇怪的融合。英国人带来的是英语语言和西方教育，以及与这种教育相伴而生的现代民族主义、自决和民主等观念。但是这些只惠及少数印度精英分子。英国人一直认为，总体来说，对印度人的风俗习惯，最好顺其自然①。大多数印度人是无所依托的，同自己的外国政府和受过英国教育的印度领袖都没有瓜葛。世界各地兴起的现代经济和自由思想也未曾触动他们。结果，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在经济增长、城市化和教育方面处于停滞状态。事实上，英国人经常与印度的传统精英和没落贵族合作，有意识地强化印度的封建制度。比方说，他们保护地主的土地不被转让给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鼓励贾特人、拉其普特人、锡克人中存在的尚武的族长制，因为这些“武士种姓” 当时成为了英国陆军的重要兵源。这种差别在印度不可思议地产生了相互分隔的两个文化阶层，二者间的差距如此巨大，以致印度的民族身份呈现出一种分裂的特质。许多在英国学校接受了教育的印度中上层的精英热烈拥护的是民主、自决和民族主义等文艺复兴思想，这些人中有几位成了争取民族自由的领袖。而在鸿沟的另一面则站着大多数印度人，界定他们的是次大陆的大众文化，支配他们的则是由种姓、宗教、社会风俗三者构成的专制统治。鸿沟两边的观念毫无共同之处。印度的改革家们站在岸边，放眼向彼岸望去，看到的情景令其大吃一惊。于是改革家比平•昌德拉•帕尔写道：“当年，我们热爱的是我们称之为印度的这一抽象概念，但是……我们却厌恶它的现实。”再也没有谁能像尼赫鲁那样将印度领导人与广大国民间的差异体现得淋漓尽致。我确信，要了解观念在塑造、团结这个国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了解尼赫鲁这个人物是关键。现在回想起来，在塑造印度民族个性方面，尼赫鲁是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一位奇人。他曾把自己说成是“治理印度的最后一位英国人”—尼赫鲁在西化的父亲的监护下长大。他的父亲莫提拉尔•尼赫鲁是一位成功的律师，后来投身于推翻英国统治、争取印度独立的事业。莫提拉尔•尼赫鲁坚持在餐桌上必须使用刀叉，在家里讲英语（尽管妻子并不懂这种语言），为孩子们请了英国人做家庭教师。尼赫鲁在少年时代即被送往英国，从哈罗公学升入剑桥大学，后来又进入了伦敦著名的律师学院。因此，尼赫鲁是地地道道的西方启蒙思想的信奉者。尽管他崇拜甘地的个人魅力和意志力，称赞他“像钻石一样棱角分明”，然而他却并不赞成甘地某些较为传统的信念。尼赫鲁曾这样写道：“有时候，他的思想意识惊人地落后。”尼赫鲁毫无宗教信仰。别人向他提出有关信仰的问题时，他总是耸耸肩，引用伏尔泰的话说：“即使上帝不存在，也得造一个出来。”但是，面对印度的各种政治势力，他却总是小心翼翼，尤其是在成为这个国家的第一任总理之后。尽管他对印度的耿耿忠心是不容置疑的，但他对这个国家根深蒂固的社会、地域和种姓差异却感到十分不快。尼赫鲁本人的信念与他深入印度生活后的经历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比如有一次，尼赫鲁前往北方邦，令他感到既吃惊又生气的是，当地的国大党领导人卡尔卡•普拉萨德居然把他介绍为“新国王”，而现场聚集的农民们也跟着喊道：“国王，国王驾到啦！” 但是，尼赫鲁却最终证明，自己是唯一能周旋在印度的严重分歧中间，将国家团结在核心政治经济观念下的政治家。矛盾的是，他能做到这一点，却是得益于能同这个国家保持距离，而不是相反的情况。或许，尼赫鲁最强悍的一点就在于，甚至在同胞们都怀疑印度作为一个民族的能力的时候，他对此却从来都是坚信不疑的。支撑着他的种种浪漫想法的是钢铁般的意志，还有消除分歧的卓越能力。他出色的才能还包括与生俱来的领袖魅力。尼赫鲁善于说服他人，善于描绘宏伟的远景。在印度独立后的急风暴雨的年代里，通过赋予人民普选权和建立世俗政府，他帮助印度建立起了一种民族意识。当时，尽管有他的领导和甘地的影响，印度的种种分裂活动—既有宗教性的，也有地域性的—却日益猖狂。尼赫鲁被震撼了。印巴分治造成的残暴行径，使得100多万人丧生，这让他遭受了沉痛的打击。在这样一个深深地陷入分裂的国家里，尼赫鲁在推行世俗主义与理性等观念方面，还有着其他的优势。独立运动有助于将各种五花八门的忠诚束之高阁，而仅仅弘扬一种忠诚，那就是—民族身份。这种早年实现的团结帮助世俗政府的拥护者们压倒了其他分裂派的呼声，这其中有印度教狂热分子，他们提倡多元主义的理念，认为印度应当是“一个印度教徒的国家，就是印度教穆斯林、印度教基督徒以及印度教锡克人的国家”；也有穆斯林领导人，他们要求由自己来做印度穆斯林群体的唯一代表。然而，尽管尼赫鲁和他的同僚们能够让这个国家的分裂倾向暂趋和缓，他们却没有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没有试图去弥合国中之国中间的鸿沟①。与之相反，政府忽视了领导层与大众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前者受过教育，实施了印度宪法；而后者却连宪法都读不懂，即使读得懂，也领会不了其精妙之处。一些政策原本可以缩小这一鸿沟，使得世俗主义和自由的理念深入人心，例如建立大众教育体系，实行城市化，但国家并没有去执行这些政策。政府对于商业采取敌视态度，企业家精神也因此受到了压制，而要夯实一个现代公民社会的基础，这种精神至关重要。在印度，缺乏一个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只不过是拉大了这种差距。20世纪70年代曾出现过一场印度中产阶级兴起的运动。当时，英迪拉•甘地主导的公共部门以及银行国有化进入全盛期，形成了一个包括政府及国有部门雇员在内的人数可观的中产阶级。在旧时代的印度与领袖精英们的印度之间仍然横亘着一条鸿沟。印度依然夹在“封建的和世俗的，理性的和传统的”这两种民族之间，无所适从。在独立后的最初20~25年内，印度还是团结的，这主要得益于大众对独立运动及领导独立运动的国大党保留的情感。后来，与邻国的战争的确在短时间内对印度人起到了凝聚作用—在那些日子里，人们涌到车站为奔赴战场的印度士兵欢呼。走红的歌星到了边界哨卡，为祖国和她的儿子们的英勇歌唱。然而，这种团结却是脆弱的。最初的裂痕维•苏•奈保尔①曾说过：“一个国家的政治只不过是该国国民关系的延伸而已。”随着岁月的流逝，国大党对印度选民的影响力开始减弱，印度政治反馈给人民的信息是该国各种社会与文化关系造成的诸多挑战。萨尔曼•拉什迪②曾说，印度就其种种分歧来说堪称“嘉年华”—错综复杂的界线将各个群体按照种姓、地域和宗教隔离开来。印度人身份的各个组成部分甚至镶嵌在印度人的姓氏中—姓氏可以表明你的籍贯和种姓。在这个国家的某些地区，姓氏详尽到可以包含家族的头衔。随着印度的团结局面出现裂痕，印度人身份上的这些差别在该国政治中重又凸显了出来—新的依照种姓和地域画线的政党纷纷建立，选民们沿着他们都熟悉的分界线迅速分裂。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成为总理之后，坚持认为自己能够控制住尼赫鲁时期的团结局面。在预测人民对自己的态度的时候，她几乎带着一种沾沾自喜的情绪，不加掩饰地对记者布鲁斯•查特温（Bruce Chatwin）说，“你不知道当一位女神有多累。”③然而，结果却是，正是英迪拉当政期间，出现了新兴的各个地区性政党，以及全国风起云涌的群众抗议活动。为了阻止这一趋势的蔓延，她先是求助于民粹主义，对银行实行国有化仅仅是其中的一例，后来，在乱象丛生的18个月里，她又试图使用独裁手段，在国内实行了《紧急状态法》。而当她取消紧急状态，重新允许举行大选的时候，她和她所在的党就被赶下了台。1980年重新被选上台后，她的控制能力已经远不及早年担任总理的时候了。全国性的暴乱此起彼伏，最严重的是在旁遮普邦。1984年，英迪拉•甘地被自己的锡克族保镖刺杀。“为了帮助妈妈解脱困境” 而上台的英迪拉的儿子拉吉夫•甘地也试图使全国团结起来，其路线是通过在国有电视台播讲印度教史诗，搜罗能起团结作用的国大党候选人，比如电影明星阿米塔•班克臣和苏尼尔•杜特，以创造一个共同的文化平台。但是这些措施都没有创造印度在独立后立即形成的那种政治上的凝聚力。早年，这种凝聚力使印度的领袖们得以推行计划经济、民主制度和世俗主义的观念。随着经济改革的实行，印度的分裂局面变得更加复杂了。新的政策把经济大权从中央转移到地方，从而增强了各个地区性政党的实力。自那以后，我们看到，国内的分歧更趋明显。在20世纪90年代，右翼的人民党同一些较小的、以邦为基础的政党结成了战略联盟，借助于印度教民族主义言论上台执政。这些言论公开敌视穆斯林和少数基督教徒。从那时起，国大党和人民党领导的中央政府，都是靠地区性政党支撑的联合政府。与印度的立国者们相比，这些较小政党的领导人持有决然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理念，维护的不光是自己所代表的邦的利益，甚至还有邦内某一种姓和宗教群体的利益。印度早年的领导人曾经想取消“对各种特许政策进行归类、划分、定级、列举以及批准”的工作。然而随着代表各个群体的强大的政党的崛起，这些优惠政策已经变得至关重要了。比方说，在北方邦，雅瓦迪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就曾经给和她同一种姓的选民们，即该邦受压迫的 “达里特”①群体，在政府任命和就业方面带来过具体的实惠。在比哈尔邦，有人抱怨，“拉鲁•亚达夫②任命的电力和供水部门的头头都是属于亚达夫这一种姓的”。每逢大选，印度都要经受身份认同方面的重大考验。目前，印度的政治运动普遍是按照种姓、宗教、地域和阶级的划分进行动员的。种姓、宗教、地域和阶级是印度人效忠的基础，往往也是其制定发展政策的基础。谨慎的希望对印度国内分歧重重的局面完全持宿命论是错误的。在独立后的那些喜气洋洋的日子里，印度人一度消除了分歧，可能将来还会这样。毕竟，喀拉拉邦的印度共产党领导人南布迪里巴德曾对社会学家安德烈•比泰尔①说过，种姓问题无关宏旨，只有“前来研究印度的美国社会学家才会对此痴迷”。也许有些人会认为我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但是我相信，印度人终究会不再仅仅按照种姓、宗教、地域和家族界定自己，而是会更紧密地将自己同“印度人”这一概念联系在一起。我曾在自己的父亲身上看到过这种信念。他曾满怀希望地关注过尼赫鲁的事业以及他那远大的、具有凝聚力的宏论，一心觉得它是可以实现的。我开始在印孚瑟斯工作的时候，不得不摒弃了父亲对尼赫鲁式社会主义的信念。但是，他对印度政治前景的乐观在我身上却得以延续下来。的确，这种有关印度人的身份的前景，即摆脱封建意识的前景，往往看来还十分遥远。在时隔不远的1998年，拉鲁•亚达夫试图让他在比哈尔邦的许多选民相信，他推举的候选人之一，沙库尼•乔杜里是库什②，即毗湿奴神③的儿子的灵魂转世，最后亚达夫居然能够得逞。印度人时常看到其政治堕落的惊人场面，议会开会时乱成一片，因为政客们为了各自宗教、地域或种姓的狭隘利益而大打出手，还因为工作机会和大学名额要按照种姓身份来分配。然而近年来发生的某些变化却让我看到了希望。来自发展落后的种姓的企业家人数的增加，人们对英语教育的需求，甚至在农村地区，私立学校的大量涌现，非政府组织主导的民权运动的兴起，以及《信息权利法案》一类的立法—这些变化，哪怕是缓慢的、试探性的变化，也都是积极的迹象。当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变化削弱了种姓制度的普遍权威的时候，身份可能就不再是选民选举领导人的唯一考虑因素了。在近年的大选中，人民一直在通过选举淘汰那些毫无作为的平庸政客—而不顾及种姓。甚至在最具封建意识的邦—比哈尔邦和北方邦，情况也是如此。在比哈尔邦，2005年，拉鲁•亚达夫因其所在政党在选举结果中屈居第三而结束了其长达15年之久的统治。在北方邦，为赢得2007年的邦内大选，雅瓦迪曾策划过难度很大的达里特和婆罗门两个种姓间的联合。自那以后，她便开始强调（至少是在口头上），要建立全民的政党。  在以往的20年间，选民的不满情绪也变得更为明显，因为他们一再通过选举把邦一级和中央一级的政府赶下台。印度的选民显然在现有的各种选择之间不断转变着立场，寻找能改变自己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受冷遇的现状的人，寻找能给自己带来真正的机会（即多种经济选择），以及改善生活的可能的人。我确信，正是新观念的力量催生了这种转变。我把印度人面临的印度社会中的种姓、宗教和地域方面的分歧称为“垂直性议题”。在印度人的选举中，这些议题确实居于支配地位，但是今天它们已经有可能变得不那么举足轻重了。理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套“平行性议题”，即与发展、教育、医疗、就业和其他问题相关的各种观念已经占了上风。勾勒出这些垂直性和平行性议题，是展望印度未来的一种有效方法。它为印度人提供了一个观察大选的视角，使他们不再急于了解哪个种姓或政治组合可能赢得下次选举，而是从全局角度关注政治问题。这样观察让印度人知道，某些观念也是可以压倒这类分歧的，是可以成为选民的普遍要求，并左右选举结果的。乍看起来，这种看法似乎过于乐观了，尤其是在我们看到最容易出乱子的几个邦，即比哈尔邦、北方邦和拉贾斯坦邦的情形的时候。政治学者坎山•钱德拉曾经作过一番不同寻常的研究，发现大选期间，在这几个邦里，对种姓的忠诚使得最基本的公共产品都可以用选票来购买。这意味着，某一种姓选民的日常生活是否稳定，他们能否拿到身份证、补助食品分配卡和基本商品，取决于他们选择的政党能否赢得投票。“如果想获得最低限度的服务，这里的选民就得让自己的种姓团体掌权。”坎山这样对我说。要不然，好一点儿的话，政府会对他们漠不关心，恶劣一点儿的，则会采取敌对立场。在这几个邦里，选民，尤其是最穷苦的选民，把自己的选票视为捍卫自身基本权益的一种交易手段。在略微发达一点的邦里面，比如在安得拉邦，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已经普及—目前在全印度，这种情况是最普遍的。在这些地方政府中，以种姓和宗教为基础的联合，是为了保障某些种姓或者团体能够享受到优惠。这种优惠的形式可能是预留的就业岗位，或者大学和立法机构里的预留名额。但是，还有第三种情况，可以成为一种渐进式转变的转折点。在有些邦，比如马哈拉施特拉邦、卡纳塔克邦和泰米尔纳德邦，经济比较发达，居民已经无须借助种姓为获取公共服务讨价还价了。自然，这些地方的选战还是按照种姓画线的，但是人们的基本期望却更为宽泛，比如，要求改善基础设施和学校的办学条件。随着无党派投票者人数的增加，这一点变得尤为明显。这些人投票的依据是经济发展状况，而不是种姓界限。在2008年卡纳塔克邦的大选中，这些人成就了人民党得票率高出其他政党5%的局面，从而成为决定由谁来掌权的人。一种不容争辩的事实就是，就这三种情况来说，不管哪一种，种姓在选举取向上都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行政和繁荣水平上的差异，居民的需求和主张却大相径庭。举实际的例子吧，在班加罗尔，这一点意味着，不管哪个种姓的人，可能都会要求享有私立学校通过英语进行的教育；但是，在比哈尔邦的农村地区，人们最普遍关心的可能就是获取土地证书了。种姓障碍依然存在，但是，某些共同的问题把人们联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在把话题从封建性的狭隘民族主义的议题引向世俗议题这一点上，一张由观念织成的“安全网”是至关重要的。一旦一套核心观念或议题受到全体人民的关注，把政党的纲领全部局限在煽起对“对方”，即对自己的种姓、宗教、地域和阶级以外的人们的愤怒和仇视上，就变得困难了。这样一种观念上的接近也会改变印度人面对各种挑战时的态度。历届政府一向相互孤立地看待印度整个教育、医疗、工业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政策问题。每一类问题都被单独看成“一颗应当拔掉的坏牙”。比如说，自上而下的技术专家政治，甚至在印度经历了产业改革之后，依然造成人们听任基础设施每况愈下。因此，近年印度的经济增长使得其落后的道路和破败的港口不堪重负，造成了严重的瓶颈效应和危机。透过观念的多棱镜观察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些盘根错节、百弊丛生的政策是怎样限制了印度的经济发展。对这一点，通过印度的农业危机，我们可以看得格外清楚。印度的农业危机日趋深重，其部分原因应当归咎于劳动力市场缺乏灵活性，从而妨碍了农业劳动者转入制造业，最终造成了整个农业生产力低下，失业率攀升。产生危机的部分原因还有，基础设施的匮乏阻碍了印度的农民走向市场，而各式各样的规章制度又束缚着他们，使他们只能与当地的采购商打交道，接受低利润。同时，印度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又导致了土壤的退化和水资源的减少，迫使农民只能依赖靠不住的雨季。组织良好的零售链以及供应网络的缺乏易造成农产品的变质和损耗。对于大多数农户来说，缺乏有效的金融体系的覆盖也抑制了他们进行创新、试验和必要的冒险行为的能力。在这些问题上，印度人的认识必须提升，从而形成一套范围更为广泛的新的政策观念。到了那时，印度才有能力解决上亿公民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实实在在的困难。桌上的牌局 我对于今后事情的立场十分明确。我相信，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力就在于让人们能够获取更多的资源和机会。各地的人们，无论其收入水平如何，都应当有权享有医疗保健服务、清洁的饮用水、基础设施、工作和资金、可靠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可以让他们的孩子通过英语接受教育的学校。显然，尽管应该将这种权利确定为一种目标，但是，在多数国家却依然没有形成向人们提供这种权利的机制。我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是在聆听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兼历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关于各种经济体对公民机遇的限制的演讲之后。2005年6月，在爱尔兰出席一次理事会会议时，我听了诺斯博士激动人心的演讲。他生动而有激情地谈到了推动建立他所称的“机会平等的社会”的巨大意义。“机会受到限制，这种状况就是我们目前在多数国家看到的情景，”诺斯博士后来对我说，“这就需要制定政策，以便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入各种市场和机构。”限制包括，人们难以获取创业所需要的资本，难以享有质量与他们的支付能力直接挂钩的教育制度。结果，我们看到的是精英阶层巩固了自己对权利和财富的控制，而人们若想摆脱从出生便决定了的贫富状况，上升到更高的收入档次是十分困难的。听了他所举的封闭的经济体的例子，我不禁想到自己童年时代的印度。在当时的印度，就业机会很少，创办企业、获取效益是很困难的，各种教育体系的质量参差不齐。我父母一辈子都没有富过—但是我父亲，作为一家纺织厂的经理，无疑属于印度的中产阶级，他极为重视子女的教育。正是由于他的坚持，我才上了私立的英语学校，后来有幸考进了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这种教育背景，以及能讲英语这一点，帮助我进入了软件业。但是当时，大多数印度人却没有这种机会—他们现在依然没有。多数父母口袋的钱只够送他们的孩子上公立学校，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差，且只用方言教学。仅这一点就意味着，在印度，如果你生来就穷，那么可能你就会终身穷困，而且很可能，你的孩子也不会比你过得好多少。要使一种经济体转入机会平等的状态，我们需要的是竞争和市场。