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其位

出版时间：2010-2-1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作者：（德）施密特,（译）许文敏  页数：329  字数：200000  译者：许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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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生旅途结束之前，我想把自己在几十年政治生涯中所学习到的集中写下来，后来者也许会从中获得启迪和有价值的东西。当年的那些政治同僚和交往者绝大部分已经彻底更换了地址(离开人世)，在12年前出版的《同代人——赫尔穆特·施密特回忆录》一书中，我已经向读者讲述了自己对他们的回忆和看法。本书中所要谈的，主要是我在许多方面的经验和感受，故此它们将不会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因为我无意写传记。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也不打算按照题目归类去系统地论述。况且，我在自己人生旅途中所获得的许多观点和想法，原本归功于所有那些一直关注着我的人们，在过去25年的“不在其位”期间，正是他们一直关注着我，并给我以力量。在本书中，我将围绕着主题记录一些对他们的回忆。想请读者注意的是，在对往昔的回顾中，我无法对所有的人和事面面俱到，因为我在某些问题的认识和看法上有所侧重，各个章节也因而在分量上有所区别，故此出现某些内容上的重复也就在所难免。    我是在希特勒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开始对政治感兴趣的。尽管对我来说，步入政坛更多的是由于偶然因素，但自从我踏入这个门槛以后，从政便完全出自个人的意愿了。当我在出任联邦议员30年后于1987年重新告别议会的时候，我丝毫没有离开岗位的那种不在其位的退休感觉。所以，以《不在其位》作为本书的书名，多少有点儿自嘲的意味。在离开了政府部门以后，也就是在退休之后，我还真的没有那种“不在其位”的感觉，这也许是因为我一直保持有那种自我责任感的缘故吧。    很早以前我就把古罗马的一句名言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公众的福祉是最高法则。后来我发现，这个准则似乎对那些把个人的利益、权力或者个人的财富摆在首位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不适用。我已经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经历并意识到：尽管在某些具体情况下，人们可以在理性和道德的基础上，使不同的利益群体、思想围绕着公众福祉这个原则达成协议，可不仅仅是对于内部的民主，而且对于外部的和平都需要有妥协和宽容的思想准备。    一名政治家的责任感并非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相反，这种责任感总是不断地以新的直接、具体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每种境遇中，在每个问题上，在每个冲突中，每个政治家都必须明确回答如下问题：我在此时此事上的任务和责任是什么？如果两个或者更多的利益主体发生冲突，我应该怎么办？此时，某种个人利益或者我所在党派的利益是否可以优先？假如民族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话，那么民族和国家利益在此的具体表现究竟是什么？    这种态度和提问方式曾经在西方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从1950年的舒曼计划和欧洲融合开始，经过了哈尔施泰因主义过程，加入北约，通过紧急状态法，东方政策、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以及1978年的北约双重决议，一直到战后两个德国的统一，这种争论一直在继续。尤其是在东部德国，要想按自己的意愿作出判断是十分困难的。在西部德国，我们也是在50年代末期才形成这样的一致看法：两德同属于欧洲共同体大家庭。