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

出版时间：2009-10  出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  作者：张京华  页数：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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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为了促进我国国学研究的繁荣，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组织出版“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旨在鼓励海内外学者在国学领域的深入探索和研究。一、本丛书的资助出版范围以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章程为依据，围绕着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文化产生划时代影响的朱熹理学这一核心，进而探索唐宋以来中国南方的思想文化、政治社会、民生经济、宗教习俗等各领域的演变发展，以及深入研究在朱熹与闽学影响下的闽台及周边区域的历史、文化、社会状况，尤其注重对东南海洋带文化传承的探讨，对中国文化在这些区域的演进，进行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努力建构国学研究的东南风格。一、本丛书面向国际性、专门性研究的学术著作，本着百家争鸣、求同存异的原则，增进不同区域间的学术交流互动与中华文化认同。不同区域的学者各自遵循的学术规范和表述方式必然有所差异和区别，从充分尊重学术交往的立场出发，出版时尽量做到保持原著的面貌，原则上不做过多的更改与硬性的统一，相信读者能够正确地给予甄别和分辨。一、本丛书采用中文简体字出版，允许对书稿进行合乎丛书体例的调适和出版技术规范的处理。惟征引典籍的个别异体字、通假字以及习用专有名称等姑仍其旧；遇有错讹字予以订正，正字置于方括弧[]内。另须特别说明者，使用[编者按]予以注明。

内容概要

　　全书对19世纪30-40年代发表的古史辨派的重要学术论著，作有逐节的细致分析，以此为基础，展开若干专题研究。指出：以顾刚颉、钱玄同、童书业、杨宽等人为主体的“古史辨派”，经历了由实验主义到今文家言、由经学到史料学、再由史料学到神话学的衍变过程。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和“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说”，其着眼点为先秦两汉学术史问题，依循晚期今文经学康有为、崔适之说，重点坐实刘歆助莽篡汉及遍伪先秦典籍，特别是伪窜《周礼》和《左传》，从而将“古史辨派”的治学精神演绎为辨伪之学，将中国古代史学传统演绎为“造伪”与“辨伪”两大主线。这一结果改变了胡适所倡导的“假设”与“求证”两步走的实验主义原则，将假设直接判定为结论，最终导致了顾颉刚与胡适的学术分歧，也导致了顾颉刚与钱穆的学术分歧。古史辨派的潜在影响至今仍在。其思想主张不仅“对二千年之中国传统史学予以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影响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整体走向。

作者简介

张京华，男，北京市人，1962年生，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大学破格副教授，洛阳大学破格教授。现任湖南科技学院教授。著作有合著《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合主编《古史辨学说评价讨论集》、主编《疑古思潮回顾与前瞻》，专著《庄子哲学辨析》、《庄子注解》、《燕赵文化》及学术评论集《中国何来轴心时代》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主要研究方向为经学、诸子学及民国学术史。

书籍目录

序一／李学勤序二／郑光引言第一章 古史辨派的学术评价　第一节 《古史辨》辨名　第二节 “疑古派”辨析　第三节 对古史辨派的最初反响——以傅斯年为例　第四节 中华民国一件文字狱——戴季陶对顾颉刚的弹劾　第五节 “于古代的边际却算是摸着了一点——顾颉刚与郭沫若第二章 中国史学传统与“顾颉刚难题　第一节 “一些足以破解疑古思想的论述——关于古代书体书例的总结　第二节 “史之有体，犹国之有法——关于古代史官史职的追述　第三节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汉书·艺文志》义例申论　第四节 “不能以一部分之真证全部皆真——“顾颉刚难题”第三章 “层累说”与古史研究　第一节 顾颉刚与崔述的学术关联——兼论中曰两国疑古思想的相互影响　第二节 往复经史之间与前后两次史料学定位——顾颉刚与经学　第三节 “层累造成”还是“层累阐释——顾颉刚的民俗学研究　第四节 王亥史事与先商古史建设　第五节 “山川群神”与上古图腾的历史内涵　第六节 “绝地天通”与古史研究的三条途径第四章 顾颉刚的辨伪研究　第一节 将假设直接判定为结论的论证方法——《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第二节 从“层累造成说”到“神话分化说——《三皇考》、《夏史三论》与《中国上古史导论》　第三节 对中国史学传统的基本估计——《中国辨伪史略》第五章 顾颉刚与考古学　第一节 提出“层累说”与古史辨派创立时期　第二节 提出“战国秦汉造伪说”时期　第三节 新中国的学术定位及其最后遗憾第六章 古史辨派与现代学术走向　第一节 关于《老子》考辨的公案——梁启超、冯友兰、钱穆治学方向之一例　第二节 以“解喻”为史学之首要——李守常史学思想及其与古史辨派的关联　第三节 “缩短”“拉长”的两阶段预言——胡适与顾颉刚的学术异同　第四节 以“先秦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胡适、钱穆、梁启超的逐次复古观念余论 中国何来轴心时代?知见书目后记