正如诺斯博士所说，这样会“确保在人们进行创新，释放自身创造力的情况下，政治和经济实力既不能一成不变，也不能靠继承获得”。这种环境也有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因为它造就了一种公平感，一种信念，即人人都有机会改变自己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从这一视角来看，印度在经历了近20年的经济改革之后，现在依然“处于向机会平等的状态转变的阵痛当中”。1947年实现的自由民主为政治竞争打下了基础。但是印度大选真正变得竞争激烈却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印度1991年便采取了某些促进经济自由的举措，但是直到现在，各项社会规划依然是靠补贴推动的，依然是脆弱的。就机会来讲，面对公立学校教学质量差，以及基础设施薄弱的现状，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穷人：有办法的人可以干脆送孩子上私立学校，使用私营企业提供的电力，住封闭的小区—要么就移居国外，让没有钱的人去忍受这些摇摇欲坠、运转不灵的设施。目前，实现机会平等的阻力依然很大。这种阻力既来自商界，也来自政府。各种利益集团对让出权利戒心重重。他们宁愿保持现状，这是很有道理的：劳动制度的改革威胁到的不仅是雇用着廉价的合同工的企业，还有受庇护的各家工会；在学校中被赋予权利的家长和学生会对教师工会和行政人员形成挑战；妇女获得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权利之后，更容易危及男性公民及她们的男性亲属们在一些问题上讨价还价的能力。向人们提供更多机会的改革对于无权无势者来说是最紧要的。改革在使得收入向最弱势、最贫穷人口流动方面至关重要。而这种流动正是自由市场成功运作的关键。我们常常忘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的一个前提就是拥有大批受过教育的人，而反过来，这一点又要求普遍放宽进入更好的学校和大学的机会。当更多的人可以从事更好的职业和得到很好的教育的时候，实现经济上的创新和“生产力的飞跃”的机会就增大了。因此，若谈到印度的经济发展目标，我坚决认为，印度最大的进步不在于发现了什么，“而在于如何将这些发现用于减少不平等现象”。无视这一点的政策不仅是糟糕的，而且蕴藏着极高的政治风险。在世界各国，我们已经看到，每当市场未能解决人们在享有机会方面的危机的时候，便会出现民粹主义者对市场的强烈反应—比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欧洲，以及最近在拉丁美洲的很多地区出现的情况就是如此。甚至在被认为最珍视自由市场价值观的美国，在实施“罗斯福新政”的年代里，因为贫困和失业人口的增加，也曾出现过高涨的反资本主义情绪，当时企业被富兰克林•罗斯福斥为“试图奴役公众”的“法西斯”。最近，在美国全国，因为收入不平等和失业势头有所回升，加之对金融部门的监管不力，又有人在针对大企业慷慨陈词，怒不可遏了。这表明了一个国家的经济氛围是多么容易发生变化—2008年9月以来，美国的金融危机达到顶点，纳税人接近1万亿美元的钱被拿来解救濒临破产的银行，自那时起，甚至连自由市场经济最坚定的信奉者也对华尔街表现出敌意。美国的评论家把这种解救称为“为富人服务的社会主义”。一位愤怒的纳税人这样写道：“我要么出钱解救不负责任的贷款人和借款人……要么出钱为自己买房。我没有钱同时负担这两者。”政府往往忽视因为在公平和平等方面出现危机而带来的挑战。如果任由这种不满情绪蔓延，那么就会引发对开放的市场经济政策的强烈反抗。基于这一点，我认为，当前全球化的各种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对印度是有利的。目前全球化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话题。对某些人来说，全球化代表着自由贸易和一个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而在有些人看来，它是一股邪恶势力，会使多元文化趋于单一，增加霸权主义的威胁，还会随着人们的消费倾向跨越国界，破坏全球的多样性并毁灭地球的环境。然而我认为，如果通盘考虑，那么，由于印度在世界上地位的变化，以及当今的各种全球因素，印度更充分地接受全球化的利益要远大于损失。目前，印度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讲英语的人数居世界之首，雄心勃勃的青年企业家正在试行低成本的商务模式。印度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除了可以为印度人提供机会之外，还可以发挥某种隔离作用以应对全球贸易的跌宕起伏。当今的政治形势对印度也是有利的。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设置了贸易壁垒，印度同西方的关系仅仅局限于现实政治。而“冷战”和不结盟运动使得这种关系复杂化了。因此，像尼赫鲁及印度国防部长兼驻联合国大使Ｖ•Ｋ•克里希纳•梅农这样的印度政治家同西方的关系相当紧张，就不足为奇了。当印度开始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援助过日子的时候，这种关系只能更趋紧张。英迪拉•甘地，甚至在60年代末迅速转向社会主义以后，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转而请求美国给予粮食援助。然而，今天，印度企业扩大跨国经营，与国外企业建立伙伴关系，实行并购，它们在重塑印度的形象方面正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多边国际组织中，在建立同美国和西方的关系方面，印度的政治领导人也正在发挥着突出的作用。作为世界上发展最为迅速的民主国家之一，印度还具有这样的潜力，即成为独裁政权时代的一种制衡力量，以及文化上与西方最接近的亚洲国家。经济发展与信息技术我还相信，不仅在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方面，而且在建立一个开放、包容性强和政府较为廉洁的社会方面，广义的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是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的。当我第一次涉足公共领域，为改进城市的管理系统而担任班加罗尔议程专门小组（BATF）主持人一职的时候，我自己曾有意避免把IT技术确定为解决公共问题的一种手段。当时我很谨慎，不想被人看成是一个“电脑小子”，认为什么都可以靠编条程序来解决。不管怎么说，软件和电脑，同清理垃圾和提供安全的饮用水这类事情怎么可能搭上边儿呢？然而，在致力于解决公共问题十几年之后，我已经相信，从战略上讲，应用IT技术是应对范围广泛的各种挑战的关键。我认为，在公共领域内，不大规模地采用IT技术，情况就不会有所改善。在忙乱的那几年里，我试图兼顾这两个不同的目标，平时在印孚瑟斯上班，周末再为专门小组工作，这时，我得以近距离地观察到了私营和公共部门二者间的区别。最重要的区别是在效率、责任感和主动性上。在私营部门，工作效率是第一位的，开拓精神，以及理性地承担风险的做法是受到鼓励的。投资和政策方面的决策是由一个具有相近的价值观，致力于共同目标的团队做出的，并且受到该团队的严密监控。在公共领域，由于各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的差异，也由于人们无法预测最终要向谁负责，以及缺乏明确的奖励机制，所以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厌恶承担风险的文化。我所接触过的官僚都懂得，在政府内做事，看管好自己的地盘，不惹是生非是吃得开的关键。在卡纳塔克邦，我见过不少有事业心的官员，正准备在基础设施或者政府的透明度这些领域内实行大胆改革，却突然被调到小部门去以示惩戒。甚至在用心良苦地办一件好事的时候，公共部门在文化上首先重视的也是程序和惯例，而不是进展和业绩。因此，新推出的项目往往跟不上技术和商业创新中的广泛变化。公共部门因为需要管理的项目规模过于庞大，经常得面对难以驾驭的挑战。或许，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区别就在这两个部门对自身目标的看法上。私营部门重视的是效率和效果—由于竞争的缘故，私营部门的目标是，通过把事情办得更快、更好、花费更低，满足客户的需求，从而实现收入和利润的增长。另一方面，在公共领域，公平却是最重要的。这在政府的各项政策上表现得很明显—教育和就业机会，以及选举席位的预留仅仅是其中的一些例子。应用IT技术所能做到的就是把公平、效率和效果这三点同时引入公共部门。我把这称为“3E效应”①。新的IT基础设施可以绕过效率低下的公共体系，引入重新修订的对政府目标和业绩的衡量标准，提高办事效率；它们还可以通过改善资源配置，以及提高配置过程的透明度，达到公平的目的。在方便人们掌握信息，纠正政府和其治下的民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方面，IT技术也是一种关键性机制。如果公民能够了解到政府内部如何决策，资金如何使用，使用的目的是什么，以及由谁受益等信息，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公共决策的质量会极大改善。自然，IT技术是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实现这一目标的。可是，这种技术，如果能同保证公民更容易掌握信息的法律结合起来，就会给政府管理带来不可思议的变化。应由人民掌权首先，民主制度对可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我听过许多人抱怨，印度虽处于民主制度下，经济增长却依然那么缓慢，他们似乎觉得，一个可以在政策问题上作出决断的铁腕领导做事会更有效率。印度公共辩论的质量不高，某些民意代表的个人记录欠佳，还有腐败现象似乎无处不在，所有这些都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忧虑。的确，印度是一个年轻的民主国家，深为缺乏经验所累，容忍过效率低下的多届民粹主义政府。但是独裁统治的拥戴者们应当记住，这种政权所具有的危险总是高于它的价值。独裁体制一向容易产生暴虐统治和滥用职权。独裁体制还会铸成难以纠正的错误。民主制度尽管有缺陷，然而却是可以自我修复的—因为它保障了全体人民的利益，无论背景和财产状况如何，他们均能享有自由，所以，面对各种盘根错节的利益、不平等现象以及长达数世纪的裂痕的挑战，民主制度能够真正提供变革的动力。事实上，印度经济的最大缺陷或许是民主过于欠缺，而不是过于膨胀造成的。在独立后的最初几十年里，印度国大党领导的历届政府在政治上处于支配地位，几乎无须真正面对反对派，因而得以在自己偏爱的经济政策已经被证明无效之后，依然长期固守这些政策。他们的执政模式受意识形态的主导，是自上而下的，对公民的种种要求和反应无动于衷。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种局面才发生了变化。当时人民开始高声表达自己的意见，选举自己的领导人，成立自己的政党进行抗议—这是农民、达里特人以及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共同进行的反抗。印度改革进程的直接诱因或许是1991年的危机，但是从广义上说，改革则是因为当时的政府试图安抚愤怒的选民。人们对危机丛生、经济增长缓慢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局面已经感到厌倦了。在过去的20多年里，民主力量得到了增强，各个弱小种姓和区域性政党在印度政治体制中获取权力，正在崛起中产阶级要求更多了，也变得更加自信。印度人不再被动等待政府提出难以令人满意的办法。相反，面对束缚人的劳动管理制度，人们涌进了庞大的、自发的劳务市场；面对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他们开办了自己的小企业和小商店；他们对衰败的公共教育体系做出的反应则是把子女送进合法或非法的私立学校。在整个印度，人们正在自负其责，不管是由像Apna Desh①这样的公民组织负责清理市政机构疏于管理的垃圾，或是印度各乡村和城市要求更多的地方代表权和政治权利，还是人民借助《信息权利法案》督促政府提高透明度，莫不是如此。这种局面只会对改革有利。因为这样一来，无效的政策就会迅速被人抛弃，政府也会被迫制定选民欢迎的各种规划。对选民来讲，确定谁能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是决定把政权交给谁的前提条件。正当其时独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印度梦似乎是飘忽不定的。印度的经济增长一度停滞了。随着尼赫鲁的去世，国内的社会纷争急剧恶化了；人们似乎陷入了四处蔓延的动荡与骚乱的局面之中不能自拔。对这个时期，一位评论家曾这样悲观地总结过：“总是有涝灾……粮食总是不大够，总有人在罢工。印度是个昏昏欲睡的国家，一切都只是按部就班。” 但是，在20世纪最后25年时间里，印度开始摆脱持续多年的动乱之苦。最早引起这种变化的是印度IT业的发展。这是经济改革后，最先迅速发展起来的产业之一—就这个意义来说，这一产业成了印度新经济的旗舰，为推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发展、使印度进入世界的视野发挥了关键作用。最重要的是，这一产业，通过其所提供的工作机会和上升的空间，使得无数印度普通人得以施展自己的抱负。这种机遇感和不断提升的抱负始于IT业，并且随着印度社会的普遍发展得以加强，它们已经成为整个国家新的、具有团结意义的两种主旋律。这两种相互依存的主旋律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印度政治及各项政策的走向。我们在各个阶级和种姓中间都能看到这种抱负—在自称“剑桥”和“牛津”的贫民区学校里，在因寻找工作的人们涌入而急剧膨胀的城市间，在印度新时代的英雄已经变成纳拉亚纳•穆尔蒂这样的商界领袖和马汉德拉•辛格•杜尼①这样的体育明星这一事实中。团结起新兴印度的已经不仅是对成就的尊重和对更美好生活的渴望，还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信念，即不管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如何，争取这种生活都是可能的。拥抱机遇我们难以忘记，印度是在什么形势下摒弃了社会主义模式的。我们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迫于危机才实行改革的：当时的总理纳拉西玛 •拉奥曾说过：“当别无选择的时候，作出决定就是容易的事情了。”甚至当社会主义在印度已经被证明没有效果的时候，执政的阶层还是不情愿摒弃已被当成印度国父们的遗产的那些东西，那些东西被视为独立的印度为消除殖民主义而采取的大胆对策。然而今天，改革已经在印度培育起了一个强大而富有生机的市场，还有不断扩大的劳动者和消费者阶层。印度已经不可能再退回到专制的过去。但是，为了保障国家能够继续致力于改革，印度人必须在这一点上达成广泛的共识，就是说，要重视各种合乎情理、合乎逻辑、真正公平的观念，抵制谋求特殊利益的政见和民粹主义的诱惑。我们不该按照是殖民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来界定政策。相反，我们应当注重的是成效或者合理的结果—“不要与任何国家或‘主义’为敌，而要与贫困、饥饿、绝望和混乱为敌”。印度人对自由企业、全球化和市场的怀疑态度同国家的历史有关，同早年领导人身上的理想主义有关。但是，我们应当记住，在某些重要方面，今天的印度仍然是尼赫鲁时代的印度。统一进步联盟政府中的环境部长，也是我在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参加智力竞赛时的搭档，贾伊拉姆•拉梅什曾向我指出，“我们早年的贸易保护政策”，尽管存在鼓励了全印度各行业的商业垄断这一弊端，但是“却为强大的国内工业积攒了财力。我们在研发机构内建立起了‘科学王国’，并且创办了很出色的高等院校”。当真的实行自由化的时候，这一遗产就成了印度的优势，并且说明了为什么印度会走上知识密集型的发展道路。对发展中的经济体来讲，这是独一无二、非同寻常的。这样，印度便可以有效地利用自己多年培养出的受过教育的人力资本，使得国家的新旧工业部门在国外贸易和资本大举涌入的时候，依然能够站稳脚跟。印度的优势永远在于理性和灵活，而不在于教条和姿态。想一想尼赫鲁去世前不久曾亲口说过的话是有益的：“如果我们最终不解决国家的基本问题……那么不管我们自称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还是别的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如果最后说到政策或者观念问题，我追求的是正确而不是公正，是把感情抛开，赞同合理的观点。我希望在这本书里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还希望自己的同龄人，以及商界、媒体和政界人士都能读一下—哪怕他们读后把书高举起来挥着，大声驳斥我的观点，我也是欢迎这种辩论的。我认为，今天新旧印度在观念上的分歧是几代人之间的分歧。“我在议会中看到，年龄成了产生某些最严重的分歧的原因。”杰伊•潘达这样对我说，“年轻议员比较乐于接受新观念，也更乐于进行尝试。”同样，在整个经济领域，一个新兴的、乐观的、雄心勃勃的印度显然是年轻人的印度。在全印度的各个行业，从电信业、银行业，到制造业，正在崭露头角的企业家个个都面色红润、朝气蓬勃。私营部门内部满是年轻的经理、分析师和工程师。在印孚瑟斯，雇员的平均年龄为27岁。印度是个年轻的国家，50％的人口还没达到享有选举权的年龄。这就是说，现在，在印度的决策过程与对公共事务的讨论中，人数众多的整整一代人的声音是无人理睬的。这些人都成长于经济自由化时代，对印度的各项传统和政策，与印度大多数的选民和政策制定者相比，看法截然不同。在教育政策、机会预留以及劳动改革等紧迫问题上，在左右翼之间的重大分歧上，他们都持有自己的观点。正是印度的人力资源，不管年轻还是年长，他们所具有的力量在印度的变革中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这种力量不仅局限于知识型产业，或者受过教育的阶层。政治家米诺契尔•拉斯托姆•马萨尼（他的朋友和选民都称他为米努•马萨尼），是印度最早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也是一位被低估了的政治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米努作为议员，一直坐在反对派的议席上，是印度唯一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政党—自由党的领袖。他在论述印度的问题时，起初的笔调是乐观的，后来却对国家的政治经济走向感到悲观失望。米努曾写道：“只有小人物才能拯救印度。”目前形成的局面就是如此。打破印度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制的不仅是1991年的危机，在此之前，人们已经通过千百次的尝试削弱了这种体制的力量，这些尝试包括罢工、学生的抗议、农民的骚乱、竞选集会上朝部长们扔出的拖鞋，还有台上的政府逐渐流失的选票。正是米努所说的“小人物”，即要求更好的解决办法的人民，对毫无效果的意识形态感到愤怒和不耐烦的人民，推出了新的政策，驱动着变革，形成了印度的种种新观念。

