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学术论衡

出版时间:2012-9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作者:钱穆  页数:293  字数:19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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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不可不加以讨论。晚清之末,中国有两大学人,一康有为,一章炳麟。其时已西化东渐,而两人成学皆在国内,未出国门一步。故其学皆承旧传统。康氏主今文经学,章氏则主古文经学。而世风已变,两人虽同治经学,其崇儒尊孔之意实不纯,皆欲旁通释氏以为变。康氏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并自号长素,其意已欲凌驾孔子。其为《大同书》,虽据《小戴礼记•礼运篇》“大同”一语为号召,但其书内容多采释氏。惟康氏早已致力实际政治,谋求变法维新,故其宏扬释氏者并不显。章氏以为文排满下狱,在狱中读释氏书,即一意尊释,而排满之意则无变。自号太炎,乃尊顾炎武之不仕清廷,而亦显有凌驾顾氏之意。此下著书,皆崇释抑儒,孔子地位远在释迦之下。如其著《国故论衡》,一切中国旧传统只以“国故”二字括净。“论衡”则仅主批评,不加阐申。故曰:“中国有一王充,乃可无耻。”其鄙斥传统之意,则更昭之矣。惟其书文字艰拗,故其风亦不扬。章氏去日本,从学者甚众,然皆务专门,尠通学。惟黄侃一人,最为章氏门人所敬,则以其犹守通学旧轨。康氏门人少,惟梁启超任公一人,早年曾去湘,故亦受湘学影响,知尊湘乡曾氏。先创《新民丛报》,后改为《国风报》。创刊辞中大意谓,国风相异,英法皆然,中国亦当然。其识卓矣。后为《欧洲战役史论》,叙述当时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来源,提纲挈领,要言不烦。如任公,实当为一史学巨擘。惜其一遵师旨从事变法维新之政治活动,未能专心为学,遂亦未臻于大成。及第一次欧洲战役既毕,任公游欧归来,草为《欧游心影录》一书。大意谓,欧洲文化流弊已显,中国文化再当宣扬。其见解已远超其师康有为游欧归来所草《十三国游记》之上,而亦与太炎大不同。惜任公为学,未精未纯,又不寿,年未六十即辞世,此诚大可惋悼矣。与梁任公同在北平讲学者有王国维静安。先治西学,提倡《红楼梦》。新文学运动受其影响甚大。然静安终以专治国故,名震一世。当时竞治殷墟龟甲文,而国维教学者,应先通许氏《说文》为基础。可谓当矣。惜静安亦不寿,先任公而卒,亦大堪惋悼。胡适之早年游学美国,归而任教于北京大学,时任公、静安亦同在北平。适之以后生晚学,新归国,即克与任公、静安鼎足并峙。抑且其名乃渐超任公、静安而上之。盖自道咸以来,内忧外患,纷起迭乘,国人思变心切,旧学日遭怀疑,群盼西化,能资拯救。任公以旧学加入新思想,虽承其师康氏,而所学实有变。适之则径依西学来讲国故,大体则有采于太炎之《国故论衡》。惟适之不尊释。其主西化,亦不尊耶。而其讥评国故,则激昂有更超太炎之上者。独静安于时局政事远离,而曾为宣统师,乃至以留辫投湖自尽。故三人中,适之乃独为一时想望所归。而新文化运动乃竟掩胁尘嚣,无与抗衡。风气之变,亦诚有难言者。旧学宏博,既需会通,又求切合时宜,其事不易。寻瑕索疵,漫肆批评,则不难。适之又提倡新文学白话文,可以脱离旧学大传统,不经勤学,即成专家。谁不愿踊跃以赴。其门弟子顾颉刚,承康氏“托古改制”义,唱为疑古,著《古史辨》一书,尤不胫而走,驰誉海内外,与适之齐名。同时有冯友兰芝生,继适之《中国哲学史》首册之后,续为《中国哲学史》一书,书中多采任公诸人批驳胡氏意,其书亦与适之书同负盛名。对日抗战时,余与芝生同在湘之南岳,以新撰《新理学》手稿示余,嘱参加意见。余告以君书批评朱子,不当专限“理气”一问题。朱子论“心性”,亦当注意。又其论“鬼神”,与西方宗教科学均有关,似亦宜涉及。芝生依余意,增《鬼神》一篇。并告余,朱子论心性,无甚深意,故不再及。并在西南联大作讲演,谓彼治哲学,乃为神学。余治史学,则为鬼学。专家学者,率置其专学以外于不论,否则必加轻鄙,惟重己学有如此。于是文学、史学、哲学,及考古发掘龟甲文等各项专门之学,一时风起云涌,实可谓皆自新文化运动启之。但适之提倡新文化运动,其意不在提倡专门,凡属中国旧学,逐一加以批评,无一人一书足资敬佩。亦曾提倡崔东壁,然亦仅撰文半篇,未遑详阐。适之晚年在台湾出席夏威夷召开之世界哲学会议,会中请中、日、印三国学人各介绍其本国之哲学。日、印两国出席人,皆分别介绍。独适之宣讲杜威哲学,于中国方面一字不提。则适之所主持之新文化运动,实为批评中国旧文化,为新文化运动作准备。当时有唱“全盘西化”之说者。而适之仅提倡“赛先生”科学与“德先生”民主两项。于宗教则避而不谈,又主哲学关门。适之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语。其所假设者,似仅为打倒孔家店,中国旧文化要不得。一意广泛批评,即其小心求证矣。至“民主”、“科学”两项,究当作何具体之开创与设施,则初未之及。亦别有人较适之更作大胆假设者,如线装书扔毛厕,废止汉字,改为罗马字拼音等。又如陈独秀之主张共产主义。适之对此诸端,则并无明白之反对。要之,重在除旧,至于如何布新,则实未深及。……余曾著《中国学术通义》一书,就经、史、子、集四部,求其会通和合。今继前书续撰此编,一遵当前各门新学术,分门别类,加以研讨。非谓不当有此各项学问,乃必回就中国以往之旧,主“通”不主“别”。求为一专家,不如求为一“通人”。比较异同,乃可批评得失。否则惟分新旧,惟分中西,惟中为旧,惟西为新,惟破旧趋新之当务,则窃恐其言有不如是之易者。此编姑分宗教、哲学、科学、心理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音乐为十二目。其名称或中国所旧有,或传译而新增。粗就余所略窥于旧籍者,以见中西新旧有其异,亦有其同,仍可会通求之。区区之意,则待国人贤达之衡定。一九八三年冬钱穆自识于台北士林之外双溪时年八十有九

