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蒙面人说话

出版时间：2004-01-01  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  作者：麦家  页数：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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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套中篇书系的编选，首先注重的当然是艺术性，因为文学毕竟是文学，只有艺术性才能维护文学的最后尊严。但是，在这个前提下，“书系”将优先选择那些表达“沉默的声音”的作品。在当下中国，仍然存在着葛兰西所说的“属下”阶层，仍然存在着艰难生存的人群。在都市白领文化和中产阶级话语空间建立并大肆扩张的文化时代，他们是被遮蔽的人群。　　　　本书的这些作品表达的对象证实了这些作家关注的对象，以及他们的焦虑和困惑。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所强调的“人民性”和他们所体现出来的悲悯情怀，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文学的最高正义。于是，在这些年轻的作家作品中，我们再交相逢了久违的感动和文学的力量。他们也许在文化市场上难以畅行无阻，他们表达对象的边缘性质可能决定了这一点。

作者简介

　　麦家，男。1964年生于浙江富阳。1981年考入军事院校，十七年间转辗七个省市，经历有些复杂。1997年转业，现居成都，有职无业，专写小说。著有长篇小说《解密》《暗算》；小说集《紫密黑密》《地下的天空》等。

书籍目录

一切并未成为往事（总序）陈华南笔记本黑记胡琴哭似的唱倾斜让蒙面人说话

章节摘录

　　事情的起头是“黑密研究会”。　　黑密，顾名思义，是紫密的姊妹密码，但比紫密更为先进、高级，正如黑色要比紫色更为沉重、深刻。三年前——陈华南永远记得这个恐怖的日子，是1966年9月1日，黑密的足迹第一次鬼祟地闪现在紫密领域里。就像鸟儿从一丝风中悟会到大雪即将封山一样，陈华南从黑密吐露的第一道蛛丝中，就预感到自己攻克的山头有被覆没的危险。　　以后的事实果然如此，黑密的足迹不断在紫密的山头上漫延，扩张，就如黑暗的光芒不断涌入未落的日光里，直至日光彻底没落。从此，对“701”来说，十年前那种黑暗岁月又重现了，人们把企求光明的愿望不由分说地寄托在陈华南这颗昔日的明星上。三年来，他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索求着光明，而光明却总是躲在黑暗中，远在山岭的另一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701”和总部联合召开了“黑密研究会”：一个默默无闻而隆重的会议。　　会议在总部召开。　　像众多总部一样，“701”的总部在这个国家的首都，从A市出发，走铁路需要三天两夜。因为携带密件，陈华南原本可以坐软卧，只是他搭乘的那趟火车的软卧铺位在起点就被一拨警界官员包揽一空。这种事情极少见，陈华南碰上了，似乎不是个好兆头。　　有一位随行者，是个满脸严肃的人，高个，黑脸，三角眼，下巴上留着寸长的胡子，胡子倔强地倒立着，猪鬃一般，坚硬的感觉使人想到钢丝。钢丝这么密集地插在一起，就有一种杀气腾腾的感觉。所以，说此人脸上布满杀气，这话一点不过的。事实上，在“701”，这个严肃的人从来是作为一种力量而存在，并且为人们谈论的(和陈华南作为一种智慧的存在并谈论不一样)。他还有个别人没有的荣幸，就是“701”几位首长外出总喜欢带着他，正因为这样，　“701”人都喊他叫“瓦西里”　(瓦西里是列宁的警卫)，时间长了，反倒弄不清他的真姓实名了。在人们印象中，瓦西里仿佛总是穿着时髦的大风衣，两只手斜插风衣口袋，走路大步流星，风风火火，威风凛凛，固然有一种保镖的派头。　“701”的年轻人没有一个不对他怀有羡慕和崇敬之情，他们时常聚在一起津津有味地谈论他，谈论他神气十足的派头，谈论他可能有的某种英勇业绩。甚至两只风衣口袋，也被他们谈论得神神秘秘，说他右边口袋里藏的是一把德国造的B7小手枪，随时都可能拔出来，拔出来打什么中什么，百发百中；而左边口袋里则揣着一本由总部首长(一位著名的将军)亲笔签发的特别证件，拿出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天王老子也休想阻拦。　　有人说，他左腋下还有一把手枪。但是说真的，没有谁见过。没见过也不能肯定没有，因为谁能看到他腋下?即使看到了——真的没有，年轻人依然不会服输，也许还会振振有词地告诉你：那只是在外出执行任务时才带的。　　当然，这很可能。　　对于一个保镖式的人物来说，身上多一种利器，就像陈华南身上多一册书，简直没什么可说的，太平常了。　　　　话说回来当然是陈华南的需要，这个故事是他的故事，还没完，似乎才开始。　　