内容概要

　　印度在崛起！印度在快速的崛起！这是一个丝毫不用置疑的命题。作为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全球性大国，印度发展的瓶颈是什么？它出现了哪些失误？对印度来说，未来发展的关键是什么？在《与世界同步:印度的困顿与崛起》中，尼勒卡尼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印度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引发了巨大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变动。印度已经开始担负起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了。然而，它的前途却绝不仅仅取决于经济的发展。　　作者还追溯了形成这个国家历史和现实的种种主流观念，深入探讨了印度的发展前景，以及印度作为崛起的经济大国所应该发挥的作用。对于印度所面对的各种挑战——既有来自国内的挑战，也有融入全球经济后遇到的挑战，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指出了印度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印度人总是在说，“同邻国中国相比，我们太慢——改革的慢，适应的慢，变化的也慢。”中国人也常常说，“印度发展得太快了，它有一天是不是能超过中国？”　　在尼勒卡尼的眼里，中国的发展路径就是印度的最佳参照物——中国发展中的成功经验印度需要借鉴，中国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麻烦印度需要规避，中国曾经走错的路，印度也一定要避免重蹈覆辙……　　《与世界同步:印度的困顿与崛起》全面对比了中印两国在人口政策、经济发展模式、基础设施建设、国外投资等领域的发展异同及两国发展的优势和劣势。对印度发展模式和发展前景感兴趣的读者，《与世界同步:印度的困顿与崛起》能够给你提供一个全面而真实的图景。

作者简介

南丹•尼勒卡尼(Nandan Nilekani)，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的总裁之一，还是多种奖项的得主，其中包括约瑟夫•熊彼特奖。该奖项是授予在经济发展，经济科学和政治方面做出创新贡献的人士的。2006年他被《时代》杂志评为100名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同年，还被《福布斯》杂志评为“亚洲年度企业家”。

书籍目录

序 / 托马斯•弗里德曼偶然成为企业家的感悟第一部分　重新认识印度　1　新生的种种观念　2　印度：由人民当家　3　印度的企业家：从排斥到双手欢迎　4　不死鸟：英语的兴盛、衰落，到重新兴盛　5　从“吃人的机器”到成大事者　6　印度与世界：我们不断变化的时代　7　印度独特的民主制度　8　一个难得平静的国家第二部分　印度：正在与世界同步　9　不断增强的观念　10　印度教室里的挑战　11　悄然改变：印度的城市　12　漫漫回家路　13　消除壁垒：印度单一市场已具雏形　14　不断延期的目标第三部分　斗争的语言：困顿中的印度　15　观念上的分歧　16　愤怒的声浪：争吵不休　17　为工作而疯狂　18　沙丘上的教育体制：印度的大学289　19　完美的平衡第四部分　印度的发展前景：目标更近了　20　观念正在转变　21　一流的信息技术：从班加罗尔走向全国　22　从饥饿到心脏病　23　印度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被忽视的人口　24　见树不见林：印度面临的环境挑战　25　能源的基调：寻求印度能源解决方案　26　网络效应?结语致谢大事年表

