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时忧世

出版时间：2011-10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资中筠  页数：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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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人忝列“学者”圈，以笔耕为业，实际上是半百以后才开始。前半生所写文字都是奉命之作，多为“内部”报告，偶然以他人名义公开发表，也多为应景文章，不值得追认。我笔归我有，迄今不过三十载。前期主要是专业研究的学术著作。在“正业”之外兴之所至写点东西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然是与当时的开放形势分不开的。对我这个半生为驯服工具的人来说，发现原来这支笔还能属于自己，可以这样来用，是一大解放。开始只是偶一为之，且多为读书心得，后来逐渐欲罢不能，大量写作始于90年代，特别是正式退休之后。这些文章都是有所思而流诸笔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摆脱了命题作文之累。80年代初的心情充满了对未来的热情和期待，自己似乎大梦初醒，从精神桎梏和迷失中走出来。尽管仍然感觉到旧的顽固势力和种种太熟悉的思维习惯的羁绊，总的心态是乐观而有信心。以后种种是那时未料及的，所以从文章时序来看，越到后来，所表达的心情越沉重。　　我本无“倚马才”，以产量论，留下的文字实在不算多。现在几本集子告罄而有重版之议，我认为那些文字并非都有长远价值，且兴之所至，题材太杂。所以最后决定，选一些自以为还值得重印的旧文与尚未入集的新作放在一起，作为自选集，按题材分卷，共得五卷，呈现于读者，取名为：《感时忧世》、《士人风骨》、《坐观天下》、《不尽之思》、《闲情记美》。每卷中的篇章大体上按倒时序排列，无形中展现了这几年的心路历程。一些闲情记趣、述往怀人的文章，多写于前期，以后似乎不大顾得上这种雅兴了。这本非我所愿。前一本集子名《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原意是想退休后享受“出世”的情趣的。不知怎地，忧患意识日甚一日。后一本《斗室中的天下》，扉页上自题：“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如今纵观多年来的作品，不论是谈古论今，还是说中道西，其实也包括述往怀人，直接还是间接，总有挥不去的忧思。　　在“思想改造”的年月，每当我写自我批判时，总是说我受的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如今换一个说法，就是从家庭到学校，我自幼接受的是中西文化并重的熏陶。我本人虽然没有赶上“五四”，但父母师长辈都是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他们不论是否参加过什么“运动”，不论思想“左倾”还是“右倾”，不论是否出洋留过学，那些家喻户晓的大名人无论矣，就是默默无闻的中小学教员，其文化底色都是那个时代中西交汇的产物，自然体现在学校教育中。那时的学制是统一的，而办学是多元化的，私人办学很发达，不少教育家都把自己的理念贯彻到办学和教学中，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如此，校训也各具特色。在这百花齐放中，上述中西文化交汇的底色却是共同的。例如，现在人们提起教会学校都以为很“洋”，其实至少在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教育中国化政策后，洋人办的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大多很重视国文，学生的古文修养都能达到一定程度。同时，从小学起就有“公民”课，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些基本观念和行为规范贯穿其中。我一上小学，就学唱《礼记？礼运》篇中“天下为公”的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中学英文课朗诵过美国《独立宣言》。举此例说明当时文化背景于一斑。这种传统教育，“道德”和“文章”是结合在一起的。有许多事属于“君子不为也”，是当然的底线。作为“五四”标志的“德先生”、“赛先生”以及现在被称为“普世价值”的那些原则也都化为“底色”，没有争论，也没有感到与传统的“君子”有什么冲突。“科学”在心目中的地位至为崇高，而且自少年起在心目中就树起几尊高山仰止的榜样，记得当年在中学女生中“粉丝”最多的人物之一就是居里夫人。她的名言“要用手去触摸天上的星辰”传诵一时。因是之故，我对种种全盘否定以“五四”为符号的新文化之论决难同意，多篇文章涉及此问题，是有针对性的。　　冯友兰先生的东床蔡仲德君曾对冯先生做过精辟的概括，说他一生有三个时期：“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这一概括可以适用于几乎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只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像冯先生那样完成了第三阶段——或是不幸早逝，或是始终没有迷途知返。这“三阶段”对我本人也大体适用。所不同者，冯先生那一代学人在“失落”之前已经有所“实现”，奠定了自己的思想和学术体系，在著书育人方面已经做出了足以传世的贡献，后来回归是从比较高的起点接着往前走；而余生也晚，尚未来得及形成自己的思想、有所“实现”，就已经失落了，或者可以说是“迷失”了。后来回归，主要是回归本性，或者说回归那“底色”，在有限的幼学基础上努力恶补，学而思、思而学，形诸文字，不敢自诩有多少价值，至少都是出自肺腑，是真诚的。　　回顾自己几十年来的文字，既有变化也有一以贯之的不变。第一个不变，是对人格独立的珍惜和追求。事有巧合：2010年我发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其中对中国古今的“颂圣文化”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发表后引起不少读者的共鸣。文中引了韩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之句。