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童怀周”到审江青

出版时间：2004-01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作者：汪文风  页数：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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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是作者的一段特殊经历的记录。1976年清明节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四五”运动使《天安门革命诗抄》广为传播，也使“童怀周”的名字响遍全国。因此，他受到“四人帮”的追查。粉碎“四人帮”　　后，他又因此成了中纪委委员，任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办公室副主任兼审讯组长。历史责任感使他拿起笔来记录下这一段经历，记录下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为历史留下了一段珍贵的史料。

作者简介

　　作者是“童怀周”小组成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中央纪委委员，任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简称“两案”）办公室副主任兼审讯组长

书籍目录

目录前言一、我被选入中央纪委工作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一个汉语教研室主任，突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纪委委员／对此院党委不知情，本人也不知道。这个当选者就是汪文风／ 在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时任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错把汪文风念成江文风／邓颖超会后把汪文风留下谈话／二、十年的周旋“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种种是非颠倒的现象／江青等人开钢铁工厂、帽子工厂，任意上纲上线扣帽子，其目的就是整人。这是江青集团的重大罪行／1969年7月，周恩来总理五次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清晨，天还未亮，周总理就让人打着手电筒看大字林周总理逝世后，当“四人帮”阻挠人们悼念周总理时，沉寂的火山爆发了／“四五”运动被镇压下去后，“四人帮”在全国追查参加者／纪念民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逼近了，汪文风等人把隐藏的天安门诗词挖掘出来，油印了近二百份，题目为《天安门革命诗抄》／写诗的人、选诗编诗的人很多，他们起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一“童怀周”／三、着手审理“两案”重新审理“两案”的任务交给了重新组建的中纪委／王鹤寿、张启龙等老革命家的俭朴生活，使汪文风很受感动／汪文风、刘丽英共同与康生的原沙书谈完话后，这个人意畏畏缩缩地不肯离去／王鹤寿、胡耀邦反对“两个凡是”，力主实事求是，不论涉及到哪一级、哪一个人，都应该尽量查清／四、了解主要对象江青一方面摆出夫人的谱儿，端着架子，显现出她是何等的重要，甚至骂人、训人，另一方面她也说一些软话，乞求询问不要追得太紧，松一松“绑”／江青竞几次低声下气地提出：“你们打狗么，也要看看主人嘛广／公审江青时，审判长在宣判：“江青，判处死刑……”时停顿了一下，把她吓瘫了，而当审判长继续宣判：“缓期执行二年，以观后效”时，她松了一口气，又跳了起来／表面上看，公审张春桥时，他一言不发，实际上，在审讯他时，他是交待过重大问题的／姚文元把他们犯的罪行，都推到毛泽东身上／王洪文竭力表现出“悔过自新”的样子／毛远新自己得出了结论：“文化大革命错了，完全错了，彻底错了。”／五、江青其人其事江青在被隔离审查中，很注意自己的仪表。她的头发是又黑又亮的，很多，很浓，完全不是外面所流传的说她是个秃子，戴的是假发／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害了无数人，迫害中甚至搞私刑拷打。但我们党在审查江青等人时，却对他们采取了人道主义态度。我们当时给他们定的伙食费标准是每月30元／江青说她所以要吃好养好，为的是跟我们进行斗争／我们每次对江青询问，她都要穿上干净的衣服／我们每次找江青谈话，她都显得高傲而不失礼的样子，然后就是在问答中大发雷霆，骂人训人／江青最恨女战士李红，因为二十来岁的李红训过她／六、江青及其同伙们王洪文什么理论基础都没有，说不清什么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什么叫作修正主义／姚文元把自己打扮成是一个完全被动的人物。后来，姚文元才说自己“罪行严重”／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的麾下有两个打手／一个打手大叫“冤枉”／七、林、江从合伙到分裂吴法宪跟江青那些人还是有所不同的。他对“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干部、群众遭到陷害还是有所痛心的／林、江勾结，大体上去始于1966年2月／九大选举时，黄永胜、吴法究暗中串连一些人不投江青集团某些头面人物的票，康生大怒，要查票。这是林。江两个集团分裂的开始／陈伯达脱离江青集团，投靠了林彪／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的面目大暴露／八、诬陷周恩来的罪恶活动1973年周总理与基辛格会谈后，有两个小人物到毛泽东那里去说毁周总理／江青想趁机整倒周总理／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上，江青还没搞清楚要批周总理什么问题就不可一世，申斥起来，急得一个“小人物”悄悄拉了她一把，说你把问题弄反了／毛泽东后来说：“是这两个小娘儿们，把总理、叶帅整得好苦，话也不敢说了。”／九、实事求是落实政策邓小平等领导人亲自领导。过问了对江青集团案件的审理／为了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中纪委选了一个可以建议不交司法机关起诉判刑的典型——一谢静宜／对“四人帮”，王鹤寿主张，要按照“一个不杀”的方针来处理／‘两案”主犯一个也没有建议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十、中流砥柱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陈毅、谭震林等众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江青曾经咒骂周总理，说他是“老保”／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左”的错误和对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只能在维护毛主席的思想体系，以抵制、减轻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和林、江反革命集团的危害的范围内来进行。只有这样，才符合党的利益。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后记