章节摘录

1　新生的种种观念我喜欢把自己这一代人看成是“衔接的一代”，处于旧印度与新印度之间的一代人，面对横亘在两个印度间的种种分歧和观念，持中间立场的一代人。我们经历过20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的群众运动；在孩提时代，我们也曾陪着父母去为尼赫鲁欢呼过。尼赫鲁作为一位政治家，他关于建立一个“富于同情心的国家”的种种观念，以及他对这个国家的热忱，曾极大地鼓舞了整整一代人。在此后的年代里，我们可说是饱经风霜，但还是看到了1991年曼莫汉•辛格公布改革政策的那一天。辛格与尼赫鲁截然不同，他谦和儒雅，言谈温和，并且决心推行经济改革。然而他与尼赫鲁一样笃信观念的力量。在这种变迁中，我们目睹了印度曾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也目睹了在颠覆原有的信仰方面，观念曾发挥多么强大的作用。能够看到在几十年间的一次次变迁中，整个国家在核心信仰方面的观念转变，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印度的这种变革不是出自新德里红堡①的墙内，也不是出自孟买纳瑞曼区①的大公司董事会会议室里。恰恰相反，这些新观念之所以能够为人所接受，是因为印度有一大批人有了一种全新的体验，与以往听到学到的截然不同。长期在使用印度当地语言授课的学校里就读的人们有一天却发现，因为英语的障碍，自己的晋升成了问题。过去曾对技术和电脑投以怀疑目光的建筑工人发现，为了获得下一份工作，充值10卢比的手机已经成了不可或缺之物。在华尔街求职时，凭自己的学历讨价还价的印度工程师体验到了全球化的希望。在获得经济机遇方面长期被冷落的贱民出身的农业劳动者开始发现，他们也可以利用自己日益响亮的政治呼声，促成更加包容的经济政策。巧合的是，我的个人经历恰与这种观念的变化相互重合。1981年，当其他创办人和我筹备建立印孚瑟斯的时候，有多少朋友和亲戚曾竭力劝我，不要参与这一“莽撞之举”。“别犯傻，”我的一位叔叔告诉我，“初次创业的人在这里不可能做得成生意。”然而，20多年后，我成为受人尊崇的第一代企业家，我曾持社会主义观点的父亲也参加了印孚瑟斯的每一次股东大会。在公司发展的这些年里，我见证了许多类似的变革。其中之一就是印度产业界对IT技术的看法有了急剧的转变。15年以前，一家大银行的董事长曾批评我向银行业宣传银行电脑化的优越性。而最近，他的继任者却自豪地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已在借助一套中央计算机系统管理整个银行！印度在对待本国人口、企业家、英语、技术、全球化和民主制度等问题的态度上发生的巨大变化是相似的，从这种变化中所获得的收益也是巨大的。这使得印度目前成了一个发展独特的国家，其中各种主要优势都同时融合在了一起，并且趋于成熟。至于不同的情况，比方说，有些国家在人口上具有最佳规模，但是却缺乏可充分利用这一优势的民主制度；有些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却缺乏使财富递增的企业家和各种技术；还有些国家被自己先前在全球化方面失败的经历吓坏了，对此退避三舍。这样做限制了它们从本国的经济优势中受益。从本质上来讲，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有印度这样的综合条件，这种综合条件使得印度目前拥有的机遇堪称难得。对自己经受过的屈辱和获得的成功，印度人都有深切的感受。他们全都经历了过去25年间经济发展的喧嚣。无论我走到何处，我都会发现印度人对自己的经济增长数字了如指掌。印度人中间有一种共同的强烈感受，就是他们的国家终于“成年”了。但是走完这一段路程却并非易事—支撑着印度经济的那些观念是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才为人们广泛接受的，在此过程中，还常常遇上政治和公众意见出现反复的急风暴雨。回顾起来，印度奇迹的每一重要方面似乎都有点不可思议。2   印度：由人民当家星期一的早上，新德里到处都乱糟糟的。尽管新修的地铁整洁美观，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但是，人们成群结队地忙着赶路，城市很难掩住清晨的喧嚣。我要赶往考希克•巴苏①的寓所，寓所同公路隔开了，位于一条安静的街道上，一头牛站在路中间，孤零零地，懒洋洋地挡住了我的汽车，也不急着走开。当我赶到时已经迟到了，边幅也不甚齐整，但是却觉得兴奋异常。考希克同我聊起了城市里的人群同20年前的相比已经完全不一样了。20年前，你会看到人们无精打采地聚在茶馆附近，一份早报就能打发大半个下午，他们懒洋洋地吸着印式卷烟，多半都在闲聊。但是，随着印度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而突飞猛进，它的街景也起了变化。如同考希克指出的，正是这种新的永不停息的精神，这种人民发出的嗡响和碰击声使得今天的印度经济引擎轰然作响。考希克在康奈尔大学教授经济学，写了好几本有关印度的专著。他认为印度是一个由人力资本驱动的国家，这种关于印度经济增长的观点已为人们广泛接受。印度有世界人才招聘的目的地这一地位并不奇怪。印度在不同的时期曾经有过不同的匮乏情况，但却从来没有缺过人。我每天都能体验到我们城市里人潮涌动带来的喧嚣。在每天前往在班加罗尔的办公室途中，我要穿过从人行道一直拥到马路上的滚滚人流—其中有在公共汽车站等车的软件工程师，有身着五颜六色的纱丽去马路边的服装厂上工的成群的妇女，有头戴建筑帽、前往未完工的高速公路的男性，还有绕着汽车叫卖杂志和盗版的最新畅销书的小贩①。环顾四周，我想，如果人真的是印度经济增长的引擎的话，那么印度的经济才刚刚开始加速呢。但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人口专家看来，印度的人口给国家带来的干脆就是一场巨大的经济灾难。保罗•埃尔利克②的著作《人口炸弹》（The Population Bomb）一开始写的正是他1966年的新德里之行。在描述印度众多的人口的时候，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震惊：“吃饭的是人，洗漱的是人，睡觉的也是人……来访的，争论的，尖叫的都是人……挤公共汽车的还是人……人，人，到处都是人。”但是，就在过去的20年间，将这个国家的人口视为“难以承受之重”的悲观看法已经彻底改变了。随着经济的增长，不仅对印度而言，而且对全球经济而言，印度的人力资本正成为一种具有活力的劳动力资源与消费者资源。但是，印度人态度上的这种变化是来之不易的。自独立以来，印度同旨在遏制人口膨胀的政策抗争了几十年。只是近几年，印度才得以正面看待自己数以十亿计的人口，将其视为一种优势。对人口膨胀的忧虑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印度国内外的人都是以马尔萨斯式的视角来看待印度人的。印度人身处世界上一个贫穷而人口极为拥挤的地区，这似乎证明了马尔萨斯特有的悲天悯人的看法—人口剧增必然导致大饥荒和绝望。马尔萨斯是位作家兼业余经济学者，也是一位牧师（历史给他的最持久的名号恐怕应当是“忧郁的牧师”）。他的人口理论深受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影响。19世纪的英国出生率很高，很多家庭的子女人数往往在十二三个左右。马尔萨斯在家里的8个子女中排行第二，他本人就是自己所哀叹的人口爆炸的产儿—他在那本《人口论》（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中曾预言，人口的空前增长将会导致周期性的饥荒和“瘟疫与疾病多发期”。印度似乎大踏步地走上了马尔萨斯预言的道路。饥荒曾经定期造访印度的沿海地区。从1770年至1950年，印度经受了30个荒年①—饥荒使得各地1/3的人口消失了。很多乡村为 “几百万死者的累累白骨”所覆盖。时至20世纪中叶，新马尔萨斯主义的预言家们对印度和中国“灾难性”的人口增长敲响了警钟，并且预言，全世界都会感受到这种增长的影响。他们的预言使得采用严酷手段实行人口控制的办法获得了合法性。建议“对身体不健康的人和残疾人实行绝育”的政策，还有杀死 “有缺陷”婴儿的政策，在印度似乎都成了正经说法。当时，由于国内粮食短缺，印度越来越依赖发达国家的粮食援助，这也对人口增长产生的恐慌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1960年，印度用掉了美国全部小麦产量的1/8，到了1966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1/4。因此，假如你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个关心时事的成年人，那你就完全有可能相信，人类的末日已经快到了。或许你还会相信，这一灾难是由某些生殖力旺盛的印度人造成的。尼赫鲁注意到人们的这种焦虑情绪，他曾说过，西方世界“对亚洲人口变得越来越庞大，最后使得整个地区人满为患的前景感到恐惧”。这一代印度人对于大家庭有一种文化上的偏爱，这一点倒是真的—童年时代的每一次长假，我都是在祖父母家同我的堂兄妹们度过的。那时一个大家庭的合照上有100多号人，整张照片挤得满满的。印度家庭大到足以成为你的主要社交圈子—多数人除了家族内的婚礼、庆典和相互拜访以外，不太同外人交往。全世界对印度的人口增长越来越感到忧虑，这也给印度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促使其强行采取某些措施，对本国的出生率加以控制。于是，印度在发展中国家中率先启动了计划生育。但是，印度早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格外强调“自我约束”。这一点是受了甘地这种领导人的影响，他是强调节制性生活的。有趣的是，在这一点上，甘地背离了自己一贯秉持的非暴力原则，说：“如果必要的话，妻子可以强行把丈夫从身上赶走。”印度独立后的首任卫生部长R•A•考尔也是强调禁欲和自我约束的。考尔当时所处的位置不尴不尬：他是计划生育方案的执行人，而本人却“在原则上”反对计划生育。所以，在这10年间，印度的政策强调采用节律避孕法。当时印度选定了农村宣传这一方法。在谈到此方法的效果时，一位村民这样说：“他们向看不懂日历的人介绍了节律避孕法，然后就发给我们一串彩色念珠……可到了夜里，人们是看不清楚表示‘不能’的红珠子和表示‘可以’的绿珠子的。”因此，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由于婴儿和成人的死亡率急速下降，而生育率又居高不下，印度的人口还在继续增长。尽管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计划生育宣传，情况却依旧如故。我还记得，当年收音机里播放的是宣传“小家庭”的歌曲，还有城里墙上以及公共汽车和卡车的后面都贴着宣传画，上面是幸福家庭（而且是小家庭）的卡通形象，并配以像“一对夫妇，一对孩子”这样的口号。然而，当年，每次人口普查的结果都清楚地表明，印度的人口还在无所顾忌地疯长，而面对着曲线攀升得过高过快的统计图表，印度人绝望了。限制，快点限制随着对人口增长的全球恐慌的加剧，印度政府和中国政府都开始实行起计划生育政策了。“我们的房子着火了。”1968年，当时的印度卫生和计划生育部长昌德拉斯科博士这样说。他又说，如果加强实施绝育手术，“还可以把火势控制住”。到了20世纪70年代，印度各邦都确定了公民绝育计划和目标。当时孟买的维多利亚火车站甚至还设立了一个进行输精管切除手术的门诊部，以适应进出车站的旅客的要求。但是无论印度政府如何想方设法，利用奖品和礼物推行绝育手术，自愿接受手术的人却不见增加。印度的穷人想要孩子，尤其是男孩，为的是经济上有保障。国家说服公民接受绝育手术的努力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反效果—印度各地农村的许多人拒绝接受抗结核疫苗(BCG)的注射，因为有谣传说，BCG代表的是“政府人口控制”（birth control government）。然而，1975年，英迪拉•甘地颁布了《紧急状态法》，终止了民主权利的行使和大选，也可以说，这授予了她新的劝诫权。印度政府发生了可怕的转变，成了一个谄媚奉承的群体，唯英迪拉总理和她的儿子桑贾伊①之命是从。作风粗暴的桑贾伊曾把内阁部长们说成是“没用的傻瓜”，还认为自己的母亲过于“优柔寡断”，并把菲律宾独裁者费迪南德•马科斯视为自己的榜样。1975~1976年间，我同一些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的同学来到了新德里的“喜庆环道”，参加大学生辩论和智力竞赛（我是痴迷于此的）。这就是说为了参赛，我们要从一个学校赶到另一个学校，从印度教大学到圣史蒂芬学院、新德里大学的米兰达女子学院，再到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分校。对于政治，我们这些生活在绿树遮掩、远离尘嚣的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校园里的学生多半不如新德里的学生懂得多—我们唯一关注过的选举就是学生宿舍和学生社团里的选举。可是在施行《紧急状态法》实行的那几年的新德里，坐在营火旁边，你就会听到人们悄声议论当时发生的种种暴行，其中以“纳斯班迪计划”尤为令人气愤。通过《紧急状态法》，桑贾伊尝到了独裁主义带来的快感，也发现自己精于此道，便把实施绝育—尤其是男性绝育，或称“纳斯班迪”—当做自己最为得意的计划。当时实行的这些绝育措施被称为“桑贾伊效应”，如同人口学者阿希什•博斯向我说明的那样，是集“强制、残忍、腐败和伪造数据”于一体的。阿希什指出，“鼓动”人们接受绝育手术的方法包括一些法律，例如要求人们领取政府颁发的各种许可证和获取农业信贷必须出示义务绝育证明。超生三胎以上的家长会面临学校拒绝其孩子入学。囚犯在做绝育手术以前不得假释。有些政府部门则通过威胁提出贪污指控的办法来“劝诫”不情愿的政府雇员接受手术。①为各邦政府所制定的绝育指标过高则意味着，要常常像赶羊那样把人们赶到一起，带到“计划生育卫生所”去。一位记者曾看见，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小城巴尔西，市里的警察从街上抓了几百名前来赶集的农民。他们把这些人赶到两辆垃圾车上，拉到了当地的计划生育卫生所。在卫生所里，由身材魁梧的护理员按着，这些人被强行切除了输精管。在全国各地，类似事件都曾一再发生。因为在完成指标方面，各邦都被施加了太大的压力，所以政府公布的绝育人数是难以让人相信的。但是，阿希什说，《紧急状态法》时代的绝育计划指标可能完成了64%，即800万例绝育手术。但是，民主制度不久就狠狠地对此予以回击。1977年，英迪拉•甘地认为，是该举行大选的时候了—英迪拉没有理睬桑贾伊的多次抗议，“这让他大为光火”。结果，国大党在选举中立即失去了政权。在印度，“纳斯班迪计划”是为大规模实施强迫性计划生育而作的最后一次绝望的努力。此后，无论谁再推行类似计划都无异于实施政治上的自杀。继英迪拉之后上台的人民党领导人为了不再背负恶名，甚至为此类计划换了个标签。“计划生育”一词改成了“家庭福利”。在各个邦，尽管绝育计划有时还会重新出现，但大多是自愿的，实施这种手术变成以鼓励为主了②。人口问题上的不同命运我们在印度最常听到的牢骚就是，同邻国中国相比，印度行动太慢—改革得慢，适应得慢，变化得也慢。但是我的信念一向都是，印度也许动作慢一些，但是同很多国家相比，行事却更为谨慎。这一点使其不大容易犯下致命错误。不管怎么说，停一停，权衡一下选民的意向，总比直接冲向悬崖要好得多。比方说，在马尔萨斯主义甚嚣尘上的20世纪60年代，印度和中国都受到各个国际组织的催促，甚至常常是逼迫，要求控制各自的人口增长。阻拦此目标实现的就是印度的选民，他们不喜欢计划生育这一观念，再漂亮的口号都不能使他们的思想转变过来。在采取“纳斯班迪”这种雷霆手段的政府从政权中被剔除了之后，再也没有哪一届政府敢用一根又脆又细的杆子去触碰强制性计划生育的禁区了。然而，当年中国前进的调子却完全不同。起初，中国并不打算遏制婴儿潮的到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恰恰诞生于马尔萨斯生活的年代。在人口问题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领袖们对马尔萨斯是持反对态度的①。他们当时认为，人口无论达到什么数量水平，社会主义都养得起—人越多越好。20世纪40年代，奉行这种意识形态路线的前苏联曾将堕胎定为非法，鼓励妇女生育。新中国也曾全力支持大家庭政策，鼓励增加人口。1970年，中国妇女人均生育5.8胎。早在50年代，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博士就曾建议在中国实施计划生育，结果却遭到了强烈反对。他被人公开奚落，还失去了在大学里的职位。可是，到了70年代，中国政府也为人口膨胀所困扰，开始强调控制人口，以促进“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的最优化。