当陈华南走下火车，出现在A市月台上的时候，他一眼看见一行向他逼来的人，为首的是“701，头号人物：一个有一张放大的马脸的恐怖的局长大人，起码陈华南现在看是如此。他走到陈华南面前，气愤使他失去了往日对陈华南的尊敬，阴冷的目光咄咄逼人。陈华南害怕地避开了这目光，却避不开这声音：　　“为什么不把密件放在保险箱里!”　　这时候，在场的人都注意到，陈华南眼睛倏地亮闪了一下，旋即熄灭，就像烧掉的钨丝。同时，整个人硬成一块，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当黎明的曙光照亮窗户方框的时候，陈华南苏醒过来，目光触到了妻子朦胧的面容。有那么一会儿，他幸福地忘记了一切，以为自己是躺在家里的床上，妻子被他梦中的呼号惊醒，正不安地望着他(他妻子也许经常这样守望着梦中的丈夫)。但是，白色的房间和房间里的药气，使陈华南很快知晓自己是在哪里，休克的记忆立马鲜活起来。：厂是，他又听到局长威严的声音：　　“为什么不把密件放在保险箱里?”　　“为什么?!”　　“为什么……”　　仔细阅读了本文的人都会知道，陈华南对这次外出并不缺乏敌意和因敌意而有的警惕。所以，如果说事情的发生是由于他麻痹大意，是他掉以轻心或者玩忽职守的结果，那是不公平的。但是，没有把笔记本放入保险箱中，又似乎可以说陈华南是不谨慎的，警惕性很不高。　　现在，陈华南正在为此深深悔恨，他想起，在他们出来时，瓦西里曾再三叮嘱他，应将所有密件，包括所有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都放入保险箱。他也确实这么做了，包括总部首长在会议中送给他的那本格言诗集(首长自己创作的)，完全是一本书店里的书，毫无秘密可言。但陈华南想到扉页有他们首长的签名，惟恐因此露出他身份的一丝蛛迹，特意将它归入密件，置于保险箱内。就这样，他几乎把什么都放进去了，却独独将笔记本遗落在外。现在想来，当初他怎么就将它遗漏掉的，这简直是一个古老的谜。他知道，自己并没有因为要经常用而特意留出它，不是的。他不会这样冒险，他也没有勇气和胆量这样冒险。他留下它是完全没理由的，‘即使现在，他企图想出一个理由也难以想象。奇怪的是，事发前，他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这本笔记本的存在(事发后也没有马上想到)，好像它是一枚别在妇女袖口上的针，除了需要它或者不经意被它刺痛时，平时似乎总是想不到它。　　但笔记本对陈华南来说，绝不是一枚妇女袖口上的针，因为不值钱可以无须记住它，他本意无疑是想记住它，而且非常想，要记在心上的心工。因为这是他最珍贵的东西，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他“灵魂的容器”。这样一件他最珍重的东西，他的宝贝，他怎么就将它忽视了呢?　　这确是个巨大的坚硬的谜。　　　　世上什么神秘的事都有，但这样神秘的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不，不，更神秘的事还在后面。朋友们，今天我有充分的信心带领大家作一次奇特的精神冒险，现在我们的冒险之旅仅仅才开始。　　——摘自著名科学家XX撰写的医学论文《猜想未来恶症》　　前篇：我的艳遇及奇遇　　一　　她左乳的右侧有一片黑记，形状不甚规则，有点像地图上的某个头重脚轻的半岛，头部有个拇指这么大，黑得发蓝，摸上去似乎有点黏性，然后的部分似乎是从头部渗下来的，颜色和黏性都依次减弱，尾梢几乎变得灰色而毫无触感。在我们不久的性爱中，我发现这块黑记有点神秘，每次做那个事，她总是不由自主地把我的激情引导到它上面去，而且只要我一去亲爱它，她就会显得特别的兴奋、迷醉，似乎它的感觉要比毗邻的乳头，甚至下身还要灵敏，还要强烈。有两次，她甚至只是凭着我对它的抚摸和亲吻，就淋淋漓漓地完成了销魂。这简直令我匪夷所思。但我从不为此去问她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也许不是她乐意回答的，恐怕也回答不了。不用说，她是个有秘密的人。她叫林达。　　“这名字取得好。”　　“是吗?有什么好?”　　“像个外国人的名字，而且很抒情，倒过来念就是达林，就是亲爱的意思。”　　“我还是第一次听人这么说我的名字。”　　“你的名字好，我喜欢；”　　“可我不觉得，我觉得它像个男人的名字。”　　我们是在博物馆的一次观摩活动中认识的，没有他人介绍，当时展厅里除几具来自古楼兰的僵尸外，只有我和她，没有第三个活人。也许正因此，我们才有机会相识，就像两个孤独的散步者邂逅相识一样。这样的事情并不出奇，出奇的是后来，我们的关系迅速有了质的变化。不久的一天晚上，我在玉林小区列席了一个饭局，席终人散，我走在街上，忽然想起她就住在这个小区，于是给她拨去一个电话。电话接通后，我有点后悔自己的贸然，我甚至这样想，如果接电话的是个男的，我就不吭声，挂机。虽然这很那个……委琐，但又有谁知道这委琐者便是我?这就是我们走向委琐的陷阱。结果我是白委琐了一回，因为接电话的就是她。　　“哦，想起来了，是你啊。”　　“我是谁?”　　“你就是你，那个……”　　“哪个?”　　……