如今重读旧文，忽然发现1980年发表的第一篇随笔《无韵之离骚——太史公笔法小议》中正好也提到太史公之可贵处在于没有“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那种精神状态，并钦仰其“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定是非”的写史笔法。此文发表后偶然为楚老（图南）读到，大为赞赏，专门找我去谈了一次，还反复诵读“不阿世……”这几句话，为之击节。若不是为出集子而重新翻出来，文与事早已淡忘了。现在回忆起来，我那时正处于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抚今思昔、思绪万端的状态。不知怎地常想到司马迁，于是重读《史记》，甚至曾起意要为太史公写一个舞台剧本，连序幕和主要情节都想好了，而且想象中舞台上的太史公是于是之扮演的。后作罢，以我的才力当然是写不成的。结果只写了一篇读后感。为什么想起“臣罪当诛兮……”这句话呢？大约是为当时各种受迫害的人被“落实政策”后一片“感恩”之声所触发。由此可见反颂圣、恶迎俗是我的本性，开始并没有那么自觉，自己也没有想到三十年后想明白了许多问题，却与开初的朦胧状态遥相呼应。《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所述中国“士”的精神轨迹，多少也有夫子自道的成分。遥望两千年前，犹有太史公这样的风骨，再看两千年后的今天“颂圣”和“迎俗”的态势，能不令人唏嘘！　　追求“真、善、美”而厌恶“假、恶、丑”，应该是普遍的人性。不过在阅历太多、入世太深之后，可能审美神经就会麻木。然而我在知命之年开始逐渐苏醒之后，这条神经却日益敏锐。似乎对虚伪、恶俗、权势的暴虐、草民的无告，以及种种非正义的流毒恶习的容忍度比较小。许多当代国人见怪不怪，不以为意，一叹了之，甚至一笑了之之事，我常觉得难以忍受，有时真想拍案而起，尽管许多事与我个人风马牛不相及，若不是现代资讯发达，我完全可能浑然不知。收于《感时忧世》卷中的许多文字都是如鲠在喉，不得不吐之言。事实上，时格势禁，并不能尽吐。而这种忧愤之思越到近年越强烈，从文章的年序中显示出来。近年来，有不少差不多同龄的旧雨新交都表示与我有共鸣。尽管经历不尽相同，而还原底色却有相似之处。也许因为我们青少年时受过同样的道德文章的熏陶（与后来各自的专业和道路无关），有比较强烈的正义感，当时所见到的社会黑暗面已让我们觉得不可容忍，向往美好、公平、正义的新社会，而且也曾经多次为之升起希望，所以对于方今现实与当初理想的鲜明对比感受特别敏锐。至于当年的“士林”风尚比之今日，只能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我的专业属国际政治学科，重点是美国研究。过去我出文集一向把专业与业余分开，因为我认为学术论文与专著都是面向业内读者的，且体例与随笔类文章也不大一致。此类文章曾单独集结出版，名《资中筠集》。这一次自选集把某些专业学术文章也包括在内，大部分集中在《坐观天下》卷，也有少数收入其他卷。这样做的考虑是：这一套集子以自己的思想为脉络，国内、国外，大事、小事，难以截然分开，某些自己特有的心得和观点在不同类型的文章内都有表述。从多年来得到的反馈来看，我发现自己的专业著述影响所及，“圈外”竟比“圈内”更明显。方今我国读者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日增，国际问题研究不是专业者的专利。我的文风大多“实话实说”，学术论文也不似高头讲章，少“学术腔”，对普通读者可能也还有可读性。不怕落敝帚自珍之讥，在重新通读自己二十、三十年前的一些文章时，发现虽然时过境迁，却基本上没有过时。因为我的取向是从大历史角度研究世界，不拘泥于一时一事，并且更多着眼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不论是对美国，或是对其他国家（例如所谓“大国崛起”）都是如此。有些预测性的看法证诸后来的发展，既有错判的，又有证明预见的，都保留原貌，立此存照。有的观点为我首先提出，现在已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尽管仍有争议，例如美国对外行霸权，对内行民主，并行不悖；例如衡量美国兴衰的趋势不以GDP占世界份额为依据，而是创新能力、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全球优秀人才的实际流向；有些史料鲜为人知，如联合国成立的起源和最初的主要争议、台湾问题之由来，等等。　　说到“底色”，我们这代人还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当然与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关，也与自幼接受的教育有关。民族振兴是我们刻骨铭心的向往。我从未“居庙堂之高”，却也不算“处江湖之远”，不论在哪个时代，自己处境如何，对民族前途总是本能地有一份责任感和担当。在这个问题上自己的思想也有所发展，近年来无论回顾历史还是展望未来，视角重点日益移向“人”，而不是抽象的“国”。由于中国近代与列强交往中常受欺压，国人习惯地把个人的命运依附于“国家”的兴衰。这在原则上似乎没有问题。但是由于从来没有真正实现“民治、民有、民享”，代表国家的政府不一定代表具体的百姓（我现在尽量避免用“人民”一词，因为这个词也与“国家”一样，被滥用了），于是统治者太容易以“国家”的名义侵犯百姓的权益。国人至今看历史，还喜欢歌颂频于征伐、开疆拓土的君主，今日之青年还为古代专制帝王的虚荣而欢呼。而我却经常想起“一将功成万骨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以及《吊古战场文》、《兵车行》，等等。中国自古以来的文人不缺悲天悯人的情怀，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深有所感的。　　另外，我由于多年来工作和专业的关系，对外部世界多一些了解，对世界文明史有探索的兴趣，形成了自己“人本”的历史观，也画出自己看待中外历史的坐标。我心目中的“人”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不是笼统抽象、集体的“人民”，或“×国人”。因此，近年来日益强烈地感觉到，我国人在“爱国”的口号下所滋长的虚骄之气和狭隘的国族主义（我现在觉得称“国族主义”比“民族主义”更恰当）恰好是民族振兴之大碍，而某些媒体片面宣传的误导和煽动害人匪浅。从1996年《爱国的坐标》发表开始，有多篇文章论及这个题目，包括《君王杀人知多少？》、《兵马俑前的沉思》、《人格与国格孰先？》，等等。　　本文正当结束时，发生了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漏的严重灾难，举世关切。日本的灾难更足以证明需要加强“地球村”的意识。天灾是如此不可测，而“人”自己的“发明创造”究竟是造福人类还是惹祸，值得深刻反思。这绝不是一国一地的问题。今后超国界、超民族，需要共同应付的天灾人祸定会层出不穷。而各国政治家何时能超出狭隘、自私的“国家利益”的惯性思维和强权政治、损人利己（其实也损己）的行为模式？其中，大国、强国显然比小国、弱国有更大的影响、更重的责任。他们，或者我们大家，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自称“常怀千岁忧”，人类还有一千岁吗？　　2011年4月

