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

出版时间：2008.9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张广达  页数：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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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衷心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刊行我的文集三种。在表示感谢的同时，我想利用这一机会，对我的学习经历和文集内容略作说明。    我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但在1957年教员资格被取消。1970年代末恢复教职后，我的教学和研究领域是隋唐五代史、中亚中古史、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与文物、中外文化交流史。    种种际遇使我较早接触了中亚史地和中外文化交流两个领域，从1950到1970年代，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我和父亲张锡彤先生利用运动的间隙，一起翻译俄国学者巴托尔德（V．V．Ba

内容概要

在作者看来，20世纪大量新出土中古中国时期的文本和图像材料，如果把它们放在亚洲的范围，进而放在世界的范围内考察，那么，隋唐时期呈现的中国文化面貌，显而易见，是多种文化融合的结果，对之进行考察的视阈既不能限于长安洛阳，也不能限于以安西四镇为重点的西域。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的多元，而非思想的一统，成就了唐代的辉煌。渊源于西亚北非的摩尼教文本残片和来自西亚的祆教性质的图像等大量新材料的出土，正是对这种开放性和多元化文明的细节表述。本辑所收文章是一些个案研究，用意在于追寻中古时代欧亚之间的内陆交通往来，并探讨中古中国与外部世界在物质生活和思想观念等不同层次上的交互影响。

作者简介

张广达，1931年5月生于河北青县。1953年夏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1983—1989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89年6月后常住法国，先后在法国、瑞士、美国、日本等国学术机构和大学兼职。1989年8月法国亚洲学会授予荣誉会员，1993—1994学年度法兰西学院国际讲席教授，1999—2002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访问三年，2003年1月，法国巴黎高等实验学院语言学部授予荣誉历史学博士学位。2008年7月1日，作者当选第27届“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 主要研究方向：唐末五代到宋初的社会变革；唐代西域的文化汇聚；中世纪欧亚内陆的文化交流；百年来中、日、德、法、俄诸国的汉学家与东方学。

书籍目录

总序文化交流　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　唐代的豹猎——文化传播的一个实例　唐代长安的波斯人和粟特人——他们各方面的活动    附：粟特    附：萨珊朝波斯    附：昭武九姓　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几姓　唐代的中外文化汇聚和晚清的．中眄文化冲突　内陆交通和海上往来　古代欧亚的内陆交通——兼论山脉、沙漠、绿洲对东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附：拂菻国　海舶来天方　丝路通大食——中国与阿拉们世界的历史联系的回顾    附：大食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中译本序言　刘郁《西使记》不明地理考信仰传播书评