媒体关注与评论

　　总序　　一切并未成为往事——《“布老虎”中篇小说书系》总序　　孟繁华　　在描述当下中国的文化状况时，“多元文化”大概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但是，这个隐含了中国社会变革和文化开放内涵的描述，一方面可以得到言之凿凿的证实；一方面却又显得相当暧昧和不确切：在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流通领域里，几乎所有的资讯都在显示，这个“多元文化”恰恰是商业霸权主义的一统天下，它以吞噬一切的方式将历史和现实都纳入消费的轨道。因此，“多元文化”在当下的中国还仅仅是一种理想而远非现实。这个判断决不是来自对市场化的深仇大恨，市场化对于推动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有目共睹，而是说，在商业霸权主义的统治下，那些处于边缘的文化形态仅仅成了它的点缀和衬托。因此，我们的文化开放在世界范畴内是向西方开放的；在国家版图领域内，我们的开放是向市场开放的。西方话语和市场话语踌躇满志大行其道，与我们身处的这一文化语境相关。　　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中国社会生活的整体面貌起码在文学中并没有得到完整的呈现：乡村生活的乌托邦想象被放弃之后，现在仅仅成了滑稽小品的发源地，它在彰显农民文化中最落后部分的同时，在对农村生活进行“妖魔化”的同时，遮蔽的恰恰是农村和农民生活中最为严酷的现实；另一方面，都市生活场景被最大限度地“白领化”和“中产阶级化”。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商业霸权主义的统治下被统一起来，他们以“奇观”和“幻觉”的方式满足了文化市场的消费欲望。这一现象背后隐含的还是帝国主义的文化逻辑。“历史终结”论不仅满足了强势文化的虚荣心，同时也为他们的进一步统治奠定了话语基础。但是，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无论在世界范畴内还是在当下中国，历史远未终结，一切并未成为往事。西方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压迫，被置换为跨国公司或跨国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和技术的统治，冷战的对抗已转化为资本神话的优越。强权与弱势的界限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这一点，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和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批判中已经得到揭示。在当下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与魔共舞”，成就与代价共存。新的问题正在形成我们深感困惑的现实。但是我们发现，在消费意识形态的统治下，还有作家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了中国当下生活的另一面。由于历史、地域和现实的原因，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构成了中国特殊性的一部分。这种不平衡性向下倾斜的当然是底层和广大的欠发达地区。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在强调文学性的同时，作家当然有义务对并未成为过去的历史和现实表达出他们的立场和情感。　　这套中篇书系的编选，首先注重的当然是艺术性，因为文学毕竟是文学，只有艺术性才能维护文学的最后尊严。但是，在这个前提下，“书系”将优先选择那些表达“沉默的声音”的作品。在当下中国，仍然存在着葛兰西所说的“属下”阶层，仍然存在着艰难生存的人群。在都市白领文化和中产阶级话语空间建立并大肆扩张的文化时代，他们是被遮蔽的人群。在文学的意义上，被表达也是一种“承认的政治”。这些作品表达的对象证实了这些作家关注的对象，以及他们的焦虑和困惑。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所强调的“人民性”和他们所体现出来的悲悯情怀，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文学的最高正义。于是，在这些年轻的作家作品中，我们再次相逢了久违的感动和文学的力量。他们也许在文化市场上难以畅行无阻，他们表达对象的边缘性质可能决定了这一点。但我相信的是，这是真正的文学，而真正的文学将永驻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