内容概要

　　本书所收内容涉及中国发展道路、新闻媒体自由、公民教育、高等教育科研、文化建设方向等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作者直接针对社会生活情况展开讨论，最大的特点是，从深层次的历史、思想观念、文化心理诸因素展开分析，结合理论谈现实，或挖掘历史渊源，或作中外对比。

作者简介

　　资中筠，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参与创办《美国研究》杂志与中华美国学会，曾任杂志主编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创办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1996年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仍继续著述，并应邀参加各种学术活动。除有关国际政治和美国研究的专业著述外，撰有大量随笔、杂文，并翻译英、法文学著作多种。
　　主要著作：《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20世纪的美国》）、《财富的归宿》、《资中筠集》等。
　　随笔集：《斗室中的天下》、《锦瑟无端》、《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学海岸边》（与陈乐民合集）等。
　　译著：《公务员》《浪荡王孙》《农民》《啊，拓荒者！》《哲学的慰藉》等。

书籍目录

也谈“中国模式”
岁末杂感致友人
断想数则
“三反”运动值得给予积极肯定吗？
千条万条，反腐败是第一条
公民社会离我们有多远？
叫停“形象工程”此其时矣！
可否慢一点奏凯歌？
我的困惑
灾后感言
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必要条件
问题关键在哪里？——也谈收容制
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
优生还是怪胎？
“小骂大帮忙”新解
什么人“经骂”，什么人“不经骂”
“非典”与“五四”精神
痛定思痛话“非典”：再反思
为实现“为民喉舌”的神圣职责而努力——作为受众对我国新闻媒体的企盼
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困境
我们的“文化”怎么啦？
唯有思想是不能用钱买的
学校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合格的公民
大学“评估”之弊
中国人还是应学好中文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也谈学术腐败
大学文科向何处去？
从“社会达尔文主义”说起，兼及中国国情
人格与国格孰先？
一定要“团圆”到皇帝身边吗？
男子中心社会的“语境”
跨世纪中国人将何以自处？
有感于冯友兰先生的“反刍”
由宋朝汪藻文章想起大学生辩论竞赛

章节摘录

　　《炎黄春秋》2009年第1期刊载关于“三反”运动的文章，结尾称该运 动“无论给以什么样的积极肯定，都是不过分的”。实在难以苟同。诚然 ，由于对当代史真相的屏蔽，一般民众只知当年有刘青山、张子善两个贪 官被毛主席下令枪毙，感到无比痛快。由于法治不健全，中国老百姓仍未 摆脱期盼“青天老爷”或“明君”为民除害的传统心理，出于对今日贪腐 之痛恨，把那场运动理想化，也不足为怪。但是那篇文章前半部明明披露 了许多“扩大化”的情节（当然远不足以反映其严重性），最后得出这样的 结论，令人不解。这里面的逻辑说明长年政治运动熏陶下的思维定式影响 深远。 其一，只问结果，不问程序。如果说，最后“树立正气……树立共产 党的威望”的结果值得肯定，那么在这过程中无数受冤屈、受伤害、人格 被侮辱、精神受戕害、家破人亡，乃至自杀的人呢？最后“落实政策”， 受罚、判刑的人数之如此“少”（姑不论其中尚有多少冤案），更说明原来 蒙冤人数之多，他们所受的有形、无形的损失，以及直接、间接受其牵连 的受害者，是无法统计，也无法弥补的，更不用说已经“迫害致死”的生 命。为了“除恶”，必须以如此广大的善良人们的身家性命为代价吗？而 且，这种损失是从来得不到赔偿的。 其二，“有罪推定论”。先把广大无辜者当作犯罪嫌疑人，“沙里淘 金”地找真犯，实际上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翻版。对于 这点，共产党高级领导中胡耀邦觉悟最彻底，他曾说，每次运动都说只打 击5%，团结其余95%；一次次下来，终于发现95%都成了打击对象（大意）。 所以，改革开放之后中央曾做出决定不再搞“运动”。不过实际上变相的 大小“运动”又搞了几次，说明这种“传统”积习难改。 其三，以“运动”治国代替法治。那么多人，只因其工作涉及钱物， 就被当作潜在的贪污犯，无端被剥夺人身自由，“审查”批斗的手段完全 是逼供，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在新政权建立伊始，就开了蔑视法律、任意 侵犯人权的恶劣先例。以后历次“运动”都依此办理，施之于思想领域， 就更加没有明确的边界，打击面一次比一次大，直到“文革”达于顶峰。 “文革”号称“史无前例”，是就其“天下大乱”的规模和残酷、荒谬的 程度而言，事实上在治国理念、思维模式上是有例可循的。 其四，以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无法无天，而所有执行者都无法有“ 天”，这“天”就是一个人在某时某刻的一句话。