内容概要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系钱穆先生就宗教、哲学、科学、心理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音乐等当时之新学术,讨论中国学术传统之作。指出新旧学术本属相同,互有得失。读罢此书,读者自可明了中西双方学术思想史之相异处,亦可由中国学术旧传统,迎合时代新潮流。

作者简介

  钱穆先生(1895.7.30-1990.8.30)字宾四,
1912年改名穆。先生自1912年始任小学、中学教员。1930年,他由顾颉刚先生推介,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从此跻身学术界。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创建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10月,钱穆先生移居台北,被选为中研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钱穆先生博通经史文学,擅长考据,一生勤勉,著述不倦。先生毕生著书七十余种,另有大量学术论文,共约一千八百万字。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清代与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

书籍目录


略论中国宗教 一
略论中国宗教 二
略论中国哲学 一
略论中国哲学 二
略论中国科学 一
略论中国科学 二
略论中国心理学 一
略论中国心理学 二
略论中国史学 一
略论中国史学 二
略论中国史学 三
略论中国史学 四
略论中国考古学
略论中国教育学 一
略论中国教育学 二
略论中国教育学 三
略论中国政治学 一
略论中国政治学 二
略论中国社会学 一
略论中国社会学 二
略论中国文学
略论中国艺术
略论中国音乐 一
略论中国音乐 二
略论中国音乐 三
略论中国音乐 四