同样在1989年时，许多人无法理解为什么法国、英国、意大利或者荷兰和丹麦政府以极不乐观的态度看待并反对两德统一。两德的统一，其实是美国基于他们本国的利益——也就是出于他们与当时的超级大国苏联、与东方共产主义派别进行抗衡的需求——在获取我们邻国同意的基础上促成的。    当时，我们在德国对这些事件以及我们周边国家的利益要求知之甚少，尤其是对我们的东欧邻国以及他们与我们德国人打交道的经验知之甚少。时至今日，我们不仅对波兰人、捷克人依然缺乏了解，而且对法国人、英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和丹麦人也知之甚少。而他们对我们了解的程度，比我们也好不了多少。欧洲各民族有一个共同现象，那就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与邻国之间的痛苦经历和感受深深地根植在他们的潜意识中。    难道我们德国人从自己历史中所获得的教训还不够吗？难道我们就不能成功地把两德统一这件伟大的幸事转化成一种经济的、同时也是社会福利的成果吗？为什么我们有能力成为世界头号出口国，却无力解决国内那危险的大规模失业问题呢？究竟是德国的政治阶层认识不到公众的福祉所在呢，还是他们没有勇气把高深的真理通俗地告诉选民？究竟是选民们不愿看到这种真实的存在呢，还是大家都觉得这事原本就无所谓呢？    扪心自问，我们究竟是否知道，我们到底是谁？我们究竟是否知道，我们到底想成为什么人？今天的德国人在许多方面已经有别于他们的前辈。与19世纪、20世纪相比，与纳粹时期以及东部40年的共产党执政时期相比，我们的法律和政治文化显然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文化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所有这些变化无疑对许多人的思想观念以及他们的行为规范产生了影响。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更成熟了。    我们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我们，可是我们能否因此而有资格说我们脱胎换骨了？我们的心灵曾受到过严重的挫伤，我们也因此受到了惩罚，但问题是我们对自己的历史形象究竟修正了多少？我们现在的形象又究竟如何？不管怎么说，我们德国人给邻国所造成的伤害只医治和恢复了一部分，这伤口有可能复发。我们德国人依然被看做一个危险的民族，这个危险不仅仅是就内部而言，而且也在于外部形象。    在20世纪，德国人曾经两次试图抢夺世界政治的帅旗，可均以惨痛的失败而告终。我们的政治阶层以及整个国家、民族从中汲取了教训，故此德国不可能会有第三次尝试，邻国其实对此不必担心。这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的东西方冷战时代似乎彻底成为历史了。自1950年舒曼计划以来，西方国家一步一步地进入共同市场，加上随后的整个德国加入欧洲共同体大家庭，这一切都使我们免于再冒只身挺进的危险。    从70年代起，我就支持和赞成德国自觉加入欧洲多民族共同体这个大家庭。我在此所推动的绝非是欧洲理想主义，我认为，它更多的是我们德国的战略利益所在。到了21世纪，出于我们战略利益的理智考虑已经初见成效。因此，我还希望欧洲共同体大家庭今后继续深化内部融合，并希望德国继续在这一方面发挥其影响和作用。    欧洲各国也许感受到了现在所面临的一连串危机，其中包括来自欧洲之外的危机。因此，各国的政治家们希望这些国家密切联合起来。但由于各个国家的语言不同、历史不同、政治结构不同，这种愿望的实现仍然路途遥远。故此，欧洲共同体联盟的建设依然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其发展有可能经受沉重的打击，也可能会走弯路。    我们德国人生活在欧洲大陆的中部，因而相对于其他国家和民族，我们更加负有维护这个联盟成功发展下去的责任，缺乏耐心或操之过急都有可能危及它的发展。任何意欲让德国成为领导者的要求——即便没有公开——也可能对此发展造成难以预见的负面影响。试问，所有的德国人都弄明白这一点了吗？    萌发写这本书的念头当追溯到2003年。在随后的几年中，写作一次次被中断，有些章节也被重新改写。许多人对本书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我感谢我夫人露凯以及简丝·费舍、托马斯·卡尔劳夫、比尔盖特·克吕格-本斯客、海克·莱穆克、吴塔·劳阿、迈茨纳·马撒雷卡、露瑟马蕾·尼迈尔、阿明·奥芬克和特奥·邵麦尔。    赫尔穆特·施密特    于汉堡