“三反”前期的大打“ 老虎”是因一个人的几句话，并下令限期做出“打虎预算”；刘、张是否 罪当死，亦无法律依据，只因“树典型”需要，就成钦定要犯，各地照此 办理，“死罪”只凭第一把手意志决定；后期同一个人又说要“实事求是 ”，批评“主观主义”，把造成如此大面积伤害的责任推给下面执行者的 “主观主义”。这种驭下、驭民，收放自如之术，贯穿在历次政治运动之 中。那使几十万大小知识分子上当的“阳谋”自不待言。接下来的“大跃 进”，以一人的师心自用，造成饿殍遍野，又以彭德怀的冤案钳众人之口 ，忽然转而批评下面虚报、浮夸，下令“实事求是”。一人上下其手，永 远英明正确，而在这过程中造成多少冤案、冤魂，在所不计。 其五，所谓树立“正气”，值得怀疑。从本质上讲，在全民范围内进 行逼供，不是整人就是被整，鼓励互相揭发，造成杯弓蛇影互不信任，“ 正气”何在？事实上，正是从“三反”开始的（在此前的“镇反”已经开始 ，不过规模较小）这种一浪高过一浪的“运动”造成了一种“揭批”文化， 把一时的“政治”任务置于一切人伦、道德之上，或被迫，或自愿告密成 风，至亲人反目，友情疏离。中国传统士大夫重名节，“士可杀，不可辱 ”，在“三反”中无端被诬为贪污是最大的人格侮辱。所以王世襄老先生 对各种人生坎坷、政治帽子都能泰然处之，唯独对于当年被诬陷贪污故宫 文物这一点，至死耿耿于怀，一定要讨一个明确说法。自“三反”以降， 历次“运动”中莫不对批斗对象采取人格侮辱的做法，使人人以最坏的设 想加于他人，也加于自己。于是，善恶是非都被模糊、颠倒，似乎天下无 “好人”，随便什么人，干什么坏事都是可以想象的。运动一来，高压之 下，说假话成风，何来“正气”？“三反”运动实开其先河（这里只谈1949 年之后，在此以前的，如延安“抢救运动”等，姑且不论），只是时间比较 早，范围尚不如以后的“反右”那样大，但本质上是有共同之处的。 其六，“三反”与“五反”是分不开的，而且后者是重点，其对象是 广大民族工商业者。就被打击的对象而言，“五反”与“三反”一样先扩 大，后收缩，最后“落实政策”。但是其更加深远的影响是各阶层各党派 代表共同制定的“共同纲领”不到两年，转身即遭废弃。从此时起，完全 背离“新民主主义”道路，而企图跳跃进入“社会主义”。刚开始恢复元 气的大小民族工商业遭到当头一棒，逐步被取消或收归国有。国民经济受 到破坏，几十年不断向“左”的建设弯路从此开始。著名爱国企业家卢作 孚在运动一开始就自杀，主要不是因为个人受迫害，而是敏锐地意识到前 途绝望，颇具象征意义。P20-23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和资中筠是三十多年的至交，有通家之好。她学贯古今中外，胸怀天下黎民，勤奋好学，与时俱进，笔耕不辍，思想常新，很值得我们学习。她对属于正业的国际问题研究，造诣很深，特别在美国某些专题的研究和中美关系上，有不少突破。近些年来，她进一步拓宽了视野，扩大了境界，更加忧国忧民，愤世嫉俗，写了大量针砭时弊、捍卫正义的文章，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和诸多名人激赏，在社会上和舆论界引起很大反响。借自选集出版首发之际，衷心祝愿资中筠健康长寿，继续言说。这将是读者之福，中国学术思想之福。”　　——何方　　　　资中筠先生是总让我产生自卑的长辈之一。在她面前，我从来都有一种惶恐如影随形；有一种做错了什么和什么做得不够彻底的感觉始终笼罩着我。她的学识，她的人格，常常像镜子照出我的一些丑态来。读她的文章，我知道自己的文字有多么的华而不实；和她谈论文化、文学、历史和现实与时弊，她又常常让我哑然失语，觉得自己不仅是没有读过几本书的人，而且是一个连精神上都有腰间盘突出症的严重患者，是一代“腰痛作家”中的一个。每一次和她的文字与她本人交流之后，我都对自己说：回家多读几本书吧，把你的腰挺得再直一些吧！　　——阎连科　　　　一句“学而优则仕”，一个科举制度，把读书人赶上“做官”的单行道，一赶就是两千多年。读书人希望“致君尧舜”，君主们则得意于“入吾彀中”。结果，一旦为臣，从此失去了话语权，想说什么，都得看上头的颜色。强项者多半掉了脑袋。“臣”，其造字的本原意思，就是绳索牵着的奴才。社会进入“现代”，必须有一批独立的自由思想者，其责任不在迎合上意，而在批判现实，构想未来。资中筠先生是其中一员。当为政者开始懂得独立思想者的重要并学会从他们的思想创造中汲取理念时，中国才有可能走出“中世纪”。　　——陈四益　　　　“每回我读资中筠先生的文章，听她的发言，总是十分惊讶她如何从一堆乱麻中，一堆似是而非的说法中，迅速找出事情的本质，切中要害。她举重若轻的文字，引导着我们对几乎所有重要问题的基本方向。”　　——崔卫平　　　　“资中筠先生是我的清华学长，也是我参与编辑《炎黄春秋》杂志的编委和主要作者。她不阿世、不迎俗，以独立的人格，自立于天地之间。她的风骨一直为我景仰。资先生学贯中西，思想深刻，文笔清新典雅。听先生的演讲，读先生的文章，或醍醐灌顶，或如沐春风。她对世界和国事的洞察，常给我以启迪。先生的著作集结出版，是对我国文化事业的一大贡献。”　　——杨继绳　　　　祝贺资中筠自选集的出版！资中筠先生是我们当代中国几代学人中的异数，她的学养深厚而健全。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开放心态，中西文化并重的熏陶，无形中成全了她这样一个文化意义上真正的“富家子”：虽曾失落仍能高贵，虽然峻急仍能优裕，尤其是能立足道统而能教训教化。她晚近的写作，是一种回归自我和文明常识的人生示范，是对当代汉语中暴发心态、投机心态、造论心态的校正。她对“独立”的珍爱，她的文字和人格尊严，传承了我们中国文化的立法者们称道的文明精神：自作元命。　　——余世存

编辑推荐

　　《资中筠自选集：感时忧世》是资先生第一次具有总结性的全面性的作品的结集出版；本书是资先生在学术研究之外，关注国计、民生等诸多现实问题，“心忧天下”的知识分子的忧思录；这些年来资先生有影响的文章都汇集了，比如《岁末杂感致友人》《我的困惑》等。

用户评论 (总计17条)

•   资中筠自选集 感时忧世
•   非常喜欢，相见恨晚。
•   感谢节假日还坚持送货的师傅们。
•   　　 陈乐民，资中筠，林达，刘瑜，近来读这些人的书读得比较多，对欧洲包括美国的文明以及政治制度，再对比中国现有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
  　　 最开始读的是陈乐民先生的《欧洲文明十五讲》，《给没有收信人的信》，然后趁寒假读完了刘瑜的《民主的细节》和林达夫妇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四部曲， 开学后想找陈乐民先生的《启蒙札记》和《对话欧洲：公民启示》，无奈卓越和当当上面都没得买，《启蒙札记》更是连淘宝上面新书二手全买不到。而《启蒙札记》一书又是陈老先生在晚年花费了很多心思才写成的，只是盼望给民众一些启蒙。