政府先发起了“晚婚，晚育，少生”的运动，此后又颁布了独生子女政策。按照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看法，中国的计划生育措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983年，英迪拉•甘地和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钱信忠，因为在提高人类对人口问题的认识方面作出的努力，被联合国授予“杰出贡献奖”。但是，甚至就在颁奖的时候，那种把人口大幅增长看成瘟疫的观点就开始改变了。负担变成了优势20世纪70年代末，信奉马尔萨斯主义的学者自己打了自己一个大嘴巴。在此之前，他们曾预言，到了70年代末，印度和中国将会遭遇由于人口过多而导致的大劫难。一本由威廉•帕多克和保罗•帕多克①撰写的名叫《饥荒1975！》（Famine 1975!）的书危言耸听，分别列举了在即将到来的大饥荒中，应当对哪些国家进行援助。名单上有这样的话：“巴基斯坦：应该接受粮食援助；印度：已无法挽救。”这些思想家和作家对大众文化的影响很大，1973年出品的好莱坞电影《超世纪谍杀案》中的故事背景是，在未来人满为患的地球上，人们为食物而争斗，乃至吃掉同类。但是，这些岁月都已逝去—原以为会出现世界末日的1975年来了，又去了。我敢肯定，当时帕多克兄弟俩一定是紧张得大气也不敢出—可是，饿殍遍野的场面并没有出现。到了20世纪80年代，面对这些不争气的理论家，学术界开始嗤之以鼻了。并且，他们还从人口影响经济发展的角度，重新审视人口问题。阿马蒂亚•森指出，印度自成为民主国家以来，从未发生过饥荒，即使人口一直在增长。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②指出，随着人口的增长，人群中蕴藏的创造和创新能力也会增长—“最理想的资源就是人的想象力”。今天回过头来看，马尔萨斯的理论似乎多少有些过时。但是，他的这些思想却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当马尔萨斯开始著述的时候，欧洲的工业革命方兴未艾。而当他意识到人多能提高生产力的时候，在经济上，人力资本尚不具有今天这般改天换地的作用。相反，那个时期的特征是，整个英国都是一派黑暗阴郁的景象—城里遍布大批乡下人，他们的居住条件相当拥挤。查尔斯•狄更斯曾这样描写这些地方人满为患的情景：“三楼住了三家人，顶楼的人吃不饱，几个爱尔兰人住在过道里……一个女清洁工和5个挨饿的孩子住在后屋，到处都肮脏不堪。”人们来到城市充当廉价劳动力，既享受不到公民权，也没有福利待遇，只是为工厂主提供可以滥用的劳动力资源。一个工厂主还一个劲儿地表示自己还算好心，说什么“我们只打年龄小的……十三四岁以下的，用皮带打”。当时，劳动力的经济价值处于最低点—劳动力在欧洲的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一路走低，一直到两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20世纪70年代，随着包括IT业、电信业和生物技术在内的知识产业的兴起，把人口视为一种资产而非负担的观点渐趋风行。事实上，信息经济是工业革命发展的顶峰—它使得人力资本作为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成为中心角色。然而，我又确实不愿恣意表示乐观，因为这同此前人们对人口增长所持的绝对悲观态度一样无益。印度众多的人口造成了极其巨大的压力—其自然资源绝不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10亿人固然提供了雄厚的人力资本，然而，随着数以百万计的人加入中产阶级队伍，他们的消费水平在增长，人均消耗的能源在增多，所以，这同时也标志着人口对环境来说，会成为一种巨大的、有害的潜在负担。但是，尤其是自1991年实行经济改革以来，在印度，人力资本的作用已经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回报。技术熟练的工人已经成为印度的IT、生物工程、制药和电信等产业的神经中枢。就全球范围来讲，人的创造力和经济竞争力是密切相关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是人力资本的竞争。《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说，现在他不再教自己的孩子要把剩饭吃完，因为世上还有人没饭吃，相反，“现在我告诉女儿们要快做完家庭作业，因为中国人和印度人在拼命地抢饭碗”①。为了更多了解人类在人口问题上的态度变化，我曾经与哈佛大学人口学家戴维•布卢姆②交谈过。我是2006年在达沃斯第一次见到戴维的，那是在他的论文《崛起亚洲的人口变化及经济奇迹》发表10年之后。论文使他声名鹊起，影响远远超出学术界，现在他已令人羡慕地跻身这样的经济学家之列，即只要他一讲话，身边便会聚拢起一群手持鸡尾酒杯的听众。布卢姆对我说，早年人口理论存在的关键问题在于，“人们过于热衷把人口增长当做一种指标，至于人口内部的、 在人口学上有意义的趋势，却全都被忽略了”。布卢姆说，在他和另一位人口学家杰弗里•威廉森对东亚这个特殊地区的经济增长问题冥思苦想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这些趋势。经济学家们发现很难准确地解释东亚在1965~1990年间经济飞速增长的原因。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东亚的平均年增长率近6%。对此，好用术语的经济学家们的态度却近似于宿命论者，他们只不过草率地将其称为东亚的经济增长“奇迹”而已。但是，戴维•布卢姆和杰弗里•威廉森却窥视到了东亚“魔法帽”里的奥秘。他们发现了一种与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出现的人口趋势。在1950~2000年，东亚的婴儿死亡率已经从每千名新生儿中的181名降至34名，出生率则从每名女性生6个孩子降到了两个。 “在死亡率下降和出生率下降之间还有一段时间的间隔，”布卢姆说，“起先是死亡率降下来了，而出生率依然很高。说得直接一点就是，人们过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婴儿的死亡人数减少了。直到这个时候，人们才改为少生孩子。这些婴儿较过去而言存活率更高，他们成就了‘兴旺的一代’。”从这一代人中间，涌现出大批年轻而有事业心的劳动者，这些人本身生的孩子少，因此需要抚养的人就少，实际上，在这一时期，东亚地区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口同需要抚养的人口相比，增长速度快了近4倍。因此，在需要抚养的人口产生的社会成本上，该地区的各经济体的花费占其收入比重较低。成本低则意味着这一代人的储蓄增加了—在印度，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现象，2008年，在庞大的劳动大军的推动下，国家的储蓄额已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4%，而到2015年，甚至有望高达40%。这么庞大的储蓄额为整个经济的投资增加了额外的资本。这笔额外资本对于兴旺的几代人来说格外有价值。年轻的一代人面临的拖累少，由此积累的精力和创造力让他们不仅可以放心进行消费和积蓄，也可以放手从事发明和创造。如同布卢姆和威廉森在著作中指出的：“孩子多，你就得照顾他们。正常情况下用于经济建设的资源，如用于基础设施的资源，用做资本和储备的资源，就转而用于抚养孩子了……你就不可能修那么多桥梁，挖那么多港口，建那么多口岸了。”此外，随着东亚地区女性的人均生育率从6胎降为2胎，女性就可以加入劳动大军，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作出贡献了。从人口格局中受益的这一代人推动了东亚作为制造和技术强势地区的崛起—其中包括新加坡的制造业和零售业、中国香港的金融业，还有中国台湾的电子业的发展。总而言之，布卢姆和威廉森发现，这一大批年轻的劳动者为东亚1965~1990年间的经济增长作出了高达1/3的贡献。布卢姆对我说：“我们证明了，这种独特的人口增长模式对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不像经济学家们先前认为的那样，具有阻碍作用。”布卢姆将这种效应称为“人口红利”，这个字眼能迅速风靡一时是很有道理的。人口学家回过头审视了此前从欧洲到美国，再到亚洲的各个经济持续增长的时期。他们一再发现，与这些历史时期相伴的人口模式大多相似，都是年轻人多、需要抚养的人少。从那时起，科学家们一直在挖掘这些掩埋在历史故纸堆中的关于人口红利的真相。比方说，人口增长为工业革命提供了稳定保障，尽管马尔萨斯曾为此忧虑过。“产生这种红利的原因在各个国家不尽相同，”布卢姆这样告诉我，“很多因素都可以引起死亡率和出生率的变化。例如，在欧洲大陆和英国，医疗条件的改善带来了早期的人口红利，因为这种改善使得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在印度，人们健康状况的改善带来了人口红利。”①在业已实现了低死亡率和低生育率的发达国家，人口红利很少出现，如果出现的话，则表明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件。这种事件通常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迫使人们推迟生育，后来又一股脑儿地生下很多孩子，这在美国引发了婴儿潮，带来了人口红利。在美国，战后的人口红利带来了经济的迅速增长。人口红利对1970~2000年的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20%。当年在爱尔兰，正是控制生育的立法刺激了该国人口模式的形成—当时的婴儿死亡率已经很低了，但是，1979年，当避孕手段在这个天主教势力强大的国家终于合法化的时候，爱尔兰的高生育率开始迅速下降。布卢姆在其著作中写道：“1970年，平均每个爱尔兰妇女生育3.9个孩子；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数字就降到不到两个了。”随着需要抚养的人减少，以及爱尔兰妇女加入劳动大军，爱尔兰的人口红利成了其经济发展的跳板。目前爱尔兰经济的年增长率平均为 5.8%，高于其他任何欧洲国家。但是，在上述所有的例子中，我们谈到的人口高峰显然已经成为历史，用布卢姆的话来说，“像是小猪已经穿过了巨蟒的身体”①。美国、欧洲和东亚的人口正在日趋老化。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眼下，年轻人在哪儿？20世纪70年代，曾有两个规模巨大的经济体是应当享受到人口红利的，它们就是印度和中国。中国和印度的人口红利印度国家计划委员会早在1938年就人口问题发表的声明，与20世纪70年代中国捍卫的观念可谓异曲同工。“有意识地控制（人口）数目的重要意义，”声明说，“对计划经济来说，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这种观念，尽管在中国可以畅行无阻，但在印度却行不通。然而现在，在享受人口红利的时代，中国卓有成效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始暴露出一些问题。1975年，印度和中国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差不多，非工作年龄人口与工作年龄人口的比例均为1∶1.3。如果说有一样东西最终造成了中印两国人口状况的差异，这样东西就是印度的政治。印度的政治虽动作迟缓，让人失望，但对民众的反应却高度敏感。到了70年代，中国的生育率开始急剧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独生子女政策，这也在早期大大改善了中国的人口状况。自1970年开始，工作年龄人口对非工作年龄人口的比率迅速上升，到2010年，劳动者的数目将是需要抚养的人口的 2.5倍。这样一来，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便以极快的速度造成了这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变化，它是一路沿着陡坡下行的。人口红利在其他国家需要经过一个世纪的过程才能产生，而在中国却只用了不到40年。现在看来，供养问题肯定是要爆发的。2010年以后，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将开始下降，国家将会“没等变富就先变老”，到2040年，世界上仅次于印度人的第二大人群将是中国的退休人员！但是，在印度的国土上，变化却要迟缓得多。印度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强制性计划生育措施的惨败。自70年代以来，两个情况一度相似的国家的人口曲线便开始向不同方向发展了。印度的生育率从60年代的人均生育6.5胎慢慢降到了2006年的2.7胎。下降的原因则是人们文化程度的提高、健康指标的改善，以及经济的增长。印度的人口曲线，因为走向较为“自然”，其人口红利持续得也就更久。印度自1980以来就开始受益于人口红利了，而这种效应达到最高峰却要到2035年。在此之前，印度还将有2.7亿人加入劳动大军。人口学家们都喜欢说：“人口状况即国运。”印度的经济故事越来越多地成了这个国家的年轻人的故事。就人力资本来说，今天的印度经济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目前，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口都在变老，而印度的人口却位居世界上最年轻的人口之列，年龄中值仅为23岁。但是，中国年纪轻、负担小的一代人的出现却是在20世纪70年代，比印度早了30年，这是大飞跃时期的一代人，在这一时期，中国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经历了社会巨变。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必然导致人们加大在子女身上的投资。在这一代人中，受过教育、完成了大学学业的人数激增。然而，独生子女政策也在中国形成了“4、2、1”式的人口结构—祖父母及外祖父母4个人，父母两个人和一个孩子。这造成了90年代初期以来的年轻劳动者减少，以及填补死亡人口的生育数量不足的局面。对于中国的这种家庭结构已经受到的破坏，我们一时还不能完全意识到。社会学家安德烈•贝泰耶曾对此作过一番精当的评述：“中国年轻人差不多都没有兄弟姊妹，这也意味着他们没有自己的姑姨辈，或叔伯辈，也没有表兄妹。这种状况对世界其他地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而在中国却是现实。”这种拥有独生子女的家庭也造成了中国特有的“小皇帝综合征”，即独生子女在自己的家庭中享有大人们无微不至的照顾，因而产生了“唯我的一代”，即个人主义严重的年青一代。计划生育也使得某些社会性挑战更为严重。在中国和印度，人们都偏爱生儿子，这种偏好堪忧，但却是普遍的—这是一种封建主义残余，是由顽固的父权心态造成的。最近印度涉及一名失踪女孩的庭审案件凸显了这种态度的恶劣程度。主审法官看到卷宗上的名字大吃一惊，转身问女孩的父母：“为什么你们要给孩子起尼拉沙（意为“扫兴”）这么个名字呢？”他们的律师回答：“天哪，这是他们的第五个女儿了。”经济繁荣并未使得这种倾向得到彻底改变。虽然妇女地位得到了改善，人们对建立以金融投资为基础的养老保险也日趋重视，从而弱化了“养儿防老”的观念，但其他因素，比如超声波技术，却使得选择性别的生育更为简单了。为选择性别而实施的堕胎已经把印度的性别比率压低到每千名男孩对925个女孩。而在印度北方的某些地区，这一数字已经降到少于750个女孩。在中国，女孩数目不足的问题甚至更为严重—从全国来讲，性别比率为每千名男孩对855名女孩。估计到2026年为止，这种惊人的“缺失”将会使得4 000万年龄为15~39岁的中国男子面临没有自己的家庭和子女的局面。回首以往，印度也许仅仅是因为不情愿，或者说是没能力控制自己的人口曲线，却因此获得了重要的经济和社会优势。但是，这也意味着，印度的人口红利已经出现在眼前了，这既是潜力，也是一种巨大的挑战。人口状况与民主：印度的命运当全球市场都处于非同寻常的老龄化阶段时，印度成为一个罕见的年轻国家，它正在尽享自己的人口红利—这是头发渐渐变白的世界上的一个年轻的、充满朝气的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进入退休阶段的人口空前增多。