章节摘录

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    隋（581-618年）、唐（618-907年）两朝号称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两朝的典章制度渊源于魏晋南北朝，并在隋唐大一统的局面之下得到显著的发展。唐中叶（755年）前后，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相继发生变化，但物质文化生活依然繁荣兴盛。如果人们进而在空间上着眼于整个东亚地区，在时间上着眼于稍后的五代和宋朝，那么就可以看到，6世纪末到13世纪，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显著发展的阶段，而且也是中国对周边地区和国家发生深远影响的时期。在这段历史时期内，隋唐律令格式以及从中演变而来的一整套典章制度，经过汉地五六百年消化吸收而发展起来的佛教诸宗和宋代理学，以汉字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影响到当时的许多民族。东亚文明之所以被称为东亚文明，应当说其主要特征是在这段时期内形成的。    在隋唐盛世，中原文明的特征之一是它与周围地区，特别是与西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隋唐上承汉魏以来的文化传统和南北朝以来的社会发展趋势，既善于归纳前期中国文化的成果，又善于在大一统的局面下博采外来文化的长处，故能成就其文化昌盛的伟绩。在隋唐时期，多种文化交流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当时，珍禽、怪兽、奇花、异草、香料、药石、珠宝、金银、玻璃器皿、织物、矿产品等海外珍奇纷纷传来。佛教盛行，袄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也先后传布中土。西亚伊朗、中亚昭武九姓（粟特）也把富有特色的文明，特别是音乐、舞蹈、绘画等源源传入中原，使隋唐时期的长安、洛阳以及另外一些大城市纷纷呈现出国际性的风貌。还应指出，在隋唐五代时期，许多蕃将身居要职，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蕃兵蕃将来自许多民族，特别是来自西北地区的各民族。他们把本民族的风俗习惯传播到中原地区，使南北朝以来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原历史的局面得以延续。这一情况已为人所熟知，无需多叙。因此，本文标题虽叫作“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但内容将不涉及人们熟知的许多事实，而只粗略考察这一交流过程的某些侧面。即便如此，笔者自知这一课题也超出了笔者的学力，然愿略陈所见，求教于读者。    人们在考察隋唐时期西域的多种文明交流情况时得到的突出印象是，这里受着中原文明的强烈影响，同时又向中原输送来自印度、西亚、中亚的宗教、艺术和某些科学技艺。    中原文明对西域的影响可以上溯到两汉、西晋、五凉。吐鲁番吐峪沟地区出土的公元296年（西晋元康六年）之竺法护、聂承远等人所译《诸佛要集经》一叶，表明汉地佛经的西传。。罗布泊地区所出晋简和东晋成和年间（326-334年）前凉西域长史李柏致焉耆王书简草稿，反映着当时中原对西域的政治影响。公元327年，前凉张骏在吐鲁番始置高昌郡。，以后经历了前秦苻氏、后凉吕氏、西凉李氏、北凉沮渠氏，高昌一直为凉州属郡。此后在阚、张、马、麴氏于高昌称王时期，“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近年由唐长孺先生主持整理的前凉以来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为说明中原与西域的密切关系提供了大批珍贵的原始史料。在唐代，中央王朝的政令及于安西四镇地区，文化影响更甚于前此时期。例如，史籍记载封常清的“外祖犯罪流安西（今库车）效力，守胡城南门．颇读书，每坐常清于城门楼上，教其读书，多所历览”。更为典型的例证是哥舒翰的情况：翰父原是突骑施哥舒部落的后裔，母乃于阗王家尉迟氏之女，世居安西，“翰好读《左氏春秋》及《汉书》”，成为深深汉化的一名蕃将。有趣的是，20世纪初安西（今库车）的库木吐拉出土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汉书·张良传》写本残片，皆为唐代抄本。1969年吐鲁番阿斯塔那363号墓发现《论语郑氏注》写本，写本题记作“景龙四年（710年）三月一日私学生卜天寿口”，“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义学生卜天寿，年十二，状口”。本世纪初，日本人在吐鲁番的吐峪沟也获得过《论语郑氏注》残叶。看来，在高昌和在敦煌一样，郑注《论语》为莘莘学子所讽诵。由此可见，这些残存至今的汉籍写本可以说是上引史文的实物证明。    727年到达安西的慧超留下了《往五天竺国传》，今存敦煌残写本“；751年前不久杜环经行碎叶，今存《经行记》辑本；788－789年停留安西的悟空也有行纪存世。从这些记载来看，在8世纪末叶以前，当时西域存在不少汉僧汉寺。就汉寺而言，安西有大云寺、龙兴寺、莲花寺等，碎叶及疏勒有大云寺，于阗、北庭、高昌有龙兴寺。此外，于阗东北丹丹乌里克有护国寺，于阗以北的麻扎塔格也有汉寺。另据伯希和编号P．2889号敦煌写卷《须摩提长者经》，于阗还有敕建开元寺，该残卷卷首题有“于阗开元寺一切经”，纸背有于阗文15行，可为证。如所周知，则天武后曾于690年（天授元年）下令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至738年（开元二十六年）并改为开元寺；705年，中宗复辟，命天下诸州各置一“大唐中兴寺、观”，后寺改名龙兴寺。由此可见，大云寺、龙兴寺、开元寺均为国立寺院，这些寺院的存在表示唐朝依然在西域保持着某种权威。这些寺院成为蕃汉僧人活动的基地，不时进行着共同译经的活动。

编辑推荐

《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编辑推荐：自1900，1991年起，在我国大西北地区的敦煌障塞故址和塔里木盆地边缘上的绿洲废墟，次第发现了汉晋时代以来的简牍、胡语文书和带有图像的文物……人们在考释简牍内容和检阅传世文献的过程中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简牍的词句虽然简略，但是经过和文献记载互勘、互证、互补，可以阐发简牍和文献记载的丰富内涵和某些若明若暗的细节。不仅如此，作为一种出土史料，简牍显然比书本记载更多反映历史情状，古代生活中的不少情节端赖出土简牍而再呈现。至于胡语文书和图像文物的作用更是如此，许多历史时空中已经失落的文明篇章或湮没不彰的情节借此而得重显于世……学术研究从此受到文本、胡语文书、图像文物等大量新材料的推动，气象日新月异。

用户评论 (总计5条)

•   到手以后，很快就看了，精彩。
•   广西师大一次性出版张广达先生的这几本作品实乃不易，嘉惠后学~
•   大师写的书，值得拥有，仔细读。
•   张老的书,每一部都是经典.
•   视野开阔，功力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