  　　 其中买不到的原因，不得不让人有些疑虑。
  　　
  　　 还好资中筠先生的《自选集》五本还是可以买到的，今天下午拿到书后便一口气把《感时忧世》读完了，很多收获。
  　　 我想资中筠先生的这五本自选集给我的冲击和收获应该不会少于林达夫妇的四本近距离看美国，希望如此。
  　　
  　　 当力荐。
•   　　 读资中筠的《感时忧世》，颇为汗颜。
  　　 自己关注小我太多，对这个社会却关注太少。
  　　 喜欢这样一个睿智优雅的老人，喜欢她们家的文脉传承。这样的人，总是让我心生向往。我父母文化不太高，从我开始，勉强可算半个读书人。当以求良知自勉。
  　　 在个人已然很无力的时代，去看这个社会的不公，去探讨制度的不公平，似乎是做一件很不相关的事情。如果我们连自己都养不好，那些人就会抓紧了机会说：你现在的抱怨，不过是为了个人利益罢了，等到你也能享受的时候，你就不会这样说了。所以，要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也要先尽力让自己更强大。
  　　
  　　
  　　 资中筠自己身处庙堂之高，却不似其他安然享受之人，按她自己的话来说：“现在资讯特别发达，因为有网络，而且我是被动的，我收到人家寄给我好几十份的报刊杂志，这里面透露很多信息。光是纸媒，现在有一些不错的，有一些我佩服的记者，他们是做深度调查的，让公众了解真相。我了解了这些事实以后就不能无动于衷。有人说我自己已经衣食无忧了，过得好好的，所以吃饱了撑的要自由民主了，没事儿干了就要自由民主，好像自由民主是一种奢侈。其实是相反的，我要是没事儿干了，我过的好好的，我可以什么都不管，什么事都不干，我家里有那么多好书，有琴，有音乐，有唱片，我为什么要关心这些事情？但是我已经知道了，就欲罢不能。”《自选集首发式讲话》
  　　 她对于自己的身处庙堂之高，也并不太喜欢。因为给国家领导人做翻译，别人在介绍她时这一身份几乎成了代名词，她就特意写文说明：
  　　 “我年轻时被分配做了十几年翻译，并非初衷。那时“此身非我有”，工作不是自选的。后来越来越感到厌倦。对因工作关系而得以见“大场面”，接近“大人物”，兴趣索然。旁人看来也许以为值得羡慕，我却有庄子寓言中的“腐鼠”之感。 所以改革开放之初刚可以有一点选择权，要求调工作不再算大逆不道，我就赶忙申请调到研究单位，以读、写为业。不论如何，总算有一点独立性，从此告别整天重复别人的话之苦。（至于笔译我自己选择的、自己欣赏的古典名著，或有意思的美文，那是一种“再创作”和自娱，又当别论）。我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只有短短的五、六年中有过为领导人翻译的经历，难道其他都不足道？特别是后半生虽然碌碌无大成就，但也多少有所思考，形诸文字，任人评说。肯定、否定，都是我自己的，有无价值，以此为准。还不至于要凭借曾为大人物（不论中外）服务来抬高自己。所以对此类介绍产生逆反心理。为什么外界偏偏注意这一点呢？也许是出于误解，以为说明一种地位，算是恭维；或是迎俗，大人物总是“吸引眼球”的。我本可以不去理会，但是近来遇到此类介绍越来越多，这一身份越来越突出，使我感到非表明态度不可，以免人们以为是我自己喜欢以此炫耀。我不能否认，也无需讳言我曾有此工作经历。幸好，本人在“文革”开始后入了另册，与红墙之内绝缘，于是在我的翻译经历中没有“四人帮”成员以及当时任何一位新贵，这是值得庆幸的。到了那个特殊年代，“首长翻译”确实只限于极少数特殊人物了。但是假设（只是假设）我当时竟然也被召去执行为某人翻译的任务，当然是无法拒绝的，那么今天“曾为……翻译 ”该如何介绍呢？
  　　 所以今天对“独立”二字弥觉珍贵，只希望能以独立学人的身份立于世，也希望世人以此知我、罪我。” 《关于我的简历》
  　　
  　　
  　　 她自己经历过文革的苦难，经历过失落的痛苦，因此在得以重新自由书写之时，更关注“人”的尊严与幸福。她说：
  　　 “现在研究国际问题跳出了以国家和政府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我自己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最初的时候，我写东西也是这个取向的，但是越来越觉得可以换一种角度看问题。看历史也不是看哪个皇帝疆土最大就是最好，国强民不一定强、不一定幸福，我越来越倾向于以个人为本来考虑。我现在不愿意用“人民”这个词，因为“人民”这个词已经被用烂了，以“人民”的名义危害了不知道多少一个个实实在在的生命和权益。所以，真正的“以人为本”是以一个个人来考虑问题，每一个人都是鲜活的生命，加在一起。这就是马克思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都是独立的，加在一起，最大限度的得到了幸福，这个群体就是幸福的。至于国界的边界要划在什么地方相对说来是次要的，这句话说出来可能要被人家骂“汉奸”。“君王杀人知多少”这篇文章，就是从汉武帝想到而写的。我不是凭空的，完全有事实根据，我也不是学历史的，就是从《资治通鉴》整个西汉一路捋下来就可以知道，也不用讲老百姓死了多少，三品以上的官员，真是不知道杀了多少，而且汉武帝被我们认为是最伟大、最了不起的。” 《自选集首发式讲话》
  　　 她因为感觉到国人在“爱国”口号中所滋长的虚骄之气和狭隘的爱国主义，在《国家兴亡，匹夫无责》中严格将“天下”与“国家”做了区分，按顾炎武的想法，即，“国”指的是政权，政权的兴亡，也就是改朝换代，那是在位的皇帝与大官们的事；“天下”指的是道统，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民族精神，社会正义，那是“匹夫”有责的。
  　　
  　　 在资中筠先生的文字中，处处显现出一个学者的理性、冷峻以及对当下现实的深入思考。
  　　 在书中摘录她的文字如下：
  　　
  　　特别是现在异地为官，任期都不长，对本地并无企业主或封建领主那种主人翁感和长远打算。……所以多数人只求短期出表面功绩，或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及时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而很少人愿埋头于长期方能见效的建设。P8
  　　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P11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P17
  　　由于法治不健全，中国老百姓仍未摆脱期盼“青天老爷”或‘明君”为民除害的传统心理。P20