章节摘录

版权页:   继孔子而起者有墨翟。儒墨成为先秦思想之两大派。墨翟言“兼爱”,与孔子言“仁”有不同。孔子言爱有分别,朱子言“仁者爱之理”是已。兼爱则是一无分别爱,故曰:“视人之父若其父。”既不主分别,乃亦不言礼。发明孔子言仁,不得忽略此礼字。墨子非礼又“尚同”,孔子则“尚别”,其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也。故孔子又日:“必也正名乎。”名即其别也。若谓视人之父若其父,则父之名已不正。于是墨家之后乃又有名家,其论名,则与孔门儒家言又不同。然则讨论孔子思想,必当以与孔子相反之墨家作参考。而衡量墨家思想,又当以后起儒家之与墨家相驳辨者作论点。要之,中国思想属“共同性”,属“一贯性”,即儒墨相反,亦犹然。而后起儒家言礼又有主张“大同”者,则在儒家思想中又渗进了墨家义。孟子曰:“能言拒杨墨者,圣人之徒也。”乃后起儒家,又转引墨义来广大儒义,即大同之说是也。此见中国思想特富“和合性”。故治中国思想必当就中国思想之发展与演变中来说。苟以治西方哲学之态度与规则来治中国思想,则实有失却真相处。 儒墨之后又有道家。兹据《老子》为说,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特举“道”与“名”两词,其实即据儒墨之所争而言。不通儒墨,即无以通《老子》。老子又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始也。”此处老子所用道、德、仁、义、礼各词,皆承儒家言,而意义各不同。又老子此处反礼则同墨,是则儒、墨、道三家,在当时实同具有共通性,一贯性,而亦并有其和合性,与西方哲学之各自成为一专家言者,又大不同。 继《老子》之后有《中庸》,其书当出秦代,为治中国思想哲学者所必究。而其书收入《小戴礼记》中,则治中国思想哲学者,绝不当置礼于不问,此又一证矣。《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天、命、性、道、教五字,皆前人所熟论,而《中庸》承之。子贡言:“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但孟主性善,荀主性恶,皆力言性。天命犹言天道,孔子所不言,墨与道始言之。庄老道家不言性,专言道。苟子言庄子“知有天不知有人”,则庄老所言皆天道,非人道。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则庄老言道,即言自然。孟子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则此“天”字亦犹指自然。《中庸》言:“天命之谓性。”斯性亦犹自然,是在儒家言中已融人了道家义。又《中庸》言:“率性之谓道。”此道始是人道,而连上句言,则天道人道亦一而二,二而一矣。是则虽同用此“天”字、“道”字、“性”字,而内涵意义则各有别,此即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旨也。是则儒家之显用道家义,又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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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学术论衡(新校本)》乃钱穆先生就当时新学术研讨中国学术传统之作,将近代国人所承认之新学术、新门类及新观念,比照旧传统,指出其本属相同及互有得失,既具体条举诸例,并逐条详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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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9条)

 
 

  •   本书系钱穆先生就宗教、哲学、科学、心理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音乐等当时之新学术,讨论中国学术传统之作。指出新旧学术本属相同,互有得失。读罢此书,读者自可明了中西双方学术思想史之相异处,亦可由中国学术旧传统,迎合时代新潮流
  •   不仅了解现代中国学术,还可以了解一些中西方文化比较
  •   钱穆的书,总是给人新的启发,引人思考。九州的版本也相当好。
  •   内容不错,就是都是比较专业的词汇进行描述的,看起来要有耐心的。
  •   极力推荐,很值得细读。
  •   大师版本不错
  •   推展知识面买得。
  •   是繁体就好了!
  •   很有启发性、思想性。钱先生能算得上大家,思想也很深刻,细加分析能够体会到中国文明的精髓。清华经管2013春季课程《中国文明》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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