章节摘录

李学勤并且提出，先秦学术史乃至这个中国古代的学术史，有重写的必要。以李学勤为代表的考古学、上古史、古文献学、古文字学综合研究，体现了近年来学术界的最新前沿和最新趋向。早在1904年前后，梁启超已提出各时代逐次复古的思想：第一步，复宋明之古；第二步，复汉唐之古；第三步，复西汉之古；第四步，复先秦之古。梁启超还提出，要“以复古为解放”和要“以先秦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复古”之意即恢复古代历史真相，亦即以考信重建中国古史。此后，胡适有“剥皮主义”之喻，钱穆有“高山下石”之喻，对梁启超予以支持。钱穆并且提出，“其实所谓以复古为解放者，至于晚清今文学派，尚未达到最后之一境。自今以往正该复先秦七国之古来解放西汉，再复东周春秋之古来解放七国，复西周之古来解放东周，复殷商之古来解放西周，复虞夏之古来解放殷商，溯源寻根，把中国从来的文化学术思想从头整理一过，给予一种较为新鲜而近真的认识。”钱穆预言：“或者因种种缘力，在最近五十年百年之间能达到此种期望，也未可知。”就在钱穆所预言的“五十年百年之间”，李学勤领导了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意图和目标是：“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有数的独立起源的古文明之一，绵延流传，从未中断，世所罕见。但是，我国古书记载的上古确切年代，只能上推到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开端——西周晚期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总目标，是制定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时期年表学年表。”此处所使用的“上推”一词，无疑正是胡适“拉长”的同义语，也正是梁启超“复古”与钱穆“溯源寻根”的同义语。八支持断代工程的，如宋健的文章。宋文《酬“断代工程”初遂》中没有提及顾颉刚，但提到了钱玄同：“有近代史学家自称为疑古派，索性改名为‘疑古’。”宋健的民族主义立场使人联想到了戴季陶。在被称为“中华民国一件文字狱”的顾颉刚编《本国史教科书》弹劾案中，戴季陶如此表示：“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如今说没有三皇、五帝，就是把全国人民团结为一体的要求解散了。

后记

研究古史辨派有一基本状况，就是自“辨伪”以来近90年，“有意之伪”或“无意之伪”越积越多，至于今日，观于天下，几于无所不伪。这一现实决定了古史辨派研究的无可争辩的必要性。“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智邪？人之不我行也。”“《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一方面是由结果逆推起因，而检核其方向之差；另一方面也由问题反省方法，而揣得山崩钟应之不虞。疑古的基本路径是今人假设古人造伪，然而考证尚未结束，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态可能已经发生了，就是造伪的假设首先是启发了造伪的运用。于此便生一问：假如古人并未造伪，那么今人将何以自解。鲁句践已闻荆轲之刺秦王也，日：“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不佞读书，原仅就先秦诸子产生兴趣，而疑古辨伪问题乃是诸子学研究的先决条件，不得已自1998年9月筹划召开20世纪疑古思潮回顾学术研讨会，陆续撰文讨论，于今十年有余。古史辨派问题关涉极为广泛，上端肇民族文化之源，下端包民国学术之盛，恐怕直到将来很长时间都将是一难作结论的话题。并且有关顾颉刚先生的著述数量繁多，特别是其全集正在整理之中，尚未出版，而不佞又偏居小邑，部分已出版的重要资料以及民国报刊、公私收藏等，均不易看到。其已见文献，或因所论问题侧重有别，或因所见版本前后不同，往往重出，而颇不便删改。又加不佞学力有限，故尔文中未安之处，所在多有，学者观其大意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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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之作，少有人理解，然与真理为邻，不孤独。其“德不孤，必有邻”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