  　　过去有贪官，特别是高级贪官落马，受到法律惩处，公众拍手 称快。现在已经引不起这种反应，公众只认为是背后权力争斗的失利者，与社会正义无关，即所谓“选择性执法”。说明公权力的公信力己很微弱。不言而喻，民心如此，是很难维持社会稳定的。P28
  　　政府权力无处不在，市场不是依法治理，而是行政管理，实际上市长官意志，带有很大随意性。P29
  　　很少国家像我国这样上地完全国有，既然如此，政府完全有权力可以进行支配，使其最有利于国计民生，达到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最低理想。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片片良田被售予升发商用于极少超级富豪享用的奢侈娱乐场地，或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城市房价在经济低迷时照样居高不下。显然，这绝不是市场经济之过，而是权力逆市场规律的滥用之过。所以“国有化”不但不能遏制腐败，其本身就是腐败源之一。P31
  　　选民越知情，就越难被政客操纵，然后廉洁奉公、力图革新的 人物被选入各级的议会组织，逐步使议会得到净化，这是一个过程。 ……但是光靠选举，选民没有知情权，是盲目的、表面出，不能真正行使民主权利。
  　　一些大国如美国这样的国 ，情况比较复杂，有滋生腐败的土壤，最近美国金融危机暴露出的华尔街的贪婪，说明只要放松监督和监管，腐败是随时滋生的，所以反腐不能一劳永逸，需要锲而不舍地揭露和斗争。好在美国一有事情全世界都知道，所以“丑事”很快成为“丑闻”。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出过一个公式：社会自我纠错能力=丑闻/丑事×时 间系数。也就是说：社会黑暗面被揭露出来的比例越高越及时，就越有助于解决和纠正，社会进步就越有希望。这就是舆论监督作用，所以舆论可作为社会净化剂。P32
  　　一般说来，地方政府欢迎钱和物，却不一定欢迎人及其活动。他们往往在意的是掌握对钱物的控制，不愿意“大权旁落”。而志愿者关注的是弱势群体的福利，或是带有社会改良性质的项目，与地方政府所关心的“政绩”可能不符合一一姑且不论更坏的、与腐败有关的原因。另外，志愿者都是外来者，他们的出现打破当地多少年形成的成规和潜规则，满腔热情为当地“做好事”，却不一定被接受，常会遇到各种尴尬局面。P38
  　　谁代表“国家”或“全民”拥有这些企业？他们是一群完全超脱于私利的，“特殊材料构成的人”？既然这种人是不存在的，作为一种机制，行政垄断与大财团垄断究竟有何区别？就以平头百姓深以为苦的房价来说，不都是掌握在“国家”手中么？……掌握地产的政府或“公家”，为什么不能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解决民生问题昵？……归根结底，部门、集团以及有关的个人的既得利益是实，“全民利益” 是虚，除非取消垄断的权力，前者不会让位于后者。P56
  　　上世纪80年代就听说有一位居高位的老革命访问英国后叹曰：我们想要做的，他们都做到了，只要换成共产党领导就差不多了。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标志主要在于是什么党领导?谁(who)做，比做什么(what)，更重要？P58
  　　首先，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公民参与”必须建立在知情的基础上。新闻媒体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传播真相，所谓“知情的公众(informed public)才是行使民上权利的前提。美国开国元勋之一杰斐逊有一句名言：“在一个文明国家，若指望在无知中得到自 由，过去从未有过，将来也绝办不到。”消除无知，一是普及教育， 二是发展新闻事业。P70
  　　这一批智力资源即使有十分之一能在国内发挥作用，我国的发展速度将不可以道里计。何况现在还在源源不断地流失。以我的母校清华大学为例，不知有没有做过统计，近二十年的毕业生有多少留在国外，人在国内的有多少是在为外企工作，再剩下的又有多少真在用其所长，做出应有的贡献？这里的关键是营造一种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的环境，而不是单纯鼓励回国。P218
  　　
•   　　 多听老人言
  　　
  　　资中筠先生是我素来敬仰的独立学者。特地在学者前面加了“独立”二字，是想说她不同于当今同列的专家学者，贱如余含泪，奴如王羡鬼。所谓独立，也是资先生在书中提到的——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败论英雄 ，不以荣辱定是非。
  　　
  　　当然，有些时候是也很难做到独立的，文ge浩劫期间，她与陈乐民先生也是吃过苦，受过累的。
  　　资中筠的《感时忧世》，开篇便是《也谈“中国模式”》碰巧之前收有陈乐民先生的《对话欧洲—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时常听到关于“公民社会”的讨论，从做学问的角度讲，要从西欧近代社会史找线索，发现社会肌理”后又得知资先生和陈先生原为伉俪。。他们都在做正本清原的工作。
  　　
  　　有人说从这本书里读到她深邃而理性的思考，这当然有理，但我读到的是当今大多数学者没有的谦逊与反思精神。谦逊是有内而外散发出来的人格魅力。资先生不满别人对她的介绍，总要加上为某某某做过秘书，似乎有标榜的意思。于是便自为简历。这是值得我们敬重的。
  　　反思是她作为一位过来人，回首过往的喟叹与忧思吧，这是值得我们所应倾听的声音。
  　　
  　　资先生每见社会不平事，便要写文章发声。先生在香港书展的名家讲座里也自谦道：我写东西和发表意见往往是针对当今流行的观点我不能同意的，我讲的没有很深的学术道理，无非是常识和逻辑，对生活的体验和感悟而已。有人说这是废话，这当然是废话。
  　　
  　　这让我想到梁文道在他的时评集《常识》的书腰上，也曾说过：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只因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
  　　
  　　而正是像资先生和文道这样的书写者在给大众普及常识。功德无量。
  　　文人论政，书生办报是士人一直以来的不懈追求。资先生自题——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亦是士人风骨的体现。在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办报是一种犯罪，而论政也往往伴随着危险，小到封号，比如笑蜀，大到坐牢，比如敏感词。