事实上，甚至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已经在惊呼欧洲人口的下降了。“欧洲正在消失……我们各个国家将会变得空荡荡的，”当年的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曾经这样说过，欧洲大陆正在成为这样的地方，“房子里是老人们，脑子里是老观念。”在许多发达地区，日渐衰老、日趋萎缩的人口走势已初见端倪。这一现象恰逢印度正经历着自己的人口红利，其效应可以一直持续到2050年。这就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了新的、诱人的经济机遇，因为老龄社会在维持富裕方面遇到了困难，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将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务需求越来越多地外包给他人。预计到2020年，印度将额外增加4 700万劳动者，这差不多正好与全世界的劳工缺额相抵。到了那时，印度人的平均年龄将仅为29岁，相比之下，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平均年龄将为37岁，西欧人平均将为45岁，日本人平均将为48岁。关于印度人口中蕴藏的巨大潜力，一个早期标志就是印度IT/业务流程外包行业的一路成长，以及由各个行业的跨国公司承担的“改造式外包”的崛起。在人力资本的实力方面，这个国家的全球形象已经迅速得到了提升—其中包括它的企业家、科学家、工程师以及管理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队伍。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熟练劳动力的第二大储备库。它每年培养出200万能讲英语的大学毕业生，1.5万名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和约9 000名博士。每年有近30万名工程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加入现有的210万人的工程师队伍。人才荟萃的劳动大军，再加上雄厚的资金和投资，为印度发挥创造力和创新精神带来了无限的机遇，而这又会带来生产力的提高和国内生产总值的迅速增长。在19世纪，这一点曾经使得欧洲崛起为制造业的发明中心；与之相似的是，美国在1970~1990年间的人口红利高峰期内，诞生了以新技术为基础的多种产业，这决定了过去几十年间全球经济的走向。而目前这样一种机会，即崛起为新兴的创造大国以及新的知识中心与创新中心的机会，已经降临到印度面前了。同时，印度中产阶级的人数已超过美国人口的总和，相当于欧洲人口的2/3，印度正崛起为世界经济中一个迅速成长的消费市场。随着在生育潮中生产的一代人成年，印度的人口红利必将引发中产阶级消费群体的膨胀。估计在今后20年间，印度的中产阶级会增长至5.8亿人以上。需要抚养的人口减少这一点将使印度迎来一个无顾忌消费的新时期。这些力量综合起来，预计将拉动印度经济每年增长5%，一直到2050年—这种趋势一旦成为现实，在世界经济史上将是空前的，独一无二的。印度的人口特征“印度各个地区的人口特征迥然不同，”阿希什•博斯这样对我说道，“只把它看成一条单一的曲线，说明不了多少情况。”一天下午，我们俩坐在咖啡馆里，阳光透过玻璃窗射了进来。在我们周围，年轻人把桌子拖到了一起，围成一圈圈坐着，兴高采烈，吵吵嚷嚷。阿希什教授小心翼翼地抿着他那杯卡布奇诺咖啡—咖啡还太烫。早在20世纪80年代，阿希什造了这么一个字眼—BIMARU（印地语意为“让人沮丧的”），用以形容印度最穷的几个邦，即比哈尔邦、中央邦、拉贾斯坦邦和北方邦的人口特征。“我是80年代参与拉吉夫•甘地领导的一个项目的时候，自造了这么一个字眼，”阿希什对我说，“用这么个字眼描述当时这几个邦的经济社会状况是很恰当的。就贫困人口的比率、教育和保健方面的情况来说，它们的统计数字是‘让人沮丧的’。”阿希什当时还发现，这几个邦的人口结构同南方很不一样，人口增长的速度也比南方快得多。比哈尔邦、中央邦、拉贾斯坦邦和北方邦这四个北方大邦现在的人口高达印度人口的40%，事实上，如果把北方邦看成一个独立的国家的话，那么它可以算世界第四人口大国。北方这几个邦一直是印度人口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尽管印度南方已经达到了“出生与死亡数目相抵”的生育水平，然而印度的总生育率在过去30年间也仅仅下降了40%而已。如同阿希什在其著述中所说：“推动全国出生人口上升的是印度北方，即BIMARU各邦—北方约5亿人口的生育水平几乎是2.5亿南方人口的两倍。”①因此，人口学家蒂姆•戴森和P•N•马利解释说，如果我们把印度的人口形势像剥洋葱一样层层剥开，我们就会看到，印度内部存在着两个特点迥异的地区：一个是由于近年生育人口多，在今后20年间依然会显著保持年轻的北方；另一个则是面临着人口急剧老化的南方。到了2025年，印度北方的人口仍然会十分年轻，年龄中值只有26岁。与之相比，南方的年龄中值则约为34岁，相当于欧洲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这就是说，印度的人口红利实际上是双峰式的：其中一座峰已消耗殆尽。人口红利的头一座峰来自南方，并且，在印度南部和西部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经历过的经济增长中，这座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消耗”掉了，那时上述地区的婴儿死亡率已开始下降。但是在北方各邦，婴儿死亡率却是现在才刚刚开始走低。因此，目前尚未完全隆起的正是印度人口红利的第二座峰，也是较大的一座峰，它将出现在北方各邦—主要在BIMARU地区。阿希什估计，自2001年至2026年，仅BIMARU各邦增长的人口在全国人口增长中所占的份额就将达到大约50%，而南方的份额将仅为12.6%。因此，在今后10年间，北方将会登上自己人口红利的顶峰，朝着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迈进。然而，我们必须保证，印度的人口红利最后不致变成傻瓜手中的金子①。抓住机会实际上，印度双峰式的人口红利是一种特殊的挑战—印度必须确保北方婴儿死亡率的下降与人口红利的上升足够快，从而能够弥补正在消减的南方的人口红利。如果印度反应迟缓，它就可能在双峰之间造成鸿沟，使得经济深陷其中。印度需要带着一种紧迫感，以确保能够利用当下的大好形势带来的机遇，尤其要赋予印度北方各邦十分年轻的一代人以参与经济增长的技能。但是如同阿希什指出的：“这几个邦在各自的社会指标方面依然十分糟糕。”比如在中央邦，3岁以下儿童的营养不良率为55%，比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的这一比率还要高②。谈到人口红利问题的时候，人口学家们一再声嘶力竭地呼吁：“有机会不等于有把握。”像人一样，国家也只能年轻一回。巨大的机遇的反面就是不能利用机遇造成的后果。人口红利随之带来了经济快速发展和创新的潜力，但如果印度把握不好，结果可能还有剧烈的社会动荡和文化动荡。如同布卢姆所说：“就人口红利成功地驱动经济发展这一点来说，各国情况很不一样。”他谈到了对人口红利的利用不甚成功的那些国家的情况—窗户是开着的，但是阳光却没有射进来。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国家尽管有着与东亚相似的人口走势，然而却经受了挫折。由于通货膨胀率过高和经济政策不得力，80年代的10年对于拉美国家来说，成了失败的10年。同样，俄罗斯和古巴也未能从有利的人口形势和大量的低龄劳动力资源中受益。一个庞大的年轻群体的需求一旦无法满足，就可能导致局势动荡，也可能引发针对政府的政治反叛。今天，在拉美广大地区，未能把握好人口机遇所造成的后果已经显露无遗。在那里，心怀不满的人们转向了民粹派领导人，并且这些地区自身也陷入了经济发展停滞的泥沼之中。如果印度不能实施卓有成效的教育和医疗政策，并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机会，那么拥有大量年轻劳动者这一优势很快就会转化为一种劣势。目前，印度青年中只有13% 的人能够进入高等院校。因此，在获取熟练劳动力方面，印度正在经受着困窘。各家公司为了降低雇佣成本，已经开始将招聘范围从中等城市转向了小型城市。 印度在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方面已经开始面临挑战，其劳动力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稳定性和组织性都很差的劳务市场。这种市场提供的是季节性就业机会，且缺乏社会保障，因而本身就带有脆弱性。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劳动大军，在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方面，挑战只会越来越大。如果印度创造不出这样的机会，人口红利就会演变为一场危机。在整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印度就经历过这类麻烦。当时，失业以及印度工作年龄段的人们收入增长停滞助长了全印度的犯罪和极端主义运动，像极左的纳萨尔巴里运动和极右的印度青年民兵运动①，以及大城市中黑社会组织的兴起。比如，孟买黑社会的骨干分子均属于受歧视的社会群体和极度贫困的社会最底层—科赫塔•拉詹是贱民清洁工的儿子，阿布•萨利姆的母亲靠搓卷烟为生，科赫塔•沙齐尔是在孟买贫民窟长大的，而阿伦•高利的父亲则是70年代的工潮期间被开除的纺织工人。尽管这些人的家庭背景无论如何不能成为开脱其罪责的理由，但是这足以表明经济状况的艰难可以产生多么高的社会成本。印度也需要制定政策，以解决女性在劳动者队伍中享有平等权利的问题。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贫困行动实验室任职的经济学家阿布希吉特•班纳吉说，让妇女接受教育是改善印度各项社会指标的有效手段，尤其是那些与生育和保健有关的指标。比方说，一位受过教育的妇女会坚持让子女也受教育—这就是为什么阿布希吉特说：“一般说来，让一名妇女接受教育，就等于让一个家庭接受了教育。”他还指出，让妇女受教育会在她们加入劳动大军时极大地增强她们的实力，这对一个长期在印度经济中无法充分发挥能力的劳动群体来说是一种提升。目前妇女加入劳动大军的比率依然徘徊在31%的低水平上，而让其接受教育则会 “大大提高印度在挖掘劳动者潜力方面的效率”。一旦印度的“双峰人口态势”趋缓，社会成本将会飞涨。目前对印度的经济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储备时期；如果在人口机会窗口期①内，印度尚不能增加收入和人均劳动产出的话，那么它为未来的老龄化所作的任何积累都将是低水平的。这次是印度最大的机会，也是最后的机会了。年轻而躁动的群体“中国同印度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贝泰耶博士说，“中国可以快速作出政策上的调整，驾驭自己的人口问题。”但是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印度控制本国即将出现的人口变化是很复杂的事情。此外，印度还存在着若干人口特点突出的宗教和种姓群体，他们在决定选举的结果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些群体可以垄断邦内的资源，还常常要求制定政策，保证自己通过预留就业名额和高校名额的形式取得市场特权。这就使得印度的人口问题不再仅仅是政治中的一个普通因素，而是成了其中的中心因素。因此，下面这一点便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即印度能否处理好政治和文化上的紧张局面，以及在各地人口状况发生变化，人们迁居或涌入城市寻找机会的时候，它能否保障各个群体对资源的竞争不致演变为赤裸裸的争斗。在印度的许多邦里，群体内部的各种党派言论已经凸显出印度因人口状况的改变而产生的紧张局势。比如，印度教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的“团首”苏大山竟呼吁印度教家庭都 “生上12个儿子”，以确保印度教徒在国家人口结构和选举方面的支配地位①。由于南方的劳动力短缺使得来自北方的移居者获取了工作机会，印度人口曲线的双峰现象正在使得地区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当不同群体的人们为争夺同一份工作，争夺教育机构的就学名额而产生矛盾的时候，敌对情绪就会迅速加剧。比如，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出现了敌视不讲马拉提语的印度人的言论；在新德里，人们就从业者需携带身份证的问题进行了辩论；在卡纳塔克邦，有人竭力想把地方语言卡纳达语变成该邦“唯一的语言”。印度政府是可以作出选择的：要么为了在短期内捞取选票而煽风点火，要么明智地解决问题。这些问题是因为跨越不同邦的佣工做法和入校就学、在公共场合使用本族语言的权利，以及文化认同而引发的。对此，政府必须作出选择，要么致力于旨在增加人们就业和受教育机会的改革，要么在政治上追求短期效应，造成分裂。这一点将成为关键，决定国家能从正在出现的人口红利中获取多大的收益。印度人口形势变化的影响可以是卓有成效的，也可以是灾难性的—利用这种影响来促进经济发展会最大限度地缩小印度社会的分歧，遏制追逐群体利益的诉求。但是，如果印度做不到这一点，人口曲线就会成为火药桶的引爆线。“人，人，还是人”：印度给世人的印象正在改变在印度历史上，普通的男女个人一直是些小角色，决定其作用的是统计数字和群体。只是到了近代，尤其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知识经济的崛起，与人民的政治权利相匹配的经济实力才有了提高。这种实力的变化在印度特别明显。在很长的时间内，历届政府都把这个国家的人口视为沉重的负担。印度人民普遍贫困、不识字，他们成了“群氓”，不仅是国家的包袱，而且也是世界其他国家的心病。但是印度今天的经济增长却要归功于其人力资本的实力。比如说，是印度的企业家和劳动者克服了90年代存在的重重障碍，推动了经济增长，所以人们才从“印度人才”的角度来看待印度IT业的崛起。这样一来，印度的人力资本便从一种负担转化成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优势。在政府内部，人们愈加认识到印度最关键的改革将是那些关乎该国即将到来的人口红利的质量的改革，所以，教育政策、医疗政策和劳动法将成为人们最关注的问题。在印度历届政府的高层中，我们也可以察觉到这种情感的变化。英迪拉•甘地当年在谈到这个国家的庞大人口时曾说：“我们不能甘做一个一盘散沙式的国家。”而辛格却说： “我们的优势就在于印度出色的人力资本。”从把人口当成“负担”到当成“资本”，这种观念的变化是推动今天印度前进的首要力量。但是，发挥人作为“人力资本”的作用需要若干条件的支持，目前有些条件依然缺失，或者说还不足一半。对印度数目庞大的国民，只有向他们提供“机会”，使得他们可以沿着平整的道路去上班，拥有夜间学习的灯光，获得确保他们从经济发展中受惠的技能，这样他们才能加入到我们的发展进程中来。从某些方面来说，“兴旺的一代”的崛起本身是在为解决这一代人自身的需求铺平道路。这一群体朝气蓬勃，是一大批不安于现状、雄心勃勃的劳动者。他们不为传统和习惯所束缚，他们带来的新观念和新机遇犹如一针兴奋剂。民主制度保障了人们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并且国家能够对此作出回应。比方说，在第20届世界杯板球比赛中，年轻的印度板球队队长马汉德拉•辛格•杜尼领导他那支20多人的球队夺得冠军。也是在同一天国大党宣布，任命拉吉夫•甘地的儿子，38岁的拉胡尔为该党总书记。此消息被宣布的时候，该党的一位工作人员将拉胡尔誉为国大党的杜尼。这一举动并非只是象征性的。因为国大党和人民党内一直都在推动其他的年轻领导人在党内担任高级职务。甚至在印度乡村腹地举行的政治集会上，演说的主旨也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007年，比哈尔邦的小镇贝蒂亚举行了一次这样的集会，会上气氛热烈，人们充满期待。在临时搭起的讲台上，比哈尔邦首席部长尼蒂什•库马尔承诺为该邦的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商业投资：“我们的年轻人离开比哈尔邦，四处奔走寻找工作……我们要在本地创造这样的工作机会。只有那时，年轻人才会留下来。”人们对他的话报以热烈欢呼，这声音也给了我希望。……