章节摘录

　　十年的周旋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是1964年秋才建校招生的，院址在北京东郊的定福庄。　　我是1965年底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调到二外院工作的。当时的本科学生加上干训部学员还不到一千名。　　1966年新学期一开始，虽然还在上课，但领导班子的精力都放在搞“文化大革命”上了。校领导发动学生批判二月提纲；学习“五·一六通知”，批判“反动路线”；看“有问题的电影”，批判“反动电影”。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人心惶惶，莫衷一是。究竟谁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谁也说不清楚。　　康生、曹轶欧伙同北京大学聂元梓搞出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大字报”一出笼，又传说毛主席批判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大家似乎　　知道点情况了，但终究还是不明白事情的真相。《人民日报》的文章是针对宋硕、陆平、彭佩云的，还针对谁，大家还是不明白。　　在第二外国语学院，从怀疑院党委是黑帮党委，到“向夺权者开火”的大字报，从保卫院党委的游行示威，到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派了一位副主任来，宣布院党委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黑帮”，“政治部、教务部、院务部是反革命司令部”。很短时间内，就举行了几次彻夜的批判大会，揪出了一大批院、系、教研室的领导，把他们定为“黑帮分子”。这样，全院很快就分成了两大派。　　从1969年7月24日到29日，周恩来总理五次来到第二外国语学院。他来时，总是清晨天还未亮，就让人打着手电筒看大字报；他在辩论会上，听取各种不同的发言；他在学生食堂吃饭，把菜场都喝个精光，还交了伙食费。最后一天，他讲了话，说“只要革命，就有前途”；“你们大家要团结起来”；“是他（点那位外办副主任的名）把你们带错了路”；“至于你们学院的领导干部嘛，你们大家来看吧”。至此，二外院已经逐渐平息下来。但紧接着，江青来到了二外院隔壁的广播学院，宣称那里的党委是坏的，工作组长也是坏人。戚本禹抵达离二外院只有两站公共汽车路程的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东郊分院，找群众组织的头头谈了话。东郊分院很快又重新乱了起来。　　“文化大革命”中外事口的运动，指向了陈毅同志。但是，周总理却一直坚持说：对陈毅同志要批评，要帮助，要支持他的外交工作。陈伯达、江青、王力、戚本禹都先后出马，要打倒陈老总。他们煽动一些人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说不打倒陈老总誓不罢休。他们纵容姚登山夺了陈毅同志负责的外交部大权。从这个时候开始，上面的斗争，逐渐显出眉目来了，真正形成了“站队”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到处揪斗“走资派”，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个恶行。这一恶行影响所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二外院西边，有个商业小区，小区有个猪肉案桌，一个组长，两个组员，总共三个人。有的人，往往把好……　　　　前言　　在这本书出版发行之际，我首先要对原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具体主持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审理领导小组工作的王鹤寿同志，表示深切的怀念。他以年近九十的高龄，还逐章逐段、逐句逐字地对我写的这本书稿进行审阅修改，提出意见，并在文末批上：“是一部很好的记录。”　　我还要感谢原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领导过一段“两案”审理工作的曹瑛同志。他没有看到这本书就辞世了，但他生前说：“汪文风，你一定要把‘四人帮’这段历史写出来。否则，你就辜负了党、人民、中央纪委对你的培养。” 书出来了，我不知道能不能安慰两位老人家的在天之灵。　　王鹤寿、曹瑛同志都是1925年前后入党的共产党员，对党、对中国人民，有深厚的感情。为谋取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他们投入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鹤寿同志六次被捕、坐牢，遭受国民党的酷刑；曹瑛同志长期被敌人关押在南京监狱，后来是在周恩来同志的大力营救下，才同陶铸同志一起出狱的。他们有经过千锤百炼的挣挣铁骨，有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的红心。可是，这两位九死一生，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斗争中幸存下来的老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受到了江青、康生的陷害，都住进了监狱。在“四人帮”垮台以后，又是他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与他们的战友黄火青、黄玉昆、张启龙等一起，具体主持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党内审理工作。他们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政策，把打击面缩小到最小限度，把教育面扩大到最大范围。这难道不是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大公无私的光辉形象吗！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靠挑拨离间，制造谣言，做出了美蒋特务机关处心积虑都做不到的罪恶事情。但是，他们要摧垮我们党、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却没有达到。同志，要警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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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清明节悼念周总理，逐渐发展成一场自发的反四人帮群众运动，“四五”运动使《天安门诗抄》广为传播，也使一个诗人组成的“童怀周”小组名字响彻全国。本书作者汪文风是“四五”天安门运动“童怀周”小组主要成员，他曾因这个身份遭受到“四人帮”的追查迫害，后又成为对四人帮审讯组的组长，可见与当日　　政治关系之亲密。二十五年之后，作者以当日所精心记录的原材料和作者的本人的回忆撰成此书。由于作者的　　独特身份，不仅是经历文革后期政治转折的见证人，更是“黎明之前最为黑暗时刻”的身受者和参与者，从个人视角叙述文革末期种种政治斗争，并参于以大量历史远材料，不仅使本书相当可读，也更使本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