  　　
  　　读资先生的文章，感觉不到刺，而是苦口婆心的温和劝告。这是一位经历丰富的老人，见过的桥比我们走过的路还多。在她面前，我们应多听老人言。
  　　
  　　读资先生的文章，文字干净，文脉顺畅，让人感到一股清新的民国范。这与她优良的家学有关吧。所以很多人在批评五四的时候，她写文章为五四正名。而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自己反对什么。
  　　
  　　在一个公知被污名化的社会里，我仍然愿意称资先生为公共知识分子。因为，资先生每写一篇文章，便是为这污浊的社会注入一泉活水。而我们，放下幼稚与偏见，多听老人言，也算是对他们的回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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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21世纪的文艺女青年，更多的时候面对这个世界的不公平，我更愿意选择去愤怒，忘记思考，更认为自己的思考于事无补。
  　　
  　　 看过龙应台的《野火》感到酣畅淋漓，但总也觉得有点遥远。毕竟我不在海峡那一端。后来喜欢刘瑜的锐利和幽默还有那么一点智慧的灵光。于是想着还是思考吧。直到我看到资先生的书，才第一次认识到了什么叫思考的力量，愤怒的温柔。她慢条斯理得解剖社会现实，每一刀都直切要害，我处于中国教育之下，感受到教育一路走来作用于我们的点滴。
  　　
  　　
  　　 在很多年之前，我看书时有一天自己问自己，十几岁的年纪我于自己的祖国可以做什么，十多年的教育为什么没有人能告诉我什么是中国的民主，什么是中国的人权，我为什么从来都不去思考现在的社会需要我们做什么，从来不去问一问自己为什么不喜欢看新闻。后来才发现，有一部分社会教给我们的只是去接受，而且是已经过滤好的知识，什么需要我知道，什么不需要我知道，我没有了选择权，我的同学同辈们同样没有选择权，或许说我们连自己有这样的选择权都不知道。很可悲，但我们活泼开朗的接受它，欣然的接受它，沉浸在音乐，电影，电视剧，恋爱，叛逆，自以为是的勇敢，无所畏惧的天真。
  　　
  　　
  　　 资先生的书于我像是一扇门，原来社会中的问题还可以这样去看。不是漫无边际的刷帖，吐脏话，不是“恨铁不成钢”的疑惑上天为什么没给我一个叫李刚的爸，不是不理智的见人就抱怨这个社会没救了，我们无能为力了。
  　　
  　　 在这个全民拼爹的年代，我无法改变我的生父，也无法让家里送我去贵族学校去 拼同学 ，周围的同学不断的用不同的各异的途径出国，离开，或是挣扎着考研，读博，奋战在考公务员的路上，怨了很久，无奈了很久 还是接受了，于是换个角度看社会，我不在愤怒，开始思考，离开能怎样，根还在就走不远，愤怒能怎么样，不如思考改怎么办，靠我二十几岁的智慧不会改变什么，靠我一个人的 释怀 不能让大家都满意。但我想着这个繁华浮躁的都市里，农村的想到城市，城市想到大城市，大城市想到国外，那国外呢，大家匆匆忙忙赶路的时候，有多少人在认真的看书，思考，或许一个人思考，不算什么，但聚沙成塔，当我们整个一代人都在思考，那或许就会不同。
  　　
  　　 大三了，学会少说话多思考，脚踏实地的走路，认认真真的思考，就是对这个社会改变的推动力。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不再愤怒，开始思考~~ 还有最近决定要开始学法。总觉得那是我冥冥中注定要做的事~~
  　　
  　　
  　　PS感谢法星社网络读书会的赠书， 读书思考，静下来去聆听 这是一种力量~~
  　　
•   　　 断断续续读完了资中筠先生的《感时忧世》，感觉汲取了许多思想。思想这东西说不出个所以然，个中滋味得慢慢咀嚼了。先生的思想，充实到我的脑海里，最终也会化为我心里对这个社会的指针的一部分，指向我想去的地方。
  　　 资中筠先生的这部书，用她自己的话，就是“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先生说后半生才终于发现笔还能属于自己，写自己所想，欲罢不能。但没想到的是，心情却越写越沉重了。
  　　 书里谈的最多的，我想一个是腐败，一个是教育。腐败充斥于社会的所有角落，成为了高速发展的隐忧；然而，还有些人鼓吹说腐败是发展必经之路，岂不荒谬。而教育，决定了我们国家的未来。然而我们的国家对于教育实在是太不关心了。长此以往，我们这一代还有无人能从前面的人手上接过大旗呢？况且最近北大的贿赂事件爆出，虽还未被证实，但这冰山一角，却于“腐败”，“教育”都刚好沾上了。多么典型！于这两项，实在还有太多可以做的了，还有太多可以忧的了。
  　　 先生的文笔是清淡的，有温婉如玉之感，但中间又显露着骨气。对社会怪象的呼声，常有振聋发聩之感。
  　　 比如谈到从前那个时代，以运动治国代替法治，从而导致了一系列动乱。看现在的社会状况，岂非也有这样的趋势？在舆论的影响下，如何保证司法的公正呢？不过，居高位者不遵法守法，也是导致现在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还有从英语谈到我们的文化，理工科不考中文考英语，和国家花大力量在国外兴建孔子学院比较，我想，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文化可以带来实际的力量，即使在外面推行再多，又怎能得到精髓呢？
  　　 书中对于民主亦谈了许多。民主于我们的国度，尚属存在于高高在上难以触摸的地方，而先生以对美国的熟知道来的民主，比其他书上说的，又更加平易了。民主精神真正体现在输得起，我想我们离这一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限于笔拙，只能写这么多了。《感时忧世》是一本贴近社会而又与家国大事丝丝相扣的好书，启发思考，值得一读。
  　　 又及：感谢法新社网络读书会的赠书，让思想被需要的人所汲取，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希望可以一直做下去。
•   　　 读这本《感时忧世》，和读资先生其它几本自选集一样，既被先生的真知灼见所折服，又被先生的优雅和淡然所倾倒。
  　　 《感时忧世》是资先生的政论合集，多篇文章都涉及时政以及当今中国的敏感时局，但资先生做为曾经的主流学者，能大胆和冷静的剖析执政党几十年来的错误缺点，大胆否定当前仍在执行的多项政策，并指出改正之途。先生的拳拳之心值得敬佩！
•   　　之前从梁文道的杂文中了解到作者，百度介绍中突出的描述了他曾为主席翻译，参与尼克松访华等重大历史事件。