后记

结语：觉醒的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一位印度官员将国家经济上的失败归罪于印度的气候，他说我们的气候使人们精疲力竭、无法工作。“我们的人民是虚弱的。”他悲叹道。实际上，这与事实完全不符。准确地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即使我们面临着基础设施匮乏、资本效率低下和土地短缺的困境，人力资本的力量还是促成了印度的经济转型。我记得萨姆•皮特罗达告诉过我，从他离开印度到2004年重返印度，13年过去了。印度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拉吉夫•甘地遇刺不久我就离开了印度，”他说，“我非常爱他，这件事让我痛不欲生。”回来时，他震惊了。在他离开的10年间，企业家、民间活动家和政府中的改革者们已经改变了印度的性质。“变化如此之大，尤其是在自信心方面，”萨姆说，“在人们中间存在着某种新的信念，认为自己能够成功，并且这里有机会获得成功。”从英国专制统治的重压下面解放出来之后，印度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富有激情但混乱不堪，同时又充满创业精神的经济体制。无论是拥有全球视野和全球市场的塔塔集团、信实工业和兰伯西公司，还是在街角摆摊卖蔬菜的小商小贩们—他们把全部积蓄都用来投资，梦想获得成功，都体现了一种创业精神。由人民驱动的国家转型具有特殊的力量，它是不可逆转的。山卡尔•阿卡亚对我说：“你不可能再将印度经济捆绑起来了。尽管我们的经济增长具有不确定性，面临着各种挑战，但是印度人民不会再把他们已经获得的经济领地还给国家了。”力量之所在在为写这本书进行调查研究期间，有时我会遇到不同的印度经济学家或分析家，他们认为，追溯已往，即便在独立后的最初10年里，印度也并非是一无是处。他们将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增长数据作为证据，并指出在没有危机的年份中我们拥有健康的国内生产总值。但是回顾往昔，很明显，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的差别并不在平均国内生产总值上面。印度以往问题的关键在于，每当国家面临危机时（例如政治领袖的死亡和油价的暴涨），经济增长率会骤然快速下滑。每次这样的衰退都是国家控制型经济模式的一次失败，这种经济模式试图引导资本和劳动力投向政府和政策制定者们认为最重要的领域。在过去的20年里，印度那自下而上的经济力量和进取精神所取得的成就是无论多么有远见的计划都无法企及的。相反，正是那些接受新发展观念的印度人民，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力量。由于此时人们对大多数投资和企业经营拥有了决策权，印度市场自然地满足了其经济需求，鼓励创新和多元化，减少了决策失误，那些错误的决策曾在最初50年间主宰着印度并导致了物资短缺和紧急援助的出现。印度的公司，无论大小，都在经营模式和生产上进行着创新，相对于资本和劳动力的常规增长来说，这将对经济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例如，圣威尔公司为没有电力供应的农村提供低价太阳能照明灯，使商铺得以延长营业时间，使孩子们天黑后也可以学习。在各个村庄开办的社区信息亭业务正成为乡下人与印度城市市场相联系的纽带。这些企业的消费者目标定位—从塔塔纳米汽车到现代汽车城，从黑莓手机到100卢比的移动电话，从一卢比的袋装洗发液到针对高端用户的产品—指向了一个触及极为广阔的以印度人民为基础的市场。印度市场的多样性也已经渗透到观念领域。V•S•奈保尔曾经把印度人民描绘成为“一个生来野蛮、冷漠和自伤的民族”。我们让他很震惊。今天，甚至这位出了名的爱冷嘲热讽、脾气暴躁的大叔也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看法。现在，普通老百姓可以比以往更多地影响印度政府对待各种问题的态度，无论是基础设施和城市面貌，还是教育体系和英语语言的作用。由此看来，印度改革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已经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它是一种更广泛的赋予人们能力的过程。印度现在正密切关注并进行着各方面的辩论，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开展着市场、政治和管理方面的辩论。这种辩论已经不仅是自发的，而且是喧闹的了—没有其他词可以形容它。随着这种对公开分析和辩论的强烈要求，新媒体开始激增，印度现在有超过200个电视频道， 其中40多个是新闻频道。印度是这样一个国家，它拥有一个被照相机闪光灯点亮的充满活力的公众场所，话筒中含混的声音引来喋喋不休的议论。最令人鼓舞的事实是，变革已遍及全国，深入到了乡村和小镇。斯利拉姆•拉加万和德巴舍什•米特拉描写道，他们在印度农村遇到过鼓励女儿们学英语的父母以及参与出口市场的农场主。这样的村庄现在可能为数不多，但是它表明印度农村正从过去的一个人们长期沉浸在浪漫主义之中的贫困之乡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了。正如贾迪普•沙尼告诉我的，现在，我们中间许多最具才华的年轻人来自印度的这些一度被遗忘的角落。“这些人更加雄心勃勃，并愿意尽力工作以得到他们想要的职位。”拿板球打个比方（相信任何两个印度人在长谈中最终都可能用到这样的比方）。他说，“这些地方使我们成为像莫汉达•杜尼和厄尔凡•帕山那样的运动员，这些运动员比年老的后卫更为积极，也更有竞争力。他们更渴望成功。”崛起的中产阶层正在要求地方管理有更高的透明度，更健全的法制和更完善的基础设施。这已经带动了充满活力的非政府组织部门的发展，这涉及从卫生和扫盲到人权和农村用工等各个领域。自20世纪中期以来，这一部门已经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可以与企业和政府有效地制衡。例如马达夫•恰范已经开始注意印度学校的问题了，并开始推动政府的教育政策改革。维贾伊•马哈詹和阿尔•费尔南德斯帮助印度政府和各大银行对小额贷款提起关注。Janaagraha的拉马什•拉曼纳森则促使人们关注城市规划和政策方面的缺陷。这些组织的各项报告（例如《科学与环境中心的环境状况报告》和《普纳年度教育情况报告》）现在都比政府的报告更具可信度。由于媒体的覆盖以及人们通过法庭在加强公民权利上的努力，私人活动家也已经变得更具影响力了。梅哈•帕卡对各类大坝项目的反对，使人们对这类工程所造成的搬迁和环境破坏提高了警觉。阿鲁诺•罗伊的努力对于革命性的《信息权法》的通过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通过《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让•德热兹也帮助农村公民获得了权利。今天，印度比以往更接近于真正有效的“协商式民主”，全国的个人和团体正分享着曾经属于国家的权力。印度正从封闭的、自上而下管理的“教堂式发展模式”，转变为“市场模式”—一种资源开放的发展模式。自1980年以来，对在任政府的反对之风极为迅速地在印度蔓延开来，这正是人们对未来的看法和期望发生转变的最有力的证明。“80%的前任政府，”约根德拉•亚达夫对我说，“现在在选举中失利。”这种对现任政府的反对之风表明，人民比领导人更早地渴求拥有更好的改革空间。他们期待着政府对其每天所面临的经济挑战给出一个解决方案，尽管在人们的政治生活中仍然充斥着旧的种姓和地域方面强制性的约束，但是为改善物质条件和获得更好的生活而投票的人员数量正在增多。捍卫印度的未来许多与我分享过我对印度未来的想法的人们对于新观念的前途持怀疑态度。他们相信政治因素会改变这些积极的东西，并且就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事情似乎正在变糟。他们告诉我，我的乐观主义精神忽视了前进道路上的大量风险和陷阱。但是，我自己在信息系统领域的经验显示，当我们开始考虑有关未来而不是当前和过去的事情时，就会展开想象的翅膀并鼓舞民众。迄今为止，我们辩论和思考的都是日常事务。但是如果我们看看印度今天的希望，包括普选权、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对历史上受压迫人群所采取的新政，我们就知道自己正处于一种快速涌现的、激动人心的机会降临时的阵痛当中。在以后几十年中，它将为我们提供一个真正的机会，使我们可以应对严重的收入不均和创造就业机会的挑战。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需要勇气和乐观主义精神去接受各种好的观念，而不是总被错误的观念所制约。当然，一种观念要赢得人民的支持，受到大众的欢迎还只是斗争的一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印度人欣然接受了教育的观念、创业精神、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思想，因为他们把这些视为实现美好生活的关键。但是最终，一旦辩论结束，政治分析家收拾起他们的计划蓝图，政治家完成了他们的演讲，正如以赛亚•柏林简明地阐述的，只有“当人们相信这些思想和政策会给他们带来幸福时”，人们才会继续予以接纳。如果这些观念没有带来它们承诺的东西，人们将很快对其失去兴趣。例如，如果全球化的成果不能惠及大多数人，政治上的强烈反对将胜过对其益处的理性认识。只推行改革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把改革完成好。否则，一旦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被关在了经济增长的梦想和希望之外时，印度的充满活力的、不断增长的经济时期也就会很快结束。很不幸，落实政策长期以来就是印度的薄弱环节，特别在那些政府责任分散之处，问题最终会变得无人理会，谁也不管。基础教育是由中央政府、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分管的，它变成了由各方面资金紧张引起的预算削减的固定牺牲品，任何一级政府都不愿对其进行管理，不愿对其完全负责。涉及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的基础设施长期以来都在引起争论，预算优先权也是如此。并且，当新观念威胁到现存的政治平衡时，例如出现旨在加强地方政府权力的新观念时，就会导致多位支持改革的部长和官员的离职。在各个时期，印度在实施改革政策方面显示出了非凡的勇气，能够在必要的时机勇敢地行动。印度的多位总理都曾经支持那些不只是着眼于民意测验和眼前选举利益的政策。但是我们也低估了危机，忽视了一些最关键的经济结构上的缺陷，例如教育体系、土地和劳工管理，以及福利制度中的资格认定和补贴发放模式。这些问题现在正阴森森地压过来，影响了印度有效地实施新观念的能力，对长期改革的胜利造成了挑战。但是现在仍然残存的改革前的观念，即把国家看做“一切的提供者和收取者”的观念，已经扼杀了许多政策上最紧要的建议。我认为能够改变这一局面的唯一方法就是在福利体系中使用直接补贴。借助卫生和教育凭证制度，公民们可以在私营部门和政府部门之间进行选择。这些凭证和类似的必需品供应凭证将把穷人从印度的政府发放体系的中间人的手中解放出来，从官僚政治的专制中解放出来。将诸如现金形式的补贴交到穷人们手中，允许他们更有效地参与市场，还可以使我们摆脱政府同市场间的对立关系。一项同样紧迫而深刻的变革是下放管理权。印度政府在思想和行动上的差异是巨大的，其重要原因在于顽固的官僚主义政治使民选总理感知不到对公民们来说最为棘手的问题。强大而充满活力的地方政府是直接有效地处理公民事务，使他们得益于新技术、市场和全球化的唯一有效途径。鉴于印度在环境和自然灾害方面面临的挑战，强有力的地方政府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地方政府有权及时采取行动，例如从洪泛区撤离群众、接受食品和医疗救助，那危机就不致演变为一场灾难。在现在这种竞争的、相互作用的变革状态下，为了确保增长，我们做事情需要比以往更加透明有效，对政府和大企业来说尤其如此。我们与全球市场有了紧密的联系之后这就变得尤为重要。印度需要恰当的经济和财政制度来管理三位一体的汇率、利率和自由资本流动。并且当私营部门发展为重要的经济参与者时，政府需要在政策制定和福利方面更全面地考虑到他们，而不是构建平行的体系把私营部门关在门外。企业家们还应当意识到他们在国家建设和公共福利方面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改革不仅赋予人们经济权利和增长的压力，还赋予了人们平等和发展的责任。这是全世界企业家们已经签下的一项契约。例如，在20世纪早期，美国最富有的企业家和石油巨头约翰•洛克菲勒用超过2.035亿的资金设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他通过慈善活动资助建设的各类学校和医院遍布美国南方。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另一位美国企业家亨利•福特设立的福特基金会一起在印度的绿色革命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们引进了新的农耕观念以及高产的矮种小麦和水稻。这种慈善文化氛围在美国和欧洲仍十分浓重—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设立的盖茨基金会致力于改善全球穷人的卫生保健和学校教育状况。如果印度的企业家不能够同样将他们新获得的财富投向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人们很快就会不再允许他们赚钱。对于印度来说这一观念似乎并不新鲜。印度的许多企业家们曾有丰富的慈善经历，而他们的捐赠已经建立了一些印度最具代表性的慈善机构—贾姆谢特吉•塔塔出资设立的印度理学院和G•D•博拉投资建立的博拉理工学院。这些早期事例应当成为印度企业家们的指路灯。在一个拥有大量穷人的国家里，为印度的可持续发展进行投资是必要的。当然，使改革得到普遍接受也是至关重要的。时间正在耗尽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应该认识到印度的开放，人民得到经济机会和自由已经成为印度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像印度这样一个活跃的、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拥有很短的时间窗口来实施改革，以便使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获得经济机会。在发展初期，各个国家都以最快的速度增长，而新兴的开放市场中蕴藏着巨大的机会。但是这些进行中的改革却在印度戛然而止，因为人们开始停下来怀疑这些政策的有效性。反对改革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首先争辩说改革不会带来经济增长或者消除贫困，这个理由在动荡的20世纪90年代早期可以成立。但是当增长开始了，贫困率下降了的时候，他们又辩解说绝大部分这类的增长都没有带来就业的机会。然而，在过去的几年中，这种经济增长已经明显地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容纳了大量从小城镇和乡村到城里寻找工作的人们。工作机会的创造实际上已经使像拉贾拉兰博士这样的经济学家断言：“到2010年末，我们将达到全面就业。”这将是印度前所未有的一个里程碑，然而考虑到印度的个体经营者的数量，这项胜利就没那么值得炫耀了。最近，改革反对者们已经开始关注随着经济增长而产生的日趋严重的不平等问题。这一论调确实给了我们沉重的一击。毫无疑问，自由化和全球化将眷顾那些为利用这些机会作了更充分准备并且更容易进入市场的人们。而这也正是要让经济更开放的一个理由。从地方角度来看，印度的不平等现象表现得尤为明显，甚至在印度的大部分地区经济已经开始增长的时候，“让人沮丧的”中印度诸邦依然穷困潦倒。在这里，人口红利的出现导致了大量文盲人口的涌现。在很大程度上，这里是被绿色革命、白色革命和信息革命所遗忘的角落，而且报复性政治活动掩盖了发展。要处理这些日趋严重的阶级和地域性经济不均衡现象，就要将门开得更大一些，使更多的人能够进入市场，从中获益。这将要求我们保证普及全民文化教育，建立一个共同市场以使人们能得到最优的商品价格，进行更好的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利用市场。它还意味着为高等教育解缚，这是社会流动性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使在工业部门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所必需的劳动改革法律得以实施；开放有工会组织的零售业并且整修供应链基础设施，使农场主们进入到更完善更自由的市场中去。现在的挑战是，许多选民，或者是选民当中相当多的利益集团，视解决这类不平等现象为一大难题。那些能够处理不平等挑战并为农场主、文盲和农村贫困人口解缚的政策，正是那些现在在政治上还未确立，还被锁定在辩论阶段或者被委员们忽视的政策。但是如果这些改革不到位，印度将再次拥有一个这样的经济体系，它牺牲了大多数企业的利益，提升了强大的国家和重点行业等精英力量在其中所占的份额。这就像从前一样，精英们“将自己包括在内，将其他人排斥在外”。印度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蒙特克早就指出，印度已经走出了那个“经济每年增长3.5%，同时人口增长2%，人均收入每45年翻一番”的时期。但是现在，他指出“8% ~ 9%的经济增长和低于1.5%的人口增长意味着印度的人均收入每9年翻一番”。这种增长带来了不断提升的雄心壮志，在这个电视迅速得到普及的国度中，媒体也正在为其加油助威。然而，这一变革对于如何应对环境、能源、卫生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挑战意味着什么呢？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却仅有一个模糊的概念。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深化改革并确保印度经济的未来的唯一途径是用思想编织一张安全网。保证我们的思想超越政治常规，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反映他们的需要。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我们就可以在未来避免不稳定、增长缓慢和社会不公。政治希望印度从来不缺乏梦想。一个世纪之前，泰戈尔曾谈到过印度应当觉醒为这样的国家—消除了分歧和不满，永远具有开放的眼光。尼赫鲁曾慷慨激昂地谈到印度与命运的约会。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印度在许多方面却如履薄冰。印度曾经是个动荡的国度，经常有示威和叛乱发生，政府被经济困难和暗杀行为搞得焦头烂额。我们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公民权被剥夺的时期。我们从长期的物品短缺和危机中挣扎过来，当时的经济多亏通过应急的政策调整和其他国家的友好帮助才恢复过来。我们不得不无数次地寻求援助，而这伤害了我们，一个国家在1947年怀着那么多的希望，而在随后的几年中看到的却太少，难以维持它的希望。这种无望败坏了印度的政治，因为政府一次次地提出同样的基本承诺—食品、衣服、住房，却始终不能兑现。印度已成为这样的一个国家，许多人视漠不关心、听天由命、对政府的愤怒为很平常的事情，认为这些是无法改变的。印度总是拥有自己的预言家，悲观主义者们指出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印度政治活动的封建特性和改革的缓慢表明印度的成功依然是不确定的，难以持续的。印度一次次地经受了大规模的骚乱，2008年席卷整个国家的炸弹爆炸浪潮仅是最近发生的恐怖袭击。印度的各种宗教分歧经常演变为暴力行为。印度在政治上对种姓制度的支持助长了贪腐的议员们在他们的家族和社团中聚集力量并施加影响，而软弱的联合政府却使普通公民陷于绝望之中。然而，走过一段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之后，经历了许多失败和致命的弯道之后，一个完全不同的时刻似乎正在迎面而来。第一次，在这个国家中有了希望的感觉，我认为这种感觉是普遍存在的。透过年轻议员们的热情，民间团体的不断涌现，以及社会活动家们在法庭上为了政府管理改革和基本权利的维护而进行的抗争，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一种改革的势头。我同意贾迪普•沙尼所说的，大多数印度人相信他们可以离开家乡，前面会有很好的前程，就在某个角落里，在下一个城镇中，在某座大都市里，甚至当他们返乡的时候，也许就在他们的村庄里。在印度四处游历期间，我意识到这种感觉和对未来的强烈信念还没有渗透到我们的政府里面，印度的部长们仍然把人民当做一群需要照顾的病人，而不是一些要赋予其权利的公民同胞。在政治活动中，我们还没有使用那充满希望的崭新的表达方式。就此对照政治制度，印度需要的不只是从过去的苦难中去认识自己，而且要从希望和挑战中去想象未来。那要求我们建立相应的制度和政策，让人民有能力外出寻找工作，教育子女，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利益，认识到印度正在如何彻底地改变自己。尼赫鲁在某个绝望的时刻曾经一度担忧，“这就是印度人吗？……只是延续着古老的、沉静的、虚弱的、缺乏创造力的样子，比其他人更加渴求和平和宁静？”被重新认识的印度，已经证明恰恰相反。它年轻、热切、活跃、警醒，是一个最终能够实现其早期愿望的国家。