内容概要

每次德国进行评选最优秀领导人的民意测验，名列榜首的总是施密特。赫尔穆特·施密特于1974年至1982年任联邦德国总理。《不在其位》汇集了施密特先生毕生的思想成果，充满了真知灼见，闪耀着智慧之光，充分展现了一名伟大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整本《不在其位》纵横捭阖，论说天下大事；条分缕析，饱含哲理思辨；犀利幽默，一语中的。

作者简介

德国前总理，德国和世界政坛备受尊重的前辈政治家。施密特1975年应周恩来之邀来到中国，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德国总理，也是唯一一位与毛泽东见过面的德国总理。他从政期间。积极促成德国与中国的建交。在西方世界，密特被认为是在经济政策上卓有建树的“伟人”，政治、军事上“杰出的战略思想家”。作者已出版《论均势战略》《西方战略》《伟人与大国》等富有影响力的著作。近年，80多岁高龄的施密特著书《未来列强》《与中国为邻》(将由我社出版)书中见解之深刻和富有远见被西方媒体评价为：施密特留给世界的最后遗嘱。

书籍目录

前言
1 经验会逐渐改变衡量事物的标准
  朋友和可信赖的合作者
  经济工作经验
  机构、管理与诚信
  网络
  也要倾听不同的声音
2 历史的脚步
  21世纪初叶的德国
  最沉重的债务
  与德国人为邻
  民主是人类的杰作
  德意志诸小联邦
3  漫漫人生路
  一些失误
  谨慎的良心决定
  本能的决定
4 世界所面临的新挑战
  核心问题
  欧洲有能力自卫吗？
  西方的帅印在美国手中
5 德国必须改变自己
  老结构与新问题
  老化和衰退催生的变革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风险和机遇
  残暴的资本主义——弱者何以自卫？
  换位思考与改革
6 宗教、理性与道德良知
  是基督教的烙印吗？
  世界宗教之间的宽恕
  政治道德的组成部分
  和平要求妥协
  道德良知作为最高的审判标准
政治家的良知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从政是与人打交道，但从政的人实际上各有所异：有些人非常重要，因为所有的重要决定都由他们作出；有些人只是自己觉得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也参与重要的决定；还有些人只需要给一些注意力，听一听他们说什么即可。有些人朝令夕改、行无主见；有些人尽管想实施和兑现自己的承诺，但却力不从心。所有这些的原因就在于，每个政治家都必须在他的国家，在其选区和党内拥有自己的基础，从这里获得基本的保障和支持。在民主政治中，很少有哪一位政治家在作决定时，能够说是绝对自由的。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无论是在国内事务方面，还是在外交政治方面，我自己周围就一直有那么一批政治家，对于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我可以完全信赖。在个人生活中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在党内，一名政治家所遇到的首先应当是那些其判断可以相信、其建议可供参考的人。我在此想介绍的第一个例子是汉斯一尧赫•福格尔（Hans—JochenVogel），他曾经是我的内阁成员。早在60年代末期，福格尔就以其特殊的能力和性格特征被我看做特殊人才。他曾经说过“有权就应做公仆”，而且他随后确实就一直这么做的。正是由于他自己身体力行，要求别人做到的他自己先做到，所以他的个人威望和信誉提高很快。他是我非常重要的个人顾问，尤其是在红色旅恐怖主义最严重的那个时期。作为不可缺少的政府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他严格职守，监督着不让任何人践踏、伤害我们的法制社会体系。我清楚地知道，他以周密严谨的思维和超人的智慧赢得了我的完全信赖。 赫尔贝尔•威莱尔（Herberwehner）的情况也是如此。我最初是40年代末期在汉堡认识威莱尔的，而真正深一些的了解则始于1953年，也就是在我进入了联邦议会以后。从那时起，我几乎每周都遇见他。他给人最突出的感觉是，他有过在某种程度上讲比较严重的愧疚和忏悔的个人经历，这场经历造成了他不稳定的特殊个性。但威莱尔富有自我控制能力，我所说的是指那种在人生动荡中的控制力。他的内心完全与工人的事情联结在一起，基本法第20条——论述“民主和福利的联邦国家”那一部分——变成了他个人的政治目标。威莱尔是一个道德完美主义者，他那朴素节俭的个人生活方式以及他那种与生俱来的助人为乐精神就是其伦理道德的充分显现。 威莱尔想使国家和社会更加人性化，因此他倾注全部力量于社会民主，要证明政府具有社会民主的能力，并且要把它带入联邦政府。可是到了1969年，大联盟政府走到尽头。他也许对这种结局并不意外，因为这些社会民主党的高层在执政期间已经充分表现出了他们的政治特点。在这3年期间，威莱尔是全德事务部部长，这个位子显然是他比较喜欢的，至少他在这个位子上有能力帮助许多由于德国被分开而陷入危难的人。即便如此，他在1969年也同意，离开自己的部长席位，并作为主席回到议会党团。我当时认为，这种人事变动所带来的要求对于威莱尔是太苛刻了，因此提出作为一个条件，让他接任国防部长职位，因为这个职务原本就是勃兰特和威莱尔强加于我的。其实我早就感受到，左派势力将很快会在我们社民党内占上风，而我也就会到处遇到绊脚石。但我也知道，赫尔贝尔•威莱尔作为议会党团主席会成为我的后盾，而他也确实就是这么做的。 在13年的社民党和自民党联盟时期，尽管我与威莱尔在个人经历、个人判断问题的方式、方法以及性格等方面截然不同，但我一直很信任他。我们二人既非关系密切的私人朋友，也非遇事时个人反应、表述和用词方式相近者，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信任。在此，就涉及一个常见的然而却错误的观点：在国家或者党派内部，最高层的领导人物之间必须保持有私人朋友关系。其实真正应该保持和维护的，当属忠诚、互助、信任，所有这一切最终要拧成一股绳，汇成一股力，朝着共同的目标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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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其位》由青岛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