  　　
  　　展卷阅读，作者在前言中变加以着重澄清，作者从事翻译工作，后为中美问题研究的领域耕耘数年，期间不过有过4个月的临时抽调的翻译工作，老人不解为什么各种访谈都要突出这些。于是联想起季老书中也云自己不解“国学大师”，不过更加调侃，在人生的这一阶段，老人希望给时代留下的是什么，都在后面的文字中了。
  　　
  　　文中所谈，世人皆醒，只不过大潮未退，大家还在奋力裸泳。此前韩寒新年发文3篇，谈到了最好的道路是改良，在实际行动中就是不停的去要，其实所谓民主，不过就是个讨价还价的过程。
  　　
  　　你问北欧人民你们民主吗，人家觉得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你问新西兰人民你们民主吗，人家觉得我国家各种垄断，我们还在和政府讨价还价，你问西班牙人民你们民主吗，人家觉得你是不是搞笑，我们从来没信任过政府，这帮王八蛋换来换去都一样，你问希腊人民你们民主吗，人家休假晒太阳，等待欧盟拨款援助呢，没时间和你说话。
  　　
  　　而在我们这里，我们都叫他们民主国家。其实那不过就是个壳子，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世界不是非社即资，不是非民主即民主，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所以这里我是赞同韩寒的改良提议，要不停的要，全方面的要，全领域的要，要讨价还价，要锱铢必较，要不要面子，围观也是一种力量。
  　　
  　　只不过东方人有自己的价值观，也不可能全方位的复制西方的民主制度，我们对于个人和社会，家庭和社会是有着完全不同排列顺序的，尤其是经历了这些年的国外生活和旅行，那些直接套用西方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其实都不过学到了皮毛，反而丢掉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和传统。
  　　
  　　回到书中，老人担忧的事情就像美国一位高级观察家说的那样，我们所谓的中国崛起，其实是指中国沿海各省的地域崛起，如果说民主可以当经济水平达到韩国台湾的水平时，顺应历史而发生的话，那么那更大片面积的国土呢。
  　　
  　　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这一代也许就是见证历史的一代，幸运或者不幸，我们生在时代发展的30年，谁又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
  　　
•   　　刘苏里（万圣书园创立人）：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七年前，也是一个秋天，“读书25周年”的一个民间庆祝活动，我们请到了资先生和陈先生有一个小规模的讲座。当时我和资先生通话的时候问资先生，“您是否能够答应某年某月某日出席这样一个活动？”资先生说“讲什么？”“您可以随意”。资先生就说，“我讲一个文明与野蛮吧”，我当时在电话里就咯噔一下，因为“文明与野蛮”是一个很大的题。在一个春和风暖的下午，资先生到了会场，在两个小时的活动当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七年以来，我始终没有忘记的是资先生的一段话，她在讲座中特别提到：“比起上一辈，章太炎、胡适先生，我自己就是一个野蛮人。”这句话给我很大的震惊，七年来我没有忘却这句话。以我对资先生的了解，怎么这样一个人自称是野蛮人呢？如果资先生是一个野蛮人的话，我这一代人是什么？至少七年以来，我个人的活动和很多想法正是由资先生的这句话重新开启了我对自己活动和想法一个思考。
  　　我谈这个故事就是想告诉我对资先生所有文字的一个体会，特别是上个世纪末到这个世纪初十几年的文字，我从资先生最早的文章到后面的几个集子，《锦瑟无端》等等大作，我是资先生十五年以上的读者。我的一个感觉或者体会，资先生这十几年以来的创作，我猜想，她正是在那天下午说的那一句话大的背景下所进行的，她这一代人如果是作为野蛮人，那十几年以来所作所为想力求脱颖而被束缚，同样我们这一代人要比资先生更加沉重、更加困难、更加无望。
  　　资先生的创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包括《感时忧世》，陈乐民先生八十年代以来，一直坚持鼓吹启蒙这样的大背景，这也是一个很动人的故事。陈先生生前，资先生跟他一唱一和，在我们这个社会大环境下并没有应该有的回响和回声，而在这个独唱中自己加进自己的一段曲子。那么，在陈先生去世以后，资先生跟我讲陈先生关于启蒙的论述被重视得不够，我说是的，几十年以前是救亡压倒启蒙，几十年以后现在是挣钱压倒了启蒙，谁还会在意启蒙吗？尤其是当今之时大国崛起、中国模式，我们需要启蒙别人。那么，资先生第一卷所有的文章是围绕着她感受到的艰难时势发出的危难的声音和陈先生的一唱一和。
  　　我希望未来的某一个年代，当我们很多代的孙辈们提起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他们还可以说那个时代还有一些不那么像野蛮人的人，我希望自己是其中一员。谢谢大家！
  　　　　
  　　资中筠：
  　　关于启蒙的方面我再说一下，这些年来我自己胡说八道都不记得都说过什么了，不过我确实是有这样一个感觉，我们是愧对先贤的，先贤们已经做过很多的工作，我们在这儿辨得没完没了，他们早就讲明白了，我有这样一个感觉。至于刘苏里先生，他绝对不会是野蛮人，因为他看过很多书。我对于他读书之多是非常敬佩的，他读书速度非常之快。
  　　　　
  　　梁文道：
  　　刚才资先生提到启蒙，刘先生也提到启蒙，启蒙很有意思，很多人都说我们已经告别启蒙了，西方八十年代很多人重新检讨启蒙种种，中国有一种趋势，中国总是在我们自己还没有完成启蒙过程的时候，就开始讨论很多“我们其实早就应该告别启蒙了”，其实资先生的书中常常会提到康德谈启蒙。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感时忧世》就是资先生对国家的种种问题坚持从启蒙的角度去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试图对我们今天有一些警醒和提醒。
  　　
•   资中筠是女士
•   野火不盡，薪盡火傳
•   党同伐异，，
•   坚持独立人格的启蒙者
•   我们的确愧对先贤
•   面对资先生，我们野蛮的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