媒体关注与评论

正是南丹•尼勒卡尼关于全球的竞争场地将被新技术“平整”的远见卓识使我获得了灵感，写出了《世界是平的》这本书。——托马斯•弗里德曼我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我想一切都是从印度软件公司印孚瑟斯的会议室开始的。印孚瑟斯是印度信息产业的一颗明珠，南丹•尼勒卡尼是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可以称得上是印度信息产业最有思想和最受人尊敬的领袖……尼勒卡尼说了一句令我终生难忘的话。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这样的说法。他说：“汤姆，当今世界的竞技场已经被夷为平地……”在我离开印孚瑟斯园区回到班加罗尔的路上，我反复回味那句话：“世界的竞技场已经被夷为平地。”尼勒卡尼的意思是，世界正在变得平坦……变平？变平？天啊，难道他在告诉我，世界是平的？——摘自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一书

编辑推荐

《与世界同步:印度的困顿与崛起》：★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核心观点即来自与此书作者南丹•尼勒卡尼的谈话。因此，在此书中，托马斯•弗里德曼亲笔写了推荐序言。★《与世界同步》一书以印孚瑟斯公司的发展历程为背景，系统地描述了印度整体的发展趋势、面临的问题，以及可行的解决方案，全书内容详实、说理透彻，是一部难得一见的关于印度问题的佳作。★该书对印度和中国的发展模式进行的比较，使中国读者更易于接受，也能让中国读者了解到，和印度相比，中国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与世界同步:印度的困顿与崛起》，唯一一部全面了解印度的经典巨著，一本书即可以读懂印度！中国和印度，谁将是21世纪的最终赢家？未来20年里，印度将接替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与世界同步:印度的困顿与崛起》，全面清晰地展现21世纪印度的发展图景；深入对比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模式、发展前景！◎ 中国当前的人口结构不够合理，在未来会出现未富先老的局面；印度的人口结构比较合理，人口红利在21世纪将会占有优势地位。◎ 中国迄今为止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要多于外国间接投资。其创业能力逊于印度，中国2/3的出口是由跨国公司或者合资企业完成的。◎ 中国基础设施的迅速增长引人瞩目，印度虽然也在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但从所占GDP比重来说，中国的投资却几乎要高出印度3倍。◎ 中国经济经过精心规划，遵照的是自上而下的经济发展模式；印度的经济发展莽撞，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经济发展模式，遵照的是“先发展，后建设”的模式。◎ 在过去的20年间，中国却一直在对其1%的农业劳动力实行培训，并将其转移到制造业中去；印度的农业劳动者却没有这样的出路。导致印度农业部门利润微薄，生产率低下。……

用户评论 (总计3条)

•   本人在印度工作，书中内容非常贴近实际的印度
•   总体印象。1、印孚瑟斯总裁所作，所谈问题几乎都是涉及印度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作者答疑外加匆忙的理解。1、为什么民主国家如此腐败和低效？所谓腐败，应该是诸多经济方面的管制带来的。而诸多管制又是印度解放后尼赫鲁时代受社会主义思潮和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的，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管制带来寻租，也就是腐败。管制和腐败导致低效。2、为什么印度选民不把他们选下来？确实有选下来过。尼赫鲁之后的英迪拉政权为应对国内经济危机和政治风潮，实施了《紧急状态法》，但大选一旦放开，英迪拉就被选下来了，她本人也被自己的保镖杀害。国大党也失去过政权。但是又有什么用呢？政府照样腐败低效、基础设施照样落后、贫富差距照样巨大、基础教育照样不行、城市化进展照样缓慢、制造业发展照样迟缓、社会保障照样薄弱。3、 为什么政府照样腐败低效？其一，玩政治的都是精英，一方面高种姓的人接受精英教育、接受精英教育者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领域都掌握资源，大量的贫民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才是有力的，他们常说，我们玩不过当官的。其二，印度实行联邦制，中央难以解决各邦不同步、不同制度的问题，邦的财政短缺使得他们大肆收受跨邦交易的货物税（就像我们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倒置中央调控房产的失效），难以形成全国统一市场。第三，中央和邦的权力较多，财政也主要在这两级，城市政府权力很弱，对最基层、最...优活力的管理层缺乏有效激励机制。第四，邦与邦之间界限主要根据语言划分，区域性的政党主要根据种姓集聚，即使部长出政策也会偏向本种姓——语言、种姓、宗教差异性太大、利益冲突太多，导致普遍性的公共品供给少，特殊利益集团的差异化政策多；第五，政府基于政党联盟的形式执政，不稳定，短期效应明显。第六，政党和政府公共产品供给少，各种收买政策多（给选民发电视机，给不同利益集团发补贴），收买代替了公共品。4、为什么基础设施落后？除了腐败之外，财政困境也是原因，工会也是原因。政府力求引入BOT、BOOT等公私合作形式，但工期经常延期导致公司收益预期不好，所以政府推进难，公私合作也难。5、为什么贫富差距大？首先是种姓造就了不同等级的人，他们的社会机会迥异，其次是基础教育落后、文盲多，精英教育只造就了数百万中产阶级；再次是前期的计划经济、管制措施造就了少数寡头，集聚了财富、占领了市场，现在仍有很多管制；最后是穷人缺乏教育、缺乏融资渠道、缺乏抗风险的社会保障，缺乏发展机会。6、为什么基础教育落后？一个影响因素是种姓制度：大量低种姓的人识字被认为不必要，而且亵渎神明（他们读经书时）； 还有一个因素是：部长们通常对自己种姓和选区的支持大于其它选取，所以学校布局也是不均衡的；各邦之间有较大差异；没有钱也是重要因素。7、为什么……。8、印度的生长点在哪里？ 精英教育造就的高层人才和中产阶级，以及他们带动的研发设计和服务业，他们拉动的消费市场；管制经济造就的大型企业实力雄厚、千千万万家庭企业和夫妻店等待机遇降临；50%人口都是未成年人，人口红利即将爆发。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之一可以逾越诸多的全球化障碍（有讽刺意味的是，印地语虽然流行，但因为反对者也不少，所以最后选了个外国语作为普遍语言）。民主制度，哪怕是新瓶里装的暂时是旧酒，这酒也会逐步发酵成新酒的。城市化模糊了种姓和等级制、打破了区域和语言的障碍，城市政府将成为有力的第三级权力机关，城市的空气是自由的，城市将埋葬掉这一国度相当一部分痼疾。 阅读更多 ›
•   绝对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翻译的也相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